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祝巍山，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193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副编审。他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不过那部被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高度评价、1997年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新编《永昌县志》的主编就是他。《永昌县志》从初稿编写到出版共经历了八年时间。它的成功，首先是中共永昌县委的关心，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坚强领导，凝聚着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作为县志主编和办公室主任的他，更是殚精竭虑，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
  迈出第一步 奋发进取
  1985年初，县委、县政府选调祝巍山担任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志主编，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任了。经过一些时日的工作接触，他感到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新编县志究竟是个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历史档案在永昌片纸无存，上哪里去搜集资料？怎么个编写法？更无人说清楚。当时，县长曹长庚对他说：“县志工作，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外行，希望您尽快变为内行，把这项工作做好，这可是为永昌人民做的一件大事。”就这样，他肩负着县领导和全县人民的重托，向着布满荆棘的路迈出了第一步。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尚在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经验，地方志资料十分缺乏。祝巍山虽说干过20多年文秘工作，也当过党校理论教员。“文革”前上过“中华函授学校”，学过三年汉语言文学，从主讲叶圣陶、张志公等大学问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有点底子，也喜欢历史，但是对地方志完全是个门外汉：1985年下半年，省地方志编委会请来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等几位方志专家，第一次举办培训甘肃省地方志主编学习班，县上派他参加学习。之后，省上又多次以会代训开展地方志交流研讨活动并请全国著名方志专家陈元方、魏桥等讲课：通过一次次培训学习，他对地方志编修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省志编委会还组织全省起步较早的20个县、市志主编，由省志编委会领导田真带领，到陕西渭南县学习取经，现场培训；渭南县志主编杨树民就修志方针、原则、篇目设置、内容安排、编写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结合渭南县志稿本，给大家一一讲解；通过这次学习，祝巍山对怎样编写新县志心里有了底，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按照编委会主任、县长曹长庚“应尽快拿出一个加快县志工作的意见”的指示，针对县志工作实际情况，拟定了几点建议，首先向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作了汇报和商酌后，向曹长庚县长作了汇报，得到了完全同意和支持。这几点建议：一是县委、县政府已强化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请尽快充实人力，增加经费；二是尽快召开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解决部门、乡镇、厂矿企业部门志基本没动的问题，编写单位应从60个增加到80个：三是派人外出，继续广泛地搜集资料；四是制定一个全面精当的县志编写和总纂篇目提纲；五是加强对专兼职修志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六是尽早与省志编委会和大专院校联系，邀请专家学者帮助；七是及早开展初稿拟写为总纂作准备；八是及早安排县志照片拍摄和地图绘制。一星期后，县长曹长庚同县委书记曾继伟、县人大主任索玉成、县政协主席张宽，以及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主编祝巍山开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商定部分问题由县政府解决，部分问题由杨茂林和祝巍山负责落实。遵照会议精神，经过充分准备，于1985年10月22日召开了《永昌县志》第二次工作会议，重点解决部门志编写缓慢问题。杨茂林、祝巍山上省志编委会、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地质六队、张掖师专、金川公司等单位聘请了几位专家学者为县志顾问；县政府给县志工作确定了足够经费；县志办办公地点从县工会搬到县政府办公大楼；曹长庚指示县志办抓紧物色修志人员，只要本人愿意，县政府就调配。至此，紧张有序的修志工作开展了起来。
   信念何其坚 志在永远
  1、勤奋学习，提高素质：编修新县志是一项新工作，一开始谁都没底儿，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修志方针政策和方志理论学习。祝巍山作为县志主编，他反复惦量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他说：“如果没有政策理论和方志理论作基础，没有驾驭全志的能力，是不适合当主编的，也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每个修志者都是同样的。”为此，他和同志们商量后，订购了一些方志工具书和方志理论刊物，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并把一些专业文章的书送给分散在有关单位的修志人员学习，通过认真学习，逐步使全体修志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修志理论知识，而他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常常学到深夜。就这样，他的专业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步具备了一个县志主编的综合能力。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社会函大开办了方志学系，在曹长庚县长的支持下，他报考学习：虽然当时工作量很大，但他同困难抗争，坚韧不拔，每天坚持比别人多学多干四五个小时，经过两年的方志专业系统学习，他的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优秀成绩大专毕业。至此，他心中一幅新县志的蓝图更加清晰成熟：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全志的每个卷和每章每节怎么设置，是些什么内容，他都全志在胸，指挥运作精当，科学合理。据此贡献了他丰富而智慧的劳动。
  2、制定县志篇目提纲。一部志书篇目提纲是否科学合理，是关系志书质量的关键。1984年，县志办曾制定过一个部门志编写和资料收集提纲。但没有县志编写和总纂提纲。为了成功实施县志初稿编写和总纂工作，祝巍山结合本县县情，制定出《永昌县志》编写总纂提纲和凡例。当时，全省修志都刚开始不久，修志中一些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尚在探讨之中，比如志书内容排列，不少学者提出要突出政治，应该把政治类卷排在志书前面。面对“政治挂帅”，拨乱反正不久的形势，到底是先政治后经济，还是先经济后政治，很难定论。祝巍山根据“物质第一性”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原理，大胆提出《永昌县志》按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政治，最后社会排列。这一尝试后经方志理论发展，证明是正确的，县志篇目提纲制定出来后，除组织修志人员认真讨论，广泛征求各行各业意见外，他还带上篇目提纲上省志编委会和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向专家学者请教，并寄给曾经请来甘肃讲学的全国著名方志学家陈元方、来新夏、魏桥指点帮助。专家们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也给予了肯定。陕西省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给他回信说：“编写县志初稿的篇目提纲，不同于出版时的目录，要搞得更细些。”为了使《永昌县志》的每个编写者，明确各自编写的卷、章、节的编写范围和主次强弱程度，以及有关卷之间或章节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和交叉，他在篇目设置中，根据各卷的具体内容，列出“目”和“子目”，注明该详该略、该粗该细的侧重点和内容提示，并口头给编稿人员交待清楚，互议互商。还注明每卷中应列的表格表式。这样以来，解决了初稿编写人员各编各的卷，互不关联，可能造成重复和交叉或轻重不平衡的问题，把可能在总纂时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在了初稿编写阶段，既节省了时间又避免走弯路。县志提纲，经县志编委会讨论和县委、县政府批准实施后，使县志编纂得以顺利进行。
  3、继续搜集资料。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祝巍山仍把资料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他提出“十面搜罗”的方案，先后派人到青海有关县、河西有关县和兰州、北京、南京等20多个地方的国家和地方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资料。派张宗贤同志先后两次把县档案馆解放后13000卷档案一一翻阅择抄。他自己约请了文化馆馆长黄兴玉，有时带其它人员坐上公共车或骑上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乡镇和有关村社，找知情人调查访问，搜集县情；爬山跋水，寻访文物古迹，弄清了诸如“圣容寺”与“后大寺”这类不同古迹、同一名称的模糊传说与记载等。县志办向全国发出人物调查函1130多件。部门志和厂矿企业志，是编纂县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指导帮助和督促80个部门按时交稿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县志办头上，祝巍山发扬勇挑重担的精神，紧紧依靠县志编委会主任、副主任，紧密团结修志一班人，组织志办人员，全县分四片举办了修志人员培训班，基本解决了乡镇、厂矿企业和部门修志人员不会编写的困难。工作开展后，他又同编委副主任杨茂林、赵守国和办公室人员先后到各个单位抓落实，指导编写。他们每到一个单位，坐下来就看稿，加班加点，认真审阅，或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完成任务就走。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大大激发了大家的修志积极性。根据部门志进度，他建议县政府于1986年9月召开了部门志评稿会，进一步促进了部门修志进度。
  苦心勤耕耘 无私奉献
  地方志素有“三无、三苦”之称，即无钱、无权、无职；辛苦、艰苦、清苦。而祝巍山却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全身心投入工作，毫无怨言。《永昌县志》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向县志编委会负责，编委会向县委、县政府负责。县志从1986年下半年正式投入编纂至1993年出版，经过了无数次讨论、修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每个字都饱含着修志者的心血和汗水，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他们满腔热情和献身精神。祝巍山作为县志主编，坚持修志方针政策，带头学习吃苦，坚持多写志稿，精心运筹，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他付出的更是别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远非文字可以表达。由于县志办人力不济，县政府决定把县志的部分卷、章、节分配有关局（委）承担。当县志的33个卷的全部编写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后，祝巍山和每一个编稿人员都一一商谈编写内容和方法步骤；编写过程中出现难题，他又和编稿人商量解决办法；志稿编成后，他一卷卷亲自审阅，进行修改，有的志稿不够成熟，他则写出详细记录，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交返编稿人重新修改补充；有的志稿被他改得密密麻麻，让写稿人誊清再改；还有个别志稿经多次反复，编稿人确实无能力修改的，主编则按县志编委会制定的“转让办法”转让他人重新编写。为了统一认识，统一编纂原则，他根据方志理论和编纂实践，提出了20多条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让全体修志人员参考遵循，对提高志书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永昌县志》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送审稿，每次形成的志稿，祝巍山都要一卷卷地审阅，一遍遍地修改。一些稿子先交由副主编或老同志处理，但处理后他还要详细审阅，进行“一支笔”修改。他除了担负主编对全志的审稿和统修统改任务外，还独立承担了四个卷的编写任务，并与其他同志合编了三个卷。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任务，他和同志们艰苦地工作着，特别是1986年下半年到1990年5月撰修志稿的四年时间里，也就是县志评稿会前后和县志总纂阶段，他和同志们进行过四次较长时间的加班厂作，累计370多天、所谓加班，就是每天工作在十三四个小时。连周末和星期天都不例外，祝巍山工作量更大，他每天天不亮就坐到办公室工作，下午晚饭后又马上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总加班在500天左右。就连法定假日他都没有认真休息过，等于四年内干了五年又五个月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1987年春节，节日还没过完，他惦记一卷志稿还没改完。就到办公室：那天，他隔窗南望祁连，心情激荡，随写了一首小诗：“祁连高耸雪含烟，书海遨游心生莲，夙愿魂系塞北月，志情更随天意旋。细将历史从头阅，研精覃思意志坚，待到春信送香时，愚人共尝桃花源。”由于过分劳累，他视力下降，县领导得知后，带他到兰州检查。县领导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他再三审度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工作。1989年，他90高龄的母亲病重，弟弟几次捎信，可他放不下繁重的工作，没顾上探望，直到去世才去照料。他妻子是小学教师，在他繁忙的几年内，孩子的学习、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她一人承担，从未打扰丈夫，还鼓励说：“这是好事，县领导信任，你去干吧。”使县志总纂工作顺利进行。总纂基本完成后，县政府组织勘察了县域边界。按曹长庚县长指示，祝巍山和民政局吕伯英修改绘制了永昌县行政区域图，经县、市审查后，与省测绘局多次联系协商，印刷出版。他还会同摄影人员杨和天、陈有贞等一起上山，跑北部沙漠等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筛选入志。就在这个时候，金昌市副市长、《金昌市志》主编唐立贵先后两次找祝巍山征求意见，准备调他去市志办负责工作，他再三衡量，觉得志书还没有成书，这样走了，对不住大家，就辞谢了。1991年6月，市政协电话通知让祝巍山去一趟，由市政协副主席马永恒和他谈话说：“经市政协党组研究商定，并汇报市委组织部卢有治部长同意，调你到市政协文史委负责工作，任职报告你来后上报。”他同意了组织意见，但说明了一点：即县志还有些工作需处理一下。当时，由于县志一些照片还需补拍反转片，出版社提出有些问题需商定，特别是县志行政区域图的印制，测绘局提出不少麻烦问题还未解决好。这样，共拖延了八九个月时间，市政协又让他去，但通知说，市上领导重新安排了文史委负责人选，他只说听从组织安排，就回县忙县志工作去了。曹长庚县长回忆说“今天想起来，这可是祝巍山同志的一大损失啊！要知道，这可是一次从科级干部提拔为县级干部的机会！”。接着，他和何登焕在兰州督促新华印刷厂排出二、三稿清样，不分白天黑夜地校对，印刷厂齐厂长关心地说：“我们厂楼下客房虽只收6元钱，但光线不好、潮湿，你们又在街上吃饭，何不搬到附近宾馆去住：”他笑着说：“条件虽差些，但方便工作。”就这样，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按时印出了县志。为此，祝巍山的不少朋友为他这种执着事业的精神而感服。永昌县志顾问、工作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教授知道后，写信感慨地说：“祝先生毅力坚强，鞠躬敬职，这种精神可敬可贵。”祝巍山无私奉献的精神，火一样炽热的事业心，清澈透明的胸怀，都一一体现在他编的志书里和史著、论文、诗词里。正因他为地方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甘肃省新闻出版局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于1994年11月22日评定他由中级职称晋升为副高级职称，发文颁发了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同年，他被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授予“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个人”称号；《金昌报》于同年9月17日“金昌人物”栏以“沥尽心血修方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之前之后，被县、市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 祝巍山在《永昌县志》问世前后，在《甘肃史志通讯》、《祁连学刊》、《祁连论丛》、《河西学院学报》、甘肃地方志理论研讨会等，发表交流了20多篇地方志论文，发表了大量史志研究文章，有五篇论文荣获省三等奖。其中：《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一文收入《共和国理论发展经典文献》和《世界学术文库》；《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一文收入《中国改革与建设研究文库》；《新方志编纂浅议》一文收入《中国方志论文目录》。1989年至1992年，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的编写工作，撰文与他人主编了《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撰文参编了《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隋唐人物》、《历代宦官》；撰文参编了《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国风光物产大典》、《中国县镇年鉴·94年鉴》《中国地方志大全》等；1996年撰文参编了《中华文化与智慧谋略》；1999年校注出版了《五凉志·永昌县志》；撰文参编了《史记故事丛书·军事外交故事》；2000年主编出版了《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为省、市、县文史资料撰写了大量的文史文章。发表散文数篇和几十首诗词。他先后被吸收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诗词学会、档案学会会员，金昌市档案学会常务理事等。
  1999年退休后，他仍笔耕不掇。2000年主编了《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2002年主编出版了《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为永昌县人大编写了《永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2003年撰文参编了《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一书；2004年编著出版了《永昌史话》；2006年与他人主编了《金昌史话》；2006年至2009年撰文参编了《丝路民俗·甘肃河西卷》等。他的业绩先后收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集》、《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十多部辞书。 （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