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86年永昌县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在酒泉博物馆发观了该馆展出的一副石犁， 标签“出土于永昌县，约万年至四千年前”。这是截止目前发现的永昌最早的出土文物。初步估计，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本县范围内的先民已能够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从这一点推断，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对永昌县河西堡鸳鸯池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些遗物有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和艺术雕刻五类。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大量的装饰品。遗址的墓葬是相当稠密而且集中，在约600平方米的地方，就发掘出151座墓葬，随葬品也非常丰富，可以说，这是一个氏族公共墓地。鸳鸯池出土文物大部份属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但也有少量的半山类型的彩陶。同时，发观了马厂类型（M44）打破半山类型（M72）的地层关系。据专家研究，甘肃仰韶文化半山类型略早于马厂类型。半山类型（约公元前2600—2300年）分布区域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的永昌县附近。马厂类型（约公元前2300—2000年）分布区域与半山相仿，但西边延伸到玉门一带。鸳鸯池遗址出土的大量而丰富的遗物表明，在距今4600一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金川河（原水临河）流域沿岸。“尤其是首次发现的西北地区特有的嵌有石叶的骨刀梗这种用石骨料制成的复合工具和容器大陶瓮、石雕人头像进一步证明，当时这里的人类已逐步脱离原始蒙昧时期，进入主要从事畜牧业，有了农业和较发展的手工业活动的奴隶社会早期，有了建设村落的能力，过着较定居的生活。”（1984年《新中国的考古与研究》）。1973年在永昌县发现的二坝遗址，1974年发观的毛卜拉新队遗址和1986年发现的水磨关遗址，均属马厂类型。还有在这些遗址发现前前后后发现的六坝乡北一公里处的北滩遗址，青山分场处的大墩井遗址，星海村北4公里处的下滩遗址，九坝村的九坝遗址，东寨乡的下四坝和朱王堡乡刘政村姚家湾遗址，河西堡乡青山堡黑石嘴遗址，河东堡村孟家庄南的火石台遗址，宁远堡乡夹沟遗址，高四墩遗址，双湾乡九个井遗址、曹刘沟的大河滩遗址，焦家庄乡水磨关遗址，红光园艺场的北山湾遗址都属马家窑文化。这又表明，在稍迟于鸳鸯池半山类型而与鸳鸯池马厂类型相仿的时期，这里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步由金川河中游向祁连山北麓的上游南北两岸推移，并向东大河和西大河流域发展。由此可见，人口有了增加，活动和生产范围逐步扩大。1985年县文化馆和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马家湾金川峡水库西南侧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公元前1705±95年）出土文物有玉器、石器及盛有谷物的陶器。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到夏朝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雕琢玉器，手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制做能力，农业也较前有了发展。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地区展览馆对永昌县双湾乡三角城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采集到了铜刀、彩陶和大量的铜质装饰品以及货贝。经测定属沙井文化遗址（约公元前675年至600年）沙井文化遗物的出土，说明我们的祖先，不但有了一定的冶制铜器的能力，手工业比较发达，而且出现了商品贸易，开始了货币交流。当时，这里的人类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末期的春秋早期阶段。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经战国、秦王朝到西汉，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由月氏、乌孙、匈奴等统治。秦末汉初，匈奴东灭东胡，西灭月氏，南破楼兰、白羊，北服浑庾、丁零，河西成了匈奴的天下。匈奴势力很大，仅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可见当时这里的人口有了很大增加。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两次出击河西，取得了很大胜利。汉军的胜利，促使匈奴内部分裂，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带部众四万入塞，被安置在陕西五郡塞外，河西从此归西汉统治。边境安定之后，汉王朝为了经营这一地区，一边在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设郡、设防、移民，屯田，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一边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激励农桑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河西人口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汉王朝先后在河西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辖二十五县。仅在今永昌县境范围内，就先后设立了番和、骊轩、显美、鸾鸟等县（诸古城遗址现存：番和在今县城西二十华里，水磨关南一公里处；骊轩在今县城南的者来寨；显美在今县城东45公里乱墩子滩汉墓群东南旁；鸾鸟在今西大河水库旁）。万里长城从东向西横贯永昌县全境。长城在今永昌县红山窑乡的羊庄子段保存尚好。西汉时期，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从此，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往来，有力地促进了河西的发展。以上这些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在西汉时期处于丝绸之路的今永昌县境内的古番和、骊轩、显美、鸾鸟等县，也是商客往来频繁，人口大增，经济繁荣。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朝廷在那时曾组织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人民移来河西，开荒屯垦。西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河西四郡当时有户七万一千余，二十八万余人，其中：武威郡有17581户，76419人；张掖郡24352户；88731人；酒泉郡18137户，76726人；敦煌郡11200户，38335人。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约有四十万人左右。据田方同志《中国移民史略》说，汉武帝下令将出击匈奴的将士60万人屯垦于河西走廊。 由于大量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经验及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那时，手工业已有了较高的水平，冶铁开始用煤作燃料；农业普遍使用牛耕和马耕，有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畜牧业更是兴旺发达，《汉书·地理志》说，“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所以说，西汉时期的河西，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人口迁移、繁衍、增长较快的地区。到西汉末年，虽然中原大乱，河西却相对稳定。所以光武帝说，它是个“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区域（《后汉书，窦融传》）。永昌县现已发现的汉代墓葬，也是很多的。别的不说，就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永昌县水源乡乱墩子滩墓群，就是一处大型的汉代墓群。它位于水源乡胜利村南，东临杜家寨村六队，北为胜利村九队，西为沙滩，西北为大河湾。遗址范围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1.5公里。墓堆分布密集，仅从封土可辨者有千余座，现存夯土墩墓40余座，土墩残高1-2米到7至8米不等。在墓群东南旁不远有一古城遗址，据考古专家考究就是显美县故址。乱墩子滩汉墓群则可能又是显美县官僚贵族墓地（84年《考古》5期）。东汉初，河西仍然是一个殷富的地区，但是到了明帝（公元58—76年的）以后，由于北匈奴的骚扰和东汉王朝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使河西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人口也急剧下降。《后汉书·地理志》载，顺帝时（公元126-144年）河西仅有36300户，161121口人，其中：武威10042户，34226人，包括今永昌一部地域；张掖6552户，26040人，包括今永昌大部分地域；张掖属国4656户，16952人；张掖居延属国1560户，4733人，酒泉12706户，约50000人；敦煌748户，29170人。可见是逐渐衰落了。三国时无河西户口记载，那时战乱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人口成了掠夺的对象，迁入和掠走于武威、番和、武兴、昌松四郡者不少。因此，两汉以来繁荣的中西丝绸之路，这时也处于萧条状态，西晋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河西也得以相对安定。据晋志记载，公元280年至289年凉州八郡四十六县，有户二万四千七百，其中武威5900户，张掖3700户，酒泉4400户，敦煌6300户，西郡1900户，西海郡2500户，以每户五口计，则应有十二万人。与曹魏时比较，人口显有回升。西晋统治五十一年，很快进入了一个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河西称“凉”的政权就有五个。五凉政权中，前凉、西凉是汉族官僚建立的。后凉、南凉、北凉分别是氏、鲜卑、匈奴等民族豪酋建立的。当时，中原战乱频繁，河西战乱较少，相对稳定。五凉政权的统治者抓住了大好时机，重建社会秩序，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促进贸易，振兴教育，发展经、史、儒、哲、科技等文化艺术，大力安置中原流民等正确政策，来河西的人源源不断，其中大学者等鸿儒不少。在人口资源开发利用上，前凉张轨和西凉李暠做得最好。前凉时，约有人口70万。《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李暠一度安置侨民（专设的侨郡）23000户10万多人。西凉总人口约有20万上下。到前秦灭掉前凉后，符坚虽曾将七千余“豪户”迁往关中，但又从江淮及中原迁来一万七千余户。从户口来说，可能比前凉时还稍多一些。后来，到北魏取得政权时，河西已是地广人稀，经济也很衰弱了。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和推算，当时大约也只有七千来户，可见破坏之严重。到北魏孝文帝时，由于推行均田制，对河西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此后，河西又兴旺起来。据隋志记载，河西三郡有户二万五千。 那时中西交通又日趋繁荣，僧侣、商人、西域十六国使臣往来于河西走廊的络绎不绝，贸易很发达。据《周书·令狐整传》说，瓜州当时推举波斯与胡商交易的头面人物张道义管理州事，可见商旅是很多的。佛教很盛兴，有不少著名高僧在河西进行宗教活动。据《敦煌研究》（83年二期）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83年）引自《刘萨诃因缘记》、唐释道宣《高僧传》等史书记载，和尚刘萨诃（公元360-436年）就是当时在番禾县（今永昌县）住了较长一段时间，进行了宗教活动，留下了大量佛迹的著名高僧。现留存于敦煌千佛洞的有关刘萨诃故事的壁画就达三十多幅，其中有“番禾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等在古番和县的活动壁画。一九七九年五月在武威出土的《凉州御仰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残），就是记载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石佛瑞像出现和瑞相寺的建立及其发展史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知道，番禾县石佛瑞像及其所在寺院瑞相寺是北周保定时的名寺，隋大业五年炀帝西征“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唐时时，佛事盛极，唐朝皇帝多次派重臣到感通寺画像、赠物。时有僧人1500人。该寺长期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佛教有了更进一步发展，而且人口数量增加很多。从那时起，河西整个地区已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了。 到了隋唐时期，河西又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河西五州有18317户，136462人，其中凉州8231户、33030人包括番禾县（今永昌县）甘州2926户、11680人；肃州1731户，71180人，瓜州1164户，4322人；沙州4265户，16250人。经过唐一百多的的安定恢复，到玄宗开元至天宝（公元713-756）年间，却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地域。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初（公元742年）河西五州共有35718户，162086人。其中：武威22462户，110281人（包括今永昌县的古天宝县）。敦煌4265户，16250人；晋昌477户，4987人；张掖6284户，22092人；酒泉2230户，8476人。再加上吐谷浑部落17212人，河西共有在册人口189298人。河西人口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丝绸之路更为畅通，隋末唐初，就有许多西域胡商入居河西，当时的凉州、甘州、瓜州、沙州都是著名的中西贸易城市。到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武威九姓胡商发动叛乱，占据了武威七城中的五城。可见当时河西胡商之多，人势之众。到公元781年，河西全部落入吐蕃。在吐蕃统治河西的近一百年中，河西人口大减。公元848年，沙州张议潮领导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势力。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收复凉州，河西又全部光复。唐朝中期，河西人口增长较快，这是因为从隋朝到唐朝，在河西经济开发方面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如开通中西交通，繁荣贸易，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大兴水利，大规模地移民实边，大规模的实行军屯，犯屯。这不仅为河西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引来了先进文化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发展。据《旧唐书·地理志》记，天宝后期，凉州武威郡5县，有22462户，120281人；张掖郡2县，6284户，22092人；酒泉郡，2县2330户，8476人；晋昌郡477户、4987人；敦煌郡2县，6395户，32234人。共有37948户，188070人。公元1028年前，河西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公元1028年西夏占领凉、甘二州，1036年先后占领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没入西夏。从吐蕃统治河西至1227年蒙古占领河西后，河西经济、文化、人口发展又进入一段曲折的道路，成为一个落后地区了。到元代，在甘肃行中书省之下，河西设立了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州路和亦集乃路。据《元史·地理志》载，五路中只有甘、肃两路入口，共2812户，32666人，与唐代甘、肃两州人口相比，减少了二倍以上。元朝统治西时，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明朝统一后，在河西设立了凉州、永昌、镇番、山丹、甘州、肃州、沙州、庄浪等卫。明洪武时，永昌卫共有5675户，15270人。英宗正统中，曾强迫一千七百余回民迁到江南（《日知录》卷26），但又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到河西驻防屯垦。据《甘肃通志稿》《五凉志》、《甘州府志》、《重修肃州新志》、《甘肃新通志》记载，明世宗嘉靖时，永昌卫有2761户，5624人。镇番卫1871户3363人，凉州卫1693户，9354人，山丹卫1551户，5406人，甘州中卫1782户，1312人，甘州左卫2635户，3301人，甘州右卫2376户，6879人，甘州前卫1336户，3232人，甘州后卫3257户，5632人，肃州卫5633户，9963人，镇夷千户所1233户，4526人；古浪千户所310户，671人，高台千户所1253户3426人。到孝宗弘治时，凉州等十几个卫有正式屯军七万余人，还有余丁及其正卒家属屯垦。历史进入明、清以后，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使河西又逐步兴盛起来。 清明以前，河西人口记载不全，永昌县更是如此。清建立政权后，永昌县人口才有了部分数字记载。据《永昌县志》乾隆、嘉庆本记载，从康熙末到乾隆初的近三十年中，永昌人口一直徘徊在二万五千到五万上下。康熙六十年（1721）有3376户，25837人；雍正十三年（1735）有5685户，39837人；乾隆十四年（1749）有7925户，54054人。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全县人口有了较大增加，共32842户，190726人。嘉庆时，是永昌县人口最盛时期，嘉庆十九年，全县有33563户，250938人，整个河西有291334户，1961654人，也是人口最繁荣时期。清朝中期由于清政府重视河西地区的发展；也曾多次迁内地人民来河西屯垦。同时实行诸如改变凉州戌军为屯丁，轻赋薄徭和兴修水利等政策，使永昌县乃至河西地区的人口发展很快。嘉庆十九年（1814年）永昌有33563户，250938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永昌有26946户，240679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永昌有27273户，240210人；咸丰元年（1851年）永昌有16409户，180536人；到了清朝末年的同治元年（1862年）全县有16409户，220232人。同治元年出现的历史上有名的历时十二年的战乱遍及陕西、甘肃、新疆，整个河西遭受灾难，永昌县也不例外，死亡、外流近18万人。至光绪四年，全县仅有2356户，42832人，比同治前减少了五分之四多。到光绪二十二年永昌县有2822户，45128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2904户，48410人。宣统三年（1911年）永昌有2963户，49634人。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永昌县有8914户，48981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有8148户，50463人。人口发展还是较正常的。但是，永昌人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饱受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马步青等部的残酷迫害。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永昌县人民，除抓兵、逃亡和民国18年灾荒饿死数以千计外，特别残忍的是马仲英部于1929年，屠杀了永昌县城群众2994人，同时，在永昌部份乡村还杀害了156人，总计约3150人。从此，永昌城变成了“寡妇城”。民国时期也进行过数次移民，1940年民国政府军政部将陕西宝鸡临时教养院抗日残废军人一个大队迁入武威，又将一个中队400余人迁入永昌东寨落户；1945年民国政府农林部将河南扶沟黄泛区难民630余人，迁来永昌县东寨乡落户就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随着工农各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人民政府于1950年进行了一次户口调查登记、结果是：全县有17，516户111286人，比解放前户增114％，人增120％。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解放前到解放后人口统计时间只相隔两年，为什么数字相差这么大？据调查有两个原因：一是民国时，广大人民由于生活所迫，逃离他乡谋生，避丁的多；二是为避兔征粮及苛捐杂税和抓兵，隐户瞒口的多。所以说，民国末年，永昌县实有人口已超过十万有余。解放后，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进行过全国性的三次人口普查。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为22548户，总人口为126983人，（其中：男65439人，女61544人）；1964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为33092户，总人口为174221人，（其中：男96141人，女78085人）；1981年金昌市成立后，将永昌县宁远乡、双湾乡、金川镇（不包括金川镇管辖的河西堡地区）划隶金昌市管辖。1981年未划隶前永昌县原有总户数为55871户，298826人（其中男159656人，女139170人）。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为39213户，总人口为200963人（其中：男103806人，女97157人）。经82年普查，金昌市包括永昌县总人口为312440人。河西地区为3831317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指导思想指引下，也曾几次移民于永昌县。1956至1958年先后从上海、河南、兰州等地迁来12478人，安置于部份乡镇从事农业，人民政府发钱发粮作了很多细致的安置工作。但由于生活不习惯等原因，至1960年前后基本返回原籍。同时，于1958年，兰州军区在永昌县黑土洼建立了国营“八一”农场，至1985年，在全县设立了总场一处，分场六处，共有2448户，11359人（包括在永昌县总人口内）。 纵观古代历史发展过程，河西曾出现过三次波浪式高峰：两汉时期，是河西历史上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前凉、前秦以后，则逐渐衰落，至北魏时，成了一个地广人稀地区。从北魏后期到隋唐时期，河西又兴盛起来，出现了第二个大发展时期。但到了吐蕃占领河西，经西夏到元代，又是一个曲折的时期，直至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才开始了第三次的大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地生产与安定的生活，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人口的生产也出现了一个高生育、低死亡的阶段，自然增长率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党和政府广泛宣传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主张，到了八十年代已达到了有效地控制人口的目的。 从此，人口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生产的阶段。 （此文原载于《金昌文史》第一辑，1987年出版，又于1999年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