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全党全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央决定组织宁夏战役，要占领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了这一目的，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西渡黄河。
  1936年10月23口至28日，三十军、九军、五军和四方面军指挥部共2.18万人渡过黄河。首要目标是扫除黄河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口号的鼓舞下，英勇进击。
  红军西渡黄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电令马步芳、马步青共同堵击河西红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马步芳调集了1.3万骑兵、3000步兵，由马元海任指挥；马步青调集了3000余骑兵、4500余步兵，任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指挥。“二马”合计步骑2.35万人马，对河西红：军进行阻击。
  10月27日至11月2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在一条山与敌激战四天，击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及以下千余人，打击了马敌气焰，两军成对峙状态。
  11月8日，中央军委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作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任务。11月8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称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郑义斋任供给部长，苏并观任卫生部长、郭天民任总部一局局长、宋侃夫任二局局长，杜义德任四局局长、曾传六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部队建制及装备如下：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委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怆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杨朝礼）、三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共200人马，枪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俊（后叛变）。 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战斗人员约13000多人。
  1934年11月9日，四路军向西开拔。13日，九军以一个团攻占古浪，主力进城吸引了“二马”向古浪集结。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绕道过凉州，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五军跟进，到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结在永昌以西至山丹以东到武威西四十里堡300里的一线，与敌激战。 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由于麻痹轻敌，指挥不当，虽经浴血奋战，击毙敌2000余人，但九军也损失了2000人，损失兵力三分之一。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总部撤消了孙玉清军长职务，派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整顿。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21日，西路军总部移驻永昌县城。22日，西路军总部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困难，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24口，徐向前电告中央：“无力集中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5日中央复电：“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路军只好驻守永昌，坚持与“二马”作战，创立永昌根据地。
  11月底的河西，降温急快，滴水成冰，红军将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与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三十军八十八师，遭敌马元海五个团的围攻，在政委郑维山的指挥下，经过三大三夜的激战，歼敌2400余人，但八十八师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连以上干部牺牲十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八师退出四十里堡，向永昌县八坝西撤。部队刚进入八坝，又遭敌两个骑兵旅的进攻，激战两昼夜，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砍杀敌人800多，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此期间，西路军在永昌地区与“二马”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除上面两次战斗外，主要还有永昌县城周围的东十里堡战斗、东寨郭家磨庄子战斗、水磨关战斗、南沿沟战斗、王信堡战斗等，与 “二马”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厮杀。 西路军一面粉碎敌人进攻，坚守永昌县城周围外围堡寨；一面遵照中央指示，派出干部战士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着手创建根据地。
  永昌县同河西走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马步青的长期统治，再加上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极其贫穷。在红军西进的消息传来后，地主老财纷纷转移财产，埋粮食，关店铺，携家逃亡。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迷惑，也外逃山里躲藏起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县城后，以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领导同志署名张贴布告，从西至水泉子，东至八坝以及县城周围的南泉、水磨关、梅家寺、头坝等地，宣传“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抽丁拉夫”的纪律；宣传“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东返抗日”、“建立永甘凉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县城四条街道上，在红军活动的乡村用黑墨、红土、白石灰水书写了很多很多的标语。进行宣传。新城子乡宦家庄至今还保存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等多条标浯、还组织宣传队，在红军驻扎、活动的村、寨及县城内，开展演讲宣传，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纪律、任务，说明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后方，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支援红军的道理。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也到红军驻地用文艺形式宣传演出，动员群众。红军总部决定，将县城粮仓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发给极度贫穷的百姓，还将城乡一些地主老财埋藏、储存的粮食、布匹、皮毛、食油、被服等物资征缴归公，一部分给红军给养，一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总部司法机关根据人民群众的揭发，将罪大恶极、无恶不作、给敌人通风报信的几个坏分子进行审判处决，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人民群众看到红军的一言一行的确是为穷人的，一些躲藏在外的青壮年陆续回到了家里，与城郊许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一起，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 西路军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于11月23日在总部召开了由县城内外各界群众代表、进步士绅100多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社会各界大力支援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以及西路军政治部、供给部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了话，提出了创建根据地、 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的提议，当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经协商，推举当地深受地主恶霸压迫、为人耿直、思想进步的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并提议几个青年骨干：协助狄万川开展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总部立即派出了富有革命老区创建根据地工作经验的黄部长、关部长、汪部长（名字均不详）、青年部的王青部长、妇女团的王泉媛（女）团长、罗部长（女）、曾科长、祁科长、姜科长等一批干部深入红军占领地区，开展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了县城东南隅乡、东北隅乡、西北隅乡、西南隅乡及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村、水磨关村、梅家寺村、赵定庄村、通信堡村、郭家南庄村、水泉子村13个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并分别组织了“抗日青年队”。在选配基层政权领导成员的同时，选举了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区（县）政府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军队4人），选举了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委员王思福负责军事，为抗日青年大队大队长；委员张德文负责财政，委员刘万祥负责粮秣，委员冯怀义负责民政、委员杜有才、曹有得负责民运，委员许教琪负责内务。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设在旧政府内（今城关一完小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作向导、搜集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筹集给养、帮助红军修理枪械、运送物资及战伤救护等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红军开创根据地之际，“二马”接蒋介石令，由马步青在凉州（武威）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纠集骑五师所属三个旅、两个团；马步芳所属新编二军100师三个旅、海南警备旅两个旅和青海十多个县的武装民团共八九万人马。任马元海为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兵分三路围攻永昌、山丹地区的红军。国民党军杨德亮补充旅为预备队驻兵凉州，空军第十五队的飞机也抵凉州助战。
  11月25日，马彪、马朴率骑兵分左右两部，从永昌城南、城北迂回城西，进攻城西一线红军。马元海率三个旅、两个团和部分民团，从中路向永昌县城以东的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防地进攻，并由国民党空军第十五队的三四架飞机配合，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三十军与敌激战三天二夜，将敌击退。八坝战斗之后，敌人派重兵向县城以西的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红军的联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与敌在水磨关激战了一天一夜，在八十九师的驰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六百余人，但红军也损失惨重。12月初，马元海为了打开进攻永昌的道路，义调集三个旅二个团和五六个民团的兵力，向永昌东二十里铺、十里铺及县城东郊一线红九军阵地连续不断地发动进攻，企图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红九军、红三十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在县城以东至八坝60里的甘新公路战线上与马元海两次交战，在十多天的艰苦鏖战中，消灭了大量敌军，红军虽伤亡惨重，但是这一线的所有阵地都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 正当战斗激烈之时，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陈昌浩、徐向前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到了全军。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积压在心头的悲愤一下子进发出来，战土们高呼：“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前沿阵地的战士向敌军喊话：“马家军弟兄们，卖国贼蒋介石被逮住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别再打内战啦，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西安事变发生后，永昌战场上枪声渐稀，西路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电示，与蒋、马各部开展统一战线的淡判活动，但“二马”拒绝谈判。12月18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根据军委电令，动员部队，准备西移。12月19日至21日，马元海根据马步芳电示，依仗着骑兵的优势，又组织五个旅和四个民团的兵力，同时包围和进攻西路军在永昌县城东郊的东水泉、教场山阵地和东二十里铺、十里堡一线阵地。红军顽强作战，对马元海部给予了有力打击，使马部受到较大创伤，遂转攻为困：这时候，部署在永昌县城以西水磨关和水泉子一线的红九军也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激战。这个时候的永昌地区，正是严寒季节，红军将士衣衫褴褛，单衣草履，在冰天雪地中无日不在与敌人苦战。这个仅有三四千人口的永昌县城的老百姓和县城周围的人民群众也给予了红军大力的支援，但还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穿衣穿鞋问题，有不少指战员冻坏了脚。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部队伤员剧增，医药缺乏，减员严重，又无法补充，弹药也有耗无补，红军处境万分艰难。
  12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弹药、被服。”次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12月24日，西路军刚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12月25日，马元海又调集千余骑兵和五个民团的步乓向红九军二十七师防守的县城以东二十里铺阵地发动疯狂进攻，二十七师指战员在师长刘理运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经过一整天的浴血搏斗，战士伤亡过多，师长刘理运也壮烈牺牲。与此同时，红军在东十里铺和县城外围其他阵地的战斗都遭到敌人步骑兵频繁进攻，节节失利。26日夜，外围红军决定放弃堡寨，撤离、集结于永昌县城内。这时候，位于县城以北和以西为红军磨面粉的北海子和水磨关的水磨全被敌人占领，城里的红军只好吃煮小麦、煮豆子，就在被敌人步步围攻逼近的情况下，二十军还调部队西进山丹，支援五军。 为了加强城防，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动员机关所有人员日夜上城防守，准备手榴弹和石头、砖头，随时准备与敌人血战。12月27日拂晓，敌军以五个正规旅和七个民团开始进攻县城，敌人在炮火、机枪的疯狂轰炸射击下，组织云梯队登城，敌人一次次的登城进攻，都被在城头的红军战士用土雷、手榴弹、步枪、机枪、石头、砖块打了下去。与此同时，驻凉州的敌空军十五队派来三架飞机配合敌军攻城，敌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又是散发传单，愤怒的红军战士用机枪、步枪对空射击，击中了一架敌机。敌人为了加强攻城力量，又从山丹方面调来了马志武骑兵团（黑马队）增援，当敌骑行至永昌县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以南南沿沟滩的时候，遭到了红军的英勇抵抗阻击，红军也损失很大。在敌军遭受惨重损失、破城无望的情况下，马元海改变了攻城策略，变攻为困，想把红军困死在永昌县城。12月27日，军委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总指挥部立即部署各部西进事宜。撤离前把无法带走的武器埋在永昌县城东小十字民宅院内（现县供销社商场处）。驻在县城的总指挥部直属队和九军城防部队于当晚悄然撤离县城，西进到县城以西的水磨关、梅家寺、南泉、新城子一线集结。28日，总部在南泉村田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部队西进等问题。当天晚上，九军、三十军安置了伤兵员，以九军掩护总部在前，三十军殿后，全线撤离了永昌地区，经毛家庄、八个墩滩西出县境。
  红西路军在永昌地区征战40余天，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击毙击伤敌人6000余人，击伤敌机一架，但自身也损失1000多人。红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师政治部主任姜启化、敌工部部长姜焕徇、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少年先锋团参谋长余兴会等同志壮烈牺牲。29日凌晨，敌刘呈德团进入县城，严令执法队摧残革命群众。西路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基层政权被敌摧毁，各级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冯怀义、许教琪、李万等多人先后被杀害；狄万川被严刑拷打致残：1937年2月，红西路军西进至临泽县倪家营，军政委员会派出以牟永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山、永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配合西路军行动，然而到2月中旬，西路军在张掖、临泽、高台连遭马部进攻，连连失利，兵败祁连山。又因敌人疯狂搜捕红军遗留人员，密切监视。山水县委因难以立足而未能开展工作。 红西路军遗留在永昌的红军伤病员战土，虽遭到反动军警、民团、土豪劣绅的疯狂搜捕、迫害，但是，永昌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和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之下，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形式保护红军伤残人员和失散人员。据初步统计，流落在永昌县的男女红军共200多人，后来，大部分移居他乡，到1949年永昌解放时，还有红西路军遗留人员七八十人。 为纪念红西路军在永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8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拨款建成革命烈士陵园，为红军西路军树碑立传，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并请当年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为烈士纪念碑题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 （此文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载于《永昌史话》和《金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