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年—1311年），高昌王纽林的斤奉旨师出河西，移居甘肃永昌，“俟北征诸军齐发”。时年，甘、青吐蕃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吐蕃宣慰使”，率领本部军镇吐蕃。至大元年（1308年），武宗召还纽林的斤，命嗣为亦都护（突厥语：神圣陛下之意），赐金印。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赐金印，居永昌遥领畏兀儿地和散居内地的畏兀儿户族。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纽林的斤死于永昌，葬于永昌。清高宗乾隆本《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三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木者掠去，片石无存。”该志收录了世勋碑全文。武宗时，长子贴睦儿普化拜中奉大夫，领大都护事；以资善大夫出为巩昌（今陇西）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蒙语：长官之意）。延祐五年（1318年），奔父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叔父力辞，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以贴睦儿普化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天历二年（1329年），封贴睦儿普化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遂将亦都护高昌王位让于其弟钱吉袭封。至顺二年，贴睦儿普化欲辞御史大夫，不允，于元明宗至顺三年（1332年），贴睦儿普化返回甘肃永昌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并伐石制碑，为其父树碑立传。皇帝命当时名臣大儒秘书少监、通奉大夫虞集，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礼部尚书峱峱三人分别撰文、篆刻、书写。清嘉庆《永昌县志·古迹》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祐间葬。元世祖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贴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清乾隆五十年本和嘉庆二十一年本《永昌县志》都记：世勋碑“被樵牧者掠去”，“今亡”，并摘录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中的文语，说明了高昌王高昌国来历和纽林的斤生前主要事迹及葬于永昌的情况。有人或许要问：碑已“被樵牧者掠去，”乾隆《永昌县志》又从何录其碑文呢？殊不知，永昌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指挥同知赵光远和行都司佥书南魁共同倡而为之，纂就了《永昌卫志》一卷，乾隆本《永昌县志》记：“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又在官师表中记：“南魁于万历中，捐资将‘卫志’刻成版，藏于家。”后来，南魁的六世孙进士南济汉在编修乾隆《永昌县志》时，完全录用了《永昌卫志》上的资料，将卫志中《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汜》录在了乾隆县志上。卫志没有印刷，乾隆本《永昌县志》也没有印刷。后来，卫志刻版遗失了，乾隆本《永昌县志》直到嘉庆本《永昌县志》修出后，才一同印刷成书的。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永昌县志》记，世勋碑“被樵牧者掠去，”只是说明原残碑在圣容寺旁高昌王墓上，被人拿走了。所以，很可能是从贴睦儿普化始，高昌王子孙不在今永昌县的永昌路这个国家行政机构任职了，后世子孙当然还会在自己的府第武威“永昌府”居住，享受其世袭封爵之福。为了把祖先的遗碑保存好，很可能从永昌圣容寺旁搬运到府第保存，后府毁，碑被淹埋，又出土，也是可能的。 《元史·地理》记：“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为州隶焉。”《元一统志·卷六》记：“永吕路，领州一，西凉州”。清顺治十四年修《凉镇志》记：“永昌卫，斡尔朵古城（城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清《永昌县志》记：“斡耳朵古城，在县南百二十里，原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距城南一舍余，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又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斡耳朵城，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的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已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所谓“斡耳朵”意为蒙古皇室成员的“宫室”，突厥——蒙古语的译音“斡耳朵”，这是蒙元时皇室成员私产私属的一种组织形式。蒙古皇子们都有自己的“斡耳朵”，所以，皇子阔端的“斡耳朵”就是皇城滩里的斡耳朵城。斡耳朵城，土人呼为“皇城”，这正好符合蒙元皇室成员私产私属这种组织形式，也与“阔端太子”的皇族身份相合。清永昌县志中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斡耳朵城”，“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这就是说，永昌王宫殿，原先在斡耳朵城，可是永昌城内的大卫（即明永昌卫，领五卫所，被称大卫），也有永昌王宫殿的邸基，这两处永昌王宫殿遗邸，到底哪个先建，哪个后建，说不清楚。但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宫殿。是宫殿，不是府第。还肯定地说，“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不管是皇城滩的“斡耳朵城”，还是“建于宋、元间”城周七里许、四面四门、城楼十多座、护城河等的永昌县城，规模都很宏伟。作为永昌路的治所符合实际。而武威县北三十里的永昌府，城周三里，只开南门一个，其规模、形制均不能与“斡耳朵城”和永昌城相比，所以，就其规模也不是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只能是行宫。清乾隆《永昌县志·公署》条又记：“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元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清嘉庆县志里也记：“旧卫署，在东大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这一记载，明白地说明了明朝初年，把元末永昌王宫殿改修成卫署，更清楚不过地证明“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的事实，肯定了永昌路设在永昌县而不是在武威的永昌府。 关于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早在清顺治丁酉年（1657年）苏铣所修的《重刊凉镇志·永昌县志·古迹》条下就有记载，曰：“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清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1746年—1749年），由张玿美主持修成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圣集·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 圣容寺次之。有世勋碑记。”可此二书中的武威县志里就根本没有提到高昌之墓在武威的踪迹。后来的武威县忐里，关于元永昌路和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的记载，全部计算起来，“也只有二百来个字，且前后矛盾，错误甚多”。关于永昌路和高昌王葬地这样重大的问题，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不是。然而，《凉镇志》《五凉志》和清乾隆《永昌县志》却对永昌路的设置和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以及高昌王筑的“斡耳朵城”都作了较详的细记载。武威县于民国年间出土于永昌府的残碑，正好是二百年前修成的乾隆《永昌县志》中所记“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那块“残碑”。所以，文前已说过，此碑很可能是被高昌王纽林的斤的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收集保存的，不可能是“掠去”的。或者有重视重要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后，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后湮没又出土，也不是没有可能。永昌县现存的高昌王墓，经20世纪70年代文物普查，存墓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这应该是历史事实。今天我们研究出现矛盾的历史问题，是为了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把历史上搞乱的东西尽量弄明白，不要继续地错下去。而不是为了争古迹文物的所属，谁保存都一样，只要是在中国。笔者认为，王宝元先生所著《凉城沧桑》一书中的观点和邵如林先生所著《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葬地》的观点是正确的。
  （原载《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