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金昌报》1994年9月17日四版“金昌人物”栏文录
沥尽心血修方志
张新才
“祝巍山”，在不少人的记忆里也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不过你看过那部被专家学者和读者评价为观点鲜明、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流畅而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编《永昌县志》吗？这部洋洋124万字的史书巨著的主编就是他。在十年的苦修中，县志编纂历尽了筹备、资料搜集、总纂评审、出版等阶段，（永昌县志）的成功，凝聚着全体编志人员付出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和主编的祝巍山更是殚精竭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收集资料是他们闯的第一道难关。永昌县地方志的编修从明万历年间第一次修志到民国六年最后一次修编，除留下一本旧《县志）外，其后七十多年的历史，建国前没留下只字片页的资料.建国后也无现成文字可鉴。面对现实，祝巍山和他的回伴立志：“十面搜罗”，他们足迹远涉青海、兰州、北京、上海等地，近处踏遍了河西有关县及乡镇，通过查阅档案，指导编写部门志和乡镇志，深人群众调查搜集、信函外调、现场考证等，终于换来了1200万字的丰富资料，为志稿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这样一部体例庞大、内容浩繁的史书主编，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总是力争比别人学的更多，看得更远。年近半百的人了，他报考了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专业的函授学习，经过两年努力，以优秀成绩获取了大专文凭，并用学到的知识有力地指导了编志工作。在确定县志总纂篇目和体例当中，当时全国修志正处在起步阶段，到底是先政治后经济，还是先经济后政治，方志学界也无一定论。对此，祝巍山同志运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经济是基础”的理论原理，大胆提出《永昌县志》的内容应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政治、社会，这一尝试后经方志理论发展证明是正确的。 《永昌县志》1985年开始初稿试写，经历了“披阅十载，五易其稿”的艰辛历程，在总纂的日日夜夜里，他们平时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有人为他们粗略估算过，仅每天工作在十三、四小时以上的加班，就等于又增加了一年多的工作时间。永昌县志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和送审稿等，在无数次的讨论、征求各方意见的再修改中，每次的最终稿都要经他最后一支笔审阅，三十三卷，124万字的县志，在他手中逐字逐句大规模地审改就达五次之多。其间他还独立承担编写了四个大卷任务，与其他同志合写了三个卷任务。在总纂最紧张的阶段，他得了颈椎病，影响到视力急剧下降，可他顾上不休息，边吃药边坚持工作；年迈的老母亲病重盼望他去看望，可他放不下手头的工作，直到去世才去料理。在最后出版审稿和印刷阶段，祝巍山和仅留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承担起了全部收尾工作。当印刷厂排出一版清样后，为了不受干扰，他和谢翔云、何登焕三人关在档案库房里，没日没夜连轴转了40天，一字一句地把124万字的清样校了两遍。在清样校二、三稿的日子里，他们又住在每天只收六元钱的兰州新华印刷厂楼下三间昏暗、潮湿的简陋客房里，督战苦熬了一个月，终于让一车装帧精美的新县志在他们手中诞生了。 付出总是和收获结伴而生的。这些年祝巍山同志在保证县志编纂的同时，应邀参加了全国史书的编写工作，主编了丛书《开国之君和亡国之主》，参编了丛书《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惰唐人物》、《历代宦官》。主编了《河西历史轶事与传奇》、《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参编了《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国县情大全》、《中国风光物产大典》、《河西民俗》和《金昌诗歌选集》等20多本书。由于祝巍山和他的同伴们所做出的突出成绩，1990年他们被评为全省地方志先进集体，今年他本人又被评为全省地方志先进个人。 面对荣誉和赞扬，祝巍山同志还是他常说的那句话：《永昌县志）的成功，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领导关心、群众支持、集体智慧的结晶。青史作证，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必将得到历史的回报，今人不会忘记，后人更不会忘记。
（作者时为《金昌日报》编辑部副主任，今任《金昌日报》副总编）
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编纂纪实
永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永昌县志》于1993年7月出版，12月30日举行首发式：16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下，这本书得到了方志学界、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赞誉，赋予了她美好的评价：《永昌县志》观点鲜明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理，地方特色突出，记述规范，文字通俗流畅，是一部集自然、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为一体的好书。 《永昌县志》在内容记述上是贯通古今的，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是一部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永昌县志》1994年被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选送参加了全国地方志博览会，1997年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成果一等奖，给主编和副主编颁发了荣誉证书。《永昌县志》这部124万字的巨编，能够出色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有中共永昌县委的关心支持，有永昌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帮助，有全体修志人员付出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所以，这部志书的成功，是一代人的成功。 永昌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哺育出多少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但是，修志工作却被长期忽视。自明朝万历年间创修《永昌卫志》（已无存），清乾隆、嘉庆两次重修，民国六年简要续修后，其后七十年无志。永昌县的历史档案县档案馆里片纸无存（据调查，系国民党县政府在1949年逃跑时转移和焚毁）。新中国成立后，也无现成的文字资料可借鉴。因此，新中国第一部新县志编修，既像大海里捞针，又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十年修志的基本情况
1982年，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永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人力着手县志筹备工作。1983年至1984年，办公室一边着手征集资料，一边翻印旧县志（乾隆、嘉庆和民国六年原版式合订本）。永昌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12月向全县发出了“征集永昌县地方史志资料的通告”。1984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县志工作会议，部署县属各部门、各乡镇和县境内的中央、省、市厂矿企业编写部门志工作（以下简称部门志）。县志办拟定了一个编写部门志和搜集资料提纲。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修志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这些情况，县上领导很是着急。1985年2月，永昌县十届二次人代会选举曹长庚为永昌县人民政府县长后。他把编修县志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决心把县志编纂搞上去。他遵照国家对地力志工作“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指示，首先着手调整调配人力。5月份调任祝巍山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志主编，其后，逐步调整、调配办公室工作人员。8月9日，重新调整、补充了县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和县志顾问，县长曹长庚兼任县志编委会主任，加强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随后，曹长庚县长约请县委书记、县志顾问曾继伟，县人大主任、县志顾问索玉成，县政协主席县志顾问张宽，县人大副主任、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办祝巍山参加，研究县志办公室请示建议的几个问题：即解决部门志编写缓慢问题；派人外出搜集资料；制定县志编纂篇目提纲；聘请专家作县志顾问；加强修志人员培训学习；及早开展县志初稿编写以及照片、地图的拍摄绘制。经过研究，决定召开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把编写部门志的单位由60个扩大到80个。关于制定县志编写总纂篇目提纲和派人外出搜集资料等其他问题，决定由杨茂林、祝巍山具体安排逐一落实。会后经过充分准备，1985年10月22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永昌县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解决部门志编写进度缓慢的问题，提出了完成任务的最后时限。根据会上提出的部门志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县志办公室组织人力，全县分四片，对编写单位的修志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基本解决了部分修志人员不会编写的问题。随后，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主编祝巍山带领县志办有关同志先后到80个编写单位抓落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使县志编纂有章可循，祝巍山制订了县志编写总纂篇目提纲和凡例，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请教专家教授指导修改后，经县志编委会和县委、县政府讨论通过，颁布实施。由于县志办公室人力有限，县志编委会和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志三分之一的编写任务分配给县属有关部门完成，县属有关部门确定的编写人员，也是县志编纂人员的组成部分，统一受县志编委会和县志办公室领导，编纂方面的具体事情，由主编统一安排指挥。这些人员承担的任务有大有小，有一人完成一卷的，有两三人完成一卷的，也有一人只完成一章或一节不等。整个县志的编写任务落实到人头后，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已具备编写条件的志卷，先行试写。1986年初，按照联席会议精神，由杨茂林和祝巍山到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科院、地质六队、张掖师专、金川公司聘请了几位专家学者担任县志顾问。上半年，县志办公室抽调人力，到河西有关县和青海省有关县搜集资料，并派吕兴汉、李正杰等人去北京、南京、上海和兰州、西安等地的国家和地区档案馆、图书馆搜集文献资料。在县内，由祝巍山约请县文化馆长黄兴玉及办公室其他人员开展了地情调查和资料搜集。跑乡社，寻古迹，解决了一些古迹在旧方志中记载混乱的问题。同时，确定了杨和天和陈有贞等同志为县志照片摄影人员，他们跑遍了全县，收集和拍摄了大量照片。1986年9月，县志编委会召开了部分志评稿会议，选出先行完成任务的南坝乡、民政局等部门志参加评议。经过评议，大大促进厂部门志编写进度：1986年下半年，《永昌县志》全面进入了编写和总纂阶段，至1990年5月完成送审稿报送县志编委会初审，共经历了四年时间。四年中，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送审稿；在征求意见稿编写阶段，按照主编负责制，每完成一卷志稿，先有主编审阅，对比较有基础的志稿，再交副主编审阅。然后，由县志办公室组织修志人员，并请编委会领导参加，对志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编稿人修改，最后再由主编、副主编审阅修改；对于问题较多的志稿，主编在审阅中写出详细的书面意见，交副主编审阅，然后，退交编稿人修改；还有个别较差志稿，编稿人确无能力修改的，主编则按编委会制定的转让办法，转让他人重写：然后也按以上程序修改；志稿较成熟后，县志办随即打印成征求意见稿，分送到熟悉永昌情况的市、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内行、专家手中，广泛征求意见。结果反馈了很多宝贵意见，为志稿修改起了很大作用。1987年夏，曹长庚县长约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召开联席会议，四大班子办公室主任及杨茂林、祝巍山参加。会上，杨茂林，祝巍山汇报了县志编纂进展情况。当时部分省市企业部门同志还未交稿。曹长庚指示：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个办公室要大力支持县志工作。凡是杨主任出去催志稿，四办都应轮流派车，杨主任是代表我工作的。现在，修志工作大政方针已定，今后，除重大事项，由县委、县政府研究外，杨主任为编委会常务副主任，负责把县志的正常工作具体抓起来。县志编纂方面的工作，由老祝全权负责，主编要向县志编委会负责，编委会要向县委、县政府负责。会后，县志编纂进一步加快。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88年底，全志征求意见稿基本完成：省志编委会田真副主任得知永昌县志进展情况后，对去兰汇报情况的祝巍山说：“你们应召开一次评稿会，请专家评议指导”，祝巍山将这个建议汇报给几位副主任和曹长庚县长，曹县长详细询问了县志情况，当即表示准备召开县志评稿会，1989年初，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九月底召开《永昌县志》评稿会议，并指示县志办公室根据评稿需求及早邀请专家，抓紧修改志稿，最迟在评稿会前一个月把志稿呈送到被邀请的专家学者手中审阅，以便提出意见。3月初，杨茂林和祝巍山到兰州等地邀请了十多位专家学者，并说明了会议准备情况：当时距县志评稿会仅有五个月时间，县志修改量、重新打印量都很大。在县长曹长庚和编委其他领导大力支持下，从3月中旬到8月中旬，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艰苦奋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修改和重新打印任务，按时把志稿送到了专家学者手中。1989年9月26日，《永昌县志》评稿会议在县政府主持下如期召开，应邀参加评稿会的有省志编委会副主任、省志副主编田真，县志指导处副处长薛方昱，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大可、刘光华、刘满、地理系教授冯绳武，西北师大教授吴廷祯、郭厚安、樊修睦，甘肃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德芳、郝树声，甘肃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陈泽奎，金昌市副市长、金昌市志主编唐立贵，金川公司高级工程师刘洪勃，金昌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康怀远等17位专家教授：中共永昌县委书记曾继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索玉成，县政府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曹长庚，县政协主席张宽以及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顾问共65人参加会议。3天的会议上，专家学者对《永昌县志》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许多不足，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会议结束后，形成了《评稿会议纪要》，作为县志稿修改的指导性意见。按照曹长庚县长意见，县志办组织人力将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梳理。共理出意见600多条。专家们的意见有一部分互不一致，为了统一认识，县志办公室请编委会领导参加，对专家意见逐条讨论分析，采纳了符合永昌实际情况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至此，《永昌县志》不论从体例篇目，政治观点，内容记述，资料含量，事实考证，时代、地方特点诸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具备了初审的条件。为了保证县志稿资料准确、史实无误，消除前后矛盾，县志办于1990年春节后，组织人力。对志稿有关方面进行了一次系统核查。即由谢翔云等几人，核查历史方面的记述是否准确，核查各卷数字前后是否一致；由何登焕几人，核查重复和交叉问题的记述，各相关卷的侧重点是否恰当，详写略写是否合适，是否注明了互见章节；李正杰几人，核查纪年、称谓、计量是否符合行文规定；祝巍山负责全局，各组发观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同时他对各组核查过的问题再行核查，这一核查，查出了个别地方数字不一致的问题，甚至一个卷里前后互不一致，这个问题引起了祝巍山的高度注意，他作为主编，志稿有问题他要负主要责任。于是，他同几个副主编做了商定，由主编和副主编每人对县志全部志稿再从头到尾审阅一遍。因为工作量大，总时间可掌握在上报终审前审完。为了使这次审阅达到最佳效果，他提出让大家遵照总纂工作中主编职责进行。即主要从三个方面审查。一是审查志稿是否自始至终贯彻了修志指导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否同《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符不符合保密规定，有没有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存不存在“左”的影响和绝对化倾向，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二是审核资料和史实，资料是否可靠，有无缺项和断线现象，是否坚持了详今略古原则，取材是否合理，有无前后矛盾，各卷是否反映了某项事业的基本面貌，能不能看出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各项数据是否准确，口径是否统一，引用的历史资料是否考证清楚，有实用价值的现代科学资料是否恰当应用。对于与记事无关紧要的技术性定义和说明以及不足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不代表全面性的图表都应予删除。三是篇目体例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完整，门类设置是否合理，层次是否分明，归属是否恰当，体裁是否完全。对各种体裁的运用，有没有名不符体现象，内容重复、交叉是否处理恰当，详略是否合适。记述中条理清不清，语言准不准，有没有概念混乱，语不达意和造词害意毛病，还有没有众手成书、文风不一致痕迹，纪年、称谓、数字等运用是否合乎行文规定，文字语言是否朴实、简明、通俗流畅。总之，审核全志是否能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三性”完美统一。这次系统的全面审查从1990年5月到1991年5月，进行了一年时间，吕兴汉审阅了14个卷，谢翔云审阅了21个卷，何登焕审阅了26个卷，祝巍山审阅了33个卷，审阅中没发现大的问题，但也有或修改、或补充、或删削，使志稿充实精炼了许多，志书质量进一步提高。审查结束后，按照地方志理论发展的要求，祝巍山提出了把原安排一些单列的计划经济、统计、审计、标准计量、工商行政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合并统编为综合经济管理卷。由祝巍山进行统稿编纂。这样，更符合改革开放新的要求。
1990年5月，县志办公室将《永昌县志》送审稿报送县志编委会初审。6月初，编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初审由编委委员分工审查，审查中要写出书面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初审，委员们共提出意见近200条，8月份进行了修改。县长曹长庚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高级文化馆员王萌鲜审阅了全志稿。9月份，由杨茂林和祝巍山把县志稿送省志编委会和县志顾问张大可、张德芳教授审阅。并与测绘局商讨了地图绘制印刷问题：1991年3月1日，县志编委会召开会议，将初审修改后的县志稿报送县委、县政府复审。3月4日，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了县志稿的复审，会议决定，按照上级“复审主要把好政治关、保密关和史实关”的要求，采取审查重点卷和一般卷的重点章节相结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各项事业的领导审查和部分卷委托有关部门领导代为审查相结合；分别审查和会议讨论解决重点问题相结合的办法进行。3月14日，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对县志复审做了结论，即“新编《永昌县志》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史实准确，合乎保密要求，体例、文字、内容方面达到了新地方志的质量和要求”。决定上报金昌市委、市政府终审，批准出版。5月初，《永昌县志》稿报送金昌市，9月初，市政府通知终审结束，终审中提出150多条意见，县志办根据永昌县实际情况作了修改后，于1991年11月由县政府将修改情况书面上报市政府等待批准出版。1991年9月5日，地方志民勤会议上，省志编委领导提出，先行完成县志编纂任务的县、市，可否考虑把县、市志下线延长到1990年底，祝巍山回县后，和当时办公室仅有的四人商量，分析了困难和有利形势，在当时的县长曹恩泽大力支持下，由祝巍山、谢翔云、何登焕加班加点三个月，把县志稿下线从1985年续补到1990年，共增加20万字，至此，《永昌县志》总字数达到124万字。1991年底，市政府通知，县志稿审查通过，可以交付出版，县志办公室即将县志稿送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到1992年11月份做出了最终审定，年底发稿新华印刷厂承印。1993年4月印刷厂排出一稿清样。当时，县志办已同县档案局合并，县志办只有三人，为了不受干扰，祝巍山、谢翔云、何登焕三人搬在档案库房里，加班加点40多天，完成了一校。随后，祝巍山、何登焕去兰州住在印刷厂完成了二校、三校，于10月底把一车印刷精美的《永昌县志》运回了永昌。12月30日举行首发式，会上，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杨茂林作了讲话，县志主编祝巍山汇报了县志编纂情况。并为参加会议的市、县领导和与会人员赠送了新编《永昌县志》。新编《永昌县志》工程胜利结束。 二、修志工作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第一部新编《永昌县志》从1982年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算起共经过了十年时间：其中，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编写志稿到1990年5月完成全部志稿，报县志编委会初审，共经历了四年时间；到1993年出版发行共经历了约八年时间。《永昌县志》编修的成功，这是永昌历史上的一件盛事，它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领导重视是关键。按照国务院关于修志工作“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原则，在编修《永昌县志》的几年中，中共永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对县志编纂工作都非常重视；县委常委会上曾几次研究修志工作，如1990年出售的商品粮接近总产量如何处理等问题。县委书记曾继伟担任县志顾问，县志工作会议上和评稿会议上及县志编委会召开会议时，他都抽空参加，还几次在四大班子主要领导联席会议上听取县志办公室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县志编修工作。还常到县志办公室询问修志情况，他把自己的一套《甘肃通志》借给县志办使用。人大、政协的主要领导，也都是县志顾问，每次会议上都认真听取汇报，强调和支持修志工作。特别是县委副书记、县长兼县志编委会主任曹长庚，他在担任县长后，就把修志工作放在重要工作日程上，号召协调上下左右，重视修志工作。在有关会议上宣传修志工作，强调修志工作的重要性。他在每年的人代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要讲修志工作，安排修志工作。多次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或县长办公会议上，强调各方重视县志工作，优化了县志办办公条件，每年的修志经费给予了保障，及时补充调配了修志工作人员，对聘请的谢翔云等几位老同志给予了生活补贴。同时，鼓励大家深造学习。解决了个别同志的家属户口和退休遗留等问题。在几年修志工作中，凡是县志办公室提出县志编纂工作的建议，曹县长都是满腔热情地给予肯定和支持，并及时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编委会议和有关会议，进行研究，安排部署，对县志办公室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不论召开县志工作会议、评稿会议、联席会议、编委会议，他一次不缺地参加会议，主持会议，认真听取意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并提出要求，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大家心情舒畅，工作热情很高。《永昌县志》原设总编、副总编和主编、副主编两层编纂组织，后来，他提出只设一层实际干编纂工作的主编、副主编就行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在县志进入编委会初审和县委、县政府复审阶段，他在县政府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召开会议，亲自安排副县长、编委委员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审稿》工作。他本人白天没时间审稿，就抽时间晚上加班，对县志的十个左右重点志稿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有近20个晚上，他同祝巍山、谢翔云、何登焕共同审阅修改志稿到深夜一二点钟，有时甚至到三四点钟。他们几位说：有这样的领导，不怕修不出好的志书。正因如此，省志编委会领导知道了永昌县领导重视修志工作，在全省地方志会议上几次表扬永昌。他调金昌市工作时，还嘱咐祝巍山，尽一切努力把县志印出来。杨茂林是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他受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委会主任曹长庚委托，具体领导县志编纂日常工作，对于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他都亲自出面组织，与县志办公室商量落实。在部门志编写过程中，他和县志办公室祝巍山跑遍了80个编稿单位。有的跑了两三次，督促检查和指导帮助。在县志征求意见稿和评议稿成稿期间，他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县志工作上，县志办公室每组织讨论志稿，他都参加，与大家共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对全体修志人员激励很大。在县志初审、复审、终审到出版发行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做了很多艰苦的具体工作，留下了他辛勤工作的身影。赵守国副主席虽进入县志工作时间较短（维修鼓楼），但也做了不少工作，督促部分部门志编写，积极参与县上组织的边界勘察工作，还热情给县志办工作人员催办中级职称，县志评稿会前，亲自到兰州接专家等，付出了努力：陈永镜副县长在县志出版阶段。为争取出版经费做了大量工作。 （二）有一个团结务实、尽心竭力的编修班子。新编《永昌县志》的修志队伍，是一支勤奋学习，默默奉献，不图官不图利，甘愿“三苦”而千锤百炼的队伍。他们忠于人民的修志事业，精益求精，使编出的《永昌县志》不愧上乘之作。 《永昌县志》能够获得甘肃省地方史志成果一等奖，是经过了四年时间的精心编纂和近一年的初审、复审和反复修改而完成的，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永昌县志》全体修志人员，特别是主编和几位副主编，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在志书成稿的四、五年时间内，他们组织过五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和一个多月的四次长时间加班，每天工作时间不下十三、四个小时，连周末和星期天都照常加班，人们可以试想，十天八天加班还可以，如果长时间加班，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无私奉献、忠于人民修志事业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事，曹长庚县长和杨茂林主任的心里是最清楚的。《永昌县志》的编纂班子，他们在四五年的写稿和总纂工作中，都能够认真执行县志编委会的决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主编提出的、主编同副主编商量一致的一些在修志中应遵循的原则和具体要求都能认真执行。所以，编出的县志稿，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成功率较高。 （三）有一套正确的工作思路和原则。新编《永昌县志》在整个修志过程中，始终遵循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方针和原则，即明确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反映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及变革，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不溢美，不隐恶，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亲；门类排列上，要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文化政治，最后社会；体例完备，门类齐全，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篇目设置不设大编，只设卷，为卷、章、节、目四层，层层相辖，归属得当：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资料翔实可靠，系统准确；坚持详今略古，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充分反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有利于民族团结；突出和加强经济的记述，补历史之缺陷；突出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把握共性，突出个性；批判地继承旧志，科学创新，虚心学习外地经验，取长补短：记述中，除概述和卷首小序适当夹议外，述而不论，努力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彰明因果；记述中遵照具体安排。掌握好详与略、轻与重、粗与细（指政治运动）的程度，对卷、章之间出现的交叉重复，也按这些办法处理或互见处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如与邻县在古遗址上的问题，古籍旧志记载不一致的，尽量找出合理的答案。确实无法解决的，诸说并存，决不能随意定论，绐历史造成更大混乱；旧志中的内容新志不录，旧志错讹的新志纠正。传说故事不入志（专家指出，只有如孙中山等全国大名人的故事所在县可适当入志）；生不立传，但可简介和列表：加强现代科技成果记述和现代科技技术的应用；文风正，做到严谨、朴实、通俗流畅；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坚持主编一支笔修改通稿；树立良好的修志道德，坚持原则，排除干扰，坚持走完修志全过程：坚持编委会初审，县委县政府复审，上级党委政府终审三审制度，力争新县志编成一部朴实、严谨的科学著述；坚决依靠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以上22条基本原则的坚持和运用，对县志编纂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四）上级地方志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新编《永昌县志》编纂过程中，省志编委会副主任田真、处长薛方昱和省社科院本籍学者张德芳，兰大教授张大可，甘肃人民出版社陈泽奎主任帮助审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尤其张德芳先生在县志编纂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帮忙做了很多工作。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原永昌县县长兼县志编委会主任，后任金昌市政协主席曹长庚（已退休）、原永昌县人大副主任兼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后任县人大主任杨茂林（已退休）、原永昌县县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祝巍山（已退休），对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的编纂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认真总结和反复思考。我们根据他们的回顾写成了此文，以为存史。作者） （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2009年出版）
永昌第一部新县志主编——祝巍山
永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祝巍山，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193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副编审。他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不过那部被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高度评价、1997年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新编《永昌县志》的主编就是他。《永昌县志》从初稿编写到出版共经历了八年时间。它的成功，首先是中共永昌县委的关心，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坚强领导，凝聚着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作为县志主编和办公室主任的他，更是殚精竭虑，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
迈出第一步 奋发进取
1985年初，县委、县政府选调祝巍山担任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志主编，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任了。经过一些时日的工作接触，他感到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新编县志究竟是个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历史档案在永昌片纸无存，上哪里去搜集资料？怎么个编写法？更无人说清楚。当时，县长曹长庚对他说：“县志工作，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外行，希望您尽快变为内行，把这项工作做好，这可是为永昌人民做的一件大事。”就这样，他肩负着县领导和全县人民的重托，向着布满荆棘的路迈出了第一步。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尚在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经验，地方志资料十分缺乏。祝巍山虽说干过20多年文秘工作，也当过党校理论教员。“文革”前上过“中华函授学校”，学过三年汉语言文学，从主讲叶圣陶、张志公等大学问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有点底子，也喜欢历史，但是对地方志完全是个门外汉：1985年下半年，省地方志编委会请来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等几位方志专家，第一次举办培训甘肃省地方志主编学习班，县上派他参加学习。之后，省上又多次以会代训开展地方志交流研讨活动并请全国著名方志专家陈元方、魏桥等讲课：通过一次次培训学习，他对地方志编修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省志编委会还组织全省起步较早的20个县、市志主编，由省志编委会领导田真带领，到陕西渭南县学习取经，现场培训；渭南县志主编杨树民就修志方针、原则、篇目设置、内容安排、编写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结合渭南县志稿本，给大家一一讲解；通过这次学习，祝巍山对怎样编写新县志心里有了底，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按照编委会主任、县长曹长庚“应尽快拿出一个加快县志工作的意见”的指示，针对县志工作实际情况，拟定了几点建议，首先向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作了汇报和商酌后，向曹长庚县长作了汇报，得到了完全同意和支持。这几点建议：一是县委、县政府已强化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请尽快充实人力，增加经费；二是尽快召开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解决部门、乡镇、厂矿企业部门志基本没动的问题，编写单位应从60个增加到80个：三是派人外出，继续广泛地搜集资料；四是制定一个全面精当的县志编写和总纂篇目提纲；五是加强对专兼职修志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六是尽早与省志编委会和大专院校联系，邀请专家学者帮助；七是及早开展初稿拟写为总纂作准备；八是及早安排县志照片拍摄和地图绘制。一星期后，县长曹长庚同县委书记曾继伟、县人大主任索玉成、县政协主席张宽，以及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主编祝巍山开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商定部分问题由县政府解决，部分问题由杨茂林和祝巍山负责落实。遵照会议精神，经过充分准备，于1985年10月22日召开了《永昌县志》第二次工作会议，重点解决部门志编写缓慢问题。杨茂林、祝巍山上省志编委会、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地质六队、张掖师专、金川公司等单位聘请了几位专家学者为县志顾问；县政府给县志工作确定了足够经费；县志办办公地点从县工会搬到县政府办公大楼；曹长庚指示县志办抓紧物色修志人员，只要本人愿意，县政府就调配。至此，紧张有序的修志工作开展了起来。
信念何其坚 志在永远
1、勤奋学习，提高素质：编修新县志是一项新工作，一开始谁都没底儿，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修志方针政策和方志理论学习。祝巍山作为县志主编，他反复惦量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他说：“如果没有政策理论和方志理论作基础，没有驾驭全志的能力，是不适合当主编的，也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每个修志者都是同样的。”为此，他和同志们商量后，订购了一些方志工具书和方志理论刊物，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并把一些专业文章的书送给分散在有关单位的修志人员学习，通过认真学习，逐步使全体修志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修志理论知识，而他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常常学到深夜。就这样，他的专业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步具备了一个县志主编的综合能力。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社会函大开办了方志学系，在曹长庚县长的支持下，他报考学习：虽然当时工作量很大，但他同困难抗争，坚韧不拔，每天坚持比别人多学多干四五个小时，经过两年的方志专业系统学习，他的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优秀成绩大专毕业。至此，他心中一幅新县志的蓝图更加清晰成熟：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全志的每个卷和每章每节怎么设置，是些什么内容，他都全志在胸，指挥运作精当，科学合理。据此贡献了他丰富而智慧的劳动。
2、制定县志篇目提纲。一部志书篇目提纲是否科学合理，是关系志书质量的关键。1984年，县志办曾制定过一个部门志编写和资料收集提纲。但没有县志编写和总纂提纲。为了成功实施县志初稿编写和总纂工作，祝巍山结合本县县情，制定出《永昌县志》编写总纂提纲和凡例。当时，全省修志都刚开始不久，修志中一些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尚在探讨之中，比如志书内容排列，不少学者提出要突出政治，应该把政治类卷排在志书前面。面对“政治挂帅”，拨乱反正不久的形势，到底是先政治后经济，还是先经济后政治，很难定论。祝巍山根据“物质第一性”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原理，大胆提出《永昌县志》按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政治，最后社会排列。这一尝试后经方志理论发展，证明是正确的，县志篇目提纲制定出来后，除组织修志人员认真讨论，广泛征求各行各业意见外，他还带上篇目提纲上省志编委会和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向专家学者请教，并寄给曾经请来甘肃讲学的全国著名方志学家陈元方、来新夏、魏桥指点帮助。专家们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也给予了肯定。陕西省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给他回信说：“编写县志初稿的篇目提纲，不同于出版时的目录，要搞得更细些。”为了使《永昌县志》的每个编写者，明确各自编写的卷、章、节的编写范围和主次强弱程度，以及有关卷之间或章节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和交叉，他在篇目设置中，根据各卷的具体内容，列出“目”和“子目”，注明该详该略、该粗该细的侧重点和内容提示，并口头给编稿人员交待清楚，互议互商。还注明每卷中应列的表格表式。这样以来，解决了初稿编写人员各编各的卷，互不关联，可能造成重复和交叉或轻重不平衡的问题，把可能在总纂时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在了初稿编写阶段，既节省了时间又避免走弯路。县志提纲，经县志编委会讨论和县委、县政府批准实施后，使县志编纂得以顺利进行。
3、继续搜集资料。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祝巍山仍把资料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他提出“十面搜罗”的方案，先后派人到青海有关县、河西有关县和兰州、北京、南京等20多个地方的国家和地方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资料。派张宗贤同志先后两次把县档案馆解放后13000卷档案一一翻阅择抄。他自己约请了文化馆馆长黄兴玉，有时带其它人员坐上公共车或骑上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乡镇和有关村社，找知情人调查访问，搜集县情；爬山跋水，寻访文物古迹，弄清了诸如“圣容寺”与“后大寺”这类不同古迹、同一名称的模糊传说与记载等。县志办向全国发出人物调查函1130多件。部门志和厂矿企业志，是编纂县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指导帮助和督促80个部门按时交稿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县志办头上，祝巍山发扬勇挑重担的精神，紧紧依靠县志编委会主任、副主任，紧密团结修志一班人，组织志办人员，全县分四片举办了修志人员培训班，基本解决了乡镇、厂矿企业和部门修志人员不会编写的困难。工作开展后，他又同编委副主任杨茂林、赵守国和办公室人员先后到各个单位抓落实，指导编写。他们每到一个单位，坐下来就看稿，加班加点，认真审阅，或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完成任务就走。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大大激发了大家的修志积极性。根据部门志进度，他建议县政府于1986年9月召开了部门志评稿会，进一步促进了部门修志进度。
苦心勤耕耘 无私奉献
地方志素有“三无、三苦”之称，即无钱、无权、无职；辛苦、艰苦、清苦。而祝巍山却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全身心投入工作，毫无怨言。《永昌县志》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向县志编委会负责，编委会向县委、县政府负责。县志从1986年下半年正式投入编纂至1993年出版，经过了无数次讨论、修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每个字都饱含着修志者的心血和汗水，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他们满腔热情和献身精神。祝巍山作为县志主编，坚持修志方针政策，带头学习吃苦，坚持多写志稿，精心运筹，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他付出的更是别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远非文字可以表达。由于县志办人力不济，县政府决定把县志的部分卷、章、节分配有关局（委）承担。当县志的33个卷的全部编写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后，祝巍山和每一个编稿人员都一一商谈编写内容和方法步骤；编写过程中出现难题，他又和编稿人商量解决办法；志稿编成后，他一卷卷亲自审阅，进行修改，有的志稿不够成熟，他则写出详细记录，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交返编稿人重新修改补充；有的志稿被他改得密密麻麻，让写稿人誊清再改；还有个别志稿经多次反复，编稿人确实无能力修改的，主编则按县志编委会制定的“转让办法”转让他人重新编写。为了统一认识，统一编纂原则，他根据方志理论和编纂实践，提出了20多条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让全体修志人员参考遵循，对提高志书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永昌县志》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送审稿，每次形成的志稿，祝巍山都要一卷卷地审阅，一遍遍地修改。一些稿子先交由副主编或老同志处理，但处理后他还要详细审阅，进行“一支笔”修改。他除了担负主编对全志的审稿和统修统改任务外，还独立承担了四个卷的编写任务，并与其他同志合编了三个卷。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任务，他和同志们艰苦地工作着，特别是1986年下半年到1990年5月撰修志稿的四年时间里，也就是县志评稿会前后和县志总纂阶段，他和同志们进行过四次较长时间的加班厂作，累计370多天、所谓加班，就是每天工作在十三四个小时。连周末和星期天都不例外，祝巍山工作量更大，他每天天不亮就坐到办公室工作，下午晚饭后又马上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总加班在500天左右。就连法定假日他都没有认真休息过，等于四年内干了五年又五个月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1987年春节，节日还没过完，他惦记一卷志稿还没改完。就到办公室：那天，他隔窗南望祁连，心情激荡，随写了一首小诗：“祁连高耸雪含烟，书海遨游心生莲，夙愿魂系塞北月，志情更随天意旋。细将历史从头阅，研精覃思意志坚，待到春信送香时，愚人共尝桃花源。”由于过分劳累，他视力下降，县领导得知后，带他到兰州检查。县领导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他再三审度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工作。1989年，他90高龄的母亲病重，弟弟几次捎信，可他放不下繁重的工作，没顾上探望，直到去世才去照料。他妻子是小学教师，在他繁忙的几年内，孩子的学习、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她一人承担，从未打扰丈夫，还鼓励说：“这是好事，县领导信任，你去干吧。”使县志总纂工作顺利进行。总纂基本完成后，县政府组织勘察了县域边界。按曹长庚县长指示，祝巍山和民政局吕伯英修改绘制了永昌县行政区域图，经县、市审查后，与省测绘局多次联系协商，印刷出版。他还会同摄影人员杨和天、陈有贞等一起上山，跑北部沙漠等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筛选入志。就在这个时候，金昌市副市长、《金昌市志》主编唐立贵先后两次找祝巍山征求意见，准备调他去市志办负责工作，他再三衡量，觉得志书还没有成书，这样走了，对不住大家，就辞谢了。1991年6月，市政协电话通知让祝巍山去一趟，由市政协副主席马永恒和他谈话说：“经市政协党组研究商定，并汇报市委组织部卢有治部长同意，调你到市政协文史委负责工作，任职报告你来后上报。”他同意了组织意见，但说明了一点：即县志还有些工作需处理一下。当时，由于县志一些照片还需补拍反转片，出版社提出有些问题需商定，特别是县志行政区域图的印制，测绘局提出不少麻烦问题还未解决好。这样，共拖延了八九个月时间，市政协又让他去，但通知说，市上领导重新安排了文史委负责人选，他只说听从组织安排，就回县忙县志工作去了。曹长庚县长回忆说“今天想起来，这可是祝巍山同志的一大损失啊！要知道，这可是一次从科级干部提拔为县级干部的机会！”。接着，他和何登焕在兰州督促新华印刷厂排出二、三稿清样，不分白天黑夜地校对，印刷厂齐厂长关心地说：“我们厂楼下客房虽只收6元钱，但光线不好、潮湿，你们又在街上吃饭，何不搬到附近宾馆去住：”他笑着说：“条件虽差些，但方便工作。”就这样，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按时印出了县志。为此，祝巍山的不少朋友为他这种执着事业的精神而感服。永昌县志顾问、工作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教授知道后，写信感慨地说：“祝先生毅力坚强，鞠躬敬职，这种精神可敬可贵。”祝巍山无私奉献的精神，火一样炽热的事业心，清澈透明的胸怀，都一一体现在他编的志书里和史著、论文、诗词里。正因他为地方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甘肃省新闻出版局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于1994年11月22日评定他由中级职称晋升为副高级职称，发文颁发了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同年，他被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授予“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个人”称号；《金昌报》于同年9月17日“金昌人物”栏以“沥尽心血修方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之前之后，被县、市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 祝巍山在《永昌县志》问世前后，在《甘肃史志通讯》、《祁连学刊》、《祁连论丛》、《河西学院学报》、甘肃地方志理论研讨会等，发表交流了20多篇地方志论文，发表了大量史志研究文章，有五篇论文荣获省三等奖。其中：《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一文收入《共和国理论发展经典文献》和《世界学术文库》；《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一文收入《中国改革与建设研究文库》；《新方志编纂浅议》一文收入《中国方志论文目录》。1989年至1992年，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的编写工作，撰文与他人主编了《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撰文参编了《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隋唐人物》、《历代宦官》；撰文参编了《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国风光物产大典》、《中国县镇年鉴·94年鉴》《中国地方志大全》等；1996年撰文参编了《中华文化与智慧谋略》；1999年校注出版了《五凉志·永昌县志》；撰文参编了《史记故事丛书·军事外交故事》；2000年主编出版了《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为省、市、县文史资料撰写了大量的文史文章。发表散文数篇和几十首诗词。他先后被吸收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诗词学会、档案学会会员，金昌市档案学会常务理事等。
1999年退休后，他仍笔耕不掇。2000年主编了《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2002年主编出版了《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为永昌县人大编写了《永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2003年撰文参编了《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一书；2004年编著出版了《永昌史话》；2006年与他人主编了《金昌史话》；2006年至2009年撰文参编了《丝路民俗·甘肃河西卷》等。他的业绩先后收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集》、《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十多部辞书。 （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2009年出版）
一生热心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祝惠元
祝惠元，字霭堂，天叙长子，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生，1958年农历10月卒，享年78岁。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清末廪生，名书法家，解放前曾办私塾，曾任教师，曾任永宁堡乡公所财政干事，解放后，任下汤等诊疗所医生。 惠元祖先家境富殷，“十堡”显族。自幼从父课读，八岁就读于新堡子张乘机私塾，初学礼仪，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启蒙课程，两、三年后读“四书”、“五经”等科举应读之经典，习练书法。少时天资聪慧，记而不忘，对师傅布置的课文，当天皆熟背。后来，师傅发现，他背读没有教过的课文，就把他叫来，让其背诵《诗经》，不论点到哪一篇，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去。到十二、三岁时，毛笔字已写得很好。他师傅是个信佛的人，有一次，师傅让他抄写一本经文，抄好审视，确实漂亮，师傅笑容满面的说：“你慧基很好，继续努力，将来定可成才”。此后，师傅注重了对他的培养。就在这一年，始讲“四书”“五经”文义，凡讲过的，他都能够原原本本讲给其他学生听。他理解能力非常强，能下苦功夫钻研，对学过的经、书、史、礼都能够很快融会贯通，互相引照思考，还不时提出一些较深的问题请教老师。一、两年内，他按师傅出题和自己设题，写出了十几篇释义文章和论说文章，师傅非常满意。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惠元十六岁应县试，考取了案首即第一名，旋即参加丁酉府试，试题是《下孟子·天时册》“关市讥而不证”，惠元开头以“古者神农日中为市”为破题，写了一篇论理深妙的文章，考取了秀才第一名。第三年补廪膳生员。按朝廷规定，每年发廪膳粮三石六斗（每仓斗合今六升），发十二年为满，取按贡。但是，惠元不安于这些奉粮，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他到凉州府设雍凉书院深造，准备下围场考取高一级功名。学习期间，他更加发愤，学业极优，由凉州府推荐，准备送国子监培养。就在这一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场，废科举，甘肃停科岁考’。惠元从此打消了科举念头。1906年至1908年他在武威城聘请教书。于宣统元年回到家乡，和父辈商量筹办私学。民国元年在自家大院办起了一所家学。同年，前清秀才集中永昌讲习所“换思想”半年多，因此，由段师傅教了一年，惠元连教了五年。家学主要收教无力念书的学生。当时共教学生三、四十个，有李生栋、李生杰、谢怀恩等。当时他家境较富足，一些贫苦人家的学生交不起学费，他就免收，有的学生买不起课书，他就给抄写，凡遇传统节日，按习俗学生要给师傅送礼，他一律免除。他曾说：“余办教之目的，是扶持贫困，育人利国，若贪众人之利，岂不违余心愿。”因此，地方官绅，民众无不为之钦佩、敬慕。后因家境衰落，铺垫不起， 私塾停办。 民国七年，国民政府对前清秀才、生员进行培训，惠元从甘肃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武威）讲习科毕业。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成立了郑家堡小学，惠元任第一任老师，直至民国二十三年。调往永昌南门外中坝庙小学任职三年，民国二十六年仍调郑家堡学校任教至二十九年。惠元治学严谨，教学十分认真，他主张：“教人者应以学为先，教与学并重。要自己学得深透，才能深入浅出的讲得通达，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他坚持：“老师要言教身教并施，课堂、课余一致。”他每天最早到校，风雨无阻。他认为：“批改作业要一贯细密认真，批改之后，要给学生讲清文理，使学生融通运用。”他主张：“学生应多熟背一些范文，但对全部课程，应理解全意为要，不应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其他课程更应如此。”他还主张：“要激发学生的自悟精神，观察体验社会事物，要有自己的见解。”他反对对学生“板挞面壁，似待囚徒。要促其鼓舞，心畅自奋。”要“提倡学生参加劳作，帮家庭，操务农。”民国初期，他在郑家堡学校任教时，在校园周围栽下了二百多棵白杨树，到民国中期，他回到该校任教时，树已成材，1945年，他盖新房时，乡亲们伐了两棵送给他以报答他的功劳。惠元于民国二十九年夏，到永宁堡乡公所任司书两年，在家务农一年多，又于三十三年（1944年）春，到永宁堡乡公所充任公职，任财政干事，1949年解放前夕回到家里。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医务诊疗所，他被聘请在下汤中医诊疗所等处任中医，直至1958年10月逝世。 惠元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民国十六年大地震后，参加县上救灾会，他援助小麦1石，救助灾民。民国二十六年在郑家堡学校任教时，河西各县发生自然灾害严重，他和另外五人联络下十堡十三所学校教师，捐粮十三石救济灾民。深受地方人士赞颂。 惠元的文章写得非常优美，誉满乡邑。深得“下十堡”读书人中的长辈和同龄人的赞服。他的师傅曾说：“惠元文章新颖严谨，清晰透彻，文词婉丽，语破天机。”他一生作下的几十篇论说文稿和几百篇轴屏和祭文文稿，多被当时一些有学问的人熟背传颂。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他为永昌下十堡与武威、民勤水利纠纷所写的诉讼状，深使武威督察专员公署督察尝不释手，他在诉状上，从明代武威、蔡旗三坝试种稻子向永昌五坝借水开始一直到清朝以至民国借而不还，反以强争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虽然此案已纠缠二百多年，但经督察了解，事实确如此，因此，将原七昼夜泄坝水改判为四昼夜，永昌胜诉。他为永昌郑家堡大庙扩建作过一篇化缘簿序，写杨柳、朝霞、夕晖、云雾潦绕等风景诸景，外乡人见了化缘簿无不叫绝，因此， 大庙改名曰雲林寺。他曾写成《大学义解》和《下孟子释注》二书稿和大量的论说文和轴屏、祭文稿。民国末期全部遗失。 惠元文德高尚，一生频应地方人土请柬，撰、书轴屏、祭文，他反对一些人借文言文夹杂讥语，而他总是据实而记，颂扬德行，鼓励后人。他也反对有些人，借被邀之机，在主人家住上一月两月，大吃大喝。他总是一请就到，一到就撰文，撰好即书，书好就走。从不借请而奢费主人。因而，深得正派的读书人和贫富邑人的高度赞赏。惠元的毛笔书法，更是他一生的成功之点。他从19岁开始写轴对、吊屏，三十七八岁时，已有相当造诣，誉满“十堡”。四十多岁至五十多岁时，（即1921年至1931年间），书法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永昌、山丹、武威、民勤的书法界巳闻名遐迩。民国时，原“十堡”人一提起祝惠元，谁都知道是大书法家。直到现在，乡间还流颂着他的轶闻。他一生共写了轴对七十余幅、加吊屏共一百二十余幅，还为喇叭泉吉祥寺、郑家堡雲林寺，董家堡广佛寺、朱王堡慈佛寺、三沟重兴寺、头沟寨子庙、北地五圣宫、龚家堡万寿寺、中暖泉龙泉寺、赵沟三圣宫、新沟镇风宫、陈仓堡大觉寺、新堡子关帝庙、永宁堡关帝庙、大寺庙、杜家寨庙等扩建维修写了牌匾几十块。其中仅吉祥寺就写了八块，一块赞文匾文章写得十分精美，大意是：吉祥寺北有昆岗，南为平川，东西绿野。和风烟雨，沸光普照；夏，碧草垂柳，银波绿浪；秋，硕果充盈，景象万千；冬，银装素裹，广柔千里。他还为这些寺庙撰书了一百多幅刻制固定的楹联，随着寺庙的毁坏逐步毁坏。只有祝惠元的弟子新堡子村赵峄山熟记下来的几幅楹联如下：
吉祥寺门联
一双清泉，牧野飞琼液，蓬富瀛饶种黍菽；
三个世纪，祥寺复旧颜，河清海晏振梓桑。
吉祥寺大殿联
静谷祈圣，变化千秋凡人愿；
乐土扶桑，点开万代天地情。
云林寺联
梵字千佛佛无边，造就人文之盛；
云林百姓姓有别，激荡万物之荣。
广佛寺联
人世忙，忙农桑，牢记神农炎帝；
乾坤静，静养心，无忘释迦牟尼。 这几副楹联于1998年收录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名胜楹联》一书。 他一生还为一些大户人家写匾额几十块，其中徐子敬家为“品高月旦”，赵银家为“天水望族”，李兆基家为“克迪前光”等等。可惜的是，“文革”期间，乡人珍藏下来的众多真迹都被当成“四旧”烧毁，寺庙匾额多于民国后期至解放初期毁失。新编《永昌县志》编纂收集民间书法时，只在梅南冯笑天家找到了他三十岁时书写的小楷吊屏一幅共八条和七十三岁时给姐姐家书写的大楷对联一幅。收入县志。最好的书法遗作，均已失。 惠元书法，初临赵盂頫帖，得力于欧阳询、柳公权，并以“二王”为宗，遍阅古代笔法博采众长，精习诸体，尤精正楷、行书和小楷。他的弟妻侄张肃廉和侄子祝名山、祝严山、祝巍山等从小就临写他的书贴，后来都写得尚好，尤其祝名山和张肃廉写得有名。张肃廉在1941年惠元六十寿诞时曾总结师傅书法说：“师傅书法备精诸体，功底深厚，造诣出众，骨力稳健，气势豪放，端庄秀丽，继承古法，但不拘泥于古法，自成面目”。
惠元还善于绘画，长于梅兰菊竹花草鸟虫，但作品不多。 惠元是一位很好的民间中医。民国初期，他一面教书，一面钻研中医，拜访名师，虚心学习，到民国中期，他诊病治病已很有声望，他治病医术长于杂证、伤寒和妇科。民国中期到后期，有几人投于他门下学医，其中，清河名医王宝山就是他较好的门徒之一，惠元医德高尚，他经常给一些穷苦农民免费治病，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年（1930年至1931年）地方上流行瘟疫，不少人亡命，他为了救助乡亲，专程去武威求教名医，获得验方，为地方民众减除了病疫，他分文未取。他在几十年从医中记录了大量医案，精炼成医案两册，但未刊行，解放后曾在马家南庄中医联合诊所和胡沿庄诊所下汤香庙诊所从医。 惠元性情稳健，和蔼大方，不喜健谈，不善交际，平易近人，为人忠厚，主持正义，扶持贫困，虚心不阿，不齿权势。大约1909年，武威率民众起义失败的齐振鹭（齐飞卿）被官府通令缉拿，隐诺于永昌“十堡”，与惠元结识。惠元给他提供了资助。后来齐先生要去内蒙，嘱托惠元买些石色，扯些纱锦，待他回来后，好好给惠元画几幅条幅，以作谢意和记念。惠元按其交待，到武威买料，不知官府早已给各商号下了通令：若有买石色者，定和齐飞卿有关，立即报官扣留，审其用意。一天，惠元去买石色，商号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扣起米，并问：“你买石色作什么，你认识齐飞卿吗？”惠元会意，忙说：“是给我老母画寿材用的。商号要他请保人证明。当时，请来了民国初在武威一起受训的一位秀才作了证明，才幸免牵连。以后，齐先生回武威被官府缉拿被害。他好长时间还很怀念。 惠元的元配夫人系龚家堡孙振华姑奶奶，婚后生一女去世，他到四十岁时，又娶了赵氏，赵氏母亲原来是上暖泉卢复元的奶奶寡居后，改嫁给赵得年之父，带来卢家的女儿，十七岁由赵家出嫁给惠元为妻生女四，男一，名祝宝山。 （祝惠元好友、弟子赵峰山等人回忆讲述，祝巍山整理撰写，原载于《祝氏家土志》1998年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之伦先生来信
巍山同志：
您好！
寄来《祝氏家土志》，十分感谢！ 家乡的几位弟、侄，热心编撰郑家堡王氏家谱，已收集了一些资料，邀我参与编写。我对家谱以及永昌、十堡情况了解甚少，只好求助于朋友，本来是要刘沛同志若可能的话，给我寄点相关资料，他却让你费神给我寄书，内心十分不安。但是此书对我帮助很大，不仅对家谱启示很多，而且使我深入了解了永昌县的自然、人文概况和“十堡”的来龙去脉，可说是难得的贵重资料，这是你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是你对永昌和十堡人做出的重要贡献，可喜可贺可敬！ 说起祝惠元老先生，又引起我对家乡往事的回忆。祝老先生，才高德重，奉献社会，不逐名利，誉满乡邑，过去在家乡不论老少、都尊称他为“祝师傅”。我小时家父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带我或在公共活动场所或到家中向祝师傅叩头拜年，那种出自内心的敬佩，语言难以形容。我们家祖父的12幅轴对吊屏也是祝师傅撰文并书写的，家中视为珍宝，由祖父亲自保管，每逢过年或遇喜庆大事才挂出，深受族人敬重，我当时年幼无知，只看其形式宏伟，文学端壮精道，不理解内涵深义，后经“土改”和“文革”，全部毁灭，十分可惜。所以，今天读起祝师傅的传略，格外亲切。 你是志谱专家，以后有什么疑难之处，还会向你请教。若有机会来京，一定到家来玩。随信寄回“祝氏家土志”，再次感谢。祝
身体健康，诸事如意，阖家幸福！
乡友
王之伦于北京
2009.7.8
公元2010年8月在水源退休老师宋佩基同志引荐下，在水源乡方沟村三队宋福仁家发现清末廪生祝惠元撰书的轴子一幅。
书山有路（代跋）
王萌鲜
祝巍山，字季臣，笔名碧野。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1938年8月生，大专毕业，职称副编审，中共党员，1956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99年退休前任永昌县县志办公室主任，县档案局局长兼馆长。现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甘肃省诗词学会、甘肃省档案学会会员，金昌市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市、县文史员等。 祝巍山出生农民家庭，小时候家境困难，曾念过《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等启蒙书。他大爹是清末廪生，文章书法极好，很有名气，在大爹的教导下，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还能给别人讲《水浒》故事。解放后，在郑家堡上初小，1953年在朱王堡上完小。在两年时间内，学习非常刻苦，品学兼优，每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经常得到老师和学校表扬，尤其是他的作文写得非常出色，常被选上参加全县学生作文交流。1955年，从朱王堡小学毕业，取得了三个班级里百名学生中的第一名。遂考入武威二中。当时，学校伙食每月只有12元钱，是他三哥赶着牛车从民勤县城到武威县城拉盐挣运费，每月一趟，刚好够一月伙食费。同年年底，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他家的牛和车作价入了农业社，按劳分红，再无力供他读书，只好退学回家。他是一个很有念书资质的人，退学他不甘心，回家后，坚持学习初中课程，不懂的算术课就去讨教学校老师。晚上，还担任起农业社的读报员。1956年3月，由农业社和流泉乡政府推荐，让他到朱王堡供销社当营业员。两年中，他坚持学完了所有初中课程，还阅读了许多其他书籍。当时，朱王堡小学领导知道他学习成绩不错，向供销社要他去当老师，县供销社不同意。1958年，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选送他去张掖财经学校学习半年，1959年初调入商业局人秘股工作。1961年选派他到甘肃财经学院，学习半年理论。通过两三年的工作实践和几次培训学习，他深深感到学习的海洋是无边无际的，自己的文化知识还缺乏，很不满足。于是下决心要进行自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一条坚持自学的道路。他在自学中发现了两句名言，一句是，有人问鲁迅先生：“先生为什么有如此渊博的知识？”，鲁迅回答说：“别人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时候，我不过读几页书罢了。”另一句是，有个外国人说过：“人的知识多半是从业余时间里获得的。”他把这些名言作为座右铭，牢牢记在心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订立了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业余自学三个小时。还购买了高中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订购了《文艺报》、《文学评论》、《诗刊》等。加上公家报刊，都成了他学习知识、吸取营养的源泉。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废品收购门市部收下了大量的好书，他和收购人员商量以废纸收购价挑选了四五百本，如巴金、矛盾文选、《石灵选集》，鲁迅著作、《老残游记》，《儒学》、《红楼梦》、《水浒》以及外国文学等。他的宿舍里除了两张床，周围摆满了自制书架，同事们说他有一个小图书馆。有这么多的书，他如鱼得水，工作以外的时间，全部被用来读书学习。两年内，他学完了高中语文、历史，还阅读了很多其他书籍和名人著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1963年，他报名参加了四年制的“中华函授学校”学习汉语言文学。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函授停办。在三年学习中，他努力进取，奋发图强，把它当作念大学的机会，面对主讲老师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王力、黎锦熙、周振甫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的函授讲稿，往往学得入了神，忘记了休息。为了保证学习，他把自学时间每天三小时增加为四小时。早上早起两小时，晚上迟睡两小时，星期天整天学习，从没间断。三年中，除了保证函授课程学习和作业外，还读了大量的书刊，学习了新旧体诗的创作，仅学习笔记和习作就记下了十五个本子。那几年，学习环境优越，因为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后，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机关单位也实行劳逸结合，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的自学时间也就更加充足。几年中，他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被甘肃日报社聘为通讯员。1964年到1965年，他写过一篇小说《山区供销社》和鼓词《三尺柜台传真情》，小歌剧《老两口逛供销社》并作曲。在1966“四清”运动全县文艺汇演中，受到了表扬奖励。这两个小作品虽然比较粗糙，艺术提炼不足，但写的真挚、朴实、乐观、明亮，别人看了说：“不错！”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永昌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宣布纳入“文化大革命”轨道进行。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时候，凡是与文艺沾了边的人，都在被检查之列。社会上、书店里所有图书，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也都要全面清理，很多书籍被斥之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封存，不准出售。他积存的两千多本书，也被工作组收去进行了检查，幸好，他写的几个小作品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商业战线模范人物的，经工作组审查没问题。只是存书中有一本《燕山夜话》，说他崇拜邓拓、吴晗、廖沫沙，让他在团员会上作了检查作罢。但是，那么多书，待“四清”工作组撤走时，已被损毁殆尽，所剩无几。为此，他很痛心。下决心再也不接触文学艺术方面的东西了。 然而，通过四五年的扎扎实实的自学，它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8年，他被调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党校）任理论教员。利用所学过的理论知识，写了很多讲稿，培训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1971年，调任东寨公社文书，在领导同意的前提下，调处了多年积压的婚姻等案件。1973年元月，调县文教局，先后担任文化干事和秘书工作。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又燃起了他读书学习的热情，为了活跃中小学文化生活，文教局领导主持，他编写了一本《革命故事集》，印1500册，发放中小学开展讲革命故事活动，其中，他自创了四个反映学生生活的故事。在文教局工作的十多年里，协助局领导在推动全县中小学教育，为151所中小学和1000多名教职员工服务工作和大中专招生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广大教职员工的赞誉。1981年秋，调县剧团任团长，党支书，知人善任，艺苑振兴。1983年，县委调他筹备成立县政协，8月任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在两年时间里，为宣传政协，编写了“政协是什么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等十多篇文章，由县广播站播放宣传，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随政协领导搞了大量调查研究，写出了多份调查报告，编写了《政协简讯》。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84年被评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受到了县委表彰奖励。
1985年5月，县委、县政府为了加强县志编纂工作，选任他为永昌县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就他一个领导）和党支部书记。并担任《永昌县志》主编和编委会委员，他上任后，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了解到县志办公室成立三年来存在的不足，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九点建议： 一是按国务院“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精神，请县委、县政府解决好人力、经费等具体问题；二是坚持编写乡镇志、部门志，积累地情资料，提高社会参与意识；三是尽快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修志要事；四是深入广泛地开展资料搜集工作；五是尽快制定出一个全面精当的《永昌县志》初纂和总纂篇目提纲；六是加强学习培训，提高专（兼）职修志人员政策理论和方志知识水平；七是与方志界和大专院校取得联系，聘请专家学者帮助；八是积极投入县志初稿撰写，为总纂打好基础；九是及早着手县志照片和地图的征集、拍摄及绘制。九点建议很快得到了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县人大副主任杨茂林，县志编委主任、县长曹长庚，县志编委顾问、县委书记曾继伟的大力支持，召开了县委、县人大（索玉成）、县政府、县政协（张宽）主要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几个建议一一进行了研究，做出了部署，经过充分准备，于1985年10月22日召开了《永昌县志》编纂第二次工作会议，紧张有序的修志工作开展了起来。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研究确定的其他几项工作，也逐步组织实施。 祝巍山在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编纂工作中，可以说在方志海洋中邀游了数次，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1986年，开始编修《永昌县志》时，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未动起来，甘肃省只有20个县市开始了这项工作。省上要求先行开展修志工作的县市能够尽快编出志稿来，为全省引路。为了尽快适应工作，他组织编修人员认真读书学习。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新方志是什么样，更不知道怎么编写。关于地方志方面的文章、书刊，很是缺乏。他为了能够指挥大家开展工作，及时参加省上举办的县市志主编学习班，多次聆听全国著名方志学家的讲课，还参加了省志编委会组织的20个县市志主编赴西北最早修志的陕西渭南县学习取经，并多次参加省上举办的地方志理论研讨会，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了交流，多次获奖。通过这些活动，他的政策理论和地方志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步具备了一个县志主编的综合修志能力。198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社会函大举办了方志学系，在县长曹长庚大力支持下，他报名参加了学习。在当时工作量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他与困难抗争，每天不论多晚，都要把课程学完，作业做完。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终于登上了地方志专业的山峰，取得了优秀成绩，大专毕业。至此，他心中一幅县志的蓝图更加清晰、成熟。在县志总纂中，做到了全志在胸，运作精当，指挥得体，科学合理。贡献了他的智慧和劳动。 祝巍山，作为《永昌县志》主编，他肩上的胆子是很重的。在几年时间里，他一方面承担着《概述卷》、《交通运输卷》、《文化体育卷》、《文物卷》的独立撰稿，并和他人合撰《综合经济管理卷》、《人口卷》外，更主要的是他要对县志三十三个卷的全部书稿进行审阅和修改。当时，县志共有撰稿人二十多人，有一人撰写三四卷的，有撰二三卷的，有撰一卷的，有一章的，还有的只撰一节。由于撰写县志稿的人来自不同工作岗位，各人阅历、写作习惯不同，水平高下也不尽相同，所以，写出来的稿子，有一定的差距和差别。要想使所有书稿都像一个人写的一样，这就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到。虽然他有三个副主编分工协助阅稿审稿，但是，他统审统改的工作不能省略。有人建议说：你作为县志主编，光审稿：统改工作量就很大了，把撰写书稿的任务分配别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次修志按国务院要求，要统合古今，即从有建置时开始（即西汉），重点放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特别要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与现状。他多写书稿，一方面可以激励大家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方面可以磨练自己，提高写作水平。所以，永昌县志形成的征求意见稿、修改稿、评议稿、送审稿，每次他都进行了认真地统审统改。逐步地消除了众人之手形成的差别。在县志成书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算过一笔账：县志办的同志累计加班370多天，祝巍山累计加班500天左右，也就是说，四年中干了五年又五个月的工作。所谓加班，就是每天工作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星期天也不休息。这部124万字的《永昌县志》，可说是熬费了他大量心血。 在《永昌县志》编纂过程中，祝巍山为了保证志书质量，统一认识，统一编纂原则和体例，运用自己所学的地方志专业知识，吸纳外地经验，先后提出了23点意见，让全体编纂人员共同遵守执行。一要明确指导思想，自始至终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反映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革，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门类排列，先自然地理，再经济文化，再政治，后社会人物；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不溢美，不隐恶，不夸大、不缩小，不唯上，不唯权，忠于真理。四要体例完备，门类齐全，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篇目设置为卷、章、节、目四层，层层相辖，统领合理，归属得当。体裁要全，用述（概述）、记（大事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五要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系统、准确、可靠。要广泛搜集调查，深入分析考证。六要坚持“三新”观点，发展民族文化。虚心学习他地、他人经验，取长补短。七要分析、批判地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科学创新。八要体现时代特点。注重写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对历史也要写出各个不同时代的时代特点。九要突出地方特色。明确地域性，把握共性，突出个性。十要详今略古，做到明而再略。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与现状。十一要加强经济的记述，纠正旧志之缺陷。十二要充分反映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要体现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民族团结。十三是记述中，除概述和卷首小序适当夹议外，要述而不论，努力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彰明因果。十四是记述中要认真掌握轻与重、详与略、粗与细的方法（政治运动不列专章写，寓于各卷章之中）。对卷、章、节、目之间出现的重复交叉问题，也采取轻与重、详与略和互见处理。十五要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诸如与邻县的文化遗迹和古籍、古志书记载互不一致的，要尽量找出比较合理的答案，确实无法解决的要诸说并存，决不能随意定论，给历史造成更大混乱。旧志中的内容，新志不录；旧志错讹的新志纠正。十六要加强现代科学手段的应用和现代科技成果的记述。要注意保密。十七要坚持生不立传。要戒故事、传奇入志。十八要有良好的志德修养，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十九要发扬为修志事业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坚持艰苦、清苦、辛苦，不图名，不图官和利，坚持走完修志全过程。二十文风要正，做到严谨、朴实、简洁、通俗、流畅。二十一要坚持主编一支笔审稿、修改统稿，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要坚持编委会初审，党委、政府复审，上级政府终审制度，力争使新志成为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著作。二十二要提高社会的参与意识，提倡内行修志。二十三要遵守和依靠县委、政府领导与支持。这些意见主张，都一一体现在新编《永昌县志》中。
1990年，在《永昌县志》基本完成书稿，但还在进一步审核书稿的阶段，金昌市主管《金昌市志》工作的副市长唐立贵先后两次与祝巍山商谈，要调他去金昌市志办公室负责工作。当时由于永昌县志还未完全定稿，他反复考虑；如果这时候走了，是对不住大家的，遂谢辞了。又到1991年6月，市政协打来电话，让他到市政协去一趟，去后由市政协副主席马永恒和他谈话说：“经市政协党组会议研究商定，并汇报市委组织部卢有治部长同意，调你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工作，任职报告你来后上报”。这次，他同意了组织意见，但说明了一点，即县志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处理一下再来。当时，由于县志照片需重拍反转片。同时，永昌县与金川区的划界未确定，省地图出版局无法印刷行政区域图，他上下跑着解决这些问题，一直拖了八个月。市政协又打电话让他去一趟，他去后，马永恒通知说，你不尽快来报到，市领导又重新安排了其他人。他只说了服从组织安排，就回县忙县志出版的事去了。为此，他的几个朋友为他这种忠于人民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襟怀而感服，一位工作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朋友张大可教授在信中感慨地说：“祝先生毅力坚强，鞠躬尽职，不图官职，这种精神可敬、可贵！”当年的永昌县县长，如今的金昌市政协主席曹长庚在永昌县政协文史委撰写的两篇文章（即《文史资料选辑》十辑《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记实》和《永昌县第一部新县志主编——祝巍山》中回忆说：“今天想起来，这可是祝巍山同志的一大损失啊！要知道这可是一次从科级干部提拔为县级干部的机会。”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做出的突出贡献，1994年11月22日，由省出版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祝巍山由中级职务一编辑晋升为副高级职务一副编审任职资格。同年，由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授予他“甘肃省地方史志工作先进个人”（1991年永昌县志办被评为全省先进集体）。同年9月17日，《金昌报》“金昌人物”栏以“历尽心血修方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由于他工作业绩突出，多次被县级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0年，由永昌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6年，由中共永昌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优秀科技王作者称号，并当选为中共永昌县第十届代表大会代表。1997年，他主编的新编《永昌县志》获甘肃省地方志一等奖志书。 《永昌县志》副主编谢翔云先生在给《祝氏家土志》所写的祝巍山简介中说：“祝巍山无私奉献的精神，火一样炽热的事业心，清澈透明的胸怀，都一一体现在他主编的地方志书、历史著作，论文和诗词文章里。” 祝巍山自1985年从事地方史志编纂和研究工作，20多年来，主要作品有：《永昌县志》（主编，1993），《永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主编，2011年），校注《五凉志·永昌县志》（1999年），《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主编，2000年），《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主编，2002年，以上均甘肃人民出版社），《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和《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二书均获市、县“五个一”工程奖。《永昌史话》（编著，2004年），《金昌史话》（合作主编，2006年，均甘肃文化出版社），二“史话”均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市、县“五个一”工程奖。1990年至92年参加了“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的编写工作，与他人主编《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1990年），撰文参与编写《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隋唐人物》（均1990年），《历代宦官》（1992年，均甘肃人民出版社）。参加了“史记故事丛书”的编写工作，撰文参编丛书二册《军事外交故事》（1999年民族出版社），撰文参编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的《中华文化与智慧谋略》（1996年华文出版社），撰文参与编著《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200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丝路民俗·甘肃河西卷》（2010年中国国际出版社）。1990年参编《中国风光物产大典》所属秀水名山典、名胜古迹典、土特名产典、风味名吃典、总揽和野生动植物典，约5万字稿（华龄出版社）。《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中国县镇年鉴·94年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表史志论文和史志类文章200多篇，其中六篇论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即：《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谈地方志书交叉重复问题的处理》、《论旧志整理和<五凉志>校注浅识》、《进一步发展地方志是历史的责任现实的需要》、《永昌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其中：《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一文收入《中国改革与建设研究文库》和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报告》（2011年中国党史文献出版社）；《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一文收入《共和国理论发展经典文献》（2009年中国国际传媒出版社）和《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新方志编纂浅议》一文收入《中国方志论文目录》；《永昌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2006年）和《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由于此篇文章的发表（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和本人主编的《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的出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2009年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10频道在《探索·发现》栏目播放了《甘肃故事》—“永昌御山圣容瑞像之迷”，在电视报道中，由该书该文作者祝巍山和县文化馆原馆长黄兴玉、县文化局丁永琴女士、武威博物馆党寿山，以研究该寺的见证人对圣容瑞像和圣容寺有关情况，以插话形式作了介说。 《甘肃日报》于稍后几日也作了报道。这可以说是对他本人从1986年开始研究圣容瑞像寺工作的一个总结。他在1986年至1991年主编《永昌县志》期间，指导帮助编成乡镇志、部门志、厂矿志70多部。1994年为《全国档案馆简介》一书撰写了永昌档案馆概况，为《中国地方志大全》撰写了永昌历年来修志概况，为《中国县情大全》撰写了永昌县情等。还为《永昌圣容瑞像寺》、《永昌风味小吃》、胡盛德著《人生回首》、 杨开金著《诗词选集》以及七八家家谱作了序言、跋文等。20多年来，创作了诗词近百首。发表中国历史人物评传和地方历史研究文章几十篇和数篇散文，挖掘和创作历史轶事和传说几十篇。本人传略被收入国家十多部名录、辞典、传记。1992年收入《中国地方志主编名录》（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甘肃分卷》；1994年收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收入《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记》（中国人事出版社）和《中国档案局长名典》；1999年收入《中国当代著作家大辞典》（大众文艺出版社），《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2000年收入《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9年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2011年收入建党90周年《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报告·优秀人物卷》（中国传媒出版社）等。 他回忆几十年的过去；甚为欣慰，甚为感慨！他说：我一个只进了初中学门的人，今天有这么多作品献给众人，且在学术界具有高级职称的人，除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培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几十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读书自学的结果。
2012年
（本文作者是金昌市退休老干部，原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
写在书后的几句话
2009年，我几位朋友对我说：这些年你写了不少东西，何不把你的这些文章印个集子。对这个事儿，我忖度了几个月时间，说实在的，筛选拙作出个集子，倒也是件有益的事儿，但是，一考虑出版经费问题，就犹豫了起来。这些年，我也曾编著或主编出版过10本书，但是，这些书大多都是省、市、县安排的课题，出版经费不由我操心。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个人作品，却是个费劲的事儿。因此，我毅然放弃了出版的想法。
2011年，今永昌县天寿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永昌县金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昌县仲庆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仲庆先生和永昌万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昌大酒店、张掖三益化工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天先生得知这件事后，他们欣然表态，支持家乡文化事业发展给予资助，我才决定出版这个集子。 这个集子的文章，主要是我于1985年从事地方史志工作以来逐年形成的，也就是不惑之年以来的东西。本来，我于1961年就开始学写新闻和文艺方面的小作品。还认真学习了一段诗词创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山区供销社》、小歌剧《老俩口逛供销社》并作曲，鼓词《三尺柜台传真情》，还写了四五十首诗词。创作的信心很大，热情很高。1965年，永昌作为全省试点，开展了“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中，我创作的小歌剧和鼓词参加了全县文艺汇演，受到了表扬奖励。“文革”开始后，短篇小说和诗词连同我的千余册藏书，由“四清”工作组进行了全面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不好，但是待“四清”工作组撤走时，我的那些拙作连同藏书不知下落，损失殆尽，只剩我脑海中记下的两首诗。更使人心有余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县上有的同志受到了无限上纲，批判斗争，让我亲眼目睹了搞文学创作的危险性。所以，在后来的20年中，再未染指这些东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历史航向。邓公复出，国运重兴，科学、历史、文化艺术和各种学术如久旱逢甘露，出现了欣欣向荣景象。
1985年，我被调任主编《永昌县志》，在修志期间和完成修志任务之后，由于工作之所需，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地方志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探讨地方历史的文章，调查撰写了一些历史遗迹、历史探析、历史人物、古景今释、民俗风情、自然风光等方面的文章和民间历史轶事与故事传说，也结合改革开放和市县文化经济建设以及人情风物写了几篇散文和诗词之类的东西。 这个集子所录入的几十篇文章，是从众多文章中筛选的，虽然还感到有杂芜之憾，但也显现出本人对地方文化事业的一个情字在里面。我一生也有追求，但从不奢求。我坚持的是凡事顺其自然，放平心境，随时而为，少欲知足。今天，我以至诚之心，把我这本拙作奉送到朋友们手中，如果它能在朋友们闲暇之余阅读时，给你一点点启示和精神的愉悦，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这本集子的出版，承蒙金昌市政协原主席曹长庚先生为本集作序，其中誉美之词，实愧不敢当；承蒙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正厅级）、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张克复先生真诚鼓励，多方给予指导，并帮助出版；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振祥先生指导帮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昌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萌鲜先生写了“书山有路”作跋；著名诗人刘沛先生为本书出版写了贺诗；永昌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程硕年先生帮助协调出版事宜，县财政局局长文兴龙先生，县档案局局长、县地方志办主任吴有贤先生，副局长、副主任王永刚先生帮助阅稿核对；出版社和印刷厂诸同志精心设计、印刷， 本集才得以顺利出版，在这里谨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和谬误之处，谨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作者祝巍山
2012年6月
沥尽心血修方志
张新才
“祝巍山”，在不少人的记忆里也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不过你看过那部被专家学者和读者评价为观点鲜明、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流畅而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编《永昌县志》吗？这部洋洋124万字的史书巨著的主编就是他。在十年的苦修中，县志编纂历尽了筹备、资料搜集、总纂评审、出版等阶段，（永昌县志）的成功，凝聚着全体编志人员付出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和主编的祝巍山更是殚精竭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收集资料是他们闯的第一道难关。永昌县地方志的编修从明万历年间第一次修志到民国六年最后一次修编，除留下一本旧《县志）外，其后七十多年的历史，建国前没留下只字片页的资料.建国后也无现成文字可鉴。面对现实，祝巍山和他的回伴立志：“十面搜罗”，他们足迹远涉青海、兰州、北京、上海等地，近处踏遍了河西有关县及乡镇，通过查阅档案，指导编写部门志和乡镇志，深人群众调查搜集、信函外调、现场考证等，终于换来了1200万字的丰富资料，为志稿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这样一部体例庞大、内容浩繁的史书主编，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总是力争比别人学的更多，看得更远。年近半百的人了，他报考了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专业的函授学习，经过两年努力，以优秀成绩获取了大专文凭，并用学到的知识有力地指导了编志工作。在确定县志总纂篇目和体例当中，当时全国修志正处在起步阶段，到底是先政治后经济，还是先经济后政治，方志学界也无一定论。对此，祝巍山同志运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经济是基础”的理论原理，大胆提出《永昌县志》的内容应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政治、社会，这一尝试后经方志理论发展证明是正确的。 《永昌县志》1985年开始初稿试写，经历了“披阅十载，五易其稿”的艰辛历程，在总纂的日日夜夜里，他们平时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有人为他们粗略估算过，仅每天工作在十三、四小时以上的加班，就等于又增加了一年多的工作时间。永昌县志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和送审稿等，在无数次的讨论、征求各方意见的再修改中，每次的最终稿都要经他最后一支笔审阅，三十三卷，124万字的县志，在他手中逐字逐句大规模地审改就达五次之多。其间他还独立承担编写了四个大卷任务，与其他同志合写了三个卷任务。在总纂最紧张的阶段，他得了颈椎病，影响到视力急剧下降，可他顾上不休息，边吃药边坚持工作；年迈的老母亲病重盼望他去看望，可他放不下手头的工作，直到去世才去料理。在最后出版审稿和印刷阶段，祝巍山和仅留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承担起了全部收尾工作。当印刷厂排出一版清样后，为了不受干扰，他和谢翔云、何登焕三人关在档案库房里，没日没夜连轴转了40天，一字一句地把124万字的清样校了两遍。在清样校二、三稿的日子里，他们又住在每天只收六元钱的兰州新华印刷厂楼下三间昏暗、潮湿的简陋客房里，督战苦熬了一个月，终于让一车装帧精美的新县志在他们手中诞生了。 付出总是和收获结伴而生的。这些年祝巍山同志在保证县志编纂的同时，应邀参加了全国史书的编写工作，主编了丛书《开国之君和亡国之主》，参编了丛书《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惰唐人物》、《历代宦官》。主编了《河西历史轶事与传奇》、《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参编了《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国县情大全》、《中国风光物产大典》、《河西民俗》和《金昌诗歌选集》等20多本书。由于祝巍山和他的同伴们所做出的突出成绩，1990年他们被评为全省地方志先进集体，今年他本人又被评为全省地方志先进个人。 面对荣誉和赞扬，祝巍山同志还是他常说的那句话：《永昌县志）的成功，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领导关心、群众支持、集体智慧的结晶。青史作证，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必将得到历史的回报，今人不会忘记，后人更不会忘记。
（作者时为《金昌日报》编辑部副主任，今任《金昌日报》副总编）
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编纂纪实
永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永昌县志》于1993年7月出版，12月30日举行首发式：16年来，在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下，这本书得到了方志学界、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赞誉，赋予了她美好的评价：《永昌县志》观点鲜明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理，地方特色突出，记述规范，文字通俗流畅，是一部集自然、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为一体的好书。 《永昌县志》在内容记述上是贯通古今的，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是一部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永昌县志》1994年被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选送参加了全国地方志博览会，1997年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成果一等奖，给主编和副主编颁发了荣誉证书。《永昌县志》这部124万字的巨编，能够出色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有中共永昌县委的关心支持，有永昌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帮助，有全体修志人员付出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所以，这部志书的成功，是一代人的成功。 永昌县有着悠久的历史，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哺育出多少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但是，修志工作却被长期忽视。自明朝万历年间创修《永昌卫志》（已无存），清乾隆、嘉庆两次重修，民国六年简要续修后，其后七十年无志。永昌县的历史档案县档案馆里片纸无存（据调查，系国民党县政府在1949年逃跑时转移和焚毁）。新中国成立后，也无现成的文字资料可借鉴。因此，新中国第一部新县志编修，既像大海里捞针，又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十年修志的基本情况
1982年，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永昌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人力着手县志筹备工作。1983年至1984年，办公室一边着手征集资料，一边翻印旧县志（乾隆、嘉庆和民国六年原版式合订本）。永昌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12月向全县发出了“征集永昌县地方史志资料的通告”。1984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县志工作会议，部署县属各部门、各乡镇和县境内的中央、省、市厂矿企业编写部门志工作（以下简称部门志）。县志办拟定了一个编写部门志和搜集资料提纲。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修志工作进展缓慢，收效甚微。这些情况，县上领导很是着急。1985年2月，永昌县十届二次人代会选举曹长庚为永昌县人民政府县长后。他把编修县志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决心把县志编纂搞上去。他遵照国家对地力志工作“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指示，首先着手调整调配人力。5月份调任祝巍山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志主编，其后，逐步调整、调配办公室工作人员。8月9日，重新调整、补充了县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和县志顾问，县长曹长庚兼任县志编委会主任，加强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随后，曹长庚县长约请县委书记、县志顾问曾继伟，县人大主任、县志顾问索玉成，县政协主席县志顾问张宽，县人大副主任、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办祝巍山参加，研究县志办公室请示建议的几个问题：即解决部门志编写缓慢问题；派人外出搜集资料；制定县志编纂篇目提纲；聘请专家作县志顾问；加强修志人员培训学习；及早开展县志初稿编写以及照片、地图的拍摄绘制。经过研究，决定召开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把编写部门志的单位由60个扩大到80个。关于制定县志编写总纂篇目提纲和派人外出搜集资料等其他问题，决定由杨茂林、祝巍山具体安排逐一落实。会后经过充分准备，1985年10月22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永昌县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解决部门志编写进度缓慢的问题，提出了完成任务的最后时限。根据会上提出的部门志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县志办公室组织人力，全县分四片，对编写单位的修志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基本解决了部分修志人员不会编写的问题。随后，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主编祝巍山带领县志办有关同志先后到80个编写单位抓落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使县志编纂有章可循，祝巍山制订了县志编写总纂篇目提纲和凡例，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请教专家教授指导修改后，经县志编委会和县委、县政府讨论通过，颁布实施。由于县志办公室人力有限，县志编委会和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县志三分之一的编写任务分配给县属有关部门完成，县属有关部门确定的编写人员，也是县志编纂人员的组成部分，统一受县志编委会和县志办公室领导，编纂方面的具体事情，由主编统一安排指挥。这些人员承担的任务有大有小，有一人完成一卷的，有两三人完成一卷的，也有一人只完成一章或一节不等。整个县志的编写任务落实到人头后，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已具备编写条件的志卷，先行试写。1986年初，按照联席会议精神，由杨茂林和祝巍山到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科院、地质六队、张掖师专、金川公司聘请了几位专家学者担任县志顾问。上半年，县志办公室抽调人力，到河西有关县和青海省有关县搜集资料，并派吕兴汉、李正杰等人去北京、南京、上海和兰州、西安等地的国家和地区档案馆、图书馆搜集文献资料。在县内，由祝巍山约请县文化馆长黄兴玉及办公室其他人员开展了地情调查和资料搜集。跑乡社，寻古迹，解决了一些古迹在旧方志中记载混乱的问题。同时，确定了杨和天和陈有贞等同志为县志照片摄影人员，他们跑遍了全县，收集和拍摄了大量照片。1986年9月，县志编委会召开了部分志评稿会议，选出先行完成任务的南坝乡、民政局等部门志参加评议。经过评议，大大促进厂部门志编写进度：1986年下半年，《永昌县志》全面进入了编写和总纂阶段，至1990年5月完成送审稿报送县志编委会初审，共经历了四年时间。四年中，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送审稿；在征求意见稿编写阶段，按照主编负责制，每完成一卷志稿，先有主编审阅，对比较有基础的志稿，再交副主编审阅。然后，由县志办公室组织修志人员，并请编委会领导参加，对志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编稿人修改，最后再由主编、副主编审阅修改；对于问题较多的志稿，主编在审阅中写出详细的书面意见，交副主编审阅，然后，退交编稿人修改；还有个别较差志稿，编稿人确无能力修改的，主编则按编委会制定的转让办法，转让他人重写：然后也按以上程序修改；志稿较成熟后，县志办随即打印成征求意见稿，分送到熟悉永昌情况的市、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内行、专家手中，广泛征求意见。结果反馈了很多宝贵意见，为志稿修改起了很大作用。1987年夏，曹长庚县长约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召开联席会议，四大班子办公室主任及杨茂林、祝巍山参加。会上，杨茂林，祝巍山汇报了县志编纂进展情况。当时部分省市企业部门同志还未交稿。曹长庚指示：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个办公室要大力支持县志工作。凡是杨主任出去催志稿，四办都应轮流派车，杨主任是代表我工作的。现在，修志工作大政方针已定，今后，除重大事项，由县委、县政府研究外，杨主任为编委会常务副主任，负责把县志的正常工作具体抓起来。县志编纂方面的工作，由老祝全权负责，主编要向县志编委会负责，编委会要向县委、县政府负责。会后，县志编纂进一步加快。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88年底，全志征求意见稿基本完成：省志编委会田真副主任得知永昌县志进展情况后，对去兰汇报情况的祝巍山说：“你们应召开一次评稿会，请专家评议指导”，祝巍山将这个建议汇报给几位副主任和曹长庚县长，曹县长详细询问了县志情况，当即表示准备召开县志评稿会，1989年初，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九月底召开《永昌县志》评稿会议，并指示县志办公室根据评稿需求及早邀请专家，抓紧修改志稿，最迟在评稿会前一个月把志稿呈送到被邀请的专家学者手中审阅，以便提出意见。3月初，杨茂林和祝巍山到兰州等地邀请了十多位专家学者，并说明了会议准备情况：当时距县志评稿会仅有五个月时间，县志修改量、重新打印量都很大。在县长曹长庚和编委其他领导大力支持下，从3月中旬到8月中旬，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艰苦奋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修改和重新打印任务，按时把志稿送到了专家学者手中。1989年9月26日，《永昌县志》评稿会议在县政府主持下如期召开，应邀参加评稿会的有省志编委会副主任、省志副主编田真，县志指导处副处长薛方昱，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大可、刘光华、刘满、地理系教授冯绳武，西北师大教授吴廷祯、郭厚安、樊修睦，甘肃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德芳、郝树声，甘肃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陈泽奎，金昌市副市长、金昌市志主编唐立贵，金川公司高级工程师刘洪勃，金昌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康怀远等17位专家教授：中共永昌县委书记曾继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索玉成，县政府县长、县志编委会主任曹长庚，县政协主席张宽以及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顾问共65人参加会议。3天的会议上，专家学者对《永昌县志》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许多不足，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修改意见。会议结束后，形成了《评稿会议纪要》，作为县志稿修改的指导性意见。按照曹长庚县长意见，县志办组织人力将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梳理。共理出意见600多条。专家们的意见有一部分互不一致，为了统一认识，县志办公室请编委会领导参加，对专家意见逐条讨论分析，采纳了符合永昌实际情况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至此，《永昌县志》不论从体例篇目，政治观点，内容记述，资料含量，事实考证，时代、地方特点诸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具备了初审的条件。为了保证县志稿资料准确、史实无误，消除前后矛盾，县志办于1990年春节后，组织人力。对志稿有关方面进行了一次系统核查。即由谢翔云等几人，核查历史方面的记述是否准确，核查各卷数字前后是否一致；由何登焕几人，核查重复和交叉问题的记述，各相关卷的侧重点是否恰当，详写略写是否合适，是否注明了互见章节；李正杰几人，核查纪年、称谓、计量是否符合行文规定；祝巍山负责全局，各组发观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同时他对各组核查过的问题再行核查，这一核查，查出了个别地方数字不一致的问题，甚至一个卷里前后互不一致，这个问题引起了祝巍山的高度注意，他作为主编，志稿有问题他要负主要责任。于是，他同几个副主编做了商定，由主编和副主编每人对县志全部志稿再从头到尾审阅一遍。因为工作量大，总时间可掌握在上报终审前审完。为了使这次审阅达到最佳效果，他提出让大家遵照总纂工作中主编职责进行。即主要从三个方面审查。一是审查志稿是否自始至终贯彻了修志指导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否同《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符不符合保密规定，有没有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存不存在“左”的影响和绝对化倾向，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二是审核资料和史实，资料是否可靠，有无缺项和断线现象，是否坚持了详今略古原则，取材是否合理，有无前后矛盾，各卷是否反映了某项事业的基本面貌，能不能看出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各项数据是否准确，口径是否统一，引用的历史资料是否考证清楚，有实用价值的现代科学资料是否恰当应用。对于与记事无关紧要的技术性定义和说明以及不足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不代表全面性的图表都应予删除。三是篇目体例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完整，门类设置是否合理，层次是否分明，归属是否恰当，体裁是否完全。对各种体裁的运用，有没有名不符体现象，内容重复、交叉是否处理恰当，详略是否合适。记述中条理清不清，语言准不准，有没有概念混乱，语不达意和造词害意毛病，还有没有众手成书、文风不一致痕迹，纪年、称谓、数字等运用是否合乎行文规定，文字语言是否朴实、简明、通俗流畅。总之，审核全志是否能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三性”完美统一。这次系统的全面审查从1990年5月到1991年5月，进行了一年时间，吕兴汉审阅了14个卷，谢翔云审阅了21个卷，何登焕审阅了26个卷，祝巍山审阅了33个卷，审阅中没发现大的问题，但也有或修改、或补充、或删削，使志稿充实精炼了许多，志书质量进一步提高。审查结束后，按照地方志理论发展的要求，祝巍山提出了把原安排一些单列的计划经济、统计、审计、标准计量、工商行政管理和经济体制改革，合并统编为综合经济管理卷。由祝巍山进行统稿编纂。这样，更符合改革开放新的要求。
1990年5月，县志办公室将《永昌县志》送审稿报送县志编委会初审。6月初，编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初审由编委委员分工审查，审查中要写出书面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初审，委员们共提出意见近200条，8月份进行了修改。县长曹长庚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高级文化馆员王萌鲜审阅了全志稿。9月份，由杨茂林和祝巍山把县志稿送省志编委会和县志顾问张大可、张德芳教授审阅。并与测绘局商讨了地图绘制印刷问题：1991年3月1日，县志编委会召开会议，将初审修改后的县志稿报送县委、县政府复审。3月4日，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了县志稿的复审，会议决定，按照上级“复审主要把好政治关、保密关和史实关”的要求，采取审查重点卷和一般卷的重点章节相结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各项事业的领导审查和部分卷委托有关部门领导代为审查相结合；分别审查和会议讨论解决重点问题相结合的办法进行。3月14日，县委、县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对县志复审做了结论，即“新编《永昌县志》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史实准确，合乎保密要求，体例、文字、内容方面达到了新地方志的质量和要求”。决定上报金昌市委、市政府终审，批准出版。5月初，《永昌县志》稿报送金昌市，9月初，市政府通知终审结束，终审中提出150多条意见，县志办根据永昌县实际情况作了修改后，于1991年11月由县政府将修改情况书面上报市政府等待批准出版。1991年9月5日，地方志民勤会议上，省志编委领导提出，先行完成县志编纂任务的县、市，可否考虑把县、市志下线延长到1990年底，祝巍山回县后，和当时办公室仅有的四人商量，分析了困难和有利形势，在当时的县长曹恩泽大力支持下，由祝巍山、谢翔云、何登焕加班加点三个月，把县志稿下线从1985年续补到1990年，共增加20万字，至此，《永昌县志》总字数达到124万字。1991年底，市政府通知，县志稿审查通过，可以交付出版，县志办公室即将县志稿送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到1992年11月份做出了最终审定，年底发稿新华印刷厂承印。1993年4月印刷厂排出一稿清样。当时，县志办已同县档案局合并，县志办只有三人，为了不受干扰，祝巍山、谢翔云、何登焕三人搬在档案库房里，加班加点40多天，完成了一校。随后，祝巍山、何登焕去兰州住在印刷厂完成了二校、三校，于10月底把一车印刷精美的《永昌县志》运回了永昌。12月30日举行首发式，会上，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杨茂林作了讲话，县志主编祝巍山汇报了县志编纂情况。并为参加会议的市、县领导和与会人员赠送了新编《永昌县志》。新编《永昌县志》工程胜利结束。 二、修志工作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第一部新编《永昌县志》从1982年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算起共经过了十年时间：其中，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编写志稿到1990年5月完成全部志稿，报县志编委会初审，共经历了四年时间；到1993年出版发行共经历了约八年时间。《永昌县志》编修的成功，这是永昌历史上的一件盛事，它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领导重视是关键。按照国务院关于修志工作“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原则，在编修《永昌县志》的几年中，中共永昌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对县志编纂工作都非常重视；县委常委会上曾几次研究修志工作，如1990年出售的商品粮接近总产量如何处理等问题。县委书记曾继伟担任县志顾问，县志工作会议上和评稿会议上及县志编委会召开会议时，他都抽空参加，还几次在四大班子主要领导联席会议上听取县志办公室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县志编修工作。还常到县志办公室询问修志情况，他把自己的一套《甘肃通志》借给县志办使用。人大、政协的主要领导，也都是县志顾问，每次会议上都认真听取汇报，强调和支持修志工作。特别是县委副书记、县长兼县志编委会主任曹长庚，他在担任县长后，就把修志工作放在重要工作日程上，号召协调上下左右，重视修志工作。在有关会议上宣传修志工作，强调修志工作的重要性。他在每年的人代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要讲修志工作，安排修志工作。多次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或县长办公会议上，强调各方重视县志工作，优化了县志办办公条件，每年的修志经费给予了保障，及时补充调配了修志工作人员，对聘请的谢翔云等几位老同志给予了生活补贴。同时，鼓励大家深造学习。解决了个别同志的家属户口和退休遗留等问题。在几年修志工作中，凡是县志办公室提出县志编纂工作的建议，曹县长都是满腔热情地给予肯定和支持，并及时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编委会议和有关会议，进行研究，安排部署，对县志办公室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不论召开县志工作会议、评稿会议、联席会议、编委会议，他一次不缺地参加会议，主持会议，认真听取意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并提出要求，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大家心情舒畅，工作热情很高。《永昌县志》原设总编、副总编和主编、副主编两层编纂组织，后来，他提出只设一层实际干编纂工作的主编、副主编就行了，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在县志进入编委会初审和县委、县政府复审阶段，他在县政府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召开会议，亲自安排副县长、编委委员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审稿》工作。他本人白天没时间审稿，就抽时间晚上加班，对县志的十个左右重点志稿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有近20个晚上，他同祝巍山、谢翔云、何登焕共同审阅修改志稿到深夜一二点钟，有时甚至到三四点钟。他们几位说：有这样的领导，不怕修不出好的志书。正因如此，省志编委会领导知道了永昌县领导重视修志工作，在全省地方志会议上几次表扬永昌。他调金昌市工作时，还嘱咐祝巍山，尽一切努力把县志印出来。杨茂林是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他受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委会主任曹长庚委托，具体领导县志编纂日常工作，对于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他都亲自出面组织，与县志办公室商量落实。在部门志编写过程中，他和县志办公室祝巍山跑遍了80个编稿单位。有的跑了两三次，督促检查和指导帮助。在县志征求意见稿和评议稿成稿期间，他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县志工作上，县志办公室每组织讨论志稿，他都参加，与大家共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对全体修志人员激励很大。在县志初审、复审、终审到出版发行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做了很多艰苦的具体工作，留下了他辛勤工作的身影。赵守国副主席虽进入县志工作时间较短（维修鼓楼），但也做了不少工作，督促部分部门志编写，积极参与县上组织的边界勘察工作，还热情给县志办工作人员催办中级职称，县志评稿会前，亲自到兰州接专家等，付出了努力：陈永镜副县长在县志出版阶段。为争取出版经费做了大量工作。 （二）有一个团结务实、尽心竭力的编修班子。新编《永昌县志》的修志队伍，是一支勤奋学习，默默奉献，不图官不图利，甘愿“三苦”而千锤百炼的队伍。他们忠于人民的修志事业，精益求精，使编出的《永昌县志》不愧上乘之作。 《永昌县志》能够获得甘肃省地方史志成果一等奖，是经过了四年时间的精心编纂和近一年的初审、复审和反复修改而完成的，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永昌县志》全体修志人员，特别是主编和几位副主编，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在志书成稿的四、五年时间内，他们组织过五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和一个多月的四次长时间加班，每天工作时间不下十三、四个小时，连周末和星期天都照常加班，人们可以试想，十天八天加班还可以，如果长时间加班，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无私奉献、忠于人民修志事业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事，曹长庚县长和杨茂林主任的心里是最清楚的。《永昌县志》的编纂班子，他们在四五年的写稿和总纂工作中，都能够认真执行县志编委会的决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主编提出的、主编同副主编商量一致的一些在修志中应遵循的原则和具体要求都能认真执行。所以，编出的县志稿，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成功率较高。 （三）有一套正确的工作思路和原则。新编《永昌县志》在整个修志过程中，始终遵循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方针和原则，即明确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反映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及变革，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不溢美，不隐恶，不唯上，不唯权，不唯亲；门类排列上，要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文化政治，最后社会；体例完备，门类齐全，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篇目设置不设大编，只设卷，为卷、章、节、目四层，层层相辖，归属得当：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资料翔实可靠，系统准确；坚持详今略古，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充分反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有利于民族团结；突出和加强经济的记述，补历史之缺陷；突出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把握共性，突出个性；批判地继承旧志，科学创新，虚心学习外地经验，取长补短：记述中，除概述和卷首小序适当夹议外，述而不论，努力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彰明因果；记述中遵照具体安排。掌握好详与略、轻与重、粗与细（指政治运动）的程度，对卷、章之间出现的交叉重复，也按这些办法处理或互见处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如与邻县在古遗址上的问题，古籍旧志记载不一致的，尽量找出合理的答案。确实无法解决的，诸说并存，决不能随意定论，绐历史造成更大混乱；旧志中的内容新志不录，旧志错讹的新志纠正。传说故事不入志（专家指出，只有如孙中山等全国大名人的故事所在县可适当入志）；生不立传，但可简介和列表：加强现代科技成果记述和现代科技技术的应用；文风正，做到严谨、朴实、通俗流畅；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坚持主编一支笔修改通稿；树立良好的修志道德，坚持原则，排除干扰，坚持走完修志全过程：坚持编委会初审，县委县政府复审，上级党委政府终审三审制度，力争新县志编成一部朴实、严谨的科学著述；坚决依靠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以上22条基本原则的坚持和运用，对县志编纂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四）上级地方志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新编《永昌县志》编纂过程中，省志编委会副主任田真、处长薛方昱和省社科院本籍学者张德芳，兰大教授张大可，甘肃人民出版社陈泽奎主任帮助审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尤其张德芳先生在县志编纂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帮忙做了很多工作。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原永昌县县长兼县志编委会主任，后任金昌市政协主席曹长庚（已退休）、原永昌县人大副主任兼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后任县人大主任杨茂林（已退休）、原永昌县县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祝巍山（已退休），对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的编纂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认真总结和反复思考。我们根据他们的回顾写成了此文，以为存史。作者） （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2009年出版）
永昌第一部新县志主编——祝巍山
永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祝巍山，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193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副编审。他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不过那部被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高度评价、1997年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的新编《永昌县志》的主编就是他。《永昌县志》从初稿编写到出版共经历了八年时间。它的成功，首先是中共永昌县委的关心，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坚强领导，凝聚着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汗水和艰巨劳动。作为县志主编和办公室主任的他，更是殚精竭虑，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
迈出第一步 奋发进取
1985年初，县委、县政府选调祝巍山担任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志主编，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任了。经过一些时日的工作接触，他感到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新编县志究竟是个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历史档案在永昌片纸无存，上哪里去搜集资料？怎么个编写法？更无人说清楚。当时，县长曹长庚对他说：“县志工作，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外行，希望您尽快变为内行，把这项工作做好，这可是为永昌人民做的一件大事。”就这样，他肩负着县领导和全县人民的重托，向着布满荆棘的路迈出了第一步。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全省地方志工作尚在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经验，地方志资料十分缺乏。祝巍山虽说干过20多年文秘工作，也当过党校理论教员。“文革”前上过“中华函授学校”，学过三年汉语言文学，从主讲叶圣陶、张志公等大学问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有点底子，也喜欢历史，但是对地方志完全是个门外汉：1985年下半年，省地方志编委会请来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等几位方志专家，第一次举办培训甘肃省地方志主编学习班，县上派他参加学习。之后，省上又多次以会代训开展地方志交流研讨活动并请全国著名方志专家陈元方、魏桥等讲课：通过一次次培训学习，他对地方志编修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省志编委会还组织全省起步较早的20个县、市志主编，由省志编委会领导田真带领，到陕西渭南县学习取经，现场培训；渭南县志主编杨树民就修志方针、原则、篇目设置、内容安排、编写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结合渭南县志稿本，给大家一一讲解；通过这次学习，祝巍山对怎样编写新县志心里有了底，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按照编委会主任、县长曹长庚“应尽快拿出一个加快县志工作的意见”的指示，针对县志工作实际情况，拟定了几点建议，首先向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作了汇报和商酌后，向曹长庚县长作了汇报，得到了完全同意和支持。这几点建议：一是县委、县政府已强化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请尽快充实人力，增加经费；二是尽快召开第二次县志工作会议，解决部门、乡镇、厂矿企业部门志基本没动的问题，编写单位应从60个增加到80个：三是派人外出，继续广泛地搜集资料；四是制定一个全面精当的县志编写和总纂篇目提纲；五是加强对专兼职修志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六是尽早与省志编委会和大专院校联系，邀请专家学者帮助；七是及早开展初稿拟写为总纂作准备；八是及早安排县志照片拍摄和地图绘制。一星期后，县长曹长庚同县委书记曾继伟、县人大主任索玉成、县政协主席张宽，以及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杨茂林和县志主编祝巍山开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商定部分问题由县政府解决，部分问题由杨茂林和祝巍山负责落实。遵照会议精神，经过充分准备，于1985年10月22日召开了《永昌县志》第二次工作会议，重点解决部门志编写缓慢问题。杨茂林、祝巍山上省志编委会、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地质六队、张掖师专、金川公司等单位聘请了几位专家学者为县志顾问；县政府给县志工作确定了足够经费；县志办办公地点从县工会搬到县政府办公大楼；曹长庚指示县志办抓紧物色修志人员，只要本人愿意，县政府就调配。至此，紧张有序的修志工作开展了起来。
信念何其坚 志在永远
1、勤奋学习，提高素质：编修新县志是一项新工作，一开始谁都没底儿，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修志方针政策和方志理论学习。祝巍山作为县志主编，他反复惦量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他说：“如果没有政策理论和方志理论作基础，没有驾驭全志的能力，是不适合当主编的，也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每个修志者都是同样的。”为此，他和同志们商量后，订购了一些方志工具书和方志理论刊物，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并把一些专业文章的书送给分散在有关单位的修志人员学习，通过认真学习，逐步使全体修志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修志理论知识，而他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常常学到深夜。就这样，他的专业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步具备了一个县志主编的综合能力。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社会函大开办了方志学系，在曹长庚县长的支持下，他报考学习：虽然当时工作量很大，但他同困难抗争，坚韧不拔，每天坚持比别人多学多干四五个小时，经过两年的方志专业系统学习，他的专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优秀成绩大专毕业。至此，他心中一幅新县志的蓝图更加清晰成熟：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全志的每个卷和每章每节怎么设置，是些什么内容，他都全志在胸，指挥运作精当，科学合理。据此贡献了他丰富而智慧的劳动。
2、制定县志篇目提纲。一部志书篇目提纲是否科学合理，是关系志书质量的关键。1984年，县志办曾制定过一个部门志编写和资料收集提纲。但没有县志编写和总纂提纲。为了成功实施县志初稿编写和总纂工作，祝巍山结合本县县情，制定出《永昌县志》编写总纂提纲和凡例。当时，全省修志都刚开始不久，修志中一些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尚在探讨之中，比如志书内容排列，不少学者提出要突出政治，应该把政治类卷排在志书前面。面对“政治挂帅”，拨乱反正不久的形势，到底是先政治后经济，还是先经济后政治，很难定论。祝巍山根据“物质第一性”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原理，大胆提出《永昌县志》按先自然地理，后经济，再政治，最后社会排列。这一尝试后经方志理论发展，证明是正确的，县志篇目提纲制定出来后，除组织修志人员认真讨论，广泛征求各行各业意见外，他还带上篇目提纲上省志编委会和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向专家学者请教，并寄给曾经请来甘肃讲学的全国著名方志学家陈元方、来新夏、魏桥指点帮助。专家们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也给予了肯定。陕西省志编委会主任陈元方给他回信说：“编写县志初稿的篇目提纲，不同于出版时的目录，要搞得更细些。”为了使《永昌县志》的每个编写者，明确各自编写的卷、章、节的编写范围和主次强弱程度，以及有关卷之间或章节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复和交叉，他在篇目设置中，根据各卷的具体内容，列出“目”和“子目”，注明该详该略、该粗该细的侧重点和内容提示，并口头给编稿人员交待清楚，互议互商。还注明每卷中应列的表格表式。这样以来，解决了初稿编写人员各编各的卷，互不关联，可能造成重复和交叉或轻重不平衡的问题，把可能在总纂时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在了初稿编写阶段，既节省了时间又避免走弯路。县志提纲，经县志编委会讨论和县委、县政府批准实施后，使县志编纂得以顺利进行。
3、继续搜集资料。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祝巍山仍把资料工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他提出“十面搜罗”的方案，先后派人到青海有关县、河西有关县和兰州、北京、南京等20多个地方的国家和地方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资料。派张宗贤同志先后两次把县档案馆解放后13000卷档案一一翻阅择抄。他自己约请了文化馆馆长黄兴玉，有时带其它人员坐上公共车或骑上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乡镇和有关村社，找知情人调查访问，搜集县情；爬山跋水，寻访文物古迹，弄清了诸如“圣容寺”与“后大寺”这类不同古迹、同一名称的模糊传说与记载等。县志办向全国发出人物调查函1130多件。部门志和厂矿企业志，是编纂县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指导帮助和督促80个部门按时交稿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县志办头上，祝巍山发扬勇挑重担的精神，紧紧依靠县志编委会主任、副主任，紧密团结修志一班人，组织志办人员，全县分四片举办了修志人员培训班，基本解决了乡镇、厂矿企业和部门修志人员不会编写的困难。工作开展后，他又同编委副主任杨茂林、赵守国和办公室人员先后到各个单位抓落实，指导编写。他们每到一个单位，坐下来就看稿，加班加点，认真审阅，或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完成任务就走。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大大激发了大家的修志积极性。根据部门志进度，他建议县政府于1986年9月召开了部门志评稿会，进一步促进了部门修志进度。
苦心勤耕耘 无私奉献
地方志素有“三无、三苦”之称，即无钱、无权、无职；辛苦、艰苦、清苦。而祝巍山却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其他同志全身心投入工作，毫无怨言。《永昌县志》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向县志编委会负责，编委会向县委、县政府负责。县志从1986年下半年正式投入编纂至1993年出版，经过了无数次讨论、修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每个字都饱含着修志者的心血和汗水，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他们满腔热情和献身精神。祝巍山作为县志主编，坚持修志方针政策，带头学习吃苦，坚持多写志稿，精心运筹，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他付出的更是别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远非文字可以表达。由于县志办人力不济，县政府决定把县志的部分卷、章、节分配有关局（委）承担。当县志的33个卷的全部编写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后，祝巍山和每一个编稿人员都一一商谈编写内容和方法步骤；编写过程中出现难题，他又和编稿人商量解决办法；志稿编成后，他一卷卷亲自审阅，进行修改，有的志稿不够成熟，他则写出详细记录，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交返编稿人重新修改补充；有的志稿被他改得密密麻麻，让写稿人誊清再改；还有个别志稿经多次反复，编稿人确实无能力修改的，主编则按县志编委会制定的“转让办法”转让他人重新编写。为了统一认识，统一编纂原则，他根据方志理论和编纂实践，提出了20多条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让全体修志人员参考遵循，对提高志书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永昌县志》先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评议稿、修改稿、送审稿，每次形成的志稿，祝巍山都要一卷卷地审阅，一遍遍地修改。一些稿子先交由副主编或老同志处理，但处理后他还要详细审阅，进行“一支笔”修改。他除了担负主编对全志的审稿和统修统改任务外，还独立承担了四个卷的编写任务，并与其他同志合编了三个卷。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任务，他和同志们艰苦地工作着，特别是1986年下半年到1990年5月撰修志稿的四年时间里，也就是县志评稿会前后和县志总纂阶段，他和同志们进行过四次较长时间的加班厂作，累计370多天、所谓加班，就是每天工作在十三四个小时。连周末和星期天都不例外，祝巍山工作量更大，他每天天不亮就坐到办公室工作，下午晚饭后又马上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总加班在500天左右。就连法定假日他都没有认真休息过，等于四年内干了五年又五个月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1987年春节，节日还没过完，他惦记一卷志稿还没改完。就到办公室：那天，他隔窗南望祁连，心情激荡，随写了一首小诗：“祁连高耸雪含烟，书海遨游心生莲，夙愿魂系塞北月，志情更随天意旋。细将历史从头阅，研精覃思意志坚，待到春信送香时，愚人共尝桃花源。”由于过分劳累，他视力下降，县领导得知后，带他到兰州检查。县领导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他再三审度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继续工作。1989年，他90高龄的母亲病重，弟弟几次捎信，可他放不下繁重的工作，没顾上探望，直到去世才去照料。他妻子是小学教师，在他繁忙的几年内，孩子的学习、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她一人承担，从未打扰丈夫，还鼓励说：“这是好事，县领导信任，你去干吧。”使县志总纂工作顺利进行。总纂基本完成后，县政府组织勘察了县域边界。按曹长庚县长指示，祝巍山和民政局吕伯英修改绘制了永昌县行政区域图，经县、市审查后，与省测绘局多次联系协商，印刷出版。他还会同摄影人员杨和天、陈有贞等一起上山，跑北部沙漠等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筛选入志。就在这个时候，金昌市副市长、《金昌市志》主编唐立贵先后两次找祝巍山征求意见，准备调他去市志办负责工作，他再三衡量，觉得志书还没有成书，这样走了，对不住大家，就辞谢了。1991年6月，市政协电话通知让祝巍山去一趟，由市政协副主席马永恒和他谈话说：“经市政协党组研究商定，并汇报市委组织部卢有治部长同意，调你到市政协文史委负责工作，任职报告你来后上报。”他同意了组织意见，但说明了一点：即县志还有些工作需处理一下。当时，由于县志一些照片还需补拍反转片，出版社提出有些问题需商定，特别是县志行政区域图的印制，测绘局提出不少麻烦问题还未解决好。这样，共拖延了八九个月时间，市政协又让他去，但通知说，市上领导重新安排了文史委负责人选，他只说听从组织安排，就回县忙县志工作去了。曹长庚县长回忆说“今天想起来，这可是祝巍山同志的一大损失啊！要知道，这可是一次从科级干部提拔为县级干部的机会！”。接着，他和何登焕在兰州督促新华印刷厂排出二、三稿清样，不分白天黑夜地校对，印刷厂齐厂长关心地说：“我们厂楼下客房虽只收6元钱，但光线不好、潮湿，你们又在街上吃饭，何不搬到附近宾馆去住：”他笑着说：“条件虽差些，但方便工作。”就这样，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按时印出了县志。为此，祝巍山的不少朋友为他这种执着事业的精神而感服。永昌县志顾问、工作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教授知道后，写信感慨地说：“祝先生毅力坚强，鞠躬敬职，这种精神可敬可贵。”祝巍山无私奉献的精神，火一样炽热的事业心，清澈透明的胸怀，都一一体现在他编的志书里和史著、论文、诗词里。正因他为地方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甘肃省新闻出版局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于1994年11月22日评定他由中级职称晋升为副高级职称，发文颁发了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同年，他被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授予“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个人”称号；《金昌报》于同年9月17日“金昌人物”栏以“沥尽心血修方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之前之后，被县、市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 祝巍山在《永昌县志》问世前后，在《甘肃史志通讯》、《祁连学刊》、《祁连论丛》、《河西学院学报》、甘肃地方志理论研讨会等，发表交流了20多篇地方志论文，发表了大量史志研究文章，有五篇论文荣获省三等奖。其中：《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一文收入《共和国理论发展经典文献》和《世界学术文库》；《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一文收入《中国改革与建设研究文库》；《新方志编纂浅议》一文收入《中国方志论文目录》。1989年至1992年，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的编写工作，撰文与他人主编了《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撰文参编了《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隋唐人物》、《历代宦官》；撰文参编了《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国风光物产大典》、《中国县镇年鉴·94年鉴》《中国地方志大全》等；1996年撰文参编了《中华文化与智慧谋略》；1999年校注出版了《五凉志·永昌县志》；撰文参编了《史记故事丛书·军事外交故事》；2000年主编出版了《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为省、市、县文史资料撰写了大量的文史文章。发表散文数篇和几十首诗词。他先后被吸收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诗词学会、档案学会会员，金昌市档案学会常务理事等。
1999年退休后，他仍笔耕不掇。2000年主编了《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2002年主编出版了《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为永昌县人大编写了《永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2003年撰文参编了《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一书；2004年编著出版了《永昌史话》；2006年与他人主编了《金昌史话》；2006年至2009年撰文参编了《丝路民俗·甘肃河西卷》等。他的业绩先后收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集》、《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专家大辞典》等十多部辞书。 （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2009年出版）
一生热心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祝惠元
祝惠元，字霭堂，天叙长子，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生，1958年农历10月卒，享年78岁。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清末廪生，名书法家，解放前曾办私塾，曾任教师，曾任永宁堡乡公所财政干事，解放后，任下汤等诊疗所医生。 惠元祖先家境富殷，“十堡”显族。自幼从父课读，八岁就读于新堡子张乘机私塾，初学礼仪，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启蒙课程，两、三年后读“四书”、“五经”等科举应读之经典，习练书法。少时天资聪慧，记而不忘，对师傅布置的课文，当天皆熟背。后来，师傅发现，他背读没有教过的课文，就把他叫来，让其背诵《诗经》，不论点到哪一篇，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去。到十二、三岁时，毛笔字已写得很好。他师傅是个信佛的人，有一次，师傅让他抄写一本经文，抄好审视，确实漂亮，师傅笑容满面的说：“你慧基很好，继续努力，将来定可成才”。此后，师傅注重了对他的培养。就在这一年，始讲“四书”“五经”文义，凡讲过的，他都能够原原本本讲给其他学生听。他理解能力非常强，能下苦功夫钻研，对学过的经、书、史、礼都能够很快融会贯通，互相引照思考，还不时提出一些较深的问题请教老师。一、两年内，他按师傅出题和自己设题，写出了十几篇释义文章和论说文章，师傅非常满意。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惠元十六岁应县试，考取了案首即第一名，旋即参加丁酉府试，试题是《下孟子·天时册》“关市讥而不证”，惠元开头以“古者神农日中为市”为破题，写了一篇论理深妙的文章，考取了秀才第一名。第三年补廪膳生员。按朝廷规定，每年发廪膳粮三石六斗（每仓斗合今六升），发十二年为满，取按贡。但是，惠元不安于这些奉粮，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他到凉州府设雍凉书院深造，准备下围场考取高一级功名。学习期间，他更加发愤，学业极优，由凉州府推荐，准备送国子监培养。就在这一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科场，废科举，甘肃停科岁考’。惠元从此打消了科举念头。1906年至1908年他在武威城聘请教书。于宣统元年回到家乡，和父辈商量筹办私学。民国元年在自家大院办起了一所家学。同年，前清秀才集中永昌讲习所“换思想”半年多，因此，由段师傅教了一年，惠元连教了五年。家学主要收教无力念书的学生。当时共教学生三、四十个，有李生栋、李生杰、谢怀恩等。当时他家境较富足，一些贫苦人家的学生交不起学费，他就免收，有的学生买不起课书，他就给抄写，凡遇传统节日，按习俗学生要给师傅送礼，他一律免除。他曾说：“余办教之目的，是扶持贫困，育人利国，若贪众人之利，岂不违余心愿。”因此，地方官绅，民众无不为之钦佩、敬慕。后因家境衰落，铺垫不起， 私塾停办。 民国七年，国民政府对前清秀才、生员进行培训，惠元从甘肃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武威）讲习科毕业。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成立了郑家堡小学，惠元任第一任老师，直至民国二十三年。调往永昌南门外中坝庙小学任职三年，民国二十六年仍调郑家堡学校任教至二十九年。惠元治学严谨，教学十分认真，他主张：“教人者应以学为先，教与学并重。要自己学得深透，才能深入浅出的讲得通达，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他坚持：“老师要言教身教并施，课堂、课余一致。”他每天最早到校，风雨无阻。他认为：“批改作业要一贯细密认真，批改之后，要给学生讲清文理，使学生融通运用。”他主张：“学生应多熟背一些范文，但对全部课程，应理解全意为要，不应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其他课程更应如此。”他还主张：“要激发学生的自悟精神，观察体验社会事物，要有自己的见解。”他反对对学生“板挞面壁，似待囚徒。要促其鼓舞，心畅自奋。”要“提倡学生参加劳作，帮家庭，操务农。”民国初期，他在郑家堡学校任教时，在校园周围栽下了二百多棵白杨树，到民国中期，他回到该校任教时，树已成材，1945年，他盖新房时，乡亲们伐了两棵送给他以报答他的功劳。惠元于民国二十九年夏，到永宁堡乡公所任司书两年，在家务农一年多，又于三十三年（1944年）春，到永宁堡乡公所充任公职，任财政干事，1949年解放前夕回到家里。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医务诊疗所，他被聘请在下汤中医诊疗所等处任中医，直至1958年10月逝世。 惠元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民国十六年大地震后，参加县上救灾会，他援助小麦1石，救助灾民。民国二十六年在郑家堡学校任教时，河西各县发生自然灾害严重，他和另外五人联络下十堡十三所学校教师，捐粮十三石救济灾民。深受地方人士赞颂。 惠元的文章写得非常优美，誉满乡邑。深得“下十堡”读书人中的长辈和同龄人的赞服。他的师傅曾说：“惠元文章新颖严谨，清晰透彻，文词婉丽，语破天机。”他一生作下的几十篇论说文稿和几百篇轴屏和祭文文稿，多被当时一些有学问的人熟背传颂。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他为永昌下十堡与武威、民勤水利纠纷所写的诉讼状，深使武威督察专员公署督察尝不释手，他在诉状上，从明代武威、蔡旗三坝试种稻子向永昌五坝借水开始一直到清朝以至民国借而不还，反以强争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虽然此案已纠缠二百多年，但经督察了解，事实确如此，因此，将原七昼夜泄坝水改判为四昼夜，永昌胜诉。他为永昌郑家堡大庙扩建作过一篇化缘簿序，写杨柳、朝霞、夕晖、云雾潦绕等风景诸景，外乡人见了化缘簿无不叫绝，因此， 大庙改名曰雲林寺。他曾写成《大学义解》和《下孟子释注》二书稿和大量的论说文和轴屏、祭文稿。民国末期全部遗失。 惠元文德高尚，一生频应地方人土请柬，撰、书轴屏、祭文，他反对一些人借文言文夹杂讥语，而他总是据实而记，颂扬德行，鼓励后人。他也反对有些人，借被邀之机，在主人家住上一月两月，大吃大喝。他总是一请就到，一到就撰文，撰好即书，书好就走。从不借请而奢费主人。因而，深得正派的读书人和贫富邑人的高度赞赏。惠元的毛笔书法，更是他一生的成功之点。他从19岁开始写轴对、吊屏，三十七八岁时，已有相当造诣，誉满“十堡”。四十多岁至五十多岁时，（即1921年至1931年间），书法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永昌、山丹、武威、民勤的书法界巳闻名遐迩。民国时，原“十堡”人一提起祝惠元，谁都知道是大书法家。直到现在，乡间还流颂着他的轶闻。他一生共写了轴对七十余幅、加吊屏共一百二十余幅，还为喇叭泉吉祥寺、郑家堡雲林寺，董家堡广佛寺、朱王堡慈佛寺、三沟重兴寺、头沟寨子庙、北地五圣宫、龚家堡万寿寺、中暖泉龙泉寺、赵沟三圣宫、新沟镇风宫、陈仓堡大觉寺、新堡子关帝庙、永宁堡关帝庙、大寺庙、杜家寨庙等扩建维修写了牌匾几十块。其中仅吉祥寺就写了八块，一块赞文匾文章写得十分精美，大意是：吉祥寺北有昆岗，南为平川，东西绿野。和风烟雨，沸光普照；夏，碧草垂柳，银波绿浪；秋，硕果充盈，景象万千；冬，银装素裹，广柔千里。他还为这些寺庙撰书了一百多幅刻制固定的楹联，随着寺庙的毁坏逐步毁坏。只有祝惠元的弟子新堡子村赵峄山熟记下来的几幅楹联如下：
吉祥寺门联
一双清泉，牧野飞琼液，蓬富瀛饶种黍菽；
三个世纪，祥寺复旧颜，河清海晏振梓桑。
吉祥寺大殿联
静谷祈圣，变化千秋凡人愿；
乐土扶桑，点开万代天地情。
云林寺联
梵字千佛佛无边，造就人文之盛；
云林百姓姓有别，激荡万物之荣。
广佛寺联
人世忙，忙农桑，牢记神农炎帝；
乾坤静，静养心，无忘释迦牟尼。 这几副楹联于1998年收录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名胜楹联》一书。 他一生还为一些大户人家写匾额几十块，其中徐子敬家为“品高月旦”，赵银家为“天水望族”，李兆基家为“克迪前光”等等。可惜的是，“文革”期间，乡人珍藏下来的众多真迹都被当成“四旧”烧毁，寺庙匾额多于民国后期至解放初期毁失。新编《永昌县志》编纂收集民间书法时，只在梅南冯笑天家找到了他三十岁时书写的小楷吊屏一幅共八条和七十三岁时给姐姐家书写的大楷对联一幅。收入县志。最好的书法遗作，均已失。 惠元书法，初临赵盂頫帖，得力于欧阳询、柳公权，并以“二王”为宗，遍阅古代笔法博采众长，精习诸体，尤精正楷、行书和小楷。他的弟妻侄张肃廉和侄子祝名山、祝严山、祝巍山等从小就临写他的书贴，后来都写得尚好，尤其祝名山和张肃廉写得有名。张肃廉在1941年惠元六十寿诞时曾总结师傅书法说：“师傅书法备精诸体，功底深厚，造诣出众，骨力稳健，气势豪放，端庄秀丽，继承古法，但不拘泥于古法，自成面目”。
惠元还善于绘画，长于梅兰菊竹花草鸟虫，但作品不多。 惠元是一位很好的民间中医。民国初期，他一面教书，一面钻研中医，拜访名师，虚心学习，到民国中期，他诊病治病已很有声望，他治病医术长于杂证、伤寒和妇科。民国中期到后期，有几人投于他门下学医，其中，清河名医王宝山就是他较好的门徒之一，惠元医德高尚，他经常给一些穷苦农民免费治病，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年（1930年至1931年）地方上流行瘟疫，不少人亡命，他为了救助乡亲，专程去武威求教名医，获得验方，为地方民众减除了病疫，他分文未取。他在几十年从医中记录了大量医案，精炼成医案两册，但未刊行，解放后曾在马家南庄中医联合诊所和胡沿庄诊所下汤香庙诊所从医。 惠元性情稳健，和蔼大方，不喜健谈，不善交际，平易近人，为人忠厚，主持正义，扶持贫困，虚心不阿，不齿权势。大约1909年，武威率民众起义失败的齐振鹭（齐飞卿）被官府通令缉拿，隐诺于永昌“十堡”，与惠元结识。惠元给他提供了资助。后来齐先生要去内蒙，嘱托惠元买些石色，扯些纱锦，待他回来后，好好给惠元画几幅条幅，以作谢意和记念。惠元按其交待，到武威买料，不知官府早已给各商号下了通令：若有买石色者，定和齐飞卿有关，立即报官扣留，审其用意。一天，惠元去买石色，商号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扣起米，并问：“你买石色作什么，你认识齐飞卿吗？”惠元会意，忙说：“是给我老母画寿材用的。商号要他请保人证明。当时，请来了民国初在武威一起受训的一位秀才作了证明，才幸免牵连。以后，齐先生回武威被官府缉拿被害。他好长时间还很怀念。 惠元的元配夫人系龚家堡孙振华姑奶奶，婚后生一女去世，他到四十岁时，又娶了赵氏，赵氏母亲原来是上暖泉卢复元的奶奶寡居后，改嫁给赵得年之父，带来卢家的女儿，十七岁由赵家出嫁给惠元为妻生女四，男一，名祝宝山。 （祝惠元好友、弟子赵峰山等人回忆讲述，祝巍山整理撰写，原载于《祝氏家土志》1998年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之伦先生来信
巍山同志：
您好！
寄来《祝氏家土志》，十分感谢！ 家乡的几位弟、侄，热心编撰郑家堡王氏家谱，已收集了一些资料，邀我参与编写。我对家谱以及永昌、十堡情况了解甚少，只好求助于朋友，本来是要刘沛同志若可能的话，给我寄点相关资料，他却让你费神给我寄书，内心十分不安。但是此书对我帮助很大，不仅对家谱启示很多，而且使我深入了解了永昌县的自然、人文概况和“十堡”的来龙去脉，可说是难得的贵重资料，这是你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是你对永昌和十堡人做出的重要贡献，可喜可贺可敬！ 说起祝惠元老先生，又引起我对家乡往事的回忆。祝老先生，才高德重，奉献社会，不逐名利，誉满乡邑，过去在家乡不论老少、都尊称他为“祝师傅”。我小时家父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带我或在公共活动场所或到家中向祝师傅叩头拜年，那种出自内心的敬佩，语言难以形容。我们家祖父的12幅轴对吊屏也是祝师傅撰文并书写的，家中视为珍宝，由祖父亲自保管，每逢过年或遇喜庆大事才挂出，深受族人敬重，我当时年幼无知，只看其形式宏伟，文学端壮精道，不理解内涵深义，后经“土改”和“文革”，全部毁灭，十分可惜。所以，今天读起祝师傅的传略，格外亲切。 你是志谱专家，以后有什么疑难之处，还会向你请教。若有机会来京，一定到家来玩。随信寄回“祝氏家土志”，再次感谢。祝
身体健康，诸事如意，阖家幸福！
乡友
王之伦于北京
2009.7.8
公元2010年8月在水源退休老师宋佩基同志引荐下，在水源乡方沟村三队宋福仁家发现清末廪生祝惠元撰书的轴子一幅。
书山有路（代跋）
王萌鲜
祝巍山，字季臣，笔名碧野。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1938年8月生，大专毕业，职称副编审，中共党员，1956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99年退休前任永昌县县志办公室主任，县档案局局长兼馆长。现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甘肃省诗词学会、甘肃省档案学会会员，金昌市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市、县文史员等。 祝巍山出生农民家庭，小时候家境困难，曾念过《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等启蒙书。他大爹是清末廪生，文章书法极好，很有名气，在大爹的教导下，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还能给别人讲《水浒》故事。解放后，在郑家堡上初小，1953年在朱王堡上完小。在两年时间内，学习非常刻苦，品学兼优，每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经常得到老师和学校表扬，尤其是他的作文写得非常出色，常被选上参加全县学生作文交流。1955年，从朱王堡小学毕业，取得了三个班级里百名学生中的第一名。遂考入武威二中。当时，学校伙食每月只有12元钱，是他三哥赶着牛车从民勤县城到武威县城拉盐挣运费，每月一趟，刚好够一月伙食费。同年年底，全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他家的牛和车作价入了农业社，按劳分红，再无力供他读书，只好退学回家。他是一个很有念书资质的人，退学他不甘心，回家后，坚持学习初中课程，不懂的算术课就去讨教学校老师。晚上，还担任起农业社的读报员。1956年3月，由农业社和流泉乡政府推荐，让他到朱王堡供销社当营业员。两年中，他坚持学完了所有初中课程，还阅读了许多其他书籍。当时，朱王堡小学领导知道他学习成绩不错，向供销社要他去当老师，县供销社不同意。1958年，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选送他去张掖财经学校学习半年，1959年初调入商业局人秘股工作。1961年选派他到甘肃财经学院，学习半年理论。通过两三年的工作实践和几次培训学习，他深深感到学习的海洋是无边无际的，自己的文化知识还缺乏，很不满足。于是下决心要进行自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一条坚持自学的道路。他在自学中发现了两句名言，一句是，有人问鲁迅先生：“先生为什么有如此渊博的知识？”，鲁迅回答说：“别人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时候，我不过读几页书罢了。”另一句是，有个外国人说过：“人的知识多半是从业余时间里获得的。”他把这些名言作为座右铭，牢牢记在心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订立了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业余自学三个小时。还购买了高中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订购了《文艺报》、《文学评论》、《诗刊》等。加上公家报刊，都成了他学习知识、吸取营养的源泉。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废品收购门市部收下了大量的好书，他和收购人员商量以废纸收购价挑选了四五百本，如巴金、矛盾文选、《石灵选集》，鲁迅著作、《老残游记》，《儒学》、《红楼梦》、《水浒》以及外国文学等。他的宿舍里除了两张床，周围摆满了自制书架，同事们说他有一个小图书馆。有这么多的书，他如鱼得水，工作以外的时间，全部被用来读书学习。两年内，他学完了高中语文、历史，还阅读了很多其他书籍和名人著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1963年，他报名参加了四年制的“中华函授学校”学习汉语言文学。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函授停办。在三年学习中，他努力进取，奋发图强，把它当作念大学的机会，面对主讲老师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王力、黎锦熙、周振甫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的函授讲稿，往往学得入了神，忘记了休息。为了保证学习，他把自学时间每天三小时增加为四小时。早上早起两小时，晚上迟睡两小时，星期天整天学习，从没间断。三年中，除了保证函授课程学习和作业外，还读了大量的书刊，学习了新旧体诗的创作，仅学习笔记和习作就记下了十五个本子。那几年，学习环境优越，因为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后，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机关单位也实行劳逸结合，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的自学时间也就更加充足。几年中，他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被甘肃日报社聘为通讯员。1964年到1965年，他写过一篇小说《山区供销社》和鼓词《三尺柜台传真情》，小歌剧《老两口逛供销社》并作曲。在1966“四清”运动全县文艺汇演中，受到了表扬奖励。这两个小作品虽然比较粗糙，艺术提炼不足，但写的真挚、朴实、乐观、明亮，别人看了说：“不错！”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永昌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宣布纳入“文化大革命”轨道进行。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时候，凡是与文艺沾了边的人，都在被检查之列。社会上、书店里所有图书，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也都要全面清理，很多书籍被斥之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封存，不准出售。他积存的两千多本书，也被工作组收去进行了检查，幸好，他写的几个小作品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商业战线模范人物的，经工作组审查没问题。只是存书中有一本《燕山夜话》，说他崇拜邓拓、吴晗、廖沫沙，让他在团员会上作了检查作罢。但是，那么多书，待“四清”工作组撤走时，已被损毁殆尽，所剩无几。为此，他很痛心。下决心再也不接触文学艺术方面的东西了。 然而，通过四五年的扎扎实实的自学，它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8年，他被调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党校）任理论教员。利用所学过的理论知识，写了很多讲稿，培训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1971年，调任东寨公社文书，在领导同意的前提下，调处了多年积压的婚姻等案件。1973年元月，调县文教局，先后担任文化干事和秘书工作。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又燃起了他读书学习的热情，为了活跃中小学文化生活，文教局领导主持，他编写了一本《革命故事集》，印1500册，发放中小学开展讲革命故事活动，其中，他自创了四个反映学生生活的故事。在文教局工作的十多年里，协助局领导在推动全县中小学教育，为151所中小学和1000多名教职员工服务工作和大中专招生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广大教职员工的赞誉。1981年秋，调县剧团任团长，党支书，知人善任，艺苑振兴。1983年，县委调他筹备成立县政协，8月任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在两年时间里，为宣传政协，编写了“政协是什么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等十多篇文章，由县广播站播放宣传，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随政协领导搞了大量调查研究，写出了多份调查报告，编写了《政协简讯》。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84年被评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受到了县委表彰奖励。
1985年5月，县委、县政府为了加强县志编纂工作，选任他为永昌县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就他一个领导）和党支部书记。并担任《永昌县志》主编和编委会委员，他上任后，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了解到县志办公室成立三年来存在的不足，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九点建议： 一是按国务院“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精神，请县委、县政府解决好人力、经费等具体问题；二是坚持编写乡镇志、部门志，积累地情资料，提高社会参与意识；三是尽快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修志要事；四是深入广泛地开展资料搜集工作；五是尽快制定出一个全面精当的《永昌县志》初纂和总纂篇目提纲；六是加强学习培训，提高专（兼）职修志人员政策理论和方志知识水平；七是与方志界和大专院校取得联系，聘请专家学者帮助；八是积极投入县志初稿撰写，为总纂打好基础；九是及早着手县志照片和地图的征集、拍摄及绘制。九点建议很快得到了县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县人大副主任杨茂林，县志编委主任、县长曹长庚，县志编委顾问、县委书记曾继伟的大力支持，召开了县委、县人大（索玉成）、县政府、县政协（张宽）主要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几个建议一一进行了研究，做出了部署，经过充分准备，于1985年10月22日召开了《永昌县志》编纂第二次工作会议，紧张有序的修志工作开展了起来。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研究确定的其他几项工作，也逐步组织实施。 祝巍山在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编纂工作中，可以说在方志海洋中邀游了数次，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1986年，开始编修《永昌县志》时，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未动起来，甘肃省只有20个县市开始了这项工作。省上要求先行开展修志工作的县市能够尽快编出志稿来，为全省引路。为了尽快适应工作，他组织编修人员认真读书学习。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新方志是什么样，更不知道怎么编写。关于地方志方面的文章、书刊，很是缺乏。他为了能够指挥大家开展工作，及时参加省上举办的县市志主编学习班，多次聆听全国著名方志学家的讲课，还参加了省志编委会组织的20个县市志主编赴西北最早修志的陕西渭南县学习取经，并多次参加省上举办的地方志理论研讨会，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了交流，多次获奖。通过这些活动，他的政策理论和地方志理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逐步具备了一个县志主编的综合修志能力。198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社会函大举办了方志学系，在县长曹长庚大力支持下，他报名参加了学习。在当时工作量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他与困难抗争，每天不论多晚，都要把课程学完，作业做完。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终于登上了地方志专业的山峰，取得了优秀成绩，大专毕业。至此，他心中一幅县志的蓝图更加清晰、成熟。在县志总纂中，做到了全志在胸，运作精当，指挥得体，科学合理。贡献了他的智慧和劳动。 祝巍山，作为《永昌县志》主编，他肩上的胆子是很重的。在几年时间里，他一方面承担着《概述卷》、《交通运输卷》、《文化体育卷》、《文物卷》的独立撰稿，并和他人合撰《综合经济管理卷》、《人口卷》外，更主要的是他要对县志三十三个卷的全部书稿进行审阅和修改。当时，县志共有撰稿人二十多人，有一人撰写三四卷的，有撰二三卷的，有撰一卷的，有一章的，还有的只撰一节。由于撰写县志稿的人来自不同工作岗位，各人阅历、写作习惯不同，水平高下也不尽相同，所以，写出来的稿子，有一定的差距和差别。要想使所有书稿都像一个人写的一样，这就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到。虽然他有三个副主编分工协助阅稿审稿，但是，他统审统改的工作不能省略。有人建议说：你作为县志主编，光审稿：统改工作量就很大了，把撰写书稿的任务分配别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次修志按国务院要求，要统合古今，即从有建置时开始（即西汉），重点放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特别要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与现状。他多写书稿，一方面可以激励大家吃苦耐劳的精神，另一方面可以磨练自己，提高写作水平。所以，永昌县志形成的征求意见稿、修改稿、评议稿、送审稿，每次他都进行了认真地统审统改。逐步地消除了众人之手形成的差别。在县志成书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算过一笔账：县志办的同志累计加班370多天，祝巍山累计加班500天左右，也就是说，四年中干了五年又五个月的工作。所谓加班，就是每天工作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星期天也不休息。这部124万字的《永昌县志》，可说是熬费了他大量心血。 在《永昌县志》编纂过程中，祝巍山为了保证志书质量，统一认识，统一编纂原则和体例，运用自己所学的地方志专业知识，吸纳外地经验，先后提出了23点意见，让全体编纂人员共同遵守执行。一要明确指导思想，自始至终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反映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革，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门类排列，先自然地理，再经济文化，再政治，后社会人物；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不溢美，不隐恶，不夸大、不缩小，不唯上，不唯权，忠于真理。四要体例完备，门类齐全，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篇目设置为卷、章、节、目四层，层层相辖，统领合理，归属得当。体裁要全，用述（概述）、记（大事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五要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系统、准确、可靠。要广泛搜集调查，深入分析考证。六要坚持“三新”观点，发展民族文化。虚心学习他地、他人经验，取长补短。七要分析、批判地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科学创新。八要体现时代特点。注重写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对历史也要写出各个不同时代的时代特点。九要突出地方特色。明确地域性，把握共性，突出个性。十要详今略古，做到明而再略。重点记述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与现状。十一要加强经济的记述，纠正旧志之缺陷。十二要充分反映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要体现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民族团结。十三是记述中，除概述和卷首小序适当夹议外，要述而不论，努力反映事物发展规律，彰明因果。十四是记述中要认真掌握轻与重、详与略、粗与细的方法（政治运动不列专章写，寓于各卷章之中）。对卷、章、节、目之间出现的重复交叉问题，也采取轻与重、详与略和互见处理。十五要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诸如与邻县的文化遗迹和古籍、古志书记载互不一致的，要尽量找出比较合理的答案，确实无法解决的要诸说并存，决不能随意定论，给历史造成更大混乱。旧志中的内容，新志不录；旧志错讹的新志纠正。十六要加强现代科学手段的应用和现代科技成果的记述。要注意保密。十七要坚持生不立传。要戒故事、传奇入志。十八要有良好的志德修养，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十九要发扬为修志事业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坚持艰苦、清苦、辛苦，不图名，不图官和利，坚持走完修志全过程。二十文风要正，做到严谨、朴实、简洁、通俗、流畅。二十一要坚持主编一支笔审稿、修改统稿，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要坚持编委会初审，党委、政府复审，上级政府终审制度，力争使新志成为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著作。二十二要提高社会的参与意识，提倡内行修志。二十三要遵守和依靠县委、政府领导与支持。这些意见主张，都一一体现在新编《永昌县志》中。
1990年，在《永昌县志》基本完成书稿，但还在进一步审核书稿的阶段，金昌市主管《金昌市志》工作的副市长唐立贵先后两次与祝巍山商谈，要调他去金昌市志办公室负责工作。当时由于永昌县志还未完全定稿，他反复考虑；如果这时候走了，是对不住大家的，遂谢辞了。又到1991年6月，市政协打来电话，让他到市政协去一趟，去后由市政协副主席马永恒和他谈话说：“经市政协党组会议研究商定，并汇报市委组织部卢有治部长同意，调你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工作，任职报告你来后上报”。这次，他同意了组织意见，但说明了一点，即县志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处理一下再来。当时，由于县志照片需重拍反转片。同时，永昌县与金川区的划界未确定，省地图出版局无法印刷行政区域图，他上下跑着解决这些问题，一直拖了八个月。市政协又打电话让他去一趟，他去后，马永恒通知说，你不尽快来报到，市领导又重新安排了其他人。他只说了服从组织安排，就回县忙县志出版的事去了。为此，他的几个朋友为他这种忠于人民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襟怀而感服，一位工作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朋友张大可教授在信中感慨地说：“祝先生毅力坚强，鞠躬尽职，不图官职，这种精神可敬、可贵！”当年的永昌县县长，如今的金昌市政协主席曹长庚在永昌县政协文史委撰写的两篇文章（即《文史资料选辑》十辑《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记实》和《永昌县第一部新县志主编——祝巍山》中回忆说：“今天想起来，这可是祝巍山同志的一大损失啊！要知道这可是一次从科级干部提拔为县级干部的机会。”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做出的突出贡献，1994年11月22日，由省出版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祝巍山由中级职务一编辑晋升为副高级职务一副编审任职资格。同年，由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授予他“甘肃省地方史志工作先进个人”（1991年永昌县志办被评为全省先进集体）。同年9月17日，《金昌报》“金昌人物”栏以“历尽心血修方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由于他工作业绩突出，多次被县级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0年，由永昌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6年，由中共永昌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优秀科技王作者称号，并当选为中共永昌县第十届代表大会代表。1997年，他主编的新编《永昌县志》获甘肃省地方志一等奖志书。 《永昌县志》副主编谢翔云先生在给《祝氏家土志》所写的祝巍山简介中说：“祝巍山无私奉献的精神，火一样炽热的事业心，清澈透明的胸怀，都一一体现在他主编的地方志书、历史著作，论文和诗词文章里。” 祝巍山自1985年从事地方史志编纂和研究工作，20多年来，主要作品有：《永昌县志》（主编，1993），《永昌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主编，2011年），校注《五凉志·永昌县志》（1999年），《河西名人与名人在河西》、《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主编，2000年），《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主编，2002年，以上均甘肃人民出版社），《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和《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二书均获市、县“五个一”工程奖。《永昌史话》（编著，2004年），《金昌史话》（合作主编，2006年，均甘肃文化出版社），二“史话”均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市、县“五个一”工程奖。1990年至92年参加了“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的编写工作，与他人主编《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1990年），撰文参与编写《楚汉春秋》、《瓦岗英雄与隋唐人物》（均1990年），《历代宦官》（1992年，均甘肃人民出版社）。参加了“史记故事丛书”的编写工作，撰文参编丛书二册《军事外交故事》（1999年民族出版社），撰文参编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的《中华文化与智慧谋略》（1996年华文出版社），撰文参与编著《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2004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丝路民俗·甘肃河西卷》（2010年中国国际出版社）。1990年参编《中国风光物产大典》所属秀水名山典、名胜古迹典、土特名产典、风味名吃典、总揽和野生动植物典，约5万字稿（华龄出版社）。《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中国县镇年鉴·94年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表史志论文和史志类文章200多篇，其中六篇论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即：《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谈地方志书交叉重复问题的处理》、《论旧志整理和<五凉志>校注浅识》、《进一步发展地方志是历史的责任现实的需要》、《永昌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其中：《提高新方志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一文收入《中国改革与建设研究文库》和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报告》（2011年中国党史文献出版社）；《浅议县市志对历史人物的记述》一文收入《共和国理论发展经典文献》（2009年中国国际传媒出版社）和《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新方志编纂浅议》一文收入《中国方志论文目录》；《永昌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2006年）和《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由于此篇文章的发表（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和本人主编的《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的出版，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2009年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10频道在《探索·发现》栏目播放了《甘肃故事》—“永昌御山圣容瑞像之迷”，在电视报道中，由该书该文作者祝巍山和县文化馆原馆长黄兴玉、县文化局丁永琴女士、武威博物馆党寿山，以研究该寺的见证人对圣容瑞像和圣容寺有关情况，以插话形式作了介说。 《甘肃日报》于稍后几日也作了报道。这可以说是对他本人从1986年开始研究圣容瑞像寺工作的一个总结。他在1986年至1991年主编《永昌县志》期间，指导帮助编成乡镇志、部门志、厂矿志70多部。1994年为《全国档案馆简介》一书撰写了永昌档案馆概况，为《中国地方志大全》撰写了永昌历年来修志概况，为《中国县情大全》撰写了永昌县情等。还为《永昌圣容瑞像寺》、《永昌风味小吃》、胡盛德著《人生回首》、 杨开金著《诗词选集》以及七八家家谱作了序言、跋文等。20多年来，创作了诗词近百首。发表中国历史人物评传和地方历史研究文章几十篇和数篇散文，挖掘和创作历史轶事和传说几十篇。本人传略被收入国家十多部名录、辞典、传记。1992年收入《中国地方志主编名录》（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甘肃分卷》；1994年收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收入《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记》（中国人事出版社）和《中国档案局长名典》；1999年收入《中国当代著作家大辞典》（大众文艺出版社），《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2000年收入《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9年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2011年收入建党90周年《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报告·优秀人物卷》（中国传媒出版社）等。 他回忆几十年的过去；甚为欣慰，甚为感慨！他说：我一个只进了初中学门的人，今天有这么多作品献给众人，且在学术界具有高级职称的人，除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培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几十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读书自学的结果。
2012年
（本文作者是金昌市退休老干部，原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
写在书后的几句话
2009年，我几位朋友对我说：这些年你写了不少东西，何不把你的这些文章印个集子。对这个事儿，我忖度了几个月时间，说实在的，筛选拙作出个集子，倒也是件有益的事儿，但是，一考虑出版经费问题，就犹豫了起来。这些年，我也曾编著或主编出版过10本书，但是，这些书大多都是省、市、县安排的课题，出版经费不由我操心。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个人作品，却是个费劲的事儿。因此，我毅然放弃了出版的想法。
2011年，今永昌县天寿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永昌县金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昌县仲庆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仲庆先生和永昌万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永昌大酒店、张掖三益化工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天先生得知这件事后，他们欣然表态，支持家乡文化事业发展给予资助，我才决定出版这个集子。 这个集子的文章，主要是我于1985年从事地方史志工作以来逐年形成的，也就是不惑之年以来的东西。本来，我于1961年就开始学写新闻和文艺方面的小作品。还认真学习了一段诗词创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山区供销社》、小歌剧《老俩口逛供销社》并作曲，鼓词《三尺柜台传真情》，还写了四五十首诗词。创作的信心很大，热情很高。1965年，永昌作为全省试点，开展了“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中，我创作的小歌剧和鼓词参加了全县文艺汇演，受到了表扬奖励。“文革”开始后，短篇小说和诗词连同我的千余册藏书，由“四清”工作组进行了全面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不好，但是待“四清”工作组撤走时，我的那些拙作连同藏书不知下落，损失殆尽，只剩我脑海中记下的两首诗。更使人心有余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县上有的同志受到了无限上纲，批判斗争，让我亲眼目睹了搞文学创作的危险性。所以，在后来的20年中，再未染指这些东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历史航向。邓公复出，国运重兴，科学、历史、文化艺术和各种学术如久旱逢甘露，出现了欣欣向荣景象。
1985年，我被调任主编《永昌县志》，在修志期间和完成修志任务之后，由于工作之所需，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地方志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探讨地方历史的文章，调查撰写了一些历史遗迹、历史探析、历史人物、古景今释、民俗风情、自然风光等方面的文章和民间历史轶事与故事传说，也结合改革开放和市县文化经济建设以及人情风物写了几篇散文和诗词之类的东西。 这个集子所录入的几十篇文章，是从众多文章中筛选的，虽然还感到有杂芜之憾，但也显现出本人对地方文化事业的一个情字在里面。我一生也有追求，但从不奢求。我坚持的是凡事顺其自然，放平心境，随时而为，少欲知足。今天，我以至诚之心，把我这本拙作奉送到朋友们手中，如果它能在朋友们闲暇之余阅读时，给你一点点启示和精神的愉悦，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这本集子的出版，承蒙金昌市政协原主席曹长庚先生为本集作序，其中誉美之词，实愧不敢当；承蒙甘肃省政府文史馆馆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正厅级）、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甘肃省诗词学会会长张克复先生真诚鼓励，多方给予指导，并帮助出版；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振祥先生指导帮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金昌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萌鲜先生写了“书山有路”作跋；著名诗人刘沛先生为本书出版写了贺诗；永昌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程硕年先生帮助协调出版事宜，县财政局局长文兴龙先生，县档案局局长、县地方志办主任吴有贤先生，副局长、副主任王永刚先生帮助阅稿核对；出版社和印刷厂诸同志精心设计、印刷， 本集才得以顺利出版，在这里谨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和谬误之处，谨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作者祝巍山
2012年6月
相关地名
永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