永昌县图书馆

第一编 历史纪实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等部共21800人，在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下，11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永昌。11月23日在永昌建立河西走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13个村级苏维埃政权。12月27日夜，红西路军将士为执行新任务，撤离永昌继续西征。本编主要辑存西路军奉命西征、创建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传播救国救民真理、当地群众救护红军伤病员，营救、掩护红军失散人员；马敌残害红军战士的罪恶等史实。
  第一章 奉命西征的红色军团
  中革军委发布《十月作战纲领》，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不断向关内增兵，并在绥远东部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完全占领华北，在日军步步紧逼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8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绥东的进攻，遭到绥远军民的抵抗。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再次响应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向蒋介石提出率部开赴绥远前线抗日的要求。
  国民党蒋介石仍坚持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调集大军向西北增援，急于消灭红军。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已严重威胁到蒋介石统治集团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因而出现了争取国民党统治集团参加抗日的可能。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斗争方针。在会宁会师前，党中央于8月25日致书国民党中央，再次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建议两党互派代表谈判，实现国共合作。9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确定争取包括蒋介石中央军在内的国民党各派参加抗日，时局正在剧烈变化中。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鉴于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10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关于提早攻宁问题，请你提出意见。”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提出：“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在中卫地段渡河，则以早渡为妙，对南敌可采取钳制手段。”10月3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复电中央，亦认为：“恐敌已知我们的企图，因此，目前应作行动方针，争取在靖远附近于结冰前渡河，尽量避免决战，万不得已时可作部分决战。”“四方面军于10月10日到会宁、界石铺一带，可准备一个军强渡黄河”。10月5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徐、陈：①“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
  由于蒋介石正组织“通渭会战”，张学良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希望“朱张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汇合，执行宁夏战役”。10月10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即向靖远进，协同打拉池七十三师部署渡河。”国民党之何柱国骑兵军位于海原、李旺堡地区；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位于固原、平凉、隆德地区；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位于兰州、定西地区。因红军已同东北军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双方处于休战状态。蒋介石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调动部队向西北集结，解决西北危机。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由长沙回开，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的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命令马步芳、马步青调兵沿黄河西岸修筑碉堡，堵击红军渡河。敌各部队在西北“剿匪”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统一指挥下，准备立即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企图阻击红军过河，打乱宁夏战役计划，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渭水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和既定战略目的，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①。具体部署：
  十月作战纲领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此。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静（宁）隆（德）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边）盐（池）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分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
  同日，党中央还决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一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
  方面军总指挥部确定，以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四方面军完成造船任务，中央特令红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并挑选木匠等技术人员，送往三十军驻地。造船任务，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负责组织实施。
  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十月作战纲领》，对全军作出具体行动部署：“我军以控制西南大路二十日前在我手中，以运动防御手段尽量迟滞敌人前进，相机消灭敌人之一部为目的。”对四方面军的要求：“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疾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面活动，以三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主力位于定西线，以一部由贡马井、冯家堡向兰州、定西活动。五军、三十一军在界石铺、通渭、马营、宁远店之线钳制前进之敌。如渡河不成，则应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集中九、三十一两军对前进之胡敌为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之一部，争取时间。”
  四方面军总部奉命率第三十军、九军、五军西渡黄河①
  10月18日，朱德、张国焘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三十军电谓：三十晚即可偷渡。”10月19日，毛、周复电：“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只船开始渡河为宜”’、“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朱绍良命令敌第一、第三、第三十七军等部，于10月21日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10月22日，蒋介石飞临西安督战，逼迫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敌军恃其优势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红军四军、五军、三十一军等部，于界石铺、通渭、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等地进行顽强抗击。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与敌人多次展开肉搏，战斗极为激烈。
  10月22日，敌第三十七军攻占华家岭等地；10月23日，又进占会宁县城；敌第一、第三两军，也分别占领了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但敌人死伤惨重，哀叹：“受伤官兵，横抛山野，呻吟呼号，坐以待亡，殊觉惨痛。”红军顽强阻击敌人，亦蒙受巨大损失。华家岭战斗中，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不幸牺牲。五军撤至会宁附近，又遭敌机猛烈轰炸，伤亡800余人，损失达四分之一。
  三十军已造船16只，徐、陈于10月22日报告朱、张，决定于23日渡河。10月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但因水情不熟，偷渡未成。红军总部下令24日继续渡河。10月24日，朱、张在打拉池同彭德怀、徐海东会面。朱、张电告中央军委：“关于根据地新任务由彭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之方案。”同日，毛、周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商量，“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以暂不渡为宜，尔后北进至海靖线防御”。24日晚，三十军从靖远南十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抱口）渡河成功，揭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全军上下群情振奋。
  10月2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既已渡河，（将）集中兰州一部与（于）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
  乙、已提出部署意见如下：
  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扰击会宁之敌。
  2、二方面军应逐渐向沛甘池抗退一部敌六营、七营以北。
  3、一方面军主力仍集中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
  4、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
  朱、张、彭同日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高度评价三十军的渡
  河行动，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部署。电称：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
  一、四方面军部署，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分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从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东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渡河。
  由于战局的迅速变化，10月25日，毛、周、致电朱、张、彭及贺、任、徐、陈：“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三十军已渡河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提出：“以九军以外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河弯曲处大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破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10月26日一时半，毛、周电示朱、张、彭：“甲、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抢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10月27日，朱、张致电徐、陈并报毛、周：“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意击破南敌、停止追击。各部应遵循这一指示执行。”“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为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10月28日，朱、张又致电毛、周并徐、陈，同意前方提议“三十一军即跟三十军、九军后面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10月30日，毛、周又根据彭德怀的建议，电令三十一军暂不西渡。“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令部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并令：“九军、三十军暂控（三）眼井堡、大卢塘、三塘驿、五佛寺待机。”敌关麟征师向北突击至靖远附近，朱、张随即电令三十一军经打拉池向麻春堡东进，令看守船只及警戒渡口的第五军、随船下开到河西的三角城附近待命。
  1936年10月25日至30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指挥部总司令的命令，陆续指挥部队西渡黄河，共渡过21800余人。其中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共六个团，九军辖第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六个团，五军辖十三、十五两个师共四个团，另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组成西路军，执行新任务
  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在麻春堡、官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歼胡宗南部未果，而敌人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割断。11月8日，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没有执行的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要求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党中央和军委在《作战新计划》中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1月11日①，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11月11日晚，毛、周致电徐、陈征求意见，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的执行，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与西路军暂时隔离着，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西路军有把握完成西进新疆的任务。
  11月12日，徐、陈致电军委和红军总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大有办法。现实即不可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功（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后击敌。以一军占领永昌、大靖。我第二步如受敌压迫时，即主力拟进甘州，并准备接新蒙和远方。”还提出：“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迅速具体部署，以免丧失时机，最好请国际与我们直接发生联系，并在新（疆）蒙（古）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
  11月13日，党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已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1月15日，军委电示徐、陈，“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西路军领导机构成立后，即在各级干部和战士中层层召开动员会。在“打通国际线路，”“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口号鼓舞下，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在重重困难之中，将西进河西走廊当做党中央交给自己的光荣战斗任务。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织序列①
  主席 陈昌浩
  副主席 徐向前
  常委 陈昌浩 徐向前 曾传六 李特 李卓然
  委员 熊国炳 杨克明 王树声 李先念 陈海松 郑义斋
  西路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 徐向前
  总政委 陈昌浩
  副总指挥 王树声
  参谋长 李特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司令部
  第一局（作战）
  局长 郭天民
  作战科 长潘同（又名潘柏南，后叛变）
  科长 吕黎平
  第二局（缺）
  第三局（通讯）
  局长 宋侃夫
  通讯科科长 宋英武（牺牲）
  第四局（侦察）
  局长 杜义德 欧阳毅（后）
  第五局（政治保卫）
  局长 曾传六
  保卫科科长 袁立夫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张琴秋
  组织科科长 刘鹤孔
  统计科科长 辛元林
  青年科科长 姜启华（牺牲）
  宣传部
  部长 刘瑞龙
  宣传科科长 李春生（牺牲）
  前进剧团
  团长 周汝功（牺牲）
  政治委员 易云均（易维精牺牲）
  教导员 廖赤健（见）（牺牲）
  地方工作部
  部长 吴永康（牺牲）
  敌工部
  部长 曾日三（牺牲）
  军人部
  部长 黄火青
  供给部
  部长 郑义斋（牺牲）
  财务科长 廖静民
  出纳科科长 萧永刚（牺牲）
  粮秣处处长 李世品
  军需处处长 吴先恩
  制造处处长 李繁山
  事务处处长 肖朝刚
  供给部辖被服厂、兵工厂（造子弹、手榴弹、枪支修理）、造币（银元、铜钱、布币）、石印厂和造船厂等。
  卫生部
  部长 苏井观
  政治委员 徐立清
  总部医院
  院长 苏井观（兼）
  政治委员 徐立清（兼）
  总部医院设一、二、三所。
  第五军
  军长 董振堂（牺牲） 孙玉清（后，牺牲）
  政治委员 黄超
  参谋长 李屏仁（牺牲） 毕占云（后）
  政治部主任 杨克明（原名陶正，牺牲） 谢良（后）
  供给部
  部长 傅兰荪（牺牲） 彭嘉庆（后）
  政治委员 彭嘉庆
  民运部
  部长 盛茂吾（牺牲）
  青年科科长 金生 王维林（后）
  卫生部
  部长 陈春甫（牺牲）
  第五军辖2个师、6个团，共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第十三师
  师长 李连祥 叶崇本（后，牺牲）
  政治委员 朱金畅（牺牲）
  参谋长 刘培基（牺牲）
  第三十七团
  团长 李连祥（兼，牺牲） 饶子健（后）
  政治委员 谢良（兼） 陈道贵（后） 何志余（后，牺牲）
  参谋长 孟益元
  政治处主任 钟烈彬
  第三十九团
  团长 吴代朝（牺牲）
  政治委员 朱金畅
  参谋长 饶子健
  政治处主任苏 光明
  第十五师
  师长 郭锡山
  政治委员 谢良
  第四十三团
  团长 万汉江（牺牲）
  政治委员 何志余 赵杰（后）
  参谋长 严凤才（牺牲）
  第四十五团
  团长 叶崇本（兼，牺牲）
  政治委员 张力雄
  参谋长 刘培基（兼，牺牲）
  政治处主任 罗定祥
  特务团
  团长 徐志贞（牺牲）
  骑兵团（在山丹组建，200余人）
  团长 吕仁礼
  随营学校
  政治委员 张荣
  第九军
  军长 孙玉清（牺牲） 王树声（后，兼）
  政委 陈海松（牺牲）
  参谋长 陈伯稚（牺牲） 李聚奎（后）
  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徐太先（后）
  参谋处
  作战科科长 李国新（后）
  通讯科科长 徐仕贵
  情报侦察科科长 王少清（牺牲）
  统计科科长 黄福瑞
  管理科科长 郑行
  办公室主任 郑仲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朱潘（盘）显 余趾林（后，牺牲）
  宣传部
  部长 方强
  民运部
  部长 刘毅
  地方工作科科长 刘福才
  敌工部
  部长 姜焕煦（牺牲） 黄思彦（后，牺牲）
  军人部
  部长 江烦相
  保卫分局
  局长 陈宜贵
  初级军事审判长 刘登银
  供给部
  总务处处长 吴辉佳
  卫生部
  部长 单成猛
  政治委员 董贤应
  第九军辖2个师、7个团，另辖教导师、骑兵师，共计7000余人，枪2500枚，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第二十五师
  师长
  王海清（牺牲） 李太国（又名李明）（后）
  政治委员 杨朝礼（牺牲）
  第七十三团
  团长 张达善（牺牲） 潘友清（后，牺牲） 孙汉言（后，牺牲）
  政治委员（缺）
  第七十四团
  团长 杨业华（牺牲）
  政治委员（缺）
  第七十五团
  团长 陈立义（牺牲）
  政治委员 张荣福（牺牲）
  参谋长 吕杰（牺牲）
  第二十七师
  师长 陈家柱（牺牲） 刘理运（后，牺牲） 王学礼（后）
  政治委员 李德明（牺牲） 易汉文（后，牺牲） 陈修坤（后）
  参谋长 姜振海（牺牲）
  政治部主任 夏祖盛
  经理处
  处长 刘本国
  政治委员 崔征剑
  卫生部
  主任 杨绍清
  卫生队长 黄耀瑞
  第七十六团
  团长（缺）
  政治委员（缺）
  第八十团
  团长（缺）
  政治委员（缺）
  第八十一团
  团长 肖永继（牺牲） 张道庸（陶勇）（后）
  政治委员 李有庆（牺牲） 吴辉庭（后）
  第二十六师（1936年冬撤销）
  师长 刘理运（牺牲）
  政治委员 杨朝礼（牺牲）
  特务团（原二十六师改编）
  团长 （待查）
  政治委员 李三金（牺牲）
  经理处处长 叶志谋
  政治委员 梅春山
  卫生队队长 赵家保
  指导员 胡孟万
  教导师（1936年11月番号撤销）
  师长 张道庸
  政治委员 易汉文
  政治部主任 李有庆（牺牲）
  骑兵团团长 黄高宏（牺牲）
  骑兵师（1937年2月，总部重建骑兵师，归九军指挥）
  师长 杜义德
  政治委员 刘庆南
  参谋长 李彩云（牺牲）
  作战科科长 李新国
  第三十军
  军长 程世才（代）
  副军长 程世才
  政治委员 李先念
  参谋长 黄鹄显（又名黄贵显）
  政治部主任 李天焕
  司令部
  一科科长 张子英
  二科科长 郑志章
  三科科长 周明松
  四科科长 黄述生（牺牲）
  保卫局局长 李树芳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张卿云 俞华荣（又名俞同金）（后，牺牲）
  组织科长 吕新发
  宣传部
  部长 向前发
  宣传科长 汪小川
  副科长 刘鹤孔
  地方工作部
  部长 汪乃荣
  总务处处长 孙光寿
  供给部
  部长明华杨 袁文波（后）
  政治委员 袁文波
  军械科科长 汪光恩（牺牲）
  出纳科科长 阮成怀（牺牲）
  粮秣科科长 肖永正
  被服科科长 汪如意
  卫生部
  部长 俞荣华
  政治委员 俞荣华
  医院院长 徐其新（兴）（牺牲）
  第三十军辖二个师、六个团，共计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第八十八师
  师长 熊厚发（牺牲）
  政治委员 郑维山
  参谋长 熊得臣 饶子健（后）
  政治部主任 徐太先 张子英（后，牺牲） 张卿云（后，牺牲）
  参谋处
  一股股长 董家良
  二股股长 余志松
  三股股长 董兴仕
  四股股长 叶志昌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董宏图
  供给部 屠启发
  政治委员 叶永松
  第二六三团
  团长 熊发庆（牺牲）
  政治委员 钟行忠（牺牲）
  政治处主任 潘太均 邹功壂（后，牺牲） 钟立彬（后，牺牲）
  第二六五团
  团长 邹丰明（牺牲）
  政治委员 黄英祥（牺牲）
  政治处主任 徐其坤（牺牲） 方忠家（后，牺牲） 鲁嘉焱（后，牺牲）
  第二六八团
  团长 杨秀坤
  政治委员 徐金树（牺牲） 万汉江（后，牺牲） 刘庆雨（后）
  参谋长 饶子健
  政治处主任 吕新发 邹开盛（后）
  供给处处长 吴荣庆
  八十九师
  师长 邵烈坤（在敌西安狱中殉难）
  副师长 杨秀坤
  政治委员 张文德（牺牲）
  参谋长 刘雄武（牺牲）
  政治部主任 裴寿月
  参谋处
  一股股长 林大生
  二股股长 董山溢
  三股股长 周良银
  四股股长 严义文
  政治部
  组织部
  部长 方保元
  第二六四团
  团长 周明松
  副团长 黄建中（牺牲）
  政治委员（缺）
  第二六七团
  团长 张明伦 潘传品（后）
  政治委员 方华姚运良（后） 刘鹤孔（后） 陈智材（后，牺牲）
  政治处主任 罗登元 冯伦奎（后，牺牲） 冷如光（后） 江求浩（后，牺牲）
  第二六九团
  团长 徐广紫（梓） （牺牲）
  政治委员 朱德仕（牺牲） 周明松（后，牺牲）
  政治处主任（缺）
  总部直属各部
  少年先锋团
  团长 叶代贵（叶明）
  政治委员 刘建伦（牺牲）
  参谋长 余信会（牺牲）
  政治部主任 贺传吉
  辖三个连，共计500余人。
  妇女独立团（抗日先锋团）
  团长 王泉媛
  副团长 赵明英 刘伯兴（后）
  政治委员 吴富莲
  参谋长 彭玉茹
  政治处主任 华全双
  参谋 方振远
  秘书 李开芬
  辖三个营、九个连，共计1300余人。
  教导团
  团长 朱良才（兼） 甘炎林（后） 陈世道（后，牺牲）
  政治委员 朱良才
  参谋长 李强
  政治处主任 徐一新
  辖5个连，共500余人。
  特务团（缺）
  回民支队
  司令 马良骏
  副司令 马有明（牺牲）
  参谋长 徐明山（后）
  回民支队共计200余人。
  骑兵师
  师长 董俊彦（牺牲）
  政治委员 秦道贤（牺牲）
  参谋长 熊德臣
  政治部主任 李庆雍（牺牲）
  骑兵师辖第一、二、三团，共计200人马，枪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全军共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向远方（苏联）挺进，争取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到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
  要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关键在于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否则，我前临日军、蒙伪军和蒋介石的重兵压迫，后受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钳制，对日作战开始后，势必处于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要形成西北持久抗日之局面，是不可能的。苏联是能向我们直接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国家。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物资援助，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其时，日本是军事强国，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对付日军的侵略战争，不仅要靠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还要靠足够的物质力量的支持。对于一支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的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取得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苏联当时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西方和东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牵制日寇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中共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西北方向接近苏联，并答应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
  转进古浪、凉州
  11月10日拂晓，红九军进占古浪东部干柴洼（今干城乡），敌马元海率马彪等4个旅及马全义团、互助等县民团尾追而来。红九军与敌展开激战，至11日晚，红九军撤出战斗，以二十七师作后卫，掩护主力向横梁山转进。12日凌晨，红九军二十五师在层峦叠嶂的横梁山设伏，与尾追之敌三个骑兵旅及民团一部激战一昼夜，杀伤大量敌人。13日晚，红九军先头部队在军政委陈海松率领下抵近古浪县城郊。古浪守敌为马步芳部团长马华荣率领的西宁东南川十二大营民团，约1400余人。14日，红军攻城，敌团长马华荣受伤，民团溃退。15日红军占领古浪县城。古浪为凉州门户，东达兰州、青海，西通河西走廊及新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红军占领古浪县城，马步芳、马步青十分惶恐。马步青在凉州一面连电青海告急，一面急派部队增援古浪。马步芳惟恐全盘难保，严令马元海“城存尔存，城亡尔亡”，同时增派大批兵力，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县城。
  11月16日，马元海集中2个旅又4个团，并配备大批民团，从东北、西南、东南三面向古浪城发起攻势。红九军奋起迎敌，激战一天，歼敌六七百人。17日，马元海针对红军分兵把口的部署，采用步骑合战、迂回穿插战术，发起第二次进攻。蒋介石也派空军第十五中队的3架轰炸机助战。在其飞机大炮掩护下，攻击北关的敌人轮番向红军阵地进攻。在此守卫的红二十七师依托外围工事与敌激战。敌人猛烈的炮火使外围工事大部被毁，红军被迫退入城内。敌人趁机从北关攻入城内，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陈海松政委当即命令一部红军出击，击溃城外民团。城内敌人俱怕内外夹击，慌忙逃出。出击部队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毙敌600余人，北关一带复又收回。
  连续作战，红九军弹药消耗很大，部队减员日增，特别是寒冷的气候，给红军增添了不少困难。然而战士们仍坚守阵地。11月18日，一场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敌步兵、骑兵、飞机、大炮全部出动，马元海亲临火线督战。守城红军依托坍塌的城墙与敌殊死血战。敌人利用骑兵进行穿插分割，切断了红军的军、师、团之间的联系，迫使红军各自为战。血战一天后，当晚，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红九军撤出古浪县城，经定寨、泗水堡向武威县境转移。
  古浪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红九军也损失惨重，加上干柴洼、横梁山诸战，伤亡2400余人，元气大伤。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军部一科科长刘培基、骑兵团团长黄高宏、司令部二科科长王少清等均在战斗中牺牲。
  在红九军激战古浪期间，右翼红三十军于11月12日绕过古浪县大靖，包围土门堡，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350余人投降，营长马有明率160人参加红军。11月16日，红三十军越过凉州，一部进占凉州西四十里铺。
  第二章 挺进永凉地区建立抗日大后方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凉州城南寨子召开会议，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没有及早组织突围。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撤职，派原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红九军，进行整顿。徐向前令红三十军在四十里铺负起遏阻敌的任务，置红九军于二线进行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争取早日恢复元气，以利再战。
  1936年11月21日，红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永昌城，同日，二六九团和骑兵师占领山丹。随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了红三十军部队防务。红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红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与敌血战后，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不利影响。
  徐、陈了解到，河东的毛炳文部已奉命开赴河西，增援“二马”，对付西路军。徐向前判断，“二马”是地方军阀，最怕蒋介石的部队借“剿共”名义侵夺其地盘，他们为示强而拒毛，必将倾全力寻西路军决战。根据这一地带的形势、给养、民情等条件，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迫不得已时应放弃永昌、凉州，向敌力空虚的甘西地区进军，按原计划行事。
  11月20日，李先念向总指挥部报告，马家军以5个团的兵力向四十里铺的红三十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因子弹缺乏，全靠大刀、长矛拼杀，与敌激战3日，歼敌2400余人，仍未能阻止敌人的攻势，坚持下去困难很大。徐向前同意红三十军西撤一步，至永昌东南的六坝、八坝一线继续阻敌。另据五军军长董振堂报告，山丹地区也有敌骑兵活动。西路军面临强敌前后夹击、分割包围的危险。
  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11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反映西路军减员情况及对形势的分析，请求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甲、据我们现有实力，各军子弹平均只三排到四排，五军每人只两排，各军机枪子弹甚少，炸弹消耗甚多，存着无几；伤亡共二千八百，掉队约六百，干部伤亡大；棉衣缺少四分之一，皮衣收集甚少。天寒，早晚零下二三十度。扩红共不到五十人。三十军、五军体力未恢复，九军日夜战行，极疲劳。现全人数一八四二五，战斗员占百分之六十，但士气甚旺。乙、此间地区房屋为堡寨、土围，不便出击与运动战。大路两翼平行路多，便敌迁回，敌以集团骑兵猛犯。白天只能守围寨，如无火力，可被敌攻破，固守则子弹消耗极大。夜出击敌每散逃，不便消灭，敌骑即乘机袭击。丙、群众不如川民之苦，封建民族统治口口时短，城也未下，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丁、估计毛敌主力二十六、七日可到凉州，马不欲毛到凉，必须全力来犯，以示强而拒毛。若毛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永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一）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二）须尽力加强有生力量。（三）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四）五军全部约十二月五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五）如取到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便合力配合主力行动。”
  1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电示四方面军向前、卓然、昌浩同志：“西路军应团结一致完成新任务（编者加注）。”西路军遵照中央复电的指示精神，集结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铺，西至山丹100公里的狭长地带上，总部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第三章 河西走廊第一个区(县）红色政权
  建立红色政权
  西路军政治部在确定了建立根据地任务后，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甘北根据地，于11月23日发布《告指战员书》，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战胜敌人，加紧创造永凉根据地，为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西路军政治部抽派大批的干部和战士，在永昌城乡广泛张贴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布告”’。与此同时，工作队除用红土、黑墨水、石灰、木炭灰等在墙壁上刷写标语、
  用纸张书写标语外，还走街串巷，挨家逐户给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耐心讲解红军挺进河西，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大后方的意义。11月23日，西路军总部在县城天主教堂召开城乡百余名群众代表参加的永昌县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等出席并讲话。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各基层政权人民代表、红军指战员代表和城内外部分群众共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以手工业工人、农民和红军干部为主体的13名委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张仲科任主席，狄万川任副主席。同时成立青年大队、妇女会、儿童团。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是西路军西征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政权成立后，积极协助西路军抗击敌军，养护伤员，为部队筹粮筹款、缝制冬衣等。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乡、村苏维埃政府共计13个，分别是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县城东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县城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县城东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五坝村苏维埃政府、头坝村苏维埃政府、西十里堡村苏维埃政府、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通信堡村苏维埃政府、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
  主席 张仲科
  副主席 狄万川
  委员 王思福（负责军事） 张德文（负责财政） 刘万祥（负责粮秣） 冯怀义（负责民政） 杜有才（负责民运） 曹有德（负责民运） 许教琪（负责内务）
  青年大队
  大队长 王思福（兼）
  教导员 胡立清
  副大队长 赵玉天 宗政学 韩得录
  十三个区、乡村苏维埃政府
  （一）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 张维
  副主 席梅玉春
  区长 李万善
  副区长 范培庆 刘选贵
  委员 李天福 张得寿 刘名学 安维福
  （二）县城东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 张仲科 王康庆
  委员 曹有德 张万义 刘培基
  （三）县城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 姚继海 李生荣
  委员 董应孔 陈世城 杨栋
  （四）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 马显功
  委员 刘万祥 王思福 张得文
  （五）县城东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席 李茂奎
  委员 徐占祥 徐发 张朋义 魏大
  （六）五坝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 柴国连
  委员 何进元 刘殿虎
  （七）头坝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 刘兴仁
  委员 王道兴 李得福
  （八）西十里铺苏维埃政府
  主席 周玉德
  委员 尚万忠 王爱国 尚万学 阎兴福 尚万玉 赵三
  （九）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 马富善
  副主席 晁富国
  委员 曹庭忠 杨德云 陈登柱 蔡国福 张章先 曹成国
  （十）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 李福山 刘功成
  委员 郭培秀 王尚信 郭克章 朱兴文
  （十一）通信堡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 王泽成
  委员 陈发科 王泽高
  （十二）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
  主席 岳明康
  副主席 郭积祯
  委员 李明 赵金玉 徐存仁 王成年 郭克俊 张文成 赵杏子 杨成才
  （十三）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当事人已故，待考）
  第四章 鏖战永昌配合河东主力行动
  鏖战永昌
  西路军在永昌建立根据地，必然直接威胁到马步芳的老巢，视地盘如命的马步青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蒋介石也连电督战①：“过河之匪既已消灭过半，趁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将其扑灭。”共同的利益，使“二马”拼死也要夺回地盘。马步芳、马步青连电磋商，召开军事会议，将前线八九万人马全部调集凉州郊区，重新部署。任命马元海为前线步骑兵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马朴为骑兵副总指挥，各率一路，直扑永昌、山丹。胡宗南部杨德亮旅也赶到凉州作为预备队。
  11月22日，马元海率5个团的兵力首先向凉州西四十里铺红三十军二六三团、二六四团驻守的沈家庄、南魏家庄、北魏家庄、李家寨等地进攻。红军将士坚守堡寨，英勇抗击，后又在野外与敌人展开大规模白刃战。激战3天，共毙伤敌20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在700人以上。红三十军也遭到巨大伤亡。
  红三十军主力撤至永昌东部的八坝、七坝等地设防。25日，马元海率三个旅又两个团和部分民团，又向永昌八坝、七坝一线的红三十军前沿阵地进攻，敌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红军前沿堡寨、房舍均被摧毁，激战两日，方将敌击退。
  12月初，敌为打通永昌的通道，调集一路兵马向红九军防守的永昌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线阵地连续攻击，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艰苦鏖战20余日，以重大代价，终将这一地带控制重新夺回。与此同时，敌之又一路兵马迂回到县城以西的水磨关、红庙墩等处，攻击红军，企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红军的联系，但未得逞。尔后敌人抓住红军兵力不足的弱点，调集5个旅、4个民团围攻永昌县城，并在战斗最激烈时，出动3架飞机参战。
  敌人围攻昌人数增，红军部队路军总指挥部多次总部及中央军委，反映西路军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部队疲劳，弹药、冬衣缺乏，
  但士气甚旺；马敌虽伤亡五千以上，但能迅速补充，继续与我作战；当地地形不便于打运动战，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红军战线较长，人员、弹药有减无增。建议不得已时，主力移到甘州、肃州。电文还提出，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之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行动。中央回电：①“远方接济3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敌人”。尔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在作战方面，要力避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收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一个团。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在永昌境内同敌鏖战数日，大小战斗20余次。
  八坝之战
  八坝（今属六坝乡）位于县城东南。凉州西四十里铺一役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移至永昌境内八坝至六坝一线设防。11月25日，敌总指挥马元海率重新调整部署后的骑五师第一、二旅刘呈德团、马步銮团，青海民团一部等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防务未妥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凭借堡寨奋力据守，激战两天一夜，敌遗尸800余具。红西路军坚守的阵地，程家南庄、王家庄、陈家庄等10余处堡寨、村庄，大部分被敌炮火摧毁。100余名西路军指战员伤亡。11月27日，西路军调整战斗部署，在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等指挥下，指战员夜袭敌阵地，用大刀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将敌击溃。八坝阻击战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部退入县城，另一部同红九军分别扼守六坝、东寨、头坝、东十里铺、西十里铺、水磨关、南沿沟、北海子、通信堡、新城子、水泉子等方圆百里之地的据点，迎击来犯之敌，以保县城总指挥部的安全。
  前进剧团遭遇战①
  红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70余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前进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作宣传思想工作，晚上担当县城的警戒任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后，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扎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剧团受总部命令，到红九军驻地慰问演出。
  1936年11月25日晨，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一行70余人在保卫人员护送下，奉总部命令离开县城前往东二十里铺（东寨城），慰问刚从古浪战斗后转移到这一带休整布防的红九军将士。中途，与西进之敌马步銮骑兵团遭遇。剧团人员立即进入郭家下磨庄，关闭庄门据守。敌骑兵包围后发起进攻，全团人员在枪支、弹药匮乏情况下与敌周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经一天激战，剧团团长周汝功、政委易维精、支部书记廖赤健（女）、导演任弼煌、副队长汪贤臣等主要干部和10余名保卫人员壮烈牺牲。剩余人员继续用木棍、石块、瓦砾等武器与敌战至傍晚，因弹药消耗殆尽，战斗力锐减。尔后，敌人用汽油、柴火烧毁庄门冲进院内，抓获幸存人员，前进剧团几乎全军覆没。
  东十里铺之战①
  东十里铺位于永昌县东寨乡。红九军撤出古浪后星夜兼程向永昌转移，入县境后驻防城东二十里铺、十里铺一线的村庄，同三十军一部共同担当阻击敌军、保卫总部的重任。12月3日，敌马元海为打通围攻县城的通道，指挥所辖中路军韩起禄旅、祁明山旅、马步銮团、刘呈德团及部分青海民团，配备火炮分割包围九军、三十军一部所占据点，命令刘呈德团主攻红九军防守的十里铺桥头、晚阳墩一线。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指战员与敌浴血奋战一天，打退敌人8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尔后，马元海集结重兵，向红九军驻地沈家庄、杨上庄、王家前后庄、苟家西庄和红三十军一部驻防的东寨城一线据点进攻。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凭借堡寨奋力反击，后突围与敌展开肉搏战将敌杀退。至24日，红九军各部同红三十军一部经过20余日艰苦鏖战，歼敌600余人。激战中，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八十一团◎刘理运牺牲的地方——东二十里铺团长肖永继等以下300余人壮烈牺牲。
  邬家油坊争夺战
  邬家油坊位于永昌县城东关。1936年12月6日晨，敌马步銮一骑兵营进犯西路军防守的邬家油坊和财神楼两个据点。两据点原由西路军妇女团一部驻守，后由红三十军一部防守。当敌骑逼近时，红三十军一部指战员以猛烈火力扫射，将敌击退。午后，敌刘呈德团步兵向据点进攻，红军指战员奋勇还击战至黄昏，因弹药不继，据点失守。尔后，城内援军组织反击，欲夺回失守据点，战斗十分激烈。经通宵激战，击毙敌30余人，但未能夺回据点。此据点失守后，敌立即集结步、骑兵力，向东水泉、校场山一线高地进攻。红军二六三团三营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阵地上奋力据守一天，击退敌多次进攻。后因天气寒冷，弹尽粮绝撤出战斗。邬家油坊、财神楼和校场山阵地等相继失守，县城遭敌军围困。
  永昌县城守卫战①
  西路军总指挥部移驻县城后，一直是敌进攻的主要目标，红三十军、红九军、守城部队及总直机关、妇女团分段防守。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城内外群众用床板、门板、木箱、木柜等家具，以及石砾、土块等物加固城防设施，严阵以待。12月19日，马元海调集5个旅、4个武装民团的兵力，围攻县城。敌配备了敢死队、射击队、云梯队及主攻、佯攻、伏兵部队联合参战。21日凌晨，敌向守城部队发起进攻，战斗打响。6时许，敌主攻部队逼近城壕，射击队、云梯队欲搭梯登上城墙时，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扫射，并投掷炸弹、石块等物，将攻敌打退。尔后，敌连续10余次的进攻均被击退。马元海见攻城不下，且伤亡惨重，急令停止攻城。守城之战击毙敌2000余人，并击毁前来助战的敌机1架，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马元海攻城失败后，遂改变攻城策略，改攻为围，调派兵力严密封锁城外围交通要道，断绝城内的生活用水和粮食供应。
  北海子（校场山）战斗①
  1936年12月24日早晨，马步銮团1200余人，向驻守在北海子一线的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阵地校场山高地发起进攻，其时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总兵力不足500人。战斗开始后，二六三团勇士们依靠高地顽强阻击马步銮团敌人的进攻，敌伤亡惨重。战斗持续到黄昏，二六三团因寡不敌众弹药无补，撤出战斗。敌军占领校场山高地后，在高地架设山炮、迫击炮等向县城轰击。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天主教堂，县政府所在地，均遭到敌炮火的轰击。与此同时，马元海命令马呈祥的手枪团，摧毁北海子、东水泉等地为红军加工面粉的30余盘水磨。当晚，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奉总部命令夜袭北海子，欲夺回阵地、水磨、粮食未成功。北海子保卫战，歼敌400余人，击毙敌营长2人，连长7人。
  水磨关之战②
  水磨关位于永昌县焦家庄乡。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一线后，敌右路指挥马彪、副指挥马朴率部迁回到水磨关、红庙墩一线围追堵截，穿插进攻西路军驻防的各村庄。12月15日，敌骑兵团向红九军一部驻防的水磨关一带进发，遭红九军一部阻击，歼敌骑600余人。12月27日晨，敌马志武骑兵团由山丹来增援围攻县城的敌部，途经红庙墩时遭红军阻击，敌伤亡惨重。敌遂改道崇岗台沿梅家寺一线绕道南沿沟滩坡。红九军一部前往阻击时，敌骑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埋伏在元山子山坳，另一部分佯作败退诱惑九军至沿沟滩开阔地带。两股敌骑兵同时出击，对红军采取包围战术。九军一部奋力还击，经3小时拼杀，因弹药不足伤亡较大，撤退。敌骑紧追不舍，将撤退队伍逼至沿沟寺庙至严家墩一线附近，企图围剿。后红军某部援军赶到，用猛烈火力将敌杀退。
  南沿沟之战
  南沿沟位于永昌县焦家庄乡。1936年12月中旬，韩起功旅围困山丹县城，采取围而不打战术，东调马彪旅向永昌县水泉子、水磨关、南沿沟一带进发，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的联系，集中兵力进攻县城西路军总部。红九军某部在南沿沟一带同敌马彪率领的骑兵团展开血战。指战员在耗尽弹药后，用大刀、枪刺同敌展开血战，双方未见胜负。后西路军援军一部赶到，杀退敌骑兵，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确保西路军总部的安全。南沿沟战斗结束后，西路军西进，当地群众把46具红军遗体掩埋在此地的一座废弃砖瓦窑里，称“红军坟”。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自发到“红军坟”祭奠红军英烈，表示怀念。
  沙坡头阻击战
  沙坡头位于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堡。1936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执行西进任务。当晚，西路军总部及直属单位在红三十军掩护下，撤离县城取道新城子、大马营，沿祁连山北麓向山丹方向前进。12月29日，敌发现西路军已撤离县城，马元海派追兵赶到水泉子附近的沙坡头，遭到红九军小分队的顽强阻击，敌伤亡惨重。尔后，敌调来大部队增援，攻占了沙坡头。反击战中，9名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配合河东主力行动
  正当西路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为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行动，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时，西安事变爆发，西路军的行动，也由策应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而转到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来。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2月18日，军委又命令：“你们的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西路军遵照命令，调整部署，准备西进。
  12月19日，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准备向西安发起进攻，张学良建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部，以巩固西安侧后方安全；西路军以一部兵力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12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东返。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急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正式命令一两天内下达，徐、陈电告意见”。12月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电报要求东北军运送一批弹药，配合西路军东返。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到洛阳。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以何应钦为首，调集重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大批“讨伐”军逼近潼关，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除了在西安周围部署红军主力准备抗击，也把西路军作为一种牵制和威慑力量，以削弱国民党军队从西面对西安的威胁。
  蒋介石回南京后，违反协定，拒绝从陕甘地区撤兵，并扣押张学良，重新部署兵力紧逼陕甘，拟进攻西安，又有重新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西路军已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中共中央鉴于黄河以
  东的紧张局势，又令西路军暂停西进，准备东返。此举对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对于西安事变①，青海军阀马步芳和河西军阀马步青持坚决反对态度。马步芳、马步青共有正规军三万余人，民团武装10多万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驻扎在黄河两岸，紧紧尾随西路军的中央军杨德亮旅，进至同心城、七里营一带的胡宗南部、关麟征部，进至会宁、静宁一带的毛炳文部、曾万钟部等，总人数在10余万。一旦内战爆发，这些部队将给集结在西安附近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造成极大威胁。由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一线浴血奋战，不但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多正规军和10余万民团直接投入战斗，也牵制了蒋介石的10多万嫡系部队。
  西路军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国共10年内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于西安事变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问题共提出八条建议：“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否则速予公审枪决，勿留后患；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与我迅速作战；迅速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并争取其他各地的力量；增援绥远、宁夏，以遏制日寇行动；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宾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战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速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力量的指挥；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第五章 军民共筑血肉长城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乡、村苏维埃的成立，让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苏区人民能充分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精神火焰，城乡大地一片欢腾，拥护共产党建立的新政府，军民团结如一人，共筑保卫新生政权，消灭敌人的血肉长城，出现了一幕幕踊跃支前的动人场面。
  协助红军惩治反动劣绅及官吏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极少数不法分子隐蔽在群众中间，发泄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不满，不时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进行分化离间活动。在人民群众的检举下，苏维埃政府和青年队协助红军总部司法机关，先后拘捕了旧政府科长张天佑、李斋庭，警佐王澍民，伪二区区长杜富堂，地痞许寿山，恶霸王开明等一批与人民继续为敌、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民关系、敌视红军行为的反动官吏及土豪劣绅。对近百名不法地主、豪绅和旧政府的公职人员集中管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让其反省悔过，然后视其态度，分别作出不同处理。对认识端正、态度好的，解除管训释放；对抗拒红军不思悔改的县城地痞许寿山，不交纳粮秣物资的六坝地主王开明，殴打红军并在面粉里掺沙土的南泉地痞屠五等极少数平日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坏人处以死刑；对态度顽固的旧政府科长张天佑、李斋庭，警佐王澍民等人管训一段时间后就地正法。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伸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正气。
  协助红军维护地方治安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抽调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经常带领政治可靠人员值勤，协助红军担任警戒任务，盘查进出城人员，发放通行证件，杜绝敌特分子混入城内。对市民群众进行防空教育，敌机空袭时，组织群众疏散、转移、隐蔽。在夜间配合红军巡逻。在农村、城镇，还配合红军维护分粮分物的秩序。唐家坡的“德云协”、五坝的“元裕丰”、红山窑的“广泰西”等地主的粮仓、商行被打开后，青年队就协助红军站岗放哨，守护粮仓，维持秩序，并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
  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搜集情报
  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军的要求，选派一部分政治上可靠，行动敏捷，熟悉地形的青年队员和当地群众，深入到敌占区侦察敌军的调动、兵力配置和装备情况，为红军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如县城周围的青年队派出的队员以拾粪为掩护，潜入敌人占领的武当山、校场山和敌军骑兵集中的二坝刘家墙湾、高新庄等处侦察，获得了敌炮兵、骑兵的情报；水磨关、新城子的不少青年队员，接受红军指派，到水泉子等地公路沿线，侦察到马家军骑兵夜间活动、驻守情况；八坝的青年队员为红三十军“夜老虎团”当向导、扛云梯，数次夜袭敌军。青年队员的这些活动，为红军作战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
  积极为红军筹募给养
  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响应军政委员会的号召，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筹募委员会”，动员社会各界向红军捐助粮秣、布匹、被服、毛皮以及钱币。经过动员，生产畜产品的水磨关、新城子、红山窑一带的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一批皮毛、烧煤、柴火；县城内的工商户向红军捐助了一批布匹、棉花、钱币、纸张。城乡群众还捐献了一大批铜铁和碾制火药的硫、硝、碳等材料，帮助红军制造弹药。当红军总部向各军发出扩大骑兵的命令后，各地群众向红军捐送了一批马匹、鞍具。
  协助红军“搞窖子”
  红军筹资受到敌军限制，地方上的地主老财也把粮食财物埋藏起来，不肯供给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便发动群众，协助红军“搞窖子”，先后打开了张廷祯、王中文、田有诊、孙永福等五六十户大、中地主老财、工商大户埋藏钱物的仓库、夹屋、窖穴，搜出大堆物资。仅南湾王中文一家，就搞出粮食两三千石之多。从挖地主老财的窖子中，红军还筹集到大批清油、布匹、被服、衣物、皮毛、毛毡、食盐以及黄金、白银、烟土、钱币等物，补充了红军的军需物资。
  组织人力、畜力转运物资
  红军征集到的粮食、皮毛等物资大多分散在较偏僻的乡村、山区，离县城或各部队驻地近则十多里，远则儿十里。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组织了大批毛驴和畜力车辆，不畏敌军偷袭截击，把征集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城内和红军驻地。区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刘万祥，还带领数百名群众组织的人力背运队和五六十头毛驴组成的驮运队，坚持为红军运粮，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水磨关、梅家寺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毛驴队到新城子、南泉、北泉等地驮运粮食，不仅保证了驻军的给养，还把一部分粮食物资运送到县城。县城东郊的群众，帮助红军把物资送到八坝、东寨的作战部队。水磨关、梅家寺、新城子等地的苏维埃政府成员，还在红军人员的保护下，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搜查地主恶霸富豪隐藏在祁连山中的牛羊，为红军筹集了大批食用牛羊和制作冬装的羊皮。
  组织各行工匠为红军制作服装和武器①
  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军的困难和要求，动员、雇请数百名工匠、协助红军制作衣服、炸弹等物。木匠出身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熟悉地方情况的副主席狄万川和委员们四处奔走，动员了四五十名铁匠、木匠，配合红军兵工厂熔铁铸造手榴弹弹壳，锻打长矛、大刀和马掌，修理损坏的枪械，碾制火药，为守城部队制作武器。水磨关、赵定庄、南湾等地的苏维埃政府，组织了20多名铁匠，为红军打制长矛、大刀，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
  时值隆冬时节，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了100名皮匠、毡匠，利用筹集到的羊毛、羊皮，缝制了一大批皮衣、皮背心、皮帽、手套、毡靴、毡帽等，分发给红军御寒。县城内八九家皮坊、毡坊的近60名工匠，夜以继日为红军供给部被服厂加工皮衣。刘克庄毡匠王开德、王开仁兄弟等人，在20多天中为红军缝制毡靴600多双。县城商人王瑜的“复成功”商号，拿出所存羊毛，雇请工匠七八名，为红军缝制毡靴800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还组织新城子、柴家庄的十多名皮匠、毡匠，在南湾王家庄给红军做皮活、毛活20天。唐家坡的20多名工匠及眷属，为红军缝制皮帽、手套、背心近千件。还有不少家庭参加缝制棉衣、鞋袜、棉帽、毡鞋，送给红军御寒防冻。
  据统计，红西路军在永昌40余天，当地苏维埃政权购买、筹集、募捐烧柴、煤200多万斤，粮食、饲料300多万斤，征集猪、牛、羊等7000头（只），提供肉食10多万斤，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协助红军救助伤病员
  红军在一条山、古浪和武威西四十里铺诸战中，有大批指战员负伤，随部转移，沿途青壮年群众受红军雇请，承担当向导、抬担架任务，转运伤员。红军在永昌鏖战中，也有一批指战员受伤。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特别是青年队员，组织担架救护队，协助部队卫生队员进行战场救护，抢救和运转伤员。到12月初，永昌战斗愈加紧张激烈伤员猛增至2000余人，总部医院已无法容纳。当时天气严寒，伤员伤势愈加恶化，大部分伤员不得不安置到城内市民和农村群众家中养护。苏维埃政府积极配合红军，动员当地群众为伤员烧水做饭，熬汤煎药，擦洗伤口，包扎治疗。有些群众还把被褥送给伤员铺盖。在群众大力养护下，一部分伤员得以康复，返回部队，参加战斗。特别是西路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一部分危重伤员被安置在群众家中继续养护。当地群众不怕敌人打骂、威胁，继续为红军伤员提供衣食住行，掩护营救，伤愈后又帮助他们东返，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
  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西路军进入永昌后，终日战火连绵，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经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宣传动员，还有不少青年参加红军，有的经过短期训练，就投入战斗。据不完全统计，西路军西进时，永昌有140名新兵随军西进。尽管有不少人后来跑回家中，但还是有不少人随军西进，有些人还在临泽、高台和祁连山中作战时负重伤或牺牲。12月27日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团“仍执行西进任务”的电示，率领部队突围出城，移至水磨关之南泉和新城堡一线。27日深夜撤离永昌，向张掖以西进发。
  第六章 红色政权遭马敌破坏
  马敌的罪恶
  1936年12月27日夜，西路军撤离永昌向西进发。西路军西移后，马步芳所属刘呈德团、马全义团、敌骑五师执法队，祁明山旅等敌军，蜂拥永昌县城乡，与地方反动士绅、恶霸地主、兵痞流氓等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进行了全面封锁搜捕，血腥屠杀镇压。失散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及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都程度不同的遭到迫害。
  驱赶群众，杀人示众。敌骑五师执法队进城后，挨门逐户进行搜查，并将市民驱赶在一起进行威逼，搜查红军遗留人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把已捕获的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冯怀义，曾为红军积极办事的基层干部李万和青年队骨干队员徐交拉出示众，当场杀害于县城西街。郭家南庄一恶霸，为谋枪支杀害红军掉队战士一人，又同新城子伪区长勾结，将为红军办过事的青年农民穆正生、阎锁虎2人抓送马家军，后杀害于永昌城外。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兼青年大队长王思福，随西进部队到水磨关后离队去祁连山河沟躲难，被城郊一恶霸地主父子发现后，密谋策划，将张、王两人绑架解交敌祁明山旅，受尽了酷刑，又解押武威，于1937年3月，被马敌杀害于武威新城南城壕。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委员李天福，为红军办事积极，并监视过一恶霸地主、伪区长的行踪，伪区长怀恨在心，红军走后，他戳使长工宁大汉等人，秘密将李天福砸死在徐家崖。
  八坝村一恶霸地主，由于红军征收过他的粮食等物而怀恨在心。红军撤离后，他带领其弟及长工数人，把群众柴兴元家窖内藏的一名红军伤员抓出来，捆住抬到王家沟南河岸，用石头砸死。把一名掉队的十八岁的女红军战士抓获，脱光衣服，推入冰河内淹死。还有一男一女两名红军战士，男的因病、女的怀孕掉队，留在他家养病。大部队走后，将铁锨、铁棍烧红，把男红军活活烫死。对女红军更为残忍，把枪探条烧红刺入身底，将肠子拉出来，还未毙命时，又抛到沙沟内摔死。焦家庄一恶霸地主，红军撤离后，发现一红军营长因腿疼掉队，他和一长工，不仅抢了红军营长的手枪、8块大洋、12元伪币，还用石头把红军营长砸死，驮到白沙沟掩埋了。而且还活埋了一个红军伤员。
  九坝一地主成员，红军部队走后，发现一名红军战士穿着大衣，带着枪，就见财起意，将红军战士哄骗到羊庄子，同其弟等3人，把红军战士压倒在地，用一把鞘刀子杀害了。夺得步枪一支，子弹45发，大衣一件。宋家沟一地主兄弟两人，于1937年3月将两名流落红军叫到王家羊庄子，用绳子捆住，丢进水坑里淹死，用沙土填埋。抢去红军战士枪一支，大烟30两。焦家庄楼庄子一地主，指示长工用石头将一名红军伤员打死在白沙沟，得枪一支、马一匹、包袱一个，还把住在农民赵殿英庄子上的一名红军伤员，也杀害在白沙沟，夺去枪一支。兵痞二流子，伪五龙区兵役队长，为谋夺枪支，勾结反动分子数人在南山煤窑附近，打死西路军战士9人。
  西路军撤离永昌后，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和委员张德文，外出躲避在武当山被捕，遭到马家军严刑拷打。狄万川踝骨被砸碎，张德文周身是伤，还被监禁起来，后经多方营救，才保释就医，张德文释放后郁愤成疾不久去世，狄万川虽经医治亦终身残废。永安堡一地主，因红军将他窖藏的20多石小麦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红军离开后，他纠集保政人员及地痞打手，把周围的群众驱赶到三官庙训话，并把为红军办过事的农民殷国泰、李生诊、殷国其等人绳捆索绑，悬吊在老榆树上拷打得不省人事，打后不几天，殷国泰、李生诊就相继去世。
  梅家寺一恶霸地主，以他家粮食、家产被“共产了”为借口，大肆向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抢去王之绩油坊内曾给红军榨油剩余的500斤清油和千余斤油籽，从农民手中夺取马1匹、犏牛2头、黄牛2头、毛驴2头、绵羊5只，还有银元及大烟等，并向每户农民苛诈小麦5升。西四十里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周玉德，红军走后不几天，被当地一恶霸地主和伪保政人员抄了家，还把他投进监狱监禁2个月。
  由于蒋、马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及地主恶霸等反革命势力的搜捕及迫害，刚刚建立起不久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被迫终止活动。苏维埃政权虽存在时问短，但在永昌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革命的火种。
  马敌残害红军的几种酷刑①
  （1）砸骨拐。用刑时，将鞋袜脱去，一人压头，两人按手，两人压腿，在脚骨拐下填石头用木棒在上面砸。把一只脚的骨拐砸平后，再砸另一只；（2）打赖弯。在大腿处用木棒打，打破皮肉为止。打时一人压头，一人骑在背上，二人压手，二人压腿，一人打；（3）打背花。用皮鞭或柳条、湿麻绳抽打背部。打时脱去上衣，一人压头，二人拉住手，二人抓住脚，由二人抽打，直打到背部皮破肉开为止。以上三种刑法，有时对一人用一种，有时用两种，有时三种刑法同时用在一人身上，即所谓“三大套”；（4）抽肠扒肚。马匪官兵对被俘人员当膛戳一刺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5）馍蘸热血，有些马匪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6）打活靶，马敌官兵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拿被俘战士当活靶打，击中者哈哈大笑，打不准者，接着射击，直到把人打死为止。
  第七章 救护红军伤员和救助红军失散人员
  在永昌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大力掩护、营救、资助下①，西路军被俘、失散、伤病员，除直接东返外，当时在永昌城乡定居下来的300余人，到1949年永昌解放后，留永昌定居的红西路军战士73人。分别是：彭学成、王国田、郑兴刚、王富剑、陈义奎、何进元、张富德、王丕武、熊明安、刘永福（女）、孙培元、龚少明（女）、曾林模、曾大明、侯秀英（女）、何世桂（女）、龚有财（女）、何福、聂青秀（女）、刘绍莲（女）、李子清、李兴智、李达义、熊九龄、杨海清、陈宗贵、高开礼、钟德云、王文金、杨光丕、吴维基、张仲伦、董国玉、张德、苟生福、孙富成、魏义德、任元梦、蒋绍财、万坦荡、刘天虎、张有福、陈红景、张公学、黄玉贵、张英（女）、陈永红、王青山、李月英（女）、杨桂香（女）、李成科、陈明清、张德英（女）、潘永义、曹天尧、袁成梦、王韦娃、廖全九、陆娃、何德胜、谢梦元、李廷然、李廷荣、谭洪信、冯喜娃、王寿儿、张英中（女）、张义等。这些定居人员，他们有的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入了党，并分布在各条战线和各个行业，为祖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又开始了新的长征。
  杏树庄人王之绩救护红西路军战士
  1936年12月27日，红西路军撤离永昌县城，突出重围，继续西征。突围前，在县城内治疗养护的一批重伤员，由红九军一部掩护先行，向新城子一线转移；最后的20余名重伤员，被安置到南泉王寨杏树庄王之绩（王八爷）庄院内。28日太阳快落时，红九军的一位领导干部和6个全副武装的随行人员来到伤员住处，慰问伤员，传达上级就地安置的意图，在发完安置费用后，一齐痛哭流涕，直到夜幕降临，才难分难舍，挥泪告别。他们刚走出庄外，集结起来的队伍已经出发，他们也随着部队西进了。
  红军走后，凶恶残暴的马敌卷土重来，凡是红军住过的村庄，他们就来搜查红军人员和遗留的东西。29日天明，先到达的马敌执法队闯进王之绩的庄内，不顾伤员死活，翻铺搜身洗劫，将红军发给的银钱全部抢走，随后赶到的敌团长要在王家庄内住宿，令其部下将伤员赶出庄外，令群众把不能动弹的重伤员抬到庄外。这时，性情慈善的王之绩老人见伤员受折磨，不顾一切，叫了几个邻居帮忙，将窗外的3间草房腾出，铺上麦草，把伤员安置下来。但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没吃没喝，这些伤员便陷入绝境。这批伤员，有的肢体断离，生命垂危；有的严重感染，伤口化脓；有的肌肉坏死，腐烂发臭；有的因失血过多，处在昏迷状态。他们饥寒交迫，没有药品治疗，伤势继续恶化。
  出于对红军伤员的同情和怜悯，王之绩夫妇等一些老人们，背过敌人，从家中拿来破布条、盐水，煎熬中草药，替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并给他们生火取暖，烧水送饭，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困境。在最初的半个月内，有13名重伤员死亡，有时一夜死亡一两个，最多时一夜死6个。每遇伤员死亡，王之绩就出面叫上邻居王万瑞、王家有、李三等人，人抬、车拉，运到古城岗一带埋葬。
  在杏树庄的这些伤员，一直养护到第二年春天，先后有30余人恢复健康，陆续离开东返。他们临走时，一再感谢王之绩夫妇和当地群众；失去东返条件的钟德荣（化名李明喜，伤愈后腿跛，群众叫他李跛子）、何德胜等10名红军，在群众帮助下就地谋生，以后陆续成家定居；还有6名未治好的伤员，到1937年4月，永昌县旧政府传来命令，要集中收容，便由当地群众用牛车送到县城集中，以后下落不明。
  在救治红军伤员初期，因住宿拥挤，天气寒冷，伤员就被热心群众背到热炕上睡觉、休息。16岁的小红军陈有红，四川人，腿上和腰部被敌人子弹射伤；18岁的魏义德，四川人，面部被敌骑兵砍伤；20岁的任元梦，四川人，小腿负重伤。在群众精心照料下，伤势逐渐好转，随后东返。
  水磨关青年陈开昌救护西路军战士李作才
  在南沿沟滩的战斗中，因下肢挂彩，被敌骑践踏而昏倒在地未被抢救下来的红军战士李作才，苏醒后已至傍晚，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被水磨关青年陈开昌救起，背到自己家里，和父母一起帮助李作才脱掉沾满血污的衣服，清洗包扎了伤口，放在热炕上暖和了身子，又给喂茶喂饭。这次战斗后，由于红军转移，马敌又进村骚扰，搜查红军人员及遗留物资。陈开昌家冒着杀头的危险，将李作才和他的衣物等塞进洋芋窖里，窖口堵盖了杂物及破烂家具，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在陈开昌一家精心秘密养护下，经过两月有余，李作才的伤口痊愈，恢复健康，决定东返。为表达对陈开昌一家的搭救、养育之恩，李在临行前将一件破军衣、两个干粮袋、两双草鞋、两个图章和一块鹿茸执意留给陈开昌作个纪念。陈母为李作才更换了棉衣、粗布裤和新鞋，准备了路上的口粮。李作才含着感激的热泪，带着难分难舍的心情，离开了水磨关。20后的1958年，李作才从兰州寄信到水磨关，寻访陈开昌，再次感谢陈开昌一家当年对他的营救、养护之恩。
  南坝西校农民吴大林救护红军伤员蒋绍才等三人
  1937年4月，南坝乡西校农民吴大林等人去祁连山挖药材时，在金墩沟逢红军失散人员蒋绍才等3人。他们人地生疏，既无食物、又缺衣着，处境十分艰难，吴大林等帮助他们更换了衣服，带领他们就地挖药材谋生。后来，蒋绍才在永昌定居下来，解放后在县城饮食服务公司工作。
  赵家庄农民赵学普妻黄开兰救护红军伤员杨桂香
  1937年3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10多名男女红军失散人员，东返途径永昌城南停息时，其中一位双脚冻伤脓肿、行走非常艰难的16岁女战士杨桂香，被赵家庄农民赵学普妻黄开兰相救，留在自己家里，放在热炕上，端来热茶热饭照料吃饱睡暖，又用土办法拆解脚上的破毡片冷敷搓揉擦洗脓肿的双脚，赵妻像对待自己亲生骨肉一样对待杨桂香，精心护理，数日后，杨桂香的双脚淤消肿散，逐步恢复了健康。为了不使杨桂香落入敌手，赵学普一家为杨桂香在洋芋窖里铺垫了麦草，每当有军、警、保、政人员来时，将杨藏入窖内。后因失去东返的条件，在赵家生活长达3年。1939年秋，红军女战士杨桂香在赵家的帮助下，同河西堡镇宗家庄青年李桂林自由恋爱，结婚后才离开赵学普家。
  王永年救助红西路军教导团（干部团）参谋长左叶
  1936年11月红军占领永昌时，左叶随教导团驻扎在水磨关，团部设在富户王永年家的西新庄院，左叶就同主人住在一起。由于红军说话和气、纪律严明、保护群众、不伤无辜，使王永年这个出生在晚清、读过四书五经、性情耿直、年轻时也受过苦后半辈发家致富起来的七十岁财主也深受感动，对红军极为同情，凡红军需要的粮、油、皮、毛、肉食等物资，积极支援，麦场上未打碾的豆禾垛，主动指给红军当草当料，饲养战马。红军西进时，王永年将一头骡子和300大洋资助左叶，左叶只收了骡子婉拒了大洋。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左叶为寻找掉队战士同集体分离，孤身漂泊，昼伏夜行，几经周折，又返回到了他年前驻守月余的水磨关，又看到了王永年老人的深宅大院。在严寒和饥饿的迫使下，他想敲门进去拜见老人家，但又想，红军征收过他家的粮食、财物，一旦反目为仇，这条命岂不白搭上。在他举棋不定之际，被王永年家一长工发现，连拉带推请进庄院，并转报王永年。老人急切地出门迎接左叶让进原来的住房，看到左叶衣着褴褛，蓬头垢面，鞋袜磨通底，前头还张着口，立时张罗家人安排茶饭，叫左叶脱换掉衣服鞋袜，洗脸洗脚。茶足饭饱，洗刷换装后，安排左叶好好睡了一天，然后畅谈了阔别之情。次日客要走，主人挽留。一直住了7天，左叶虚弱的身子很快得以恢复，归队心切，执意要走。王永年再也无计挽留，想出钱让左叶搭汽车到兰州，左叶提出坐汽车安全无保障。王永年即安排家人缝了一条布袋，装了10余斤炒面和象征吉利的4个大馒头。左叶依依不舍地辞谢过王永年老人，告别了两度停留宿过的水磨关，走出了永昌县境，朝着陕甘宁边区的方向走去。
  马显功救助红九军卫生员何进元
  1937年春，红九军卫生员何进元，失散途经新城子时，被国民党军警抓获，要押解武威。永昌县旧政府粮草班首爷、曾当选为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马显功看到何进元体力虚弱，个头小，甚为同情。借助自己在旧衙门中的一点威信，以手下缺跑堂的为由，从解押人手中将何进元要出，留在自己家里生活了一年多时间，才叫走上自谋生活的道路。
  毛家庄群众救助红军二三事
  毛家庄位于永昌县新城子镇边远，是一个山间峡谷地带，地理位置特别。杨发科老人回忆他小时听老人讲：民国廿五年（1936年）的腊月间，永昌驻守的红西路军与马家军激战后，沿祁连山西征时在高台失败。当时，东返红军流入毛家庄村民家，东躲西藏，时走时来，村民一度惊恐，生怕遭杀身之祸。但为了正义和革命，大多数群众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暗暗地掩护着红军人员，那时当地群众叫“流动共产”，姓啥的叫啥“共产”，什么“李共产”、“陈共产”、“杨共产”等。这种叫法，实质是有一种亲切之意。这些红军受伤人员，除了返回原籍或移居他乡外，留在毛家庄的红军，得到当地群众的很好保护。
  一次被马敌追逃的小红军陆喜娃，四川籍人，逃到毛家庄孙天理家，被孙天理藏进夹屋躲起来，敌人走后，孙的老母亲（穆氏）看到这小红军年纪不过十二、三岁，他的头部被敌人用刀砍得血淋淋的，实在可怜，孙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及时找来一块白布把伤缠裹好；当时村子里缺医少药，小红军痛得发高烧，孙母不顾敌人的眼线，偷偷爬山、越野坡挖黄花菜（蒲公英），用黄花菜熬成药膏，连抹带吃直到养护痊愈，孙家大小人，对这个小红军就像自家的儿女一样，照顾十分周到。永昌县解放的头一年（1948年）才返回原籍。
  失散红军陈宗贵，当时被敌人搜捕追查无路可走，急忙躲进孙家后大院被陈希文放进菜窖里藏起来，敌人走后，留在陈的家里食宿养伤。因陈宗贵的一只眼睛受伤，陈希文冒死到几十里外的村子求医问药，眼伤治愈后，被陈希文认为自己的弟弟，一块儿生活了廿多年，陈宗贵常年在大河坝挖药、拾蘑菇、拾发菜、套獐子、捉早獭等赚钱，维持家庭生活，相互之间过的和睦团结，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陈宗贵生病在永昌县医院医治无效去世。
  1936年12月的某天，流落毛家庄的四名红军伤员，一次刚进孙家大院，就被马家军保政人员赶来抓住，在相互搏斗中三人被敌军杀害，一人被敌人击昏在地（敌人认为死了），当敌人走后，他慢慢苏醒过来，这时由毛家庄的农民王万成等人就把打伤的四川籍小战士李成科抬到自己的屋里抢救包扎治伤。庄子里的群众把三位红军战士的遗体抬到黑石头山湾埋葬，第二次敌军又来追捕，王万成又把红军小战士李成科转移藏在山药窖里，等敌人走后，又给李治伤。王万成判断，敌人还有随时来搜查抓捕的可能，他便将李成科秘密托付给可靠人吕尚善隐藏掩护。敌人搜捕活动停止后，他又将李成科接到自己家中养护着，不久后王万成因病去世。吕尚善受王嘱托继续承担对李成科的生活及养伤的照料，因李成科在吕家一块儿过着有了感情，而后将他妹妹吕尚兰许嫁给李结婚成家，日子过得很和睦，村里人都知道吕尚善把妹妹嫁给“李共产”了。那时因遭年荒，为了养家糊口，李成科同本村绰号王麻子（正名王祥林）、绰号赵懵子（正名不详）等三人，在毛家庄西马莲沟煤窑上挖煤，于1945年2月不料煤窑坍塌不幸遇难。
  在军阀马步芳下属管草牧场当传令兵的闫长林（毛家庄人）将一位女战士战俘，改扮为老百姓角色，偷偷带回毛家庄（闫长林的原籍），两人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10多年的岁月中已有了孩子，但她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正式身份，由于地方上很贫穷，她坚持着苦难的日子，还要隐瞒躲避注意自己的生命危险，地方上的群众知道她是一位四川籍的红军女战士，对她掩护和关照的很周到。1949年9月永昌解放后，地方上的群众和村干部都知道，她是被闫长林当兵期间抢救的一位女红军战士，就报请区（乡）政府，通过组织上审查登记，她就拿出了有关证件，结果是一位名叫李月英的妇女团干部，在军队里面做青年团的工作，中共党员。经组织登记审查后，新城子区政府（区长李得亮）把她分配到二乡（马营沟、西湾、兆田，毛家庄等村）工作，被任命为乡妇联主任。她在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各村做党的政策宣传，带动组织青年妇女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青年扭秧歌等，对当时的农村群众教育启发很大。李月英生育四个孩子，大儿子闫启祥11岁因病而死。1944年生的大女儿叫1闫瑞兰，1946年生的二女儿名字不详，1951年生次子闫瑞祥，在1953年初因突患急病，经医院治疗无效而去世。李月英在工作期问，始终保持发扬着革命的红色传统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流落毛家庄的红西路军人员有：杨海清、陈宗贵、廖全九、李成科、陆喜娃、李月英（女）、熊九岭、陈红景等，附近马营沟的高开礼、唐家坡的陈明清、袁成梦，新城子的曹天尧、王韦娃、王文金，红山窑姚家寨的王青山、陈永红，还有曾大明、李达义、李兴智、蒋绍财等。他们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中，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杀，保证自己的安全，有的挑着货郎担卖货、起刀磨剪，有的卖醪糟，有的给牧主家放牧，到军牧场去投身放牧的就有两名。其余人员，大部分从事林副业生产。他们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互相联系，紧密团结，严防敌人捕抓搜查等，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1949年永昌县解放后，定居下来的有杨海清、陈宗贵、廖全九、熊九岭等，永昌县政府对这些失散红军人员给予各方面照顾，1950年初杨海清被县委调任为新城子二乡政府的乡长，任职一年之久，因没有文化不能胜任自己提出辞职，组织批准退职回家。1952年土地改革时，杨海清、陈宗贵、廖全九、熊九林等参加农会成为本村的社员。给他们分房分地，杨海清娶老婆成家后住毛家庄五队，熊九林娶老婆成家住在毛家庄一队，陈宗贵和陈希文住在毛家庄二队，廖全九（未成家）住在毛家庄四队。因毛家庄靠近西山森林，西大河林场吸收他们为大河坝的义务护林员，他们一面从事林副业生产，一面宣传护林政策，检查过问进山人员不得随意破坏山林。西大河林场对杨海清等给予了有关政策方面的照顾。
  焦家庄乡梅家寺村民梅发生救助西路军某干部祁科长
  红西路军后勤部负责给养干部祁科长（四川人），西路军作战失败后东返途径焦家庄乡梅家寺村，正值敌人搜铺红军失散人员。梅发生遂将祁科长收藏家中，休息了3天。祁科长归队心切临走时，村民梅发生给祁科长换掉褴褛衣服，送给一件旧皮袄，一顶帽子，装给路上吃的干粮，指给便于隐蔽的偏道，祁科长逃离虎口。
  焦家庄王录贤之母救助失散红军
  1937年3月，一名左臂负伤严重和一名未负伤的红军失散人员途径焦家庄村民焦克勤庄外的草房休息，被长工张国昌碰见。红军向张乞食，被张领到草房附近的另一长工王录贤家中。王母看到两名红军面容憔悴，收留后，煎熬黄花草加盐水，亲手给负伤战士解开渗满浓血的绷带擦洗清除了左臂的浓淤血迹，又用清水洗净的布条和新棉花做了包扎，并留家中伺候养护数日。临走时，王母还送给干粮，红军伤员带着感激的心情走了。
  第八章 回延安的西路军将士
  西路军21800余名将士中，战斗牺牲的超过了一半，被俘的有6000余人①。除了被马家军残忍杀害外，日后国共合作期间被中共中央陆续营救，加上流落民间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西路军苦战5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功不可没。到达延安后，他们依然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因史料缺少原因，这里仅收录了部分返回延安的西路军指战员。（按照西路军组织序列和从新疆返回延安时间顺序排序。）
  陈昌浩 （1906～1967）湖北武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在永昌指挥战斗10余次，歼敌6000余人。1937年3月西路军失利后，先回武汉，后回到延安，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组织批准到苏联治病。1941年在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从事采石工作。1942年冬天在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作翻译，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
  1967年7月在北京逝世。
  徐向前（详见第六编第3章）。
  曾传六 （1904～1983）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后当选七里坪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32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政委。1932年10月率部参加西征入川。1933年2月调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任局长兼中共省政府党团书记。1934年6月改任红九军政治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1936年7月被选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随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同年11月任红军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参加西征作战。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为西路军政治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失利后，先到新疆后返回延安。1938年冬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军法处处长。1940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44年先后担任豫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共河南区党委委员、豫西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务。1945年任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任东北财经委员会物资处处长。1949年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商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商业部副部长兼对外贸易管理局局长等职务。1950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贸易部部长。1954年底至1963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商业部监察组组长、国务院商业部顾问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3年10月在北京逝世。
  李卓然（详见第六编第3章）。
  王树声 （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1937年3月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1940年6月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1945年后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1949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74年1月在北京逝世。
  李先念（详见第六编第3章）。
  郭天民 （1905～1970）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人。1926年夏考入黄埔军校六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春任红四军第三纵队长。1931年任红八师参谋长。1932年任红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师长。1933年任江西军区参谋长。1936年任西路军总部一局局长。在永昌指挥作战10余次。西路军失利后，先到新疆后返回延安。1945年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1946年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豫野战军副参谋长，10月任鄂豫军区副司令员。淮海战役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司令员。解放大西南后任云南军区第1副司令员。1952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高级系主任。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先后兼任军事出版部、院校部部长，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70年5月在广州逝世。
  宋侃夫 （1910～1991）江西萍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杭州地委委员、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鄂豫皖苏区军委参谋处处长。1932年随军西移，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台长、电务处处长。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西路军失利后随余部进入新疆，后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延安大学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野战军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长沙市市委书记，湖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市长，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中共八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1991年4月在武汉逝世。
  杜义德 （1912～2009）湖北黄陂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4月参加红军。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委员。1935年1月调任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5月参加红军长征，任方面军总指挥部第四局局长。1936年2月任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1936年2月任红军骑兵师师长。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骑兵师师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1939年至1940年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1941年至1945年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书记。1946年任冀南军区司令员。1946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194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1950年任川南军区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军军长。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政治委员。195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1960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1963年3月任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书记。1973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6月至1983年5月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9年9月在北京逝世。
  吕黎平 （1917～2001）原名吕继熙，江西省兴国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央红军总部一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西路军失利后随余部进入新疆，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开始后从新疆航空队回延安，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员队队长、训练处处长，沈阳航管处处长，南京空军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校长，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班主任，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顾问。1961年晋升为少将。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逝世。
  秦基伟 （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连长。1936年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侦察局科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到延安。1937年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任第一（晋中）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任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1941年任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1947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10月任北京军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等职。1984年国庆35周年，任大阅兵总指挥。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97年2月在北京逝世。
  张琴秋 （1904～1968）学名张悟，浙江省桐乡县人。1923年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班。1925年冬赴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1932年夏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担任根据地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任师政治部主任。到达川陕边区后，红四方面军重建根据地，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初，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长征途中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10月，任红西路军组织部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后被马家军押送南京邀赏。1937年10月，被党营救返回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央妇女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曾与蔡畅一同率解放区妇女代表团赴东欧和苏联，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妇女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
  1968年4月逝世。
  刘鹤孔 （1914～2009）江西永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九军团任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政治委员。1936年参加长征。西路军失利后入新疆任“新兵营”干部大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3月至1939年在苏联学习，回国后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情报处科长，华东野战军七纵队二十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空军干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干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009年4月在北京逝世。
  刘瑞龙 （1910～1988）江苏南通人。化名石钧、李世萍、王大舜、张云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任中共南通县委委员兼城区区委书记。1931年后历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军委委员等职。1933年任陕南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0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10月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豫皖苏省委委员，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北线后勤部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农业行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农业部顾问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回忆红十四军》。
  1988年5月在广州逝世。
  黄火青 （1901～1999）湖北省枣阳县人。1926年1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6月赴苏联学习。1930年4月回国，任红十四军一团政治委员兼参谋长，上海法南区区委委员、工人纠察队特派员，江南省委军委兵运书记，中央巡视员。1931年11月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12月任红五军团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春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先后任四方面军党校教员、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政治部军人部部长。西路军失利后远征至新疆。1940年10月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热河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委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市政协主席、天津警备区政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6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省政协主席、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78年3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七、八、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99年11月在北京逝世。
  幸元林 （1914～1985）湖南省醴陵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政治部统计科科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后成功组织越狱，带领86名干部返回延安。1933年11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支队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参谋长、陕西五分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二纵队三十五旅参谋长、三十五旅一〇四团政委、江汉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51年9月，任空军二十二师师长。1954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系主任。1959年6月后，任新疆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北疆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顾问。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5年逝世。
  吴先恩 （1907～198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湖北黄安独立团第一营政治委员，独立团经理处处长，黄安独立师经理处处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军需处处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供给处军需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队务主任，第二分校供给主任。1941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供给处处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副司令员。1948年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1949年任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厅厅长。1952年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1956年起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1966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7年逝世。
  苏井观 （1905～1964）原名苏炳达，字静观，河南省潢川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1932年10月历任川陕苏区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卫生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1935年任军委总卫生部医政处处长。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西路军失利后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延安边区医院院长，延安医科大学校长，八路军总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陕甘绥晋联防军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1951年领导组织抗美援朝卫生工作。是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
  1964年5月在北京逝世。
  彭嘉庆 （1909～1993）江西庐陵（今吉安）人。1927年参加赣西起义。1928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排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第十三师三十七团营政治教导员。1934年任红五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供给部政治委员。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五军供给部部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1939年后任鲁东支队政治委员、苏鲁支队政治委员、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政治委员。1948年任辽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1949年任江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炮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9年任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后勤学院政治委员。1972年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3年8月在北京病逝。
  饶子键 （1909～2000）原名饶国汉，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人。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春参加工农自卫军，并加入共青团。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班长，红十五军连长、营长、团长，红十五军十三师师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等职。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1940年1月回到延安。1942年后历任新四军六支队团长、八路军六旅旅长、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代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四师十二旅旅长。1945年后历任华中野战军九纵队副司令员、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淮北军区司令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第一副军长、南京警备区参谋长。1952年后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六十六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回忆录《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
  2000年9月在南京逝世。
  杨秀坤 （1911～1993）四川巫溪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参加红军。红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第三十军88师第二六八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特务团团长，华中第十军分区第二十七团团长，豫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第十纵队第二十八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五十八军副军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副军长，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务。
  1993年5月在武汉逝世。
  谢良 （1915～1991）原名谢毓法，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炮兵连政治委员，二十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五军政治委员，后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平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1年逝世。
  张力雄 1913年3月生，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二队队长、一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四大队协理员，抗大总校太岳独立大队政治委员，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治委员兼六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鄂西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野战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吕仁礼 1916年2月2日生，安徽六安市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二九七团连指导员、营长。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十队区队长，山西决死第四纵队三十五团副团长、代团长，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副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三团团长，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五旅十五团团长，第一野战军三军九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兵团九师副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师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程世才 （1912～1990）湖北大悟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党委书记、团长兼团政治委员。参加长征，任红三十军代军长。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平西挺进军参谋长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校长，延安中央党校第四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0年11月在北京逝世。
  李聚奎 （1904～1995）湖南安化（今涟源市）人。1926年9月北伐战争。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红五军大队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10月任第九军参谋长。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九军参谋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1938年春任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后任鲁西北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春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2年任旅长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1947年任西满军区参谋长。1948年4月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加朝鲜战争，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1951年10月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一级勋章。195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7月任石油部长。1958年2月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66年4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7年12月任福建后勤学院政治委员。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七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军委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5年6月在北京逝世。
  陈宜贵 （19141997）安徽霍邱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连指导员。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九军政治部军人部保卫局分局长。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1938年任冀中军区三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政委、第三军分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四纵第十一旅政委、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荣获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6月在北京逝世。
  方强 1912年2月13日生，湖南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红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浏游击队宣传组组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三师七团连政治委员，第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警卫营政治委员，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三师七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红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总政治中党委委员会副主席，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四十四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任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红军战士话当年》、《为祖国而战》、《为国防而战》、《留苏学习笔记》、《赤诚集》等书。
  朱良才 （1900～1989）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教导团政委。西征军战斗失利后返回延安。1946年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至1949年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北军政大学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至1958年任北京军区政委。196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委员，中共华北局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2月在北京病逝。
  李天焕 （1912～1986）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政治部主任、党委委员。1935年3月参加长征。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西路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后返回延安。1938年冬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十支队（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党委委员。1940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五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局局长、党组委员。1943年冬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1946年7月任冀察军区副政治委员。1947年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副书记。1948年任中共冀中区委联络部部长。1949年1月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兵团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1951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兼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副政治委员。195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部长、党委书记。1959年1月至196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1967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0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回忆录《气壮山河》。
  1986年5月在北京逝世。
  郑维山 （1915～2000）河南新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政治委员。1934年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委员。1934年任八十八师政委。参加长征。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主任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教导团政委、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行唐指挥所总指挥、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石家庄市卫戍司令员、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1952年任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195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82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是第三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共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2000年逝世。
  徐一新 （1911～1994）浙江省人。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底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西路军教导团政治处主任。红西路军失败后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巴基斯坦等国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1994年逝世。
  毕占云 （1903～1977）原名毕隆兴，四川广安县人。1928年在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特务营营长，第四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司令员，红十二军第一〇二团团长、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七军第九师参谋长，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师长、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补充第一师师长，红八军参谋长。1936年11月西路军永昌鏖战期间任总部教导团政治处主任。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副局长兼参谋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参谋处处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委总部二科科长，太岳军区参谋长，太岳纵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在郑州病逝。
  欧阳毅 （1909～2005）湖南宜章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办公厅秘书、第一纵队党委秘书，军部无线电台政委，第一纵队党委秘书长，第十师教导大队政委，第十师党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五军参谋长。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保卫部部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炮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十一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2005年逝世。
  晏福生 （1904～1984）原名晏国金，湖南醴陵县人。1923年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醴陵赤卫团排长，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4年逝世。肖永银（19172002）湖北黄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总指挥部警卫连排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1938年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一营营长、团长。1945年任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1946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渡江战役后，率部进军西南，参与指挥部队直出川东解放重庆。1951年3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代军长、军长，参与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武汊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狭路相逢勇者胜》、《成都战役》等回忆文章。
  2002年4月在南京逝世。
  周纯麟 （1912～1986）湖北麻城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部排长、通信队队长，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六团营长、副团长，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副团长、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著有《血战河西走廊》、《风雨五十年》、《教诲与怀念》、《周纯麟回忆录》等著作。
  1986年9月在上海逝世。
  魏传统 （1908～1996）四川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政治部秘书长、宣传科科长，第五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敌工科科长。西路军失利返后回延安。1938年后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干部教育科科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秘书长，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等职。1946年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兼《新华日报》言论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顾问。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诗选《追思集》、《江淮敌后烽火》等和书法集《魏传统书法作品选集》。
  1996年8月在北京逝世。
  宋承志 （1917～2010）安徽金寨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十军连指导员、营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11月参加西路军鏖战永昌的战斗。西路军失利后随余部进入新疆，任新兵营炮兵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大队副大队长、延安炮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团团长、东北野战军炮兵师副师长，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炮兵师师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师长。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区炮兵参谋长、第五炮兵学校校长、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沈阳军区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十二大代表。
  2010年8月在北京逝世。
  陈明义 （1917～2002）河南商城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六霍县独立营政治委员，川陕省政治保卫局侦察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参谋。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总部指挥部首长警卫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先遣支队参谋长，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进藏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2年5月在成都逝世。
  喻新华 （1909～1993）原名喻同金，湖北麻城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战士、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政治委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1940年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师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6月逝世。
  方震1911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军八十二团排长、连长、红七军团机炮连指导员。1932年任总兵站主任。1936年10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曾任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西路军失利后随余部进入新疆，1941年回延安。1940年任太谷兵站办事处主任和政委。解放战争他担任晋绥总兵站副站长。1949年担任华北运输分部部长，执行队一野进军西南的运输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后勤部运输部检查室主任、总后勤部检查局副局长、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副主任、总后勤部第一物资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东物资供应局政委、第二军医大学顾问、副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定烈 1918年生，四川宣汉县人。1933年11月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加入共产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二九五团七连战士、营部传令兵、文书。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五军四十三团团部文书。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八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四团团长。1947年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任空军航空兵十八师师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任中南军区空军广州指挥所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1958年后，历任空军15航校（即导弹学院）校长、空军汕头指挥所主任、广州、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章。
  赵正洪 （1913～1991）湖北黄梅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师部通信队队长。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营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十三团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八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九师政治委员，安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副主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1年任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代表团团长。
  1991年12月在北京逝世。
  徐明德 （1916～2007）湖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在总指挥部电台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分队报务主任、分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通信处一科科长，吉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三科科长，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十五兵团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海军通信兵部主任，海军副参谋长。1973年任海军司令部“两查办”主任，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1月在北京逝世。
  聂洪国 （1913～2004）湖北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长征。1936参加西路军，历经永昌攻坚战、四十里铺保卫战、永昌保卫战、倪家营子保卫战、梨园口遭遇战等诸战斗。西路军西进失利后，随部队到新疆。1941年返回延安。回延安后任延安八路军联防政治部总务处主任、中原军区第2分区供给部部长。解放军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5师15旅供给部部长。1947年任东北军区第5纵队第15师供给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2军126师、第124师供给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供给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一级勋章。1954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后勤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部副政治委员兼零一工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政治委员等职务。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6月在北京逝世。
  严四海 1915年生，四川宣汉人。生于1915年。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连长、营长。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司令部科长。西路军失利后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任团长、军分区司令员，海军技术学校副校长、校长等职。
  左叶 （1910～1992）原名左保叶，曾用名左翼、左一、左岳、左卒等，江西永新人。1927年参加工农红军，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协理员、营教导员。1934年9月任红八军团后勤部长、政委。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教导团参谋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1942年2月任冀中军区第二十二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辽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1948年4月任独立第二师师长及营口卫戍区司令，参与辽沈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等职。
  1992年7月在北京逝世。
  吴建初 （1914～2002）四川成都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国民党二十八军搞兵运工作。1935年参加剑阁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参谋，政治干事。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科长，西路军失利后奉命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工作。1937年9月返回延安。1939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五支队政委。1940年任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42年任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1946年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地委书记。1948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四十一旅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华北军区第七十军二〇九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七十军政治部副主任。1950年10月任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51年任华北军区防空军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1953年任军委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兼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62年11月至1966年3月任铁道兵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6月在石家庄市逝世。
  王崇国 （1919～1999）原名王言义，四川达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部警卫员、通讯班长、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四师警卫排长、骑兵团区队长、华东军区特务连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特纵汽车大队副大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大队大队长、战车团副团长、团长，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坦克二师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二师师长，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勋章。回国后，历任军委坦克一校校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参谋长、副司令员。
  1999年6月在北京逝世。
  王恩厚 （1917～2005）湖北麻城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在永昌参加战斗。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1948年任天津军管会卫生接管处总支书记兼副处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至1958年任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1958年任长春医学院院长。1959年至1968年任吉林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5年8月在北京逝世。
  袁彬 （1915～2005）湖北麻城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卫生员、司药、医生、医务所长、副连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被派遣到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1946年回到延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飞行骨干。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军事训练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解放一江山岛和国土防空等战斗。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61年晋升少将。
  2005年1月在南京逝世。
  何兰阶 （1910～2002）湖北麻城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担任文书工作。192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第九军政治部秘书长。1937年9月，历任红四方面军红一师警卫连排长，三十团二营宣传队队长、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八十八师政治部秘书长，三十军政治部秘书长。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审讯执行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1949年10月后历任联防军派往东北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冀东军区独立第十旅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兼唐山警备司令部副政委，二〇一师政治委员。1949年12月至1952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1952年4月至1954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分党组书记。1954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1964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4年12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制委员会委员。1981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2002年10月在北京逝世。
  李培基 1921年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后历任军委二局报务员、参谋、研究员，机要训练大队大队长、科长，军委三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兰州军区三局局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黄良诚 （1917～1982），又名黄子昆，福建上杭县人。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2军战士。1931年11月任中央军委无线电电台报务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第9军任电台报务员，随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在河西走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西路军失败后被俘，押到西宁编入马步芳的电台工作，后转到兰州拱星墩国民党第八战区监狱。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7年底回到延安。不久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赴华北抗日前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冀鲁豫支队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冀鲁豫军区八旅二十四团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通讯学校校长，旅大电业局局长，旅大市经委副主任，大连造船厂党委书记，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顾问。
  1982年6月在北京逝世。
  李新国 （1913～1992）河南潢川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班长、排长，方面军总部参谋兼测绘股长，骑兵师作战科长。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九军司令部一科（作战科）参谋，不久调任骑兵师作战科长。西路军失利后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历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营长、教导大队长，警三旅团参谋长、副团长。1954年11月至1958年5月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防空兵司令员，1958年3月至1966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3月在西安逝世。
  林春芳 （19131993）河南新县人。1931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西路军少年先锋团卫生队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卫生部军医，后任游击队卫生队长，转战祁连山，后返回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医务主任、副院长，西北军区卫生部第四后方医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第二十六陆军医院副院长，第一陆军医院院长，军区总医院第一副院长，军区卫生部干部保健处处长，军区后勤部军马部副部长，军区后勤部卫生部
  副部长，军区后勤部研究室研究员，副军职离休干部。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任第一野战军二军六师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副部长。1993年5月逝世。
  华全双 1920年生，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参谋长。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
  昌期间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雁北军分区部队政治指导员，陕甘宁边区抗联主任，解放后任国防工办第618厂干部科长，第五机械工业部保密科长、保卫处副处长等职。
  盛先传 （1918～2001）安徽六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军战士、司号员、司号长、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西路军失利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1月回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在甘肃省公安厅一处侦察科工作，后任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兰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天水市民政局局长等职。
  2001年8月逝世。
  姚德智 1916年生，四川南江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11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进入新疆后，在新兵营学习汽车驾驶，返回延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军委第三局机务员，东北军区汽车连政治指导员、股长，第四野战军西线运输司令部副科长，汽车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研究员。
  徐明乐 1917年生，安徽六安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三十军军部警卫。西路军失利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人民解放军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
  李映光 1921年生，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通信员。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学习无线电通讯。1940年回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军委第三局报务主任，西北军区通信总台台长，兰州军区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宁夏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
  王德润 1917年生，湖北麻城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排长，入新疆后学习炮兵技术，1940年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历任炮兵连长、副营长、营长、第三军炮兵团团长，第十九兵团炮兵主任，第二十三军炮兵副军长，兰州军区炮兵主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炮兵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军委炮兵副司令员。
  杨锡光 （19092000）福建蒋乐人。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后随左支队到新疆。经党组织安排，进入新疆医院进修学习。1941年冬任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机关党支部书记。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拘禁。1946年经组织营救回延安，历任中央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央机关卫生所所长。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2年2月选派苏联学习。回国后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54年调任总后勤部卫生部《人民军医》出版社社长。1957年6月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转业地方，任江西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西分院院长。1984年12月离职休养。
  2000年3月逝世。
  刘护平 1911年生，江西吉安人。1927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参加西路军鏖战永昌的战斗。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于1939年赴苏联学习情报工作，1941年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武威军管会主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江西省高级检察院检察长。
  康立泽 1921年生，四川金川人。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任西路军总部卫生员，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中央军委第二局股长，晋冀军区司令部第二室主任，四野司令部二局第一处政委，军委工程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第一、第七、第四军医大学政委，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总后勤部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等职。
  任道先 （1922～2007）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任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西路军失利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无线电专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八路军总部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分队长，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电台队长，兰州市军管会委员兼接管组组长，西北军区司令部总台台长，志愿军司令部通讯团长，总参通讯兵部十九院副院长，通讯兵部顾问等职。
  2007年3月逝世。
  吴仲连 1904年生，湖南宜章人，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曾日山的妻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参加西征，任红九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副主任。西路军失败，后脱险回延安。
  余定礼 1921年生，四川通江县人。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公务员、战士、通信员、宣传干事、警卫排副排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及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疆新兵营学习，1941年回到延安，任军委二局报务员、台长、政治指导员、组织科副科长、学员队班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后车船部修理处组织科长，总后车船部船管处副处长、处长、车船部副部长。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余品轩 （1906～1981）安徽六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长，独立团副团长，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东进纵队第二团政治委员，新编第七旅二十团副团长，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参谋长，豫西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相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和淮海、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军区南阳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兵役局局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1年9月逝世。
  张开基 （1912～1990）四川万源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连长。1936年10月参加了西路军。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南游击大队参谋长、代大队长，山西决死第二总队营长，第四团副团长、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任西北军区炮兵部副司令员兼军械部部长，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7月在西安逝世。
  张方明 1916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用名张芳铭。1932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战士、班长、连队文书、营和团政治处书记，第四军四科参谋，西路军第三十军参谋、第二六三团营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股长、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政治处主任、和平医院总院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进军绥远、解放张家口和平津、保北、正太、石家庄、太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六炮校军务处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实习副参谋长、天津市兵役局副局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天津军分区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省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行忠 （1913～1998）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三团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副团长，红三十三军第二九四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队长，抗大第二分校一大队五队队长，抗三团第一大队大队长，河北保满支队支队长，冀中军区第三十四区队区队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七旅二十团团长、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参加了平津、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校长，川西公安部队师长兼政治委员，四川茂县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1957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2月逝世。
  吕兆宣 （1914～2007）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4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独立团宣传股长、俱乐部主任、共青团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班长、供给部科长、第九军交通队班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助教、队长兼军事教员、军事主任教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团长、团参谋长、团长、教导大队长、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参加了攻打四平和四平保卫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回国后，任第四十军一一九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朝阳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工程兵副参谋长、军区工程兵副主任。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1月20日在沈阳逝世。
  李振亚 （1908～1948）广西藤县人。原名李荣，又名李伯崇。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军第七军军部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改任红七军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副官，负责后勤工作。参加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转战桂湘粤边的作战。1932年任军事团连长，营长等职。1933年任第一营营长，参加培养红军军政干部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7月任红三十三军参谋长。1936年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同年10月随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师，11月奉命编入红军西路军，参加西征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东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后兼东江特委军委参谋长。1940年6月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参谋长。1943年任琼崖人民抗日独立纵队参谋长兼第三支队支队长，并兼西区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总队总队长及政治委员，并任中共琼崖区党委委员兼琼西区地委书记等职。1948年9月27日，在万宁战斗中英勇牺牲。
  胡嘉宾 （19081985）江西兴国县人。曾用名胡承享、陈先桂、胡佳宾、胡家实。1926年参加农会。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万安县委书记。1932年任中共江西省乐安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6月至8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4年10月随主力红军长征。1936年10月随军西征。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1月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干部科科长。1941年先后任延安行政学院政治处主任、干部处处长、副教育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分党总支书记等职。1956年10月调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人事司司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监委书记，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常委。1965年冬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11月至1973年4月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中央民委、国家宗教局机关政工组副组长。1977年11月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年1月至1982年8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1982年离休。中共七大候补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5年2月在北京逝世。
  熊德臣 （1907～1941）河南光山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后在红一军、红四方面军任初级指挥员。参加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1933年后历任红三十军营长、团长等职。1935年5月率部参加长征，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同年冬奉命南下川康边作战。1936年秋长征到达甘肃会师。同年11月奉命编入红军西路军，参加西征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第二军分区参谋长。1941年在抗日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丁园 （1915～1994）湖北大悟县人。曾用名王新民。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第九军二十五师、方面军总部任班长、测绘员、译电组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以及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任新兵营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航空部学机械。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6年6月经组织营救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老航校机务队长、三厂政治指导员，中南军区航空办事处副主任、机务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空军、沈阳空军、福州空军工程部副部长、部长，沈阳空军航空工程部顾问（正军职）。1955年沈阳空军大校。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4月在沈阳逝世。
  马再生 1919年生，四川青川县人。曾用名严炳武。1935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二六七团战士、总医院勤务员、护理员、第三十军勤务员。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新兵营。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科员、组长、副科长，情报技术部办公室机要处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参三部通信处科长、八局机要处副处长、一局副局长、工程技术学院顾问（副军职）等职。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任寿武 1919年生，四川苍模县人。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方面军总部通信员、骑兵师和第二六八团警卫员。1936年随军西征，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1939年9月赴苏联学习。1940年回国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警卫排班长，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营业员、管理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大连公安局看守所长、科长，旅大公安纵队副大队长、政治教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旅大公安纵队第1团长、政治委员，东北公安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团和沈阳公安总队第三团政治委员、机械化第一师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直政处主任，商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陕西省体委主任。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任思忠 （1918～2004）四川达州市人。原名任思中。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学兵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战剧社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承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热河军区警卫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五十四军一三五师政治委员兼中共广西玉林地区工委第一书记。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四军一三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历任陆军第一军参谋长、副军长、第四十二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2004年8月在济南逝世。
  刘何 （1911～1969）湖北大悟县人。原名刘登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政治部裁判所所长、军政治部组织部代部长兼军法处处长。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主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战车师政委。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东北军区、沈阳军区炮兵政委、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5年授衔为解放军炮兵少将。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9年4月在北京逝世。
  刘琦 1912年生，天津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文化教员兼联合合作总社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科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4、第5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科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处长，热河铁路局副局长，东北财经委员会运输总公司政治委员、税务局副局长，吉林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海关处处长，广州海关关长，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交通部船舶设计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军事组组长。
  刘大礼 （1917～2003）四川宣汉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战士、通信员、宣传员、宣传队长、副连长、干事。1936年10月参加西征，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历任军委卫生部制药厂工会主席、晋察冀军区兵站部摩托大队政治教导员，汽车修理厂政治委员，大队长、团长，华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第二炮兵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6月在北京逝世。
  牟正茂 1913年生，四川达川市人。曾用名牟永茂。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九十七师二九二团战士，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管理员、第二六八团卫生所管理排长、书记、团党委秘书、政治处宣传队长、统计干事、组织股长、秘书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参加长征。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联防司令部和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检查员，陕甘宁边区贸易总公司副科长，边区政府物资局业务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审计处副处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川南分行副行长，西南银行货币管理处处长，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第一副行长，成都市支行行长，党委书记，市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市财税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成都市委财贸部副部长，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顾问等。
  苏风 （1916～1995）女。湖北麻城人。原名陶万荣。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队长、第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营长、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秘书。参加了长征。随军西征在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工作。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任陕北公学、延安抗大女生队队长。1939年后，入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政治协理员、中共南满分局妇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辽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1995年12月在大连逝世。
  杜泽洲 1916年1月生，四川达州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宣传员、方面军总部通信营班长、特务团连党支部书记兼排长。参加长征随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通信员、警卫员、中央教导大队排长、中央警备团连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警卫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瞥卫师副政治委员，警卫第一师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顾问。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开芬 （1917～1999）女，四川达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4方面军宣传员、干事、火线宣传队队长，中共达县县委少共、妇女部干事。1934年任川陕工农红军总医院万源分院看护队长、外科医生。参加长征。1936年10月任西路红军妇女先锋团干事、保卫营总支书记兼秘书。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院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政治部分总支书记、供给部副总支书记。1949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直属大队（旅）政委。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司政直政治处主任、华北军区司令部通讯处副政委、华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处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顾问。
  1999年4月在北京逝世。
  李光夫 1918年3月14日生，四川达川市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达县游击队赤少大队长、江油县指挥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加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总参一局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卫生部兼东北医科大学政治委员，第十二兵团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长，参加了攻打四平、彰武、解放长沙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驻武汉办事处副主任、后勤学院速成系政治委员、云南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省军区顾问。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红先1918年3月生，四川达川市人。曾用名李鸿贤。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交通连连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参加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三边分区保安大队指导员、政治部保卫科长兼联络、民运科长，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军保卫部长兼联络部长和军法处副处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陇东、瓦子街、西府、扶眉、兰州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高炮学校高级系政治委员，防空学校政治部主任，空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副政治委员，南京空军后勤部顾问组长。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春林 1918年7月8日生，四川通江县人。曾用名李理林。1933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十团（后为第二六三团）战士、通信员、班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二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加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在新疆新兵营一大队学汽车装甲车。1940年3月，回延安后任总部机要处和中央机要局及山西八路军办事处译电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汽车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汽车第一团团长、运输部车辆管理处处长，华北军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部长、技术副司令员，军委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吴成甫 （1900～1988）河南光山县人。曾用名吴恒富。1928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混成营战士，红一军政治部保卫连长、营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务处长、总供应部兵站政治委员，第三十军二六八团供应处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新兵营一大队学习，去苏联参观学习半年后回国任中央军委供给部总务科长、中央管理局第二保管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后勤部林西办事处长、供给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总后四分部第十二兵站姑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益阳军分区供应处长、湘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3月在长沙逝世。
  吴昌炽 1915年12月25日生，湖北红安县人。曾用名吴昌松。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战士、班长、排长、警卫员、文书、秘书、参谋、通信股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晋西新军总队作战处长、军委作战部参谋、警一旅一团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鄂中军分区参谋、江汉军区参谋长、湖北独立一师副师长、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高炮基地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六十四师师长、志愿军铁道高炮司令员、中朝防空指挥所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街。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邱大银 （1916～2009）四川巴中市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红军长征及西路军艰苦作战。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新兵营四大队学习。1940年回延安任军委三局报务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部科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南下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部管理科长，空军第八修建总队副总队长，空九军后勤部副部长、修建工地总指挥。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9年3月在西安逝世。
  杜发树 （1905～2003）1936年10月随部队西征，任西路军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西路军失败后进入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2003年逝世。
  张毅 1917年生，湖北麻城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1937年4月进入新疆，入航空队学习。后历任东北航校训练处长、副校长第十四航校校长，兰州军区训练部长，空军副军长。
  金生1909年生，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征，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在西路军第三十军工作。西路军失利后随左支队于1937年4月进入新疆学习航空机械，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6年获释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任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副部长、顾问等职。
  张达明 1908年生，广西柳州人。时任红西路军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参加西路军鏖战永昌的战斗。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于1937年4月进入新疆学习无线电技术，1940年7月返回延安。此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国家物资局处长。
  胡正先1918年生，安徽六安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6年随军西征，时任西路军电台报务员，后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1938年返回延安，先后在军委三局、二局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机要工作。解放后，曾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
  杨南桂 1916年生，江西莲花人。红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为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于1940年1月返回延安，随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王恩舟 1920年生，四川苍溪人。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鏖战期间，时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后历任中央军委警卫团副连长，陇东三八五旅司令部参谋，中共甘肃工委干部队副队长，陇东军分区独立团营长，甘肃军区警备第二团副团长、团长，步兵第五十五师团长，青海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甘肃省武威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分区副司令员。
  饶金才 1919年生，红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时任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同志的警卫员，西路军失败后返回延安，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戴克林 （1913～1990）湖北红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西路军鏖战永昌期间，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副营长，后历任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副军长，安徽省军分区参谋长，浙江省军分区副司令员。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0年1月在杭州逝世。
  刘克先 1914年生，湖北黄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通讯员、连长，西路军红九军第二十七师营长，西路军失败后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商丘军分区司令员，商丘地位书记，湖北省物资局局长。
  况玉纯 1917年生，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营教导员，战斗中负伤，被敌冲散。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谈青林 1916年生，原是红三十军供给部通讯员，西路军失利后，辗转回到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刘德胜 （1915～2000）江西宁都人，原在红五军团工作，后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连长、西路军政治部巡视员。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在张掖建立地下党支部，开展斗争，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脱险归队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劳改局副局长。
  2000年4月逝世。
  张萍 1914年生，安徽霍山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西路军总部侦察参谋，后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排长，入祁连山后被打散，1937年7月回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任联络员。1938年赴延安，历任留守兵团侦察科参谋，驻守陇东的三八五旅司令部科长，吉林军区司令部科长，十二兵团司令部科长。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分区司令部情报处长，武汉防空司令部副主任，兰州民航局副局长。
  耿万福 1916年生，河北省人，1931年宁都暴动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五军供给部财物科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回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
  欧阳辉 1916年生，江西兴国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工作，后任红西路军总医院卫生队长、卫生所长。回延安后，历任卫生所长、医务主任，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院长，华北军区第一后方总医院院长，察哈尔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华北军区卫生干部学校校长，山西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省军区顾问等职。
  张宜友 1916年生，原任红五军司令部交通队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王儒云 1917年生，原在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任卫生员，1936年10月参加西征。西路军失利后被俘，转转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华北军医大学一大队大队长，某军医大学学员队副队长，北京军区101疗养院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王元喜 1916年生，原在红三十军工作，1937年4月进入新疆，在汽车大队学习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洪耀 1915年生，原在西路军总部医院任医生，进入新疆后，先在总支队卫生所任医生，后入新疆军医学校学习，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了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李文华 1916年生，原在红三十军工作，1936年11月份参加西路军鏖战永昌的战斗，1937年4月进入新疆，1940年1月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第二物资局局长。
  曾玉良 1915年生，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11月随军鏖战永昌，西路军失利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后返回延安。
  刘寅 （1910～1985）江西南昌人，1930年底参加红军，1931年1月参加了我军第一部电台的组建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1936年11月参加西路军鏖
  战永昌的艰苦斗争。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延安总部无线电通信分队长、军委三局秘书长和副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军委通信部第一副部长，原第一、二、三机部副部长，四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1985年在北京逝世。
  汪小川 （1913～2005）安徽岳西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先后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科长。西路军失利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吉林省委民运部副部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长春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等职务。
  2005年1月在北京逝世。
  杨大奎 （19132004）安徽六安人，193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艰苦的战斗。西路军失利后到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无线电技术，1938年5月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电讯局工作。
  2004年7月在济南逝世。
  何仁忠 （生卒年不详）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1938年5月返回延安。
  高家传 （生卒年不详）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1938年5月返回延安。
  聂露 （生卒年不详）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1938年5月返回延安。
  陈大孝 （生卒年不详）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1938年5月返回延安。
  王道义 （生卒年不详）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1938年5月返回延安。
  宋有望 （生卒年不详）总支队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1938年5月返回延安。
  方子翼 （生卒年不详）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人员，1946年7月返回延安。
  胡子坤 （生卒年不详）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人员，1946年7月返回延安。
  张毅 （生卒年不详）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人员，1946年7月返回延安。
  朱火华 （生卒年不详）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人员，1946年7月返回延安。
  安子敏 （生卒年不详）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人员，1946年7月返回延安。
  第九章 定居在永昌的红西路军战士②
  1936年1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奉命西进河西走廊。11月18日，红西路军三十军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在永昌同数倍于己的马敌浴血奋战，至12月27日夜，西路军将士在永昌鏖战40余天，歼敌6000余人。12月28日，西路军将士奉命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后在张掖、临泽、高台等地的激战中，因寡不敌众，遭到马敌围攻，作战失利。中央军委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通过各种途径对伤员和失散人员进行营救和收容，永昌县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为保护革命火种做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春天，因伤病、伤残、冻饿、掉队等原因流落在县境内的西路军战士30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永昌定居的西路军战士约73人。这些西路军战士在永昌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做出了贡献。永昌县委、县政府为这些老战士颁发了“流落红军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为他们颁发了“西路红军老战士光荣证”。每人每月享受县政府45元的生活补助。
  龚有财，女，中共党员，居住在红山窑乡毛卜喇村一社，原籍四川余溪人，生于1917年。1930年在四川余溪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战士。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74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聂青秀，女，居住在焦家庄乡双磨街村六社。原籍四川巴中县人，生于1920年，1933年在四川巴中县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当勤务员。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72年病故。
  高开礼，男，居住在新城子镇马营沟村五社。原籍四川省江油县人，生于1916年，1933年在四川省江油县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战士。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92年病故。
  张德英，女，中共党员，居住在永昌县东寨双桥村一社。原籍四川省巴中县人，生于1918年，1933年在四川省巴中县参加红军，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干部。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于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76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刘永福，女，中共党员，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后迁入金昌市14区19栋3口2楼。原籍四川通江县红口场人，生于1916年，1932年在通江县红口场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供给部被服厂战士，1933年调往妇女独立团任排长。1936年在临泽县梨园口受伤后失散，流落到永昌定居，1995年5月25日因病去世。
  熊明安，男，居住在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原籍四川省城口县人，1923年生，1933年在四川省城口县巴山区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部担任司号员。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高台负伤后流落到永昌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定居，1978年12月去世。
  陈永红，男，中共党员，居住在红山窑乡毛卜喇村九社，原籍四川省苍溪县，生于1915年，1933年在四川省苍溪县参加红军，担任红四方面军八十二团一营通讯员。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于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81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郑兴刚，男，中共党员，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西大街35号。原籍湖北省红安县人，生于1911年，1929年在湖北省红安县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总部保卫局干部。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94年9月病故。
  龚少明，女，中共党员，居住在红山窑乡毛卜喇村一社。原籍四川万元县人，生于1913年。1932年4月在四川万源县白庙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连长，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86年11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侯秀英，女，中共党员，居住城关镇玉皇庙巷五号。原籍四川省尼龙县人。生于1920年，1933年在四川省尼龙县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五军某团战士。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94年6月病故。
  黄玉贵，男，居住在南坝乡永安村一社。原籍四川省仓旗县龙山区人，生于1912年。1933年在四川省仓旗县龙山区参加红军。在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担任司号员。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96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何进元，男，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白背巷十五号。原籍四川省长池县人，生于1919年，1932年在四川巴州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九军医务所担任勤务员。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大坝村，后迁居永昌县城关镇，2003年9月因病去世。
  蒋绍财，男，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原籍四川省南江县人，生于1917年。1932年在四川省南江县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战士。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后定居。1975年12月30日因病去世。
  刘绍莲，女，中共党员，居住在焦家庄乡双磨街村4社。原籍四川省巴中县人。1913年生，1927年在四川省巴中县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担任排长。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临泽县梨园口受伤、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67年因病去世。
  张公学、男、中共党员，居住在红山窑乡马家坪村3社。原籍四川省芦山县人，生于1914年，1933年在四川省卢山县参加红军，为红九军七十四团战士。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张掖受伤被马敌捉去活埋，被拾粪老翁营救，后流落永昌定居。1974年4月因病去世。
  张德福，男，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原籍四川省广元县人，生于1921年，1933年在四川省广元县参军，担任红四方军七十四团某营通讯员。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高台负伤、梨园口失散，流落到永昌县水源乡定居，后迁入城关镇，1995年6月病故。
  曾林模，男，中共党员，居住在永昌县南坝乡永丰村5社。原籍四川省罗金县人，生于1914年，1933年在四川省罗金县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八十八师某营文书。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在高台负伤、梨园口失散后，流落到永昌县南坝乡定居，1982年6月病故。
  曾大明，男，中共党员，居住在永昌县城关镇北背巷，原籍四川省营山县人，生于1915年，1931年在四川省营山县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八团警卫排排长。1936年转战河西走廊，梨园口失散后流落永昌定居，1995年8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