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圣迹再现
  今甘肃省西部，在祁连山脉与龙首山脉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地带，地理学家称之为“河西走廊”。就在河西走廊中东部的今永昌县望御山谷（简称御山峡，古又称仰容山、望御谷等）里，尘封着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凉州，隋、唐时期声震全中国，誉满西域的凉州都督府番禾县圣容瑞像和瑞像寺院。古番禾县就是今永昌县，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津，在曾闪耀着灿烂光辉的两汉时期，这里就盛开着中西文化交融的艳丽花朵。虽然沧桑岁月累经变迁，但是，在历史长河中淀积下来的丰厚的佛教文化精萃，在经过了1460年之后，却随着不朽的历史摇篮跨入了21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拨开了历史封尘，使我们领略到了这座古寺院昔日佛教文化的辉煌。 然而，今永昌县的古番禾县圣容瑞像和驰名中外的瑞像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人对她的由来和兴衰历史，一概是不了解的。人们只是从地方志书里和传说中知道，这是一座很古的寺院，叫圣容寺（群众俗呼后大寺），但古到什么时候却不清楚。寺院遗址的石壁上雕刻着一尊浮雕石佛立像，既不了解它的来历，更不知道它辉煌的历史。用另石雕刻得很精细的石佛的头，多少年来被抛弃在遗址废墟上，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当地农民还把它当作石料垒砌在牛圈墙角上，直到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被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黄兴玉发现，与同时发现的另两个石佛，一同运回县文化馆保存起来。寺院遗址背后的象山顶上，屹立着一座七级空心佛塔，遗址对面的金山半山腰处屹立着一座七级实心佛塔，也不知道是什么朝代建造更不清楚它的历史价值。寺前山崖石壁上有六行六种文字，其中汉文为“唵嘛你钵弭吽”，只知道它是佛教六字箴言，但其他是什么文字不认识， 也不晓得刻制于何代。几乎残破无壁的寺院，到民国后期已被彻底废弃，摇摇欲倾的山门和几间僧房，1953年被当地农民拆除。寺院遗址上，由原北海子乡金川西村十四户农民修了民宅。他们利用峡谷小河的水，耕种着这里有限的土地，显得清贫而宁静，留在寺院的遗迹似乎与他们毫无相干。至于这座历史上的名寺和曾经声震海内外的“凉州番禾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大量的描述和“敦煌遗书”中丰富的文字记载，不要说这里的群众，就是地、县两级文化界也是一无所知。
  20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在深入研究莫高窟壁画中，发现一些洞窟中有隋末唐初到五代时期大量的壁画描绘的是“凉州盘和都督府番禾县北仰容山”一尊非常有历史地位的圣容瑞像，有与这尊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神僧刘萨诃以及这里这座寺院的兴衰变迁等方面的故事画面，画面内容非常丰富，榜题很多，诸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盘和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等等。还有以这尊圣容石佛瑞像为主尊佛围绕它描绘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和“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等很多壁画故事画面，还有少量绢画和塑像。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还从大量的“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发现了与这些壁画、绢画相一致的十分丰富的文书记载。他们为了弄清楚这些壁画和文字记载的来龙去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广泛地考察与研究，寻找着这些壁画与文书记载中所指的遥远的历史出处。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孙修身先生首先从《法显传》中发现：法显和尚于后秦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讫，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因此，他初步怀疑，莫高窟壁画里和文献记载中的仰容山，是不是青海经扁都口至张掖取经路上的养楼山。又据刘萨河因缘故事变，曾讲到刘萨诃和尚“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预言佛像出现事，认为他的行进路线与法显取经的行进路线相似，所以又疑释慧达传说的望御谷，是不是也是仰容山这个大地名内的一条山谷。后来，孙先生又从《永昌县志》里得知，清乾隆五十年修《永昌县志》中记载有莫高窟壁画里大量描述的刘萨诃（法名释慧达）和尚曾居住在该县祁连山中当年修建的一座叫云庄寺的石窟里。并且得知，今永昌县就是古番禾县，因此，他根据这些记载，肯定这个云庄寺就是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圣僧刘萨诃授记、时过86年后，也就是至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挺出石佛瑞像的那个地方，并肯定：北周保定元年建的瑞像寺就在这里，经隋、唐极盛时期之后，改名云庄寺??。孙先生根据以上重要发现，虽然排除了前面的两种看法，把圣容瑞像出现地和瑞像寺的具体所在地圈在了番禾县，但是，把它说在了古番禾县城东南的祁连山中，与文献记载对照，地理方位不对，如《高僧传》二集《魏文成郡沙门释慧达传》记：“元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这里说的“番禾郡东北望御谷”的番禾郡，指的是番禾郡治所在地，也就是说释慧达行至番禾郡治东北方向的一个叫望御谷的地方说：“此崖当有像现??”，“此崖”，意即这个崖，不是指很远很远。而番禾郡的云庄寺，则在番禾郡治东南方向五六十里的祁连山中。所以说方位不对。那么古番禾县（亦即番禾郡）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五凉志》等均记：“番禾城在今凉州府永昌卫西二十里”。永昌卫城即今永昌县城，始筑于宋、元间，元代的永昌路治和明代的永昌卫治均设在这里。《永昌县志》记：“番禾城遗址，位于今永昌县城西20里的水磨关以南一公里处。”这是1971年至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确认的，城为方形，残高最高处一米多，城内文化层中汉代遗物丰富，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群众俗呼三节白虎城，还有白虎城的传说。所谓“白虎”城者，是民间的传说，研究者们认为：这是“番禾”的转音。番禾县，是西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时设置的，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叫作番和与番禾，在敦煌莫高窟壁画榜题上写作盤（盘）和或番禾。西汉时，番和县治同时也是朝廷管理整个河西屯田事务的农都尉治，东汉因之。三国魏至两晋为番和（禾）县，后魏在番禾县治同时设置番禾郡，北周废郡置镇。隋时复置番禾县，唐初仍为番禾县，高宗李治咸亨元年（670年）以县置雄州，调露元年（679年）废雄州，玄宗李隆基天宝三年（744年）以山出醴泉，改为天宝县。唐代宗李豫广德二年（764年）被吐蕃占领，至穆宗长庆中（821年）仍改为番禾县。宋初仍为番禾县，被西夏占领后达一百九十多年，期间，于番禾县置永州。元朝于番禾县置永昌路，永昌之名自此始。 明朝在此置永昌卫，清雍正三年改卫为县至今。 敦煌研究院的孙修身等专家们在深入研究和寻找莫高窟壁画和文献中关于“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来龙去脉的时候，意外地在武威县城东北角发现了一块出土的半截石碑，这块石碑是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刻制的，该碑本是1979年十陆医院修建时，被推土机推出来的，出上后，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81年8月，由武威于竹山先生住院时发现，随叫武威县文管会运去保管。残碑共有25行，1000多楷书字。从此，引起了史学界重视。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闻知后，于1982年同武威党寿山先生对此碑进行了考释。碑文记载的内容正是凉州番禾县北瑞像寺圣容瑞像出现的故事和与瑞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圣僧刘萨诃的佛教活动事迹以及该寺的发展史。孙先生将碑文的记载与古代文献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同敦煌莫高窟里中唐时期开凿的231、237诸窟和五代初期开凿的第98窟、五代末年开凿的第61、72窟等窟洞的壁画所描绘的凉州番禾郡北御山峡谷中石佛瑞像出现的一系列故事和刘萨诃佛迹活动的一系列故事画进行了对照研究，结果三者都十分契合。碑文的有些情节为文献所不及，但又与莫高窟壁画中的情节十分相似。这样以来，就使被长期湮没了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得到了充分地证实。于是，孙先生于1982年下半年两次到永昌县考察了刘萨诃“授记”的番禾郡（县）遗址和番禾郡东北的望御谷。当时我们县正搞新永昌县志的编纂工作，对永昌历史上古番禾县的历史是清楚的。孙先生听了关于番禾郡（县）历史变迁的介绍和番禾郡（县）东北方向望御谷有个寺院遗址（群众俗呼后大寺）的介绍，又查阅了旧县志的记载，首先感到番禾郡（县）故址与东北方向的这个寺院故址，在地理方位上，完全与文献所记载的“刘萨诃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十分契合。通过对御山峡谷圣容寺的考察，取得了更令人震惊的成果。在圣容寺遗址上，发现了一尊依山而立的石佛像，是以浮雕的手法雕刻在石壁上的，佛头则由另石雕成。石佛像通高一丈八尺，这与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的御山石佛立佛像非常一致；在寺后象山顶上耸立的一座七级空心佛塔的内壁上，发现了数层壁画，表层被鸽粪污漫而模糊，第二层画有一尊与莫高窟壁画上相似的御山圣容瑞像，塔壁上还有“圣容寺?‘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即唐朝中期）“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题记；寺前有一小河，寺旁有不多耕地??，这些都与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完全一样。所有这一切充分地证明，古番禾郡（县）东北望御谷，今永昌县城东北直距10公里处的圣容寺遗址和现存的石佛像，无疑就是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和佛教文献里及出土石碑中所记载的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这四者惊人的一致，孙修身先生十分高兴。1983年12月，孙先生与党先生在《敦煌研究》发表了《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彻底解决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和壁画榜题中、文献记载中有关 “番禾县北仰容山谷中圣容瑞像”找不到出处的这一悬案。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座曾经名扬中外的名寺，这样一尊在敦煌艺术宝库中都有那样显赫地位的圣容瑞像，为什么长时期以来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呢？笔者认为，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必然，也因为它失宠的年代久远，丝绸之陆路逐渐萧条和河西在历史上战乱频繁及佛教文化逐步走向衰落的原因；敦煌艺术宝库中的壁画、绢画、塑像和遗书文献，也因被淹埋于历史的沙尘之下，得不到保护，而产生出了这种历史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和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才使得敦煌艺术再现辉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昌县圣容瑞像的由来和寺院兴衰
  今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龙首山脉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峡谷，叫望御山谷（简称御山峡或御山谷）。就在这条峡谷的中段，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瑞像寺院（今名圣容寺），寺院正殿的石壁上，挺立着一尊始雕于公元520年的圣容石佛瑞像，这就是敦煌莫高窟里有它大量壁画和丰富文字记载的“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和它的寺院。为了让读者了解这尊神奇的圣容瑞像的由来和这座驰名中外的瑞像寺院的兴衰历史，这里概括地作个陈述。 据佛籍记载：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至北魏时期，中国有个稽胡族高僧叫刘萨诃（360至436年），文成郡（今山西吉县）人，此人出生于富比王室、奴婢数百的富豪家庭，喜习武，好射猎，三十岁前恶迹累累，为地方一霸，曾当兵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在任上大宴亲朋，饮酒过量死去，由于心口尚暖未葬，七天复活。传说是观音菩萨指点迷津，让他赎生前滥杀生灵的罪过，令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释慧达。刘萨诃一生敬佛四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在家乡和江南各地学法宣教，后二十二年在河西弘扬佛法。刘萨诃佛性极高，他生前最受时人崇仰的是预言正确，凡是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里，都得到了应验，因此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在河西地区，有关他的佛迹活动的传说很多，遗迹不少。比如有在肃州开山畅流，救助生灵的传说；有开凿莫高窟的传说；有在番禾县开凿云庄石窟、修建云庄寺并在这里宣扬佛法的传说；有在番禾县劝李师仁勿杀鹿的传说和预言仰容山石佛瑞像出现的传说等等。后来他被推上了至高无比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不仅被神化为观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祖释迦牟尼比肩，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等，河西地区信仰尤甚。 就是这个和尚，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带了几个弟子，准备第二次西去印度观佛迹。他们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和县（番禾故城在今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么关一带），刘萨诃止步拄锡杖，向东北望御谷山，若有所思。弟子们不解其意，就问：“师傅凝望此山，有何祥兆？”刘萨诃指着御谷山奇峰说：“此山有奇灵祥光，将来会有宝像出现。宝像出现时，如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如宝像肢首俱全，预示着天下太平，民生安乐。”授记之后，率弟子继续西行。他们经过甘州（今张掖），休息数日，又经肃州（今酒泉），行至肃州西七里涧，刘萨诃无病而逝，骨头立时化为小碎块，如葵籽大，并能串在一起。当地佛僧大为惊愕，都认为是刘萨诃显圣成佛的象征，就在那里修了一座骨塔和寺院，纪念刘萨诃。 时过86年，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一日番禾郡一猎手叫李师仁，赶鹿到御山峡里，忽见一寺，整齐宏伟，还有僧人走动。师仁惊奇，他想，平日常打猎此地，根本没有这个寺，他认为这是佛祖显灵，于是赶忙跪拜，待抬头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就垒石为记。过了不长时间，凉州番禾郡御谷山一带，忽然大风骤起，祥云密布，雷电交加，山摇地动。只听一阵巨响，御谷山崩裂，绝崖石壁上现出一尊石佛瑞像，其余俱全，唯没有头。当地官民十分震惊，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雕成佛头，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安首仪式。可是，白天将佛首安放上去，夜晚就跌落了下来，经多次安放都是如此。此后的约四十年时间中，天灾人祸连连发生，北魏皇帝苛政失道，百姓痛苦，正好应验了刘萨诃和尚生前授记之言。 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557年），在距此山二百里的武威城东七里涧，夜现祥光，照耀几十里外的地方，人们都去观看，是一尊石佛像头。有人说，这必定是番和县灵像的头。于是，就把它迎送到御谷山，举行了祈祷仪式，当众僧侣敬捧佛首放戴于肩的时候，佛首“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礼佛庆贺。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北魏至北周，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佛徒甚众，高僧云集。众佛徒为了实现在番禾建寺的愿望，因而，首先造就了佛像，又造出了这些舆论，并利用佛教的影响力和地方官府，把这些情况上报给了朝廷。 北周皇帝字文邕知道了这些神奇的传说后，就派遣字文俭亲往察验。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属实的（其实还是官府来自民间的传说）。于是，武帝于保定元年（561年）下旨，调集凉州、甘州、肃州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建成，寺分三处。该寺初有僧人七十人，敕赐寺额为“瑞像寺”，从此，香火盛极，僧侣众多。 到建德初年，（约572年）一天夜间，瑞像佛首自行落地，僧侣官府惊愕，马上把此情况报告了朝廷，皇帝派大冢宰和齐王亲临验察，并举行仪式重新安放，但是，还是白天安好，夜晚脱落，反复十余次，又制木头安放，仍然如此。时过不久，到建德三年，武帝焚寺灭法，天下寺院遭到焚烧，广大僧众受到严厉打击，番禾郡的瑞像寺无例外地遭到了被焚厄运。寺被烧毁了，但石雕的佛身、佛首依然完好。因此，人们更信仰神僧刘萨诃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的传说。 隋朝建立后，建元开皇，由于隋文帝提倡佛法“是岁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营造经像，于是，时俗随风而糜。”（《资治通鉴·陈纪九》）佛教再度兴旺，番禾县瑞像寺得以重建，瑞像身首复合一体。为此，“于开皇九年（589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隋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到河西，带领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亲临该寺拜谒瑞像，御笔将瑞像寺改名感通寺（大业九年，朝廷通令天下寺院为道场，因此感通寺也叫感通道场）施舍了大量财宝，下旨扩建增修寺院。并令天下模写石佛瑞像供奉，不久，感通寺声震全国，驰名西域。 唐朝，由于佛教在中国更加兴盛，地处丝绸之路要津的古番禾县感通寺，成了与西方佛教文化融会的中心寺院，因此，各代皇帝非常重视这座寺院，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年（636年），感通寺像山出现凤鸟蔽日祥兆，太宗派使供养；贞观十八年（644年）三藏法师从五天竺取经归途中，来感通寺拜佛讲经（《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记：“贞观十年三藏法师从五天竺来云”（史实确切记载，三藏法师是贞观十八年回来的）。在听了该寺高僧讲述了圣容瑞像后，深有所悟，他说：“我在五天竺，听彼国老宿云，那里曾有佛像一双，一日，一像忽然不知去向。多少年来，此事成为五天竺佛界奇事。感通寺这座瑞像原来是从五天竺东渡降临的。”唐中宗时 （684-710年），中国佛教更加兴盛，古番禾县感通寺也已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寺，中宗多次派特使到寺敬物。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或前或后，朝廷敕令在寺后像山顶上和寺前隔河半山腰间修建了大小佛塔各一座，至今雄伟壮观，相峙矗立。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诣寺礼谒，并画像赐物。后奉使入强虏乌折勒，郭元振用智慧和诚信感化了乌折勒子娑葛，唐虏重归于好，说是瑞像佛的保佑，中宗即令御史霍嗣光，持幡、绣袈裟等到寺礼敬。到中唐，即代宗李豫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安史之乱，攻陷兰、廓、沙、鄯、洮、岷、秦、成、渭诸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番禾县也为吐蕃所据。吐蕃是藏族的祖先，素来笃信佛教。番禾县感通寺吐蕃统治时香火很盛，从遗址现存唐塔壁画中“有番僧一千五百人”题记，可证明其盛况。据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可知，古番禾县感通寺是于吐蕃统治时改称为圣容寺的，至今仍叫圣容寺。 宋朝初年，党项羌崛起，于公元1015年赶走了统治凉州姑臧（今武威）、番禾（今永昌）的六谷吐蕃，随之占领了整个河西各州，建立了西夏国。西夏国主李元昊是个笃信佛教的人，他在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中，提倡佛教，翻译佛经，因此，在西夏统治的190余年中，古番禾县（西夏时改设永州）圣容寺的佛事活动很是兴旺。至今存于该寺前石壁上的“六体”文字石刻（其中有西夏文一行）和莫高窟有关资料分析，西夏时，这座寺院曾进行了重修或维修。元朝统治时，没有像西夏那样提倡佛教，但从蒙古人信佛和从石刻中留有蒙文判断，当时这里民间的香火还是不断的，但已经走向了衰败。明朝时期，重视文化建设，提倡儒佛道。在永昌县城内修建了不少寺庙，特别对唐时敕建的位于县城北二里的金川大寺（前大寺）和位于县城北十里九径八涝池的金川大寺（后大寺，俗叫四台子寺院）进行了重建（有石刻文记载：“隆庆五年重建”）。在前大寺北沿、金川河南岸原唐时敕建的佛塔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座通高30米的佛塔（今保存完好），在前大寺东50米的水云山上也修建了同样一座佛塔。有资料记载：金川大寺前大寺，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重建，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维修，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年）整体重修，民国4年（1915年）维修。（金川大寺后大寺，传说毁于明末清初，金川大寺前大寺部分建筑毁于民国16年大地震，其余建筑在1936年红西路军与马步芳部作战中毁，水云山上的佛塔于“文革”中被造反派炸毁）。由此可见，明时，由于县城内和县城附近寺庙的兴建，而远在城北二十里望御山谷的圣容寺已经冷落衰败。到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圣容寺逐步地已被完全废弃丁。解放初，仅存欲颓的山门和几间僧房，于1953年，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被当地农民拆除。 关于圣容寺的名称，前面已经说到，吐蕃统治河西时由感通寺改名圣容寺至今。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同志的记游文章或文艺作品中还有把它称作“后大寺”的。当然这种称法有其原因，根据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编修的《永昌县志》记：“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后大寺（即圣容寺）”，另一个原因是，群众俗呼圣容寺为后大寺。这些记法和叫法是不正确的。今天要研究它，就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根据一是：笔者在1984年至1993年主编《永昌县志》时，我们从北京图书馆文献部查到了《凉镇志》，是《凉镇志》解决了混淆近180年的历史问题，《凉镇志》修编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该志记：“金川大寺有二，一在城北一里（应二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大寺”。在圣容寺条下记：“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这就清楚地说明，后金川大寺在城北十里，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与现在的遗址方位极是。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成的《五凉志》和乾隆五十年（1785年）修成的《永昌县志》 所记都是正确的，《五凉志》没有记后金川大寺，推断该寺院在编修《五凉志》时可能已经废弃。《永昌县志》嘉庆本之所以记载错误，笔者认为：是它与《凉镇志》前后相距159年，在修志时，编者没有见到《凉镇志》的正确记载，同时由于后金川大寺废弃时间较长，再加群众中逐步把圣容寺俗称后大寺，所以，编修者也就有了“后大寺（即圣容寺）”的记法。那么，“一在城北十里”的后大寺在哪里呢？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根据1971至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情况，笔者于1986年同文化馆馆长黄兴玉和其他文化干部，又一次对“城北十里”的后金川大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城北十里的“九径八涝池”山顶上，有一座庞大的寺院遗址，登高远望，山势雄伟，气势磅礴。原寺院建筑依山势分为高下四个台级，随台级有四层建筑组成，因此群众俗呼为四台子寺院，每层台基前沿筑有高约四米左右的石砌墙基，建筑均毁，砖瓦墙土堆积很多，寺遗址左侧有高约2米，宽约4米的巨石，石上留有阴刻竖写文字一方，大多风蚀剥落严重，模糊不清，只存“隆庆五年重建”“??寺”“石匠屠文学、张文×、于××”。以上“??寺”，我们认为是“后金川大寺”几个字。寺遗址侧石壁上，还有长约6米，高约2米的石刻文字和石刻画，字迹和刻画模糊不辨，中间仅存“福如东×”几字，每字直径约20厘米。同时群众中也有俗语“从前大寺走到后大寺，跌到九径八涝池”。从以上几个方面证明，位于九径八涝池的四台子寺院，无疑是金川大寺后大寺。那么，“九径八涝池”这是怎么回事？后金川大寺遗址东脚下，是一条由南向北、由高渐低的山沟，沟底沟边似乎是由一块没有间隙的整体灰色巨石构成，由于雨水长期冲刷，光滑明细，沟底从南向北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石边、石底的“石涝池”，其中较大的有八个，最大的一个面积约有20平方米，深约2米左右，内积有雨水，因此，群众叫它“八涝池”。由寺院东南下山，跨过山沟，从寺的东面山腰循径下山，一路左盘右旋，要转九个弯曲的石路，才能下到山脚，曰“九径”，因此，群众叫这里为“九径八涝池”（现在有同志在写文章时，写作“九井八涝池”，是讹传），下山后， 沿寺北古坟园沙沟向北出山，就到望御山谷现今的金川西村二社。关于圣容寺不是后大寺的另一事实是：1982年12月，敦煌研究院的孙修身先生到永昌考察番禾县圣容瑞像和寺院遗址时，在圣容寺遗址唐塔内壁上发现有“圣容寺”等题记和壁画，这又一次充分证明，位于今御山峡谷里的古圣容寺就是圣容寺，并非后大寺。叫后大寺只是群众中的俗称。
  圣容瑞像与莫高窟因缘
  在敦煌莫高窟里今存的以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为主尊佛以及围绕它而绘制的大量的壁画、少量的绢画、塑像；藏经洞发现的佛教经典中对这一佛教圣迹丰富的文字记载，都紧紧与今存的永昌县圣容石佛瑞像和圣容寺联系在一起。今永昌县圣容瑞像这尊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圣容石佛像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四十多年演变而来的圣容寺，为什么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那么多的绘画记载，为什么在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有那么丰富的文字记载，为什么从北魏到隋、唐以至五代有那么深远而广泛的社会声誉，这和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被称为“佛”的高僧刘萨诃是分不开的，其实古番禾县北望御山谷的圣容瑞像，按佛籍的说法，它就是刘萨诃成佛后的化身。刘萨诃生于东晋升平四年（360年），卒于南北朝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年），刘萨诃于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年）三十岁时出家为僧，一生敬佛40多年，前20多年游历江东，学习佛法，瞻仰佛祖真容，宣教观礼，并在原籍开展宗教活动，还去了五天竺拜谒佛迹；后22年（东晋刘宋义熙十一年至元嘉十三年，即公元415年至436年）在河西弘扬佛法，修炼宣教，修寺凿窟。这一时期，是刘萨诃和尚一生佛事活动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阶段，在佛教界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刘萨诃一生的佛事活动，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在江南活动的情况，但大量的是在河西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古番禾县（今永昌县）的活动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壁画是围绕刘萨诃在番禾县的预言和番禾县北仰容山圣容瑞像的出现这一主题进行描绘的。莫高窟壁画中的凉州山开瑞像出现的故事，就是番禾县北望御山谷挺出石佛瑞像的故事，还有随之而产生的诸多故事。这些故事，最早出现在公元7世纪，即隋末唐初开凿的第203窟中，初期是以雕塑的形式表现的，为象山立佛像，即“番禾瑞像”。这种形式在盛唐时期开凿的第300窟和323窟中也有表现，也是依山而立的“凉州番禾瑞像”。从唐朝中期开始，表现这一内容的形式，就成了以壁画为主，如五代末年开凿的第72窟，在这个窟的主室和西壁都绘有“圣僧刘萨诃和尚圣容像”“圣者刘萨诃”，尤其是该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即刘萨诃预言凉州番禾郡望御山谷出像为主和刘萨诃其他佛迹活动及圣容瑞像诸多情节的壁画和榜题，画面非常庞大，情节特别繁多。这一壁画下半部分自然损坏严重，上半部分完好。仅上半部分的画面中，就有如：刘萨诃预言过的番禾县圣容瑞像出现的画面；有佛从空中而降的画面，榜题：“圣容像真身乘云来时”“罗汉迎圣容佛时”。还有“圣容像入龙时”“千佛现时”、“二菩萨来会时”等；有圣容像出现后无头的画面，榜题“圣容像初下无头时”；有僧俗雕制佛头安装时的画面和复落的情节画面；有凉州七里涧出现佛头时的画面，榜题“七里涧圣容像头现时”；有僧俗用八抬大桥抬送佛头到番禾望御山谷跪迎时的画面，榜题“大众持华迎本头时”；有安装佛头时的画面，有佛头安装成功，人们欢庆时的画面，榜题：“却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壁画中还单独画有圣容立佛像等等诸多内容的画面。这些画面，在《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文中和《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里，都有丰富的记载。莫高窟壁画中还有一些猎师李师仁在番禾射鹿，刘萨诃显圣劝化的画面，榜题：“刘萨诃和尚见猎师时以劝化时”。这个画面，在佛教文献里没有记载，可是在出土石碑中记载得很清楚。这一壁壁画上，还有刘萨诃修行坐禅、焚香启愿的画面，有层峦叠嶂的山峰，有雄伟的寺宇，有流淌于寺前的小河和池水，还有农人扶耧播种的画面，榜题：“农人耕种时”；有周武帝派人毁像，像现神光未敢毁，又放火烧寺，天降大雪扑灭大火等画面。榜题：“番人放火烧寺天降雷鸣以霹雳打煞时”；有反映寺院重修和隋炀帝来寺朝拜圣容瑞像，并令天下模写瑞像，广泛供奉、画像人丈量瑞像尺寸的画面；有三藏法师取经归途中，到瑞像寺讲经礼佛、兵部尚书郭元振诣寺礼谒、御史霍嗣光持幡花诣寺朝拜等繁多的画面，还有一幅蕃人盗佛珠而死的画面。以上这些诸多的画面，把番禾县北望御山谷中的圣容瑞像描绘得淋漓尽致，仅画面上的榜题就有三十多条，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等等。以上这些壁画的内容，同出土的石碑记载和佛教文献里的记载都非常契合，同永昌县御山峡谷中圣容寺遗址现存的石佛瑞像以及地理环境也都十分一致。除莫高窟第72窟集中描绘了番禾县北御山谷圣容瑞像故事外，还有其他一些洞窟中也有描绘，如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开凿的第231、237窟，就有若干描绘番禾县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为主题的壁画，榜题“盘和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在五代初年统治瓜、沙二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第98窟、五代末曹元忠及妻翟氏开凿的第61窟，都绘有以上内容的画面；在第55、89、81窟等洞窟中，也画有倚山而立的“凉州盘和县石佛瑞像”。除此而外，在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绘有番禾县望御山谷中以石佛瑞像出现等故事为内容的画面（此画被英国斯坦英盗走，现藏大英博物馆，壁画中也有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的及英国人斯坦英盗走的）。 番禾县（今永昌县）望御山谷出现的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的佛教事迹，除在莫高窟有大量的壁画、少量的绢画、塑像记载外，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遗书文献中，也有非常丰富的记载，其中如《佛记》《冥详记》《高僧传》《续高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通宣律师感通录》《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佛记》等。还有一些遗书被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英盗走。新中国成立以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就古番禾县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其它莫高窟的壁画、遗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研究情况来看，在莫高窟里有关圣僧刘萨诃和圣容瑞像的壁画为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它）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就进一步说明，圣僧刘萨诃和番禾县圣容瑞像自隋、唐以后，在佛教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它）不仅誉满全中国，而且驰名西域，可以说影响大而深远。据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考证，刘萨诃在河西活动的22年中，与莫高窟的开凿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存的268、272、275三个洞窟可能是刘萨诃开凿的。据《永昌县志》记载：晋僧刘萨诃曾居住在番禾县云庄山。根据他与番禾县瑞像寺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和在当地产生的那么多的民间传说，说明他在云庄山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从民间传说和有关资料说明，古番禾县云庄石窟和云庄寺是刘萨诃在这一时期开凿和修建的。 古番禾县圣容瑞像和这座寺院，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和深远影响，这与历代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前面已经说到，自北周以来，特别是隋、唐以来，历朝历代皇帝对它十分看重，不是当朝皇帝亲自前往朝拜，就是屡屡派重臣代表朝廷修寺、赐物、画像、造塔，因此，随之而产生了许许多多令中外佛教界震惊与叹服的佛教事迹和佛迹传说，所以，这座寺院因之成为河西走廊第一名寺，成为名扬全中国、誉满西域的名寺，使她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声望越来越显赫。也因为如此，它在敦煌莫高窟这个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才产生了有关它的大量的壁画，在敦煌遗书中和大量的佛教文献里、碑刻中，才有了它的兴衰发展历史和圣僧刘萨诃与这尊石佛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佛教事迹记载。
  瑞像寺今日遗迹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敕建的番禾县北望御山谷瑞像寺，烧毁于北周末年。隋初，文帝兴佛敕建，炀帝西巡时，亲自躬往，礼敬厚施，御笔改瑞像寺为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把感通寺改为圣容寺至今。这座寺院，在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多次重建或维修，最后几间僧房和山门，于1953年彻底拆除，寺址上由农民修建了院宅。寺院虽然毁了，但是寺院所属的有关建筑和遗迹都保存了下来：
  一是圣容石佛瑞像。即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描绘的“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这尊佛像，原是利用山壁上自然生成的坚硬的花岗岩，以浮雕的手法雕凿而成。石佛瑞像为立佛像，佛头用灰色石另雕而成，通高一丈八尺，看上去好似身着袈裟，两臂自然下垂。在1971年至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笔者为永昌县文教局文化干事，还有时任县文化馆长的黄兴玉，调查中从耋老处得知：清朝末年，这座寺院已非常破烂，大佛殿已不存在，那尊佛像是用胶泥塑造起来的，很丰满，形象生动，不知什么时候毁了泥身。露出了石像。现在，这尊浮雕石佛瑞像的身躯仍完整地挺立于石壁之阳。石佛的头，前面已经说到，有县文化馆保存。石佛像头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据敦煌研究院孙修身等专家鉴定属早期原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风格的印象，黄兴玉先生在圣容寺遗址的石坑中发现的另外两尊石像，一尊是北魏时期的石雕立佛像，佛龛高120厘米，佛像高94厘米，面部残；另一尊是一个佛首，通高13厘米，专家鉴定为唐代石雕艺术。 二是圣容寺塔。今圣容寺遗址北背的象山顶上，屹立着一座大佛塔，隔小河南面的金山半山腰平顶上，屹立着一座小佛塔，遥遥对峙，保存完整，为圣容古建筑之一。这两座佛塔的具体建造年代不详，但根据两塔的建筑形制和时代风格来看，当属唐代建筑。同时，根据隋、唐时期河西地区佛教特别旺兴发达和隋、唐皇帝或朝廷重臣频频到该寺朝拜，扩修寺院、赐物、画像等敬仰圣容瑞像的诸多重大行动来分析，这两座佛塔，应是在盛唐太宗李世民或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所建，有可能它的建造时间还在西安大小雁塔之前。圣容寺大塔通高162米，为七极方形，空心砖结构， 基层较高，向南开门，可供入出。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残破木梯有跌落危险于1973年取除。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有壁画和题记。小塔也为七极，通高4.9米，实心砖结构。两塔于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是六体文字石刻。今圣容寺遗址前山脚石壁上保存着“六体”文字石刻，为佛教六字箴言，汉字为“唵嘛你钵弭吽。文字距地面2.4米，文字所占面积高1.8米，宽2.4米，为阴刻，自左至右横写，共两方，每行六字，字大小约20厘米。左一方共四行，从上到下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为蒙文或为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右边一方共两行，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大约刻制于西夏到元代这一时期，附近山崖上还有一些石刻文，多已辨认不清。 四是出土石碑。出土于武威县城的感通寺石碑。经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释，拟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仅存下半段，上段和碑额、碑座皆缺。残碑高152、宽115、厚37厘米。正面真书文字25行，共现存千余字。该碑刻制于唐朝天宝元年（742年）。碑文一至五行，讲的是凉州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石佛瑞像出现的故事。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此故事的记载很多，尤其是唐初高僧释道宣的著作中最丰富；敦煌莫高窟第231、237、98、61、72、300窟等窟洞的壁画中都有充分地反映。碑文6至20行，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记述了凉州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瑞像寺的建立及其发展历史：碑文对有些情节记述的详细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主要内容：有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神僧刘萨诃欲去天竺观佛迹路经番禾县，向番禾县北御山谷中“授记”，预言“此山当有像现”和弟子的问话及刘萨诃回答的内容；有相去86年，到北魏正光元年（520年）猎师李师仁赶鹿于此山，忽现一寺，感觉神奇，叩头垒石为记，没过多久，忽雷震山裂，石壁上挺出无头佛像。北魏末年，天下丧乱，生人涂炭，正好应验了萨诃预言的内容；有武威东七里涧神光照耀，发现一佛头，疑是番禾御山灵像首，抬去安装，相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四众悲欣千里的内容；有北周皇帝听到这个神奇的传说，派特使字文俭亲临番禾察验，情况属实，便敕令凉州、甘州、肃州3州力役3000人造寺，3年造好，寺分3处，初有僧70人的内容；有至周建德三年废三教，皇帝下旨毁像，瑞像发出神光，众恐慌，报朝廷，朝廷又下旨烧寺，天降大雪，扑灭大火，见南岸佛化僧，番禾官人在僧隐处造一佛龛的内容；有隋初复修该寺，开皇九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樊俭等诣寺供养；隋炀帝西巡到瑞像寺，改瑞像寺为感通寺的内容；有唐贞观十年，出现五色鹤和百鸟蔽日，栖于感通寺象山的情景；有三藏法师从五天竺回来路过感通寺，讲说了在天竺国听高僧讲过，番禾县圣容瑞像是从西天佛教圣地飞来降落的内容；有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到该寺礼谒、画像，并奉使人强虏，由于圣容瑞像佛的保佑化险为夷，说服了乌折勒部众；中宗令御史霍嗣光，持幡花、锦绣袈裟到该寺敬佛以及高僧元明礼拜供养内容；有记载该寺西北方向潜出的泉水，经御山谷寺前流过，水能激轮，并灌溉这里二三十顷田地的内容；还有寺院萧条昼开人不敢人内以及这里戎夷杂居，常有盗贼为患等其他内容；最后是天宝年壬午（即742年）徵土天柱山逸人杨播记。以上碑文中所记内容与敦煌壁画、绢画和古籍文献的记载以及现存的遗迹，四者完全一致。而且碑文记载早于文献，更为重要。五是地理环境。莫高窟壁画中，出土碑文中和佛教典籍中记载：凉州番禾县瑞像寺处于番禾县北仰容山御山谷中，峰峦叠嶂，前有金山，后有象山，寺附近无泉源，寺前有一小河，小河的水是从西北方向几里远潜出的清泉，流淌而来，能激小轮（即能打动水磨轮子）灌溉寺田二三十顷等。这些对环境的记载与现在的环境十分契合。小河的水量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很丰富的，近20年以来，有了很大变化，水量锐减，原因是小河上游的毛卜喇村掘井灌溉，致水位下降泉眼不溢，致小河流水甚少， 有时断流。 五是御山峡谷里还有不少古代文化遗存。如汉、明长城遗址，顺峡谷而筑，紧贴圣容寺，逶迤东西，气势磅礴，保存较好。这段长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树碑保护；在圣容寺西一里处有元代高昌王纽林的斤之墓。清乾隆编修《永昌县志》有记载。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圣容寺东二里长城以北的壕墙山北壁之阳的石壁上，存有长约五十米的一长排塔形浮雕，每座浮雕中有方孔，是历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存放瑞像寺演变过程中各位高僧骨灰的地方。诸多浮雕之间，有一较大的石窟洞，1973年前全省文物普查时，洞上沿刻有“永昌卫王”四字，今已风化剥落；在圣容寺东约5公里处的金川峡水库西南岸，有一处齐家文化遗址，曾出土双大耳陶罐、夹砂黑陶罐、石锛、石斧和碳化谷粒等。因水库淹没，破坏严重；在齐家文化遗址稍南，有一将军墓，并有石碑等遗物，笔者亲见一石碑上刻有“明威将军”，告知县文化馆收藏，同时，在圣容寺东约三公里处，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清理地基中，在一米以下发现丁很多夹砂红陶碎片，已掩埋；据《五凉志》《永昌县志》记载，西晋初期的金昌城，就建在圣容寺稍东的今金川西村一带，民间曾俗呼这里为洪（红）羊圈，今名箫湾，并记这里产煤炭，烧陶器。今附近甘扎子和燕儿沟都出煤炭，在箫湾东侧有规模很大的古陶窑遗址；在御山夹谷以下的金川峡里，有少量古代岩画。
   圣容寺复修情况
  古番禾县北望御山谷中保存下来的圣容石佛瑞像和唐塔两座及六体文字石刻等历史文化遗迹，和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大量壁画及遗书文献一样，均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古代文化的稀世珍宝。所以，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尊重历史实际，倾听群众意见，在经过认真科学地调查研究和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复修这座历史上的名寺。于是，于2001年着手筹备事宜，制定规划，筹措资金，并组织人力于2002年编写了《永昌县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以帮助人们了解圣容寺的历史。2003年省上拨款10万元，金昌市拨款20万元，有关企业赞助近30万元，北京、山东和东北及本省佛教界捐助100万元。在中共永昌县委、县政府的亲自主持下，建立机构指定专人，负责规划、设计、施工等各项事宜，到2004年底，已建起了起脊石佛瑞像大殿五间，大殿前西侧建起起脊念经堂五间，东侧建起起脊斋房五间，斋房后建起伙房三间；大殿东建起居士林12间；念经堂西建起僧人住宅15间（包括三间会客厅）。凿水井二眼（深10米）。位于石佛瑞像前的大雄宝殿正在建设，按总体规划该寺3至5年完工。建寺前，请来了释德圆、释德光二位高僧主持寺院正常佛事活动和寺院有关修建事宜，并成立了包括三位高僧在内的五人寺院管理委员会。 圣容寺的复修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有效地保护莫高窟壁画的底本一圣容石佛瑞像，保护它周围的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历史文化遗址；二是圣容寺的复修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寓意。按照敦煌壁画和文献记载，圣容瑞像重新安放，使之身首合一，寓示着我国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昭示着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繁荣昌盛的新的历史时期；三是将为弘扬历史文化和创造现代文明作出贡献。前面已说到，这座寺院由于受到历史的珍爱和培育，方使她在世界文化宝库莫高窟里的壁画上，在大量的敦煌遗书里、佛教文献里、碑刻中，记载了它的发展历史和圣僧刘萨诃与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记载。所以，今日复修圣容寺，将会激发人们对中华古文化激情的投人，去研究它，弘扬它，发展它，做到古为今用。同时，为进一步深人研究佛教史、民族文化史、研究河西发展史提供证据；四是为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浓郁的文化旅游环境。这里不仅历史文化淀积丰厚，而且自然风光也很优美，峡谷里俊杨参天，麦浪滚滚，两岸峭峰对峙，轻岚飘浮，一条小河自西向东，经圣容寺前穿越峡谷注入金川峡水库。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在峡谷东口处有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她像一块巨大的玉盘镶嵌在万山丛中，清澈碧透，幻变旖旎，野禽成群，鱼味飘香。宽阔的湖面上急驰的汽艇，漫游的小舟以及“水上飞人”诸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巍峨峭拔的群峰交相辉映，妙趣天成。清澈碧透的金川河和湍急奔放的二坝干渠，源源不断地注入水库。水库大坝以下的金川峡谷里，更是一派桃源景色，峡谷两岸峭壁雄峻，飞翠叠嶂，峡谷深处细柳婀娜，谷水涛涛，优美的自然景色同坝后电站、人工园圃、水库服务机构、小桥人家和布满峡谷延绵十多里的虹鳟鱼场以及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组成了一幅极具浓郁的自然生活气息的旅游胜景图，令人心境激荡。这里就是永昌历史上著名的八景之一——金水潺声。所有这一切，将为望御山谷圣容寺这个古代文明的胜迹，戴上现代文明的光环，使它更具青春活力，更显神秘而美丽。所以，圣容寺的修复，有望国内外佛教界、史学界、文化艺术界和广大旅游者前来敬佛、研究、旅游观光，为永昌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福音。
  参考资料：
  （1）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见《敦煌研究》创刊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2）《永昌县志》清乾隆五十年本、嘉庆二十一年本。
  （3）新编《永昌县志·文物卷》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
  （4）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库艺术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5）孙修身《刘萨诃》，见《敦煌壁画故事》一二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6）孙修身《圣者刘萨诃的故事》，见《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7）霍熙亮《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见《文物》1993年第2期。
  （8）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见《文物》1982年第6期。
  （9）孙修身《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
  （10）本人拙作《刘萨诃与圣容瑞像并圣容寺》《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佛迹与敦煌莫高窟》《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辨析》，见《永昌县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第138页、147页、152页。
  （作者系原永昌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永昌县志》主编）
  （此文发表在《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4期。2005年9月收录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0。收录时稍作补充。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载于《金昌史话》2006年，甘肃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