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西汉初，汉王朝在河西走廊置“河西四郡”。实施了一系列屯兵固边、激历农桑、发展生产与贸易等有效措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和管理，使河西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张骞成功地凿空了西域大道后，出现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其中表现在文化方面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佛教文化的东渐。在佛教文化东渐过程中，河西走廊又是最早的受益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今永昌县，在迄今二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莫不与整个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兴衰而兴衰；宗教的传播、发展与演化，也紧紧与河西地区宗教的传播、发展与演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此，要研究永昌宗教历史的演变，必须同河西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纵观河西历史上的诸宗教状况，佛教传人最早。在佛教传人河西的约五百年以后，到北魏时，河西传人了袄教（延续了约八百年），唐太宗时传人了景教（延续了约七百年），唐初到中唐，传人了摩尼教，唐开元初传人了密宗教（延续了约七百年）。但这些宗教，在历史发展中，已逐步消失。保留至今的只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即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诸教。这些教派中，其发展历史、发展规模以及它在永昌乃至河西历史上的影响，要数佛教为最。下面试将诸宗教分别略述。
  佛教
  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今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认为：佛教西汉传人。《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献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这段记载说明，虽然那时还没有正式的佛经经典传人中国，佛教也显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大月氏人处于匈奴的压迫，从河西地区率部西徙中亚以后，进入天竺国之前，就已经信仰佛教文化了，并口头向中国传播。并说明大月氏族是佛教东渐的最初媒介，而且首先把佛教传人河西。第二种认识认为：佛教于东汉传人中国，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明帝遣使出使天竺，请来了天竺国竺法兰等两名高僧，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专供他们译经。竺法兰等在中国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大概是中国的译经之始）。从那时起：中国正式有了佛经经典本，所以，这应当视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完整的传人中国的时间。这种认识被大多数佛学家、史学家和权威经典所认定。
  佛教的东传，大体分为北传和南传两条道，北道循陆，南道循海；北传循张骞凿空的西域大道，为今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汉语经典系及我国藏族和蒙族的藏语系，属大乘佛教；南传为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经典系，属小乘佛教。河西走廊地区均属北传大乘佛教。
  佛教东渐过程中，河西走廊为何能够成为最早传人和最发展的地区之一，主要原因有几点：
  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西汉初，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成功地打通了西域大道后，给佛教文化东渐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河西走廊成为佛教文化首先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地方，是因为，从西域到中国，首先必须先到河西地区，从中原到西域，也必经河西。同时，河西走廊这片中原与西域的必经之地，曾于秦汉之际是大月氏族长期经营和居住过的地方，虽然大月氏族迫于匈奴而西迁，但他们对这片古土却怀着深深的留恋之情，他们长期以来，与这里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他们在接受了佛教文化后，把河西地区作为重点地区，首先将佛教文化传播到这里，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史称大月氏族是佛教文化东渐的最初媒介，河西走廊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地区，道理也就在这里。
  随着历史的前进，佛教文化作为整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从东汉到盛唐时期的约八百年时间中，也就是从传入到兴盛时期，河西地区始终处于门户位置和领先地位。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河西走廊曾经是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地区。
  二是西域沙门大量东度传教和中国取经活动的发展。西汉以后，由于月氏、安息、印度、康居等西域诸国佛界高僧来中国传教、译经和中国僧侣不断前往西天取经，促使中国佛教进一步发展。河西这个东来西往沙门首先涉足的地方，就成为佛僧播种佛教文化的理想地区了。前面已经提到，东汉明帝时（公元58至75年）：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金入“飞空而止”，于是他叫来大臣给他圆梦，一个叫傅毅的大臣说：西方有一种神，称为‘佛’，你梦见的就是‘佛’。明帝以为对，就遣中郎将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前去天竺寻访佛法。他们以明帝名义，从天竺请来了一个叫伽叶摩腾，一个叫竺法兰的两名高僧，从河西一路宣教到洛阳，受到了明帝特别欢迎，并为他们修建了专门译经的寺院，这个寺院就是现在著名的白马寺。从此以后，印度、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诸国僧侣接踵而止。东汉桓帝时，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原本安息王太子，出家为僧，于公元148年经河西到洛阳，在中国20余年，用汉语翻译佛经95部，最使中国人“通解”。东汉灵帝时，月氏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法朔等来中国，翻译了《泥洹经》，使佛界“大得本旨”。三国时，内地高僧朱士行，于公元260年，到西天求法取经，但他未到天竺，就客死在于阗（今和田）了，由弟子将所得梵本90章带回洛阳。
  特别是到两晋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五凉时期的三百多年间里，由于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趋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被推向了高峰。整个河西地区首先成了佛教广泛渗透和佛界高僧的聚居地，成为佛经翻译的集中地和佛事活动的胜地。西晋泰始年间（公元265至274年），大月氏人竺法护，其祖先原定居敦煌，他幼年曾游历西域各地，大得佛经，后回敦煌，又到长安等地，先后翻译佛经175部之多。前凉早期，他又率弟子到凉州，立寺延学，宣教一方。他的这一壮举，大大激发了中国及河西佛僧西去求法学经的愿望。所以，“佛教车渐，至此而盛”。比如，这一时期，凉州就出过很多著名高僧，如宝云、竺佛念、智严、道龚、法众、宏充、沮渠京声等。敦煌高僧车道开等。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陀耶舍、佛陀跋摩、慧达等人都曾流寓姑藏（今武威）。驻足张掖的高僧有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竺法兰、竺摩腾、竺佛朔、竺叔兰、佛陀跋摩、僧伽提婆、佛陀耶舍、法显等。他们多到敦煌、酒泉等河西各地讲经宣法。这些人，都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有很多建树。仅就鸠摩罗什和昙无谶而言，鸠摩罗什在凉州共住了十七年（约公元385年到凉州），许多佛徒都闻名而来凉州受教。为凉州佛教的兴盛起了巨大的作用。公元401年，后秦国主姚兴破后凉，鸠摩罗什被接到长安，以后十一年中，他译出了《摩河般若波罗密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74部，384卷。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有盛誉，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经三大翻译家。又如昙无谶、据《出三藏记集》云：流寓凉州期间，译出《方等大集经》、《方等大云经》等共11部，120卷，特别是《大般涅盤经》的译出，在河西佛教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晋怀帝时，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出现了五族乱华，而处于西陲边境的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却有一个百余年的安定繁荣时期，这就给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机。那时候，佛教文化的传播覆盖了整个河西走廊，也几乎覆盖了葱岭以东的丝绸之路全境。这一盛况的出现除了上面所说西天诸国沙门大量东渐以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僧侣一批批赴西天取经的贡献。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批西天取经人出现了，为首的是十六国时期高僧法显，还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五人，他们六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城（今榆中一带，当时为乞伏乾归西秦国都）、西平（今西宁，当时为南凉国都，辖今武威地区（包括金昌）和青海东北部），过扁都口到张掖（当时为北凉国》，在张掖又结识了五名河西籍佛僧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共十一人，然后经酒泉、敦煌，沿丝绸之路去西天。他们在取经路上；经受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终于到达了天竺佛地，法显还到达了今中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历时15年，法显于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乘商船东归，义熙九年九月于山东劳山登陆。第二年南下建康的道场寺，开始了更加艰辛的佛经翻译和著述工作。法显在建康五年，写成了《法显传》（即《佛国记》），译出了《摩诃僧祗众律》等6部63卷佛教经律。后到荆州，死于辛寺。法显约生于东晋咸康三年，卒于南朝永初三年（约公元337-422年）。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他写的《佛国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研究公元四、五世纪时，我国西北边陲政治、军事、文化、民族风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研究古丝绸之路上以及中亚、南亚、历史、地理和佛教发展的宝贵文献。史称法显、智严、宝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西天取经人”，法显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印尼的“第一人”。今斯里兰卡还保存着法显遗迹。斯里兰卡政府于1981年对法显遗迹进行了修复，并命名“法显村，”村中有法显庙，有法显住过的石洞名“法显洞”。同年，斯里兰卡总理亲自树了纪念碑，还立了“斯里兰卡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石碑。与法显一同前往取经的智严、宝云，史载都是凉州人。智严回国后在积园寺翻译了梵本《普曜》《广博》等经典。晚年时，他第二次到天竺国学法，他是古代中国唯一两次西游印度的人。宝云回国后；在六合山寺译出了《行赞经》等经典。
  中国第二批上西天取经的佛僧，为首的是智猛。那时，正是东晋十六国割据时期，河西为五凉政权先后统治。公元401年，智猛联络了15名僧友，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进，由于种种原因，活着回来的只有智猛和昙纂两人，他们取回《大泥洹》梵本20卷及其他一些佛经。在这以后，又有小月氏人法护，河北人法勇等僧人先后到天竺取经，在当时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到北魏孝明帝时组织的一次庞大的取经活动，震动了华夏。这在后面略述。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乃至河西，佛教已很兴盛，前往西天取经者络驿不绝，其中，最著名的有唐太宗贞观三年至十九年（公元629至644年）历经十七年取经回来的玄奘；玄宗开元初到十五年（公元727年）取经回来的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传》）；还有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至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历经40年取经回来的悟空等等。这些取经者赴天竺：莫不经河西地区。这里试将玄奘取经经过略加记述，因为玄奘过河西时，经历坎坷。回来时，又在感通寺讲经，影响很大。
  玄奘，俗名陈炜：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人，约生于公元600年，卒于公元664.年。他是唐代高僧，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泽家。他犹如一颗灿烂的明星，高悬在公元六世纪的亚洲上空。直至今日，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后人所崇敬。
  玄奘13岁时，随兄出家，由于天资聪慧，受佛界器重。他18岁时，也就是唐朝初建那年，同兄到了长安，由于时局不稳，兄弟二入到了成都。成都当时是一个佛教中心，又很安宁！他经过几年苦学，对佛学有了很深造诣。后来随商队到了荆州天皇寺，又到相州、赵州等地，遍谒名师，虚心学习。几年后，于公元627年回到长安。由于他佛学知识渊博，口才雄辩，长安高僧称他是佛界千里驹。从此，玄奘誉满京城和全国各地。玄奘在学习经典时，经常遇到一些不解之处，而且国内佛教派别很多，佛经又多互相矛盾，随决心“誓游西方”“以释众疑”。他联合了几个和尚，上书唐朝皇帝，要求去西天取经。由于唐朝初建，敦煌以西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朝廷严禁国人西出。所以，上书未被批准。但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不顾朝廷禁令，于贞观三年农历八月，年26岁的玄奘，偷偷的和一个学经后回家的秦州和尚孝达到了秦州。又碰着一个旅伴到金城（今兰州），又到了河西走廊第一重镇一凉州。河西走廊，是指乌鞘岭以西到今甘新交界处一段狭长地带。这里有著名的凉州、张掖、酒泉、敦煌等地。自秦汉之后，这里就成为中国经营西域的军事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地带。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就是凭借它的优势而建立了“五凉”政权。当时凉州是河西佛教的一个中心，凉州人信仰佛教，崇敬高僧已成风气。因此，玄奘一到凉州，就被河西佛教领袖慧法留住讲经，住了一个多月。当时，朝廷禁令已到，凉州都督李大亮催他返回，否则，将押解还京。在这样情况下，对玄奘非常钦佩的慧法大师暗中派慧琳、道整两名心腹弟子，一路走乡间小路，护送他到了瓜州州治晋昌（今安西县东），瓜州剌使是个十分信佛的人，他不仅暗中保护、资助玄奘，还给他介绍西出玉门关的边防情况。当时的玉门关虽设在瓜州境内，但要走出“边境线”，还有五百里路程，每百里设一座烽火台，烽火台都有兵士守护，而要走过这段路程，非到烽火台取水不可。因此，玄奘很愁闷，在瓜州又住了一个多月。一天，一个州使突然来到玄奘住处，手持追捕玄奘的公文，玄奘看过，才知道是凉州都督了解到他并未东归，于是通知河西各卅县严加候捕；玄奘无奈，向州使诉说了实情，州使叫李昌，也是个笃信佛教的人，听了后十分感动，赞叹玄奘是有肝胆的英豪。他当着玄奘的面撕毁了公文，并劝他赶紧上路，以免有变。于是玄奘在街市买了一匹好马，打发从凉州送他来的慧琳回凉州（道整已去敦煌）。准备出发时，来了一个胡人模样的人，叫石槃陀，要求玄奘收他作弟子，并愿意帮助玄奘越过五座烽火台。第二天，槃陀引来了一位老人，牵着一匹曾往返于伊吾国15趟会识途的瘦红马（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和玄奘的马作了交换，玄奘为槃陀买了乘骑，两人便昼伏夜行向西走去。半路上石槃陀反悔，不愿西去，玄奘就让他东返，独自一人西行。当他到达第一座烽火台时，正是夜.间，人和马便偷偷的饮足了水，正往皮袋装水时，一箭射来，差点丧了命。幸亏这里的守台校尉王祥，信佛重才，就私自放行了他，并指点他如何绕过第二、三烽火台，可直达第四座烽火台，并说明那里有个很好的校尉。玄奘到达第四烽火台时，又怕被留住误事，就偷水想快点离开，没想到一箭飞来，差点被射中，玄奘急忙喊话，经说明来意后，那个校尉的确很好，不仅给他吃了饭，还为他备马料、干粮、装水袋。并告诉他，不要到第五烽火台，那里校尉粗暴，可直接到一百里酌一个叫野马泉的地方取水。玄奘照他的指点，便进入了莫贺盐碛腹地这个上无飞鸟，下无水草的“死亡地带”。连续走了三天，也没个野马泉的影子。谁知祸不单行，不小心又把皮袋的水倒光了。没有水怎能过得去大沙漠！他想返回，又被坚强的信念打消了。到了第五天时，玄奘已精疲力尽，就连那匹老红马也失蹄几次。到了第七天，在那匹老马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一处泉水，才得死而复生。又走了两天，到达了伊吾国。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准备动身去高昌国。
  高昌王麴文泰，是个深信佛教的人，早从商人那里听说玄奘已到伊吾的消息，他就派了主要官员，备了几十匹好马，一路设站，去伊吾迎接玄奘。玄奘随高昌王特使经白力城，到高昌王都交河城（今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一带）。高昌王热情接待了玄奘，对玄奘照顾得十分周到，并安排清静道场，让他讲经宣法。还提出要玄奘长期留在高昌弘扬佛法。由于玄奘决心西去取经，对高昌王要他留下的意见不能同意，而高昌王又不答应，玄奘只好以绝食相争。高昌王无奈，只好答应他西行。于是俩人结拜为异姓兄弟。高昌王化了一个多月时间，给玄奘做了法衣30件和过葱岭用的其他衣物用品，赠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马30匹和随从25人。高昌王还为玄奘所要经过的沿途屈支等24国写了文书，派使送达，请他们护送。并给西突厥叶护可汗写信送物，要他通知所辖西方诸国，保护玄奘。玄奘在高昌王的大力帮助下，经焉耆、龟兹、跋录迦（今阿克苏），从凌山（今迭里山口）进入天山北麓。凌山是丝路中道越天山的重要孔道，终年积雪。玄奘一行艰难地走了七天七夜才得出山。这时，护送人员中已有大半冻饿而死。过了山又走了多日到了素叶城，这里是西突厥所辖地域，所到之处，均有叶护可汗派人护送，比较顺利。玄奘一行从素叶出发，经过了原苏联的几个地方，终于到了今印度、阿富汗天竺圣地。他游历了天竺全境，学习、参观、讲经、研究佛学长达十多年。他在印度结识了很多高层佛僧，对大乘经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得到印度佛学界的高度赞服，声望传播四方。他在印度期间：参加了五天竺18个国家的国王参加的有六千多名僧侣的经典教义答辩大会，玄奘被推举为主讲人，在13天的答辨中，玄奘发表了精辟议论，引起了极大震动。从此，中国的玄奘名扬五天竺。玄奘在达到了学经目的之后，于公元643年，满载佛经经典和印度人民及佛界的友谊，从印度的今阿拉哈巴德动身回国。玄奘回到新疆于阗后，他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到处查访、寻找、抄写在渡印度河时失落的50夹佛经内容；二是赶紧给唐太宗写信，因为出去时未得到朝廷的批准，给太宗写信意在表明苦衷。太宗接到信后，立即给玄奘送去回信，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并下令沿途官员，一路迎送。玄奘接到太宗信后，无比兴奋，便取丝路南道，经河西走廊，平安地回到了长安。时间是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玄奘路过河西走廊时，一路拜谒了名寺大刹。到敦煌时，参观礼拜了千佛洞和佛寺，同当地高僧畅谈取经收获，与广大僧众交流情报。路过酒泉、张掖时，都受到了隆重迎送，并拜谒名寺。路过今永昌县圣容寺（当时名感通寺）时，到寺诵经礼拜，会见高僧，讲说佛法。并对众僧说：我到五天竺，听波国老宿云，那里原有佛像一双，一日，一像忽然腾空向东飞去，不知去处。现在才明白，这里出现的瑞像，原来是五天竺那尊佛像东度降临的。唐僧的光临，给感通寺僧众带来了佛光，感通寺佛事遂有了更大发展。
  玄奘回途凉州时，凉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由于玄奘从河西去天竺，又从河西返回，并一路宣法的影响，促使河西佛教大发展。玄奘回到长安后，受到了太宗盛大的欢迎和优厚的待遇。太宗把他安置在太子李治修建的慈恩寺译经，又专门修了一座佛塔（今大雁塔）收藏带回的佛经。
  唐僧赴西天取经，共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跋涉五万余里，经过了九死一生，带回梵本657部。玄奘在太宗李世民的热心支持下，组织佛界学识渊博的名僧20多名，花一年多时间，于贞观二十年七月，首先整理出了记载当时西域、印度138个国家的地理、山川、气候、面积、交通、物产、风土民情、佛界盛事、僧众、寺院及民间传说共十二卷，十万零三千字的《大唐西域记》。唐僧从公元645年春组织译经，到公元664年二月初五逝世，共译出大乘、小乘经、律、论等75部，总计1335卷。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邀请，将中国《老子》一书译成梵文。
  唐玄奘，这颗亚洲佛界的巨星虽然殒落了，但是他献身于佛教事业的伟大精神，永照千秋。
  上面谈了中国佛教首先在河西走廊发展的两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提倡。早在东汉时，明帝派使臣前往天竺寻求佛法，请回西域高僧译经宣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前面已说到）；章帝时（公元76至88年）皇室宗族汉楚王刘英等信佛教，对民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桓帝（公元147至167年）、灵帝《公元168至189年）都信仰佛教，提倡佛教，并大力支持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发展；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生会，斋经至东吴译之，吴主孙权甚大敬信。”特别到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五凉时期，虽然割据政权林立，但是，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佛教政治，就更加积极的提倡佛法，竭力罗织高僧，支持佛教的发展。这里试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如前秦国主苻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崇尚佛教人才，他拜请了内地佛教领袖道安后，又对西域佛教领袖鸠摩罗什念念不忘。公元382年，他派吕光西征时，特意向吕光嘱托，一定要把罗什请来。吕光平定了龟兹，得到了罗什。罗什为吕光出谋划策，回师河西，驻守姑藏，建立了后凉。罗什在凉州住了十七年，为河西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如后秦国主姚兴，也十分崇信佛法，他于公无401年西伐，灭了后凉，首件大事就是把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他见到罗什如获至宝，以国师之礼相待，在长安安排了舒适的译经场所，调集了很多佛界学者，译出了大量佛经。并请罗什讲经宣法，姚兴自己经常去听讲。姚兴还大办佛教学校，生徒达一万数千人。姚兴的所作所为，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晋书，姚兴上》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费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数千，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那时的河西全境尽呈这种盛佛景象。再如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他在败南凉，占据姑臧，灭西凉、收复酒泉、敦煌等地控制了整个河西后，在凉州以“素奉大法”为指导思想，大力支持和推行佛法。他组织了大批佛界高僧，译出了大量佛教经典，促使北凉时期的佛教在河西走廊异常兴盛。沮渠蒙逊对佛教发展的另二个贡献，就是他对佛窟的开凿和造像的重视，这一点后面再作记述。又如北魏时期，北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在统一了北方，成为二个强盛的大国以后，为了经营好西域，扩大西域诸国对中国的影响，就以各种方式，极力提倡佛教，又借助于佛教的影响，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北魏孝明帝时（公元516至529年），皇太后胡充华总揽朝政。由于她从小受佛教影响很深，掌权后，极力弘扬佛法，支持佛教事业。她首先号召全国各地大建寺院，经她亲自奠基的洛阳永宁寺“佛国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费用不可胜计。” 由于胡太后的提倡，到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仅洛阳的寺院就达500多所。全国各地佛寺林立，尤以河西极盛。同时，为了宣扬国威，胡太后一方面广泛交结西域诸国，一批批派遣国使出使西域，引导西域诸国遣使来中国，另一方面派遣大批佛僧赴天竺取经。当时，她选中了一个叫宋云的高僧。宋云遵照胡太后的旨意，选拔了洛阳崇立寺的慧生、法力、道荣等，和胡太后派遣的朝廷外交、宗教方面的官员，组成了混合取经团，于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从洛阳出发，于神龟二年九月到达阿富汗、再到北天竺（今巴基斯坦）。他们在北天竺求得《大乘妙典》170部和佛像等艺术品，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循原道回到洛阳，历时五年。回国后，受到了明帝和胡太后隆重迎接，并多次听取汇报，大加赞赏，向全国各地大力宣传了这件事。接着，命他们写游记，宋云写出了《宋云家记》，道荣写出了《道荣传》，慧生写出了《行记》，竭力传播，轰动了大江南北。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重视，这一时期，河西走廊的佛教已很鼎盛。同全国一样，佛院寺塔星罗棋布，僧侣众多，佛像到处可见，佛窟佛洞不断增建，成为规模宏大的佛教胜地。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佛教窟洞的开凿和佛教寺院的兴建。比如那个时期创建的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中，著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就建在河西（现存窟洞491个），还有西千佛洞（现存窟洞16个）、安西榆林窟（现存窟洞42个，周围还有零散的红口子石窟，碱泉河石窟、旱峡石窟）、东千佛洞（现存窟洞20多个）、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现存窟洞19个）、一个庙石窟，玉门市昌马石窟（现存窟洞11个）。还有肃南县马蹄寺石窟（原属张掖，现存窟洞70多个）、金塔寺石窟（现存窟洞2个）、文殊山石窟（原属酒泉，现存窟洞10多个），永昌县云庄寺石窟（现存窟洞21个）、石佛崖石窟（现存窟洞12个），武威市天梯山石窟（现存窟洞13个）。这些规模大大小小的佛教窟洞，绝大多数是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创建的。这些窟洞的开凿，充分说明了河西走廊历史上的佛教发展盛况。现简要介绍一下敦煌莫高窟：莫高窟开创于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至唐代，已开凿窟洞一千多个，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仅存618个窟洞，今保存有塑绘的窟洞491个。这491个窟洞中，包括历代壁画四千五百多平方米，彩塑像二千多身，唐代木结构窟檐5座。这些窟洞中，其中十六国、北魏时期28窟，北周15窟，隋94窟、唐279窟（其中包括吐蕃统治时期55窟），五代26窟，宋15窟，沙州回鹘统治时期3窟，西夏14窟， 元9窟，清2窟，朝代不明的6窟。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是一座古文化博物馆。她像一颗灿烂的佛圣明珠给河西走廊增添了辉煌。 关于河西走廊古代佛院寺塔之类的建筑，据古籍记载，更是密如繁星。一千多年过去了，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绝大多数佛院寺塔已不复存在。但是，至今在走廊各县、市，还保存下来了一些遗迹和复修后的寺、塔等建筑。这里重点简介几处，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概貌。 永昌县圣容寺：位于今永昌县北二十华里的金川西村。初称瑞像寺，后改感通寺。它就是北魏到元、明曾誉满海内外的一座名寺、大寺。关于它的情况，有不少佛籍有记载，在敦煌莫高窟里，有不少壁画反映了它的情况。1979年5月，从武威出土的，经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党寿山先生考释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记载的就是它的历史。它的由来和发展概况是这样的：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名僧刘萨诃西去印度观佛迹，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和县（番和县故城在今永昌县西二十华里的水磨关村一带）东北，望御谷山，预言此山将裂，有佛像出现，并说：像全则世平，像缺则世乱。时过八十多年，到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这里果然有一尊佛像出现于峡谷山崖上，唯没有头。又过了四十年，在距此山二百里的武威城东七里涧有一佛首出现，放出光辉。于是人们把它迎来安放于佛身上，十分合卯。当然，这是神化了的说法，其实，在当时河西佛教进入繁荣时期，佛教徒们为了实现建寺的愿望，早就造好了石佛瑞像，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造出了这些舆论。舆论传到了北周朝廷，武帝宇文邕，于保定元年（公元561年），下旨派遣宇文俭进行了调查。于是下旨调集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建成，共分三处。初有僧七十多人。寺建成后，命名瑞像寺。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御驾东还时，到该寺礼拜，御笔改名感通寺。说明该寺当时已相当有地位了。唐中宗时（公元684年），该寺已发展到非常规模，它不仅声震河西，而且蜚声海内外，那时，中宗曾派特使到该寺赐物。神龙初（公元705年）兵部尚书名将郭元振曾到寺画像、赐物。据现存唐塔壁题记载，”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人”唐时，在寺后山顶上建起了一座七级佛塔，在寺前隔河山腰间建起了一座七极小佛塔，至今两塔均保存完好。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该寺改名圣容寺至今。（清代以来，群众习惯上称此寺为后大寺，是与县北二里许的原金川大寺前大寺相呼应。其实，真正的后大寺并非圣容寺，而是县城北十华里处的一个俗叫四台子的寺院。在永昌县编修新县志时，我同几位同志到实地考察，发现石壁有很多刻文，大多已看不清楚，其中有“金川后大寺”，“明隆庆三年维修”，“福如东海”等字样，这就足以证明，这里是原后大寺。同时《凉镇志》记载也很清楚：金川大寺有二，一在县北二里，一在县北十里。这也说明，县城北十华里的四台子寺院，是原后大寺）。 圣容寺的繁荣，到啥时候中止，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从现今存留在寺前石崖上的六体石刻文字“六字真言”来分析，起码在西夏至蒙元时期还是兴盛的。该寺规模建筑毁于何代，也未可知，但剩余的山门和几间僧房，是1953年被当地群众拆除的。 原浮雕在石壁上的瑞像佛身，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瑞像佛首今收藏于县文化馆。 肃南县文殊山寺：初建于南北朝时期，后经唐、宋各朝增修，共有寺、院360余座，窟洞13个，俗称“小西天”，据记载，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佛事兴盛，但今仅存窟洞遗址。 张掖市万寿寺和木塔：初建于北周，历代多次维修，今存木塔和藏经楼，1985年修缮，面貌一新。 张掖大佛寺：初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在历史上多次维修的基础上，今又复修，建筑宏伟。内保存全国最大的卧佛一尊和大量佛祖塑像以及壁画、砖雕等，还藏有一大批珍贵佛经经典。该寺是今存于河西走廊最完好的佛寺之一，它连同今存于张掖其他县、市的佛教遗迹，展示了历史佛教之盛。 肃南县马蹄寺：原属张掖市，初建于南北朝，到清代，共开凿窟洞70余座，并建有不少寺院。它在河西享有盛誉，仅次于莫高窟，存有大量塑像。今维修一新，重放光彩。 武威市罗什寺塔：初建于唐代，位于十六国时期修建的罗什寺内，原寺院庞大，今已不存，唯十二级佛塔独在。它和前凉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宏藏寺（武则天时称大云寺，西夏时称护国寺，今只存古钟楼）、汉唐时期所建的“姑藏之重镇”莲花山寺（今只存七级佛塔一痤，寺已毁）等古代佛寺，构成了凉州古代佛事之盛况。 武威海藏寺、文庙：海藏寺（又名清化禅寺），建于宋、元之间，寺观雄伟。1983年维修，增建人工湖等建筑，面积一万五千多平方米，重现雄姿。现已成为武威市主要人文景观。文庙，始建于明正统年间，内呈东西两组古建群，是武威保存最完好的寺庙。1980年以后，多次维修，宏伟壮观。内藏大藏经六千册和其他图书两万多册。
  以上只是河西佛教寺院建筑的简要提示。 唐代后期，在吐蕃统治河西的六十多年中和归义军逐吐蕃管理河西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从上层人士到黎民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沙州而言，公元815年，可黎可继吐蕃王位后，大力提倡佛教，曾下旨一人出家可调拨七户百姓为寺户，当时的僧侣及家属，就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至十二。归义军时期，张义潮更是大兴寺院，开凿窟洞，广度僧尼。他还设立了管理河西佛教事务的“河西释门都僧统”，并赐与法严、福高二高僧国师之号，兼河西佛法主。可见那里的信佛程度。 五代，中原多故，河西被回鹘统治。回鹘也很信佛，佛教兴盛，尤以瓜、沙二州为最。仅以今存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23个回鹘时期开凿的佛窟，就说明当时佛教情况。 宋朝，河西凉、甘、肃、沙、瓜诸州，是党项族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政权所辖，其治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肖关，北邻大漠，地方万余里。”历时一百九十多年。党项原就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历代统治阶级均以信佛而著称。李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浮图学”，他以“佛图安疆”。有很多建树。在他的提倡支持下，广大民众通信佛教。李元昊广拜佛僧，大兴寺院，广开窟洞，仅在莫高窟就开凿了佛窟77个。张掖大佛寺（原名迦叶如来寺）就是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创建的。 那时，对永昌圣容寺和武威护国寺塔都曾进行过维修。 元朝，也同西夏一样，尊儒崇佛。西宁王速来蛮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驻镇沙州，至正八年便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率王子、王妃、公主、附马颂经奉佛。并在莫高窟开凿窟洞9个。当时，肃州为达鲁花赤驻地，元太子喃嗒失征羌驻扎肃州时，重建了文殊寺，至今还保存有太子寺遗迹。甘州，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合尊大师驻白塔寺和大佛寺译经，对汉藏文化作出了贡献。元至元十五年，设永昌路，其时，阔端太子请西藏萨迦寺寺主萨班，贡葛坚赞来永昌路商定了西藏统一于元的大计。‘阔端支持萨班在永昌路所属寺院讲经宣法，同时把藏传佛教正式传人武威、永昌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朝统一河西后，仍提倡佛教，修复寺院，敦煌城内新建了著名的秘宗大佛寺，重修了莫高窟的雷音寺和文殊山寺等，洒泉、张掖、武威各县也修复了不少寺院。但是，这些寺院只是为数已经不多的佛僧诵经和佛事活动的场所；而广大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已逐步淡化，信佛者不多。因而，到清朝末期，河西佛教逐步衰落。 民国时期，由于广大民众的现代科学意识不断增强，佛教已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精神需要。大多数寺院年经失修，渐趋颓废，佛事活动很少，一般只在正月十五和四月八日的浴佛节等定期时间，有少数僧尼诵经，民众也有烧香磕头的，只是寄托求佛保佑的心情而已。那时，有不少县成立了居士林或佛教协会或理事会管理佛教，在洒泉、张掖、武威等大县，佛教团体有办小学的，有办佛慈诊所的等，但大多数县的佛教组织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宗教活动场所除国家以古代文物遗迹明令保护的外，大都被群众组织所拆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合法的宗教活动得到保护，政府拨款修缮了佛教活动场所，河西各县（市）都成立了佛教协会或小组，建立了规章制度，召开佛教代表会议，号召信教群众爱国守法，要求在教内奉行“三皈”、“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社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教徒到活动场所拜佛诵经。 由于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几乎没有人信教，佛教徒只是在农民和市民中有之。截止1989年，敦煌全市有信教群众1800多人；张掖全市有2500多人，永昌县1990年有1000多人；武威市1989年有2000人左右。海藏寺现有主持1人，职员7人，其中去北京佛学院学习1人，去苏州佛学院学习2人。
  道教
  道教，是中国汉族中信仰的宗教。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首倡。奉行老子为祖师。以老子《道德经》、《正一经》和《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 河西的道教有两派，一派“全真派”，道徒俗称道人，出家、蓄发，长住道观，不娶妻，以修性养身为主，生活靠庙产和化缘维持。另一派“正一派”，道徒俗称道士，娶妻生子，不一定住庙，靠发丧，作道场等迷信活动及庙产收人生活。据记载，河西的道教多系两汉时期，随着中原人口迁河西时而传人，但也有先有后。敦煌自两汉始有道教。魏晋南北朝颇兴。唐时也流行，时有道经60多种。宋以后衰落。民国时，敦煌有个王道士，前后管理莫高窟30多年，时有道士30多人。1949年以后，道士很少活动，1978年以后，参加活动的有130多人。张掖自唐代传人道教，西夏、元趋于淡化。明朝新建道观、庙宇20多座。清代重修和新建庙宇60多处。民国时，民间共有道士300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有正一派道士180人，全真派道人46人。1978年以后，有正一派道士160人，全真派道人2人。永昌县约于两晋时始有道教。明、清两朝兴盛。民国初，撤销清朝时设立的道会司，废除真人封号。从此，很少有人出家修道（全真派），正一道道士，以搞迷信活动为职业。1948年，全县有道士100多人，1952年有道士70多人，1990年只剩20多人，部分道士挤农隙间发丧作道场。再无其他活动。武威市于两晋传人道教。明、清时广为流行，道观增多。莲花山部分寺院成为道教活动的场所。民国十六年大地震，很多庙宇被毁。从此，道教衰落。时有正一派道士200余人，全真道人10多人。1949年有道士100余人，道人3人，至今道人仅1人。道士多系农民，以务农为生，有时被人请去“发丧”、“谢土”， 再无什么活动。 河西道教总的情况是：明、清两朝最为兴盛。复修、新修的道观、庙宇也最多，每县城乡少则二、三十座，多则近百座。民国时，一律废除真人封号，每个道观、庙宇也不一定都有道人、道士住庙。同时，这些道观、庙宇，也并非像历史上的佛寺那样，是佛教徒长年住寺修行的地方，而是作为一地方（或一乡、或一村）在一定的时间敬“玉皇”、“龙王”、“财神”、“药王”、“马祖”、“火神”等“祈神禳灾”的场所。在这些时间里， 道人、道士诵经，民众中有相信迷信者，也去烧香、祈求神灵保佑或抽签问卜。在其他时候，民众中没有什么信仰活动。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全民族信仰的一种宗教。在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是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曾先后在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中信奉。《甘宁青史略》记：“伊斯兰教在唐天宝后，从西域流人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唐时到河西走廊经商的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很多，他们先从新疆进入河西，有的长期居住下来，所以，河西走廊就成了伊斯兰教东传的主要根据地。同时，唐初海上交通繁盛，因此，从海上传人也是一条主要道路。伊斯兰教传人河西，大约始于初唐。明、清初较发展，到了清末衰落。民国初也然。民国后期，据《新西北》1943年卷6卷记载的河西一些县回教寺院和教徒的情况，现记录于下：肃北设治局、鼎新、高台、金塔、临泽、民勤等县均无数字。
   敦煌，清以前就有信仰该教者，仅回族。民国时，修建了一处清真寺。1949年，有信教回族300人。“文革”中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活动并重建了清真寺，1988年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参加活动或闭斋者多达800人。张掖，清康熙十年（1671年）有清真寺1处，民国四年建一清真寺，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5年，城乡共有信教群众165户，741人（其中有回、东乡、维吾尔、撒拉、塔塔尔等）。1958年后，宗教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80年恢复活动，1985召开伊斯兰教代表会，90年建礼拜堂，时有教徒1477人。永昌，于明初已有信该教的回民，1943年，于县城清真寺成立回民救国协会永昌支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1960年以后，随着金川大企业的兴起，大量调入的职工中，有信仰该教的。1981年全县有信教群众529人，1990年有519人（县内无清真寺）。武威，元、明、清就有穆斯林居住。民国九年（1920年），县城建第一座清真寺，1940年有教徒5000多人，张义堡子街有清真寺一处。1942年建凉州清真大寺，寺内藏有伊斯兰经典千册以上，毁于1958年反封建群众运动。“文革”中宗教活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回族同胞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建立了东关清真寺管委会，1984年新修了大殿、礼拜堂、宗教活动正常进行。
   基督教
  基督教，又称耶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和一些小派别。一个派别曾于唐朝传人中国，称为景教。又一个派别曾于元代传人中国，称为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通常专指基督教新教。基督教新教各派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传人中国。基督教传人河西走廊各县的时间有先有后，内分几个派别的传人时间也不一样。敦煌曾于唐初传人（景教，宋时消失，元复兴，后断），新教于民国中后期传人敦煌、酒泉一带，有牧师数人，信者很少。传人张掖的新教有四个派别。清末民初传人内地会；1933年传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40年传人耶稣家庭会，1943年传人中华基督教会，均有教堂。1931年修建了福音堂，内有英国牧师和传教师，均于1950年回国。1950年，各派共有教徒200多人，后宗教活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于1986年，该教召开代表会，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0年修建教堂一座，时有教徒238人。永昌的基督教，始于民国二十七年，首先传人了耶稣家庭会，有教徒11人。1960年以后，外籍调入的企业职工中有基督教徒，1980年后，全县有教徒24人在家庭活动。1987年成立管理小组，1990年有教徒174人。武威县的基督教始于1887年，首先由上海内地会派英国人到武威传教。先后传人的教派共四派：即1887年传人中华内地会，至1951年有教徒125人；1936年传人中华基督教会，至1951年有教徒35人；1941年传人浸信会，至1951有教徒145人；民国后期传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50年有教徒30余人。以上各教派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武威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又经改选。
  天主教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派。曾于元代传人中国，后中断，又于明末（十六世纪）传人。天主教传人河西走廊各县最早是清初。但走廊西部较少，有些县无此教，走廊东部较广。酒泉于清代传人。张掖于清康熙年间和光绪四年有比利时教土和甘肃教区主教先后到甘州传教。至1949年前，有天主大教堂4座，教徒3000人，农村有教堂4处，有德国、荷兰籍神甫6人，除1人死于张掖外，其余于1950年回国。1952年天主教徒选举了爱国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全县恢复了城区和农村7个活动点，有5个点修了教堂，1984年，召开了天主教会议，成立张掖天主教爱国会，至1990年，全市（县）有神职人员3人（修士1、修女2），共有教徒3000人。永昌县是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传人天主教的，首先传人本县永宁堡，1921年后，传人本县董家堡。1932年，县城始有教堂1处，抗日战争时，董家堡和县城教堂有外国神甫二人，修女六人，贞女1人，教徒全县共90多人。1950年外国神甫回国，时有教徒255人。“文革”中停止宗教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县城外，原有三个地方恢复了活动，1990年共有教徒281人，武威县是清康熙四年（1655年）和光绪四年（1878年），先后由比利时会士和主教来凉州松树庄传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甘肃北部教区凉州设总堂。1945年后。武威设总铎区，管理15座教堂（大部份在农村）。有外国籍传教士16人，华籍神甫3人。1951年有教徒4068人。1952年在教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三自”革新运动，广大教徒和群众揭发出了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私藏枪枝、弹药的罪行，并公开展览，使人民群众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1952年，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爱国教徒走上了自办教会的道路。1981年成立武威县天主教爱国会。
   参考文献： 《甘肃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省图书馆1984年版）；王震亚、李清凌等《甘肃古代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五凉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甘肃丈史资料选辑》31期；陈作义《丝路取经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酒泉史话》（酒泉史话编辑组）；《张掖春秋》（张掖地区地方史志学会）；《张掖史话》（兰大出版社1992版）；《哈密漫记》（哈密市委宣传部）；《金塔文史资料》；杨建新、卢伟《历史上的欧严大陆桥—— 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敦煌市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永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武威市志》（送审稿本）；《肃南县志》（甘肃民族出版杜1994年版）；《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此文原载于《金昌文史资料》十辑1997年出版）《永昌文史》七辑转载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