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之名始于元代，这是历史研究者公认的史实。然而，永昌这个名字，从元代以来，在凉州所属地域内就出现了两个。一个是永昌县这个永昌，一个是武威县（今改为凉州区）永昌镇这个永昌。这两个永昌，后来都被认为是元代设立“永昌路”这个国家行政机构的地方。这种地名上的混淆，造成了历史史实的混乱，代代相延，给后来研究地方历史带来了一定困难，特别是近20年来，全国遵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都在编写地方志书，永昌县和武威县，在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仍然根据历史的记载，在自己县的志书里，把元代永昌路的设置地点写在了自己县的“永昌”所在地。那么，这个历史的错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本来面目究竟应是怎样，本文试想通过历史资料的记载和记载不明确造成的概念上的混淆，作一些探讨，以便与同仁互相交流。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最早的史料是怎样记载的。 编修于明初洪武二至三年（1369至1370年）的《元史·地理志》记：“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修成的《凉镇志·地理志》记：“永昌卫??，宋初为西凉府地，景德初为西夏李元昊所据。元灭夏仍为西凉地，至元十五年立为永昌路。明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统兵平定河西，因立为永昌卫，我清朝因之。” 清康熙八年（1679年）至雍正年间修成的《明史·地理志》记：“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 清初地理名著，由顧祖禹于康熙三十一年（1694年）前编成的《读史方舆纪要》记：“永昌卫，在镇东南三百十里，东至凉州卫一百五十里，西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元初仍属西凉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名。明初改置永昌卫，卫城周七里有奇，门四，今因之。” 清乾隆《永昌县志·沿革》记：“永昌…西夏李元昊所据，伪置永州。元初灭夏，世祖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封永昌王以领之，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此称永昌之始。明洪武二十五年，置永昌卫，立前后左右中五所，隶陕西行都司，我朝雍正三年，改永昌县，隶凉州府。”《建置志》记：“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都司署，其地盖明守备处，元址也”。又记：“永昌路??明初易路为卫，仍称永昌，到于今不改。” 以上这些史、纪、志的记载，除《永昌县志》是清朝中期的作品，其余都是明朝初期和清朝初期之作，而且在内容记载上，都是颇为一致的。还有不少史志类通志、辞典、辞海等权威性典籍，都记载有元永昌路设置于永昌县的内容。 既然前面这些重要的历史典籍都很清楚地记载，元永昌路设置在明永昌卫所在地。那么，以后为什么又会出现元代永昌路治既在明永昌卫所在地，又在明武威卫永昌府所在地？据查古籍，较早出现这个矛盾的是清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编成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以下简称《五凉志》）。该志共五卷，一卷《武威县志》，二卷 《镇番县志》，三卷《永昌县志》，四卷《古浪县志》，五卷《平番县志》。 一卷《武威县志》记：“西凉府……元兴灭夏，仍旧号，太宗命皇子阔端领之。顺帝至正四年，以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为永昌路，设宣慰使司，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明洪武九年始治卫”。“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 峱峱书”。 三卷《永昌县志》记：“水昌县……宋景德中，为西夏李元昊所据，置永州。元灭西夏，仍为西凉府。元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明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统兵平定河西，改置永昌卫，属陕西行都司，国朝初因之，雍正三年，改卫为县，隶凉州府”。 《五凉志》问世后，“成为当时享有很高声誉的志书”（《五凉志》校注），它的明显矛盾，给后来的史、志、纪的编写带来了史实的混乱。因此，清时的《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还有一些官修史志或个人著作，都沿用了这两种说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开展了一百多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省、市、县三级编修地方史志的工作，所以，才把旧志书中遗留下来的矛盾提到了史志工作日程上，但是，由于第一代修志是统合古今地编写，工作量非常大，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研究，因此，省志编委会，对全省各地存在的此类矛盾问题统一了口径：“暂无法弄清的，存其旧说”，所以，到九十年代初出版的《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由我主编），仍按清代各县县志上的记载，照原意记在了新县志上，遗留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首要的是要弄清楚元代永昌路到底建在什么地方。《元史·地理志》说：“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那么，永昌王宫殿又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永昌王宫殿的主人一永昌王又是怎么来的？为了详其原委，我们不妨从蒙古人占领河西说起：蒙古族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在统一了蒙古草原之后，就立即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河西走廊地区。因为河西走廊地区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占领了河西走廊，就给西征和南伐，奠定了巩固的后方基地，也为对付强大的金朝解除了后顾之忧。当时的河西走廊是由李元昊的西夏政权统治着，到公元1225年，已有190多年历史。这一年，成吉思汗由中亚回师蒙古，准备进攻西夏。1226年，成吉思汗分兵两路，第六次征伐西夏，他首先征服了沙州（今敦煌）西南的撒里畏吾等部，接着攻占了沙州。于是就把以瓜、沙两州为中心的走廊西部地区封分给术赤的斤儿子八都大王，成为八都大王的封地。1226年春夏之间，蒙古军攻占了黑水城（今额济纳旗），五月攻占了肃州（今酒泉），又攻占了甘州（今张掖），7月攻取了凉州。至此，河西广大地区遂尽蒙古所占有。12月，蒙古军包围了宁夏中兴府，围攻半年之后，中兴府破，西夏灭亡。这时，河西的山丹州为察合台的部将按竺迩镇守，后来，由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行山丹事，山丹州成了阿只吉大王的分地（当时，山丹州不属甘州路，属亦集乃路，今内蒙额济纳旗）。 成吉思汗在攻占河西各州的第二年（1227年）7月病故于南下军中（秦州清水），1229年8月，他的第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即元太宗）。窝阔台当大汗后，就把原西夏旧地（除已封分的山丹州和瓜沙二州为中心的走廊西部地区）包括肃、甘、凉三州和青海的藏族居住区以及还没有控制的西藏，都作为封地分给了次子阔端太子，“阔端被封为西凉王”（《悠久的甘肃历史》），阔端率大批蒙古军驻守凉州。1231年，窝阔台兵分三路进攻金朝，1234年蒙、宋联军破蔡州，金朝亡。金朝灭亡后，1235年蒙古军反戈进攻南宋，窝阔台兵分三路，命次子阔端率西路军，攻取金朝未降的秦州（今天水）、巩昌（今陇西）等地。1236年，阔端的蒙古军攻占了岩昌、阶州、文州等地，先后招降了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和甘南一带的吐蕃酋长勘陀盂迦等有重大影响的上层人物。接着攻入四川，大败宋军，占领了成都等地。阔端在这些地方掠夺了大量财物，于1237年北返，攻占的地方交由大将按竺逊镇守。1239年，阔端命大将多达，率军进入自己的封地西藏，进藏后，多达发现西藏教派林立，互不统一，建议阔端邀请西藏最有声望的、掌握吐蕃地方实权的萨斯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晋见。于是，阔端以太子的身份，代表蒙古王室邀请萨班前来西凉府会晤。1244年，63岁的萨班带着两个侄子，一个叫八思巴（十岁），一个叫恰巴（六岁）从萨迦启程，1246年到达西凉王阔端营帐。当时，阔端已去和林参加兄长贵由即大汗位庆典，不在西凉。一年后，阔端回到西凉与萨班及八思巴达成协议，吐蕃正式接受了蒙古大汗规定的各项制度，实现了蒙古对西藏地区的统一。按理说西藏原就是阔端封地，由阔端管理，但由于西藏地域很大，情况又很复杂，就由元朝中央宣政院直接管理了，1251年夏，拖雷长子蒙哥即大汗位，由于蒙哥和阔端相友好，再加阔端在蒙古大统一中立了大功，因此，他的封地除西藏外，其他地方没有变动。 阔端自1237年率军北返，回到西凉以后，到1253年卒殁，这16年时间里，除赴和林两年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西凉活动，如果从其父即大汗位，阔端被封为太子算起，共有20多年时间生活在西凉地方，根据这些情况，笔者认为，阔端就在这段时间内，在他致力于平定金朝，平定南宋，与西藏谈判成功，实现蒙古大统一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辉煌时期，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起了自己的斡耳朵。清乾隆《永昌县志》记：“干（斡之误）耳朵城，在县南百二十里，元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城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嘉庆《永昌县志》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干（斡）耳朵城，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已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至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斡耳朵（也称斡鲁朵，鄂尔朵），突厥一蒙古语译音，《辽史·营卫志》说，斡耳朵“辽国之法”。金、元沿用其名，为太祖成吉思汗所置。在蒙元时期，所有的斡耳朵都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是蒙元皇室成员占有和继承皇族特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世代承袭。阔端太子建在皇城滩的斡耳朵和其他斡耳朵一样，既有属于自己的牛羊财产、民户人口、军队，又有皇太子宫殿，还有专门管理分地内州、府、县的机构。前面已经说到，蒙古统治者占领河西广大地域后，并没有建起一个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统一管理河西地区行政事务。而是按照蒙古游牧民族的传统制度，把河西地区的土地和人口，分别赏赐给蒙古宗室王族作为封地。阔端得到的封地最大，后来，虽西藏由朝廷直接管辖了，但他的封地还很大，包括当时的肃州、甘州、凉州和青海的藏族居住区。阔端建立在皇城滩的斡耳朵，就完全行使着管理这些封地之内行政、军队、民户、财产等一切事项的权力。阔端为什么选这里建立斡耳朵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在此之前，这里不叫皇城滩，而叫苕藋，历来就是一处发展畜牧的极好地方。史籍上还有一个南凉伐北凉，五路进军番和（永昌）苕蓄的生动记载。皇城滩属祁连山浅山区，气候温暖凉爽，地域宽阔，雨量充足，水草丰美，地形险要。它南可通青海，北出东大河谷120里，直达永昌（当时叫番和县），东北出西营河谷200里可通武威，战守有资。同时，对于过惯了草原生活的阔端及其皇室家族成员来说，这里的一切条件，都很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可牧可猎，是一快非常优越的驻牧之地。土人之所以把这里叫皇城，就是因为有斡耳朵城及其皇太子宫殿的原因，以致后来人们把这一大片地方统称皇城滩，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很符合皇太子身份。但到后来，蒙古大汗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由拖雷长子蒙哥继承汗位后，阔端的斡耳朵就不能继续叫皇城了，而“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如果继续叫皇城，就有冒用帝王尊号，超越自己本分的嫌疑。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皇城滩的斡耳朵城及其宫殿，是皇太子阔端所建，并不是后代永昌王只必帖木儿所建。因为，阔端的身份一直是皇太子，并不是诸王，更不是“永昌王阔端”（《五凉志》），阔端在《元史》里被列入“宗室世系表”的“阔端太子位”，并没有列入“诸王表”，而只必帖木儿则列入“诸王表”，“只必帖木儿王”。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阔端不是永昌王，只必帖木儿才是真正的永昌王。同时，如果是“斡耳朵城，原永昌王筑”的话，就以《元史》最早提及的中统元年（1260年）和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三次“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的记载，计算为只必帖木儿当诸王的最早时间，他当王后筑的城，已经是其父阔端去世十多年的事了，再把其父葬于斡耳朵城，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有人或许要问，既然斡耳朵城及其宫殿不是永昌王只必帖木儿筑，而是其父阔端所筑，为什么史志上记载“斡耳朵城，原永昌王筑、“斡耳朵城，俗传元宗室永昌王葬处”、“永昌王阔端墓”等。根据一系列史情，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一是阔端死后，阔端在河西的封地和斡耳朵的职权，由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阔端长子和次子的封地均不在河西），只必帖木儿在封王之前和封王之后，在朝廷没有正式建立“路”这种行政管理机构之前，他继承父业，继续行使斡耳朵的一切权力和管理肃、甘、凉等地的府、州、县。从阔端死（1253年）到元至十五年（1278年）立永昌路，中间相隔25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只必帖木儿作为永昌王长期行使王权，这就给后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只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永昌王；二是只必帖木儿和王妃们死后，都葬于斡耳朵城，所以，后人称“斡耳朵城，永昌王葬处”、“其西又有墓，俗呼为娘娘坟，意其妃墓”。到清乾隆时编修史书时，对此前五百年的事情，也只能依其《元史》撰写者感到棘手所言“因其所可知而阙其所不知”了（《元史·宗室世系表序》）。阔端的斡耳朵城池遗址，位于今永昌县皇城水库东南边缘。据二十世纪七十年初和八十年代初，全省文物普查时的情况是：有南北两城，大城在北，小城在南，互距约200米，大城方形，东西404米，南北400米，城墙残高3米，夯土板筑，夯层厚10至20厘米，城东、南、北开三个城门，城的四边和四角各筑城墩1个共8个。南面的小城略呈长方形，东西长338米，南北宽306米，残高4米左右，东、南各开一城门，夯层厚10至20厘米，城墙每边各筑城墩4个，四角各筑城墩1个，宫殿遗址存。城四周有宽8米的护城河。小城东面约距500米的小土山上筑有内外两层土墙的建筑，残垣留有大量瓦砾。经鉴定，这就是元皇太子阔端的斡耳朵城和宫殿所在，废城基形规整，城垣规模宏伟。这里今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 关于永昌王。史志工作者大都认为是只必帖木儿其人，与阔端无关。然而，这个永昌王是不是就是《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里“至正四年??立永昌王，为永昌路??”，“元灭夏，置永昌路，立永昌王”这个王呢？笔者认为：是这个王不假，只必帖木儿就是永昌王，但是，只必帖木儿不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永昌路时才封的王，更不是至正四年（1344年）立的永昌王，他应是早就当永昌王了。什么时候当的呢？有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有可能，第二个时间是肯定的。一是阔端于1253年去世后，只必帖木儿作为继承人，被蒙古大汗蒙哥封为永昌王，承袭了父亲在河西的封地，并作为斡耳朵的继承人，继续掌管斡耳朵的军政大权，管理凉、甘、肃等诸州事。这一时期，蒙古政权还是“建置无序，官制未备，随事创立”。所以，阔端行使了的大权都归他行使，没有王的头衔是不行的，同时，蒙哥与阔端素来友好，封只必帖木儿为王是很有可能的，这个王应是永昌王。二是《元史·世祖纪一》记：“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同其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这场斗争中，河西地区是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为此，两军曾对阵于山丹达两月有余，经过耀碑谷血战，忽必烈军打败了阿里不哥所属的阿兰答儿、浑都海联军，此二人被斩首于西凉府，彻底粉碎了阿里不哥控制河西的企图。在这场斗争中，只必帖木儿立下了汗马功劳，忽必烈因此“赐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又于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又先后两次赏赐只必帖木儿战功银，一次是于“丁已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另一次是“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两万五千两，钞千锭”。从这三次的赏赐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第一次赏赐时，只记“赐只必帖木儿??”，第二、第三次就成了“赏诸王只必帖木儿??”、“赐诸王只必贴木儿??”，有了“诸王”的称号。所以，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只必帖木儿这时确实有了“王”的封号，这个王应该就是永昌王。虽然《元史》诸王表中只有“诸王”，没有“永昌王”这个名号，但在《元史·地理（三）》中记：“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这个“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说明早就有了永昌王这个名号，也就是说，有了永昌王，才会有永昌王住在永昌王的宫殿里，立永昌路的时候，是立在永昌王宫殿所在的地方。 关于永昌路的设置。元代永昌路到底设在哪里？《元史·地理志》记：“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就是说，永昌路设在永昌王宫殿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看地方志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清乾隆《永昌县志》记：“（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初筑在宋元之间”，“城围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顶宽一丈二尺，趾阔三丈，雉碟二千有奇，门四，东曰宣化，南曰武胜，各三重；西曰镇西，北曰安定，各二重。门楼大小有十，位置如门之重数；腰、角楼各四，以备巡逻??。城周有护城河，河阔二丈二尺，深一丈二尺，东西吊桥各一。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永昌城高大雄伟，设施完备。它在明初洪武年间增补时“旧有土城”，后虽经明、清两朝修补，但是，可以肯定，它的土城城廓在元朝初期就已经奠定。《永昌县志》又记：“（明）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永昌王宫殿改修卫所，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万寿宫”。“旧卫署在大东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又记“明守备署，元址也”等。《五凉志·古迹》记：“《元志》有永昌路，本西凉府地，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置，明设卫，治金山之阳”。《凉镇志·建置》也记：“永昌卫，旧鸾鸟县，又名永昌路，明朝改立卫所”。其他不少史志也都以大同小异的内容，记载着明朝永昌卫城中有永昌王宫殿，元设永昌路，永昌路改置永昌卫的内容。《武威县志》记：“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又记：“又有永昌城，在卫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顺帝至正四年，以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为永昌路，设宣慰使司，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里我们不妨把两县县志和有关史志对照一下就会明白，《武威县志》等有关志书里，没有一处提到过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府有永昌王宫殿。就最早出现不一致记载的《五凉志》里面的《永昌县志》说：“永昌县《元志》有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置，明设永昌卫”。说明了元永昌路是以永昌城里的永昌王宫殿所在而置，而《五凉志》里面的《武威县志》说：“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峱峱书”。又记：“西凉府，元兴灭夏，仍旧号，太宗命阔端领之。顺帝至正四年，以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为永昌路，设宣慰使司，降西凉府为州隶焉”。都没有关于永昌王宫殿的记载。最后这一条，还存在明显的错误，把元初立路的事扯到元末去了，而且把元初设路同元末设宣慰司的事混为一谈，这样的记载，确会把历史给搞混乱了。由于《武威县志》里没有关于永昌府有永昌王宫殿的记载，所以，“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的历史，是与武威县的永昌府没有关系的。而以永昌县城的永昌王宫殿所在，才是立永昌路的真正地方。《永昌县志》等史志里的这些记载，把永昌县城里的永昌王宫殿及其所属有关机构地点和前因后果，都记得非常具体确切，这就有力地证明“元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是在永昌县城所在地，而不是武威县的永昌府所在地。就以路治的规模来说，永昌城规模宏伟，城廓高大，而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府城，南北只有2里，东西一里半，城周三里，只开南门一座。这样一个小府城，不可能是路的治所，而确实是“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 那么，永昌路这么一座路城是什么时候筑的呢？《永昌县志》记：“至宋始复，乃筑斯城，金元因之”。要说此城筑于宋初，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西凉府地自五代末到宋初，已从温末族转入吐蕃折逋氏手中，凉州一带政权的首领完全由吐蕃六谷首领担任，公元十世纪初，凉州的六谷吐蕃及者龙诸部，又都归顺甘州回鹘，到公元1028年西夏最终占领凉州的百多年中，西夏与回鹘争夺河西地盘的战事不断，这些以祁连山六条山谷为据点的游牧民族，不可能在走廊平原筑城以守。在西夏统治河西时期，在番禾县（今永昌县）置永州，隶西凉府。“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没有出现新建的城镇，汉唐时期的河西诸州如凉、甘、肃、瓜、沙等地，至西夏时期依然如旧”（《河西开发吏研究》）。说明在宋初和西夏统治时期都没有建城的可能。这就可以肯定地说，永昌路城建于元初。《永昌县志》记：“初筑于宋元之间”的记载是正确的。因为蒙古族到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的第十二年（1271年）才称国号为“元”，之前的六十多年里，可以称之为“野蛮的占领”。到公元1279年，才结束了与南宋王朝的战争，实现了元朝政权的大统一，大统一后筑城才是可能的。这时候正是宋、元政权首尾相接的时候，这里记“初筑于宋、元之间”可以说是准确的。这一时期，正是只必帖木儿被封为诸王（永昌王）的时候，此人从封王到正式设置永昌路，足有近二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在继续行使其父阔端对封地的管理职权的同时，以诸王（永昌王）的身份积极支持忽必烈的治国方略，采用文明的、先进的汉法，逐步完善蒙元政体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形势下，随着全国和河西地区新的管理模式——路、府、州、县的逐步建立，在他的封地渐渐缩小的情况下，为维持其统治地位，筑城修宫，准备条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所以，他奉旨选择了“东抵凉州，西接山丹州，北连塞漠，南距西番”、“控扼甘凉”的战略要口，筑起了一座周长七里二百三十步的土城以及宫殿（公府）作为路的治所，到至元十五年正式置路于此。新的永昌路城筑成后，原其父所建的斡耳朵城就逐步地演变成了永昌王和王妃们居住和避暑休闲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牧畜之地，他们死后，也都埋葬于此。所以，后来《五凉志》等地方志有“斡耳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有永昌王避暑宫”，“永昌王阔端墓”，“元宗室永昌王葬处“及“妃墓”等记载。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了解了阔端太子和斡耳朵城的历史，了解了永昌王只必帖木耳的来历和修建永昌路城及宫殿的来龙去脉，这样，对《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记载的理解就比较清楚了。 这里，我们再讨论“永昌府”的赐名问题。《元史·世族本纪》记：“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这个记载是准确的。这里为什么很明显地提出“筑新城成”，新城是相对旧城而言，如果没有一个旧城，为什么要说“新城”呢”？直接说“筑城成，赐名永昌府”不就行了！这个旧城，指的应是其父阔端所筑的斡耳朵城。这里说“赐名永昌府”，为什么要赐名呢？如果是国家行政建置，比如甘肃行省和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的建立，朝廷并没有一个个赐名，而是按忽必烈完善国家政体制度统一规划设置的。而永昌府为什么赐名，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只必帖木儿在帮助忽必烈夺取大汗位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忽必烈刚即大汗位，就封只必帖木儿为诸王（永昌王），并三次赏赐战功银。在忽必烈完善全国路、府、州各级政权建设中，只必帖木儿虽奉旨修筑永昌路城和永昌王宫殿（公府），但那总是属于国家的官府，而为大元统一奋斗了几十年的只必帖木儿，虽有父亲留下来的斡耳朵，但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府。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为奖赏只必帖木儿，在修筑路城的同时，赐银让他修建了一座属于个人的王府，王府建成后，忽必烈以皇帝的名义赐给了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因此《元史》里就有了“赐名永昌府”的记载。 关于西凉府省入永昌路的问题。《元史·本纪第八》记：“至元十年秋七月，省西凉府入永昌路”。这个记载也是清楚的。这就是说，忽必烈在推行汉法，完善地方行政建置过程中，在改国号为“元”的第三年（公元1273年），朝廷决定将原西夏时就有的西凉府这个旧建置撤销，将它归并到新成立的永昌路。这一条记载，主要说的是撤销西凉府的事，因为当时河西地方行政设置为：路、直隶州、附属州。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指明永昌路具体的成立时间，但是，却已经说明永昌路宣布成立了。这是《元史》里出现永昌路名称最早的时间。所以，永昌路的建立时间，应该最迟是至元十年（1273年），而不应该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 《元史·地理志》记：“元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面不是说已经“省西凉府入永昌路”了吗。既然已经有了永昌路，怎么刚过五年又“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呢？这不前后矛盾吗？这个记载确实有些不到位。据《元志》记，永昌路最迟于至元十年就成立了（其实，朝廷决定成立永昌路的时间，可能比这更早一点）。至元十五年，又出现立永昌路的记载，我们不能理解为两次立路。至元十年，朝廷决定以敕封的永昌王立永昌路以后，永昌路的军政等一切大权由只必帖木儿行使。这时候，由于只必帖木儿奉旨修建的永昌路城和永昌王宫殿还没有完全建好，只必帖木儿就把至元九年十一月筑成的新城一一永昌府作为过渡时期的路治使用。到至元十五年路城修好后，只必帖木儿就把永昌路治从永昌府迁到所建成的永昌路城（明时为永昌卫），正式把永昌路设置在“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的永昌城。这样以来，永昌路迁移了，旧西凉府撤销了，而旧西凉府这块地方还不能没有管理机构，因此，朝廷同时间决定将原西凉府降为五属州之一的西凉州（应该说重立贴切），隶属于永昌路。所以，这就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的原由，《元一统志·卷六》中“永昌路，领州一，西凉州”，可能也就是这么来的。 元朝中期，原西夏旧地的路、府、州等地方政权，均由至元十八年始设在甘州的甘肃行中书省统辖。共设七路、二直隶州、五属州。七路是：甘州路（至元六年置，八年改甘州路总管府）、肃州路（至元七年置肃州路总管府）、永昌路（至元十五年置）、沙州路（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路）、亦集乃路（至元二十三年立为路总管府）、宁夏府路（至元二十五年置总管府）、兀刺海路；二直隶州是：山丹州（至元二十三年升为州）、西宁州（至元二十三年立州）；五属州是：西凉州、灵州、鸣沙州、应理州、瓜州。 关于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元初的西凉府（后降为西凉州）曾出现了两个“永昌”的名字，一个是“永昌路”之永昌，一个是西凉州“永昌府”之永昌。由于清代编修的少数地方志里，把设置永昌路的地点没有记清楚，本应是永昌路初设时，位于西凉州西北（今武威）三十里的永昌府，曾作为过渡时期临时的永昌路治所（至元十年至十五年），待到永昌路城和永昌王宫殿修好后，于至元十五年，把永昌路从永昌府迁出，正式设置在“永昌王宫殿所在”的永昌路城（永昌县城）。就因为地方志没有把建路的前因后果交待清楚，所以造成了史志界对这个问题不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这个原因，对于元代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死后葬于永昌路的说法也产生了分歧。这里依据史志记载，再次谈点个人意见。 清乾隆《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都全文记录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碑文。碑文追述了高昌国五百多年的历史。蒙古兴起后，高昌回鹘君主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亦都护，举国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公主也立安敦嫁给了他，并收他作了第五个儿子，让他继续行使原先的权力。归附后的阿尔忒的斤，对成吉思汗赤胆忠心，跟随其左右，征伐西域、中亚、河西、四川等地，“皆有大功”，历数代都娶蒙元皇室公主为妻。忽必烈即大汗位初期，西北诸王作乱。纽林的斤的父亲火赤哈儿的斤在平息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的战斗中牺牲，其子纽林的斤要平火州反，请求出兵，忽必烈同意，奉旨师出河西。他刚到永昌路，青海、甘肃吐番脱思麻地区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吐蕃宣慰使”讨平了叛乱，立了大功，先娶了太宗窝阔台孙女不鲁汗公主为妻，公主死，以其妹八不叉公主为妻。武宗时（1308年）召还纽林的斤，命嗣为亦都护，赐金印。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赐金印，“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之境”。后八不叉公主又死，又娶忽必烈之孙安西王阿难答之女兀刺真为妻。纽林的斤，于延佑五年（1318年）十一月薨于永昌。纽林的斤有三子，长子帖睦儿普化，次子签吉，皆八不叉公主生，三子太平奴，兀刺真公主生。纽林的斤去世时，其长子帖睦儿普化正在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处出任都总帅、达鲁花赤，他“奔父丧于永昌”，“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元英宗时，“与喃答失王同领甘肃诸军。且治其部”，泰定帝时召还，与宣靖王买奴等分镇襄阳。随后，人京供职，1328年泰定帝崩，皇室发生权力之争，文宗调遣高昌王帖睦儿普化、镇南王等“佐平大难”。天历二年（1329年），封帖睦儿普化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遂即将亦都护高昌王王位让给弟签吉袭封。至顺二年（1331年），帝命名臣虞集等为中书左丞相，御史大夫，亦都护高昌王撰、书、刻纪功碑文。至顺三年十月，帖睦儿普花亲往永昌路，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在永昌路治（后永昌县治）北二十五里之圣容寺之次，高昌王纽林的斤之墓，树立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关于高昌王纽林的斤之葬地，我们看看清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年（1760年至1785年）《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就有个基本了解。《武威县志·古迹》记：“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峱峱书”。在“名宦”目下，介绍了帖木睦补花，文曰：“元帖木儿不花，其先畏兀儿人，家于和怀山。太祖时，举国来归，至不花为世宗丞相，临大政，决大疑，忧深思远，严容凝重，历武宗、仁宗三世皆封高昌王”。清乾隆《永昌县志·墓附》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牧者掠去，片石无存”。嘉庆《永昌县志·古迹》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佑间葬。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帖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官师表》记：“高昌王，名纽林的斤，其父火赤哈儿的斤为亦都护，镇火州。武宗至大中，与北军战死之，纽林诣阙请兵，奉旨西出河西。??遂留永昌镇吐蕃，威德信明，民安贼息，至仁宗时封为高昌王，延佑五年薨，葬永昌”。“高昌王二世，名帖睦儿普化，纽林的斤子也??又以资善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奔父丧于永昌??”。并在《藩封》中，据《世勋碑》意，记述了高昌王纽林的斤先祖几百年的情况和他本人生前历史以及死后葬于永昌和其子帖睦儿普化奔父丧等情况。 我们从以上两个县的清代县志记载看，《武威县志》对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根本没有提及，记载也十分简单，只记：“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峱峱书”。就清代武威的著名学者张澍的重要著作《凉州府志备考》，对高昌王也只提了“元高昌王墓，有世勋碑，虞集撰文”。此书记的是整个凉州，并不单是武威，如果高昌王墓在武威永昌府附近，这样显赫的人物，张澍能不详记吗？这就清楚地说明永昌堡只有高昌王府，根本没有高昌王墓。我们再看’《永昌县志》，它对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身世和葬地等各种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它不仅说明了高昌王葬于此地的具体时间和墓地的具体地点，而且说明了虞集撰文的世勋碑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还说明了其子帖睦儿普化奔父丧于永昌和到永昌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奉旨竖《世勋碑》等等。再说，《永昌县志·艺文》中收录了乾隆年间举人方毓伦《访高昌王墓》诗，其中“剞侧残碑埋蔓草”句，描述了雕凿刻好的世勋碑被后人砸断掩埋于蔓草之中的情景，应是亲眼所见。 再看清初顺治丁酉年（1657年）《重刊凉镇志》中的《永昌县志·古迹》条记：“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乾隆十一至十四年（1746至1749年）修《五凉志》中的《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有世勋碑记”。（此两种志书，均早于《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可是，这两本志书中的《武威县志》里，根本没有提到高昌王墓的踪迹。对于高昌王墓在永昌路这样重要的历史记载来说，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决不是。没有记高昌王墓的只言片语，这说明永昌府只有“高昌王碑”，却没有高昌王墓，这个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已有人把《世勋碑》残碑从永昌县圣容寺之次高昌王墓地转运到武威永昌府“保存”。武威县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高昌乡（即永昌堡，民国时叫高昌乡，解放后必叫永昌乡，现为永昌镇）石碑沟（现名石碑村）发现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残碑，正好与清《永昌县志》中所记的“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十分吻合，同时，该碑出土后，“曾经保护该碑的武威贾坛等人在留下的题跋中有‘复凿其半为碾盘’语，大约是‘残碑数截’‘为樵牧者掠去’后被转运到凉州永昌府，拟凿为碾盘”（《金昌文史》6辑邰如林文）。永昌堡出土《世勋碑》这是历史事实，但是，这块残碑并不是原来就竖立在永昌堡的，很可能就是《永昌县志》里记载的“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那块残碑的其中一截，另一截是不是已被“复凿其半为碾盘”！这个情节是很符合《永昌县志》里所记的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碰上了有学之士，将其一截保护下来，后被埋没，又被出土，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两种可能，本人在拙著《永昌史话》里已经阐明，一是有可能被高昌王纽林的斤的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收集保存于高昌王府，二是被重视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下来。不会是“掠去”的（这种情况现代以来不是也很普遍吗？如永昌县新石器时期鸳鸯池遗址曾出土重要文物3500多件，几乎全部被武威地区博物馆、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院调走了吗？）后来被湮没，又出土，这也是很可能的。永昌县现保存的高昌王纽林的斤墓，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初，经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地区博物馆和永昌县文化馆多次在文物普查中考证探寻，事实证明遗址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这是历史事实。有人说，文物普查时，没有发现棺椁和陪葬物品，怀疑此墓是否高昌王墓。我们知道，蒙元王室要员死后是不暴露具体葬地的，这是他们丧葬的风俗习惯，所在，我们不能以此而去否定。
  前面已经说到，由于高昌王纽林的斤几代人对蒙古汗国的大统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又都是蒙古王室附马，得到了比归附于蒙古大汗的任何人都要高的荣誉和权力。因此，他奉旨师出河西后，本应请兵北征，为父复仇，但当时军情有所变化，甘肃、青海吐蕃脱思麻地区作乱，他奉旨领本部军镇吐蕃，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他驻军永昌路（即永昌王所在的金山之阳的永昌路城），为朝廷担负起了维护整个河西安全的军事职责。在这期间，作为附马又被仁宗皇帝和武宗皇帝敕封为亦都护高昌王的纽林的斤，他看上了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建在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王府。只必帖木儿遇上了如此尊贵的外戚，只能把自己的府第让给了他，自己把王室和眷属又搬迁到了父亲阔端留下来的斡耳朵城去了。而永昌路的行政机关都在金山之阳的永昌路城，纽林的斤驻军也在路城。因此，到后来的长时间里，人们习惯地把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王府叫作高昌王府了。无怪当地耆老，只知有高昌王，不知有永昌王。这是因为永昌王在前，时间短，高昌王在后，时间长的原故。同时，此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名高昌乡，解放后又改成永昌乡（现改永昌镇）。而皇城滩的斡耳朵城，后人叫永昌王宫殿和永昌王牧马城，也同样是这个原因。根据这些情况，高昌王纽林的斤死后，肯定是要葬在永昌路城附近，也就是他执军执政的地方，况且这是一个符合蒙古民族丧葬习俗的地方，在一座著名寺院之侧。而决不会葬在高昌府门南二里的地方，这是不符合蒙古族的丧葬风俗的。 参考材料：1、《元史》、《清史稿》
  2、《凉州府志备考》
  3、清《永昌县志》、《武威县志》
  4、《凉镇志》、《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5、《张掖史略》《金昌文史资料》、《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等
  （此文原刊于《永昌文史资料选择》第九辑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