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河西地区地广人稀，张骞出使西域邀乌孙东归驻牧又没有成功，所以汉王朝要设郡置县、加强对河西的经营，就只有从内地大量地向河西移民。武帝时，今永昌县地设有鸾鸟、番和、骊靬、显美四县，分属武威郡和张掖郡领辖，这也是西汉组织移民实边大量迁入人口、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理想地区之一。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向河西地区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诏徙奸猾吏民于边”。《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迁徙的人口中，最大量的是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如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山东发生大水灾，饥荒甚重。在朝廷开展赈灾、救济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乃徙民70余万口至关西的朔方等地。其次是犯有刑事罪的和犯有叛逆罪的人，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少，迁他们徙边时，朝廷也允许他们的家属一同迁徙。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的，也有一些屯田士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在边地郡县，并把其家属一起迁来。汉武帝把移民实边当作汉王朝的一大战略措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实施，既解决了保卫边防、巩固边防的问题，又补充了河西的入口，为开发河西、发展生产准备了充足的劳力。先期的移民，衣食均由国家提供。《史记·平准书》记：“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除徙民之外，河西各地还有大量的戍卒和战斗部队。这么多的人口所用食粮要全靠国家从几千里外的地方调运，不仅时间过长，而且耗费很大的代价。所以，徙民之初，迁来的边民，是随戍卒而活动，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收复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这10年时间内，戍卒和实边的徙民都全力以赴修筑令居（今永登）至酒泉的长城和亭障，在长城修好的情况下，从武威郡、酒泉郡分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建立了郡县，稳定了边疆之后，汉武帝始下令设官田，调60万出击了匈奴的将士到边郡“军屯”；迁徙而来进行实边的徙民。也进入了民屯的序列，开展民屯。为加快河西的发展，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从内地征发戍卒18万，到河西等地屯田。这时候河西地区，包括今永昌县地的番和县等古县地，既有了军屯，也有了民屯，军屯戍卒亦兵亦农，以兵事为主，负担着保护民屯的任务；民屯是徙边的民众亦农亦兵，以农事为主，并且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汉初的屯田，不沦是军屯或民电，都是白手起家，屯田需要的种籽、农具和耕牛，都由国家供给，直到能自给自足为止。所以，汉武帝赶走匈奴、设郡置县以后，实行徙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就成了经营河西的另一重要战略措施。这样做，不仅改变了河西地广人稀的状况、巩固了边防，而且把汉朝内地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力推行到了河西。
   当时，河西屯田的地域非常广大，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地区： 一是番和（今水昌县）屯田，二是武威屯田，三是居延屯田（包括张掖），四是敦煌屯田。番和县当时属于张掖郡所辖，地处祁连山北麓。祁连山有大量冰川和积雪，山上松柏茂密，山里山外草原丰美，祁连山中的冰雪融化和降雨形成的东大河、西大河两条河流，源源不断地流向祁连山北麓的番和县等古县地。由于河水的滋润，在这些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走廊绿洲平原，具备了发展农业、畜牧业的有利条件。番和屯田，就是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在西起焉支山以东，东至武威平原西部的今永昌县的走廊绿洲开展屯田植谷。汉代屯田的规模很大，管理机构也很严密。据史书和汉简记载，中央没大司农，地方上设农都尉、护田校尉、侯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史。为了便于管理河西地区的屯田事业，朝廷在番和县设置了农都尉，管理番和、武威、居延、敦煌几个大的屯田区；并在张掖等几个屯区设置农都尉护田校尉。朝廷规定，河西屯田的戍卒，每人耕种官田20亩，每亩收取地租4斗，实际了形成了戍卒与国家的租佃关系，这些戍卒既是国家的边防军，又是耕种国家土地、交纳地租的农民。后来他们生产的粮食逐步多了起来，除交地租和自足外，还允许向市场出售。有时候，国家拿钱收购，调往灾区解决饥荒。这种情况，在居延汉简里就有记载。
  当时，西汉朝廷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的整个过程中，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直到现在，张掖、敦煌还存在那时候开挖的农渠。与此同时，朝廷还在所有的屯田地区，大力推广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武帝末年，还在居延等地推广了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费力少、得谷多。
   总之，汉王朝的移民实边和军屯、民屯措施的实施，使边郡粮食充足、军队供给有余。这样做，既减轻了国家向边郡调运粮秣的沉重负担，又巩固了边郡的安全、维护了中西交通的畅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民族大融合，使河西地区逐步成为一个富庶的地方。 （原载《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