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探微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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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祝巍山文史论稿》 图书
唯一号: 292020020220001346
颗粒名称: 第二部分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探微
分类号: K290
页数: 174
页码: 61-234
摘要: 本文记述了永昌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探微的具体内容,主要介绍了金昌市境内新石器时期几种文化遗存与人类发展简析、金昌历史溯源、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辨析、蒙元时期阔瑞和斡耳尕城与永昌王、永昌路及高昌王关系探析、永昌县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等。
关键词: 永昌县 地方志 历史文化

内容

金昌市境内新石器时期几种文化遗存与人类发展简析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据对出土于金昌市永昌县、现藏于洒泉市博物馆的古石犁的考证,距今1万年前后到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早期,就有人类生活在金昌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经济生活已从狩猎、采集开始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这表明,距今七八千年前,甘肃东南部地区的大地湾氏族已过着安定的生活,以较原始的方式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之时,甘肃西部的金昌古地乃至河西走廊地区的先民们也开始制作石犁等生产工具,开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养殖,把原始社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遗存
  20世纪70年代,在永昌县发现了鸳鸯池、大墩井、乱墩子滩、二坝、水磨关、毛卜喇等17处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物。这些古文化遗址生动地证明,在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就有较多的先民生活在东大河、西大河和金川河沿岸,创造着人类文明。特别是鸳鸯池遗址的科学发掘,发现了古人类生活在金川河中游北岸的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在1000平方米的面积里,清理出墓葬151座,出土遗物3500多件。这些遗物有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和艺术雕刻五类。石器有刀、斧、筒、管、石片、白色石珠等。细石器较多,主要有石核、石片和少最玛瑙。骨器有石器柄、匕首柄、匕首、针、笄、梳、珠、臂饰、锥、耳坠等。特别是镶有石叶的骨刀梗这种用石料制成的复合工具——石刃骨刀和石刃匕首,是西北地区的首次发现。陶器有彩陶和灰陶,多为生活用具,也有少量生产用具。彩陶主要有壶、罐(共五式)、杯、盆、小壶、高脚杯、器盖,粗红陶;灰陶主要有单耳杯、盘、小盅。艺术雕刻有:石雕人头像。鸳鸯池遗址墓葬中随葬品较为丰富,每墓一般3至5件,尤以生活用陶器为多。墓葬的墓坑形制多为土坑竖穴式,个别有打偏洞的,成人埋葬较深,小孩较浅。葬法有单葬、合葬、二次葬和瓮棺葬等;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其次有侧身曲肢葬,还有“割体葬式”,即将死者的脚趾割下放入随葬的陶器内。这种现象,考古专家认为是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首次发现。在鸳鸯池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马厂类型墓葬打破半山类型墓葬的地层关系,获得了有关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分期关系的资料。依据地层迭压情况和出土的大量陶器形制特征以及花纹的演变规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碳14测定,确定鸳鸯池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马家窑早于半山,半山早于马厂。鸳鸯池遗址中成年男女合葬的出现,反映出生活在金昌古地的先民在婚姻形态上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成年男性和小孩合葬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世袭以男子为主,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居主要地位;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的装饰品和用白云岩雕刻的人头像。充分显示出当时这里的先民有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遗址中的房屋遗迹和大量细石器、骨梗刀等骨器,揭示了金昌乃至河西地区的人类已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旅社会过渡,开始了定居生活,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增多,且逐步精细,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永昌县鸳鸯池遗址的科学发掘,为研究甘肃西部人类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它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文化组成的。这就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仅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而且生活在西部等广大地区。尽管这些文化遗存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有着地理环境和时代早晚的差别,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着的,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今金昌市域内的十多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的发现,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齐家文化遗存
  在永昌县金川峡水库西南侧水库淹没区,有一处古文化遗址,经鉴定属齐家文化遗存,树轮校正年代为前2050年—前1955年。遗址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出土的遗物有双大耳陶罐、石锛、石斧、夹砂黑陶罐、玉器等,还发现了陶器里的谷物残迹和兽骨。由于水库常年蓄水,遗址的保护受到了限制。20世纪70年代至 80年代,在邻县武威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青海乐都等地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存和大量的出土遗物。这表明,生活在金昌乃至河西走廊的先民们进入了新的文明阶段。他们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在商周时期,已过着较固定的、农业和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的经济生活。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籽粒说明农耕业有较大进步,作物品种增多;劳作工具种类增加,制作精细;制陶、雕琢玉器等手工业技术提高,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沙井文化遗存
  1976年,在金昌市原双湾公社(今金川区双湾镇)尚家沟村二队一古河道旁的三角城发现遗址一处,1979年由省、地文物部门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有古城遗址、居住遗址和墓葬三部分组成。三角城因四周墙基不甚规整、呈三角形而得名。城内文化层遗物丰富,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贝币等。石器有石斧、石磨盘、石球、石捧、石英、石料和玛瑙碎片等;陶器有罐、瓮、鬲、钵等,多为灰砂粗红陶,彩陶较少。花纹以曲线三角纹和菱形纹为多,还有少量的绳纹泥质灰陶片和一罐贝币,共130枚。挖掘的城南墓葬遗址,墓葬形制以偏洞为多,也有过洞墓室,方向多东北和北向,无棺椁,辅芨芨草及白灰。有以红色涂头现象。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多有肢解上体和割断头骨的。个别有肢解腿骨和脚趾骨的现象。随葬品主要有铜刀、铜牌饰、铜泡、筒状杯、夹砂红褐陶和很多海贝等,但未发现铁器。三角城发现的墓葬和大量遗物,经碳14测定,距今2675±100年左右,相当于春秋早期,属沙井文化。这些遗址、遗物证明,当时生活在金昌古地的先民们已进入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这里畜牧业和农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种植的谷物品种逐渐增多,生产工具进一步精细,应该广泛使用铜器、铁器。手工业有了相当的水平。以海贝充当货币,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也已产生。沙井文化的诸多特征,反映了它既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又与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本文1991年2月发表在《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004年和2006年先后收入《永昌史话》和《金昌史话》
  金昌历史溯源
  金昌市的永昌县建制始于西汉。早在春秋战国至秦代,整个河西走廊为西戎、月氏、乌孙诸族牧地。秦末楚汉相争,中原战乱,匈奴冒顿单于趁战乱“东灭东胡,西逐月氏”(《汉书·地理志》),打败了河西当时最强盛的月氏族,迫使月氏大部分西迁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后迁往阿姆河流域;小部分进入祁连山,称为小月氏,逐步与当地民族融合。从此,河西走廊被匈奴占据,由浑邪王统辖张掖以西的河西西部,休屠王统辖张掖以东的河西东部,成为北方匈奴政权的“右臂”。西汉初期,占领河西后逐步强大起来的匈奴经常南侵汉境,掠入口、夺财物,而汉王朝则无力与之抗衡,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和亲政策,换取边境暂时的安宁。汉武帝继位以后,由于汉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又经文、景削藩,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武帝决定以武力解决边患,反击匈奴。于是于建元二年(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又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派遣大将卫青对匈奴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大败匈奴,将匈奴赶到黄河以北,汉朝控制了河套以南地带。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出陇西,越焉支山(今永昌与山丹县界大黄山),跋涉河西走廊,转战千余里,打败了匈奴,一举收复了河西地区,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河西地区正式归入西汉版图。汉王朝为稳定和经略河西,进一步经营西域,于同年设置武威和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从武威、酒泉二郡分置了张掖和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朝廷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成功地开通了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友好往来。就在河西设置四郡的过程中,在今永昌县地先后设置了鸾鸟县(属武威郡)、番和县、骊轩县、显美县(属张掖郡)。据《二十五史补编》、《嘉靖重修一统志》、《五凉志》以及清《永昌县志》记载,番和县城故址在今县城西20里水磨关一带;鸾鸟县城故址在今县城西南西大河口上房寨子;骊轩县城故址在今县城南20里的者来寨一带;显美县城故址在今县城东45公里的杜家寨乱墩子滩汉墓群附近。
  西汉收复河西后,采取了徙民实边、屯田河西(其中有番和屯田)的政策,推行代田法,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丝绸之路通畅,由西向东的胡商蕃客满载着西域的各种货物来中国贸易,“日款于塞下”,丝路贸易空前繁盛。 东汉前期,今金昌市地的显美县由张掖郡划隶武威郡管辖。鸾鸟县仍隶武威郡,番和县与骊轩县仍隶张掖郡管辖。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分凉州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置雍州,州治武威(一说角乐得,今山丹);分张掖郡部分地域,在今山丹县东和永昌县西置西郡,把原隶张掖郡的番和①、骊靬:和原张掖郡的日勒、山丹四县划归西郡(郡治日勒),一直延续到三国曹魏时期。 三国曹魏时,武威郡、张掖郡都属魏国。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移凉州州治到姑臧(今武威)。凉州领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七郡,其中今永昌县地的显美县属武威郡,番和县和骊轩县仍隶张掖郡,原鸾鸟县撤销。 西晋时,今金昌市地及河西走廊均属西晋,隶凉州管辖。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河西鲜卑酋帅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在两降、三次复反的35年中,使河西战火纷飞,河西之地“非复晋有”。为了平息叛乱,晋武帝派勇敢善战的马隆镇压了树机能,接任武威太守,郡治姑臧。晋时,武威郡领七县,其中显美县、番禾县、骊轩县隶武威郡管辖。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西晋朝廷任命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到任后,大败鲜卑复反势力,“威名大震”。他着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侨立郡县,安置流民,大办儒学,振兴教化,使河西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社会安定。西晋末年的中原有“八王之乱”,而河西走廊却十分安定,于是中原流民纷纷西迁,“来者日月相继”。为了安置流民,张轨上表西晋朝廷,分武威郡西北辖地,在今金昌市域内侨立武兴郡,由武兴郡管辖于永嘉中(约310年)从番禾县析置的焉支县和新彰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这时,北方地区的一些汉族官僚和少数民族酋帅一个个建立了割据政权,形成了“东晋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河西走廊地区进入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五凉”的统治时期。 前凉建立后,都姑臧。经几代国主的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势控西域。第四代国主张骏时将版图划为3州(凉州、沙州、河州),领23郡,成为北方强国。其中,武威郡治姑臧,今金昌市地的番禾县、骊轩县、显美县隶武威郡管辖;今金昌市地的焉支县和新彰县隶武兴郡管辖。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凉被前秦所灭。 ①番和县,汉置,晋曰番禾,后凉至后魏置番禾郡,北周废郡置镇,隋唐时复置番和县,唐玄宗天宝三年改为天宝县,穆宗长庆中仍为番和县。五代及宋因之。后入西夏,置永州,属西凉府。元于此置永昌路。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十二月,吕光称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凉州牧,建立了后凉,都姑臧。后凉建国初期,地域与前凉相同,在今金昌市地的番禾县设置番禾郡。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吕光死,荒淫无度的吕纂继位,执政三年中,滥杀无辜。安帝隆安五年(401年),番禾郡太守吕超率兵攻破姑臧,杀了吕纂。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凉被后秦姚兴所灭。后秦以郭将为番禾太守,县地属后秦。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了南凉政权。秃发乌孤称西平王,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后徙乐都(今青海乐都)。安帝元兴元年(402年),秃发褥檀继位,称凉王。次年,后秦姚兴封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安帝义熙二年(406年)冬,秃发傉檀从乐都迁都到姑臧。至此,秃发傉檀割据了从西郡(今永昌县西北与山丹县东南)到金城的大片地域,番禾等地为南凉所辖。南凉为了发展经济和强化防卫,在这一时期还从显美(今永昌东)、临松(今民乐西北)等郡县掳获人口5万以上,或编人军队,或垦植畜牧。秃发傉檀的残酷压迫,致使城民不断起义,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傉檀降于西秦,南凉亡。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匈奴贵族沮渠蒙逊起兵,拥段业为建康(今甘肃高台西北)公,建立北凉。安帝隆安五年(401午),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张掖公,都城在张掖永平。北凉建立后,蒙逊重用汉族人士治国,整顿内政,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放宽刑罚,赈恤灾荒,检查失政,严督官吏,以期“明设科条,务尽地利”,使北凉很快发展起来。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蒙逊西扼西凉,向东扩展,于安帝义熙四年(408年)占领了今永昌县西、山丹县东的西郡。安帝义熙七年(411年),蒙逊以三万骑出西郡,于显美县(今永昌县东)穷泉击溃南凉主力,逼迫南凉主秃发傉檀迁都乐都,蒙逊占领姑臧,次年迁都姑臧。这时,今金昌市地的番禾、骊靬、显美、焉支、新彰诸县均在北凉管辖范围之内。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蒙逊灭西凉,完成了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统一。到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北凉疆域已达到东接金城及湟水地区,西邻敦煌,势力所及,达于葱岭。西域36国每年向北凉朝贡,北凉国力极盛。元嘉十六年(439年),北魏攻灭北凉,统一了中国北方 “五凉”时期,今金昌市地和整个河西走廊,虽也时有战事,但在120多年时间内,补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为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 北魏凉州领10郡,其中今金昌市地的番禾郡领彰、燕支(即焉支)二县。北魏统一河西后,实行减免兵役、减免徭役、安置流民、赈济灾荒等措施,把凉州地规划为“麻布之乡”。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推行了均田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同年,朝廷下令,按郡、县抽出十分之一的户数开展屯田,进一步促进了河西传统的屯田事业。这时,番禾郡的屯田,在西汉屯田的墓础上,发展更加兴旺;古焉支山下的焉支县地也沿袭西汉养马事业,设置官牧机构,为北魏官牧养马作出了贡献。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河西走廊地区属西魏,显美县属凉州武威郡管辖,番禾郡管辖番禾一县。北周明帝元年(557牛),宇文觉废西魏,建北周,河西地区统属北周。在此期间,凉川领10郡,在今金昌市地建力乾、彰、燕支三县,属武威郡。显美县省,其地并入姑臧。北周时,由于推行均田制等措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朝廷令在今永昌县北御山峡修建了驰名中外的瑞像寺。 隋初,河西初建凉、甘、瓜州。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改州为郡,姑臧为武威郡治,武威郡管辖姑臧、昌松、允吾及番和。合并永昌县地的力乾、障、燕支地入番和。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张掖,登焉支山(今山丹、永昌界),接见西域27国使者,随后,御驾亲临番和县北的瑞像寺,赠施了大量金银财物,御笔改旧额瑞像寺为感通寺。并下令天下的各州、郡、县和寺院都要摹写感通寺的圣容瑞像进行供奉。从此,番和县感通寺声名大振,驰名西域。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派人劝说割据河西的李轨归唐,轨不从,后被捉处死。李世民被封为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肃、瓜、鄯(今青海乐都)、会(今靖远)、兰(今兰州)、廓(今青海隆化)、河(今临夏)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整个河西归唐朝统辖。唐初,番和县属凉州总管府辖。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凉州属陇右道,番和县属凉州。唐朝初期,李世民在西北普遍修水利,设屯田,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实行和籴政策(即由国家拿钱收购农民的余粮),使河西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番和(今永昌县)屯田、武威屯田取得了显著成效。据记载,凉州都督府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番和县的焉支山设立官马场,成为国家发展良马的重要基地。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河西走廓中外贸易十分繁荣。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于番和县置雄州,高宗调露(679年—680年)年间废,番和仍归凉州管辖。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因陇右道管辖地域过大,分黄河以西为河西道,设置河西节度使,治所姑臧,也为都督治所,派重兵防守,成为河西首府,统辖河西各县。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在番和县西南三十里置大斗军(今永昌塔儿湾一带)。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改番和县为天宝县,仍属武威郡管辖。这个时期,河西地区不断受到吐蕃的攻击。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入凉州,节度使杨志烈被杀,吐蕃占领了武威郡。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杨休明继任节度使,移河西节镇到沙州(敦煌)。同年,吐蕃西进,占领甘州、肃州、瓜州,后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攻陷沙州,整个河西遂为吐蕃奴隶主控制。河西人民不堪忍受吐蕃贵族的残暴嗜杀,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于沙州起义,到大中五年(851年)收复了十个州的地域,于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又收复了凉州,至此,河西人民完全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统治,番和县同武威郡复归唐朝。但时间不长,凉州又被吐蕃温末部占领。到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凉州地方包括武威郡管辖的番和县地,全部落入叶蕃六谷部之手。 宋初,凉州姑臧和今金昌市地仍属吐蕃六谷部,宋朝廷对之只是羁縻而已。后西夏崛起,迫使吐蕃六谷部向宋朝靠拢,请求朝廷派员到凉州任职。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朝廷派丁惟清为凉州知州事。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党项羌攻凉州,知州丁惟清被杀。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党项羌占领凉州、番和。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占甘州,景祐三年(1036年)占肃、瓜、沙三州,整个河西破西夏占领。西夏在今武威设西凉府,统领河西州县。在今金昌市地置永州,隶属西凉府。西夏在统治河西的190余年间,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注重发展农牧业,任用汉人,仿宋朝设官制,创造西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提倡佛教,发展皮毛印刷等手工业。今永昌圣容寺在西夏时得到了重修。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七月。蒙古军队攻占西凉府,次年(1227年)西夏亡。蒙古占凉州初期,沿用西夏建制,封窝阔台之子阔端为永昌王,镇守河西,后由阔端子只必帖木尔继任。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地置永昌路(今永昌县城),隶属甘肃行中书省,永昌之名自此始,取“永远昌盛”之意。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废除了元朝的军政机构永昌路,在永昌王署置永昌卫,隶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从庄浪(今永登)移张掖,辖永昌卫等12卫和古浪等4个千户所。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于永昌卫治置永昌协,设参将一员,统辖卫境内五营及境外八营兵力。明朝为了巩固边防,一面在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加固长城(永昌境内120公里)、修筑城池、修筑堡寨;一面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山东、河北等地十多万人口迁徙至河西开展屯田。武威、永昌、山丹、肃州、甘州还开展军屯,效果都十分显著。明朝政府很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畜牧业,振兴文化教育。洪武三年 (1370年),永昌卫办卫学,明英宗正统中设儒学。明神宗万历年间修建了永昌钟鼓楼。重修了金川大寺和观河楼塔等历史建筑。钟鼓楼和观河楼塔至今保存完整。 清初承明制,永昌仍称永昌卫,仍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年),属甘肃布政使司。康熙十三年(1674年),改设永昌协参将为副将。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设置了凉州、甘州、宁夏、西宁四府,升肃州、秦州、阶州为直隶州。所有卫、所一律改为县。凉州管辖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五县。清末设甘凉道,增辖山丹、民乐、张掖、抚彝。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重视河西地区的发展,曾多次迁移内地人来河西屯垦,永昌县就是屯垦重点之一。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措施,永昌经济得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进一步兴旺。据乾隆《永昌县志》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县李炳文创建丽泽书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郭昌泰创建云川书院,为当地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此后,永昌共考取进士6人,举人16人,贡生216人。知县李登瀛、进士南济汉等修成《永昌县志》乾隆五十年本和嘉庆二十一年本,为永昌县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府存道,河西地区属甘凉道,治武威,下辖武威、古浪、平番、镇番、永昌、山丹、民乐、张掖、抚彝9县。民国16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全省分设七个行政区,武威设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辖县与道同,县行政公署改称县政府。民国30年(1931年),张掖另设专员公署,第六专员公署辖县减少,只辖武威、永昌、民勤(镇番)、古浪、永登(平番)5县。民国25年(1936年)11月8日,红西路军西进永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历时40多天。红西路军西进撤走后,苏维埃政权随之消失。
  1949年9月19口,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永昌。9月23日,永昌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武威专区。1955年,撤武威专区和酒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专区设在张掖,管辖整个河西的永登、天祝、古浪、景泰、民勤、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肃南、酒泉、鼎新、金塔、玉门、安西、敦煌、肃北、阿克塞等县、市,是年底增设玉门市。1961年底,张掖专区划分为武威、张掖、酒泉三个专区。武威专区辖武威、古浪、民勤、永昌、永登、天祝、景泰7县。198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永昌县宁远堡乡白家咀子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所在地设置金昌市,10月,永昌县从武威专区划隶金昌市管辖,并从永昌县划出宁远堡和双湾两个乡和金川镇一部分,成立了金川区。 (2004年7月29日发表于《金昌日报》连载)又载于《永昌史话》2004年;《金昌史话》2006年)
  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辨析
  今永昌县地域内,在古时候有很多寺院和庙宇。据我们在1984年至1993年编写《永昌县志》期间的调查证明,全县(包括划给金川区的宁远堡乡、双湾乡和划给肃南县的沙沟寺乡在内)有大小寺院、庙宇共80多座,其中,较有名的寺、庙20多座。这些寺院和庙宇中的绝大多数,已于清时和民国期间毁于兵燹、地震和人为破坏,有很少部份至民国末年,虽破烂不堪,但还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和尚或道士驻寺庙维持香火。解放初,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从县城到乡村,人民群众自发地掀起了斗争泥菩萨、铲除封建迷信的热潮,把寺庙里的泥菩萨雕塑或砖画等当作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一律清除捣毁。所有能够使用的寺庙,有的当了粮站,有的当了学校,有的当了诊疗所等公共场所,那些为数不多的和尚道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律分给了土地,由迷职业者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8年前后,那些作粮站、当学校的寺庙,逐步被拆除,木料和地址,被用来修建了新的粮站和学校,一些建在山间和滩地的寺庙,也被拆除用了木料,至此,永昌县内的寺庙,基本无存。
   至于永昌历史上的名寺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很早就被毁了。
  这里主要把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的历史状况和关系以及它们的现今遗存记述于后,以帮助大家了解它们的真实情况。
  圣容寺,位于今永昌县城北直距9公里的御山峡里,遗址今存。从县城乘车沿去金川峡水库的公路到金川东村,从水库南向西转入金川西村,再向西就进入了御山峡谷。御山峡里有一小河,群众叫它河沟,圣容寺遗址就座落在峡谷中段,小河北岸的石台地上。那里现有村民十四户,寺院遗址就在这里。现寺院遗址上,保存着圣容石佛瑞像一座,(佛头保存于县博物馆),寺后寺前山顶上,保存着大、小唐塔各一座以及对面石崖上的“六体”文字石刻等等。 圣容寺初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名瑞像寺。隋朝炀帝西巡河西到寺礼佛时(公元609年)改名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约公元764年以后),改名圣容寺至今。这座寺院经隋、唐重修、扩建和历代修葺,至1953年,只剩山门和数间僧房,被群众拆除。 金川寺:位于今永昌县城北二里,在金川河南岸石台地上,即在今北海子公园中心,也就是在今存的那座明塔以南和那两棵百年古杨以北的那一大片地方。群众俗呼这个寺为金川大寺前大寺。《县志》清嘉庆本记:“金川寺,俗称大寺,唐时敕建,为永第一禅林”。此寺,明以前维修情况不详,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永乐12年(1414年)重建,万历18年(1590年)维修,清嘉庆15年(1810年)整体重修,民国4年(1915年)维修了大殿。共有十四组建筑物组成。该寺的大部份建筑毁于战火和民国16年(1927年)大地震。现仅存明时重建的佛塔一座。民国时和解放后重建的今海子以北的水云观和海子中心的观音台和韦驮堂,据旧县志记,也属金川前大寺的所属建筑。现有其余建筑均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扩建。 后大寺:位于今永昌县城北直距5公里处亦即今圣容寺遗址南稍偏东2公里处的“九径八涝池”沟西的山顶上。这个寺院群众又呼为“四台子”寺院,遗址尚存。 为了澄清现今人们对我县重要历史遗迹圣容寺和金川大寺前大寺与金川大寺后大寺有所混淆的叫法,我们根据已经查找到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情况,把圣容寺和前大寺、后大寺的关系及它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希望今后在叫法上,特别是撰写文章时注意,防止以讹传讹。
  下面把古志书上记载情况,分述于后: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由进士、分守西宁道、陕西布政司右参议、监察御史苏铣所撰的《丁酉重刊凉镇志》记:“金川寺,有二,一在城北一里(应二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寺”。在记圣容寺时,是这样记的:“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
  清乾隆11年至14年(公元1746—1749年)由武威人,廉州知府、雷琼道张玿美撰《五凉志》记:“金川寺城北一里(应二里)”。“圣容寺城北二十里”。
   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本《永昌县志》的记载,同于《五凉志》,“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永昌县志》寺观条记:“城北二里许,曰金川寺,俗称大寺,唐时敕建,为永第一禅林……”。“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另一处记:“后大寺(即圣容寺)”。 从以上清朝时期所修的四本地方志记载情况看,清顺治十四年所修《凉镇志》的记述非常清楚。它说明金川大寺有两处,一在城北二里,一在城北十里,群众俗叫的前大寺,自然是城北二里的金川大寺,城北十里的是后金川大寺。。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凉镇志》成书以后,过了90年所修的《五凉志》,只记城北二里的金川寺和城北二十里的圣容寺。没提后金川大寺,是否那时已经废圯。但没有把圣容寺记作后大寺。 《五凉志》以后,又过39年所修的乾隆本《永昌县志》所记这三处寺院,也同于《五凉志》,没有混淆的地方。 唯有《凉镇志》成书159年以后,所修的嘉庆21年本《永昌县志》古迹条记:“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就搞错了。
  这就清楚地说明,清顺治十四年编修的《凉镇志》的记载,是明确的。 圣容寺在县城北二十里。这个事实,从《凉镇志》、《五凉志》、清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这三本志书里都是清楚的。县北二十里的圣容寺就是圣容寺,没有叫后大寺的说法。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修身先生在研究莫高窟壁画和敦煌遗书中发现,有大量的番和郡、番和县北御谷山圣容石佛瑞像和与这个圣容寺互为因果的刘萨诃和尚的史迹记载、后又在武威县城东北角出土了一块《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它的内容记载也是番和县北御谷山圣容寺和圣容瑞像以及刘萨诃和尚的佛迹历史。因此,孙先生等敦煌专家根据所掌握的丰富的资料,找到了古番和郡、番和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的圣容瑞像和圣容寺遗址,经过研究,确定了今永昌县北二十里的御山峡寺院,就是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里记载圣容瑞像的那座寺院——圣容寺,所以说,这个寺院就是圣容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孙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听群众中的叫法,怀疑金川大寺叫前大寺,圣容寺叫后大寺,以及猜测别的什么寺院为前大寺,圣容寺为后大寺,只是猜测。因为孙先生于1982年考察时,我们还没有发现《凉镇志》的记载,自然无法纠正猜测。 在孙先生于1982年考察确定永昌县北御山峡圣容瑞像和圣容寺之前后,永昌民间、政界、文化界、学术界对这一叫法,一直是模糊的。他认为是否在清乾隆时把圣容寺改成了后大寺,因为那时候学术界也没有掌握确切的文字记载的证明。如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也没有把这两种叫法明确其一。普查时黄兴玉任县文化馆馆长,祝巍山任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与省和武威地区普查人员共同参加)。一直到1985年至1993年,在新编《永昌县志》的时候,在1986年搜集历史资料时,我们才从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献部查到了《凉镇志》,是《凉镇志》才把这个混淆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至于清嘉庆21年本《永昌县志》的错记,我们推断,可能是它在编写时,没有收集到比它早159年的《凉镇志》里所记的事实,很可能根据群众的俗呼,把圣容寺说成了后大寺。
  那么,《凉镇志》里所记:“金川寺有二、一在城北一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寺。”这城北十里的后金川大寺又在什么地方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寺院呢? 我们根据1971年和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所取得的资料情况,于1986年,我(祝巍山,时任县志主编)又同县文化馆黄兴玉馆长和几位文化干部,又一次对“城北十里”的“后金川大寺”,在北海子乡和金川西村的群众中进行了调查:根据一些八十多岁的老者说,城北十里处有个寺院,叫四台子寺院。还有个顺口溜说:“从前大寺到后大寺,跌到九径八涝池”。我们根据群众的说法,在城北十里的“九径八涝池”山顶上找到了一座庞大的寺院遗址。远远望去,山势雄巍,气势磅礴,原寺面东而建,寺院建筑依山势分为高下四个台级,有高下四层五组建筑组成(因此群众俗呼为“四台子”寺院),每层台基前沿筑成高4米左右的石砌墙基,基本完好,其余建筑均毁,但瓦砾墙土堆积不少。寺遗址左侧有一高约2米,宽约4米的巨石,石上留有东向阴刻竖写文字一方,大多由于风蚀剥落严重,辨认不表,仅存??“寺”,疑为后大寺,“隆庆五年重建”、“石匠、属文学、张文×、于××”等字样。寺遗址对面石壁上,还有长约6米,高约2米的石刻文字和石刻画,也因剥落严重,字迹和刻画模糊不清,中间仅存“福如东□”几个字,每字直径约20厘米。 寺东脚下,是一条由南向北,由高渐低的山沟,沟底、沟边似乎是由一块没有间隙的整体巨石构成,由于水流长期冲刷,光滑坚硬,沟底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石边、石底的“石涝池”,其中大的有八个,最大的一个面积约有20平方米左右,内均积有雨水,群众叫它“八涝池”。由寺院东南下山,跨过山沟,从寺的对面的山腰循径下山,一路左右盘旋,要转九个弯曲的石径,才能转到山脚,曰“九径”,因此,群众历来叫这里是“九径八涝池”。(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时,写成“九井八涝池”,是讹传)。再沿寺北的古坟园沙沟,向北出山后,这里就是现今的金川西村二社。 我们向当地三四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询问“四台子”寺院的情况,他们说,这个寺院人们都叫“四台子”寺院,在他们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也有叫后大寺的。 综合以上值况,特别是《凉镇志》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清楚的历史证据,我们在作了认真考核后,写成了考察文章,在新编《永昌县志》里,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记载:城北二里为金川大寺,即前大寺,城北十里“四台子”寺院为后金川大寺,城北二十里为圣容寺。至此解决了历史上的错误。 (此文原载于《永昌县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甘新出016总0145号(2002)4号署名祝巍山、黄兴玉)
  蒙元时期阔端和斡耳朵城与永昌王、永昌路及高昌王关系探析
  永昌之名始于元代,这是历史研究者公认的史实。然而,永昌这个名字,从元代以来,在凉州所属地域内就出现了两个。一个是永昌县这个永昌,一个是武威县(今改为凉州区)永昌镇这个永昌。这两个永昌,后来都被认为是元代设立“永昌路”这个国家行政机构的地方。这种地名上的混淆,造成了历史史实的混乱,代代相延,给后来研究地方历史带来了一定困难,特别是近20年来,全国遵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都在编写地方志书,永昌县和武威县,在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仍然根据历史的记载,在自己县的志书里,把元代永昌路的设置地点写在了自己县的“永昌”所在地。那么,这个历史的错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本来面目究竟应是怎样,本文试想通过历史资料的记载和记载不明确造成的概念上的混淆,作一些探讨,以便与同仁互相交流。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最早的史料是怎样记载的。 编修于明初洪武二至三年(1369至1370年)的《元史·地理志》记:“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修成的《凉镇志·地理志》记:“永昌卫??,宋初为西凉府地,景德初为西夏李元昊所据。元灭夏仍为西凉地,至元十五年立为永昌路。明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统兵平定河西,因立为永昌卫,我清朝因之。” 清康熙八年(1679年)至雍正年间修成的《明史·地理志》记:“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 清初地理名著,由顧祖禹于康熙三十一年(1694年)前编成的《读史方舆纪要》记:“永昌卫,在镇东南三百十里,东至凉州卫一百五十里,西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元初仍属西凉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名。明初改置永昌卫,卫城周七里有奇,门四,今因之。” 清乾隆《永昌县志·沿革》记:“永昌…西夏李元昊所据,伪置永州。元初灭夏,世祖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封永昌王以领之,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此称永昌之始。明洪武二十五年,置永昌卫,立前后左右中五所,隶陕西行都司,我朝雍正三年,改永昌县,隶凉州府。”《建置志》记:“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都司署,其地盖明守备处,元址也”。又记:“永昌路??明初易路为卫,仍称永昌,到于今不改。” 以上这些史、纪、志的记载,除《永昌县志》是清朝中期的作品,其余都是明朝初期和清朝初期之作,而且在内容记载上,都是颇为一致的。还有不少史志类通志、辞典、辞海等权威性典籍,都记载有元永昌路设置于永昌县的内容。 既然前面这些重要的历史典籍都很清楚地记载,元永昌路设置在明永昌卫所在地。那么,以后为什么又会出现元代永昌路治既在明永昌卫所在地,又在明武威卫永昌府所在地?据查古籍,较早出现这个矛盾的是清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编成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以下简称《五凉志》)。该志共五卷,一卷《武威县志》,二卷 《镇番县志》,三卷《永昌县志》,四卷《古浪县志》,五卷《平番县志》。 一卷《武威县志》记:“西凉府……元兴灭夏,仍旧号,太宗命皇子阔端领之。顺帝至正四年,以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为永昌路,设宣慰使司,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明洪武九年始治卫”。“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 峱峱书”。 三卷《永昌县志》记:“水昌县……宋景德中,为西夏李元昊所据,置永州。元灭西夏,仍为西凉府。元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明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统兵平定河西,改置永昌卫,属陕西行都司,国朝初因之,雍正三年,改卫为县,隶凉州府”。 《五凉志》问世后,“成为当时享有很高声誉的志书”(《五凉志》校注),它的明显矛盾,给后来的史、志、纪的编写带来了史实的混乱。因此,清时的《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还有一些官修史志或个人著作,都沿用了这两种说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开展了一百多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省、市、县三级编修地方史志的工作,所以,才把旧志书中遗留下来的矛盾提到了史志工作日程上,但是,由于第一代修志是统合古今地编写,工作量非常大,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研究,因此,省志编委会,对全省各地存在的此类矛盾问题统一了口径:“暂无法弄清的,存其旧说”,所以,到九十年代初出版的《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由我主编),仍按清代各县县志上的记载,照原意记在了新县志上,遗留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首要的是要弄清楚元代永昌路到底建在什么地方。《元史·地理志》说:“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那么,永昌王宫殿又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永昌王宫殿的主人一永昌王又是怎么来的?为了详其原委,我们不妨从蒙古人占领河西说起:蒙古族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在统一了蒙古草原之后,就立即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河西走廊地区。因为河西走廊地区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占领了河西走廊,就给西征和南伐,奠定了巩固的后方基地,也为对付强大的金朝解除了后顾之忧。当时的河西走廊是由李元昊的西夏政权统治着,到公元1225年,已有190多年历史。这一年,成吉思汗由中亚回师蒙古,准备进攻西夏。1226年,成吉思汗分兵两路,第六次征伐西夏,他首先征服了沙州(今敦煌)西南的撒里畏吾等部,接着攻占了沙州。于是就把以瓜、沙两州为中心的走廊西部地区封分给术赤的斤儿子八都大王,成为八都大王的封地。1226年春夏之间,蒙古军攻占了黑水城(今额济纳旗),五月攻占了肃州(今酒泉),又攻占了甘州(今张掖),7月攻取了凉州。至此,河西广大地区遂尽蒙古所占有。12月,蒙古军包围了宁夏中兴府,围攻半年之后,中兴府破,西夏灭亡。这时,河西的山丹州为察合台的部将按竺迩镇守,后来,由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行山丹事,山丹州成了阿只吉大王的分地(当时,山丹州不属甘州路,属亦集乃路,今内蒙额济纳旗)。 成吉思汗在攻占河西各州的第二年(1227年)7月病故于南下军中(秦州清水),1229年8月,他的第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即元太宗)。窝阔台当大汗后,就把原西夏旧地(除已封分的山丹州和瓜沙二州为中心的走廊西部地区)包括肃、甘、凉三州和青海的藏族居住区以及还没有控制的西藏,都作为封地分给了次子阔端太子,“阔端被封为西凉王”(《悠久的甘肃历史》),阔端率大批蒙古军驻守凉州。1231年,窝阔台兵分三路进攻金朝,1234年蒙、宋联军破蔡州,金朝亡。金朝灭亡后,1235年蒙古军反戈进攻南宋,窝阔台兵分三路,命次子阔端率西路军,攻取金朝未降的秦州(今天水)、巩昌(今陇西)等地。1236年,阔端的蒙古军攻占了岩昌、阶州、文州等地,先后招降了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和甘南一带的吐蕃酋长勘陀盂迦等有重大影响的上层人物。接着攻入四川,大败宋军,占领了成都等地。阔端在这些地方掠夺了大量财物,于1237年北返,攻占的地方交由大将按竺逊镇守。1239年,阔端命大将多达,率军进入自己的封地西藏,进藏后,多达发现西藏教派林立,互不统一,建议阔端邀请西藏最有声望的、掌握吐蕃地方实权的萨斯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晋见。于是,阔端以太子的身份,代表蒙古王室邀请萨班前来西凉府会晤。1244年,63岁的萨班带着两个侄子,一个叫八思巴(十岁),一个叫恰巴(六岁)从萨迦启程,1246年到达西凉王阔端营帐。当时,阔端已去和林参加兄长贵由即大汗位庆典,不在西凉。一年后,阔端回到西凉与萨班及八思巴达成协议,吐蕃正式接受了蒙古大汗规定的各项制度,实现了蒙古对西藏地区的统一。按理说西藏原就是阔端封地,由阔端管理,但由于西藏地域很大,情况又很复杂,就由元朝中央宣政院直接管理了,1251年夏,拖雷长子蒙哥即大汗位,由于蒙哥和阔端相友好,再加阔端在蒙古大统一中立了大功,因此,他的封地除西藏外,其他地方没有变动。 阔端自1237年率军北返,回到西凉以后,到1253年卒殁,这16年时间里,除赴和林两年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西凉活动,如果从其父即大汗位,阔端被封为太子算起,共有20多年时间生活在西凉地方,根据这些情况,笔者认为,阔端就在这段时间内,在他致力于平定金朝,平定南宋,与西藏谈判成功,实现蒙古大统一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辉煌时期,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起了自己的斡耳朵。清乾隆《永昌县志》记:“干(斡之误)耳朵城,在县南百二十里,元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城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嘉庆《永昌县志》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干(斡)耳朵城,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已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至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斡耳朵(也称斡鲁朵,鄂尔朵),突厥一蒙古语译音,《辽史·营卫志》说,斡耳朵“辽国之法”。金、元沿用其名,为太祖成吉思汗所置。在蒙元时期,所有的斡耳朵都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是蒙元皇室成员占有和继承皇族特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世代承袭。阔端太子建在皇城滩的斡耳朵和其他斡耳朵一样,既有属于自己的牛羊财产、民户人口、军队,又有皇太子宫殿,还有专门管理分地内州、府、县的机构。前面已经说到,蒙古统治者占领河西广大地域后,并没有建起一个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统一管理河西地区行政事务。而是按照蒙古游牧民族的传统制度,把河西地区的土地和人口,分别赏赐给蒙古宗室王族作为封地。阔端得到的封地最大,后来,虽西藏由朝廷直接管辖了,但他的封地还很大,包括当时的肃州、甘州、凉州和青海的藏族居住区。阔端建立在皇城滩的斡耳朵,就完全行使着管理这些封地之内行政、军队、民户、财产等一切事项的权力。阔端为什么选这里建立斡耳朵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在此之前,这里不叫皇城滩,而叫苕藋,历来就是一处发展畜牧的极好地方。史籍上还有一个南凉伐北凉,五路进军番和(永昌)苕蓄的生动记载。皇城滩属祁连山浅山区,气候温暖凉爽,地域宽阔,雨量充足,水草丰美,地形险要。它南可通青海,北出东大河谷120里,直达永昌(当时叫番和县),东北出西营河谷200里可通武威,战守有资。同时,对于过惯了草原生活的阔端及其皇室家族成员来说,这里的一切条件,都很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可牧可猎,是一快非常优越的驻牧之地。土人之所以把这里叫皇城,就是因为有斡耳朵城及其皇太子宫殿的原因,以致后来人们把这一大片地方统称皇城滩,这是很自然的事,也很符合皇太子身份。但到后来,蒙古大汗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由拖雷长子蒙哥继承汗位后,阔端的斡耳朵就不能继续叫皇城了,而“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如果继续叫皇城,就有冒用帝王尊号,超越自己本分的嫌疑。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皇城滩的斡耳朵城及其宫殿,是皇太子阔端所建,并不是后代永昌王只必帖木儿所建。因为,阔端的身份一直是皇太子,并不是诸王,更不是“永昌王阔端”(《五凉志》),阔端在《元史》里被列入“宗室世系表”的“阔端太子位”,并没有列入“诸王表”,而只必帖木儿则列入“诸王表”,“只必帖木儿王”。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阔端不是永昌王,只必帖木儿才是真正的永昌王。同时,如果是“斡耳朵城,原永昌王筑”的话,就以《元史》最早提及的中统元年(1260年)和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三次“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的记载,计算为只必帖木儿当诸王的最早时间,他当王后筑的城,已经是其父阔端去世十多年的事了,再把其父葬于斡耳朵城,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有人或许要问,既然斡耳朵城及其宫殿不是永昌王只必帖木儿筑,而是其父阔端所筑,为什么史志上记载“斡耳朵城,原永昌王筑、“斡耳朵城,俗传元宗室永昌王葬处”、“永昌王阔端墓”等。根据一系列史情,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一是阔端死后,阔端在河西的封地和斡耳朵的职权,由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阔端长子和次子的封地均不在河西),只必帖木儿在封王之前和封王之后,在朝廷没有正式建立“路”这种行政管理机构之前,他继承父业,继续行使斡耳朵的一切权力和管理肃、甘、凉等地的府、州、县。从阔端死(1253年)到元至十五年(1278年)立永昌路,中间相隔25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只必帖木儿作为永昌王长期行使王权,这就给后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只知道这里住的都是永昌王;二是只必帖木儿和王妃们死后,都葬于斡耳朵城,所以,后人称“斡耳朵城,永昌王葬处”、“其西又有墓,俗呼为娘娘坟,意其妃墓”。到清乾隆时编修史书时,对此前五百年的事情,也只能依其《元史》撰写者感到棘手所言“因其所可知而阙其所不知”了(《元史·宗室世系表序》)。阔端的斡耳朵城池遗址,位于今永昌县皇城水库东南边缘。据二十世纪七十年初和八十年代初,全省文物普查时的情况是:有南北两城,大城在北,小城在南,互距约200米,大城方形,东西404米,南北400米,城墙残高3米,夯土板筑,夯层厚10至20厘米,城东、南、北开三个城门,城的四边和四角各筑城墩1个共8个。南面的小城略呈长方形,东西长338米,南北宽306米,残高4米左右,东、南各开一城门,夯层厚10至20厘米,城墙每边各筑城墩4个,四角各筑城墩1个,宫殿遗址存。城四周有宽8米的护城河。小城东面约距500米的小土山上筑有内外两层土墙的建筑,残垣留有大量瓦砾。经鉴定,这就是元皇太子阔端的斡耳朵城和宫殿所在,废城基形规整,城垣规模宏伟。这里今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 关于永昌王。史志工作者大都认为是只必帖木儿其人,与阔端无关。然而,这个永昌王是不是就是《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里“至正四年??立永昌王,为永昌路??”,“元灭夏,置永昌路,立永昌王”这个王呢?笔者认为:是这个王不假,只必帖木儿就是永昌王,但是,只必帖木儿不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永昌路时才封的王,更不是至正四年(1344年)立的永昌王,他应是早就当永昌王了。什么时候当的呢?有两个时间,第一个时间有可能,第二个时间是肯定的。一是阔端于1253年去世后,只必帖木儿作为继承人,被蒙古大汗蒙哥封为永昌王,承袭了父亲在河西的封地,并作为斡耳朵的继承人,继续掌管斡耳朵的军政大权,管理凉、甘、肃等诸州事。这一时期,蒙古政权还是“建置无序,官制未备,随事创立”。所以,阔端行使了的大权都归他行使,没有王的头衔是不行的,同时,蒙哥与阔端素来友好,封只必帖木儿为王是很有可能的,这个王应是永昌王。二是《元史·世祖纪一》记:“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同其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这场斗争中,河西地区是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为此,两军曾对阵于山丹达两月有余,经过耀碑谷血战,忽必烈军打败了阿里不哥所属的阿兰答儿、浑都海联军,此二人被斩首于西凉府,彻底粉碎了阿里不哥控制河西的企图。在这场斗争中,只必帖木儿立下了汗马功劳,忽必烈因此“赐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又于至元二年(1265年),忽必烈又先后两次赏赐只必帖木儿战功银,一次是于“丁已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另一次是“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两万五千两,钞千锭”。从这三次的赏赐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第一次赏赐时,只记“赐只必帖木儿??”,第二、第三次就成了“赏诸王只必帖木儿??”、“赐诸王只必贴木儿??”,有了“诸王”的称号。所以,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只必帖木儿这时确实有了“王”的封号,这个王应该就是永昌王。虽然《元史》诸王表中只有“诸王”,没有“永昌王”这个名号,但在《元史·地理(三)》中记:“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这个“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说明早就有了永昌王这个名号,也就是说,有了永昌王,才会有永昌王住在永昌王的宫殿里,立永昌路的时候,是立在永昌王宫殿所在的地方。 关于永昌路的设置。元代永昌路到底设在哪里?《元史·地理志》记:“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就是说,永昌路设在永昌王宫殿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看地方志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清乾隆《永昌县志》记:“(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初筑在宋元之间”,“城围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顶宽一丈二尺,趾阔三丈,雉碟二千有奇,门四,东曰宣化,南曰武胜,各三重;西曰镇西,北曰安定,各二重。门楼大小有十,位置如门之重数;腰、角楼各四,以备巡逻??。城周有护城河,河阔二丈二尺,深一丈二尺,东西吊桥各一。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永昌城高大雄伟,设施完备。它在明初洪武年间增补时“旧有土城”,后虽经明、清两朝修补,但是,可以肯定,它的土城城廓在元朝初期就已经奠定。《永昌县志》又记:“(明)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永昌王宫殿改修卫所,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万寿宫”。“旧卫署在大东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又记“明守备署,元址也”等。《五凉志·古迹》记:“《元志》有永昌路,本西凉府地,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置,明设卫,治金山之阳”。《凉镇志·建置》也记:“永昌卫,旧鸾鸟县,又名永昌路,明朝改立卫所”。其他不少史志也都以大同小异的内容,记载着明朝永昌卫城中有永昌王宫殿,元设永昌路,永昌路改置永昌卫的内容。《武威县志》记:“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又记:“又有永昌城,在卫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顺帝至正四年,以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为永昌路,设宣慰使司,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里我们不妨把两县县志和有关史志对照一下就会明白,《武威县志》等有关志书里,没有一处提到过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府有永昌王宫殿。就最早出现不一致记载的《五凉志》里面的《永昌县志》说:“永昌县《元志》有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置,明设永昌卫”。说明了元永昌路是以永昌城里的永昌王宫殿所在而置,而《五凉志》里面的《武威县志》说:“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峱峱书”。又记:“西凉府,元兴灭夏,仍旧号,太宗命阔端领之。顺帝至正四年,以城北三十里立永昌王,为永昌路,设宣慰使司,降西凉府为州隶焉”。都没有关于永昌王宫殿的记载。最后这一条,还存在明显的错误,把元初立路的事扯到元末去了,而且把元初设路同元末设宣慰司的事混为一谈,这样的记载,确会把历史给搞混乱了。由于《武威县志》里没有关于永昌府有永昌王宫殿的记载,所以,“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的历史,是与武威县的永昌府没有关系的。而以永昌县城的永昌王宫殿所在,才是立永昌路的真正地方。《永昌县志》等史志里的这些记载,把永昌县城里的永昌王宫殿及其所属有关机构地点和前因后果,都记得非常具体确切,这就有力地证明“元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是在永昌县城所在地,而不是武威县的永昌府所在地。就以路治的规模来说,永昌城规模宏伟,城廓高大,而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府城,南北只有2里,东西一里半,城周三里,只开南门一座。这样一个小府城,不可能是路的治所,而确实是“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 那么,永昌路这么一座路城是什么时候筑的呢?《永昌县志》记:“至宋始复,乃筑斯城,金元因之”。要说此城筑于宋初,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西凉府地自五代末到宋初,已从温末族转入吐蕃折逋氏手中,凉州一带政权的首领完全由吐蕃六谷首领担任,公元十世纪初,凉州的六谷吐蕃及者龙诸部,又都归顺甘州回鹘,到公元1028年西夏最终占领凉州的百多年中,西夏与回鹘争夺河西地盘的战事不断,这些以祁连山六条山谷为据点的游牧民族,不可能在走廊平原筑城以守。在西夏统治河西时期,在番禾县(今永昌县)置永州,隶西凉府。“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没有出现新建的城镇,汉唐时期的河西诸州如凉、甘、肃、瓜、沙等地,至西夏时期依然如旧”(《河西开发吏研究》)。说明在宋初和西夏统治时期都没有建城的可能。这就可以肯定地说,永昌路城建于元初。《永昌县志》记:“初筑于宋元之间”的记载是正确的。因为蒙古族到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的第十二年(1271年)才称国号为“元”,之前的六十多年里,可以称之为“野蛮的占领”。到公元1279年,才结束了与南宋王朝的战争,实现了元朝政权的大统一,大统一后筑城才是可能的。这时候正是宋、元政权首尾相接的时候,这里记“初筑于宋、元之间”可以说是准确的。这一时期,正是只必帖木儿被封为诸王(永昌王)的时候,此人从封王到正式设置永昌路,足有近二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在继续行使其父阔端对封地的管理职权的同时,以诸王(永昌王)的身份积极支持忽必烈的治国方略,采用文明的、先进的汉法,逐步完善蒙元政体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形势下,随着全国和河西地区新的管理模式——路、府、州、县的逐步建立,在他的封地渐渐缩小的情况下,为维持其统治地位,筑城修宫,准备条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所以,他奉旨选择了“东抵凉州,西接山丹州,北连塞漠,南距西番”、“控扼甘凉”的战略要口,筑起了一座周长七里二百三十步的土城以及宫殿(公府)作为路的治所,到至元十五年正式置路于此。新的永昌路城筑成后,原其父所建的斡耳朵城就逐步地演变成了永昌王和王妃们居住和避暑休闲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牧畜之地,他们死后,也都埋葬于此。所以,后来《五凉志》等地方志有“斡耳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有永昌王避暑宫”,“永昌王阔端墓”,“元宗室永昌王葬处“及“妃墓”等记载。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了解了阔端太子和斡耳朵城的历史,了解了永昌王只必帖木耳的来历和修建永昌路城及宫殿的来龙去脉,这样,对《元史·地理志》“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记载的理解就比较清楚了。 这里,我们再讨论“永昌府”的赐名问题。《元史·世族本纪》记:“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这个记载是准确的。这里为什么很明显地提出“筑新城成”,新城是相对旧城而言,如果没有一个旧城,为什么要说“新城”呢”?直接说“筑城成,赐名永昌府”不就行了!这个旧城,指的应是其父阔端所筑的斡耳朵城。这里说“赐名永昌府”,为什么要赐名呢?如果是国家行政建置,比如甘肃行省和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的建立,朝廷并没有一个个赐名,而是按忽必烈完善国家政体制度统一规划设置的。而永昌府为什么赐名,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只必帖木儿在帮助忽必烈夺取大汗位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忽必烈刚即大汗位,就封只必帖木儿为诸王(永昌王),并三次赏赐战功银。在忽必烈完善全国路、府、州各级政权建设中,只必帖木儿虽奉旨修筑永昌路城和永昌王宫殿(公府),但那总是属于国家的官府,而为大元统一奋斗了几十年的只必帖木儿,虽有父亲留下来的斡耳朵,但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府。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为奖赏只必帖木儿,在修筑路城的同时,赐银让他修建了一座属于个人的王府,王府建成后,忽必烈以皇帝的名义赐给了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因此《元史》里就有了“赐名永昌府”的记载。 关于西凉府省入永昌路的问题。《元史·本纪第八》记:“至元十年秋七月,省西凉府入永昌路”。这个记载也是清楚的。这就是说,忽必烈在推行汉法,完善地方行政建置过程中,在改国号为“元”的第三年(公元1273年),朝廷决定将原西夏时就有的西凉府这个旧建置撤销,将它归并到新成立的永昌路。这一条记载,主要说的是撤销西凉府的事,因为当时河西地方行政设置为:路、直隶州、附属州。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指明永昌路具体的成立时间,但是,却已经说明永昌路宣布成立了。这是《元史》里出现永昌路名称最早的时间。所以,永昌路的建立时间,应该最迟是至元十年(1273年),而不应该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 《元史·地理志》记:“元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面不是说已经“省西凉府入永昌路”了吗。既然已经有了永昌路,怎么刚过五年又“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呢?这不前后矛盾吗?这个记载确实有些不到位。据《元志》记,永昌路最迟于至元十年就成立了(其实,朝廷决定成立永昌路的时间,可能比这更早一点)。至元十五年,又出现立永昌路的记载,我们不能理解为两次立路。至元十年,朝廷决定以敕封的永昌王立永昌路以后,永昌路的军政等一切大权由只必帖木儿行使。这时候,由于只必帖木儿奉旨修建的永昌路城和永昌王宫殿还没有完全建好,只必帖木儿就把至元九年十一月筑成的新城一一永昌府作为过渡时期的路治使用。到至元十五年路城修好后,只必帖木儿就把永昌路治从永昌府迁到所建成的永昌路城(明时为永昌卫),正式把永昌路设置在“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的永昌城。这样以来,永昌路迁移了,旧西凉府撤销了,而旧西凉府这块地方还不能没有管理机构,因此,朝廷同时间决定将原西凉府降为五属州之一的西凉州(应该说重立贴切),隶属于永昌路。所以,这就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的原由,《元一统志·卷六》中“永昌路,领州一,西凉州”,可能也就是这么来的。 元朝中期,原西夏旧地的路、府、州等地方政权,均由至元十八年始设在甘州的甘肃行中书省统辖。共设七路、二直隶州、五属州。七路是:甘州路(至元六年置,八年改甘州路总管府)、肃州路(至元七年置肃州路总管府)、永昌路(至元十五年置)、沙州路(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路)、亦集乃路(至元二十三年立为路总管府)、宁夏府路(至元二十五年置总管府)、兀刺海路;二直隶州是:山丹州(至元二十三年升为州)、西宁州(至元二十三年立州);五属州是:西凉州、灵州、鸣沙州、应理州、瓜州。 关于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元初的西凉府(后降为西凉州)曾出现了两个“永昌”的名字,一个是“永昌路”之永昌,一个是西凉州“永昌府”之永昌。由于清代编修的少数地方志里,把设置永昌路的地点没有记清楚,本应是永昌路初设时,位于西凉州西北(今武威)三十里的永昌府,曾作为过渡时期临时的永昌路治所(至元十年至十五年),待到永昌路城和永昌王宫殿修好后,于至元十五年,把永昌路从永昌府迁出,正式设置在“永昌王宫殿所在”的永昌路城(永昌县城)。就因为地方志没有把建路的前因后果交待清楚,所以造成了史志界对这个问题不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这个原因,对于元代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死后葬于永昌路的说法也产生了分歧。这里依据史志记载,再次谈点个人意见。 清乾隆《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都全文记录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碑文。碑文追述了高昌国五百多年的历史。蒙古兴起后,高昌回鹘君主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亦都护,举国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公主也立安敦嫁给了他,并收他作了第五个儿子,让他继续行使原先的权力。归附后的阿尔忒的斤,对成吉思汗赤胆忠心,跟随其左右,征伐西域、中亚、河西、四川等地,“皆有大功”,历数代都娶蒙元皇室公主为妻。忽必烈即大汗位初期,西北诸王作乱。纽林的斤的父亲火赤哈儿的斤在平息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的战斗中牺牲,其子纽林的斤要平火州反,请求出兵,忽必烈同意,奉旨师出河西。他刚到永昌路,青海、甘肃吐番脱思麻地区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吐蕃宣慰使”讨平了叛乱,立了大功,先娶了太宗窝阔台孙女不鲁汗公主为妻,公主死,以其妹八不叉公主为妻。武宗时(1308年)召还纽林的斤,命嗣为亦都护,赐金印。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赐金印,“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之境”。后八不叉公主又死,又娶忽必烈之孙安西王阿难答之女兀刺真为妻。纽林的斤,于延佑五年(1318年)十一月薨于永昌。纽林的斤有三子,长子帖睦儿普化,次子签吉,皆八不叉公主生,三子太平奴,兀刺真公主生。纽林的斤去世时,其长子帖睦儿普化正在巩昌(今甘肃陇西)等处出任都总帅、达鲁花赤,他“奔父丧于永昌”,“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元英宗时,“与喃答失王同领甘肃诸军。且治其部”,泰定帝时召还,与宣靖王买奴等分镇襄阳。随后,人京供职,1328年泰定帝崩,皇室发生权力之争,文宗调遣高昌王帖睦儿普化、镇南王等“佐平大难”。天历二年(1329年),封帖睦儿普化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遂即将亦都护高昌王王位让给弟签吉袭封。至顺二年(1331年),帝命名臣虞集等为中书左丞相,御史大夫,亦都护高昌王撰、书、刻纪功碑文。至顺三年十月,帖睦儿普花亲往永昌路,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在永昌路治(后永昌县治)北二十五里之圣容寺之次,高昌王纽林的斤之墓,树立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关于高昌王纽林的斤之葬地,我们看看清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年(1760年至1785年)《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就有个基本了解。《武威县志·古迹》记:“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峱峱书”。在“名宦”目下,介绍了帖木睦补花,文曰:“元帖木儿不花,其先畏兀儿人,家于和怀山。太祖时,举国来归,至不花为世宗丞相,临大政,决大疑,忧深思远,严容凝重,历武宗、仁宗三世皆封高昌王”。清乾隆《永昌县志·墓附》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牧者掠去,片石无存”。嘉庆《永昌县志·古迹》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佑间葬。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帖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官师表》记:“高昌王,名纽林的斤,其父火赤哈儿的斤为亦都护,镇火州。武宗至大中,与北军战死之,纽林诣阙请兵,奉旨西出河西。??遂留永昌镇吐蕃,威德信明,民安贼息,至仁宗时封为高昌王,延佑五年薨,葬永昌”。“高昌王二世,名帖睦儿普化,纽林的斤子也??又以资善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奔父丧于永昌??”。并在《藩封》中,据《世勋碑》意,记述了高昌王纽林的斤先祖几百年的情况和他本人生前历史以及死后葬于永昌和其子帖睦儿普化奔父丧等情况。 我们从以上两个县的清代县志记载看,《武威县志》对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根本没有提及,记载也十分简单,只记:“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峱峱书”。就清代武威的著名学者张澍的重要著作《凉州府志备考》,对高昌王也只提了“元高昌王墓,有世勋碑,虞集撰文”。此书记的是整个凉州,并不单是武威,如果高昌王墓在武威永昌府附近,这样显赫的人物,张澍能不详记吗?这就清楚地说明永昌堡只有高昌王府,根本没有高昌王墓。我们再看’《永昌县志》,它对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身世和葬地等各种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它不仅说明了高昌王葬于此地的具体时间和墓地的具体地点,而且说明了虞集撰文的世勋碑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还说明了其子帖睦儿普化奔父丧于永昌和到永昌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奉旨竖《世勋碑》等等。再说,《永昌县志·艺文》中收录了乾隆年间举人方毓伦《访高昌王墓》诗,其中“剞侧残碑埋蔓草”句,描述了雕凿刻好的世勋碑被后人砸断掩埋于蔓草之中的情景,应是亲眼所见。 再看清初顺治丁酉年(1657年)《重刊凉镇志》中的《永昌县志·古迹》条记:“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乾隆十一至十四年(1746至1749年)修《五凉志》中的《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有世勋碑记”。(此两种志书,均早于《武威县志》和《永昌县志》),可是,这两本志书中的《武威县志》里,根本没有提到高昌王墓的踪迹。对于高昌王墓在永昌路这样重要的历史记载来说,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决不是。没有记高昌王墓的只言片语,这说明永昌府只有“高昌王碑”,却没有高昌王墓,这个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已有人把《世勋碑》残碑从永昌县圣容寺之次高昌王墓地转运到武威永昌府“保存”。武威县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高昌乡(即永昌堡,民国时叫高昌乡,解放后必叫永昌乡,现为永昌镇)石碑沟(现名石碑村)发现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残碑,正好与清《永昌县志》中所记的“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十分吻合,同时,该碑出土后,“曾经保护该碑的武威贾坛等人在留下的题跋中有‘复凿其半为碾盘’语,大约是‘残碑数截’‘为樵牧者掠去’后被转运到凉州永昌府,拟凿为碾盘”(《金昌文史》6辑邰如林文)。永昌堡出土《世勋碑》这是历史事实,但是,这块残碑并不是原来就竖立在永昌堡的,很可能就是《永昌县志》里记载的“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那块残碑的其中一截,另一截是不是已被“复凿其半为碾盘”!这个情节是很符合《永昌县志》里所记的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碰上了有学之士,将其一截保护下来,后被埋没,又被出土,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两种可能,本人在拙著《永昌史话》里已经阐明,一是有可能被高昌王纽林的斤的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收集保存于高昌王府,二是被重视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下来。不会是“掠去”的(这种情况现代以来不是也很普遍吗?如永昌县新石器时期鸳鸯池遗址曾出土重要文物3500多件,几乎全部被武威地区博物馆、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院调走了吗?)后来被湮没,又出土,这也是很可能的。永昌县现保存的高昌王纽林的斤墓,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初,经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地区博物馆和永昌县文化馆多次在文物普查中考证探寻,事实证明遗址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这是历史事实。有人说,文物普查时,没有发现棺椁和陪葬物品,怀疑此墓是否高昌王墓。我们知道,蒙元王室要员死后是不暴露具体葬地的,这是他们丧葬的风俗习惯,所在,我们不能以此而去否定。
  前面已经说到,由于高昌王纽林的斤几代人对蒙古汗国的大统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又都是蒙古王室附马,得到了比归附于蒙古大汗的任何人都要高的荣誉和权力。因此,他奉旨师出河西后,本应请兵北征,为父复仇,但当时军情有所变化,甘肃、青海吐蕃脱思麻地区作乱,他奉旨领本部军镇吐蕃,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他驻军永昌路(即永昌王所在的金山之阳的永昌路城),为朝廷担负起了维护整个河西安全的军事职责。在这期间,作为附马又被仁宗皇帝和武宗皇帝敕封为亦都护高昌王的纽林的斤,他看上了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建在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王府。只必帖木儿遇上了如此尊贵的外戚,只能把自己的府第让给了他,自己把王室和眷属又搬迁到了父亲阔端留下来的斡耳朵城去了。而永昌路的行政机关都在金山之阳的永昌路城,纽林的斤驻军也在路城。因此,到后来的长时间里,人们习惯地把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王府叫作高昌王府了。无怪当地耆老,只知有高昌王,不知有永昌王。这是因为永昌王在前,时间短,高昌王在后,时间长的原故。同时,此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名高昌乡,解放后又改成永昌乡(现改永昌镇)。而皇城滩的斡耳朵城,后人叫永昌王宫殿和永昌王牧马城,也同样是这个原因。根据这些情况,高昌王纽林的斤死后,肯定是要葬在永昌路城附近,也就是他执军执政的地方,况且这是一个符合蒙古民族丧葬习俗的地方,在一座著名寺院之侧。而决不会葬在高昌府门南二里的地方,这是不符合蒙古族的丧葬风俗的。 参考材料:1、《元史》、《清史稿》
  2、《凉州府志备考》
  3、清《永昌县志》、《武威县志》
  4、《凉镇志》、《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5、《张掖史略》《金昌文史资料》、《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等
  (此文原刊于《永昌文史资料选择》第九辑2006年出版。)
  拥抱历史的激情
  ——记河西名寺永昌圣容寺
  今甘肃省西部,今永昌县御山峡里,尘封着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河西,隋唐时期声震江南、誉满西域的著名的古番和县石佛瑞像和瑞像寺院。永昌县是古番和郡和古番和县所在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津,在曾闪耀着璀璨光辉的汉唐时代,这里就盛开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灿烂花朵。虽然沧桑岁月类经变迁,但是,在历史长河中淀积下来的丰厚的文化精萃,伴随着不朽的历史摇篮跨入了21世纪。今天,在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大好时期,是敦煌学、历史学拨开了历史的尘封,使我们领略到昔日的辉煌。
  御山峡这座寺院的发展历史和与它紧密相关的石佛瑞像以及与这座瑞像相因果的刘萨诃和尚的很多事迹与神奇传说,在今敦煌莫高窟的八九个窟洞中保存着大量的壁画和榜题;在敦煌遗书文献中和佛教经典中,也保存着它大量的文字记载。1979年出土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记载内容也与敦煌壁画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御山峡位于今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龙首山谷中,圣容寺寺院位于峡谷中段北岸向阳的台地上,依山面河而建。据史书记载,这座寺院初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敕名瑞像寺,后经隋唐和历代重修、增修,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随着历史的演进,到隋炀帝西巡时,诣寺礼拜,亲笔把瑞像寺改名感通寺,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改名圣容寺至今。由于风雨的侵蚀和人为地破坏,这座寺院仅存的山门和几间僧房于1953年被当地农民拆除。现今在这座寺院遗址保存下来的石佛瑞像和两座佛塔以及佛塔中发现的壁画、文字题记,寺前石崖上还有“六体文字”石刻等珍贵遗迹,堪称与莫高窟里的壁画一样,是河西走廊罕见的古代文化艺术瑰宝。
  据史料记载,圣容石佛瑞像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通高一丈八尺的浮雕石佛瑞像身躯,今完整地挺立于石壁之阳;该石佛瑞像之首,为国家二级文物,是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由时任永昌县文化馆长的黄兴玉在圣容寺遗址农户的牛圈墙角上拆下来的,像首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鬓,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据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证,属早期的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影响的风格。在发现瑞像佛首的同时,还在旁边的石坑中发现了另一尊“石雕立佛像”,佛龛残高120厘米,宽61厘米,佛像高94厘米,宽38厘米,面部残,专家鉴定约北魏时期造像,还同时发现了一个小石佛佛头,取名“圣容石佛头像”,通高13厘米,头顶有高耸的发鬓,发鬓高4.6厘米,面相圆润,神志端庄,发纹及五官雕刻精细,专家鉴定为唐代石雕艺术。这三尊石佛头、像均保存与永昌县博物馆,照片收录于1993年版新编《永昌县志》。寺后和寺前山顶上今屹立着一大一小佛塔两座,遥遥相峙,保存完整,为圣容寺建筑之一。该两塔具体建造年代不详,但形制与西安小雁塔甚似,因此,初步确定为唐代建筑,新编《永昌县志》收录照片,名“圣容寺唐塔”。大塔位于圣容寺背后象山顶上,通高16.2米,塔底座边长11.7米,塔基边长5.42米,为七极方形、空心砖结构,基层较高,向南置门,可供出入。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遗存“番僧一千五百人”和“乾元二年”、“圣容寺”题记,还有壁画一幅,与莫高窟圣容瑞像相似,不过粉壁有几层,如果剥离,估计下层还会有壁画榜题存在。小塔也为七极,通高4.9米,实心,建在大塔对面的隔峡谷半山腰间。该两塔于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寺前山崖石壁上至今保存着佛教“六字箴言”“唵嘛你钵弥吽”的“六体文字”石刻,文字距地面2.4米,文字所占面积高1.8米,宽2.4米,为阴刻,自左至右横写,共两方,每行6字,每字大小约20厘米。右边一方共两行,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左边一方共四行,从上到下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或为蒙文,或为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据近年多方考证,可能为蒙元时期所刻。“六体文”就是以上六种文字。“六字箴言”就是藏传佛教的“根本箴言”。“唵”表示佛部心,念此字时,要把身、意、口和佛的心、意合为一体,这样才能修得成功;“嘛你”,表示宝部心,也称聚宝。传说宝来自龙王脑子里,如果得到了它,到海里,什么宝都能聚拢来,到了山中,什么山中奇珍异宝也能聚拢来;“钵弥”,梵文里是莲花的意思,表示莲花部心,佛法像莲花一样圣洁无暇。“吽”(鸿),表示金刚部心,金刚代表佛的力量,依靠佛的力量,才能成佛。藏传佛教将这六字箴言看做佛经的根本,要求信徒反复持诵,积功积德,功德圆满就可以超脱成佛。永昌圣容寺遗留下来的“六字箴言”里的几个汉字,武威地区1979年编印的《文物概述》中错把其中的“吽”字写作“红”字,还发现有的文章中,把“弥”字写成“呢”字,有的把“钵”字写成“巴”字。“吽”字现在看来已经不清楚,可1973年,我是县文教局管文化干部和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黄兴玉同志去圣容寺时,那个字还看得清楚的。后来,我们也常去,这些字逐步模糊起来,1988年我主编《永昌县志》拍照时,“吽”字已不清楚了。今年,我主编《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时再次拍照时,更显模糊。
  永昌县现存的佛教“六字箴言”是一处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只发现了三处,一是在河北居庸关,二是在嘉峪关,三是在永昌县。这么珍贵的文物古迹为什么在40年中就出现这么快速的退化呢?为此,笔者曾做了一些调查,其主要原因是石崖下面缺水了,是水不能滋养石壁而导致石壁风化加快。据史料记载,圣容寺前这条小河,自古以来叫河沟,它发源于红山窑乡王信堡村的羊庄子,到月牙湖,再到毛卜拉,一路的泉水形成了这条小河,一路灌溉着下至金川西二三百亩农田。早前,寺前的河水还能转磨。解放后水量也还不小。由于气候逐步干旱少雨,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上游的毛卜拉打机井灌田,致下游河沟在夏秋季节断流。另一原因,就是六体文石崖下面小河拐弯处,原有一个约长七八米,宽三四米,深二米多由河水自然冲刷而形成的大水坑,常年积水。而近二十年来,这里的人们在石崖以下横堵了一条水泥坝,夏秋季突遇洪水时,大量的泥沙淤积在水坝以上,致使原有的水坑消失。因此,石壁上的“六体”文字完全失去了水的滋润,加快了风化。
  1979年5月,在武威城东北角陆军医院施工时,出土了一块石碑,残,共存一千多字,由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党寿山先生于1981年至1982年做了考释,拟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这通石碑的内容,反映的就是古番和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的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和尚的佛迹活动以及隋炀帝、三藏法师到寺礼拜,唐朝大元诣寺敬物、画像等内容。孙修身等敦煌专家,对照碑文,对照敦煌壁画、榜题和敦煌遗书,证实了古番和县就是今永昌县的史实。然后于1982年亲自来永昌县,在县城北御山谷找到了圣容寺遗址,并在遗址石壁上发现了敦煌壁画里的“盤和都督府望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这尊浮雕石佛瑞像以及塔内的壁画和文字题记等其他遗存。从此,彻底解决了敦煌“壁画”、“榜题”、“遗书”的源流和根据这一悬案。
  今圣容寺遗址御山峡里,还有齐家文化遗址;有花大门石刻;有高昌王纽林的斤墓葬;西夏千佛阁,东西横穿永昌的汉明长城,在御山峡及以西约有10公里的一段,烽燧突起,气势磅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寺的附近,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夹砂红陶片等新石器时期遗物,已掩埋在校址下。
  御山峡里,不仅历史文化淀积丰厚,而且自然风光也很优美。峡谷里俊扬参天,芳草碧秀,一条小河自大泉水库,从西向东穿越峡谷,经圣容寺前流入金川峡水库;峡谷南北,峭壁对峙,高耸的金山顶上,轻岚漂浮。尤其御山峡东口处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像一块巨大的玉盘镶嵌在万山丛中,青绿澄碧。这里气候宜人,湖景旖旎,野禽成群,鱼味飘香。宽阔的湖面上疾驰的汽艇、漫游的小舟以及“水上飞人”等众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巍峨峭拔的群山交相辉映,妙趣天成。清澈碧澄的金川河和湍急奔放的二坝干渠,源源不断的注入水库。水库大坝以下的金川峡谷里,更是一派桃园景色,峡谷两岸峭壁雄峻,飞翠叠嶂;峡谷深处细柳婀娜,白杨参天,谷水滔滔,碧草茵茵。优美的自然景色同坝后电站、人工园圃、小桥人家和布满峡谷延绵十数里的人工鱼场以及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组成了一副极具浓郁的自然生活气息的旅游胜景图,令人目不暇接,心境激荡。这里是永昌历史上著名的八景之一——金水潺声。所有这一切,将为御山峡圣容寺这个古代文明的胜迹,戴上现代文明的光环,使它焕发出青春活力,为世人展示神秘而美丽的风姿。
  永昌县圣容寺,这个距今1440年的古寺,之所以它能够吸引人、震撼人、鼓舞人,不仅因为它有珍贵的现存,而且有着光辉的历史。
  十六国至北魏时期,中国有个稽胡族高僧叫刘萨诃,法名慧达(公元360至436年)文成郡(今山西省吉县,一说并州离石)人,此人生于富豪家庭,三十岁前恶迹累累,曾当兵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传说在任上酗酒后假死七天,被观音菩萨救活,指点迷津出家当了和尚。他一生修佛40多年,前20年在家乡和江南学法宣教,后20年在河西弘扬佛法。生前在江南和河西就有很多传奇故事,如河西有酒泉断崖畅流的传说,永昌有南山云庄寺传授大道和劝猎师赶鹿等很多传说:遗迹也多。他生前最受时人崇敬的是预言准确,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几十年或上百年里,都一一得到验证。今永昌县北御容山圣容瑞像的出现就是他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预言过的。他预言说:“此山以后当有像现,宝像出现时,若身手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八十六年后的公元520年,就在这里雷震山裂,出现了石佛瑞像,唯缺头。僧俗制作佛头,安装复落。当时北魏苛政失道、百姓饥苦,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一情节,在五代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经变》,即刘萨诃预言凉州番和郡御望山谷出像为主和刘萨诃其他事迹情节。到公元557年,在凉州东七里涧夜有祥光,是一佛首,抬来安放,“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从此,天下太平,人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又出现了佛首多次堕落,朝廷派大冢宰和齐王亲临察验,接着就出现了饥荒、兵乱和北周焚寺灭佛的事。可是,在佛首安稳时,天下就显现出太平景象。以上这些情节在莫高窟五代开凿的第72窟的南壁,第98窟,第61窟西壁和佛台后都有描述,还有大量榜题,描绘十分详尽,还有李师仁赶鹿、见寺、僧等情节。唐代开凿的第203窟、300窟、323窟等窟中的彩雕塑像中都有番禾郡御山谷石佛瑞像为窟室主尊佛的雕造佛像等。还有中唐时开凿的莫高窟第231窟、第237窟西龛盝顶东坡都绘有石佛瑞像和很多榜题等②。由于刘萨诃的预言屡屡得到证实,因此到隋唐,“他被推向了至高无比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不仅被神化为观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比肩,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河西走廊信仰尤甚。这就说明,“刘萨诃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远远在许多高僧之上”③,可谓影响大而深远。
  由于刘萨诃的影响至大至深,泽被天下,所以“在敦煌莫高窟里与其他高僧相比,关于他的故事壁画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的资料也最丰富。他也是继公元四世纪乐僔、法良之后,与修建敦煌莫高窟最有关系的大和尚之一”④。刘萨诃在河西传教二十二年,一段时间曾在今永昌县云庄山石窟寺修道,宣扬佛法。由此可见,云庄石窟的开凿和寺院的修建,可能与这位高僧有着重要的联系。总之,今永昌县北御山峡里的这座寺院和刘萨诃的佛迹故事情节以及他的化身——石佛瑞像,在敦煌莫高窟的203、323、300、231、237、98、61、72、81、55窟中都有大量的壁画记载和榜题。仅就五代末年开凿的72窟为例,该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凉州番和郡御山谷石佛瑞像等《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的壁画和榜题。画面庞大,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分遭受自然损坏,模糊不清,上部分保存完好,仅上部分的画面和榜题就有30多幅(条),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等等,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绢画、绣画中也有不少有关番和郡圣容瑞像和刘萨诃的画面。众多壁画中,还有被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盗走的,如《刘萨诃和尚》、绢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凉州瑞像图》等多幅。仅此可见,今永昌县北圣容寺与圣僧刘萨诃及他的化身圣容瑞像,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
  据《敦煌研究》介绍,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的遗书文献中,有关今永昌县北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的记载非常之丰富。其中的《刘萨诃因缘记》和《高僧传赞·刘萨诃》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3570和P3727、P2680)。《刘萨诃和尚故事变》被英国斯坦因盗走(编号5663)。除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的外,现存的佛教文献中,如《冥祥记》、《佛记》、《高僧传》、《续高僧传》、《神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道宣律师感通录》、《佛祖通记》、《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等均有这一内容的大量记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古番和圣容寺的圣容瑞像和刘萨诃和尚与莫高窟的壁画和遗书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肯定了古番和郡这座寺院的地位和重大价值。由此证明,今永昌县北圣容寺和圣容瑞像,在历史上的影响和现今的研究价值是很大的。 这座寺院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也是与历代朝廷的重视分不开的。如北魏正光元年石佛瑞像出现后和北周明帝元年石佛头像出现后,北周皇帝宇文邕派重臣宇文俭亲临现场察验,随之下令凉州、甘州、肃州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功毕,敕名瑞像寺;隋朝文帝亲令修复被焚寺院,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期间,与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亲临瑞像寺敬佛赐物,御笔改瑞像寺为感通寺(大业九年,朝廷通令天下寺院为道场,因此感通寺也叫感通道场),下令增修寺院,并令天下广泛模写瑞像供奉,从此感通寺声名大震,誉满西域。唐朝几代皇帝多次派重臣到感通寺礼佛。如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李世民派特使到寺供养,大施其物。三藏法师从天竺取经归途中,也到该寺讲经宣法,还讲述了圣容瑞像的由来。中宗初(684年),中宗派特使到寺赐物;估计就在这一时期前,在寺院前后修建了两座佛塔;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奉旨到寺画像、赐物;又有御史霍嗣光到寺礼佛敬物。后来,历朝历代皇帝,都对这座寺院非常重视,因此,使它的声誉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显赫。在它的兴盛时期,僧侣达到一千五百之众。1979年5月,在武威县城东北角陆军医院修建时,出土的石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有力地旁证了今永昌县城北御容山圣容寺的历史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及大量的遗书文献、佛教经典的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古番和郡(今永昌县)这座著名寺院和遗留下来的石佛瑞像、佛塔、“六体文字”石刻等遗迹和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大量壁画和遗书文献一样,均有着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是古代文化的稀世珍宝。 在我们永昌县能够发现这样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可说是历史的机遇和造化。我作为永昌县的一个多年的文化工作者,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引发了我很大兴趣。所以,我于1985年任《永昌县志》主编和办公室主任期间,反复拜读了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和有关文章,使我对永昌古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为在这之前,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在永昌县文化教育局任文化干部时,曾参与全省文物普查,对永昌的古文化遗迹就有一个全面了解,对此很有感情。现今又发现了永昌县圣容寺与敦煌莫高窟的特殊联系,这么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的出现,无疑是永昌古代文化的精华和闪光点,我们应该努力宣传和研究它。好在,1986年下半年,金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准备编辑第一辑《金昌文史资料》,约我写一篇有关永昌历史的文章,我即写了《永昌历史遗迹与人口发展初探》一文,在内文中,我第一次把永昌圣容寺、石佛瑞像和刘萨诃以及与莫高窟壁画的关系,向社会简要作了介绍,(也是永昌县和金昌市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向社会的介绍)。同时,我把这一圣迹概况写了一份简要资料,以县志办公室名义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请予宣传。此后,由于《永昌县志》编纂任务繁重,再没有顾及此事,直到1996年下半年,金昌市政协文史委邀请我担任文史委员,我撰写了《永昌与河西走廊宗教述略》等文章。文章里有关佛教历史中,又一次把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与莫高窟壁画联系起来做了叙述。金昌文史资料出版后,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对此文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只在文章中介绍是不够的,要引起人们重视,须向党政领导建议。我向时任永昌县委副书记的张云生同志谈及此事,他很认真地听了我的介绍,他认为: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古文化遗迹,应予以重视。但在当时,由于人们对这个新发现的与莫高窟有着联系的遗址还比较陌生,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至于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关于永昌圣容寺石碑的考释文章,只是发表在《敦煌研究》创刊号上(1983年12月),发行范围很小,就更少有人看到了。再说圣容寺,多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把这里叫后大寺,没有人叫圣容寺,人们也不知道它就是圣容寺。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编修的《永昌县志》中两处都记:“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寺前后皆山,门外一弯流水,冷然可爱。”“后大寺即圣容寺”,所以,圣容寺和后大寺的历史几乎是混淆的。再看圣容寺当时的现状,寺院遗址上什么也不存在了,谁也看不出这里曾经有什么寺院,看到的只是这里是十几户农民的院落和住宅(这里住的农民属北海子乡金川西村管辖)。住户的屋后和左右空地上,也就是石壁上那尊浮雕石佛的脚下,是用石头和石片合泥垒起来的几处圈养牲畜和家禽的圈道,残破不堪,一派生活环境艰苦的样子。至于石壁上的石佛浮雕身躯,如果没有知道内情的人指引,石佛瑞像那些形似自然形成的一些线条,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得出来这就是石佛像身。况且浮雕下半截被沙土掩埋着。佛肩只是一个石台,又没有佛首,佛首位置左右还有几个方形的宽约20多公分的石洞(深约20公分),所以,不听人讲说是看不出来的。外界的人一般也不去那里。但是所幸的是,山顶上有座大佛塔,老远就看见了,能够引发人们的想象。所以,这个圣容寺遗址,当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自然的。 关于永昌后大寺,在1982年,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先后两次对它的考察中,已经明确它就是古代的圣容寺,也就是前面已经讲到的敦煌壁画里所反映的“盤和(番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和)县北圣容瑞像”所在的寺院。但是,孙先生当时并没有弄清楚圣容寺与后大寺的关系。他在文章里说:“《永昌县志》(指嘉庆本)中已用其名(后大寺),是知其改名必在县志编撰之前,其时亦当甚为久远。”“在乾隆五十年(公元1784年)前,业已改称后大寺。”“这是与城北二里的金川前大寺相呼应叫的。群众中说城北九径八涝池山上有个四台子寺院,或许叫前大寺,圣容寺叫后大寺”。到底圣容寺叫后大寺的叫法正确不正确,这在1986年以前,从民间到官方,一直都不清楚,是模糊的。这个疑问一直到1986年,我们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派人到北京等地搜集历史资料时,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年)苏铣编撰的《凉镇志》。是《凉镇志》这部清朝最早的凉州地区的志书里的记载,帮助我们才把永昌县圣容寺和后大寺的关系分清楚。《凉镇志》记:永昌“金川寺有二,一在城北二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寺。圣容寺城北二十里。”据此,我在1993年出版的《永昌县志》文物卷“后金川大寺条”里把旧志中模糊记载和当时人们的模糊叫法做了纠正。
  1999年,《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刊出了我的关于圣容寺与圣容瑞像关系的文章,又一次勾起了我对圣容寺遗迹的思考。2000年至2002年,我在为县人大撰写《永昌县人大志》过程中,我以一个退休干部的身份,向时任县委书记的张云生同志再次汇报说及永昌圣容寺在古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建议请张书记考虑提倡修复圣容寺,张书记听的非常认真,他说:“永昌圣容寺确实是永昌古代文化的精华,我们应该重视它。他说,你先写一篇有关它的文章,我有个朋友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如能发表,先造誉论”。我抓紧写成了《拥抱历史的激情·记河西名寺永昌圣容寺》一文,署名张云生,祝巍山,呈张书记审阅。接着永昌县政协于2002年4月2日以《永昌文史资料》第五期(总第二十四期)以“内部资料,不定期刊”印发。过了不多日子,张书记说:光明日报社那位朋友可能工作变动,文章未发成。你们可以编一本书,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个遗迹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2002年11月出版的《永昌文史》第八辑。出版时我将文章标题改成了《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佛迹与敦煌莫高窟》,署名仍是张云生,祝巍山。)紧接着,由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福学召集我们开会商量编书的问题,经研究,由李部长领导,由我任主编,由何登焕、张得智任副主编,历时四个月编成了《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由县委书记张云生,县长陆志雄作序一,由王萌鲜同志作序二,2002年8月出版。印刷3000册,此书发行后,引起了佛教界和社会人士广泛关注,佛教界朋友还把它寄往香港、日本等地。 在张云生书记的倡议和关怀下,永昌县委、县政府很快把圣容寺修复提上工作日程,并决定把圣容寺作为永昌旅游业的重要项目进行开发。决定由时任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的李廷才同志负责这个项目的筹建实施工作,成立了由县委统战部、县文化旅游局、城关镇参加的修复圣容寺领导小组。从此,在省市的支持下,特别是全国有关佛教界和本地佛教界及有关企业的资金支持下,修复圣容寺的序幕于2003年9月正式拉开,永昌人民和佛教界朋友拍手称赞。 永昌圣容寺的复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专家学者论证,一致认为复修圣容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它的修复,不仅使原寺内外国家级和省级重要文物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寺院周围的汉明长城等重要遗迹也具备了保护的具体条件。二是圣容寺的修复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寓意。按照敦煌壁画和历史传闻,圣容寺修复和圣容瑞像重新安放,使之身首合一,将寓示着我国进入了安定团结、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繁荣昌盛的新的历史时期。它的修复将给历史留下一个灿烂的闪光点,给人们留下一个永远怀念的象征。三是将为宏扬历史文化和创造现代文明做出贡献。正如前面说到的,这座寺院由于受到了历史的珍爱和培育,才使它成为河西走廊的第一座名寺,成为名扬全中国、誉满西域的名寺,正因为如此,这座寺院在敦煌遗书和大量佛教文献里、碑刻中,才有了它的发展历史和圣僧刘萨诃与石佛瑞像互为因缘的佛迹记载。所以,圣容寺的修复,将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中华古代文化激情的投入,去研究它、弘扬它、发展它。也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学,为研究河西发展史,研究佛教发展史,提供物证。四是为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创造浓郁的文化环境。它的修复将有望国内外大量的佛教界、史学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学者前来观光,将给永昌县乃至金昌市的旅游业和各项事业带来各方面的信息,带来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带来兴旺繁荣景象。近年来,有一些前来我县调研的专家学者也发出感叹,希望能尽快修复这座名寺。广大干部群众,也渴望尽快开发和保护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
   注释:
  ①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第2期。 ②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同①,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等。 ③孙修身《从凡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文史知识》1998年第8期。 ④敦煌《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山版集团》。
  ⑤谢生保《灵异圣迹》——敦煌壁画史记故事。 (此文原载于2002年4月2日《永昌文史资料》第五期(总第24期)“内部资料,不定期刊”。 又载于2002年11月出版的《永昌文史》第八辑(第八辑上,将文章标题改为“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佛迹与敦煌莫高窟”)均署名张云生、祝巍山。这次收入集子时,恢复原标题,稍作修改。)
  永昌县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
  圣迹再现
  今甘肃省西部,在祁连山脉与龙首山脉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地带,地理学家称之为“河西走廊”。就在河西走廊中东部的今永昌县望御山谷(简称御山峡,古又称仰容山、望御谷等)里,尘封着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凉州,隋、唐时期声震全中国,誉满西域的凉州都督府番禾县圣容瑞像和瑞像寺院。古番禾县就是今永昌县,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津,在曾闪耀着灿烂光辉的两汉时期,这里就盛开着中西文化交融的艳丽花朵。虽然沧桑岁月累经变迁,但是,在历史长河中淀积下来的丰厚的佛教文化精萃,在经过了1460年之后,却随着不朽的历史摇篮跨入了21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拨开了历史封尘,使我们领略到了这座古寺院昔日佛教文化的辉煌。 然而,今永昌县的古番禾县圣容瑞像和驰名中外的瑞像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人对她的由来和兴衰历史,一概是不了解的。人们只是从地方志书里和传说中知道,这是一座很古的寺院,叫圣容寺(群众俗呼后大寺),但古到什么时候却不清楚。寺院遗址的石壁上雕刻着一尊浮雕石佛立像,既不了解它的来历,更不知道它辉煌的历史。用另石雕刻得很精细的石佛的头,多少年来被抛弃在遗址废墟上,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当地农民还把它当作石料垒砌在牛圈墙角上,直到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被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黄兴玉发现,与同时发现的另两个石佛,一同运回县文化馆保存起来。寺院遗址背后的象山顶上,屹立着一座七级空心佛塔,遗址对面的金山半山腰处屹立着一座七级实心佛塔,也不知道是什么朝代建造更不清楚它的历史价值。寺前山崖石壁上有六行六种文字,其中汉文为“唵嘛你钵弭吽”,只知道它是佛教六字箴言,但其他是什么文字不认识, 也不晓得刻制于何代。几乎残破无壁的寺院,到民国后期已被彻底废弃,摇摇欲倾的山门和几间僧房,1953年被当地农民拆除。寺院遗址上,由原北海子乡金川西村十四户农民修了民宅。他们利用峡谷小河的水,耕种着这里有限的土地,显得清贫而宁静,留在寺院的遗迹似乎与他们毫无相干。至于这座历史上的名寺和曾经声震海内外的“凉州番禾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大量的描述和“敦煌遗书”中丰富的文字记载,不要说这里的群众,就是地、县两级文化界也是一无所知。
  20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在深入研究莫高窟壁画中,发现一些洞窟中有隋末唐初到五代时期大量的壁画描绘的是“凉州盘和都督府番禾县北仰容山”一尊非常有历史地位的圣容瑞像,有与这尊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神僧刘萨诃以及这里这座寺院的兴衰变迁等方面的故事画面,画面内容非常丰富,榜题很多,诸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盘和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等等。还有以这尊圣容石佛瑞像为主尊佛围绕它描绘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和“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等很多壁画故事画面,还有少量绢画和塑像。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还从大量的“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发现了与这些壁画、绢画相一致的十分丰富的文书记载。他们为了弄清楚这些壁画和文字记载的来龙去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广泛地考察与研究,寻找着这些壁画与文书记载中所指的遥远的历史出处。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孙修身先生首先从《法显传》中发现:法显和尚于后秦弘始二年(公元400年)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讫,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因此,他初步怀疑,莫高窟壁画里和文献记载中的仰容山,是不是青海经扁都口至张掖取经路上的养楼山。又据刘萨河因缘故事变,曾讲到刘萨诃和尚“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预言佛像出现事,认为他的行进路线与法显取经的行进路线相似,所以又疑释慧达传说的望御谷,是不是也是仰容山这个大地名内的一条山谷。后来,孙先生又从《永昌县志》里得知,清乾隆五十年修《永昌县志》中记载有莫高窟壁画里大量描述的刘萨诃(法名释慧达)和尚曾居住在该县祁连山中当年修建的一座叫云庄寺的石窟里。并且得知,今永昌县就是古番禾县,因此,他根据这些记载,肯定这个云庄寺就是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圣僧刘萨诃授记、时过86年后,也就是至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挺出石佛瑞像的那个地方,并肯定:北周保定元年建的瑞像寺就在这里,经隋、唐极盛时期之后,改名云庄寺??。孙先生根据以上重要发现,虽然排除了前面的两种看法,把圣容瑞像出现地和瑞像寺的具体所在地圈在了番禾县,但是,把它说在了古番禾县城东南的祁连山中,与文献记载对照,地理方位不对,如《高僧传》二集《魏文成郡沙门释慧达传》记:“元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这里说的“番禾郡东北望御谷”的番禾郡,指的是番禾郡治所在地,也就是说释慧达行至番禾郡治东北方向的一个叫望御谷的地方说:“此崖当有像现??”,“此崖”,意即这个崖,不是指很远很远。而番禾郡的云庄寺,则在番禾郡治东南方向五六十里的祁连山中。所以说方位不对。那么古番禾县(亦即番禾郡)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五凉志》等均记:“番禾城在今凉州府永昌卫西二十里”。永昌卫城即今永昌县城,始筑于宋、元间,元代的永昌路治和明代的永昌卫治均设在这里。《永昌县志》记:“番禾城遗址,位于今永昌县城西20里的水磨关以南一公里处。”这是1971年至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确认的,城为方形,残高最高处一米多,城内文化层中汉代遗物丰富,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群众俗呼三节白虎城,还有白虎城的传说。所谓“白虎”城者,是民间的传说,研究者们认为:这是“番禾”的转音。番禾县,是西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时设置的,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叫作番和与番禾,在敦煌莫高窟壁画榜题上写作盤(盘)和或番禾。西汉时,番和县治同时也是朝廷管理整个河西屯田事务的农都尉治,东汉因之。三国魏至两晋为番和(禾)县,后魏在番禾县治同时设置番禾郡,北周废郡置镇。隋时复置番禾县,唐初仍为番禾县,高宗李治咸亨元年(670年)以县置雄州,调露元年(679年)废雄州,玄宗李隆基天宝三年(744年)以山出醴泉,改为天宝县。唐代宗李豫广德二年(764年)被吐蕃占领,至穆宗长庆中(821年)仍改为番禾县。宋初仍为番禾县,被西夏占领后达一百九十多年,期间,于番禾县置永州。元朝于番禾县置永昌路,永昌之名自此始。 明朝在此置永昌卫,清雍正三年改卫为县至今。 敦煌研究院的孙修身等专家们在深入研究和寻找莫高窟壁画和文献中关于“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来龙去脉的时候,意外地在武威县城东北角发现了一块出土的半截石碑,这块石碑是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刻制的,该碑本是1979年十陆医院修建时,被推土机推出来的,出上后,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81年8月,由武威于竹山先生住院时发现,随叫武威县文管会运去保管。残碑共有25行,1000多楷书字。从此,引起了史学界重视。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闻知后,于1982年同武威党寿山先生对此碑进行了考释。碑文记载的内容正是凉州番禾县北瑞像寺圣容瑞像出现的故事和与瑞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圣僧刘萨诃的佛教活动事迹以及该寺的发展史。孙先生将碑文的记载与古代文献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同敦煌莫高窟里中唐时期开凿的231、237诸窟和五代初期开凿的第98窟、五代末年开凿的第61、72窟等窟洞的壁画所描绘的凉州番禾郡北御山峡谷中石佛瑞像出现的一系列故事和刘萨诃佛迹活动的一系列故事画进行了对照研究,结果三者都十分契合。碑文的有些情节为文献所不及,但又与莫高窟壁画中的情节十分相似。这样以来,就使被长期湮没了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得到了充分地证实。于是,孙先生于1982年下半年两次到永昌县考察了刘萨诃“授记”的番禾郡(县)遗址和番禾郡东北的望御谷。当时我们县正搞新永昌县志的编纂工作,对永昌历史上古番禾县的历史是清楚的。孙先生听了关于番禾郡(县)历史变迁的介绍和番禾郡(县)东北方向望御谷有个寺院遗址(群众俗呼后大寺)的介绍,又查阅了旧县志的记载,首先感到番禾郡(县)故址与东北方向的这个寺院故址,在地理方位上,完全与文献所记载的“刘萨诃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十分契合。通过对御山峡谷圣容寺的考察,取得了更令人震惊的成果。在圣容寺遗址上,发现了一尊依山而立的石佛像,是以浮雕的手法雕刻在石壁上的,佛头则由另石雕成。石佛像通高一丈八尺,这与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的御山石佛立佛像非常一致;在寺后象山顶上耸立的一座七级空心佛塔的内壁上,发现了数层壁画,表层被鸽粪污漫而模糊,第二层画有一尊与莫高窟壁画上相似的御山圣容瑞像,塔壁上还有“圣容寺?‘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即唐朝中期)“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题记;寺前有一小河,寺旁有不多耕地??,这些都与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完全一样。所有这一切充分地证明,古番禾郡(县)东北望御谷,今永昌县城东北直距10公里处的圣容寺遗址和现存的石佛像,无疑就是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和佛教文献里及出土石碑中所记载的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这四者惊人的一致,孙修身先生十分高兴。1983年12月,孙先生与党先生在《敦煌研究》发表了《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彻底解决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和壁画榜题中、文献记载中有关 “番禾县北仰容山谷中圣容瑞像”找不到出处的这一悬案。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座曾经名扬中外的名寺,这样一尊在敦煌艺术宝库中都有那样显赫地位的圣容瑞像,为什么长时期以来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呢?笔者认为,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必然,也因为它失宠的年代久远,丝绸之陆路逐渐萧条和河西在历史上战乱频繁及佛教文化逐步走向衰落的原因;敦煌艺术宝库中的壁画、绢画、塑像和遗书文献,也因被淹埋于历史的沙尘之下,得不到保护,而产生出了这种历史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和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才使得敦煌艺术再现辉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昌县圣容瑞像的由来和寺院兴衰
  今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龙首山脉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峡谷,叫望御山谷(简称御山峡或御山谷)。就在这条峡谷的中段,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瑞像寺院(今名圣容寺),寺院正殿的石壁上,挺立着一尊始雕于公元520年的圣容石佛瑞像,这就是敦煌莫高窟里有它大量壁画和丰富文字记载的“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和它的寺院。为了让读者了解这尊神奇的圣容瑞像的由来和这座驰名中外的瑞像寺院的兴衰历史,这里概括地作个陈述。 据佛籍记载: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至北魏时期,中国有个稽胡族高僧叫刘萨诃(360至436年),文成郡(今山西吉县)人,此人出生于富比王室、奴婢数百的富豪家庭,喜习武,好射猎,三十岁前恶迹累累,为地方一霸,曾当兵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在任上大宴亲朋,饮酒过量死去,由于心口尚暖未葬,七天复活。传说是观音菩萨指点迷津,让他赎生前滥杀生灵的罪过,令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释慧达。刘萨诃一生敬佛四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在家乡和江南各地学法宣教,后二十二年在河西弘扬佛法。刘萨诃佛性极高,他生前最受时人崇仰的是预言正确,凡是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里,都得到了应验,因此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在河西地区,有关他的佛迹活动的传说很多,遗迹不少。比如有在肃州开山畅流,救助生灵的传说;有开凿莫高窟的传说;有在番禾县开凿云庄石窟、修建云庄寺并在这里宣扬佛法的传说;有在番禾县劝李师仁勿杀鹿的传说和预言仰容山石佛瑞像出现的传说等等。后来他被推上了至高无比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不仅被神化为观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祖释迦牟尼比肩,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等,河西地区信仰尤甚。 就是这个和尚,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带了几个弟子,准备第二次西去印度观佛迹。他们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和县(番禾故城在今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么关一带),刘萨诃止步拄锡杖,向东北望御谷山,若有所思。弟子们不解其意,就问:“师傅凝望此山,有何祥兆?”刘萨诃指着御谷山奇峰说:“此山有奇灵祥光,将来会有宝像出现。宝像出现时,如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如宝像肢首俱全,预示着天下太平,民生安乐。”授记之后,率弟子继续西行。他们经过甘州(今张掖),休息数日,又经肃州(今酒泉),行至肃州西七里涧,刘萨诃无病而逝,骨头立时化为小碎块,如葵籽大,并能串在一起。当地佛僧大为惊愕,都认为是刘萨诃显圣成佛的象征,就在那里修了一座骨塔和寺院,纪念刘萨诃。 时过86年,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一日番禾郡一猎手叫李师仁,赶鹿到御山峡里,忽见一寺,整齐宏伟,还有僧人走动。师仁惊奇,他想,平日常打猎此地,根本没有这个寺,他认为这是佛祖显灵,于是赶忙跪拜,待抬头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就垒石为记。过了不长时间,凉州番禾郡御谷山一带,忽然大风骤起,祥云密布,雷电交加,山摇地动。只听一阵巨响,御谷山崩裂,绝崖石壁上现出一尊石佛瑞像,其余俱全,唯没有头。当地官民十分震惊,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雕成佛头,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安首仪式。可是,白天将佛首安放上去,夜晚就跌落了下来,经多次安放都是如此。此后的约四十年时间中,天灾人祸连连发生,北魏皇帝苛政失道,百姓痛苦,正好应验了刘萨诃和尚生前授记之言。 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557年),在距此山二百里的武威城东七里涧,夜现祥光,照耀几十里外的地方,人们都去观看,是一尊石佛像头。有人说,这必定是番和县灵像的头。于是,就把它迎送到御谷山,举行了祈祷仪式,当众僧侣敬捧佛首放戴于肩的时候,佛首“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礼佛庆贺。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北魏至北周,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佛徒甚众,高僧云集。众佛徒为了实现在番禾建寺的愿望,因而,首先造就了佛像,又造出了这些舆论,并利用佛教的影响力和地方官府,把这些情况上报给了朝廷。 北周皇帝字文邕知道了这些神奇的传说后,就派遣字文俭亲往察验。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属实的(其实还是官府来自民间的传说)。于是,武帝于保定元年(561年)下旨,调集凉州、甘州、肃州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建成,寺分三处。该寺初有僧人七十人,敕赐寺额为“瑞像寺”,从此,香火盛极,僧侣众多。 到建德初年,(约572年)一天夜间,瑞像佛首自行落地,僧侣官府惊愕,马上把此情况报告了朝廷,皇帝派大冢宰和齐王亲临验察,并举行仪式重新安放,但是,还是白天安好,夜晚脱落,反复十余次,又制木头安放,仍然如此。时过不久,到建德三年,武帝焚寺灭法,天下寺院遭到焚烧,广大僧众受到严厉打击,番禾郡的瑞像寺无例外地遭到了被焚厄运。寺被烧毁了,但石雕的佛身、佛首依然完好。因此,人们更
  信仰神僧刘萨诃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的传说。 隋朝建立后,建元开皇,由于隋文帝提倡佛法“是岁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营造经像,于是,时俗随风而糜。”(《资治通鉴·陈纪九》)佛教再度兴旺,番禾县瑞像寺得以重建,瑞像身首复合一体。为此,“于开皇九年(589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隋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到河西,带领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亲临该寺拜谒瑞像,御笔将瑞像寺改名感通寺(大业九年,朝廷通令天下寺院为道场,因此感通寺也叫感通道场)施舍了大量财宝,下旨扩建增修寺院。并令天下模写石佛瑞像供奉,不久,感通寺声震全国,驰名西域。 唐朝,由于佛教在中国更加兴盛,地处丝绸之路要津的古番禾县感通寺,成了与西方佛教文化融会的中心寺院,因此,各代皇帝非常重视这座寺院,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年(636年),感通寺像山出现凤鸟蔽日祥兆,太宗派使供养;贞观十八年(644年)三藏法师从五天竺取经归途中,来感通寺拜佛讲经(《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记:“贞观十年三藏法师从五天竺来云”(史实确切记载,三藏法师是贞观十八年回来的)。在听了该寺高僧讲述了圣容瑞像后,深有所悟,他说:“我在五天竺,听彼国老宿云,那里曾有佛像一双,一日,一像忽然不知去向。多少年来,此事成为五天竺佛界奇事。感通寺这座瑞像原来是从五天竺东渡降临的。”唐中宗时 (684-710年),中国佛教更加兴盛,古番禾县感通寺也已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寺,中宗多次派特使到寺敬物。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或前或后,朝廷敕令在寺后像山顶上和寺前隔河半山腰间修建了大小佛塔各一座,至今雄伟壮观,相峙矗立。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诣寺礼谒,并画像赐物。后奉使入强虏乌折勒,郭元振用智慧和诚信感化了乌折勒子娑葛,唐虏重归于好,说是瑞像佛的保佑,中宗即令御史霍嗣光,持幡、绣袈裟等到寺礼敬。到中唐,即代宗李豫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安史之乱,攻陷兰、廓、沙、鄯、洮、岷、秦、成、渭诸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番禾县也为吐蕃所据。吐蕃是藏族的祖先,素来笃信佛教。番禾县感通寺吐蕃统治时香火很盛,从遗址现存唐塔壁画中“有番僧一千五百人”题记,可证明其盛况。据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可知,古番禾县感通寺是于吐蕃统治时改称为圣容寺的,至今仍叫圣容寺。 宋朝初年,党项羌崛起,于公元1015年赶走了统治凉州姑臧(今武威)、番禾(今永昌)的六谷吐蕃,随之占领了整个河西各州,建立了西夏国。西夏国主李元昊是个笃信佛教的人,他在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中,提倡佛教,翻译佛经,因此,在西夏统治的190余年中,古番禾县(西夏时改设永州)圣容寺的佛事活动很是兴旺。至今存于该寺前石壁上的“六体”文字石刻(其中有西夏文一行)和莫高窟有关资料分析,西夏时,这座寺院曾进行了重修或维修。元朝统治时,没有像西夏那样提倡佛教,但从蒙古人信佛和从石刻中留有蒙文判断,当时这里民间的香火还是不断的,但已经走向了衰败。明朝时期,重视文化建设,提倡儒佛道。在永昌县城内修建了不少寺庙,特别对唐时敕建的位于县城北二里的金川大寺(前大寺)和位于县城北十里九径八涝池的金川大寺(后大寺,俗叫四台子寺院)进行了重建(有石刻文记载:“隆庆五年重建”)。在前大寺北沿、金川河南岸原唐时敕建的佛塔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座通高30米的佛塔(今保存完好),在前大寺东50米的水云山上也修建了同样一座佛塔。有资料记载:金川大寺前大寺,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重建,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维修,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年)整体重修,民国4年(1915年)维修。(金川大寺后大寺,传说毁于明末清初,金川大寺前大寺部分建筑毁于民国16年大地震,其余建筑在1936年红西路军与马步芳部作战中毁,水云山上的佛塔于“文革”中被造反派炸毁)。由此可见,明时,由于县城内和县城附近寺庙的兴建,而远在城北二十里望御山谷的圣容寺已经冷落衰败。到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圣容寺逐步地已被完全废弃丁。解放初,仅存欲颓的山门和几间僧房,于1953年,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被当地农民拆除。 关于圣容寺的名称,前面已经说到,吐蕃统治河西时由感通寺改名圣容寺至今。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同志的记游文章或文艺作品中还有把它称作“后大寺”的。当然这种称法有其原因,根据是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编修的《永昌县志》记:“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后大寺(即圣容寺)”,另一个原因是,群众俗呼圣容寺为后大寺。这些记法和叫法是不正确的。今天要研究它,就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根据一是:笔者在1984年至1993年主编《永昌县志》时,我们从北京图书馆文献部查到了《凉镇志》,是《凉镇志》解决了混淆近180年的历史问题,《凉镇志》修编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该志记:“金川大寺有二,一在城北一里(应二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大寺”。在圣容寺条下记:“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这就清楚地说明,后金川大寺在城北十里,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与现在的遗址方位极是。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成的《五凉志》和乾隆五十年(1785年)修成的《永昌县志》 所记都是正确的,《五凉志》没有记后金川大寺,推断该寺院在编修《五凉志》时可能已经废弃。《永昌县志》嘉庆本之所以记载错误,笔者认为:是它与《凉镇志》前后相距159年,在修志时,编者没有见到《凉镇志》的正确记载,同时由于后金川大寺废弃时间较长,再加群众中逐步把圣容寺俗称后大寺,所以,编修者也就有了“后大寺(即圣容寺)”的记法。那么,“一在城北十里”的后大寺在哪里呢?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根据1971至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情况,笔者于1986年同文化馆馆长黄兴玉和其他文化干部,又一次对“城北十里”的后金川大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城北十里的“九径八涝池”山顶上,有一座庞大的寺院遗址,登高远望,山势雄伟,气势磅礴。原寺院建筑依山势分为高下四个台级,随台级有四层建筑组成,因此群众俗呼为四台子寺院,每层台基前沿筑有高约四米左右的石砌墙基,建筑均毁,砖瓦墙土堆积很多,寺遗址左侧有高约2米,宽约4米的巨石,石上留有阴刻竖写文字一方,大多风蚀剥落严重,模糊不清,只存“隆庆五年重建”“??寺”“石匠屠文学、张文×、于××”。以上“??寺”,我们认为是“后金川大寺”几个字。寺遗址侧石壁上,还有长约6米,高约2米的石刻文字和石刻画,字迹和刻画模糊不辨,中间仅存“福如东×”几字,每字直径约20厘米。同时群众中也有俗语“从前大寺走到后大寺,跌到九径八涝池”。从以上几个方面证明,位于九径八涝池的四台子寺院,无疑是金川大寺后大寺。那么,“九径八涝池”这是怎么回事?后金川大寺遗址东脚下,是一条由南向北、由高渐低的山沟,沟底沟边似乎是由一块没有间隙的整体灰色巨石构成,由于雨水长期冲刷,光滑明细,沟底从南向北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石边、石底的“石涝池”,其中较大的有八个,最大的一个面积约有20平方米,深约2米左右,内积有雨水,因此,群众叫它“八涝池”。由寺院东南下山,跨过山沟,从寺的东面山腰循径下山,一路左盘右旋,要转九个弯曲的石路,才能下到山脚,曰“九径”,因此,群众叫这里为“九径八涝池”(现在有同志在写文章时,写作“九井八涝池”,是讹传),下山后, 沿寺北古坟园沙沟向北出山,就到望御山谷现今的金川西村二社。关于圣容寺不是后大寺的另一事实是:1982年12月,敦煌研究院的孙修身先生到永昌考察番禾县圣容瑞像和寺院遗址时,在圣容寺遗址唐塔内壁上发现有“圣容寺”等题记和壁画,这又一次充分证明,位于今御山峡谷里的古圣容寺就是圣容寺,并非后大寺。叫后大寺只是群众中的俗称。
  圣容瑞像与莫高窟因缘
  在敦煌莫高窟里今存的以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为主尊佛以及围绕它而绘制的大量的壁画、少量的绢画、塑像;藏经洞发现的佛教经典中对这一佛教圣迹丰富的文字记载,都紧紧与今存的永昌县圣容石佛瑞像和圣容寺联系在一起。今永昌县圣容瑞像这尊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圣容石佛像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四十多年演变而来的圣容寺,为什么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那么多的绘画记载,为什么在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有那么丰富的文字记载,为什么从北魏到隋、唐以至五代有那么深远而广泛的社会声誉,这和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被称为“佛”的高僧刘萨诃是分不开的,其实古番禾县北望御山谷的圣容瑞像,按佛籍的说法,它就是刘萨诃成佛后的化身。刘萨诃生于东晋升平四年(360年),卒于南北朝刘宋元嘉十三年(436年),刘萨诃于东晋太元十五年(390年)三十岁时出家为僧,一生敬佛40多年,前20多年游历江东,学习佛法,瞻仰佛祖真容,宣教观礼,并在原籍开展宗教活动,还去了五天竺拜谒佛迹;后22年(东晋刘宋义熙十一年至元嘉十三年,即公元415年至436年)在河西弘扬佛法,修炼宣教,修寺凿窟。这一时期,是刘萨诃和尚一生佛事活动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阶段,在佛教界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刘萨诃一生的佛事活动,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在江南活动的情况,但大量的是在河西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古番禾县(今永昌县)的活动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壁画是围绕刘萨诃在番禾县的预言和番禾县北仰容山圣容瑞像的出现这一主题进行描绘的。莫高窟壁画中的凉州山开瑞像出现的故事,就是番禾县北望御山谷挺出石佛瑞像的故事,还有随之而产生的诸多故事。这些故事,最早出现在公元7世纪,即隋末唐初开凿的第203窟中,初期是以雕塑的形式表现的,为象山立佛像,即“番禾瑞像”。这种形式在盛唐时期开凿的第300窟和323窟中也有表现,也是依山而立的“凉州番禾瑞像”。从唐朝中期开始,表现这一内容的形式,就成了以壁画为主,如五代末年开凿的第72窟,在这个窟的主室和西壁都绘有“圣僧刘萨诃和尚圣容像”“圣者刘萨诃”,尤其是该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即刘萨诃预言凉州番禾郡望御山谷出像为主和刘萨诃其他佛迹活动及圣容瑞像诸多情节的壁画和榜题,画面非常庞大,情节特别繁多。这一壁画下半部分自然损坏严重,上半部分完好。仅上半部分的画面中,就有如:刘萨诃预言过的番禾县圣容瑞像出现的画面;有佛从空中而降的画面,榜题:“圣容像真身乘云来时”“罗汉迎圣容佛时”。还有“圣容像入龙时”“千佛现时”、“二菩萨来会时”等;有圣容像出现后无头的画面,榜题“圣容像初下无头时”;有僧俗雕制佛头安装时的画面和复落的情节画面;有凉州七里涧出现佛头时的画面,榜题“七里涧圣容像头现时”;有僧俗用八抬大桥抬送佛头到番禾望御山谷跪迎时的画面,榜题“大众持华迎本头时”;有安装佛头时的画面,有佛头安装成功,人们欢庆时的画面,榜题:“却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壁画中还单独画有圣容立佛像等等诸多内容的画面。这些画面,在《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文中和《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里,都有丰富的记载。莫高窟壁画中还有一些猎师李师仁在番禾射鹿,刘萨诃显圣劝化的画面,榜题:“刘萨诃和尚见猎师时以劝化时”。这个画面,在佛教文献里没有记载,可是在出土石碑中记载得很清楚。这一壁壁画上,还有刘萨诃修行坐禅、焚香启愿的画面,有层峦叠嶂的山峰,有雄伟的寺宇,有流淌于寺前的小河和池水,还有农人扶耧播种的画面,榜题:“农人耕种时”;有周武帝派人毁像,像现神光未敢毁,又放火烧寺,天降大雪扑灭大火等画面。榜题:“番人放火烧寺天降雷鸣以霹雳打煞时”;有反映寺院重修和隋炀帝来寺朝拜圣容瑞像,并令天下模写瑞像,广泛供奉、画像人丈量瑞像尺寸的画面;有三藏法师取经归途中,到瑞像寺讲经礼佛、兵部尚书郭元振诣寺礼谒、御史霍嗣光持幡花诣寺朝拜等繁多的画面,还有一幅蕃人盗佛珠而死的画面。以上这些诸多的画面,把番禾县北望御山谷中的圣容瑞像描绘得淋漓尽致,仅画面上的榜题就有三十多条,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等等。以上这些壁画的内容,同出土的石碑记载和佛教文献里的记载都非常契合,同永昌县御山峡谷中圣容寺遗址现存的石佛瑞像以及地理环境也都十分一致。除莫高窟第72窟集中描绘了番禾县北御山谷圣容瑞像故事外,还有其他一些洞窟中也有描绘,如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开凿的第231、237窟,就有若干描绘番禾县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为主题的壁画,榜题“盘和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在五代初年统治瓜、沙二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第98窟、五代末曹元忠及妻翟氏开凿的第61窟,都绘有以上内容的画面;在第55、89、81窟等洞窟中,也画有倚山而立的“凉州盘和县石佛瑞像”。除此而外,在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绘有番禾县望御山谷中以石佛瑞像出现等故事为内容的画面(此画被英国斯坦英盗走,现藏大英博物馆,壁画中也有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的及英国人斯坦英盗走的)。 番禾县(今永昌县)望御山谷出现的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的佛教事迹,除在莫高窟有大量的壁画、少量的绢画、塑像记载外,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遗书文献中,也有非常丰富的记载,其中如《佛记》《冥详记》《高僧传》《续高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通宣律师感通录》《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佛记》等。还有一些遗书被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英盗走。新中国成立以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就古番禾县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其它莫高窟的壁画、遗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研究情况来看,在莫高窟里有关圣僧刘萨诃和圣容瑞像的壁画为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它)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就进一步说明,圣僧刘萨诃和番禾县圣容瑞像自隋、唐以后,在佛教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它)不仅誉满全中国,而且驰名西域,可以说影响大而深远。据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考证,刘萨诃在河西活动的22年中,与莫高窟的开凿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存的268、272、275三个洞窟可能是刘萨诃开凿的。据《永昌县志》记载:晋僧刘萨诃曾居住在番禾县云庄山。根据他与番禾县瑞像寺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和在当地产生的那么多的民间传说,说明他在云庄山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从民间传说和有关资料说明,古番禾县云庄石窟和云庄寺是刘萨诃在这一时期开凿和修建的。 古番禾县圣容瑞像和这座寺院,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和深远影响,这与历代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前面已经说到,自北周以来,特别是隋、唐以来,历朝历代皇帝对它十分看重,不是当朝皇帝亲自前往朝拜,就是屡屡派重臣代表朝廷修寺、赐物、画像、造塔,因此,随之而产生了许许多多令中外佛教界震惊与叹服的佛教事迹和佛迹传说,所以,这座寺院因之成为河西走廊第一名寺,成为名扬全中国、誉满西域的名寺,使她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声望越来越显赫。也因为如此,它在敦煌莫高窟这个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才产生了有关它的大量的壁画,在敦煌遗书中和大量的佛教文献里、碑刻中,才有了它的兴衰发展历史和圣僧刘萨诃与这尊石佛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佛教事迹记载。
  瑞像寺今日遗迹
  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敕建的番禾县北望御山谷瑞像寺,烧毁于北周末年。隋初,文帝兴佛敕建,炀帝西巡时,亲自躬往,礼敬厚施,御笔改瑞像寺为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把感通寺改为圣容寺至今。这座寺院,在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多次重建或维修,最后几间僧房和山门,于1953年彻底拆除,寺址上由农民修建了院宅。寺院虽然毁了,但是寺院所属的有关建筑和遗迹都保存了下来:
  一是圣容石佛瑞像。即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描绘的“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这尊佛像,原是利用山壁上自然生成的坚硬的花岗岩,以浮雕的手法雕凿而成。石佛瑞像为立佛像,佛头用灰色石另雕而成,通高一丈八尺,看上去好似身着袈裟,两臂自然下垂。在1971年至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笔者为永昌县文教局文化干事,还有时任县文化馆长的黄兴玉,调查中从耋老处得知:清朝末年,这座寺院已非常破烂,大佛殿已不存在,那尊佛像是用胶泥塑造起来的,很丰满,形象生动,不知什么时候毁了泥身。露出了石像。现在,这尊浮雕石佛瑞像的身躯仍完整地挺立于石壁之阳。石佛的头,前面已经说到,有县文化馆保存。石佛像头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据敦煌研究院孙修身等专家鉴定属早期原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风格的印象,黄兴玉先生在圣容寺遗址的石坑中发现的另外两尊石像,一尊是北魏时期的石雕立佛像,佛龛高120厘米,佛像高94厘米,面部残;另一尊是一个佛首,通高13厘米,专家鉴定为唐代石雕艺术。 二是圣容寺塔。今圣容寺遗址北背的象山顶上,屹立着一座大佛塔,隔小河南面的金山半山腰平顶上,屹立着一座小佛塔,遥遥对峙,保存完整,为圣容古建筑之一。这两座佛塔的具体建造年代不详,但根据两塔的建筑形制和时代风格来看,当属唐代建筑。同时,根据隋、唐时期河西地区佛教特别旺兴发达和隋、唐皇帝或朝廷重臣频频到该寺朝拜,扩修寺院、赐物、画像等敬仰圣容瑞像的诸多重大行动来分析,这两座佛塔,应是在盛唐太宗李世民或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所建,有可能它的建造时间还在西安大小雁塔之前。圣容寺大塔通高162米,为七极方形,空心砖结构, 基层较高,向南开门,可供入出。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残破木梯有跌落危险于1973年取除。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有壁画和题记。小塔也为七极,通高4.9米,实心砖结构。两塔于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是六体文字石刻。今圣容寺遗址前山脚石壁上保存着“六体”文字石刻,为佛教六字箴言,汉字为“唵嘛你钵弭吽。文字距地面2.4米,文字所占面积高1.8米,宽2.4米,为阴刻,自左至右横写,共两方,每行六字,字大小约20厘米。左一方共四行,从上到下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为蒙文或为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右边一方共两行,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大约刻制于西夏到元代这一时期,附近山崖上还有一些石刻文,多已辨认不清。 四是出土石碑。出土于武威县城的感通寺石碑。经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释,拟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仅存下半段,上段和碑额、碑座皆缺。残碑高152、宽115、厚37厘米。正面真书文字25行,共现存千余字。该碑刻制于唐朝天宝元年(742年)。碑文一至五行,讲的是凉州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石佛瑞像出现的故事。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此故事的记载很多,尤其是唐初高僧释道宣的著作中最丰富;敦煌莫高窟第231、237、98、61、72、300窟等窟洞的壁画中都有充分地反映。碑文6至20行,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记述了凉州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瑞像寺的建立及其发展历史:碑文对有些情节记述的详细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主要内容:有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神僧刘萨诃欲去天竺观佛迹路经番禾县,向番禾县北御山谷中“授记”,预言“此山当有像现”和弟子的问话及刘萨诃回答的内容;有相去86年,到北魏正光元年(520年)猎师李师仁赶鹿于此山,忽现一寺,感觉神奇,叩头垒石为记,没过多久,忽雷震山裂,石壁上挺出无头佛像。北魏末年,天下丧乱,生人涂炭,正好应验了萨诃预言的内容;有武威东七里涧神光照耀,发现一佛头,疑是番禾御山灵像首,抬去安装,相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四众悲欣千里的内容;有北周皇帝听到这个神奇的传说,派特使字文俭亲临番禾察验,情况属实,便敕令凉州、甘州、肃州3州力役3000人造寺,3年造好,寺分3处,初有僧70人的内容;有至周建德三年废三教,皇帝下旨毁像,瑞像发出神光,众恐慌,报朝廷,朝廷又下旨烧寺,天降大雪,扑灭大火,见南岸佛化僧,番禾官人在僧隐处造一佛龛的内容;有隋初复修该寺,开皇九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樊俭等诣寺供养;隋炀帝西巡到瑞像寺,改瑞像寺为感通寺的内容;有唐贞观十年,出现五色鹤和百鸟蔽日,栖于感通寺象山的情景;有三藏法师从五天竺回来路过感通寺,讲说了在天竺国听高僧讲过,番禾县圣容瑞像是从西天佛教圣地飞来降落的内容;有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到该寺礼谒、画像,并奉使人强虏,由于圣容瑞像佛的保佑化险为夷,说服了乌折勒部众;中宗令御史霍嗣光,持幡花、锦绣袈裟到该寺敬佛以及高僧元明礼拜供养内容;有记载该寺西北方向潜出的泉水,经御山谷寺前流过,水能激轮,并灌溉这里二三十顷田地的内容;还有寺院萧条昼开人不敢人内以及这里戎夷杂居,常有盗贼为患等其他内容;最后是天宝年壬午(即742年)徵土天柱山逸人杨播记。以上碑文中所记内容与敦煌壁画、绢画和古籍文献的记载以及现存的遗迹,四者完全一致。而且碑文记载早于文献,更为重要。五是地理环境。莫高窟壁画中,出土碑文中和佛教典籍中记载:凉州番禾县瑞像寺处于番禾县北仰容山御山谷中,峰峦叠嶂,前有金山,后有象山,寺附近无泉源,寺前有一小河,小河的水是从西北方向几里远潜出的清泉,流淌而来,能激小轮(即能打动水磨轮子)灌溉寺田二三十顷等。这些对环境的记载与现在的环境十分契合。小河的水量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很丰富的,近20年以来,有了很大变化,水量锐减,原因是小河上游的毛卜喇村掘井灌溉,致水位下降泉眼不溢,致小河流水甚少, 有时断流。 五是御山峡谷里还有不少古代文化遗存。如汉、明长城遗址,顺峡谷而筑,紧贴圣容寺,逶迤东西,气势磅礴,保存较好。这段长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树碑保护;在圣容寺西一里处有元代高昌王纽林的斤之墓。清乾隆编修《永昌县志》有记载。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圣容寺东二里长城以北的壕墙山北壁之阳的石壁上,存有长约五十米的一长排塔形浮雕,每座浮雕中有方孔,是历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存放瑞像寺演变过程中各位高僧骨灰的地方。诸多浮雕之间,有一较大的石窟洞,1973年前全省文物普查时,洞上沿刻有“永昌卫王”四字,今已风化剥落;在圣容寺东约5公里处的金川峡水库西南岸,有一处齐家文化遗址,曾出土双大耳陶罐、夹砂黑陶罐、石锛、石斧和碳化谷粒等。因水库淹没,破坏严重;在齐家文化遗址稍南,有一将军墓,并有石碑等遗物,笔者亲见一石碑上刻有“明威将军”,告知县文化馆收藏,同时,在圣容寺东约三公里处,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清理地基中,在一米以下发现丁很多夹砂红陶碎片,已掩埋;据《五凉志》《永昌县志》记载,西晋初期的金昌城,就建在圣容寺稍东的今金川西村一带,民间曾俗呼这里为洪(红)羊圈,今名箫湾,并记这里产煤炭,烧陶器。今附近甘扎子和燕儿沟都出煤炭,在箫湾东侧有规模很大的古陶窑遗址;在御山夹谷以下的金川峡里,有少量古代岩画。
   圣容寺复修情况
  古番禾县北望御山谷中保存下来的圣容石佛瑞像和唐塔两座及六体文字石刻等历史文化遗迹,和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大量壁画及遗书文献一样,均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古代文化的稀世珍宝。所以,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尊重历史实际,倾听群众意见,在经过认真科学地调查研究和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复修这座历史上的名寺。于是,于2001年着手筹备事宜,制定规划,筹措资金,并组织人力于2002年编写了《永昌县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以帮助人们了解圣容寺的历史。2003年省上拨款10万元,金昌市拨款20万元,有关企业赞助近30万元,北京、山东和东北及本省佛教界捐助100万元。在中共永昌县委、县政府的亲自主持下,建立机构指定专人,负责规划、设计、施工等各项事宜,到2004年底,已建起了起脊石佛瑞像大殿五间,大殿前西侧建起起脊念经堂五间,东侧建起起脊斋房五间,斋房后建起伙房三间;大殿东建起居士林12间;念经堂西建起僧人住宅15间(包括三间会客厅)。凿水井二眼(深10米)。位于石佛瑞像前的大雄宝殿正在建设,按总体规划该寺3至5年完工。建寺前,请来了释德圆、释德光二位高僧主持寺院正常佛事活动和寺院有关修建事宜,并成立了包括三位高僧在内的五人寺院管理委员会。 圣容寺的复修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有效地保护莫高窟壁画的底本一圣容石佛瑞像,保护它周围的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历史文化遗址;二是圣容寺的复修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寓意。按照敦煌壁画和文献记载,圣容瑞像重新安放,使之身首合一,寓示着我国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昭示着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繁荣昌盛的新的历史时期;三是将为弘扬历史文化和创造现代文明作出贡献。前面已说到,这座寺院由于受到历史的珍爱和培育,方使她在世界文化宝库莫高窟里的壁画上,在大量的敦煌遗书里、佛教文献里、碑刻中,记载了它的发展历史和圣僧刘萨诃与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记载。所以,今日复修圣容寺,将会激发人们对中华古文化激情的投人,去研究它,弘扬它,发展它,做到古为今用。同时,为进一步深人研究佛教史、民族文化史、研究河西发展史提供证据;四是为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浓郁的文化旅游环境。这里不仅历史文化淀积丰厚,而且自然风光也很优美,峡谷里俊杨参天,麦浪滚滚,两岸峭峰对峙,轻岚飘浮,一条小河自西向东,经圣容寺前穿越峡谷注入金川峡水库。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在峡谷东口处有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她像一块巨大的玉盘镶嵌在万山丛中,清澈碧透,幻变旖旎,野禽成群,鱼味飘香。宽阔的湖面上急驰的汽艇,漫游的小舟以及“水上飞人”诸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巍峨峭拔的群峰交相辉映,妙趣天成。清澈碧透的金川河和湍急奔放的二坝干渠,源源不断地注入水库。水库大坝以下的金川峡谷里,更是一派桃源景色,峡谷两岸峭壁雄峻,飞翠叠嶂,峡谷深处细柳婀娜,谷水涛涛,优美的自然景色同坝后电站、人工园圃、水库服务机构、小桥人家和布满峡谷延绵十多里的虹鳟鱼场以及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组成了一幅极具浓郁的自然生活气息的旅游胜景图,令人心境激荡。这里就是永昌历史上著名的八景之一——金水潺声。所有这一切,将为望御山谷圣容寺这个古代文明的胜迹,戴上现代文明的光环,使它更具青春活力,更显神秘而美丽。所以,圣容寺的修复,有望国内外佛教界、史学界、文化艺术界和广大旅游者前来敬佛、研究、旅游观光,为永昌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福音。
  参考资料:
  (1)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见《敦煌研究》创刊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2)《永昌县志》清乾隆五十年本、嘉庆二十一年本。
  (3)新编《永昌县志·文物卷》199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
  (4)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库艺术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5)孙修身《刘萨诃》,见《敦煌壁画故事》一二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
  (6)孙修身《圣者刘萨诃的故事》,见《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7)霍熙亮《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见《文物》1993年第2期。
  (8)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见《文物》1982年第6期。
  (9)孙修身《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
  (10)本人拙作《刘萨诃与圣容瑞像并圣容寺》《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佛迹与敦煌莫高窟》《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辨析》,见《永昌县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第138页、147页、152页。
  (作者系原永昌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永昌县志》主编)
  (此文发表在《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4期。2005年9月收录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60。收录时稍作补充。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载于《金昌史话》2006年,甘肃文化出版社。
  敦煌壁画里的刘萨诃和永昌圣容瑞像
  今永昌县圣容寺和石佛瑞像及与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圣僧刘萨诃,已发现在敦煌莫高窟至少10个洞窟的壁画里都有大量描绘;在敦煌遗书、佛教文献中也都有丰富的记载。那么,这样一座曾经显赫于中外的名寺,为什么长朝以来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呢?大慨因为年代久远,又因处于边陲荒野中的缘故。同时敦煌宝库中的壁画、遗书,也淹埋于历史的沙尘之下,得不到发现。 直到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历史文化精萃的真相才公诸于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刘萨诃和尚(360年-436年),出生于文成郡(今山西吉县)东北的一个稽胡族家庭中。其家巨富,奢豪乡里。刘萨诃身材魁伟,精于武术,横行乡里,官府惧怕,百姓畏之如虎。他平时爱杀野牲,爱食野味。后来当兵,为梁城突骑,戍守襄阳。三十岁时,一天,刘萨河会宴亲朋,饮酒过量而假死。由于心口尚暖,家人没有葬他,过了十天,刘萨诃醒了过来,他给人们讲述了死去后的经过:阎罗帝君差鬼把他捉去,进行了审讯,指出他杀牲无数的罪行,开始他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在被害生灵的对质下,只好低头认罪,阎君判了他极刑,被投入油锅熬煎,又把他的焦骨捞起抛在地下,忽然,有一股凉风吹聚其骸骨,恢复其形。在鬼使的指引下,他游遍了各种地狱,见到诸多已故亲朋,亲朋们嘱咐他复活后带信给家人。让他们速舍资财,建造寺塔,超度亡魂,拯救他们。后来,他看到观世音菩萨迎面走来,笑着对他说了悔过自新之法,令他出家为僧。他向前走去,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忽然醒来,回到了人间。从此,刘萨诃于原郡出家为僧,拜入佛门,师父为其取法名为“慧达”。这成了刘萨诃一生的转折点,他成了一名十分虔诚的佛家弟子。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他游历江东佛教圣地,瞻仰佛祖真容,宣教观礼,受到佛界的普遍敬仰。刘萨河在江东学佛,宣教八九年,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返回原籍。去了五天竺学佛法,观佛迹。返回后,于409年至414年,又在原籍进行宣扬佛法的活动,影响非常大。刘萨河一生宣教敬佛40多年,在江东和原籍共活动了二十多年。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至刘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大约22年时间,他在河西走廊敬佛。这一时期是刘萨河和尚佛事生活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阶段,在佛界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敦煌莫高窟壁画,反映了他在江南的佛事活动,但大量的是他在河西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番禾县(今永昌县)的活动情况。在许多反映佛事活动的壁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刘萨诃曾预言过的事描绘的。而刘萨诃一生中最受佛界尊崇的也是他的预言一次次应验。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几十年或几百年里,都得到了验证。古番禾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圣容瑞像的出现就是他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预言过的,他预言说:“此山以后当有像现,宝像出现时,若身首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86年后的520年,这里的山崖雷震山裂,出现了圣容瑞像,惟缺头。僧俗制做佛头,安装复落。此后的40年中,天灾人祸连连发生,北魏朝廷苛政失道、百姓饥苦,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一情节,在五代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即以刘萨诃预言凉州番和郡御山谷出像为主,反映了刘萨诃的其他事迹。画面宠大,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分遭受自然损坏,上部分保存完好。仅上部分的画面就有石佛像出现无头时、僧俗另外制头安装复落时、凉州七里涧出现佛头时、僧俗抬送佛头到御山安装时、以及装成后,人们欢庆时的情景等等,把御谷山谷中的石佛瑞像描绘得十分详尽。画面上的榜题就有30多幅,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等等。这个情节在中唐(即吐蕃占领时期)开凿的第231窟和237窗佛龛录顶东坡,画有两个画像,榜题:“盘和(即番禾)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也是文献中所说的凉州番禾县山开出现的瑞像。这在《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中有明确记载。在五代初,统治瓜、沙二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莫高窟第98窟、五代未曹元忠及其妻翟氏开凿的61窟、55窟北屏的后面,都画有以上内容。 同时,这几个洞窟的壁画中还有儿处绘着《御山石佛瑞像》石碑中所记的猎师李师仁逐鹿于此山,遇见神仙化寺,见佛见僧人然后山裂出像的故事画而。此外,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也有以番禾御谷山中石佛瑞像故事为内容的画面。莫高窟彩塑雕像中,还有几个窟是以番禾县北御谷山石佛瑞像作为窟室主尊佛像而雕造的,如莫高窟300窟等。557年,也就是番禾石佛瑞像出现30多年以后,凉州东七里涧夜有祥光,是一佛头,僧俗把佛头迎送到番禾县御谷山进行安装,结果是“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进行了热烈的祝贺。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正好又应验了刘萨诃“宝像身首俱全,预示天下太平,民生安乐”的预言。到了北周末年,石佛的佛头多次跌落,僧俗惊恐,朝廷知道后,派大冢宰和齐王亲自前往调查。过了不长时间就出现了饥荒、兵乩和北周皇帝焚寺灭佛的事。这就又证实了刘萨诃的“如身首不全,则天下离乱,黎民饥馑”的预言。以上这些情节在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第98窟、第61窟西壁和佛台后都有大量反映。在唐代开凿的第203窟、300窟和323窟等窟洞中的彩雕塑像中,都有番禾郡御谷山以石佛瑞像为主尊佛的雕造佛像等①。还有被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盗走的众多壁画。由于刘萨诃的预言屡屡得到证实,因此到隋唐,“他被推向了至高无比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②河西走廊信仰尤甚。“刘萨诃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远远在许多高僧之上”③。在敦煌莫高窟里,与其他高僧相比,关于他的故事壁画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的资料也最丰富,可谓影响大而深远。他也是继公元4世纪乐僔、法良之后,与修建敦煌莫高窟最有关系的大和尚之一。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考证研究,现存的莫高窟第268、272、275一组洞窟,应是刘萨河活动于河西时开凿的。古籍记载,刘萨诃曾在永昌县云庄山住过,可见今永昌县云庄石窟寺也应是刘萨诃在这一时期开凿和建造的。 番禾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石佛瑞像和圣僧刘萨河的佛事活动,除在敦煌莫高窟有大量的壁画记载外,据《敦煌研究》介绍,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遗书文献内有关今永是县北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的记载也非常丰富。 除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的外,现存的佛教文献中,如《冥祥记》《佛记》《高僧传》《续高僧传》《神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道宣律师感通录》《佛祖通纪》《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等均有这一内容的大量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古番禾圣容寺的圣容瑞像与刘萨诃和尚以及与莫高窟的壁画遗书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肯定了古番禾郡(今永昌县)北圣容寺和圣容瑞像在历史上的影响和现今的研究价值。
  (2004年发表于《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永昌与河西走廊宗教述略
  西汉初,汉王朝在河西走廊置“河西四郡”。实施了一系列屯兵固边、激历农桑、发展生产与贸易等有效措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和管理,使河西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张骞成功地凿空了西域大道后,出现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其中表现在文化方面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佛教文化的东渐。在佛教文化东渐过程中,河西走廊又是最早的受益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今永昌县,在迄今二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莫不与整个河西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兴衰而兴衰;宗教的传播、发展与演化,也紧紧与河西地区宗教的传播、发展与演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因此,要研究永昌宗教历史的演变,必须同河西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纵观河西历史上的诸宗教状况,佛教传人最早。在佛教传人河西的约五百年以后,到北魏时,河西传人了袄教(延续了约八百年),唐太宗时传人了景教(延续了约七百年),唐初到中唐,传人了摩尼教,唐开元初传人了密宗教(延续了约七百年)。但这些宗教,在历史发展中,已逐步消失。保留至今的只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即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诸教。这些教派中,其发展历史、发展规模以及它在永昌乃至河西历史上的影响,要数佛教为最。下面试将诸宗教分别略述。
  佛教
  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今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认为:佛教西汉传人。《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献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这段记载说明,虽然那时还没有正式的佛经经典传人中国,佛教也显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大月氏人处于匈奴的压迫,从河西地区率部西徙中亚以后,进入天竺国之前,就已经信仰佛教文化了,并口头向中国传播。并说明大月氏族是佛教东渐的最初媒介,而且首先把佛教传人河西。第二种认识认为:佛教于东汉传人中国,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明帝遣使出使天竺,请来了天竺国竺法兰等两名高僧,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专供他们译经。竺法兰等在中国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大概是中国的译经之始)。从那时起:中国正式有了佛经经典本,所以,这应当视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完整的传人中国的时间。这种认识被大多数佛学家、史学家和权威经典所认定。
  佛教的东传,大体分为北传和南传两条道,北道循陆,南道循海;北传循张骞凿空的西域大道,为今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汉语经典系及我国藏族和蒙族的藏语系,属大乘佛教;南传为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经典系,属小乘佛教。河西走廊地区均属北传大乘佛教。
  佛教东渐过程中,河西走廊为何能够成为最早传人和最发展的地区之一,主要原因有几点:
  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西汉初,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成功地打通了西域大道后,给佛教文化东渐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河西走廊成为佛教文化首先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地方,是因为,从西域到中国,首先必须先到河西地区,从中原到西域,也必经河西。同时,河西走廊这片中原与西域的必经之地,曾于秦汉之际是大月氏族长期经营和居住过的地方,虽然大月氏族迫于匈奴而西迁,但他们对这片古土却怀着深深的留恋之情,他们长期以来,与这里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他们在接受了佛教文化后,把河西地区作为重点地区,首先将佛教文化传播到这里,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史称大月氏族是佛教文化东渐的最初媒介,河西走廊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地区,道理也就在这里。
  随着历史的前进,佛教文化作为整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从东汉到盛唐时期的约八百年时间中,也就是从传入到兴盛时期,河西地区始终处于门户位置和领先地位。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河西走廊曾经是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地区。
  二是西域沙门大量东度传教和中国取经活动的发展。西汉以后,由于月氏、安息、印度、康居等西域诸国佛界高僧来中国传教、译经和中国僧侣不断前往西天取经,促使中国佛教进一步发展。河西这个东来西往沙门首先涉足的地方,就成为佛僧播种佛教文化的理想地区了。前面已经提到,东汉明帝时(公元58至75年):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金入“飞空而止”,于是他叫来大臣给他圆梦,一个叫傅毅的大臣说:西方有一种神,称为‘佛’,你梦见的就是‘佛’。明帝以为对,就遣中郎将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前去天竺寻访佛法。他们以明帝名义,从天竺请来了一个叫伽叶摩腾,一个叫竺法兰的两名高僧,从河西一路宣教到洛阳,受到了明帝特别欢迎,并为他们修建了专门译经的寺院,这个寺院就是现在著名的白马寺。从此以后,印度、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诸国僧侣接踵而止。东汉桓帝时,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原本安息王太子,出家为僧,于公元148年经河西到洛阳,在中国20余年,用汉语翻译佛经95部,最使中国人“通解”。东汉灵帝时,月氏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法朔等来中国,翻译了《泥洹经》,使佛界“大得本旨”。三国时,内地高僧朱士行,于公元260年,到西天求法取经,但他未到天竺,就客死在于阗(今和田)了,由弟子将所得梵本90章带回洛阳。
  特别是到两晋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五凉时期的三百多年间里,由于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趋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被推向了高峰。整个河西地区首先成了佛教广泛渗透和佛界高僧的聚居地,成为佛经翻译的集中地和佛事活动的胜地。西晋泰始年间(公元265至274年),大月氏人竺法护,其祖先原定居敦煌,他幼年曾游历西域各地,大得佛经,后回敦煌,又到长安等地,先后翻译佛经175部之多。前凉早期,他又率弟子到凉州,立寺延学,宣教一方。他的这一壮举,大大激发了中国及河西佛僧西去求法学经的愿望。所以,“佛教车渐,至此而盛”。比如,这一时期,凉州就出过很多著名高僧,如宝云、竺佛念、智严、道龚、法众、宏充、沮渠京声等。敦煌高僧车道开等。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陀耶舍、佛陀跋摩、慧达等人都曾流寓姑藏(今武威)。驻足张掖的高僧有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竺法兰、竺摩腾、竺佛朔、竺叔兰、佛陀跋摩、僧伽提婆、佛陀耶舍、法显等。他们多到敦煌、酒泉等河西各地讲经宣法。这些人,都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有很多建树。仅就鸠摩罗什和昙无谶而言,鸠摩罗什在凉州共住了十七年(约公元385年到凉州),许多佛徒都闻名而来凉州受教。为凉州佛教的兴盛起了巨大的作用。公元401年,后秦国主姚兴破后凉,鸠摩罗什被接到长安,以后十一年中,他译出了《摩河般若波罗密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74部,384卷。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有盛誉,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经三大翻译家。又如昙无谶、据《出三藏记集》云:流寓凉州期间,译出《方等大集经》、《方等大云经》等共11部,120卷,特别是《大般涅盤经》的译出,在河西佛教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晋怀帝时,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出现了五族乱华,而处于西陲边境的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却有一个百余年的安定繁荣时期,这就给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机。那时候,佛教文化的传播覆盖了整个河西走廊,也几乎覆盖了葱岭以东的丝绸之路全境。这一盛况的出现除了上面所说西天诸国沙门大量东渐以外,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僧侣一批批赴西天取经的贡献。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批西天取经人出现了,为首的是十六国时期高僧法显,还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五人,他们六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城(今榆中一带,当时为乞伏乾归西秦国都)、西平(今西宁,当时为南凉国都,辖今武威地区(包括金昌)和青海东北部),过扁都口到张掖(当时为北凉国》,在张掖又结识了五名河西籍佛僧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共十一人,然后经酒泉、敦煌,沿丝绸之路去西天。他们在取经路上;经受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终于到达了天竺佛地,法显还到达了今中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历时15年,法显于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乘商船东归,义熙九年九月于山东劳山登陆。第二年南下建康的道场寺,开始了更加艰辛的佛经翻译和著述工作。法显在建康五年,写成了《法显传》(即《佛国记》),译出了《摩诃僧祗众律》等6部63卷佛教经律。后到荆州,死于辛寺。法显约生于东晋咸康三年,卒于南朝永初三年(约公元337-422年)。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翻译家和佛学家。他写的《佛国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是研究公元四、五世纪时,我国西北边陲政治、军事、文化、民族风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研究古丝绸之路上以及中亚、南亚、历史、地理和佛教发展的宝贵文献。史称法显、智严、宝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西天取经人”,法显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印尼的“第一人”。今斯里兰卡还保存着法显遗迹。斯里兰卡政府于1981年对法显遗迹进行了修复,并命名“法显村,”村中有法显庙,有法显住过的石洞名“法显洞”。同年,斯里兰卡总理亲自树了纪念碑,还立了“斯里兰卡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石碑。与法显一同前往取经的智严、宝云,史载都是凉州人。智严回国后在积园寺翻译了梵本《普曜》《广博》等经典。晚年时,他第二次到天竺国学法,他是古代中国唯一两次西游印度的人。宝云回国后;在六合山寺译出了《行赞经》等经典。
  中国第二批上西天取经的佛僧,为首的是智猛。那时,正是东晋十六国割据时期,河西为五凉政权先后统治。公元401年,智猛联络了15名僧友,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进,由于种种原因,活着回来的只有智猛和昙纂两人,他们取回《大泥洹》梵本20卷及其他一些佛经。在这以后,又有小月氏人法护,河北人法勇等僧人先后到天竺取经,在当时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到北魏孝明帝时组织的一次庞大的取经活动,震动了华夏。这在后面略述。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乃至河西,佛教已很兴盛,前往西天取经者络驿不绝,其中,最著名的有唐太宗贞观三年至十九年(公元629至644年)历经十七年取经回来的玄奘;玄宗开元初到十五年(公元727年)取经回来的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传》);还有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至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历经40年取经回来的悟空等等。这些取经者赴天竺:莫不经河西地区。这里试将玄奘取经经过略加记述,因为玄奘过河西时,经历坎坷。回来时,又在感通寺讲经,影响很大。
  玄奘,俗名陈炜: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人,约生于公元600年,卒于公元664.年。他是唐代高僧,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泽家。他犹如一颗灿烂的明星,高悬在公元六世纪的亚洲上空。直至今日,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后人所崇敬。
  玄奘13岁时,随兄出家,由于天资聪慧,受佛界器重。他18岁时,也就是唐朝初建那年,同兄到了长安,由于时局不稳,兄弟二入到了成都。成都当时是一个佛教中心,又很安宁!他经过几年苦学,对佛学有了很深造诣。后来随商队到了荆州天皇寺,又到相州、赵州等地,遍谒名师,虚心学习。几年后,于公元627年回到长安。由于他佛学知识渊博,口才雄辩,长安高僧称他是佛界千里驹。从此,玄奘誉满京城和全国各地。玄奘在学习经典时,经常遇到一些不解之处,而且国内佛教派别很多,佛经又多互相矛盾,随决心“誓游西方”“以释众疑”。他联合了几个和尚,上书唐朝皇帝,要求去西天取经。由于唐朝初建,敦煌以西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朝廷严禁国人西出。所以,上书未被批准。但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不顾朝廷禁令,于贞观三年农历八月,年26岁的玄奘,偷偷的和一个学经后回家的秦州和尚孝达到了秦州。又碰着一个旅伴到金城(今兰州),又到了河西走廊第一重镇一凉州。河西走廊,是指乌鞘岭以西到今甘新交界处一段狭长地带。这里有著名的凉州、张掖、酒泉、敦煌等地。自秦汉之后,这里就成为中国经营西域的军事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地带。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就是凭借它的优势而建立了“五凉”政权。当时凉州是河西佛教的一个中心,凉州人信仰佛教,崇敬高僧已成风气。因此,玄奘一到凉州,就被河西佛教领袖慧法留住讲经,住了一个多月。当时,朝廷禁令已到,凉州都督李大亮催他返回,否则,将押解还京。在这样情况下,对玄奘非常钦佩的慧法大师暗中派慧琳、道整两名心腹弟子,一路走乡间小路,护送他到了瓜州州治晋昌(今安西县东),瓜州剌使是个十分信佛的人,他不仅暗中保护、资助玄奘,还给他介绍西出玉门关的边防情况。当时的玉门关虽设在瓜州境内,但要走出“边境线”,还有五百里路程,每百里设一座烽火台,烽火台都有兵士守护,而要走过这段路程,非到烽火台取水不可。因此,玄奘很愁闷,在瓜州又住了一个多月。一天,一个州使突然来到玄奘住处,手持追捕玄奘的公文,玄奘看过,才知道是凉州都督了解到他并未东归,于是通知河西各卅县严加候捕;玄奘无奈,向州使诉说了实情,州使叫李昌,也是个笃信佛教的人,听了后十分感动,赞叹玄奘是有肝胆的英豪。他当着玄奘的面撕毁了公文,并劝他赶紧上路,以免有变。于是玄奘在街市买了一匹好马,打发从凉州送他来的慧琳回凉州(道整已去敦煌)。准备出发时,来了一个胡人模样的人,叫石槃陀,要求玄奘收他作弟子,并愿意帮助玄奘越过五座烽火台。第二天,槃陀引来了一位老人,牵着一匹曾往返于伊吾国15趟会识途的瘦红马(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和玄奘的马作了交换,玄奘为槃陀买了乘骑,两人便昼伏夜行向西走去。半路上石槃陀反悔,不愿西去,玄奘就让他东返,独自一人西行。当他到达第一座烽火台时,正是夜.间,人和马便偷偷的饮足了水,正往皮袋装水时,一箭射来,差点丧了命。幸亏这里的守台校尉王祥,信佛重才,就私自放行了他,并指点他如何绕过第二、三烽火台,可直达第四座烽火台,并说明那里有个很好的校尉。玄奘到达第四烽火台时,又怕被留住误事,就偷水想快点离开,没想到一箭飞来,差点被射中,玄奘急忙喊话,经说明来意后,那个校尉的确很好,不仅给他吃了饭,还为他备马料、干粮、装水袋。并告诉他,不要到第五烽火台,那里校尉粗暴,可直接到一百里酌一个叫野马泉的地方取水。玄奘照他的指点,便进入了莫贺盐碛腹地这个上无飞鸟,下无水草的“死亡地带”。连续走了三天,也没个野马泉的影子。谁知祸不单行,不小心又把皮袋的水倒光了。没有水怎能过得去大沙漠!他想返回,又被坚强的信念打消了。到了第五天时,玄奘已精疲力尽,就连那匹老红马也失蹄几次。到了第七天,在那匹老马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一处泉水,才得死而复生。又走了两天,到达了伊吾国。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准备动身去高昌国。
  高昌王麴文泰,是个深信佛教的人,早从商人那里听说玄奘已到伊吾的消息,他就派了主要官员,备了几十匹好马,一路设站,去伊吾迎接玄奘。玄奘随高昌王特使经白力城,到高昌王都交河城(今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一带)。高昌王热情接待了玄奘,对玄奘照顾得十分周到,并安排清静道场,让他讲经宣法。还提出要玄奘长期留在高昌弘扬佛法。由于玄奘决心西去取经,对高昌王要他留下的意见不能同意,而高昌王又不答应,玄奘只好以绝食相争。高昌王无奈,只好答应他西行。于是俩人结拜为异姓兄弟。高昌王化了一个多月时间,给玄奘做了法衣30件和过葱岭用的其他衣物用品,赠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马30匹和随从25人。高昌王还为玄奘所要经过的沿途屈支等24国写了文书,派使送达,请他们护送。并给西突厥叶护可汗写信送物,要他通知所辖西方诸国,保护玄奘。玄奘在高昌王的大力帮助下,经焉耆、龟兹、跋录迦(今阿克苏),从凌山(今迭里山口)进入天山北麓。凌山是丝路中道越天山的重要孔道,终年积雪。玄奘一行艰难地走了七天七夜才得出山。这时,护送人员中已有大半冻饿而死。过了山又走了多日到了素叶城,这里是西突厥所辖地域,所到之处,均有叶护可汗派人护送,比较顺利。玄奘一行从素叶出发,经过了原苏联的几个地方,终于到了今印度、阿富汗天竺圣地。他游历了天竺全境,学习、参观、讲经、研究佛学长达十多年。他在印度结识了很多高层佛僧,对大乘经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得到印度佛学界的高度赞服,声望传播四方。他在印度期间:参加了五天竺18个国家的国王参加的有六千多名僧侣的经典教义答辩大会,玄奘被推举为主讲人,在13天的答辨中,玄奘发表了精辟议论,引起了极大震动。从此,中国的玄奘名扬五天竺。玄奘在达到了学经目的之后,于公元643年,满载佛经经典和印度人民及佛界的友谊,从印度的今阿拉哈巴德动身回国。玄奘回到新疆于阗后,他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到处查访、寻找、抄写在渡印度河时失落的50夹佛经内容;二是赶紧给唐太宗写信,因为出去时未得到朝廷的批准,给太宗写信意在表明苦衷。太宗接到信后,立即给玄奘送去回信,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并下令沿途官员,一路迎送。玄奘接到太宗信后,无比兴奋,便取丝路南道,经河西走廊,平安地回到了长安。时间是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玄奘路过河西走廊时,一路拜谒了名寺大刹。到敦煌时,参观礼拜了千佛洞和佛寺,同当地高僧畅谈取经收获,与广大僧众交流情报。路过酒泉、张掖时,都受到了隆重迎送,并拜谒名寺。路过今永昌县圣容寺(当时名感通寺)时,到寺诵经礼拜,会见高僧,讲说佛法。并对众僧说:我到五天竺,听波国老宿云,那里原有佛像一双,一日,一像忽然腾空向东飞去,不知去处。现在才明白,这里出现的瑞像,原来是五天竺那尊佛像东度降临的。唐僧的光临,给感通寺僧众带来了佛光,感通寺佛事遂有了更大发展。
  玄奘回途凉州时,凉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由于玄奘从河西去天竺,又从河西返回,并一路宣法的影响,促使河西佛教大发展。玄奘回到长安后,受到了太宗盛大的欢迎和优厚的待遇。太宗把他安置在太子李治修建的慈恩寺译经,又专门修了一座佛塔(今大雁塔)收藏带回的佛经。
  唐僧赴西天取经,共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跋涉五万余里,经过了九死一生,带回梵本657部。玄奘在太宗李世民的热心支持下,组织佛界学识渊博的名僧20多名,花一年多时间,于贞观二十年七月,首先整理出了记载当时西域、印度138个国家的地理、山川、气候、面积、交通、物产、风土民情、佛界盛事、僧众、寺院及民间传说共十二卷,十万零三千字的《大唐西域记》。唐僧从公元645年春组织译经,到公元664年二月初五逝世,共译出大乘、小乘经、律、论等75部,总计1335卷。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邀请,将中国《老子》一书译成梵文。
  唐玄奘,这颗亚洲佛界的巨星虽然殒落了,但是他献身于佛教事业的伟大精神,永照千秋。
  上面谈了中国佛教首先在河西走廊发展的两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历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提倡。早在东汉时,明帝派使臣前往天竺寻求佛法,请回西域高僧译经宣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前面已说到);章帝时(公元76至88年)皇室宗族汉楚王刘英等信佛教,对民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桓帝(公元147至167年)、灵帝《公元168至189年)都信仰佛教,提倡佛教,并大力支持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发展;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生会,斋经至东吴译之,吴主孙权甚大敬信。”特别到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五凉时期,虽然割据政权林立,但是,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佛教政治,就更加积极的提倡佛法,竭力罗织高僧,支持佛教的发展。这里试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如前秦国主苻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崇尚佛教人才,他拜请了内地佛教领袖道安后,又对西域佛教领袖鸠摩罗什念念不忘。公元382年,他派吕光西征时,特意向吕光嘱托,一定要把罗什请来。吕光平定了龟兹,得到了罗什。罗什为吕光出谋划策,回师河西,驻守姑藏,建立了后凉。罗什在凉州住了十七年,为河西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如后秦国主姚兴,也十分崇信佛法,他于公无401年西伐,灭了后凉,首件大事就是把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他见到罗什如获至宝,以国师之礼相待,在长安安排了舒适的译经场所,调集了很多佛界学者,译出了大量佛经。并请罗什讲经宣法,姚兴自己经常去听讲。姚兴还大办佛教学校,生徒达一万数千人。姚兴的所作所为,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晋书,姚兴上》记载:“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费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数千,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那时的河西全境尽呈这种盛佛景象。再如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他在败南凉,占据姑臧,灭西凉、收复酒泉、敦煌等地控制了整个河西后,在凉州以“素奉大法”为指导思想,大力支持和推行佛法。他组织了大批佛界高僧,译出了大量佛教经典,促使北凉时期的佛教在河西走廊异常兴盛。沮渠蒙逊对佛教发展的另二个贡献,就是他对佛窟的开凿和造像的重视,这一点后面再作记述。又如北魏时期,北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在统一了北方,成为二个强盛的大国以后,为了经营好西域,扩大西域诸国对中国的影响,就以各种方式,极力提倡佛教,又借助于佛教的影响,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北魏孝明帝时(公元516至529年),皇太后胡充华总揽朝政。由于她从小受佛教影响很深,掌权后,极力弘扬佛法,支持佛教事业。她首先号召全国各地大建寺院,经她亲自奠基的洛阳永宁寺“佛国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费用不可胜计。” 由于胡太后的提倡,到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仅洛阳的寺院就达500多所。全国各地佛寺林立,尤以河西极盛。同时,为了宣扬国威,胡太后一方面广泛交结西域诸国,一批批派遣国使出使西域,引导西域诸国遣使来中国,另一方面派遣大批佛僧赴天竺取经。当时,她选中了一个叫宋云的高僧。宋云遵照胡太后的旨意,选拔了洛阳崇立寺的慧生、法力、道荣等,和胡太后派遣的朝廷外交、宗教方面的官员,组成了混合取经团,于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从洛阳出发,于神龟二年九月到达阿富汗、再到北天竺(今巴基斯坦)。他们在北天竺求得《大乘妙典》170部和佛像等艺术品,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循原道回到洛阳,历时五年。回国后,受到了明帝和胡太后隆重迎接,并多次听取汇报,大加赞赏,向全国各地大力宣传了这件事。接着,命他们写游记,宋云写出了《宋云家记》,道荣写出了《道荣传》,慧生写出了《行记》,竭力传播,轰动了大江南北。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重视,这一时期,河西走廊的佛教已很鼎盛。同全国一样,佛院寺塔星罗棋布,僧侣众多,佛像到处可见,佛窟佛洞不断增建,成为规模宏大的佛教胜地。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佛教窟洞的开凿和佛教寺院的兴建。比如那个时期创建的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中,著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就建在河西(现存窟洞491个),还有西千佛洞(现存窟洞16个)、安西榆林窟(现存窟洞42个,周围还有零散的红口子石窟,碱泉河石窟、旱峡石窟)、东千佛洞(现存窟洞20多个)、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县五个庙石窟(现存窟洞19个)、一个庙石窟,玉门市昌马石窟(现存窟洞11个)。还有肃南县马蹄寺石窟(原属张掖,现存窟洞70多个)、金塔寺石窟(现存窟洞2个)、文殊山石窟(原属酒泉,现存窟洞10多个),永昌县云庄寺石窟(现存窟洞21个)、石佛崖石窟(现存窟洞12个),武威市天梯山石窟(现存窟洞13个)。这些规模大大小小的佛教窟洞,绝大多数是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创建的。这些窟洞的开凿,充分说明了河西走廊历史上的佛教发展盛况。现简要介绍一下敦煌莫高窟:莫高窟开创于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至唐代,已开凿窟洞一千多个,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仅存618个窟洞,今保存有塑绘的窟洞491个。这491个窟洞中,包括历代壁画四千五百多平方米,彩塑像二千多身,唐代木结构窟檐5座。这些窟洞中,其中十六国、北魏时期28窟,北周15窟,隋94窟、唐279窟(其中包括吐蕃统治时期55窟),五代26窟,宋15窟,沙州回鹘统治时期3窟,西夏14窟, 元9窟,清2窟,朝代不明的6窟。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是一座古文化博物馆。她像一颗灿烂的佛圣明珠给河西走廊增添了辉煌。 关于河西走廊古代佛院寺塔之类的建筑,据古籍记载,更是密如繁星。一千多年过去了,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绝大多数佛院寺塔已不复存在。但是,至今在走廊各县、市,还保存下来了一些遗迹和复修后的寺、塔等建筑。这里重点简介几处,以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概貌。 永昌县圣容寺:位于今永昌县北二十华里的金川西村。初称瑞像寺,后改感通寺。它就是北魏到元、明曾誉满海内外的一座名寺、大寺。关于它的情况,有不少佛籍有记载,在敦煌莫高窟里,有不少壁画反映了它的情况。1979年5月,从武威出土的,经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党寿山先生考释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记载的就是它的历史。它的由来和发展概况是这样的: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名僧刘萨诃西去印度观佛迹,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和县(番和县故城在今永昌县西二十华里的水磨关村一带)东北,望御谷山,预言此山将裂,有佛像出现,并说:像全则世平,像缺则世乱。时过八十多年,到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这里果然有一尊佛像出现于峡谷山崖上,唯没有头。又过了四十年,在距此山二百里的武威城东七里涧有一佛首出现,放出光辉。于是人们把它迎来安放于佛身上,十分合卯。当然,这是神化了的说法,其实,在当时河西佛教进入繁荣时期,佛教徒们为了实现建寺的愿望,早就造好了石佛瑞像,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造出了这些舆论。舆论传到了北周朝廷,武帝宇文邕,于保定元年(公元561年),下旨派遣宇文俭进行了调查。于是下旨调集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建成,共分三处。初有僧七十多人。寺建成后,命名瑞像寺。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御驾东还时,到该寺礼拜,御笔改名感通寺。说明该寺当时已相当有地位了。唐中宗时(公元684年),该寺已发展到非常规模,它不仅声震河西,而且蜚声海内外,那时,中宗曾派特使到该寺赐物。神龙初(公元705年)兵部尚书名将郭元振曾到寺画像、赐物。据现存唐塔壁题记载,”时有僧人一千五百人”唐时,在寺后山顶上建起了一座七级佛塔,在寺前隔河山腰间建起了一座七极小佛塔,至今两塔均保存完好。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该寺改名圣容寺至今。(清代以来,群众习惯上称此寺为后大寺,是与县北二里许的原金川大寺前大寺相呼应。其实,真正的后大寺并非圣容寺,而是县城北十华里处的一个俗叫四台子的寺院。在永昌县编修新县志时,我同几位同志到实地考察,发现石壁有很多刻文,大多已看不清楚,其中有“金川后大寺”,“明隆庆三年维修”,“福如东海”等字样,这就足以证明,这里是原后大寺。同时《凉镇志》记载也很清楚:金川大寺有二,一在县北二里,一在县北十里。这也说明,县城北十华里的四台子寺院,是原后大寺)。 圣容寺的繁荣,到啥时候中止,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从现今存留在寺前石崖上的六体石刻文字“六字真言”来分析,起码在西夏至蒙元时期还是兴盛的。该寺规模建筑毁于何代,也未可知,但剩余的山门和几间僧房,是1953年被当地群众拆除的。 原浮雕在石壁上的瑞像佛身,至今还完好地保留着,瑞像佛首今收藏于县文化馆。 肃南县文殊山寺:初建于南北朝时期,后经唐、宋各朝增修,共有寺、院360余座,窟洞13个,俗称“小西天”,据记载,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佛事兴盛,但今仅存窟洞遗址。 张掖市万寿寺和木塔:初建于北周,历代多次维修,今存木塔和藏经楼,1985年修缮,面貌一新。 张掖大佛寺:初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在历史上多次维修的基础上,今又复修,建筑宏伟。内保存全国最大的卧佛一尊和大量佛祖塑像以及壁画、砖雕等,还藏有一大批珍贵佛经经典。该寺是今存于河西走廊最完好的佛寺之一,它连同今存于张掖其他县、市的佛教遗迹,展示了历史佛教之盛。 肃南县马蹄寺:原属张掖市,初建于南北朝,到清代,共开凿窟洞70余座,并建有不少寺院。它在河西享有盛誉,仅次于莫高窟,存有大量塑像。今维修一新,重放光彩。 武威市罗什寺塔:初建于唐代,位于十六国时期修建的罗什寺内,原寺院庞大,今已不存,唯十二级佛塔独在。它和前凉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宏藏寺(武则天时称大云寺,西夏时称护国寺,今只存古钟楼)、汉唐时期所建的“姑藏之重镇”莲花山寺(今只存七级佛塔一痤,寺已毁)等古代佛寺,构成了凉州古代佛事之盛况。 武威海藏寺、文庙:海藏寺(又名清化禅寺),建于宋、元之间,寺观雄伟。1983年维修,增建人工湖等建筑,面积一万五千多平方米,重现雄姿。现已成为武威市主要人文景观。文庙,始建于明正统年间,内呈东西两组古建群,是武威保存最完好的寺庙。1980年以后,多次维修,宏伟壮观。内藏大藏经六千册和其他图书两万多册。
  以上只是河西佛教寺院建筑的简要提示。 唐代后期,在吐蕃统治河西的六十多年中和归义军逐吐蕃管理河西的一百四十多年中,从上层人士到黎民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沙州而言,公元815年,可黎可继吐蕃王位后,大力提倡佛教,曾下旨一人出家可调拨七户百姓为寺户,当时的僧侣及家属,就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至十二。归义军时期,张义潮更是大兴寺院,开凿窟洞,广度僧尼。他还设立了管理河西佛教事务的“河西释门都僧统”,并赐与法严、福高二高僧国师之号,兼河西佛法主。可见那里的信佛程度。 五代,中原多故,河西被回鹘统治。回鹘也很信佛,佛教兴盛,尤以瓜、沙二州为最。仅以今存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23个回鹘时期开凿的佛窟,就说明当时佛教情况。 宋朝,河西凉、甘、肃、沙、瓜诸州,是党项族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政权所辖,其治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肖关,北邻大漠,地方万余里。”历时一百九十多年。党项原就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历代统治阶级均以信佛而著称。李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浮图学”,他以“佛图安疆”。有很多建树。在他的提倡支持下,广大民众通信佛教。李元昊广拜佛僧,大兴寺院,广开窟洞,仅在莫高窟就开凿了佛窟77个。张掖大佛寺(原名迦叶如来寺)就是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创建的。 那时,对永昌圣容寺和武威护国寺塔都曾进行过维修。 元朝,也同西夏一样,尊儒崇佛。西宁王速来蛮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驻镇沙州,至正八年便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碑。率王子、王妃、公主、附马颂经奉佛。并在莫高窟开凿窟洞9个。当时,肃州为达鲁花赤驻地,元太子喃嗒失征羌驻扎肃州时,重建了文殊寺,至今还保存有太子寺遗迹。甘州,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合尊大师驻白塔寺和大佛寺译经,对汉藏文化作出了贡献。元至元十五年,设永昌路,其时,阔端太子请西藏萨迦寺寺主萨班,贡葛坚赞来永昌路商定了西藏统一于元的大计。‘阔端支持萨班在永昌路所属寺院讲经宣法,同时把藏传佛教正式传人武威、永昌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朝统一河西后,仍提倡佛教,修复寺院,敦煌城内新建了著名的秘宗大佛寺,重修了莫高窟的雷音寺和文殊山寺等,洒泉、张掖、武威各县也修复了不少寺院。但是,这些寺院只是为数已经不多的佛僧诵经和佛事活动的场所;而广大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已逐步淡化,信佛者不多。因而,到清朝末期,河西佛教逐步衰落。 民国时期,由于广大民众的现代科学意识不断增强,佛教已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精神需要。大多数寺院年经失修,渐趋颓废,佛事活动很少,一般只在正月十五和四月八日的浴佛节等定期时间,有少数僧尼诵经,民众也有烧香磕头的,只是寄托求佛保佑的心情而已。那时,有不少县成立了居士林或佛教协会或理事会管理佛教,在洒泉、张掖、武威等大县,佛教团体有办小学的,有办佛慈诊所的等,但大多数县的佛教组织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宗教活动场所除国家以古代文物遗迹明令保护的外,大都被群众组织所拆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合法的宗教活动得到保护,政府拨款修缮了佛教活动场所,河西各县(市)都成立了佛教协会或小组,建立了规章制度,召开佛教代表会议,号召信教群众爱国守法,要求在教内奉行“三皈”、“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社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教徒到活动场所拜佛诵经。 由于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几乎没有人信教,佛教徒只是在农民和市民中有之。截止1989年,敦煌全市有信教群众1800多人;张掖全市有2500多人,永昌县1990年有1000多人;武威市1989年有2000人左右。海藏寺现有主持1人,职员7人,其中去北京佛学院学习1人,去苏州佛学院学习2人。
  道教
  道教,是中国汉族中信仰的宗教。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首倡。奉行老子为祖师。以老子《道德经》、《正一经》和《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 河西的道教有两派,一派“全真派”,道徒俗称道人,出家、蓄发,长住道观,不娶妻,以修性养身为主,生活靠庙产和化缘维持。另一派“正一派”,道徒俗称道士,娶妻生子,不一定住庙,靠发丧,作道场等迷信活动及庙产收人生活。据记载,河西的道教多系两汉时期,随着中原人口迁河西时而传人,但也有先有后。敦煌自两汉始有道教。魏晋南北朝颇兴。唐时也流行,时有道经60多种。宋以后衰落。民国时,敦煌有个王道士,前后管理莫高窟30多年,时有道士30多人。1949年以后,道士很少活动,1978年以后,参加活动的有130多人。张掖自唐代传人道教,西夏、元趋于淡化。明朝新建道观、庙宇20多座。清代重修和新建庙宇60多处。民国时,民间共有道士300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有正一派道士180人,全真派道人46人。1978年以后,有正一派道士160人,全真派道人2人。永昌县约于两晋时始有道教。明、清两朝兴盛。民国初,撤销清朝时设立的道会司,废除真人封号。从此,很少有人出家修道(全真派),正一道道士,以搞迷信活动为职业。1948年,全县有道士100多人,1952年有道士70多人,1990年只剩20多人,部分道士挤农隙间发丧作道场。再无其他活动。武威市于两晋传人道教。明、清时广为流行,道观增多。莲花山部分寺院成为道教活动的场所。民国十六年大地震,很多庙宇被毁。从此,道教衰落。时有正一派道士200余人,全真道人10多人。1949年有道士100余人,道人3人,至今道人仅1人。道士多系农民,以务农为生,有时被人请去“发丧”、“谢土”, 再无什么活动。 河西道教总的情况是:明、清两朝最为兴盛。复修、新修的道观、庙宇也最多,每县城乡少则二、三十座,多则近百座。民国时,一律废除真人封号,每个道观、庙宇也不一定都有道人、道士住庙。同时,这些道观、庙宇,也并非像历史上的佛寺那样,是佛教徒长年住寺修行的地方,而是作为一地方(或一乡、或一村)在一定的时间敬“玉皇”、“龙王”、“财神”、“药王”、“马祖”、“火神”等“祈神禳灾”的场所。在这些时间里, 道人、道士诵经,民众中有相信迷信者,也去烧香、祈求神灵保佑或抽签问卜。在其他时候,民众中没有什么信仰活动。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全民族信仰的一种宗教。在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是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曾先后在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撒拉、东乡、保安等少数民族中信奉。《甘宁青史略》记:“伊斯兰教在唐天宝后,从西域流人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唐时到河西走廊经商的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很多,他们先从新疆进入河西,有的长期居住下来,所以,河西走廊就成了伊斯兰教东传的主要根据地。同时,唐初海上交通繁盛,因此,从海上传人也是一条主要道路。伊斯兰教传人河西,大约始于初唐。明、清初较发展,到了清末衰落。民国初也然。民国后期,据《新西北》1943年卷6卷记载的河西一些县回教寺院和教徒的情况,现记录于下:肃北设治局、鼎新、高台、金塔、临泽、民勤等县均无数字。
   敦煌,清以前就有信仰该教者,仅回族。民国时,修建了一处清真寺。1949年,有信教回族300人。“文革”中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活动并重建了清真寺,1988年成立了伊斯兰教协会,参加活动或闭斋者多达800人。张掖,清康熙十年(1671年)有清真寺1处,民国四年建一清真寺,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5年,城乡共有信教群众165户,741人(其中有回、东乡、维吾尔、撒拉、塔塔尔等)。1958年后,宗教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80年恢复活动,1985召开伊斯兰教代表会,90年建礼拜堂,时有教徒1477人。永昌,于明初已有信该教的回民,1943年,于县城清真寺成立回民救国协会永昌支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1960年以后,随着金川大企业的兴起,大量调入的职工中,有信仰该教的。1981年全县有信教群众529人,1990年有519人(县内无清真寺)。武威,元、明、清就有穆斯林居住。民国九年(1920年),县城建第一座清真寺,1940年有教徒5000多人,张义堡子街有清真寺一处。1942年建凉州清真大寺,寺内藏有伊斯兰经典千册以上,毁于1958年反封建群众运动。“文革”中宗教活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回族同胞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建立了东关清真寺管委会,1984年新修了大殿、礼拜堂、宗教活动正常进行。
   基督教
  基督教,又称耶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和一些小派别。一个派别曾于唐朝传人中国,称为景教。又一个派别曾于元代传人中国,称为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通常专指基督教新教。基督教新教各派于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传人中国。基督教传人河西走廊各县的时间有先有后,内分几个派别的传人时间也不一样。敦煌曾于唐初传人(景教,宋时消失,元复兴,后断),新教于民国中后期传人敦煌、酒泉一带,有牧师数人,信者很少。传人张掖的新教有四个派别。清末民初传人内地会;1933年传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40年传人耶稣家庭会,1943年传人中华基督教会,均有教堂。1931年修建了福音堂,内有英国牧师和传教师,均于1950年回国。1950年,各派共有教徒200多人,后宗教活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于1986年,该教召开代表会,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0年修建教堂一座,时有教徒238人。永昌的基督教,始于民国二十七年,首先传人了耶稣家庭会,有教徒11人。1960年以后,外籍调入的企业职工中有基督教徒,1980年后,全县有教徒24人在家庭活动。1987年成立管理小组,1990年有教徒174人。武威县的基督教始于1887年,首先由上海内地会派英国人到武威传教。先后传人的教派共四派:即1887年传人中华内地会,至1951年有教徒125人;1936年传人中华基督教会,至1951年有教徒35人;1941年传人浸信会,至1951有教徒145人;民国后期传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50年有教徒30余人。以上各教派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武威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又经改选。
  天主教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派。曾于元代传人中国,后中断,又于明末(十六世纪)传人。天主教传人河西走廊各县最早是清初。但走廊西部较少,有些县无此教,走廊东部较广。酒泉于清代传人。张掖于清康熙年间和光绪四年有比利时教土和甘肃教区主教先后到甘州传教。至1949年前,有天主大教堂4座,教徒3000人,农村有教堂4处,有德国、荷兰籍神甫6人,除1人死于张掖外,其余于1950年回国。1952年天主教徒选举了爱国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全县恢复了城区和农村7个活动点,有5个点修了教堂,1984年,召开了天主教会议,成立张掖天主教爱国会,至1990年,全市(县)有神职人员3人(修士1、修女2),共有教徒3000人。永昌县是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传人天主教的,首先传人本县永宁堡,1921年后,传人本县董家堡。1932年,县城始有教堂1处,抗日战争时,董家堡和县城教堂有外国神甫二人,修女六人,贞女1人,教徒全县共90多人。1950年外国神甫回国,时有教徒255人。“文革”中停止宗教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县城外,原有三个地方恢复了活动,1990年共有教徒281人,武威县是清康熙四年(1655年)和光绪四年(1878年),先后由比利时会士和主教来凉州松树庄传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甘肃北部教区凉州设总堂。1945年后。武威设总铎区,管理15座教堂(大部份在农村)。有外国籍传教士16人,华籍神甫3人。1951年有教徒4068人。1952年在教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三自”革新运动,广大教徒和群众揭发出了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私藏枪枝、弹药的罪行,并公开展览,使人民群众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1952年,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爱国教徒走上了自办教会的道路。1981年成立武威县天主教爱国会。
   参考文献: 《甘肃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省图书馆1984年版);王震亚、李清凌等《甘肃古代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五凉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甘肃丈史资料选辑》31期;陈作义《丝路取经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酒泉史话》(酒泉史话编辑组);《张掖春秋》(张掖地区地方史志学会);《张掖史话》(兰大出版社1992版);《哈密漫记》(哈密市委宣传部);《金塔文史资料》;杨建新、卢伟《历史上的欧严大陆桥—— 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敦煌市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永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武威市志》(送审稿本);《肃南县志》(甘肃民族出版杜1994年版);《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此文原载于《金昌文史资料》十辑1997年出版)《永昌文史》七辑转载1999年出版)
  永昌历史上的民族概况
  永昌县,在历史上处于中国西部边陲的河西走廊。这里在古代,是一个多民族更替居住、更替统治和杂居,而且民族变化非常错纵复杂的地方。 早在夏、商、周时期,是西戎、羌活动的地区之一。秦时,居月氏(肉支)、乌孙(即突厥)诸族,后月氏强盛,占据了整个河西。西汉初(公元前166年)匈奴赶走月氏,匈奴遂占据整个河西。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逐匈奴,河西始大量迁入汉民族,开发农业。两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河西走廊时有汉、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杂居。唐初,河西仍然是以汉族为主并有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少数民族时有吐蕃(今藏族)、番、浑、羌、回鹘等。唐中期,吐蕃占河西,主要少数民族为吐蕃。宋朝前期,也是汉、胡杂居,少数民族有回鹘和西域胡姓、鲜卑系各族、吐谷浑、党项、吐蕃、鞑靼等。到了北宋中期(公元1036年)党项羌占领了河西,建立了西夏国,在河西的190多年中,以党项族为主。元朝,蒙古族统一了中国,河西主要是蒙古族和汉族。明朝:再次大量迁移江南各地汉民实边,河西为汉族和诸少数民族杂居。清朝,由满族(古女贞族)政权统治,河西主要为汉、满和为数不多的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地区。 以上只是永昌乃至河西走廊地区在古代的历史大阶段中,一些主要民族的发展演变情况。 据《五凉志》记载:到清代,今永昌县和武威境内的少数民族,多聚居在祁连山中,有些少数民族,大多没有明确的称呼,一般都称为番民(民国时称华来番)。永昌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今新城子镇、焦家庄、东寨、南坝乡以南的祁连山一带。志云:县南番彝五族,相传为吐蕃迁涉,男女共六百余口,属永昌城守营管理。这些民族,与武威炭山堡、西把截堡、张义堡上古城卯藏寺、南把截堡分布番民同类。永昌县当时分布在祁连山中的少数民族,有今新城子镇以南祁连山中的黄毛家,分布在今焦家庄乡以南和头坝口以南祁连山中的夹科家、元旦家共三族。分布在今南坝乡以南祁连山中的挂匠家和西纳家共两族。县北也有少数民族:也称番族,游牧于今双湾乡和昌宁湖(今民勤昌宁乡)一带,但无定居。新城堡(今新城子)有回族马姓、 贠姓、常姓三五家,以务农为生。 民国时,永昌县少数民族有满、回、蒙、番(今藏族)、撒里维吾尔(今裕固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项民族政策,保障民族权利,呈现出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民族大团结喜人景象。据1950年统计,永昌县的城关镇、沙沟寺和永安区共有回族23户,74人;藏族68户,401人;满族7户,32人。1980年,全县共有14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13个,共1362人。本地常住户少数民族有满、回、藏、蒙古、土五族(原有裕固族同沙沟寺乡划给肃南县)。其余如侗、布依、彝、白、裕固、朝鲜、东乡、壮这些少数民族成员的来源,都是新建工矿企业调入的职工和家属,多则20人,少则1人,且不固定。
  1990年,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共有15个民族,其中:汉族226593人,蒙古族29人,满族206人,回族519人,藏族103人,土族63人,裕固族20人,东乡族18人,壮族10人,苗族、朝鲜族各4人,布依族2人,维吾尔、锡伯、哈萨克族各1人。 (此文原载《金昌文史资料》10辑1997年出版,《永昌文史》七辑转载,1999年出版)
  永昌县历史遗迹与人口发展初探
  1986年永昌县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在酒泉博物馆发观了该馆展出的一副石犁, 标签“出土于永昌县,约万年至四千年前”。这是截止目前发现的永昌最早的出土文物。初步估计,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本县范围内的先民已能够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从这一点推断,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对永昌县河西堡鸳鸯池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些遗物有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和艺术雕刻五类。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大量的装饰品。遗址的墓葬是相当稠密而且集中,在约600平方米的地方,就发掘出151座墓葬,随葬品也非常丰富,可以说,这是一个氏族公共墓地。鸳鸯池出土文物大部份属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但也有少量的半山类型的彩陶。同时,发观了马厂类型(M44)打破半山类型(M72)的地层关系。据专家研究,甘肃仰韶文化半山类型略早于马厂类型。半山类型(约公元前2600—2300年)分布区域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的永昌县附近。马厂类型(约公元前2300—2000年)分布区域与半山相仿,但西边延伸到玉门一带。鸳鸯池遗址出土的大量而丰富的遗物表明,在距今4600一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金川河(原水临河)流域沿岸。“尤其是首次发现的西北地区特有的嵌有石叶的骨刀梗这种用石骨料制成的复合工具和容器大陶瓮、石雕人头像进一步证明,当时这里的人类已逐步脱离原始蒙昧时期,进入主要从事畜牧业,有了农业和较发展的手工业活动的奴隶社会早期,有了建设村落的能力,过着较定居的生活。”(1984年《新中国的考古与研究》)。1973年在永昌县发现的二坝遗址,1974年发观的毛卜拉新队遗址和1986年发现的水磨关遗址,均属马厂类型。还有在这些遗址发现前前后后发现的六坝乡北一公里处的北滩遗址,青山分场处的大墩井遗址,星海村北4公里处的下滩遗址,九坝村的九坝遗址,东寨乡的下四坝和朱王堡乡刘政村姚家湾遗址,河西堡乡青山堡黑石嘴遗址,河东堡村孟家庄南的火石台遗址,宁远堡乡夹沟遗址,高四墩遗址,双湾乡九个井遗址、曹刘沟的大河滩遗址,焦家庄乡水磨关遗址,红光园艺场的北山湾遗址都属马家窑文化。这又表明,在稍迟于鸳鸯池半山类型而与鸳鸯池马厂类型相仿的时期,这里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步由金川河中游向祁连山北麓的上游南北两岸推移,并向东大河和西大河流域发展。由此可见,人口有了增加,活动和生产范围逐步扩大。1985年县文化馆和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马家湾金川峡水库西南侧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公元前1705±95年)出土文物有玉器、石器及盛有谷物的陶器。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到夏朝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雕琢玉器,手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制做能力,农业也较前有了发展。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地区展览馆对永昌县双湾乡三角城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采集到了铜刀、彩陶和大量的铜质装饰品以及货贝。经测定属沙井文化遗址(约公元前675年至600年)沙井文化遗物的出土,说明我们的祖先,不但有了一定的冶制铜器的能力,手工业比较发达,而且出现了商品贸易,开始了货币交流。当时,这里的人类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末期的春秋早期阶段。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经战国、秦王朝到西汉,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由月氏、乌孙、匈奴等统治。秦末汉初,匈奴东灭东胡,西灭月氏,南破楼兰、白羊,北服浑庾、丁零,河西成了匈奴的天下。匈奴势力很大,仅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可见当时这里的人口有了很大增加。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两次出击河西,取得了很大胜利。汉军的胜利,促使匈奴内部分裂,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带部众四万入塞,被安置在陕西五郡塞外,河西从此归西汉统治。边境安定之后,汉王朝为了经营这一地区,一边在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设郡、设防、移民,屯田,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一边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激励农桑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河西人口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汉王朝先后在河西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辖二十五县。仅在今永昌县境范围内,就先后设立了番和、骊轩、显美、鸾鸟等县(诸古城遗址现存:番和在今县城西二十华里,水磨关南一公里处;骊轩在今县城南的者来寨;显美在今县城东45公里乱墩子滩汉墓群东南旁;鸾鸟在今西大河水库旁)。万里长城从东向西横贯永昌县全境。长城在今永昌县红山窑乡的羊庄子段保存尚好。西汉时期,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从此,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往来,有力地促进了河西的发展。以上这些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在西汉时期处于丝绸之路的今永昌县境内的古番和、骊轩、显美、鸾鸟等县,也是商客往来频繁,人口大增,经济繁荣。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朝廷在那时曾组织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人民移来河西,开荒屯垦。西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河西四郡当时有户七万一千余,二十八万余人,其中:武威郡有17581户,76419人;张掖郡24352户;88731人;酒泉郡18137户,76726人;敦煌郡11200户,38335人。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约有四十万人左右。据田方同志《中国移民史略》说,汉武帝下令将出击匈奴的将士60万人屯垦于河西走廊。 由于大量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经验及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那时,手工业已有了较高的水平,冶铁开始用煤作燃料;农业普遍使用牛耕和马耕,有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畜牧业更是兴旺发达,《汉书·地理志》说,“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所以说,西汉时期的河西,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人口迁移、繁衍、增长较快的地区。到西汉末年,虽然中原大乱,河西却相对稳定。所以光武帝说,它是个“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区域(《后汉书,窦融传》)。永昌县现已发现的汉代墓葬,也是很多的。别的不说,就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永昌县水源乡乱墩子滩墓群,就是一处大型的汉代墓群。它位于水源乡胜利村南,东临杜家寨村六队,北为胜利村九队,西为沙滩,西北为大河湾。遗址范围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1.5公里。墓堆分布密集,仅从封土可辨者有千余座,现存夯土墩墓40余座,土墩残高1-2米到7至8米不等。在墓群东南旁不远有一古城遗址,据考古专家考究就是显美县故址。乱墩子滩汉墓群则可能又是显美县官僚贵族墓地(84年《考古》5期)。东汉初,河西仍然是一个殷富的地区,但是到了明帝(公元58—76年的)以后,由于北匈奴的骚扰和东汉王朝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使河西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人口也急剧下降。《后汉书·地理志》载,顺帝时(公元126-144年)河西仅有36300户,161121口人,其中:武威10042户,34226人,包括今永昌一部地域;张掖6552户,26040人,包括今永昌大部分地域;张掖属国4656户,16952人;张掖居延属国1560户,4733人,酒泉12706户,约50000人;敦煌748户,29170人。可见是逐渐衰落了。三国时无河西户口记载,那时战乱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人口成了掠夺的对象,迁入和掠走于武威、番和、武兴、昌松四郡者不少。因此,两汉以来繁荣的中西丝绸之路,这时也处于萧条状态,西晋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河西也得以相对安定。据晋志记载,公元280年至289年凉州八郡四十六县,有户二万四千七百,其中武威5900户,张掖3700户,酒泉4400户,敦煌6300户,西郡1900户,西海郡2500户,以每户五口计,则应有十二万人。与曹魏时比较,人口显有回升。西晋统治五十一年,很快进入了一个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河西称“凉”的政权就有五个。五凉政权中,前凉、西凉是汉族官僚建立的。后凉、南凉、北凉分别是氏、鲜卑、匈奴等民族豪酋建立的。当时,中原战乱频繁,河西战乱较少,相对稳定。五凉政权的统治者抓住了大好时机,重建社会秩序,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促进贸易,振兴教育,发展经、史、儒、哲、科技等文化艺术,大力安置中原流民等正确政策,来河西的人源源不断,其中大学者等鸿儒不少。在人口资源开发利用上,前凉张轨和西凉李暠做得最好。前凉时,约有人口70万。《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李暠一度安置侨民(专设的侨郡)23000户10万多人。西凉总人口约有20万上下。到前秦灭掉前凉后,符坚虽曾将七千余“豪户”迁往关中,但又从江淮及中原迁来一万七千余户。从户口来说,可能比前凉时还稍多一些。后来,到北魏取得政权时,河西已是地广人稀,经济也很衰弱了。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和推算,当时大约也只有七千来户,可见破坏之严重。到北魏孝文帝时,由于推行均田制,对河西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此后,河西又兴旺起来。据隋志记载,河西三郡有户二万五千。 那时中西交通又日趋繁荣,僧侣、商人、西域十六国使臣往来于河西走廊的络绎不绝,贸易很发达。据《周书·令狐整传》说,瓜州当时推举波斯与胡商交易的头面人物张道义管理州事,可见商旅是很多的。佛教很盛兴,有不少著名高僧在河西进行宗教活动。据《敦煌研究》(83年二期)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83年)引自《刘萨诃因缘记》、唐释道宣《高僧传》等史书记载,和尚刘萨诃(公元360-436年)就是当时在番禾县(今永昌县)住了较长一段时间,进行了宗教活动,留下了大量佛迹的著名高僧。现留存于敦煌千佛洞的有关刘萨诃故事的壁画就达三十多幅,其中有“番禾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等在古番和县的活动壁画。一九七九年五月在武威出土的《凉州御仰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残),就是记载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石佛瑞像出现和瑞相寺的建立及其发展史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知道,番禾县石佛瑞像及其所在寺院瑞相寺是北周保定时的名寺,隋大业五年炀帝西征“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唐时时,佛事盛极,唐朝皇帝多次派重臣到感通寺画像、赠物。时有僧人1500人。该寺长期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佛教有了更进一步发展,而且人口数量增加很多。从那时起,河西整个地区已成为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了。 到了隋唐时期,河西又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河西五州有18317户,136462人,其中凉州8231户、33030人包括番禾县(今永昌县)甘州2926户、11680人;肃州1731户,71180人,瓜州1164户,4322人;沙州4265户,16250人。经过唐一百多的的安定恢复,到玄宗开元至天宝(公元713-756)年间,却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地域。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初(公元742年)河西五州共有35718户,162086人。其中:武威22462户,110281人(包括今永昌县的古天宝县)。敦煌4265户,16250人;晋昌477户,4987人;张掖6284户,22092人;酒泉2230户,8476人。再加上吐谷浑部落17212人,河西共有在册人口189298人。河西人口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丝绸之路更为畅通,隋末唐初,就有许多西域胡商入居河西,当时的凉州、甘州、瓜州、沙州都是著名的中西贸易城市。到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武威九姓胡商发动叛乱,占据了武威七城中的五城。可见当时河西胡商之多,人势之众。到公元781年,河西全部落入吐蕃。在吐蕃统治河西的近一百年中,河西人口大减。公元848年,沙州张议潮领导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势力。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收复凉州,河西又全部光复。唐朝中期,河西人口增长较快,这是因为从隋朝到唐朝,在河西经济开发方面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如开通中西交通,繁荣贸易,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大兴水利,大规模地移民实边,大规模的实行军屯,犯屯。这不仅为河西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引来了先进文化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发展。据《旧唐书·地理志》记,天宝后期,凉州武威郡5县,有22462户,120281人;张掖郡2县,6284户,22092人;酒泉郡,2县2330户,8476人;晋昌郡477户、4987人;敦煌郡2县,6395户,32234人。共有37948户,188070人。公元1028年前,河西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公元1028年西夏占领凉、甘二州,1036年先后占领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没入西夏。从吐蕃统治河西至1227年蒙古占领河西后,河西经济、文化、人口发展又进入一段曲折的道路,成为一个落后地区了。到元代,在甘肃行中书省之下,河西设立了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州路和亦集乃路。据《元史·地理志》载,五路中只有甘、肃两路入口,共2812户,32666人,与唐代甘、肃两州人口相比,减少了二倍以上。元朝统治西时,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明朝统一后,在河西设立了凉州、永昌、镇番、山丹、甘州、肃州、沙州、庄浪等卫。明洪武时,永昌卫共有5675户,15270人。英宗正统中,曾强迫一千七百余回民迁到江南(《日知录》卷26),但又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到河西驻防屯垦。据《甘肃通志稿》《五凉志》、《甘州府志》、《重修肃州新志》、《甘肃新通志》记载,明世宗嘉靖时,永昌卫有2761户,5624人。镇番卫1871户3363人,凉州卫1693户,9354人,山丹卫1551户,5406人,甘州中卫1782户,1312人,甘州左卫2635户,3301人,甘州右卫2376户,6879人,甘州前卫1336户,3232人,甘州后卫3257户,5632人,肃州卫5633户,9963人,镇夷千户所1233户,4526人;古浪千户所310户,671人,高台千户所1253户3426人。到孝宗弘治时,凉州等十几个卫有正式屯军七万余人,还有余丁及其正卒家属屯垦。历史进入明、清以后,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使河西又逐步兴盛起来。 清明以前,河西人口记载不全,永昌县更是如此。清建立政权后,永昌县人口才有了部分数字记载。据《永昌县志》乾隆、嘉庆本记载,从康熙末到乾隆初的近三十年中,永昌人口一直徘徊在二万五千到五万上下。康熙六十年(1721)有3376户,25837人;雍正十三年(1735)有5685户,39837人;乾隆十四年(1749)有7925户,54054人。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全县人口有了较大增加,共32842户,190726人。嘉庆时,是永昌县人口最盛时期,嘉庆十九年,全县有33563户,250938人,整个河西有291334户,1961654人,也是人口最繁荣时期。清朝中期由于清政府重视河西地区的发展;也曾多次迁内地人民来河西屯垦。同时实行诸如改变凉州戌军为屯丁,轻赋薄徭和兴修水利等政策,使永昌县乃至河西地区的人口发展很快。嘉庆十九年(1814年)永昌有33563户,250938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永昌有26946户,240679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永昌有27273户,240210人;咸丰元年(1851年)永昌有16409户,180536人;到了清朝末年的同治元年(1862年)全县有16409户,220232人。同治元年出现的历史上有名的历时十二年的战乱遍及陕西、甘肃、新疆,整个河西遭受灾难,永昌县也不例外,死亡、外流近18万人。至光绪四年,全县仅有2356户,42832人,比同治前减少了五分之四多。到光绪二十二年永昌县有2822户,45128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2904户,48410人。宣统三年(1911年)永昌有2963户,49634人。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永昌县有8914户,48981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有8148户,50463人。人口发展还是较正常的。但是,永昌人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饱受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马步青等部的残酷迫害。据资料记载,民国时期永昌县人民,除抓兵、逃亡和民国18年灾荒饿死数以千计外,特别残忍的是马仲英部于1929年,屠杀了永昌县城群众2994人,同时,在永昌部份乡村还杀害了156人,总计约3150人。从此,永昌城变成了“寡妇城”。民国时期也进行过数次移民,1940年民国政府军政部将陕西宝鸡临时教养院抗日残废军人一个大队迁入武威,又将一个中队400余人迁入永昌东寨落户;1945年民国政府农林部将河南扶沟黄泛区难民630余人,迁来永昌县东寨乡落户就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随着工农各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人民政府于1950年进行了一次户口调查登记、结果是:全县有17,516户111286人,比解放前户增114%,人增120%。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解放前到解放后人口统计时间只相隔两年,为什么数字相差这么大?据调查有两个原因:一是民国时,广大人民由于生活所迫,逃离他乡谋生,避丁的多;二是为避兔征粮及苛捐杂税和抓兵,隐户瞒口的多。所以说,民国末年,永昌县实有人口已超过十万有余。解放后,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进行过全国性的三次人口普查。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为22548户,总人口为126983人,(其中:男65439人,女61544人);1964年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为33092户,总人口为174221人,(其中:男96141人,女78085人);1981年金昌市成立后,将永昌县宁远乡、双湾乡、金川镇(不包括金川镇管辖的河西堡地区)划隶金昌市管辖。1981年未划隶前永昌县原有总户数为55871户,298826人(其中男159656人,女139170人)。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为39213户,总人口为200963人(其中:男103806人,女97157人)。经82年普查,金昌市包括永昌县总人口为312440人。河西地区为3831317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指导思想指引下,也曾几次移民于永昌县。1956至1958年先后从上海、河南、兰州等地迁来12478人,安置于部份乡镇从事农业,人民政府发钱发粮作了很多细致的安置工作。但由于生活不习惯等原因,至1960年前后基本返回原籍。同时,于1958年,兰州军区在永昌县黑土洼建立了国营“八一”农场,至1985年,在全县设立了总场一处,分场六处,共有2448户,11359人(包括在永昌县总人口内)。 纵观古代历史发展过程,河西曾出现过三次波浪式高峰:两汉时期,是河西历史上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前凉、前秦以后,则逐渐衰落,至北魏时,成了一个地广人稀地区。从北魏后期到隋唐时期,河西又兴盛起来,出现了第二个大发展时期。但到了吐蕃占领河西,经西夏到元代,又是一个曲折的时期,直至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才开始了第三次的大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地生产与安定的生活,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人口的生产也出现了一个高生育、低死亡的阶段,自然增长率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党和政府广泛宣传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主张,到了八十年代已达到了有效地控制人口的目的。 从此,人口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生产的阶段。 (此文原载于《金昌文史》第一辑,1987年出版,又于1999年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凉州瑞像头难接
  高僧刘萨河,又叫刘窸和。梁时慧皎的《高僧传》记载了他畅游江南的前半生;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了他到河西的后半生。他与凉州的瑞像有关,至今河西的老人们还在传说他的神奇故事。 他不是凉州人,也不是汉人。他是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的“胡人”(即少数民族)。肃州有的旧志说他是肃州(今酒泉市)人,可能不确。他原不信佛,是个武士骑手,不识字,“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豪侈乡间,纵横不理”。后因醉酒而昏死过去,见到地狱众苦之相,自有惊悟,在观音菩萨点化下,醒后出家为僧,法号慧达。 《神僧传》说慧达曾住凉州,《续高僧传》说他于北魏拓跋焘太延元年(435),也就是北凉蒙逊死后两年、世子牧键永和三年,从凉州继续往西行,到了凉州的番和郡(今甘肃永昌县境),突然凝望陡峭的山崖(今永昌县城北5公里北海子乡金川西大队),遥遥地向它合十,鞠躬施礼。同行的人都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如此?他说:“你们有所不知,此山当有瑞像出现。出现时,如果瑞像身首俱全,那么世乐时康;如果瑞像身首不全,那么世乱民苦。”同行人都不明白,要他再说原因,他却一言不发,只顾往前走。 慧达到了肃州的酒泉。他到肃州是去治讨来河的洪水的。讨来河源出祁连山,经肃州东来与西流的黑河汇合后流往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这次水势凶猛,要淹没肃州。他赶到后,以指划山,洪水改流,肃州平安。他走到城西不远的石涧中,突然寂灭了。他的骨头都碎成了像葵花子那么大的小块,上面有洞,可以一块块穿起来。人们便将他埋葬在寂灭处。后来人们又在埋葬他的地方,建立了西峰宝寺,后又叫西古寺等名,并在寺中为他塑了像。像旁还刻有铭文:“吾非大圣,游化为业。” 经过86年,到了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忽然狂风暴雨,雷震山裂,番和东北山崖间的崖壁上,“挺出石像”,身长丈八,形象端严。这就是慧达85年前预言要出现的瑞像。但是这尊挺出的瑞像是“无有首”的。瑞像无头,将“世乱民苦”,这非同一般。于是附近的人即时请最巧的石匠,选择最好的石头,雕刻成最好的瑞像头,安在瑞像的脖子上。但是,每安上就掉下来,断头难接,只好随他身首异处。这个断头的出现,正是佛徒对北魏后期社会“凌迟”、世乱民苦的揭示。又经过37年,到了北周闵帝宇文觉元年(557),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城东七里涧(约今之七坝河滩一带)忽然又有亮光出现,将阴暗的地方照得通明。观看的人都十分惊异,仔细一看,原来是瑞像的头。人们将它抬到番和郡有瑞像的山崖安装。 如何安装?《续高僧传》说得很简单,只有4个字:“宛然符合”。但1979年5月,在武威城北墙脚下,由于建筑挖土,发掘出了一块记载凉州瑞像的残留石碑(现存武威市博物馆),叙述较详。说人们发现瑞像头后,把它抬到番和有瑞像的山崖去安装。安装时,头距瑞像的脖子还有一两尺,瑞像头就飞上去长在瑞像的脖子上,绵合无缝,纹丝不误。这仪容不全近40年、身首异处100余公里的瑞像,而今得全。身首俱全,就“世乐时康”。这神异故事传到了北周朝廷,北周皇帝就派宇文俭到番和崖谷去验正,果然不差。北周武帝宇文邕于保定元年(561)即帝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调集“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并命名为“瑞相(像)寺”。从此“乃有灯光流明,钟声飞响,相续不断,莫测其由”(《续高僧传》语)。瑞像寺香火鼎盛,有的说有僧人1.5万人,有的说只有1500人,总之,在千人以上。 到了北周武帝字文邕建德三年(574),瑞像的头又掉了。人们不断地将它安上,它又不断地往下掉。这惊动了皇帝,派当朝的大冢宰和王公大人,都亲自去察看,命人再将头安上。但是,白天安好,晚上又掉了。几个月仍如此,大冢宰及王公大人命令涣别的材料做好头安上,也还是白天安,晚上坠。原来这昭示北周武帝就要灭佛了。瑞像寺果然也被烧毁了。其实这是事后的验算。
   隋文帝开皇(581—604)初年,尊重佛法,重修寺庙,“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残碑碑文说:“开皇九年(590),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樊俭等至寺供养”。隋炀帝大业五乍(609)西巡时,曾“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残碑文还说,感通寺是炀帝“御笔题额”,将瑞像寺改过来的。隋炀帝还要求对佛像“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这个意思也就是壁画榜题中说的:“请丹青巧匠邈圣容真身”,或“请工人巧匠等真身造容像”之意。唐太宗贞观(627-649)初年,写《续高僧传》的道宣,亲游“关表”(即关外,指河西),拜谒慧达的本庙。慧达的图像严肃,崇敬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延(今延安)、绥(今绥德)等州画他的图形在家供养,号为“刘师佛”。
  瑞像头断难接的故事是十分荒唐的。但这个荒唐故事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在河西佛教史上是十分突出和仅有的。 番和御谷的这尊瑞像,称之为“凉州瑞像”。它有固定的模式:出现在山岩形的龛里,袒右臂,左手执袈裟襟角;反过来说,凡出现在山岩形龛里或画在山岩间、袒右臂、左手执袈裟角的佛像,就叫“凉州瑞像”。它已成了某种佛教艺术的标准。 由于大家的推崇,刘萨河(或窸和)在《高僧传》和《续高僧传》中的故事,敷衍成了敦煌石窟遗书中P.2680、P.3570、P.3727上所载的《刘萨河和尚因缘记》。其中有他假死后到阎王面前变为鹿,为众矢所射——是对他年轻时“乐行猎射”的惩罚。遗书上还载有“凉州山开出象记”,把凉州瑞像仅当作是因缘记的一段,但将刘萨河故事的内容是大大扩充了。残碑文还记载了,西天(今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到御谷朝拜,在感通寺说法,说他在印度时,听说那里的一对佛像,有一天忽然向东飞走了,原来飞到番和的御谷来了。经玄奘这一说,御谷的瑞像就更神奇了。 由于故事扩大,影响加深,在风行壁画的年代里,就将故事变成了具体生动的壁画形象。在莫高窟唐武德年间的第203窟,凉州瑞像还是“后仰的身躯依靠在龛壁浮塑的山峦丘壑之中,仿佛正从开裂的山岩中升立起来”(史苇湘语)的较拘禁的模样。在盛唐早期的第323窟,已有“石佛浮江”、“临海渔人得莲花跌”、“交州合浦采珠人采得佛光”、“丹阳尹高悝得金像”等图像。刘萨河畅游南方的故事,也成了壁画的内容。到了吐蕃时期的第231、237窟,标明“盘(通番字)和(通禾)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按:吐蕃时已将感通寺改成“圣容寺”至今)题榜的画,已变成龛顶、盝顶上的装饰了。在五代时的第98、61窟,壁的上方有倚山而立的凉州瑞像,下方两侧则有骑士射鹿和射鹿骑土向僧人求入沙门的多幅画,更有五代末的第72窟,画有抬佛头、装脚手架、安佛头、重画圣容等一系列连环画。内容越来越丰富,画技越来越成熟,艺术性越来越高。
   除了壁画外,还有大英博物馆藏的凉州瑞像绢画。 壁画和绢画都是平面的造型。这种造型,似乎已成了当时专门的学问。伦敦藏S.21132号卷子,是绘画凉州瑞像的文字设计。比如:“其像头上有冠”、“其像手把袈裟”、“其像赤体立”等等。根据这样的说明,即可画出相应的像来。
   盛唐时,莫高窟第323窟已有凉州瑞像的塑像出现,五代时的第300有彩塑的凉州瑞像了。 凉州瑞像,五光十色,大放异彩。影响所及,也出现诸如马头观音瑞像、龙女瑞窟已像、天王瑞像等等。凉州瑞像不仅在河西、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国内外专门研究凉州瑞像的学者,不乏其人。 其实,凉州瑞像只是高僧刘萨河(窸和)一时兴会所致的预言,并无什么根据。80多年后,好事的僧人或信徒才在谷崖雕凿了一个无头的石佛像;30多年后,又有人在100多公里外的武威城东,设置了一个无身的佛头。两者相合,造成了轰动的效应。 这轰动的瑞像断头难接的效应,无非是影射中国佛教史上曾发生过所谓“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与后周世宗)四次毁佛事件中的前两武(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毁佛的情况。第一次无头是说北魏反佛又兴佛后,对佛法信仰的变化;第二次断头,是说北周武帝要毁佛。这两次毁佛都是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而佛徒们却塑造了一个原不信佛、后虔信佛法的刘窸和,能预言瑞像的变化,验证社会的“世乐时康”或“世乱民苦”。他所验证的社会,并不真是民众的灾难祸福,而是佛教弘传上的兴毁变迭。刘萨河预言的目的是要人们笃信佛教。河西人民乐此不疲,反映了河西民众对佛教的笃信,和牢记河西佛教史上发生的事情。 番和(今永昌县)的御谷(今县城北10公里)仍在,凉州瑞像的佛身也在御谷屹立,瑞像的佛头在永昌县博物馆珍藏。中外学者都在深入地进行研究。
  (此文载于《河西文化·敦煌学的摇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霍去病焉支山下战匈奴
  焉支山①,今名大黄山,位于永昌县与山丹县界,这里从西汉以来,就是历代养殖官马发展畜牧的极好地方。现今中国最大的官马养殖场——山丹军马场,就把几个分场分别设置在永昌县和山丹县之内。 西汉初期,河西走廊地区原驻牧的月氏族,被匈奴连续三次攻击战败。匈奴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于是,“月氏乃远去”,大部分人西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称为大月氏,汉文帝时又迁到阿姆河流域去了,少部分没有西迁的人进入祁连山与羌人杂居,称为小月氏。从此,河西走廊地区便被匈奴占据,由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分别驻守张掖以西和以东地区。 西汉王朝统一初期,由于政权还不够巩固,加之楚汉战争,使国内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因而汉王朝没有力量与匈奴对抗。只好采取和亲的政策,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在“和亲”的几十年内,匈奴不断对汉朝边境进行侵扰,掠人口、抢财物,使边境百姓受尽厂苦难。为此,朝廷着力积蓄力量,为反击匈奴作准备。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即位后,百姓殷实、国家富强、军队强大,于是武帝采纳主战派大臣的主张,决定发起抗击匈奴的战争。战争共有三次: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朝收复了河南地;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汉王朝彻底击败了匈奴。其中河西之战共有两次,都是由青年将军霍去病指挥的。 汉武帝元狩二(公元前121年)春天,武帝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骑兵一万,由陇西(今临洮)向西北挺进,渡过黄河,进入今河西走廊东部。一路上,经过了休屠王和浑邪王所属的五个小王国。对投降者给予安抚,对顽固不降者坚决打击。于是,转战焉支山千余里,打败了浑邪王、休屠王军队,杀折兰王、卢候王,抓获浑邪王之子及相国、都尉,在休屠王驻地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军十分之七
  ①焉支山,据古籍记载:很古前叫瑞兽山,后来叫青松山,再后来叫胭脂山、焉支山,即今大黄山。被歼,河西走廊被一举打通。为了彻底扫清河西匈奴的残余势力,同年夏天,武帝又命霍去病与合骑候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据《汉书》记载,霍去病与公孙敖分道进兵,约定在祁连山合师。公孙敖无功而还。霍去病则涉钧耆、济居延,尔后向南,进军祁连山,彻底击破了浑邪王、休屠王所属余部,“扬武〓得”(今张掖市西北15公里处、俗称黑水国)。“得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三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同、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霍去病的两次胜利,给厂匈奴势力以沉重打击。匈奴单子于怪罪浑邪于与休屠千无能,欲召诛之,浑邪王于是杀了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人号称十万归汉。从此,河西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版图。匈奴失去了河西后,悲切地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霍去病为什么能够一举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呢?史志里有记载,焉支山下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汉武帝当了皇帝以后,把卫子夫立为皇后,卫子夫是霍去病的姨母,霍去病的舅父卫青因而受宠,所以,霍去病也得到了重用。其实,霍去病从小就在舅父卫青将军门下读书,学骑射,习兵书,已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提拔为侍中,在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时候,霍去病踏上了抗击匈奴的战场。公元前123年,霍去病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塞作战。这一年,他才十八岁,汉武帝任他为嫖姚校尉。在这次战争中,霍去病勇敢善战,有勇有谋,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因此,武帝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并把河西之战的重任交给了他。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地区之后,认真分析了匈奴的骑兵优势和骄傲轻敌的弱点,第一仗就运用了从舅父那里学来的战国时“阏与之战”——两强相遇勇者胜的战例,他对将士门说:“我军千里跋涉,匈奴以逸待劳,但是我们是有备而来,匈奴则是如蒙黑幔,只要拿出十倍于敌人的勇气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首战告捷,就会人有粮吃马有草料,站稳脚跟,所向披靡。”将士们领会了霍去病的战略意图后,全军勇猛向前,一举拔除了据于河西东部的休屠王城(在今武威城东北,紧靠永昌县的蔡旗堡),戳杀了顽固不降的数千人,安抚了降者,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休屠王率领残余逃往祁连山。霍去病取得了第一仗的胜利后,迅速向浑邪王驻地张掖〓得进军。这一次,霍去病又运用了从舅父那里学来的秦末巨鹿大战的战例,他认为:汉军第一仗取得胜利,固然是以后胜利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士们稍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骄傲情绪,和浑邪王交战如果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行军至离浑邪王都〓得不远的地方,他命令部队马足料、人足食,然后丢掉全部锅灶,轻装进军。他对将士们说:我们已没有了食物、马料,我们要想生存下来,就豁出命来向浑邪王去抢,只有战胜了浑邪王,我们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士们在霍去病的率领下,一举攻占了浑邪王王城〓得,抓获了浑邪正之子及相国、都尉等人。浑邪王率领亲信逃人祁连山一个小王的驻地。霍去病号令将士只杀负隅顽抗者,对交械投降者一律不诛,得到〓得王城匈奴人的拥护。将士们短暂休整后,又在匈奴降兵的带领下,去攻打焉支山东南折兰山(今永昌县城南者来寨)的折兰王。这个折兰王本属休屠王领属,但由于他的驻地离休屠王城较远,又依靠南山而居,地势险要,兵强马壮。再加上他用南山木料搭建了一座十分坚固的木寨,他本人又有一身好的武艺,自称铁棍无敌,就连浑邪、休屠二王他也不放在眼里。他不相信一个20岁的汉朝黄毛将军会是他的对手,他扬言要与霍去病决一雌雄。就在霍去病进入河西休屠、浑邪王驻地的第五天,霍去病率军到达了折兰山下的折兰王城。霍去病仔细观察后发现,折兰王的木寨城的确高大坚固。如果强攻,实难奏效。于是,他就从舅舅卫青教他的很多智取战例里寻找答案,慢慢地理出了道理。他决定采取战国时齐国将军田单“即墨之战”,用火牛阵大破燕军的战例,火攻折兰王。主意已定,他也不去叫战,直等到天黑,折兰王几次登上寨城观看,以为汉军只是望尘莫及而已。天黑后,霍去病命两千人马在降兵的带领下,在折兰山上取回了大量干柴,乘天黑强行堆放到折兰王木寨城下、立即点火。寨城地势较高,随着风力,大火很快燃烧起来,点着了寨城木料。顿时,寨城里面秩序大乱。折兰王眼看火势越来越大,赶忙组织人马出城突围。但霍去病早已作好了准备,指挥全军勇猛拦杀,匈奴兵一个也逃不出去。折兰王冲出城寨,带领一彪人马想夺路而走,霍去病驱马赶上,不几个回合就将他斩于马下。几个王爷、将军打扮的人前来围战霍去病,也被霍去病一个个刺于马下,其中就有卢候王。这次战斗,共消灭匈奴兵8900多人,霍去病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彻底胜利。
  (原载于《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汉代的移民实边与番和屯田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河西地区地广人稀,张骞出使西域邀乌孙东归驻牧又没有成功,所以汉王朝要设郡置县、加强对河西的经营,就只有从内地大量地向河西移民。武帝时,今永昌县地设有鸾鸟、番和、骊靬、显美四县,分属武威郡和张掖郡领辖,这也是西汉组织移民实边大量迁入人口、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理想地区之一。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向河西地区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诏徙奸猾吏民于边”。《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迁徙的人口中,最大量的是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如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山东发生大水灾,饥荒甚重。在朝廷开展赈灾、救济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乃徙民70余万口至关西的朔方等地。其次是犯有刑事罪的和犯有叛逆罪的人,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少,迁他们徙边时,朝廷也允许他们的家属一同迁徙。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的,也有一些屯田士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在边地郡县,并把其家属一起迁来。汉武帝把移民实边当作汉王朝的一大战略措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实施,既解决了保卫边防、巩固边防的问题,又补充了河西的入口,为开发河西、发展生产准备了充足的劳力。先期的移民,衣食均由国家提供。《史记·平准书》记:“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除徙民之外,河西各地还有大量的戍卒和战斗部队。这么多的人口所用食粮要全靠国家从几千里外的地方调运,不仅时间过长,而且耗费很大的代价。所以,徙民之初,迁来的边民,是随戍卒而活动,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收复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这10年时间内,戍卒和实边的徙民都全力以赴修筑令居(今永登)至酒泉的长城和亭障,在长城修好的情况下,从武威郡、酒泉郡分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建立了郡县,稳定了边疆之后,汉武帝始下令设官田,调60万出击了匈奴的将士到边郡“军屯”;迁徙而来进行实边的徙民。也进入了民屯的序列,开展民屯。为加快河西的发展,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从内地征发戍卒18万,到河西等地屯田。这时候河西地区,包括今永昌县地的番和县等古县地,既有了军屯,也有了民屯,军屯戍卒亦兵亦农,以兵事为主,负担着保护民屯的任务;民屯是徙边的民众亦农亦兵,以农事为主,并且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汉初的屯田,不沦是军屯或民电,都是白手起家,屯田需要的种籽、农具和耕牛,都由国家供给,直到能自给自足为止。所以,汉武帝赶走匈奴、设郡置县以后,实行徙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就成了经营河西的另一重要战略措施。这样做,不仅改变了河西地广人稀的状况、巩固了边防,而且把汉朝内地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力推行到了河西。
   当时,河西屯田的地域非常广大,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地区: 一是番和(今水昌县)屯田,二是武威屯田,三是居延屯田(包括张掖),四是敦煌屯田。番和县当时属于张掖郡所辖,地处祁连山北麓。祁连山有大量冰川和积雪,山上松柏茂密,山里山外草原丰美,祁连山中的冰雪融化和降雨形成的东大河、西大河两条河流,源源不断地流向祁连山北麓的番和县等古县地。由于河水的滋润,在这些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走廊绿洲平原,具备了发展农业、畜牧业的有利条件。番和屯田,就是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在西起焉支山以东,东至武威平原西部的今永昌县的走廊绿洲开展屯田植谷。汉代屯田的规模很大,管理机构也很严密。据史书和汉简记载,中央没大司农,地方上设农都尉、护田校尉、侯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史。为了便于管理河西地区的屯田事业,朝廷在番和县设置了农都尉,管理番和、武威、居延、敦煌几个大的屯田区;并在张掖等几个屯区设置农都尉护田校尉。朝廷规定,河西屯田的戍卒,每人耕种官田20亩,每亩收取地租4斗,实际了形成了戍卒与国家的租佃关系,这些戍卒既是国家的边防军,又是耕种国家土地、交纳地租的农民。后来他们生产的粮食逐步多了起来,除交地租和自足外,还允许向市场出售。有时候,国家拿钱收购,调往灾区解决饥荒。这种情况,在居延汉简里就有记载。
  当时,西汉朝廷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的整个过程中,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直到现在,张掖、敦煌还存在那时候开挖的农渠。与此同时,朝廷还在所有的屯田地区,大力推广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武帝末年,还在居延等地推广了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费力少、得谷多。
   总之,汉王朝的移民实边和军屯、民屯措施的实施,使边郡粮食充足、军队供给有余。这样做,既减轻了国家向边郡调运粮秣的沉重负担,又巩固了边郡的安全、维护了中西交通的畅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民族大融合,使河西地区逐步成为一个富庶的地方。 (原载《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古骊靬县和罗马降人
  今永昌县古县地,在西汉初设立了鸾鸟县、番禾县、骊靬县、显美县。据史书记载,这四个县,分别属于凉州刺史部的武威郡和张掖郡。 《武威市志》记:“汉元鼎二午(公元前115年),汉朝开始在河西地区设置郡县,先设了武威郡和酒泉郡。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从武威郡中分出张掖郡,从酒泉郡中分出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都属凉州刺史部。武威郡辖10县,即姑藏(今武威)、张掖(今张义堡)、武威(今民勤东北百里处)、休屠、捎次、鸾鸟、扑〓、 媪围、苍松、宣威。”其中,在今永昌县域内设鸾鸟县。《张掖市志》记:“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置张掖郡,领10县:昭武、〓得、屋兰、删丹、氐池、日勒、番和、骊靬、显美、居延。”其中,在今永昌县域内设番和县、骊靬县、显美县。东汉时,永昌古县地的显美县由张掖郡划隶武成郡管辖。北魏时,废骊靬县,其地入番禾。北周时 (557年-589年),又在原骊靬县地置力乾县,到隋朝开皇中(约590年左右),又将力乾县并入番和县。《汉书·地理忐》记,“骊靬县汉置,属张掖郡”、《大清一统志》记:“骊靬废县,故址在永昌县城南”。《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骊靬条说;“古县名。西汉置,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1993年版《永昌县志》骊靬县城遗址条引《五凉志》说:“骊靬县,即凉州南山戎地,张祚遣和昊伐之,大败而还,在今永昌县之南。”“永昌县南照面山者来寨是其遗址”。有关资料记载,西汉之际大宛、大夏、大秦等同商人,留居骊靬县城的多达千余人。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的张掖郡所领10县中的骊靬县,上面诸多历史占籍中记载得很清楚,就在今永昌县域内,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近卜几年来,国内有关报刊报道:西汉张掖郡所辖的骊靬县城,是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的。首先是1989年9月29日《参考消息》转载的报道:一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同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三版也刊出“中澳苏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公元前35年,一支罗马溃军失踪之谜解开”的报道,西北民族学院中亚史专家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正义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专家哈瑞斯、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四人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他们从对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后来,有多位记者到永昌采访,写出了多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新闻报道,永昌县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地方。以后的几年中,一些中外历史学专家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厂研究,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
  首先是《参考消息》转载的报道: 一位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法新社悉尼9月28日电:一位澳大利亚人认为,他已发现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现存于中国戈壁滩的边缘。 澳大利亚阿莱德的教师戴维·哈里斯说,他在一些古老中国的地图上找到了中文称为“利坚”的一座城市,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处定居点的废墟。他对法新社记者说,需要进行考古挖掘来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定居点。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将需要重写。 哈里斯说,他在一张公元前9世纪绘制的地图的帮助下发现,这座城市很可能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永昌县。他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陪同下,利用这张古老的地图确定了“利坚”城废墟所在地。 哈里斯说:“我认为,这是我所找的那个地点,我们搜集了一些汉墓出土的陶器碎片,但只有进行挖掘才能确定罗马人实际上是否在这里居住过。” 哈里斯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都在罗马第一次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的传记中提到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公元前53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向东行进。17年之后,这支军队在中国。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公元前36年,在中华帝国边陲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民验血,就可能提供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 哈里斯说,他打算第二年组成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到利坚的路重新走一趟。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哈里斯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很重要,比如说发掘这座古城,以取得证据。我们希望,如果能把永昌县的古骊靬县城的历史疑团彻底解开,澄清历史事实,这将是哈里斯先生的一个贡献。其次他提出验血,验这里现代人的血液,以证明这里的现代人是不是古罗马人的后代。再一点是“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将需重写”。这三点是哈里斯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的要点。遗憾的是, 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三件事一件也没有结果。 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公元前53年,罗马将领克拉苏率领一支4万余人的军队,发动对安息王国的战争。次年,这支军队在卡尔莱(今叙利亚境内)被安息军打败,克拉苏被杀。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的第一军团6000人突围,几经周折,最后到达由郅支单于控制的康居国,成为匈奴的附庸,帮其守城。《汉书·陈汤传》记,公元前36年,郅支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西域校尉陈汤率军队所破,大获全胜,杀郅支,“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二十九级,生俘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在这些“生虏”和“降虏”中就有克拉苏残部人员。他们被西汉政府安置在中国西部的边陲城市,即今永昌县域内于西汉时建立的骊靬县,也就足说,骊靬县是西汉政府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立的一座城市,因为中国人称罗马为“黎轩”,故把这座由罗马人居住的城市命名为“骊靬城”。同时《汉书·陈汤传》记载:“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另一种说法认为: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理由一:《汉书·地理志》记,骊靬县是张掖郡的一个县,县与郡同时设,则其年代最迟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比克拉苏军团早50多年,两者显然没有关系。理由二:按照罗马兵制,服役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岁的青年,到公元5年就应该是75岁的老人了,70多岁的人用来服役守城是不可能的。同时不光克拉苏残部有明确归宿,就连郅支单于的余众也有具体的归宿。理由三:《后汉书》《后汉记》《魏略》中记载的犁靬能与罗马挂钩,但是《史记》《汉书》中记载黎轩、黎靬、犛靬与罗马无关,以此为据把骊靬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四:重木城并不是由罗马传来,而中亚地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了。关于鱼鳞阵,并非罗马军队特有的作战队形,中国比罗马更早。早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以诸侯伐郑,就用这种阵法等等。 为了使读者从《汉书·陈汤传》中了解文献记载的内容,现将《陈汤传》有关文字引述于后: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耶?”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胡兵合四万令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喻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男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报答。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阵。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城上人更召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木盾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未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瘀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兵引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木盾,并入土域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侯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数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赉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瘀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于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此文2004年载于《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高昌王纽林的斤留居永昌镇河西
  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年—1311年),高昌王纽林的斤奉旨师出河西,移居甘肃永昌,“俟北征诸军齐发”。时年,甘、青吐蕃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吐蕃宣慰使”,率领本部军镇吐蕃。至大元年(1308年),武宗召还纽林的斤,命嗣为亦都护(突厥语:神圣陛下之意),赐金印。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赐金印,居永昌遥领畏兀儿地和散居内地的畏兀儿户族。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纽林的斤死于永昌,葬于永昌。清高宗乾隆本《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三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木者掠去,片石无存。”该志收录了世勋碑全文。武宗时,长子贴睦儿普化拜中奉大夫,领大都护事;以资善大夫出为巩昌(今陇西)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蒙语:长官之意)。延祐五年(1318年),奔父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叔父力辞,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以贴睦儿普化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天历二年(1329年),封贴睦儿普化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遂将亦都护高昌王位让于其弟钱吉袭封。至顺二年,贴睦儿普化欲辞御史大夫,不允,于元明宗至顺三年(1332年),贴睦儿普化返回甘肃永昌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并伐石制碑,为其父树碑立传。皇帝命当时名臣大儒秘书少监、通奉大夫虞集,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礼部尚书峱峱三人分别撰文、篆刻、书写。清嘉庆《永昌县志·古迹》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祐间葬。元世祖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贴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清乾隆五十年本和嘉庆二十一年本《永昌县志》都记:世勋碑“被樵牧者掠去”,“今亡”,并摘录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中的文语,说明了高昌王高昌国来历和纽林的斤生前主要事迹及葬于永昌的情况。有人或许要问:碑已“被樵牧者掠去,”乾隆《永昌县志》又从何录其碑文呢?殊不知,永昌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指挥同知赵光远和行都司佥书南魁共同倡而为之,纂就了《永昌卫志》一卷,乾隆本《永昌县志》记:“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又在官师表中记:“南魁于万历中,捐资将‘卫志’刻成版,藏于家。”后来,南魁的六世孙进士南济汉在编修乾隆《永昌县志》时,完全录用了《永昌卫志》上的资料,将卫志中《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汜》录在了乾隆县志上。卫志没有印刷,乾隆本《永昌县志》也没有印刷。后来,卫志刻版遗失了,乾隆本《永昌县志》直到嘉庆本《永昌县志》修出后,才一同印刷成书的。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永昌县志》记,世勋碑“被樵牧者掠去,”只是说明原残碑在圣容寺旁高昌王墓上,被人拿走了。所以,很可能是从贴睦儿普化始,高昌王子孙不在今永昌县的永昌路这个国家行政机构任职了,后世子孙当然还会在自己的府第武威“永昌府”居住,享受其世袭封爵之福。为了把祖先的遗碑保存好,很可能从永昌圣容寺旁搬运到府第保存,后府毁,碑被淹埋,又出土,也是可能的。 《元史·地理》记:“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为州隶焉。”《元一统志·卷六》记:“永吕路,领州一,西凉州”。清顺治十四年修《凉镇志》记:“永昌卫,斡尔朵古城(城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清《永昌县志》记:“斡耳朵古城,在县南百二十里,原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距城南一舍余,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又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斡耳朵城,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的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已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所谓“斡耳朵”意为蒙古皇室成员的“宫室”,突厥——蒙古语的译音“斡耳朵”,这是蒙元时皇室成员私产私属的一种组织形式。蒙古皇子们都有自己的“斡耳朵”,所以,皇子阔端的“斡耳朵”就是皇城滩里的斡耳朵城。斡耳朵城,土人呼为“皇城”,这正好符合蒙元皇室成员私产私属这种组织形式,也与“阔端太子”的皇族身份相合。清永昌县志中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斡耳朵城”,“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这就是说,永昌王宫殿,原先在斡耳朵城,可是永昌城内的大卫(即明永昌卫,领五卫所,被称大卫),也有永昌王宫殿的邸基,这两处永昌王宫殿遗邸,到底哪个先建,哪个后建,说不清楚。但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宫殿。是宫殿,不是府第。还肯定地说,“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不管是皇城滩的“斡耳朵城”,还是“建于宋、元间”城周七里许、四面四门、城楼十多座、护城河等的永昌县城,规模都很宏伟。作为永昌路的治所符合实际。而武威县北三十里的永昌府,城周三里,只开南门一个,其规模、形制均不能与“斡耳朵城”和永昌城相比,所以,就其规模也不是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只能是行宫。清乾隆《永昌县志·公署》条又记:“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元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清嘉庆县志里也记:“旧卫署,在东大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这一记载,明白地说明了明朝初年,把元末永昌王宫殿改修成卫署,更清楚不过地证明“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的事实,肯定了永昌路设在永昌县而不是在武威的永昌府。 关于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早在清顺治丁酉年(1657年)苏铣所修的《重刊凉镇志·永昌县志·古迹》条下就有记载,曰:“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清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1746年—1749年),由张玿美主持修成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圣集·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 圣容寺次之。有世勋碑记。”可此二书中的武威县志里就根本没有提到高昌之墓在武威的踪迹。后来的武威县忐里,关于元永昌路和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的记载,全部计算起来,“也只有二百来个字,且前后矛盾,错误甚多”。关于永昌路和高昌王葬地这样重大的问题,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不是。然而,《凉镇志》《五凉志》和清乾隆《永昌县志》却对永昌路的设置和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以及高昌王筑的“斡耳朵城”都作了较详的细记载。武威县于民国年间出土于永昌府的残碑,正好是二百年前修成的乾隆《永昌县志》中所记“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那块“残碑”。所以,文前已说过,此碑很可能是被高昌王纽林的斤的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收集保存的,不可能是“掠去”的。或者有重视重要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后,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后湮没又出土,也不是没有可能。永昌县现存的高昌王墓,经20世纪70年代文物普查,存墓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这应该是历史事实。今天我们研究出现矛盾的历史问题,是为了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把历史上搞乱的东西尽量弄明白,不要继续地错下去。而不是为了争古迹文物的所属,谁保存都一样,只要是在中国。笔者认为,王宝元先生所著《凉城沧桑》一书中的观点和邵如林先生所著《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葬地》的观点是正确的。
  (原载《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林则徐谪新疆路经永昌留诗河西
  林则徐,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十二宗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清末政治家。
  1838年,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至25日,他将缴获的二百三十七万六千斤鸦片,在虎门销毁,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鸦片战争爆发后,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后因遭投降派诬陷,被革职。1841年,林则徐被派赴浙江,筹划海防。不久,这位在禁烟抗英斗争中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百多年反帝斗争道路的民族英雄,由于道光皇帝和权臣的庸愚投降,功罪颠倒,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处理:“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场壮烈的反侵略战争,也以丧权辱国、割地香港、赔偿军费而告终。于是,林则徐离开浙江军营,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充军旅途。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到了西安。随后病了两个多月。病情刚愈,他就作好了西行的准备。 林则徐一行经陕西永寿县、林乡县,涉经水、过长武,人甘肃境,经泾州、平凉州、翻六盘山,又经静宁州、齐家大山、会宁县、定西县、皋兰甘草店、榆中县,到兰州。进入甘肃后,途经的州府有平凉州、兰州、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等。他在平凉住一宿,兰州住八宿,凉州住七宿,甘州住一宿,肃州住一宿, 并经过了河西沿途各县。 林则徐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兰州。在兰州时,遇到了友人安定县(今定西县)主簿陈德培,两人相见十分高兴,叙淡了多年离别的感慨。陈德培准备专程送他去凉州。林则徐在兰州的七天时间,游览了古城,答拜了陕甘总督富海■,兰州道云麟、 司道程玉樵、唐子方等地方官员和好友,并为很多人书写联、扇。 八月初七,林则徐过黄河浮桥,经庄浪城、平番县城、中铺、武胜驿、岔口驿、打柴沟、镇羌驿、乌鞘岭、安阳、黑松驿、古浪县城、靖边驿、大河驿,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住甘凉道署中。 林则徐到达凉州,甘凉道尹郭远堂(柏荫,福州人)早就盼望着同乡好友的到来,已为他准备好了住处,办妥了所嘱咐的事。因为林则徐从西安起程时,疾病初愈,身体虚弱,他给郭柏荫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为他制做一付牛筋床,以备西去乘坐。郭柏荫对林则徐的到来非常高兴,把他请到甘凉道署住下,一面给林则徐补养调理,整行装;一面邀集地方名流“酬唱应和,挥毫留赠”。经过几天的调理,林则徐精神大有好转,兴致也高,在与地方名流的叙谈中,抒发了很多优国优民的哲理名言,使大家对这位“为民除害”的爱民抗英大人无比崇敬。林则徐在武威的几天中,留下了不少赠诗和墨宝,但保存下来的却很少了。现存武威的手迹有一幅是这样的:“万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纯固独着,旷然无忧患,泊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这充分表达了他光明磊落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 林则徐在凉州共住了七天,这是他从西安到新疆途中停留时间除兰州外最长的地方。他在凉州买了大车七辆,于八月二十二日,离凉西行。郭柏荫等为了表达对林则徐的一片诚心,请求远送一程,但被林大人谢绝了,只有从兰州专程送他来的陈德培又把他送到四十里铺,“在四十里铺,洪令具膳,子茂送至此,与之共饭而别”。林则徐与陈德培告别时,写了一首《次韵答陈子茂德培》的诗相赠: 送我凉州浃日程,自躯薄笨短辕轻。
   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沉吟拟北征。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林则徐在诗里表达了对挚友十日相送的情感。他虽在大西北古凉州遣戍途中,但还时时关注着江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就连作梦也好像听到东南沿海传来的战鼓声。 八月二十三日,天阴。林则徐从丰乐起行,经沙河堡(柔远驿),至九坝永昌县界,又至八坝。“自九坝至头坝,皆民间所筑,以御山水者。”沿途水沟甚多。永昌县令涂文光迎至头坝。“自此至县城东门十里,绿杨夹路,清泉泠泠,颇似南中风景。”“在城内行馆宿。是日路九十里,实不及八十里,而大车至更余始到。”据地方耆老传云:当年林大人被贬新疆的不公正处理,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因此,林则徐登卜赴新征程后,河西的州、县官员都天天盼望林大人早日到来,哪怕见上一面,代表百姓说几句心里话也觉得痛快。为此,永昌县令涂文光与地方贤老,自林则徐到达武威后,就商量起接待林大人的事情。大家决定:由于天气渐寒,估计林大人两个月后才能到达新疆,那时候西北的气候可是滴水成冰。为了不让林大人及随程人员受罪,给他们每人准备一件绵羊皮皮袄。穿上这样的皮袄,再冷的天气也不会被冻坏的。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要新做是来不及的,只能购置现成的才行。当时,一些地方耆老、贤达和商号的掌柜,听说这是为林大人准备的,都纷纷慷慨捐银。只两三天就买到了20件绵羊皮衣,只等林大人到来。同时,大家商议,林大人这次路过,要准备些什么饭菜呢?既要有地方特色,又能够代表永昌百姓的一片心意。大家最后议定,就准备一顿地方名吃——羊羔肉颠卷子,好让林大人和随行人员尝尝河西的民间小吃。这天,涂县令前往30里外的头坝迎接林大人,行至永昌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但八月晚上的十点并不显得晚。涂县令早就了解了林大人的性格,每到州、县,一般都不到州、县衙门居住,而要住行馆(即旅店、旅馆)。所以,涂县令为林大人准备了两个住处,他首先请林大人去县衙歇息,被礼拒之后,就按原先准备好的办法,一边请林大人洗脸休息、喝茶,一边把做好的羊羔肉颠卷子端到行馆。涂文光县令请林大人等就餐,一股扑鼻的香味飘满了整个行馆。林大人招乎随行人员慢慢品尝.自己则与涂县令谈起了永昌县的农事风情。林大人一边品尝,一边对随行人员说,永昌的羊羔肉颠卷子真是西地之美食,而西地的美食在江南是无法找到的。随行人员越吃越觉味道独特、鲜美,都说,这种吃法太美妙了。饭罢,涂县令代表永昌的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众百姓,送上了20件绵羊皮皮衣,并说明这是受百姓的委托,一定请林大人接受,在路上御寒、抵雪。林大人先是不收,后又坚持给付银两,涂县令无奈,只得跪下说:“林大人,你此次西行本来就够我们百姓感慨的了,别的什么都不说,你不收下我就跪着不起来。”这时,又进来十多位地方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都跪请林大人收下皮袄。林则徐无奈,只好令随行人员收下,并一次次道谢。晚上,下了一阵大雨,“江苏解缎委员胡(泰胜)回南。夜作第七号家信,托其代交陕寓。” 八月二十四日,天阴。黎明行,县令涂文光送于行馆。出西门,沿路大石很多,行走困难。经十里墩、水磨关、红庙墩、重冈塘、桥儿洞、三条沟、空心墩(道旁有张将军战胜处碑)、王信堡,到水泉驿宿。“仍永昌辖,有堡城,驻一守备,行馆狭小。”驿丁具膳。“是日虽名六十里,实有八十三里。山石涧水,处处难行。下午微雨数阵。”“夜有郭远堂官封接到第三号、四号家书,又接富海〓、唐子方、江翊云诸信。”林则徐从富海飘(陕甘总督)、唐子方、江翊云(同乡好友)的来信中,得知清政府议和的消息,心情无比悲愤,深叹国家安危。 八月二十五日,“早起雨一阵,西风大,卯刻风雨俱息,因勉行,甫数里,则大风甚,雨又至矣,须臾雨变为雪,寒冷异常,沿途皆山坡,每五里仅一墩台,并无居民,一望旷然,殆与塞外无异。竟无可避雨雪之处。余坐肩舆,舆夫屡蹶。三十里交山丹县界,始有小村,居民二十余户,有庙曰定羌庙,祀关圣,而附以正将军进宝,盖为熙间名将,戡定羌于此。”“其时关圣在此显灵,故建此庙,余与两儿俱在庙中薰衣为食。”定羌庙是永昌县与山丹县的交界处。晚秋的河西,逐渐寒冷了,白雪过早地降落在了河西古道,林则徐触景生情,写了一首《途中大雪》的诗:“积素迷天路渺漫,蹒跚败履独禁寒,埋余马耳尖仍在,洒到鸟头白恐难。” 八月二十六日起,林则徐途经山丹、抚彝厅(今临泽)、高台、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星星峡,进入了新疆。据有关资料说:他在河西期间,写下了不少诗作,这里选其部分,以飨读者。
  河西道中
  山川不老英雄逝,环绕祁连几战场?
   莫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
  竹枝词
  不解芸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
   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
   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军血战水泉堡
  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圈占土地,屠掠人民,推行了一种十分野蛮、落后和残酷的民族岐视、民族压迫的政策,给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在清王朝初建不久,反清复明的斗争如火如荼,此伏彼起,到处是一片反抗的呼声。当时,甘州、凉州爆发了由米喇印和丁国栋领导的回族人民反清起义,它和当时遍布全国的人民反抗斗争连成一片,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充分显示出甘肃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的反抗精神。 米喇印,清初甘州副总兵。由于他对满清政府的重满轻汉的民族压迫不满,又闻下剃头令,他感到这是耻辱,于是他同武威的丁国栋密商决定,一起举行反清起义。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广东、湖南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更坚定了他们反清行动的决心。米喇印借清朝政府征调甘州将士前往湖、广征讨起义军的机会,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杀了请来作客的朝廷巡抚都御史张文衡和甘肃总兵刘良臣、分巡西宁道副使林维造、参议张鹏翼等,随即宣布起义。时在武威的军事头目丁国栋也立即宣布起义。他们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清力量,拥立明廷延长王朱识镩为王,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这样,号召力更强,参加起义的人更多。起义军发展很快,从甘州、凉州,一直打下了兰州、岷州、临洮。围攻巩昌(今陇西)时,队伍已发展为10万。清政府得知甘肃民众起义,十分惊恐,急调陕甘总督孟乔芳统兵围剿。孟以一部守秦州(今天水),阻止起义军东进,一部前往巩昌,打败了起义军,解了巩昌之围。起义军撤退到安定(今定西)、临洮、岷州一线。这时,清廷又派固山贝子吞齐哈为平西大将军,与所有清军一起围攻起义军。虽然米喇印等也都是军官出身,懂得用兵打仗,但是,起义军中绝大多数兵士是响应起义的老百姓,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较差,在清军的三面夹击之下,一次次失利,节节败退。六月,起义军又回到甘州,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孟乔芳命都标右营游击张勇加紧攻打甘州城。城破,起义军失败。丁国栋率部到了肃州(今酒泉),嘉峪关等地民众纷纷响应,
  咏胭脂山和玉门
  脂山无片脂,玉门不生玉,
  荒戍几人家,如棋剩残局。 林则徐在河西行程期间,已是深秋时节,气候凉寒。他在路过永昌与山丹县界定羌庙时,初遇风雪天气(这里地势较高)。农历九月十九日进入新疆后,气候逐渐寒冷,节令由深秋进人初冬,刚走过星星峡的第二天,就在小柳园遇上了强劲的西北风,大雪积厚四五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西走,气候越寒冷。在戈壁滩上,有时赶不到宿站,就在野外打炊露宿。又经过近两个月的更为艰辛的行程,于农历十一月初九日,终于到达了充边目的地——伊犁城。 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奉召回京候补,途中奉命署理陕甘总督,次年接任陕西巡抚,擢云贵总督,旋告病回籍。
  (此文原载《永昌史语》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起义军又轰动了一时。直到十一月,肃州城破,丁国栋被害。甘州城破后,米喇印则向东退却,企图再次占领凉州,但起义军行至永昌卫(今永昌县,清初沿用明制,为卫)水泉堡时,不幸被孟乔芳布置下的伏兵包围,双方发生激战。这时,米喇印发现,清军人数众多,不能硬拼,于是果断地率领起义军占领了一片民房与清军对抗。战斗从中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双方死伤惨重。最后,清军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集中火炮向民房轰击,无辜的百姓遭到杀害。起义军向外突围时,也被清军分割包围。尽管起义军将士勇猛如虎,人人奋力战斗,但是,在多于自己数倍的官军面前,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两千多将士全部战死,米喇印也壮烈牺牲。
  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经过一年又七个月的战斗,最后失败了, 但是,他们反压迫的英雄行为一直为后人所赞赏和怀念。 (原载《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龙腾”“积雪”话祁连
  永昌县古有八大景,其中两景在县南祁连山中:即“南峪龙腾”和“天山积雪”,千百年来:永昌八大景观,一直是人们向往和涉足游览的自然风景和占迹胜地:这些景区和胜迹,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美妙的享受,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她们一处处深藏着丰盈厚实的脂膏,养育了一代代生灵。人们为了永远记住她们的恩惠,才给她们戴上了一顶顶美丽的桂冠。就说这“南峪龙腾”和“天山积雪”两景,原就有个神奇的传说:在上古帝尧陶唐氏八十六年,帝禹前往河西导弱水路过祁连山时,发现祁连山中段有两条河流洪水泛滥。于是,就停留了下来,观察了两条水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两条水的源头。都有妖孽作怪。西大河源头有大小两条乌龙常嬉戏玩水,兴风作浪。东大河源头有一条大白龙要水。所以,河水时而闭流,时而猛泻,致千万生灵涂炭。于是,帝禹按照玉帝“凡出现妖孽作怪,一律镇压”的御旨,使用玉帝所赐宝剑。先将两条不思悔改的乌龙压在西大河脑的两座大山下,并命他们不断地吐水,谢罪于生灵。后来,人们就管叫这两座大山为大乌龙和小乌龙。那条大白龙,尚有认罪表现,帝禹命它在祁连山东大河上游一带播雨贮水,立功赎罪。如能做好了、帝禹说千年后,还可升天成仙。大白龙领旨后,想来想去。这播雨好办,这贮水难成,它只好去找乐海龙王请求帮助。东海龙王听了白龙的陈述后说:“既然你能改过,老龙可帮你一忙。”白龙千谢万谢,请龙王来到了祁连山。它们商量一定,于是行云播雨,贮雪积冰。不到数月,把个祁连山用冰雪装了个满,实现了贮水的愿望,龙王径自回东海去了。大白龙按照帝禹的旨意,年年适时播雨,十分操心,它每次播雨时,就要化作一条银色云龙,从南峪谷底升腾起来,播过雨后隐匿而去。后来,大白龙升入天界去了,但由于它感谢这里的生灵给它的美誉,还时常来这里播雨降雪。 因此。这里的人门就把这个现象称“南峪龙腾”和“天山积雪”了。 传说归传说。但这个传说里蕴藏着人们真诚的祝愿和美好的向往。 那么,这”南峪龙腾”和“天山积雪”倒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南峪龙腾”,是说永昌县城南祁连山东大河纵深处,一年四季尤其是春夏秋三季里。万里晴空阳光炽热,忽儿有浓云升腾,滚滚向上。飘动于峪谷之上,其形态变化万千,似升腾的飞龙,昂首摆尾,美妙壮观。而每出现这种景况时,山里山外总会落下盈盈细雨,因此,人们就把这个自然景观,喻为“南峪龙腾”。所谓“天山积雪”,是指永昌县南祁连深处的雪峰和冰川。祁连山,古西羌称天山,羌人谓天为“腾格勒”,也叫雪山。是说站在永昌城远眺祁连,雪峰高耸,银装素裹。灿烂的阳光洒在雪峰,更是银星闪烁,白光耀眼,显得清素可爱。所以,人们把此景称作“天山积雪”。 这里,再让我们看看巍巍祁连的面貌。 巍巍祁连山,像一头沉睡欲醒的雄狮,横卧在河西走廊以南和青海东北部,古称雪山、天山、南山。它西接阿尔金山,东接秦岭、六盘山,延绵一千公里。它山谷相间,多雪峰、冰川。有丰富的森林资源、野生植物和动物资源、矿物资源、水资源和旅游资源。成为黄河和内陆水系的分水岭。平均海拔四千米左右。 祁连山脉的最北一支,从西向东横亘于河西走廊以南,绵延起伏,层峦叠嶂,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今永昌县域南缘的冷龙岭,海拔4442米,是祁连中部的最高峰。就在这座山脉的前前后后,生活着数百万百姓,今永昌县的新城子、红山窑、焦家庄、北海子、东寨、六坝、南坝等乡镇的部分村社都在祁连山脚下,有的在浅山中。出门就上山,别具风情。 祁连山是座雄伟博大,深沉富足的山,也是座险峻秀美,邃幽神密的山。她从西往东经永昌县域的山脉就有120多公里,纵深几十公里。纵观祁连全貌,竟有叫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魅力。 当你爬上祁连高峰,望着那层层叠叠、披着灿烂跳动的流霞,显得巍峨秀美的峰峦的时候;当你看着那苍茫滚动的林海和满山沟里星星点点的帐篷、看着缭绕的炊烟和一群群肥壮牛羊的时候;当你抬头仰望蓝天、雪岭,俯首远眺那涛涛雪水沿着峡谷倾泻而下的时候,或当你看着风尘仆仆的运输车队从山沟里运出一车车煤炭、矿石??的时候,你就会对“三万里河东人海,八千仞岳上摩天”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句产生深刻的理解和遐想,你就会对这绚丽多彩的祁连山水发出激动、高旷的感叹;那些一提起大西北,就觉得到处是荒凉严酷,沙尘弥满的感觉就会荡然离去,一种新的亲身的感受如雨后之虹会使你萌发新的认识:原来大西北不是想象的那么可怕,秀丽的山水也到处可见,美丽的城镇、乡村也比比皆是,忠厚的大西北人更是令人可爱可信。
  朋友,历史上的祁连山,或许你从书本上看到过她。或者是西汉霍去病在祁连山逐去匈奴;或者是隋炀帝带兵深入祁连山灭吐谷浑,过扁都口到达张掖;或者是1936年红西路军奋战河西走廊,最后进入祁连山到新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这些都可能会给你的脑海里留下或多或少的阴影和严酷之感。今日的祁连山,虽然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夏天依然是翠岭映红日,冬天依然是白雪裹群峰。但是,如今的祁连山已不是往昔沉睡不醒的雄狮,她已被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用科学武装起来的人们所唤醒。你看,古老的松林得到保护,特别是水源涵养林的保护。 昔日被那些败家子破坏的地段的林木,已种上了新苗;大片的草原列入了培育计划,已被开垦的草原开始退耕还林、还牧,实施有计划地放牧,每年从这里产出数百万吨的肉奶和畜产品,支援国家建设;沉睡了几千年的矿产资源,被开发利用,金、银、铜、铁、煤、莹石、石棉等矿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取之不竭的祁连雪水,被一座座高山平湖——水库所蓄积,利用于发电、养鱼,然后分流到祁连山北麓上千万亩农田、林地、草原,为众多的工业基地、厂矿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用水;有了它,才有了祁连山下百里之外的绿色屏障,有了它,才有了长城内外的繁荣景象;古代以来的很多佛教胜景、洞窟、古迹和今天所发观的旅游风景资源,也陆续开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充实和快乐;丰富的中药材等野生植物资源和属于国家保护的一、二、三类野生动物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坦荡的祁连,她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养育了世世代代的河西儿女,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祁连山下的人们奉献了无私无怨的爱心。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质, 这又是一种多么圣洁的情操啊! 在今天,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发大西北和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伟大的祁连山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奉献,而我们要十分清醒地懂得,要爱护她,保护她,建设她。
   附诗两首
  一、南峪龙腾
  白云悠悠腾南峪,娇若玉龙当空舞;
   祁连雪巅群峰翠,玉液飞泻济金地。
  时人最尝冷龙月①,虔催屏翳②勿来迟;
  敢问天公何处美,天山③南北鱼米多。 注:①冷龙,即祁连山中部最高峰冷龙岭。②屏翳《山海经·海外东经》“雨师谓屏翳也。”③天山,古指祁连山。 二、天山积雪
  雪山南亘拔穷峦,银蛇翘首瞰北川;
  九天千古孕胜域,万年百岳藏玉嬗。
   欣逢天人①齐共济,广洒甘露暖边陲;
   雪景虽好远天际,金昌永昌时光美。
   注:①天人:古指天和人,天道和人道或自然和人为。 (此文原载《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一书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 《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云庄山石窟与云庄寺
  巍巍祁连,从西向东横亘于永昌县南。在永昌县城东南直距25公里的祁连山中,有一处方园五公里的山峦,叫云庄山。云庄山上有一处石窟群和寺院遗址,这就是永昌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和风景名胜区——“云庄铺翠”。 若非那块被野草和苔藓几乎掩没了的“松云涌翠”四字石碑,很难想象,在祁连山重山峻岭之中,还曾有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也曾有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在一千五百年时的一个初春,阳光明媚,在“南峪龙腾”的地方升起了好大一朵五光十色的彩云,漫漫地向东飘移,最后停在了今南坝乡南面的高山上空,飘转了两三个月。一日,随着一声春雷,彩云落在于山顶上,山上顿时万道金光,染红了天际。这一奇特现象,很快传遍了四乡邻县。一时间,佛界僧侣、官府大人、老少百姓纷纷前来观看。当众人行至山脚或山腰间向上远望时,山上石窟敞亮,寺观高耸,石窟寺观周围被彩云围拢着,俨然一处佛界圣地;当人们爬上山巅近看时,竟什么也没有。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祥云飘动,必有贵人出世;有的说,这是佛祖降福,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象征。就这样延续到秋天,洞窟、寺院的幻影逐渐消失,彩云也看不见了。这件事惊动了朝廷,朝廷派员进行了察视,随之动员附近郡县,调集能工巧匠,凿石窟,塑佛像,修寺院,三年工毕。从此,这座山就叫作云庄山了,寺院石窟也就叫作云庄寺和云庄石窟了。从那以后,云庄山上香火兴盛旺,附近郡县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过着太平富足的日子。这个美丽的传说也就流传下来了。 传说总归是传说。这里我们共同来看看云庄山的历史与现实面貌吧。 云庄山,风景秀丽,美妙如画。山上苍松参天,幼林密布,轻岚飘渺,云气滃罩;山下幽谷叠翠,细流潺潺,麝獐出没,鸟语花香。站在峰顶远眺,山北有东大河从西向东环绕,山南是广袤无际的草原和银装素裹的雪岭。石窟寺四周尽是奇峰峡谷萦回相系。晴天,山峰高耸,像勇士挺立于苍穹;雨后,岚烟淡裹,似少女飘逸于云海;雾天的早晨,那白浪蒸腾的雾霭忽浓忽淡,如波涛涌动,若站在峰巅,脚下浮动着缕缕云气,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当红日正午,骄阳似火的时候,你若贪觅在密林香谷间,望着那万紫千红的野花,尝着那又酸又甜的地朴子,呼吸着闹市里绝对没有的清新的空气,或唱着山歌,或谈论着人生的乐趣的时候,又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使人完全陶醉于一种宽慰轻松的意境之中。云庄山,十足似一处静谧神往、奇妙壮观的蓬莱仙境。 云庄石窟,今存大小洞窟21个,分布在云庄山主峰之下一个长约180米,高约60米的整体石壁的阳面。最大的洞窟,约有两间房子大小,是按山体自然形成的崖洞修制而成的。此洞右面的石壁上,开凿了一个稍大于一间房子的石窟,上下左右凿制得方方正正,十分精巧。窟正中开门,门两边各开一窗,相传晋僧刘摩阿(刘萨诃)曾在这里居住过。此窟“文革”前完好,也不是“文革”中有人破坏的。1976年我在南坝乡搞路线教育,常去云庄寺。后来,由于管理不善,牧人住宿烧饭,熏践严重。 致窗户部分剥圯,其余十多个中、小石窟各具形态,散布于石壁上。 云庄寺寺院,就坐落在这座山上,据调查,原有的寺院建筑物完全依山势高下错落而布局:主峰之下,石壁之阳,耸立着三层高大的主殿;主殿西侧是圣母殿,建在那个自然形成的崖洞——最大的石窟之上;圣母殿正南台地上,有三官楼峙立;由此东转为奎星阁:阁右上为地藏洞、大土岩。这里山势陡峭,建有栈栏,越过栈栏爬上山顶,是仙灵窟宅,飞檐斗拱,欲跃欲飞。沿经而下,有重冈合抱,冈前冈后建有几处寺殿,其中最显金碧辉煌者是道家真武观,隐没于绿树丛中,十分秀逸可爱。林尽头有一奇峰,登高远眺,山北的村落、田园、水渠、道路一望无际。 云庄石窟和云庄寺建于何代,无从确考。但清《五凉志》和《永昌县志》记:“晋僧刘摩阿初栖云庄山寺,石窟中有其挂锡处”。根据这个说法和1979年出土的感通寺碑关于刘萨诃活动的记载估算,云庄石窟和云庄寺最早建造时间也在东晋中后期,而且应是先有石窟,后有寺。云庄寺建成后约一千五百年来,几度兴衰,重建或修茸。据记载,明正统六年(1441年)就曾重建过。据1973年和1974年全省文物普查时南坝乡的老人说:清末,寺观已具规模,形成了一个前后互映、高下错落而且较完整的宏伟状观的建筑群落。这些建筑物全部于1927年地震时震毁。 在云庄山附近,还有两处石窟寺。据考,大概也是云庄山石窟的卵生兄弟。一处在云庄寺东南约两千米处,耸立着一座如斧劈刀削的石崖,叫石佛崖,独峰兀立,峭壁凌空。石崖绝壁上凿有大小窟洞9个,大的窟洞里曾塑有佛像。绝壁上还留有很多一尺见方的石孔,是原有栈道的柱孔,非五六转不能上。崖顶北端原建有一座小亭阁,昂首风动,十分险妙。 另一处是云庄寺北约一千米处的灵宫殿石窟,有石窟洞4个,这里原也建有寺观灵官殿。在石窟南百米处,有一双巨大的方石夹道,形成石门,称通天门。从这里翻过一座小山,则是通往云庄寺的捷径。 游览了云庄山石窟寺,循着寺南古代的老路向西下山时,一路上还有不少目不遐接的趣景,特别是看着半山平处那一双终年不涸不溢的石井和那尊绿苔隐蔽的“松云涌翠”石碑,似乎听到了千百年来历史的衷诉,又似乎看到了云庄寺这个旅游胜景更加美好的未来。
   附诗一首:
  云庄铺翠
  云庄石窟邑东南,秀峰峭壁挂云海;
   碧潭涧水斜径上,幽林深处寻獐梅。
   晋唐佛迹遗今世,牧人禅僧相作伴;
  云庄铺翠绝胜景,劝君盛暑凭游览。
  (此文原载于《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2002年收入《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2004年11月6日刊登在《金昌日报》4版。
  2004年和2006年分别收入《永昌史话》《金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西岭晴岚”话焉支
  永昌县与山丹县交界处,有一座独峰兀起的高山,今叫大黄山,古称焉支山或胭脂山,更古称青松山或瑞兽山。海拔3978米,南北宽21公里,东西长36公里,位于祁连山与龙首山脉之间,形成龙口戏珠之势。国道甘新公路从大黄山与龙首山之间通过。由于两山南北对峙,在十五里山口形成了河西走廊12公里的蜂腰地。山上有茂密的松林,珍贵的动物,出产优质大黄和金银矿藏。山上山下、山前山后水草丰美,自古以来为天然优良牧场。 焉支山是座宝山,也是座名山。严冬银装素裹,白雪皑皑;盛夏岚雾缭绕,瑞气脉脉,永昌县古称八大景之一的“西岭晴岚”就指这里。
  何谓“西岭晴岚”?就是指在春夏秋冬四季里,满天晴朗的时候,大黄山顶出现岚雾缭绕的自然景观。远远望去,霞光披顶,轻岚缠腰,好像一群神态阿娜,彩衣飘飘的仙女游逸于西天。多少年来,这一美妙的自然景观,给永昌和大黄山下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美好的追忆。 说她是宝山,是因为在古代,焉支山上长满了珍贵的松柏诸树,又出产珍禽异兽。所以,古时候的人就把这座山叫作青松山或瑞兽山。到现在,山上还是香柏馥郁,巨松参天,珍禽异兽出没。后来,这座山上又长出了一种叫胭脂的花,满山遍野妍红娇丽,香飘百里,所以,又把这座山叫胭脂山了。为此,还有个神奇的传说。什么时候改叫焉支山,不得而知,但是西汉时,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驱逐匈奴时,有“过焉支山千余里”的记载。焉支山又在什么时候改叫大黄山,也没有记载。据说是因为山上又出产大量的而且品质优良的大黄而名。传说还出现过一个千年大黄娃娃。也有个美丽的传说。直到现在,牧羊人还能挖到较大的大黄,但已经很稀少了。 说焉支山是座宝山,是因为她出产金子。据老年人说,远的不知,在清朝时候,就有人挖过金子,留有古人挖过金子的遗迹。今山丹县老军乡曹家口子一带就探明有金子,但金的藏量大小,含量高低,需进一步勘探才能清楚。
  说焉支山是座宝山,是因为她从远古至今,不仅是山上森林茂密,百草丰美,而且在她的周围有方园数百里优良的天然牧场。据记载西周时期有氐羌或羌戎游牧,春秋战国至秦由月氏驻牧。后匈奴赶走月氏,由匈奴驻牧。《史记·匈奴传》记:祁连山,焉支山??林木茂盛,绿草如茵,冬温夏凉,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到西汉初,汉朝政府派大军驱逐了匈奴,匈奴因失去焉支山、祁连山后曾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山支(即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太平寰宇记》记:“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这就说明焉支山和她的四周是极好的畜牧地。西汉王朝在河西建郡置县后,在焉支山置官马场,大力发展畜牧,《汉书·地理志》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指的就是焉支山养的良马。后来,各朝各代都重视在焉支山发展养畜,如北魏《魏书·食货志》记:以河西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蕃息,马至二百余万,骆驼半之,牛羊则无数。及至隋唐,仍未放松在焉支山养畜。直至现在,在古焉支山下,仍建有亚洲第二大马场——山丹军马场。可见焉支山,从古至今,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的宝地之一。 说焉支山是座宝山,还应重视一个自然现象,多少年来,永昌、山丹的老百姓体验到,凡焉支山顶常有云雾缭绕的年景,雨雪丰盛,凡焉支山缺云,年景干旱。 再说焉支山是座名山。据《甘肃省志》记:传说帝尧陶唐氏七十五年,命禹治水,至八十六年治水成功,期间帝禹到过焉支山,大禹曾导弱水至合黎山(在今张掖地区),余波泄人流沙(山丹城西北角有大禹导弱水碑):导黑水到三危山。这是中国帝王第一次到焉支山和河西的记载。 说焉支山是座名山,西汉初,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春,率万骑,越5国(在今河西境内,分属浑邪王与休屠王),在焉支山等地与匈奴激战,大获全胜。杀折兰王、卢侯王,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和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十之七被歼,一举打通了河西走廊。是年夏,又以万骑进祁连山,击破休屠王,浑邪王所属各部;是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人降汉,汉以其地置武威郡(今民勤东北)、酒泉郡(今酒泉)以统之。从此,焉支山成为胜利的象征。 说焉支山是座名山,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炀帝至张掖,驻于燕支山(原名焉支山),裴矩遗使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入朝。炀帝命武威、张掖士女盛装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艳者,郡县应即督责。骑乘充塞,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炀帝在焉支山设观风行殿,宴麴伯雅、吐屯设及诸国使者,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随设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县东)、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广开屯田,抵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从此,焉支山名驰西域。
  说焉支山是座名山,《读史方舆纪要》、《五凉志》等记,西晋时,在焉支山东南脚下,以焉支山名置焉支县(遗址在今永昌县红山窑乡高古城村一带)。后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并人番禾,历三百多年,焉支之名广为史传。
  附诗一首
  西岭晴岚
  焉支高耸山永界,盛产松鹿大黄金;
  融流潺潺浇肥地,千载悠悠牧马营。
  昔日蜂腰挂大锁,日今国道穿西东;
  寒冬磨顶皑皑雪,暑夏雨后晴岚浓。
  (此文原载《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永昌史话》2006年收入《金昌史话》,均甘肃文化出版社)
  “东岗晚照”今与昔
  永昌的老百姓都知道,在东十里堡有个景致叫“三步两道桥”和“日落晚阳墩”。“三步两道桥”古喻永昌八小景之一。“日落晚阳墩”是永昌八大景之一的“东岗晚照”。旧县志有记载。为什么古人三步就建两道桥呢?是这么回事:东十里堡一带古有几处农田,浇地的水是从头坝口引来的。这股水从南向北顺岗而下,水流到这里,由于这里的地势高低不一,无法从一条沟里灌溉,就从东岗以上,把一渠水分作两渠,并列经过东岗,一股向东北流人地势低下的今双桥村,一股向北流人今玉皇地农场岗上地。为便利车马行人,古人在两条沟上各架了一座木桥,这就形成了三步两道桥。 “东岗晚照”又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在东十里堡的最高处,有一座土筑的墩台,高数丈(今公路北侧还留有三米多高的遗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从别处看太阳:已经落下了山头,惟这座土墩上还是骄阳灿烂。从县城远远望去,犹如娇痴稚女,煞是可爱。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般景象呢?百姓说这是佛光照宝岗。其实也非然,既然是宝岗,那为什么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过?据我观察,既不是佛光,也不是神灵。是因为,在太阳刚落人西山时,东岗土墩的位置恰恰对准西山的一个缺口。高岗之上置土墩,总高度比县城地势高出十数丈,因此,太阳光从西山缺口射出,正好照射在墩顶是也。古时候的东岗一片荒凉景象,是野狐野兔的出没之地。 如今的东岗,不再是远村孤岗、荒凉寂寞的世界。二十年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一个新兴的东部工业开发示范区已经在这里应运而生,它以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镇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从县城至东岗的十里荒滩沙砾地里,已建起了一座座工厂,竖起了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的宾馆、饭店、商贸城、娱乐中心、不夜城等各种各样的服务机构和服务设施应有尽有,这些机构和设施从东岗沿甘新公路经县城南门延至城西五里沙沟,足足有十五华里。到处是魅人的歌声。朗朗的笑语。东岗四周,农田连片,麦浪飘香,碧野葱绿,一望无际。甘新公路直穿东西,永河公路由此直达金昌。公路两旁俊杨成荫,汽车日夜行驰如流。崭新的农家房舍。整齐美观;新型的东岗农民,勤劳致富,新生活带来的喜悦无从言表。
  如今的东岗,空气更加新鲜,阳光更加灿烂,不久的将来,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佼佼者。
  附诗一首:
  东岗晚照
  郊原东岗十里眺,西巅阙映晚霞娇;
  往昔丝路远村寒,孤岗三步两道桥。
  今日东川沃野绿,工厂林立新楼高;
  岁入三月不见春,东风到处起春潮。
  (原载于《河西史历轶事和传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2004年载于《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金水潺声”与金川峡水库
  在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山与营盘顶两山之间,有一条状如蛇行的大峡谷,绵延十几里,峡谷两岸危峰耸峙,岩壁如削。金川河主流流经谷底,碧水涛涛,声如迅雷。这就是永昌历史上有名的金川峡大峡谷。永昌八大景之一——“金水潺声”,就指这里。 如今的金川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旅游胜地。它犹如一位冰清玉洁的青春少女,以朴素而自然的美丽,吸引着八方游客。 这里有一座碧波荡漾的中型水库,名金川峡水库。金川峡水库,是1958年全民动员修建的。峡口,一座银灰色的长260米,高30米的大坝镶嵌在狭窄陡峭的山壁中间,这就是拦河大坝。大坝南面是水库,总蓄水量为6500万立方。二坝干渠和金川河源源不断地流入水库。四十年来,这座水库,以她那丰富的乳汁,养育着河西堡地区、金川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城乡人民,成为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防洪、养殖、发电、旅游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一条柏油公路自永昌经水库穿峡谷直达河西堡又至金昌市;右侧建有一座年发电量710万度的小水电站,背靠峭壁,岿然耸立。大坝左右各建一条输水隧道,暗流急驰。左侧有一条溢洪道。再下是年产30万公斤的国营虹鳟鱼场和挤满峡谷的私营虹鳟鱼池,清静流霞,鱼味飘香。水库管理处的前后左右,白杨蔽郁参天,细柳婀娜摇曳,枣李果杏娇艳竞放,似一处桃源景色。水库西南岸是齐家文化遗址。水库西不远是金川西村所在地,古名肖湾,这里有壕墙山上的花大门石刻,相传古金昌城曾建在这里。再沿长城西行五里,就是著名的圣容寺遗址了。
  1995年初秋的一个早晨,我陪着甘肃省地方志界的朋友们去游览金川峡水库。坐车从县城出发,沿着二坝干渠绿树合围的柏油公路顺流而下,不到十分钟,就远远望见高耸的山峦拥抱着一个诺大的玉盘,闪银光,泛银波。汽车顺着水库东岸沿山北行,几分钟就到达了水库接待处。接待处设在大坝右侧的半山平处,几间平房雅素整洁。有几位活泼好客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为游人提供着热情而周到的服务。并将这里的景物对客人作了有趣的介绍。 美丽的金川峡水库,她像天山的天池那样宁静,又似西子湖那样热情而火红。碧绿的湖水映着兰天白云,绿得那么清澈,兰得那么清秀。说她绿,她绿如草原,又比草原绿得纯正;说她兰,她兰似天空,又比天空兰得深沉,兰得温柔素雅。太阳慢慢地升高了,一股柔和的阳光射穿了天边的彩霞,像十色薄锦铺在了水面上,泛出万点金光。远处不时有黑点跃出水面,引起了客人们的疑问?年青的接待员笑着向客人们解释说:“那是十多年前投放的鲤鱼苗,大的已有五六十斤,由于这里的水质清洁,没有污染,鱼类生长良好。客人们如有兴趣,可带领大家去观赏鲤鱼跳龙门的景致。”这时,一位客人高声招呼大家,“你们快来看,那边水里的景色多美呀!”很多人走了过去。一位服务员小姑娘说:“这里山的倒影为什么这么妩媚、隽秀,这么淋漓尽致?是因为这里的山是红色的,再加湖水清澈透明,彩霞直射山体阳面,又反射于水中,看上去如万丈深渊。又似湖水里绽开着万朵鲜花,明快而又清亮。”一群野鸭从天空掠过,飞落在了远处的水面上。“上船了!”随着一声招呼,大家纷纷坐船。数艘汽艇把客人运送到水库中间搭起的巨大浮台上,因为那里大家可以分享“水上飞人”的快乐,可以观看“天女撒花”的表演,又可以乘坐快艇畅游水库。大家坐在浮台上.接受着阳光的沐浴和和风的洗礼,说笑风生。表演开始了,一艘大汽艇牵引着一顶巨大的红色篷帆,篷帆近处的牵绳上制做了一个坐人的软架。一位荚俊俏丽的姑娘,身着彩衣彩裙彩带,手提大花篮,被“保险”在坐架上,只听哨声一响,汽艇急驶,篷帆引风骤起,把“仙女”托向了百几十米的高空。汽艇绕水库行进,待到大坝与浮台之间,“仙女”将花篮里的五彩纸花抛撒空中,真有点像敦煌飞天的风姿。这就叫“天女撒花”和“水上飞人”:紧接着,全省地方志界的朋友们凡胆大的,都领略了飞上兰天的滋味。年纪大的则乘坐快艇畅游水库。快艇一会儿缓行,一会儿急进。 在水面上犁起了一缕缕如雪花飞扬的白浪,留下了不尽的情趣。 这时的我,让眼前这琼汁玉液般的绿兰绿兰的湖水景色惹得心花飞舞。我真难以想象,这大自然的造物主,是怎样独具匠心,在这块偌大的画布上,挥动酣杨淋漓的画笔,抹下这自然的美,粗犷的美,质朴的美。 当客人们离开金川峡的时候,都有点恋恋不舍:我站在水库大坝上,望着远处金山的峰峦,思绪纷繁。仿佛看到于40年前,几万名水库建设者风餐露宿,战天斗地的动人场面,又仿佛看到了水库未来的英姿。金川峡不仅风景优美,更使我感慨的是她有那博大的胸怀,坦坦荡荡的性格和清清白白的风姿。
  “金水潺声”,愿你更加美好!
  附诗一首
  金水潺声
  金山山高鸟飞低,金川峡空水声急;
  岂是天公独作美,山峡处处有奇迹。
  阳侯①嶂谷逐清流,石坝横卧起平湖;
  山光帆影景色美,“水上飞人”异玩多。
  坝后电站闪金光,山腰洪洞泻银波;
  柏油公路傍水走,虹鳟鱼场遍谷野。
  唐塔“六体”石刻文,长城圣容紧相依;
  齐家文化临湖水,花门石刻近咫尺。
  一腔玉液出壶口,香飘百里泛绿波;
  浇得金昌戈壁翠,浇出镍都好春色。
  云师②高天圆春梦,金水潺声着新意;
  热风吹沸谷峡水,后人欢唱今人歌。
  注:①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②云师:神话传说中的神。
  (此文载于《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一书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一书2002年)
  沙城与沙晋王
  在今永昌县城东50公里的乱墩子滩汉墓群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据文物普查确认为西汉武威郡显美县城遗址。(西晋末年,张轨从武威郡分出一片地,在今武威城西北70里置武兴郡,武兴郡治也可能在此)显美遗址东北12公里处,古长城南3公里处,即今水源乡北地村北缘长湖子河北岸也有一座古城遗址,多少年来群众叫古城关(古城关附近有个村子,旧名叫沙城子)。解放前到现在一直叫沙城子,这里属人民公社时期的北地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即现在的北地村一个社。古城关遗址为啥又叫沙城遗址?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省、地开展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和研究者按这里的地名新叫出来的名字。为什么叫古城关?顾名思义,大概是南有西汉时期的显美城,就把北靠长城的这座关城叫作古城关了。 沙城为长方形,南北388米,东西300米,残高4米,正南偏东,45度,墙基宽12米,残顶宽4米,夯土板筑,夯层厚12厘米,南北各一阙口,当为城门。有瓮城,城墙四周各筑有马面两个,相距30米。据老人说,1949年前后,护城河遗迹还很清楚。城西多泉眼,为一片沼泽地芦苇茂盛。五十年代以后,开荒、发洪水,护城河遗迹看不清了,泉眼渐干。芦苇枯没,流沙堆积,白刺丛生。城内也被开挖种上了庄稼。开垦前,城内、城外地表散布有不少汉唐时期的遗物,有外表绳纹、内表菱形纹彩陶片,素面或绳纹灰陶片、红陶片等。故文物工作者认为此遗址属晋代遗址,史学工作者认为系汉唐遗址。后来,农民挖土时,还挖出过一些被打碎的瓷缸,瓷罐等。1999年农民挖墙取土时,挖出两个似金条的黄色金属物和一个黄色金属碗,均被县上文化馆来人收去。 今沙城西约3公里处,一个叫黑岗子的地方,有个天涝坝,面积约有二三十亩,传说是明代守边关的军队用来饮马的涝池。清代涝池废,里面还葬有不知来历的十多座坟墓。 在20世纪90年代,兰州大学李并成先生撰文研究甘肃古城时,把这个古城关说成是鸾鸟古县遗址,我认为不够严肃。还说,遗址内白刺丛生,城外沙堆堆积,至少几百年前这里就是一片沙堆了。这是更显表面的说法。我在写此文时,向水源镇西沟村李其庆书记和县商务局吕伯英书记(沙城子人)调查时,他们说,远的不说,就他们自己和这个年龄的人(60岁左右)小时候(集体时)在沙城周围放牲口时,北沙河水还不小,城西南一片芦苇还很茂盛,湿地很大,哪里是一片沙漠?这是因为70年代初普遍打井,致地下水位下降才出现的现象。 沙城,这个遥远的遗迹,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守卫边疆的重要作用,是长城沿线的重要防御设施。不论它是汉代关城还是晋代关城,但它的领属关系从西汉开始,就属于武威郡显美县管辖。后来经历了三国魏、西晋、东晋、西魏、北周等政权,在七百八十多年中,这里仍系武威郡显美县所辖。至北周末(581年),显美县和姑臧县(今武威县)合并,以其地人姑臧。隋朝统一全国,建置未变。唐初沿隋制,姑臧为武威郡治,后置河西道,治凉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凉州为武威郡,天宝三年(744年)改番禾县(今永昌县)为天宝县,武威郡辖姑臧、神鸟、昌松、天宝、嘉麟5县。广德二年(764年)整个河西被吐蕃占领至唐末共达140年。宋初,凉州和河西广大地区仍掌握在六谷吐蕃折逋氏手里。后来,党项羌崛起,河西又被西夏国占领达190余年。时在番禾县置永州。公元1226年蒙古族灭西夏,初沿西夏制。1271年蒙古国改国号元。到1278年,在永昌王宫殿所在地(今永昌县城)设永昌路。“永昌之名自此始。”明设永昌卫,清设永昌县。 今永昌县水源乡和朱王堡镇(原十堡)这块地方,即古代显美县属地,根据西汉以来建置的领属关系和地域归属关系,先属武威郡显美县管辖,后显美县合并于姑臧县,属姑臧县管辖。唐广德二年(764年)以后,在三百多年里,由吐蕃和党项羌长期统治。这就说明,原“十堡”这块地方,大约最早于元朝设永昌路时期,最迟于明朝设永昌卫时期,才由原姑臧县领属关系变更为永昌县的领属关系。 上面说的是显美县和沙城的历史演变概况。这里还有个沙晋王的传说: 相传晋武帝时,武威郡设在姑臧,马隆任武威太守。武威郡领姑臧(今武威)、宣威(今民勤县西南,省去西汉时今民勤东北武威县,以其地入宣威)、揖次(汉揟次,今武威东南)、仓松(汉苍松,今古浪县附近)、显美(今永昌县东50公里)、骊靬(今永昌县南)、番禾(今永昌县西)七县。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公元311年西晋亡,历史进人东晋。这一时期,北方地方势力和众多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起兵建立割据政权,河西地区则进入了“五凉”割据。“五凉”中除西凉建都敦煌外,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曾建都姑臧(今武威)。而五个割据政权中,后凉、南凉、北凉分别都是氐、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豪酋建立的。 传说就在西晋末年,晋惠帝(307)为了稳定武威郡这块丰腴之地,精心选派了一位胸怀文武韬略,又善安抚诸民族关系的一位李将军,带着三千人马,驻守在郡治北35公里,显美县北12公里的沙城,以防割据势力的蚕食。这位李将军在驻防沙城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采取了一系列强军富民的措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持修葺了城池,挖造了护城河,加强了军事防卫能力;二是减免徭赋。当时,显美县的老百姓,不仅给朝廷上缴田赋和户赋,还要负担边防军队的粮草,老百姓负坦过重。为了减轻负担,安定民心,他动员全体将士,利用当地土肥水足的有利条件,修渠筑坝,开荒造田,作到了粮草自给自足,免除了百姓多余的负担,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三是加强军事训练。他抽出专门的军技教官,利用农闲时间,加强对军士的严格训练。经过两三年的训练,他的三千将士,每人都做到了既能骑战,又能步战;既能明战,又能夜战。三千人中,有两千人就成为良好的弓箭手。一个士兵足足能战胜素质一般的十个敌人,大大增强了军事实力。四是严明军纪。他提倡将军爱士兵,士兵爱百姓。将军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论将军或士兵,如违犯军纪者或侵犯老百姓利益者,严惩不赦。因此,他的这支军队成为凉州刺史张轨部属下的一支劲旅,有着战无不胜的美誉。 约在永宁前后(301年),鲜卑族若罗拔能侵犯凉州,张轨派宋配和李将军联合反击,消灭了拔能,俘虏十余万口,威名大震。晋惠帝因此加封张轨为安西将军,安乐乡侯,李将军封为沙城伯。张轨和李将军都是尊奉晋室的良才,汉族人民十分拥护。到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匈奴刘渊以重兵攻打西晋首都洛阳,张轨派北宫纯和李将军等率骑东征,打败了刘渊的将领王弥。于是,洛阳有歌谣赞颂他们说“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由于张轨经营有道,凉州成了中国北部暂时安全的地区,中原人到这里避难者“日月相继”。所以,张轨从武威郡分出了一片地方,另置了武兴郡(约在今武威西北70里处),安置了这些流民。由于李将军在保卫晋室的作战中,立下了大功,张轨十分崇信。这时的张轨,看到晋室已大势所去,产生了另立天下的想法,他一方面加强讨伐反叛,发展农业,安定社会,兴办教育,另一方面招收九郡贵族贤能,为图谋大业准备条件。因此,像李将军这样的文武贤才,他更是关心备至。他宣封李将军为沙晋王,武兴郡大将军,食邑五百户,领兵四千,驻守在武兴郡沙城,保卫着武兴郡和显美县边疆的安全。大约又过了七八年,公元314年,张轨卒,轨子张实任中督护凉州刺史。同年,张实改元永安,是为前凉。
  (原载《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南古城和北古城
  今永昌县城西直距16公里的焦家庄乡杏树压村和河滩村?各有一座汉代古城,群众叫南古城和北古城。两城坐落在一条又宽又深的古河道南北两岸,相距约2公里。南古城呈南北向,向南置门,东西380米,南北320米,墙基宽6米,夯土板筑,夯层厚12厘米,有护城河。1972年文物普查时,只剩墙基和北端残高4米的一段土墙。余被农民挖土积肥。普查发观城的北侧:有汉代墓群,城内城外有大量的汉代灰陶。北古城呈南北向为长方形,东西346米,南北250米,向南置门。夯土板筑,夯层厚12厘米,墙基厚5米。城周有护城河,宽4米;197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在距地面30厘米以下,存有50厘米厚的文化层。文化层中,夹有灰陶片和尸骨以及“五铢”钱和“开元”铜币。站在南北古城遗址,南至祁连山北麓,北至龙首山南麓。地物、地貌一览无余,可谓古代镇守有资的理想要塞之地。 约公元前205至前161年,漠北崛起的匈奴曾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期统治河西地区的月氏族,迫使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一小部分进入祁连山)。整个河西地区被匈奴占据。匈奴占据河西后,按照匈奴管辖区域的规定,河西属于右贤王统治的地区。由浑邪王与休屠王直接驻守。(浑邪王驻河西西部,休屠王驻河西东部)。 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和统治还不够稳固,在高祖刘邦被“白登之围”以后,便被迫与匈奴和亲。然而,由于匈奴势强,在不断侵扰汉边的同时,臣服诸羌,把势力扩大至西域,中国西北部大部分地域被匈奴控制。 西汉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库充殷,国内统治日趋稳固,为汉王朝准备打击匈奴势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经过充分准备,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对匈奴采取了军事进攻。于是,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发动了河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发动了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发动了漠北战役。尤其是河西战役,彻底摧垮了匈奴在河西的统治。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河西走廊正式归入汉朝版图。
  汉武帝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首先,加强了对河西地区的边防管理与建设。于是,于元狩二年,在河西置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这就是史称的“河西四郡”。在四郡以下,共设置了35个县,从行政区域治理方面加强了统治。其次,从令居以西直到盐泽(今罗布泊)筑起了长城和烽燧。在长城沿线,还筑起了许多小城堡,都驻有军队;在重要关口要塞,筑有较大军营,驻有数千兵马,从军事和设防方面保证了边境安宁。再次,是从经济上大力开发河西,变游牧区为农耕区。要达此目的,就必须从内地向地旷人稀的河西大量移民(据有些史学家估计,当时浑邪、休屠统治时,其部属总共有五万多人)。于是,武帝实施了徙民实边的策略,他不仅移民10万于河套地区实行民屯,而且还创立了军屯,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命令60万出击匈奴的将士屯垦于河西走廊一带。为加快河西发展,太初三年,又从内地征发戍田卒18万到河西等地屯垦。与此同时,朝廷还将各种“罪犯”以及内地的“反叛”民族人口迁往河西,组织屯垦:当时的屯垦业,不论是军屯或民屯,都是白手起家,由国家统一供给食粮、籽种,耕畜和农具等,直到能自给为止。 为了加强对屯垦事业的领导与管理,汉王朝在番禾县设置了中央派出机构张掖郡农都尉,专事屯田殖谷。(《汉书》记载:全国设农都尉两个,另一个是北地郡的上河农都尉)。经过西汉王朝二百多年不断地向河西徙民发展,河西地区地旷人稀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到汉平帝时(公元5年),武威郡有户1758户,76419人;张掖郡有户24352户,88731人:酒泉郡有户18137户,76726人;敦煌郡有户11200户,38335人,四郡共71270户,280211人。 我们再说番禾县南古城和北古城。据传说,就在河西大量实行屯田的时候,朝廷在番禾县设置了农都尉,这个农都尉,不仅管理整个河西的屯田工作,还负责发放朝廷核拨给河西各郡、县屯垦军民的钱粮、籽种、耕牛、农具等,并监督检察各郡、县对这些物资的发放情况以及对违犯屯垦法律案件的处理。那时候,河西各郡、县均设置屯田机构和田官,郡、县的田官称“农令”。县以下设“部农长”,“部农长”以下设“农亭”。“农亭”是屯田的基本单位。而这一系列机构和官员,都属农都尉管理,层层对上级负责,都有朝廷按职务高低,发给俸禄。所以,番禾农都尉任务繁重,事务繁忙。 为了有效地指挥河西屯垦事业的发展和保证朝廷进军西域的粮秣之需要,农都尉报奏朝廷决定,把番禾农都尉领导管理屯垦与殖谷屯粮两种职能分开实施,成立了番禾农都尉“殖谷屯粮养马部”。在番禾县城西约4公里的战守有资的古水南北两岸修筑了两座土城作屯粮用。把番禾城东南西北有水可灌的十万亩垦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归农都尉统一管理使用。然后,任命了几十位“农令”分别负责各垦区的垦殖事业。拨给“殖谷屯粮养马部”戍卒一万五千名,专事军粮生产。又拨给戍卒五千名,在焉支山养殖军马。“殖谷养马部”所生产的粮食和军马。一律上缴农都尉,屯军所需粮饷全部由朝廷拨发。所以,这座南古城就承担了贮备军用粮秣中心仓库的任务,并派一千名边防军负责管理和看守粮库:北古城驻扎着两千军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南古城粮秣安全。南北两座土城城楼高耸,旌旗飘扬,表现了番禾屯田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 由于河西各郡、县认真推行了武帝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和屯垦业的进一步发展,边防巩固,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西域50个大小国家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河西走廊成了西域诸国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为了发展贸易和加强管理,西汉朝廷特意在番禾之地分置了一个骊靬县,专门负责对西域各国使团和商贸队伍进行接待、登记、安置,安排贸易活动和收缴关税以及办理出入国境的手续等。传说,当时常驻骊靬城的外国商人多达两三千人。所以,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到了隋唐时期,河西的屯田进一步加强,经济进一步发展,番禾县南北古城也长期被边防军队驻守。到唐末吐蕃占领河西后以至宋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战争频繁,时兴时衰,时我时羁。汉唐时期的南古城、北古城等一些古城,也多失去原有作用,逐步被新建所代替或废圯了。
  (此文原载《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署名祝巍山祝军年)
  永昌和河西地区婴儿的喜庆讲究
  一个地区的民间风俗有着与全国的共性,更具有这个地区的个性:自汉唐以来,河西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中转要冲,所以,这里的民俗文化早就融入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血液。通过几千年漫长的民族大融合和世代相承的生活传统习俗的淀积,呈现出了千姿百态和五彩缤纷的民俗文化特点。它既具有近现代文明的浓郁成份,更具有朴实而生动的原生本质,因此,它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源头。如果我们揭去现代生活的面纱,就能清楚地看到原始文化的底色,这里面蕴蓄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的精华和发人深思的生活智慧: 这里我们仅从河西地区婴儿喜庆的诸多讲究中来看这些民俗文化的演变和历史缘由:河西地区婴儿喜庆的讲究是很多的,据调查主要有怀孕、生产与踩生、洗三、坐月子、出满月、过百禄子(戴百家锁)、过生日(请干爹): 怀孕:媳妇怀孕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喜事,与孩子出生后的各项讲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年青媳妇初婚后,由于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多有婆母和妯娌为其操心,如果一两个月不来月经、或有呕吐或偏食某些食物等异常情态,就证明怀孕了。这时,家里大人尽量满足孕妇喜酸或喜辣等要求。媳妇怀孕后,家人一般不主张孕妇天天闲着,提倡尽量参加适当劳动和操持家务,保持着原始而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又能保证生育时不会出现难产等情况:但是,对于体质较差或有怀胎不牢等毛病的孕妇,家长是很关心的,多要请医生开服保胎中药,或在饮食方面加强营养,保证孕妇健康,促使婴儿健康发育:孕妇忌参加婚事特别忌参加丧事,不戴“孝”布,避免惊吓悲伤和恐惧:忌参加“红、白”事的讲究,在科学不发达的民国及以前,被说成是避免“红煞”和“白煞”对孕妇和胎儿的伤害。这种认识,可能来源于旧时一种巫术的联想,没有科学道理:其实,婚事是一种喜庆场面,对孕妇并没有精神上的不良刺激;丧事全过程倒是悲痛的场面,会对孕妇的情绪、心理和精神状态以及胎儿产生惊恐影响,因此,提醒孕妇注意倒是有科学道理的:妇女怀孕后,对于男丁缺乏的人家,要给观音菩萨、王母娘娘上香许愿,祈求男丁;孕妇作梦时如梦见蛇之类的动物,说这是象征着身怀男孩的迹象,不希望梦见红花绿叶之类的东西,说这是身怀女孩的迹象:综合来看,这些习俗的缘由,都是为了保证孕妇和胎儿有一个较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确保孕妇心情愉悦,饮食适宜,活动适当,促使胎儿正常发育,希望生育理想的后代。 生孩子与踩生:孕妇生孩子前,要及早约请“老娘婆”,也叫接生婆。临产时孕妇进入自己的住房,俗称月房,拆去炕上毡席,铺上久经日晒的细沙或炕洞里的草木灰,放一条旧被子,由老娘婆接生。孩子出生后,老娘婆要用烧红的铁铲断脐带,取孩子身上和口中的污腻,把婴儿脐带盘在肚脐上,用干净的棉花或洗干净的旧布或人家孩子穿过的旧衣服(说用旧的孩子安康)包裹好孩子,并将胎衣深埋在炕沿下或门背后,不能丢弃,寓意保守孩子初生秘密,保孩子一生平安。如果祈求生男孩的生准了(多指男孩),家长要去寺庙里上香还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新法接生,培养新法接生员,提倡孕妇生产时铺上油布或草纸,改跪着生为躺着生,推广产房消毒、断脐用消毒医疗器械,保障了产妇和婴儿健康。约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政府宣传下,有极少数人到医院生孩子。到80年代左右,由于城乡卫生医疗事业发展和广大群众卫生医疗常识的提高,孕妇生孩子时,都到县乡医院住院生产,提高了产妇和婴儿的安全系数。 踩生:踩生有两种形式。一是指外人或串门、或走亲访友无意间来到新生儿出生的人家;二是极少数人家提早约请亲友中或邻居中男孩多、威望高的人作踩生人,待到孩子出生时,踩生人来到新生儿家里:孩子出生后,踩生人要说些祝福吉利的话,寓意给孩子带来好运,孩子长大后具有踩生人好的品德和行为,有出息。主人家对踩生人无论是无意或有意者,都要敬以吃喝和礼品,表示感谢。河西地区的踩生习俗,一般是特指孩子刚出生时而言,而如果过了这个时辰,就又“忌踩”,主人家就要在产房门上挂一块红布,禁生人进入产房:这样做的缘由:一是怕生人踩断了产妇奶水或带走了奶水,特别要防止怀孕妇女接近产房;二是说怕生人将邪祟鬼气带进产房,伤及产妇和婴儿。如果有人冒失进入产房,产妇马上要把熟睡的婴儿抱起来,点上几张纸给婴儿燎一燎,燎出门去。这种习俗究其根源,大概是来自于交感巫术:前者认为踩生者可以把自己的禀赋传输给婴儿,后者认为生人接触婴儿,会使没有抵抗能力的婴儿受到伤害。从本意上来看,这样的习俗不就是反映了人类对生命延续的期盼和对死亡的恐惧吗?
  洗三:洗三是孩子生下的第三天,由接生人用艾蒿、花椒熬水擦洗孩子周身:洗前要在灶前(灶神)供上面蒸的桃儿或馍馍,上香化表,祈祷神灵保佑母子平安。洗完后,接生人要用艾柱轻灸婴儿的脐部和前囟(俗叫呼吸子),说能防止婴儿惊风。这种艾灸习俗在金昌市双湾乡和与双湾乡接壤的民勤县流行更具特点,这些地方不仅轻灸婴儿肚脐和前囟,还要灸灼婴儿两嘴角和上臂,要灸出水泡,待结痂退去后,嘴角和上臂会留下明显的烙印。今日,在三四十岁的人身上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烙印。艾灸后接生人仍用干净的布块裹缚紧婴儿的肚腰,穿上其他婴儿穿过的洗干净的旧衣服,包上小棉褥,拍打拍打婴儿屁股说:“灶神管我全家事,大人孩子托于你,多送男子少送女。”等祝吉平安的话,洗三就算结束了。头胎洗三尤其生了男孩比较隆重,要请媳妇娘家的父母或哥嫂前来:这天,主人家要做长寿面和好吃的,以示庆贺,还要给洗三的送谢礼:洗三习俗之举,富人家隆重些,贫穷人家从俭。 坐月子:孕妇分娩后,一个月里不出月房门叫“坐月子”:坐月子期间,亲朋邻居送饧面、锅盔或两把挂面以及红枣、红糖或孩子衣裤鞋帽等物叫“送奶”。送奶习俗的含义丰富,主要是指送奶水和送福气:河西地区坐月子习俗大体相仿,讲究也多,如月子里特别是十天半月之内,产妇不能多吃面食,而要坚持多喝小米米汤,以期清肠胃、防虚火;十天半月后,可增加鸡汤、鸡蛋之类的补养食物;月子里不许产妇哭泣,不许做针线。送奶的亲友一般也避免少进月房,怕“踩”着婴儿。远来的亲友若一定要看看婴儿,也必须在其他房间待上一两个小时才能进去:坐月子期间,产妇的丈夫不能进月房,孩子出满月这天,月房打扫清洁后才能进入。之前,都由婆母或妯娌照料:当然,确无人照理的,丈夫也就无所忌讳了。 出满月:婴儿出生后一个月叫满月。出满月的庆贺礼俗河西各地大同小异:这天,不仅要请产妇娘家父母或哥嫂前来,还要请几位亲朋好友,准备好菜好饭,共同庆贺。婴儿出满月的一项主要仪式是给婴儿剃头叫剃胎毛:剃胎毛的讲究也不尽一致,但是不剃光头:如在婴儿囟门处、或在囟门两侧、或在头顶、或在项颈后窝处留一小撮胎毛。留胎毛有几种说法:一说婴儿出生后囟门未合,经常波动,传说这里是小儿灵魂进出的地方,所以用娘胎里带来的胎毛盖起来能保护婴儿平安:一说是留胎毛能使子女繁多,如有“前拉拉,后扽扽,拉拉扯扯一阵阵”的说法,还有在头顶下方留一环状发圈,说这象铁箍一样能保护生命牢固。同时,特别讲究把剃下来的胎毛,搓成一个圆球,用红布包起来,缝在婴儿小棉袄或夹袄后心,经常带在身上,说是娘胎里带来的精气之本,能促使孩子健康成长,且能避邪。出满月这天,要由爷爷给孙子起乳名(即小名)。给孩子起乳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以定例,但是在实践中却反映出了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共有的信念,即祈求神灵保佑平安、健康、多子多福、纳福迎财、光明向上、长大成才等愿望?总之。起乳名多是随着社会变化而为之。 过百禄子(戴百家锁):孩子出生后的一百零六天,孩子父母要抱着孩子去外爷家给孩子“过百禄子”。之前,由媳妇娘家母亲(或嫂子)预先走村串户,向百家化募各种彩线,然后辫成百家彩带。彩带中辫穿几枚铜钱。叫“百家锁”(不去娘家的,由婆母或妯娌化募)。这天,给孩子戴百家锁时,由外爷外奶或自家爷爷奶奶先在灶前上香化表,孩子母亲抱着孩子在灶神前磕头,由外爷外奶或爷爷奶奶亲自把百家锁戴在孙子脖子上(过后要缝在孩子帽后),祈求神灵保佑。这天,娘家或婆家要准备喜庆的、寓意孩子长命百岁的长寿面和好饭菜招待客人。所来亲朋也向孩子祝福平安,给孩子揣点钱币或食品等物:据调查,“过百禄子”的习俗,其实是生日礼仪的初始,不过它更具有人们对生命延续的重视和对生活向往的祝吉。 过生日请干爹:孩子长到一周岁时要过生日,其礼仪大致相同于过百禄子。以后每年都要过生日,但不像一周岁重视,青壮年时就更淡漠。孩子周岁生日时,如孩子多病或之前有孩子夭折的人家,要请几位子女多的人和木匠、铁匠、石匠给孩子当“干爹”,由干爹给孩子戴“长命富贵”的银牌锁或铜、铁牌锁。干爹给孩子戴锁(也称拴娃娃),要举行一定仪式,要在灶神前上香化表,跪拜磕头,孩子由大人抱着给干爹磕头一一认干爹:干爹给孩子戴锁——认干儿子,并揣给干儿子福禄钱,祝福干儿子大富大贵、长命百岁。请干爹的习俗多指男孩,也不仅在周岁,其他幼儿年龄段如孩子多病或不顺等均可约请干爹。 前面已把河西地区婴儿喜庆诸多习俗的重要方面作了一些记述,也把这些习俗从何而来以及人们所希望和追求的心理活动作了简要释疑:为了进一步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象较全面地了解这些习俗事象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下面谈几点认识。 第一,河西地区在历史上是人口极其稀缺的地区之一,历史上的河西不但是多民族栖息的场所,而且是民族纷争、搏斗的战场:这里曾发生过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多次战争,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而稀少的状况:除了战争之外,一些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在被另一个新的政权推翻之后逃亡的时候,会把这里的人口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掳走,而在平时的骚乱和争夺中,人口被劫掳的事件也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历史上因战乱造成河西地区人口稀缺,恐怕是主要因素。所以,河西人从保护婴儿开始就重视生命、繁衍人口的思想观念显得那么强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边陲,在民国及以前交通闭塞,生产力低下,民众生活贫穷,特别是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所以人口死亡率高,发展缓慢:如一对夫妇一生生育四五个孩子,结果成活不到一半。多因天花、白喉、霍乱、肺炎等疾病而夭折,或因天灾饥荒而饿死。就民国时期而言,河西近20个县没有一所医院,只有武威、张掖、酒泉几个州署所在大县,才有私人诊疗所:广大乡村也只有很少的乡村中医和中药铺,所以老百姓生病后,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特别是婴儿出生后,在没有有效办法保护新生命平安的情况下,无奈沿袭古人遗留下来的一些祝吉习俗,禳灾解难或祈求神灵保佑是很自然的行为:这也充分说明这是出于人类求生本能的客观反映: 第三,为了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是世界上所有生物的本能,人类都是这样。而河西人不过是受历史上频繁的战乱摧残,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的心灵创伤更严重,而这种本能更强烈罢了。有人或许要说,婴儿喜庆是迷信,我认为这些习俗不同于迷信活动,它恰恰反映了人类(父母)要延续生命的要求:孩子顺利成长和后代兴旺的祝吉,是一种具有强烈人性伦味,是同于禽兽又超越于禽兽的创造生命的行为,是追求育儿育女的最原始的人性道德: 第四,为了养老送终。在旧社会里,河西地区是全国最落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腐朽的旧政权只知道横征暴敛、抓丁派差,哪管老百姓死活。至于老百姓老了怎么办?死后又怎么办?根本无人问津。所以,在老百姓的思想深处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这就是“养儿防老”。认为:生儿育女是老有所靠的基本保障,有子才有人送终。事实上,在民国及以前的年代里,这是事实,我们这一层人就是见证人。所以,在那样的社会,人们重视生儿育女,重视婴儿的成活平安,也就显得十分的客观和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科技进步,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和城乡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实施了对教育、医疗卫生、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补贴以及独生子女户、有女无儿户、两女户的奖励和照顾政策,促使城乡人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认识到“生儿生女一个样”和“少生优育”的好处。 (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选辑》十辑,2009年出版,2010年载于《丝路民俗甘肃河西卷》中国国际出版社)
  永昌的正月十六游百病
  农历正月十六日,原本是永昌的城隍庙会,也就是城隍诞会。过去,在城隍诞会这一天,永昌县城和城郊的群众来到县城城隍庙上香、磕头、烧纸钱,祭祀城隍,祈求城隍爷保佑。据老人们说,城隍庙里的两廊有“十八层地狱”的壁画和泥塑,凡到这里来的人,都要看看这些东西,意味着也游了一趟十八层地狱,说这一游能消除罪孽,不得病。后来人们慢慢的把这种活动习俗叫做“正月十六游百病”。民国时期,永昌清河地区也有同样的活动。这一天,“十堡”(包括今水源、朱王堡两乡镇的“八堡”、“两寨”)和邻县武威的双城、民勤的蔡旗堡的群众,也到陈仓堡的关帝庙祭祀关圣人,祭城隍,看戏、看秧歌武术,气氛非常热烈。 那么,城隍庙会是怎么回事,据记载,古时候,道教传说城隍是守护城池的神,城隍诞就是城隍的诞辰日。旧时,都城和府、州、县都筑有土城或砖包城,统称为城池。一个城的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垣,为城;围绕城垣四周开挖的护城河,为池:又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战争频繁,有了城池,就可以有效地抵御入侵者,所以,城池就成了保护一方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可靠屏障:有了城池,也就有了城隍神,有了城隍庙神,就有了祭祀城隍神的习俗。据记载,这个习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芜湖城隍,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唐代以来,郡、县皆祭城隍:后唐清泰元年(934年)皇帝封城隍为王,宋以后,祀奉城的习俗更为普遍。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正式规定了各府、州、县的城隍神,并统统进行祭祀。永昌县从西汉起就有了如番和县城等诸多古城,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马仲英攻打永昌城、屠永昌城时,永昌县城还是完好的,民国后期,城垣大部分已颓废,失去了它的功能。其他古城遗址尚存。明朝初年,永昌全县乡村中增加了很多堡城、寨城,其规模比县城小一点,而他的防御功能与州、县城池一样,这些堡寨城,民国中期均已废了,但是,永昌老百姓对曾经保护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城池都看得非常重要,心目中遗留下来的对崇敬城隍隍神的这种习俗的留恋也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直到现在,每遇这一天,县城和县城周围的人们都要扶老携幼,到武当山、北海子和东水泉的寺庙里去游一趟,俗称“游百病”,人群鼎沸,熙熙攘攘,盛况空前。
  (2008年《金昌电视台》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我。后写成此文。此文原载于《永昌文史资料》十辑2009年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永昌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全党全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央决定组织宁夏战役,要占领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了这一目的,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西渡黄河。
  1936年10月23口至28日,三十军、九军、五军和四方面军指挥部共2.18万人渡过黄河。首要目标是扫除黄河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口号的鼓舞下,英勇进击。
  红军西渡黄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电令马步芳、马步青共同堵击河西红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马步芳调集了1.3万骑兵、3000步兵,由马元海任指挥;马步青调集了3000余骑兵、4500余步兵,任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指挥。“二马”合计步骑2.35万人马,对河西红:军进行阻击。
  10月27日至11月2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在一条山与敌激战四天,击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及以下千余人,打击了马敌气焰,两军成对峙状态。
  11月8日,中央军委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作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任务。11月8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称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郑义斋任供给部长,苏并观任卫生部长、郭天民任总部一局局长、宋侃夫任二局局长,杜义德任四局局长、曾传六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部队建制及装备如下: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委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怆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杨朝礼)、三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共200人马,枪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俊(后叛变)。 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战斗人员约13000多人。
  1934年11月9日,四路军向西开拔。13日,九军以一个团攻占古浪,主力进城吸引了“二马”向古浪集结。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绕道过凉州,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五军跟进,到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结在永昌以西至山丹以东到武威西四十里堡300里的一线,与敌激战。 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由于麻痹轻敌,指挥不当,虽经浴血奋战,击毙敌2000余人,但九军也损失了2000人,损失兵力三分之一。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总部撤消了孙玉清军长职务,派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整顿。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21日,西路军总部移驻永昌县城。22日,西路军总部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困难,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24口,徐向前电告中央:“无力集中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5日中央复电:“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路军只好驻守永昌,坚持与“二马”作战,创立永昌根据地。
  11月底的河西,降温急快,滴水成冰,红军将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与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三十军八十八师,遭敌马元海五个团的围攻,在政委郑维山的指挥下,经过三大三夜的激战,歼敌2400余人,但八十八师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连以上干部牺牲十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八师退出四十里堡,向永昌县八坝西撤。部队刚进入八坝,又遭敌两个骑兵旅的进攻,激战两昼夜,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砍杀敌人800多,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此期间,西路军在永昌地区与“二马”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除上面两次战斗外,主要还有永昌县城周围的东十里堡战斗、东寨郭家磨庄子战斗、水磨关战斗、南沿沟战斗、王信堡战斗等,与 “二马”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厮杀。 西路军一面粉碎敌人进攻,坚守永昌县城周围外围堡寨;一面遵照中央指示,派出干部战士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着手创建根据地。
  永昌县同河西走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马步青的长期统治,再加上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极其贫穷。在红军西进的消息传来后,地主老财纷纷转移财产,埋粮食,关店铺,携家逃亡。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迷惑,也外逃山里躲藏起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县城后,以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领导同志署名张贴布告,从西至水泉子,东至八坝以及县城周围的南泉、水磨关、梅家寺、头坝等地,宣传“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抽丁拉夫”的纪律;宣传“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东返抗日”、“建立永甘凉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县城四条街道上,在红军活动的乡村用黑墨、红土、白石灰水书写了很多很多的标语。进行宣传。新城子乡宦家庄至今还保存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等多条标浯、还组织宣传队,在红军驻扎、活动的村、寨及县城内,开展演讲宣传,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纪律、任务,说明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后方,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支援红军的道理。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也到红军驻地用文艺形式宣传演出,动员群众。红军总部决定,将县城粮仓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发给极度贫穷的百姓,还将城乡一些地主老财埋藏、储存的粮食、布匹、皮毛、食油、被服等物资征缴归公,一部分给红军给养,一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总部司法机关根据人民群众的揭发,将罪大恶极、无恶不作、给敌人通风报信的几个坏分子进行审判处决,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人民群众看到红军的一言一行的确是为穷人的,一些躲藏在外的青壮年陆续回到了家里,与城郊许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一起,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 西路军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于11月23日在总部召开了由县城内外各界群众代表、进步士绅100多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社会各界大力支援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以及西路军政治部、供给部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了话,提出了创建根据地、 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的提议,当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经协商,推举当地深受地主恶霸压迫、为人耿直、思想进步的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并提议几个青年骨干:协助狄万川开展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总部立即派出了富有革命老区创建根据地工作经验的黄部长、关部长、汪部长(名字均不详)、青年部的王青部长、妇女团的王泉媛(女)团长、罗部长(女)、曾科长、祁科长、姜科长等一批干部深入红军占领地区,开展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了县城东南隅乡、东北隅乡、西北隅乡、西南隅乡及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村、水磨关村、梅家寺村、赵定庄村、通信堡村、郭家南庄村、水泉子村13个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并分别组织了“抗日青年队”。在选配基层政权领导成员的同时,选举了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区(县)政府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军队4人),选举了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委员王思福负责军事,为抗日青年大队大队长;委员张德文负责财政,委员刘万祥负责粮秣,委员冯怀义负责民政、委员杜有才、曹有得负责民运,委员许教琪负责内务。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设在旧政府内(今城关一完小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作向导、搜集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筹集给养、帮助红军修理枪械、运送物资及战伤救护等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红军开创根据地之际,“二马”接蒋介石令,由马步青在凉州(武威)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纠集骑五师所属三个旅、两个团;马步芳所属新编二军100师三个旅、海南警备旅两个旅和青海十多个县的武装民团共八九万人马。任马元海为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兵分三路围攻永昌、山丹地区的红军。国民党军杨德亮补充旅为预备队驻兵凉州,空军第十五队的飞机也抵凉州助战。
  11月25日,马彪、马朴率骑兵分左右两部,从永昌城南、城北迂回城西,进攻城西一线红军。马元海率三个旅、两个团和部分民团,从中路向永昌县城以东的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防地进攻,并由国民党空军第十五队的三四架飞机配合,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三十军与敌激战三天二夜,将敌击退。八坝战斗之后,敌人派重兵向县城以西的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红军的联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与敌在水磨关激战了一天一夜,在八十九师的驰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六百余人,但红军也损失惨重。12月初,马元海为了打开进攻永昌的道路,义调集三个旅二个团和五六个民团的兵力,向永昌东二十里铺、十里铺及县城东郊一线红九军阵地连续不断地发动进攻,企图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红九军、红三十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在县城以东至八坝60里的甘新公路战线上与马元海两次交战,在十多天的艰苦鏖战中,消灭了大量敌军,红军虽伤亡惨重,但是这一线的所有阵地都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 正当战斗激烈之时,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陈昌浩、徐向前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到了全军。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积压在心头的悲愤一下子进发出来,战土们高呼:“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前沿阵地的战士向敌军喊话:“马家军弟兄们,卖国贼蒋介石被逮住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别再打内战啦,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西安事变发生后,永昌战场上枪声渐稀,西路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电示,与蒋、马各部开展统一战线的淡判活动,但“二马”拒绝谈判。12月18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根据军委电令,动员部队,准备西移。12月19日至21日,马元海根据马步芳电示,依仗着骑兵的优势,又组织五个旅和四个民团的兵力,同时包围和进攻西路军在永昌县城东郊的东水泉、教场山阵地和东二十里铺、十里堡一线阵地。红军顽强作战,对马元海部给予了有力打击,使马部受到较大创伤,遂转攻为困:这时候,部署在永昌县城以西水磨关和水泉子一线的红九军也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激战。这个时候的永昌地区,正是严寒季节,红军将士衣衫褴褛,单衣草履,在冰天雪地中无日不在与敌人苦战。这个仅有三四千人口的永昌县城的老百姓和县城周围的人民群众也给予了红军大力的支援,但还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穿衣穿鞋问题,有不少指战员冻坏了脚。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部队伤员剧增,医药缺乏,减员严重,又无法补充,弹药也有耗无补,红军处境万分艰难。
  12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弹药、被服。”次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12月24日,西路军刚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12月25日,马元海又调集千余骑兵和五个民团的步乓向红九军二十七师防守的县城以东二十里铺阵地发动疯狂进攻,二十七师指战员在师长刘理运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经过一整天的浴血搏斗,战士伤亡过多,师长刘理运也壮烈牺牲。与此同时,红军在东十里铺和县城外围其他阵地的战斗都遭到敌人步骑兵频繁进攻,节节失利。26日夜,外围红军决定放弃堡寨,撤离、集结于永昌县城内。这时候,位于县城以北和以西为红军磨面粉的北海子和水磨关的水磨全被敌人占领,城里的红军只好吃煮小麦、煮豆子,就在被敌人步步围攻逼近的情况下,二十军还调部队西进山丹,支援五军。 为了加强城防,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动员机关所有人员日夜上城防守,准备手榴弹和石头、砖头,随时准备与敌人血战。12月27日拂晓,敌军以五个正规旅和七个民团开始进攻县城,敌人在炮火、机枪的疯狂轰炸射击下,组织云梯队登城,敌人一次次的登城进攻,都被在城头的红军战士用土雷、手榴弹、步枪、机枪、石头、砖块打了下去。与此同时,驻凉州的敌空军十五队派来三架飞机配合敌军攻城,敌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又是散发传单,愤怒的红军战士用机枪、步枪对空射击,击中了一架敌机。敌人为了加强攻城力量,又从山丹方面调来了马志武骑兵团(黑马队)增援,当敌骑行至永昌县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以南南沿沟滩的时候,遭到了红军的英勇抵抗阻击,红军也损失很大。在敌军遭受惨重损失、破城无望的情况下,马元海改变了攻城策略,变攻为困,想把红军困死在永昌县城。12月27日,军委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总指挥部立即部署各部西进事宜。撤离前把无法带走的武器埋在永昌县城东小十字民宅院内(现县供销社商场处)。驻在县城的总指挥部直属队和九军城防部队于当晚悄然撤离县城,西进到县城以西的水磨关、梅家寺、南泉、新城子一线集结。28日,总部在南泉村田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部队西进等问题。当天晚上,九军、三十军安置了伤兵员,以九军掩护总部在前,三十军殿后,全线撤离了永昌地区,经毛家庄、八个墩滩西出县境。
  红西路军在永昌地区征战40余天,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击毙击伤敌人6000余人,击伤敌机一架,但自身也损失1000多人。红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师政治部主任姜启化、敌工部部长姜焕徇、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少年先锋团参谋长余兴会等同志壮烈牺牲。29日凌晨,敌刘呈德团进入县城,严令执法队摧残革命群众。西路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基层政权被敌摧毁,各级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冯怀义、许教琪、李万等多人先后被杀害;狄万川被严刑拷打致残:1937年2月,红西路军西进至临泽县倪家营,军政委员会派出以牟永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山、永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配合西路军行动,然而到2月中旬,西路军在张掖、临泽、高台连遭马部进攻,连连失利,兵败祁连山。又因敌人疯狂搜捕红军遗留人员,密切监视。山水县委因难以立足而未能开展工作。 红西路军遗留在永昌的红军伤病员战土,虽遭到反动军警、民团、土豪劣绅的疯狂搜捕、迫害,但是,永昌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和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之下,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形式保护红军伤残人员和失散人员。据初步统计,流落在永昌县的男女红军共200多人,后来,大部分移居他乡,到1949年永昌解放时,还有红西路军遗留人员七八十人。 为纪念红西路军在永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8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拨款建成革命烈士陵园,为红军西路军树碑立传,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并请当年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为烈士纪念碑题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 (此文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载于《永昌史话》和《金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金昌历史上地方史志编纂概要
  金昌市地方志的编纂,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2005年的394年间,共修成地方志类典籍14种,其中金昌市志1种,年鉴1种,永昌县志4种,历史上附于州府志的永昌县志2种,史志专业类资料6种。 《金昌市志》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全国修志热潮中,在金昌市委领导下,由市政府主持,成立金昌市志编纂委员会,由陆佩任主任,唐立贵、李志宇、马永恒任副主任;由唐立贵担任主编,李庆云、康怀远、谢澄清担任副主编。编纂者遵照国家提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科学分类,编纂而成。该志上限一般从建市起,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限至1991年底,重大事件适当下延,全志按照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统一设置,以志为主,分类记述,按篇、章、节、目,横排纵述;以概述为纲,总揽全貌;以大事记为经,纵观历史;以分志为纬,分类记述。该志除卷首概述、卷末大事记外,分志共26篇、149章、566节。主体志是地理、矿产资源、人口、经济综述、经济管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业、有色金属工业、交通邮电、建筑业、农业、水利、商业、财政税务、金融、党派社团、政务、政法、军事、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文物名胜、卫生体育、社会、人物。全志共142万字, 于1995年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金昌年鉴》 《金昌年鉴》是金昌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综合性年鉴。它记载了金昌市1992年-2000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面貌、发展状况以及新的经验、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探索性的经验等。年鉴采取分类目编辑,共设32个类目,下设288个分目和1363个条目。为下届修志积累了资料。年鉴成立编委会,由李成龙任主任,方银天、周学信、亢万柏、谢杰同任副主任;主编由亢万柏担任,副主编由梁金川、刘尚志、李德元、王在华、李德文、师建祥、 王德俊担任。该书于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历史上的《永昌县志》 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永昌卫指挥同知赵光远(顺天香河人)与指挥佥事南魁(永昌人)创修《永昌卫志》一部,已失存。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记:赵光远与南魁“创修卫志,版藏于家”,“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虽然卫志未刊印,但乾隆本《永昌县志》中完全录用了卫志的资料。 一、清乾隆《永昌县志》。乾隆五十年(1785年),由知县李登瀛(陕西蒲城人)鉴定,南济汉(永昌人)总编纂,方毓伦、谢弼翰、郭兴尚等参与编纂,修成《永昌县志》10卷,依次为地理、建置、风俗、祠祀、兵防、官师、人物、选举、杂志、艺文。卷首绘图13幅,即邑域总图、水利图、县城图各1幅,书院等建筑图2幅,永昌八景图8幅。 该志内容丰富、详备,约7.4万字。 二、清嘉庆《永昌县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由南济汉纂辑,勾钟瑞、王国宾、闫英、南棠参与编纂,修成《永昌县志》8卷,附续编1卷,无图表。文字8卷,依次为地理、建置、水利、兵防、官师、人物、选举、艺文。该志内容与乾隆本重复较多,约6.4万字。 三、民国续修《永昌县志》。民国6年(1917年),由县知事闫权鉴定,乏裕基编辑,马东壁、张植福、萧鸿泰、郭树祯采访校正,修成《永昌县志》8卷,依次为地理、建置、水利、兵防、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约3.7万字。该志对忠孝节烈记载偏多, 余较简略。 以上三种县志,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永昌县档案馆均有收藏。1983年,县人民政府将以上三种县志按原版式样,翻印成合订本,共印1000册,县档案馆收藏100册。 四、附于州府志中的《永昌县志》 (一)清顺治《丁酉重刊凉镇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由分守西宁道苏铣在明朝蒲坂杨公(杨俊臣,天启二年任凉州镇)、西平王公(王顺行,天启六年任凉州镇)创修《凉州志》数册的基础上、求遗补缺,重新编撰了凉州所属卫、所(清初的行政建置沿用明朝的卫、所制)志书,取名《丁酉重刊凉镇志》。此志分武威、永昌镇番、古浪三卫一所分编,各县县志体例、目录基本相同,其中《永昌卫志》7卷36目,依次为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疏诗赋,约2.8万字。永昌卫志的“物产”、“忠烈”、“流寓”、“仙释”四目的内容记在凉州卫志中。该志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阅览室,永昌县志办存全书胶卷和洗印件。 (二)清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简称《五凉志》)。《五凉志》分《智集·武威县志》《仁集·镇番县志》《圣集·永昌县志》《义集·古浪县志》《忠集,平番县志》五部分,附《五凉沿革考》。该志是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修成。由凉庄道张之浚等鉴定,由张玿美总修。各县志体例篇目基本相同。《圣集·永昌县志》由李炳文鉴定,沈绍祖、张绍训、谢谨纂修。共设专志7个,依次为地理、建置、风俗、官师、兵防、人物、文艺, 附《疆域图》《水利图》《北境汉蒙交界图》。全书约7万字,原版本存永昌县文化馆。 《五凉志》是继《凉镇志》后,凉州各县一部较完整、较系统的地方志书。该志记述了上自唐虞,下至清朝中期数千年间凉州地区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物产、民族宗教、风土人情、文物古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1996年,在全国第一轮修志进入后期阶段时,在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副县长乔高才让的首倡下,邀集武威、民勤、永昌、古浪、永登五县县忐办公室、党史办的地方史志专家,在武威行署、金昌市和五县人民政府支持下,于天祝召开首次会议,按照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整理旧志的精神,统一认识,成立整理领导小组,聘请顾问、制订整理计划,明确整理原则和方法,在保持文体内容原貌的基础上,精心校勘错讹,断句、标点、注释,并采用简化字横排,精装刊世。明确分工,即《武威县志》由王宝元、张克复完成,《镇番县志》由李兴华完成,《永昌县志》由祝巍山完成,《古浪县志》由朱应昌完成,《平番县志》由苏裕民完成。张克复参与各卷校点、考证和注释,并综其成,前后四易其稿。1997年,张克复主持在永登召开二次会议,讨论整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办法,修订了《凡例》。1998年9月,校注稿清样排印后,张克复在武威召开第三次会议,征求定稿意见,并进行初校。前后历三年,《五凉志全志校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与读者见面。永昌县档案馆有收藏。
  新编《永昌县志》 新编《永昌县志》,在国务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开展编修地方志的热潮中,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遵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原则,成立了永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由县长曹长庚任编委会主任,杨茂林、赵守国任副主任(之前,编委会领导几经更迭,进行了筹备、收集资料、翻印旧县志等工作);祝巍山任县志主编,谢翔云、何登焕、吕兴汉任副主编。县志编纂者遵照国务院提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在收集了1200万字古今资料的基础上,以科学方法严格筛选,考证求实,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成了永昌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新编《永昌县志》,采取统合古今的写法,最早据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下限1990年,上下贯穿数千年。它真实地记录了永昌的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会,历史与现状及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运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综合表述,分类记述,横陈现状,纵述历史,以志为主,图文并茂,努力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篇目没置采取卷、章、节、日形式记述,全志共33卷、142章、346节。书前有行政区域图,彩色和黑白照片120幅以及序言、凡例。全志以概述卷为纲,以大事记卷为经,以分志为纬,分志有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电力、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粮油购销、商业、物价、财政税务、金融、综合经济管理、教育、科学技术、文物、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党派群团、政务、民政劳动人事、司法、军事、民族宗教、风俗方言、人民生活、人物、附录。全书120万字,1991年11月报金昌市终审。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1996年,在全省图书和地方志书质量评比中,获得了全省地方志一等奖。 史志专业资料
  一、《永昌赋役全书》,共3册,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记述自清道光三年至咸丰二年(1823年—1852年)永昌县屯科和更名地亩以及额外杂税,应征实征粮草、地丁银数额和开支项目。
  二、《永昌乡土志》,手抄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杨鼎新编著,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 二、《金昌市国土资源》,1987年由金昌市计委、经委、建委、农业局、水电局、永昌气象局共同编写,张国良、刘占同、石振才总编统稿,该书共10篇,即概况、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气候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矿物、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共28万字,为内部出版物。 四、《永昌县地名资料汇编》,是永昌县于1980年,对全县2400个地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而编成的资料汇编,分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况、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和附录。附地名图35幅、1981年内部出版发行。 五、《中共永昌县组织史资料》。根据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部门通知,县上成立吴应文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姚明风、刘连任主编,编成了33万字的《中共永昌县组织史资料》,1991午6月内部出版发行。 六、《中央永昌县党史大事记》。据上级指示精神,县上成立了以吴自升为组长的党史研究领导小组,由刘克文任主编,刘连、赵世桂任副主编,编成了1949年至1994年底的《党史大事记》。1995年10月内部出版发行。
  (2004年和2006年载于《永昌史话》和《金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注:1990年,新编《永昌县志》已完成送审稿。金昌市政协组织出版《金昌文史》祝巍山和谢翔云撰写了《永昌县历代修志纪略》,以县志办名义送呈市文史委。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水源与金昌市今日之水况
  祁连山是我国著名的山脉之一。位于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边境,从西向东,横跨河西走廊的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五市地域。“祁连”,匈奴语为“天”,意即天山,因位于河西走廊以南,又称南山,也称雪山。祁连山西接阿尔金山,东接秦岭、六盘山。延绵1200多公里,纵深300公里。它山谷相间,多雪峰、冰川。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野生植物和动物资源、水资源和旅游资源。祁连山整个山系由四十多条平行山脉组成。1988年,国家正式将其确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祁连山纵深处,终年积雪,银装素裹。它的总面积约265.3万公顷,占甘肃省总面积的5.9%。由于年降雪量大于消融量,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千年冰川”。这些冰川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山岭北坡和河源沟脑;总储水量约达400多亿立方米。祁连山冰川共有8种类型,其中山谷冰川储量最大,占全部冰川的40%, 是河西走廊各河系的发源地。 祁连山共有大小河流数百条,其中较大的有50条,诸如武威市地域内石羊河水系的金塔河、杂木河、西营河、黄羊河;金昌市地域内的东大河、西人河;张掖市地域黑河水系的黑河、酥油口河、大野口河、大磁窑河、山丹河;酒泉市地域黑河水系的讨赖河,流经肃南县、嘉峪关市、酒泉县、金塔县,在会水与黑河汇合,流入居延海;还有流经玉门市、安西县、敦煌县,注入罗布泊的疏勒河,以及疏勒河水系的党河等。祁连山大小河流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和冰雪融化。每年大约有65亿立力米的水注人这些河流,浇灌着河西走廊约1000多万亩的耕地,为400多万人口、500多万只牲畜和大小数百家工矿企业提供用水。金昌市区域内的东大河和西大河两大河流,均发源于祁连山中部主峰冷龙岭北坡,全长80多公里,为常年性内陆河。这两条河流的径流量年际变化较大,年内水量分配不均匀,一般年份,年径流量为5.2亿立方米。为金昌市80多万亩耕地、46万多人口、100多万头牲畜和金昌市区、永昌县、金川区大小数百家工矿企业提供用水,是发展金昌经济的命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然而,近40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干旱的影响,祁连山雪线上升,东大河和西大河水量减少,致西大河流域的永昌县新城子镇,红山窑乡、焦家庄乡压缩耕种面积。更为严重的是东大河流域下游的永昌县水源镇、朱王堡镇原有千百年来的泉水全部枯竭,原有的泉水河两条——乌牛坝河和清河坝河已被废弃,形势逼迫这里的人们从20世纪70年代初挖井取水(金川区的宁远堡镇和双湾镇也同样打井)。过去几十年,由于人们错误地认为:地下水是采不完的。所以,任意开荒,无限制的打井,在利益的驱动下,只顾当前,不考虑长远,杀鸡取蛋,危害子孙。四十年来的见证摆在地面上:由于过度超采,水位逐年下降。如水源,朱王堡镇,在20世纪70年代打井,10至20米见水;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80米至90米见水,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以来,100多米见水。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米至3米。这样不按自然规律和科学态度办事的结果,不仅会加重了农民负担,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了地面上原有的北部林带全部干涸死亡,风沙再起,严重威协到人们的生存。近几年,金昌市采取了限制乱开荒、乱打井和多种节水措施,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从根子上解决水资源逐年减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从保护东大河、西大河发源地的植被以及原始森林做起。 祁连山森林植被和野生植物资源是我国西部干旱地区的生物种源库和物种遗传基因库。这里生存的天然高等植物有1040种,其中乔木48种,灌木145种,草本851种。天然植物森林资源,呈斑块状分布于海拔2400米~3300米的阴坡和半阴坡。主要有松科、柏科、杨柳科、榆科、桑科、桦木科等6科13种。这些森林起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和大气降水的特殊功能,是河西诸多内陆河的贮水库。如果对这个贮水库,能够采取积极地、科学地、有效地保护措施,那么,它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如果保护不力,甚至遭到破坏,估计再过50年至100年,东大河和西大河的来水量将会大幅度减少,甚至会严重威协到金昌地区,乃至整个河西地区人民的生存。
  (此文原载《金昌史话》,收入此集时,稍有补充)
  光明磊落勤政廉洁的胡执礼
  胡执礼,字汝立,号雅斋,永昌卫(今永昌县)人。生于明朝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四月七日,卒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六月十八日。祖籍兰州阿干里。自父始迁永昌落户。父亲胡岳“少历艰辛,托迹于裹市”。是广普通市民和小商。胡执礼少年时聪慧出众,九岁时以文学极好,为时人赞尝,称奇童。十一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岁乡试中嘉靖乙卯举人,二十一岁会试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已未科三甲第七十九名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初任四川保宁府推官(正七品),主管司法工作。他在任职期间,遵行国令,执法严明,对那些隐藏很深的犯罪分子和邪恶犯罪活动进行了坚决揭露,并予以严惩。表现出了非凡才能,作出了卓越成绩。为太守罗绅所敬惮。不几年,被提升进京,担任了刑部主事(中层官吏,正六品)后来调任兵部主事,又调到吏部,升文选郎中,主持文选司工作(主官,正五品,负责办理官吏的调动、任免、考课等事)。胡执礼调京后,才能出众,为人清正谦和。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 (1567-1572年),累被重用,先由文选司调到为皇帝处理机要的部门——通政司,被提升为通政司的副长官之一,右通政提督誉黄(正四品),紧接着连连升任了官理皇帝舆马和全国牧养马匹事务的太仆寺卿(从三品)和管理皇帝酒醴膳食事务的光禄寺卿(众三品),管理朝廷祭祀、礼乐事务的太常寺卿(正三品)等职。没过多久,又调任了一个更为显要的职务,到皇帝耳目风纪之司的都察院,任了右副都御史。胡执礼入京不到十年,政绩显著,由六品旋升为三品大员。虽职位显赫,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清正廉洁,不惧邪恶,体恤民情的优秀品质。万历初年,神宗朱翊钧年幼,张居正(1525-2582年)主持朝正,权倾一时,当时,张居士想借丝绢鼓噪事虚构罪名,整理假材料,诬陷持不同政见的余樊学、汪文辉(御史),并要让担任右副都御史的胡执礼会稿。而胡执礼知其张居正诬陷他人的原委,而拒绝签字,并义正辞严的公开抵制说:“杀人媚人我不为也!”充分表现了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万历四年(1576年)出京南巡,当了几年应天府巡抚御史。
  在胡执礼出巡南方和在南京任职的前后十几年间,黄河、长江水患频繁。虽经明太祖朱元璋诏谕全国治水二百余年,但灾害未减,长江水患尤甚。胡执礼在南巡的数年间,了解掌握了治理长江的水患之计,上疏“请先浚吴淞长桥黄浦”。巡怃都御史海瑞,巡按御史林应训等人也反复提出并力主疏浚长江太湖流域至长江入海口的诸江、湖、港、河、塘的兴民从利之斗,经朝廷研究决定了治理方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水患大减。由于这次较大规模的治理行动深得民心,朝廷一些大臣要员逐步认识到了治水是安邦富民的重要措施。随之有巡怃都御史周起远、御史李谟、尚宝少卿徐贞明、御史王之栋、给事中祝世禄、巡按御史张慎等人反复上书续治,皇帝采纳了众臣建议,对长江、黄河进行了一系列综合治理,减少了水害灾害,扩大了垦殖面积,达到了兴国利民的目的。 胡执礼在南巡期间,驻苏州,辖理南直隶江南诸府和江北安庆府。当时,江淮一带盗贼很盛,胡执礼首先广泛宣传朝廷律令,遂之严肃朝廷律令,严加治理,并严令各府、各卫官员恪守执行,对不认真执行朝廷律令或与盗贼狼狈为奸者,坚决严惩不贷。这样以来,促使一些一触即发之隐患很快消匿,江南一片安宁。因此,得到了皇上的特别倚重。不几,又调回朝廷,升任户部左侍郎(户部副职,正三品),主管总督仓场要务。这样一来,使张居正更为嫉妒。胡执礼遂遭到了流言蜚语的中伤。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夏因故谢病归里。回到永昌后,他不以朝廷大员对待事物,而处处谦虚谨慎,筹置学租三百余石,帮助办学,为培养永昌人才劳神出力,后人十分崇敬。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一些老臣向年青的皇帝进言,推荐胡执礼,于是皇帝诏胡还朝,仍然担任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建制,也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在此期间,皇帝特别器重胡执礼,常被召见问事,褒谕有加。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北各省连荒,民多流离失所,胡执礼奏请赈灾,救活了无数老百姓。万历十七年;以劳成疾,卒于官邸。胡执礼死后,皇帝特别关照,“优恤备至”。以胡执礼在职时政绩卓著赠户部尚书,赐棺椁,派员护柩于永昌卫老家安葬,朝廷还为其敕制墓铭,谕文诚恳。胡执礼葬于今永昌县城南2里趟家庄村,朝廷诏令供入乡贤祠(胡墓于1958年平田整地时挖毁,出土墓志铭一块和木供器多件,衣帽皆毁,墓志铭存县文化馆)。 胡执礼仕途生涯近三十年,勤政爱民,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廉洁不腐。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中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是一位清官、能臣。虽然受到了张居正排挤,但他一生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得到了天下百姓和家乡人民的颂扬,也得到了邢部尚书、明代文学家,被誉为当时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赞誉,王在饯别胡执礼诗中,对胡评价很高,推崇备至,兹录于下:
   送别胡大中丞还京二首(有序) 大中丞雅斋胡公入佐司徒,贞以多病里居,不获躬从。父老卧辙清留。聊成二律,以壮行色。盖公之功德,人能诵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尽知也,故于结语中深致感云。
  关西清白古来传,数到胡威更莹然。
   新转地官饶建地,近从天语见回天。
   寻常八座人犹美,四十三台尔最贤。
   唯有苦心真绝处,青灯课子泪痕偏。
  五云将送画熊车,乞借先知冠不如,
   主计入陪萧相府,阜财能用范卿书。
   穷檐尽属吹嘘后,乡士争承咳唾余,
   渐老杜陵怀旧功,春风寂寂浣花居。 胡执礼死后,先后于明、清两朝,本县人民在永昌县城为他立了“早岁登瀛”、“志存报国”、“黄甲开先”三坊(民国时毁)。胡府也建在永昌县城东大街,人称阁老府(“阁老”是县人对胡执礼的尊称,并非官职)约清末毁坏,民国时改作陕甘会馆。 群众称东会馆。1994年,县人民政府重新修整,以示纪念。 胡执礼祖父胡景华,弘治岁贡,以孙执礼功赠通仪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胡岳,以子执礼功赠承德郎,吏部主事;再赠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三赠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四赠通仪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张氏,母刘氏,皆封淑人。胡执礼元配陈氏,淑配张氏,共生三子一女。长子胡大年,以恩荫任户部郎中,授湖广常德府知府,北川东道,封中宪大夫。次子胡有年,天启举人,任国子监学录。三子胡允年。一女嫁甘肃总兵雷龙子。胡执礼孙胡养正(大年子),崇祯岁贡,河南河阴知县。胡执行曾孙胡师容,养正子,由武生入武,任洮州守备。曾孙胡师寅(一说养正子,一说非直系),由武生入武,任永昌中军守备,清康熙年任水泉营守备。 《永昌县志》乾隆、嘉庆本“胡执礼传”中,错把一个姓孙名奉先的人,混淆成了胡执礼的孙子“奉先”。实际情况是,孙奉先,也是永昌人,是明隆庆岁贡,曾任四川彭县知县,再任绵竹知县。和胡执礼是同一时期的人,并非胡执礼孙子辈。
  (1998年校注《五凉志》时,对胡执礼历史进行了一番认真考证而成此稿)
  清代两部《永昌县志》和主纂者南济汉
  南济汉,字江东,号斗岩,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享年86岁。南济汉原籍顺天香河(今河北香河县)人,七世祖南才,原任金吾右卫世袭指挥佥事,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调永昌卫指挥佥事,携家迁永昌卫,成为永昌籍人。 南济汉家族从南才到南济汉之子南棠共十一代,期间就有三代人编修过永昌县志。南济汉的六世祖南魁,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继任世袭指挥佥事一职,后因屡立军功,升为行都司佥书。他在万历中,与卫指挥同知赵光远共同倡导,由赵光远主纂,与邑绅共同编纂了《永昌卫志》一册,后来南济汉在编纂的乾隆《永昌县志·循良传》中说:赵光远“暇与邑绅纂志一卷,今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这是永昌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地方志书。于是,南魁捐银将此志书刻成版,藏于家中,没有印刷。后来,卫志刻版虽遗失,但南济汉在编纂乾隆五十年(1785年)县志时,把卫志的资料用在了县志上。南济汉在纂修清嘉庆《永昌县志》 时,子南棠参与编纂。 南济汉自幼聪颖好学,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进士,初授礼部观政,在家待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被永昌县知县李登瀛聘请为县志主纂,和方毓伦、谢弼翰、郭兴尚共同纂成了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10卷。此后,历任湖南安福、衡山知县,他在这两县任职中,很有声望,“俸廉而外,一芥不取”,旋升丰州知州,循声益著。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久居仕宦,使子弟勿于奢华,非素志也。”嘉庆十二年(1807年)。南济汉辞官归里,路过西安,没有了盘缠,同年好友周勉斋知道了此事,设法为他筹集路资。周知道南济汉写得一手好字,就大力宣传他的书法,这样以来,持金求字者盈门,因此获白银千余两,才得以携眷归里。回到永昌,任云川书院主讲,诲人不倦,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13年—1816年),他兴文社,又一次秉笔纂修成了《永昌县志》8卷,即嘉庆二十一年本,他一生两次纂修县志,留下了珍贵而系统的永昌地方历史文献,为后人敬仰。 南济汉主纂的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在明卫志的基础上,花了近两年时间成书,共10卷,约8万字。30年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全国又一次普遍修志热潮到来之时,乡君子复商及此,不禁戄然曰:“不可再误耶?”恳请他出来担当修志重任。这时的南济汉深感编修志书的艰难所在。他以为:“志关得失,寓讽劝,有人所欲言,非志之所得言;亦有志所得言,非余之所敢言。以地著之人,预掌故之务,直道为公,良不易平。”很多主持公道的乡贤士绅一再劝他勿理小人之言,振作精神,为民造福。他在乡亲们的热切期望下,出于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和盛世修志之需,不顾年迈,抖擞精神,与本邑同仁志士再度修志。自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年——1816年)成书,这部《永昌县志》共8卷,约7万字,比乾隆五十年志书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将乾隆五十年本中附于地理志中的水利条,在嘉庆本中升格为水利志,突出了水利这个重点。又将风俗志和祠祀志裁剪,并入地理志和建置志,尤其将祠祀志中那些封建迷信的祭品祭文等删去,并删去杂志,将有用的“流寓”、“耆寿”条移入人物志,其他地方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体裁门类的安排上作了这样的调整和增删以后,后志比前志更趋紧凑,体例篇目更为科学合理,突出了重点,精炼了内容。他又一次把乾隆五十年以后的地方百科资料记载了下来。这部志书之所以在一年多时间内成书,正如作序言的吏部观政黄在中所言:“先生景仰前徽,网罗散失,自归田十年来,搜览残编断碣,偶得其人一二事,如宝拱壁。” (2004年和2006年载于《永昌史话》和《金昌史话》)
  千年古城改造记
  ——贾笑天的永昌情
  水昌古城,地处河西走廊东部,古为丝绸之路重镇。据史志记载,这座古城“初筑宋元间,旧有土城”。九百多年来,这座古城,控扼甘、凉,雄踞河西,为永昌这块大地的安宁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随着历史的演进,屡屡的地震和兵事战乱的破坏,到民国末期,这座古城已是清冷残败,萎靡不振。新中国成立后,市容有所改观。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了改革开发政策后,一个残败的旧县城,两年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县城。 永昌古县,在北宋时属西夏国。李元昊于1036年占领整个河西后,将番禾县(今永昌县)改为永州。当时的番禾县城在今水磨关稍南。据旧志“初筑宋元间,旧有土城”的说法,估计就在番禾县改永州后不久,番禾县城从原址迁到了“金山之阳”的今永昌县城所在地,并筑了土城。元初在土城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建立了永昌王宫殿。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所在地置永昌路,为路的治所。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永昌王署置永昌卫;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指挥张杰增修城廓,形成周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东西南北四城门,有瓮城,筑城门楼、角楼、腰楼十多座,始具规模。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指挥高升增筑南廓城,周二百八十丈,筑护城河,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二尺。东、西各设吊桥一座。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参将王廷政又加筑城垣;万历十四年(1586年),指挥佥事赵希云奠基,在城中心修建钟鼓楼一座。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知县吴宪青再次补修城池,使永昌县城“凝然完固。”城内卫所、县署、协署、都司署、察院、儒学、文庙、书院、仓场、会馆、驿站、商号、寺庙、作坊、民居星罗棋布。永昌古城,自清末同治年间遭受历时10年的毁灭性战乱后,开始萧条衰败下来;尤其是民国16年 (1928年)的大地震,使部分城墙塌落,城楼全毁,城内房屋震毁3400多间,再加连年灾荒和民国18年(1929年)农历二月初一马仲英的大屠杀,仅城内被杀2900多人,这座古城顿时变成“寡妇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昌县城获得了新的生机。1959年,县政府提出整理街道。首先拆除了挤建在钟鼓楼周围的民房,使四街畅通,整平了高低不平的街道。1969年,县城供电,实现了电灯照明。1974年,动员机关职工修建四条大街,铺上了柏油。从1949年至1980年以前,县城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改建、扩建了土木、砖木结构平房约16万平方米,全城除有东方红会堂一座,灯光篮球场一个之外,公用设施极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永昌大地,在加快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县城建设也出现了新的起色,每年都有新楼和新建筑出现。20世纪80年代,拓建了环城砂砾马路,始建了自来水厂和输水管道工程,落架重修了钟鼓楼,成立了供热公司,安装了大型锅炉,解决了部分公用设施和机关的供热问题。新建了革命烈士陵园、体育场、影剧院、电视卫星地面接受站,维修了北海子公园部分亭楼桥榭,绿化了水云山(俗校场山)。县城共建起机关、学校、商场、金融机构等教学、办公营业楼和职工住宅楼50多栋,建设面积约10万平方米。这些成果,都是历届党政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县城建设作出的贡献。但是,就整个县城而言,四街八巷还有约80%的房屋都是解放前破烂不堪的土屋和解放后修建的土木平房。所以,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就是硬道理,县城的彻底改造势在必行。当时县委书记贾笑天命人在县委大门口竖起一块大木牌,上书“发展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就请下台”两句话。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议。
  1992年1月,中共永昌县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贾笑天同志提出了17项富县扭补工作,其中把“渠道建设,城镇建设,劳动就业”作为振兴永昌经济的突破口来抓。3月,省委书记顾金池来永昌视察,听取了县上关于三项工程的汇报,认定三项工作思路明确,魄力很大,抓得扎实,给予了肯定。紧接着,按照县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今明两年内需要改造修建的33个部门和单位,分别成立改造修建领导小组,由本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为工程项目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拆迁、选择建设方案和施工队伍,筹建资金、招标、议标以及督促进度和质量检查。8月6日,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发出成立“永昌县城市建设开发统一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县委书记贾笑天任组长,副县长陈永镜任副组长,成员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和有关局、办、行、公司和城关镇以及今明两年开发建设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城建局长赵发祥兼任办公室主任。为了保证县城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县上决定实行领导小组成员中县级干部分工包街道或包具体项目的办法,每个干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宣传员、监督员,负责解决进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保证进度和质量。在县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1992年9月开始拆迁之前,县城建设和建筑设计室,与省、市有关设计单位协作配合,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县城规划和53项改造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为县城改造作好了准备。
  1993年三月,几百辆手扶拖拉机开始拆迁搬运,30多家施工企业,3000多名建筑大军开进工地,县城62项工程的修建开始了。人声鼎沸,机声隆隆,大吊高耸,红旗飘扬。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到年底,62项工程有57项全部竣工,5项工程的内装修留下年完成。全部工程中,共完成临四街建筑面积111368平方米,投入资金6113万元;完成小街小巷住宅工程10余项,建筑面积11713平方米,投入资金468万元。同时,还为1992和1993年两年间拆迁户新建住房3100间,建筑面积62000平方米,投入资金1260万元。拓展了四条大街,四大街两侧各拓宽人行道11.5米,铺设了水泥花砖30871平方米,街道总宽达25米。开挖了四街花坛11862平方米,填充耕作熟土,栽种了各种树木。同时,拓展了鼓楼四周面积1185平方米。拓展了南关、北关及花坛面积,南关新建了骊靬人石雕像,北关新建了喷泉和民间传说的杨满堂塑像。县城全部改造工程中54项为楼房,8项为平房。这些建筑物,用于商贸、金融和服务行业及企业的占72.6%;机关办公设施占16.1%;住宅占11.3%。临街建筑大多集商贸经营和公用设施于一体。与此同时,还在县城东关建造牌坊一座。改造后的永昌县城,高楼林立,景物新颖,四街建筑风格协调,柔和优美,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气息。 县城改造中,与城建配套的供排水、供热、供电与通讯、集贸市场等也同时建设。新建供热锅炉2座,安装4吨供水锅炉5台,扩大供热面积7万多平方米,改造原有供热管道1194米,新建供热主管道2836米,单位入户管道1257米,县城总供热面积达到138587平方米。铺设自来水各种管道6000米,排水管道2364米以及其他设施,全年供水57万吨,排水21万吨。通讯设施也进行了扩建扩容。新建厂商、集贸市场2处,总面积14643平方米,建筑而积7000平方米。扩建东、西街集贸市场各一处,建筑面积4288平方米。 同年10月,县上决定将县城东区约2平方公里的砂砾滩地开发为工业小区,方针是: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划拨土地,统一供水、供电,项目自选,资金自筹,谁建谁经营,自负盈亏。方案确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批准的47项建设项目中,已建成和在建厂房、住宅、服务设施27项,建筑面积25897平方米,总投资2375万元。后来经逐步建设,永昌东区已成为集冶炼、化工、建材、煤炭、麦芽、面粉等农副产品加工、储备以及经贸服务多种功能齐备的工业示范小区,成为将县城向东延伸了5公里的工业新区。 在县城起步改造的1993年3月,县上同时成立了由杨发夫为组长的“北海子旅游资源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城建局负责规划和设计施工,总规划面积为56506平方米。主要开发项目包括古建筑群亭塔寺榭、曲径长廊的维修和新建;人工湖的开挖和游览娱乐区的建设;游乐场区和观赏区的建设;武当山古建筑的复修等。在早巳酝酿准备好的基础上,3月下旬相继开工建没。 北海子公园,古称北湖。这里有金川河环绕,武当山相抱,百泉淙淙,草甸湿地广阔,山峻林翠,风景秀丽,永昌八大景之一“柳池漾月”就在这里。这里自盛唐敕建金川前大寺以后,历代续修续建,是一处山清水秀、寺观楼塔相互辉映的游览胜地。但它的命运与县城的兴衰息息相关,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古建筑荡然无存,然而自然山水依然美丽动人,一古联这样说:“金山如屏,丽水似带;柳荫蔽道,潭影清心。”民国后期,新修和改建了五佛寺(前身水云观)、湖心亭(前身观音坛)、观海楼(前身太清官)等,但质量较差。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在北湖大量植树造林,“共青林”就是突出的一例。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绿化水云山,现已林木蔽日;新建了革命烈士陵园、马踏泉亭、绿漪亭、骊靬亭、显美亭和电视差转台等;1991年整修了通往公园的道路,铺设了柏油;1992年修建了“北海子公园”牌坊和“溢香园”及野生动物驯化场。 北海子公园虽有以上复修建筑,但仍显单调零星。为了使公园古建筑和景点形成自然和谐的布局,在开发建设中,利用自然地形,统一构图,分别组景。首先对水云山西面的山体彻底进行了改造护砌,包括维修唐代古建筑“混元洞”。依山形修建了曲径长廊,,建造了水泥台阶,新建长廊犹如巨龙爬山,将山下的绿漪亭、观海亭(三联亭)和山上的所有建筑连成一体。山上新建了“一宇观”,建成歇山脊回廊大殿七间,东西配殿各五间,正南山门三间和东西配房各三间。山门前,依高下错落的山势,筑成了钢筋混凝土三道三层台级,两边修成白色大理石仿古雕栏。立于“一宇观”前向南俯瞰,县城雄姿、北湖枣林草地尽收眼底。在海子以北,利用低洼地势,开挖了一座面积7270平方米的人工湖,湖中央筑小岛,上建仿古“永昌亭”一座,以水泥曲拱桥相通。湖北、湖南建有水榭茶室。人工湖西南面修建了标准成人游泳池和儿童游泳池。公园中心,修建了一座通高13.95米的“腾飞塔”,三足鼎立,一只精雕大鹏立于塔顶,象征着永昌各项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像大鹏一样展翅腾飞。在腾飞塔西,原金川大寺的旧址上,修建了旱冰场、打靶场、游乐场、跑马场和仿古戏台等建筑。1991年加固修筑了混凝土台基的金川大寺明塔,屹立于金川河南岸,登上台基眺望金川河畔,麦田、鱼池、草地湖泽、绿树村舍、小桥流水,到处一派生机。 海子南侧,原为农田一块,公园开发中,将其开辟为花木繁育观赏区。定植了云杉、果树,引种了多种花卉,与县城以北原有的大片沙枣林连成一片,起名“溢香园”。沙枣林里,养殖了祁连山白唇鹿群,办起了野生驯化场。 武当山古建群的复修,为北海子公园的整体开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武当山,原有古建筑二十多座,1936年毁于战火。此次复修,首先从山脚到山顶分段修筑了混凝土或砖砌台级,取代了原有的羊肠险道,在原先古建筑废墟地修复了仿古式寺观、亭台、庙宇长廊8处,景象雄伟壮观。与此同时,山上架设了提灌设施,并动员机关单位在山上植树造林。经过数年的努力,武当山已林木茂盛,一片葱绿。 为了便于公园管理,在公园内修建了公园管理所和商业服务网点。公园四周建起了800米长的砖混围墙和数千米的金属围栏;架设了用电、通讯等设施。至此,总投资500多万的公园建设旋告竣工。
  1993年,是永昌县最不平凡的一年、是其超常发展的一年。在上级关怀和八方支援下,永昌县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了拼搏创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改造了一个旧县城,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县城。它是永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改革开发的产物,是伟大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愿这种精神,像祁连山、龙首山一样,永不褪色;像金川河一样,川流不息,奉献不止,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原载《永昌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原史话上的标题为“千年古城换新颜”)
  金昌市民间艺术概况
  戏剧
  金昌市的永昌县在清代、民国时,就有民间戏剧的演出。以陕西传来的秦腔和眉户为主要剧种。解放后,永昌县成立了秦腔剧团,主要演传统历史剧。农村中,朱王堡、水源、双湾、宁远等乡村,每逢节日自发排演秦腔、小歌剧、眉户剧,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1958年,大部分公社成立了业余剧团。1970年前后,公社、大队、机关、学校大多组织业余文艺宣传队,演“样板戏”、歌舞剧、民间曲艺、大合唱、表演唱等。“文革”后,县上成立文化工作队,主要排演歌剧、舞蹈、曲艺等。1980年成立县剧团,主要排演秦腔历史剧和现代戏。农村乡、镇在秋后农闲时间召开物资交流会时,常请县剧团演出。1990年,县剧团撤销后,移交金昌市,市上成立了艺术团,排演近现代戏剧、歌舞、曲艺等。农村乡镇在秋收结束后,多请金昌市艺术团演出传统戏剧。在城市,每逢重大活动和“五一”、“六一”、“十一”等节日,由学校、机关排演一些歌曲、舞蹈、大合唱、曲艺、器乐演奏等节目,公开演出,很少有戏剧演出。由于电视的普及,农村乡镇和村社,现在基本停止了自己排练演出戏剧的活动。
  音乐舞蹈
  金昌民间音乐舞蹈历史悠久,形式多样,音乐一般包括器乐和声乐两部分。如戏剧音乐、曲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歌曲、歌舞等不同形式。戏剧音乐有秦腔、眉户、歌舞剧等,器乐有弦乐、管乐和打击乐。曲艺音乐有贤孝、说唱、山歌、道情、牌子曲、数来宝、念卷、快板等。器乐有二胡、撞铃、竹板等。宗教音乐是僧道诵经的曲调,伴有木鱼、鼓、饶钹、磬等。除此之外,民间音乐还包括民歌小调、民俗歌曲及各种演唱。常用的乐器有笛、箫、唢呐、笙、板胡、二胡、高胡、中胡、三弦、琵琶、扬琴等。打击乐器种类较多,有腰鼓、盘鼓、钹、锣、磬、梆、木鱼、牙子、撞铃以及社火中的霸王鞭等。 金昌市域内民间流行的舞蹈形式较多,简单粗犷。如社火中的狮子舞,由2人或3人化装为狮子,一人引逗。狮子跑跳跌扑,翻滚抖毛,直立腾转,上山下山等动作,灵活多变,引人入胜。又如社火中的龙灯舞,纸扎龙头,鳞纹布套木芯作龙身,龙体内置灯,一人持绣球引前,十余人或数十人各持龙身一节举耍,盘旋曲屈,做出“龙袍九蛋”等多种动作,栩栩如生。还有如社火中的鼓子队(清河地区)、太平鼓队、腰鼓队,以集体形式,一边打着多种鼓谱,一边做出各种各样的舞蹈表演动作,红火热闹。气势磅礴。还有姑娘们的扇子舞,十几人或几十人一边唱着各种曲子,一边舞动着彩扇彩绸,做出多种舞蹈动作,轻盈细腻,潇洒优美。现代以来,市内的学校、机关、部队、工厂、社区,凡遇盛大活动都要排练文艺节目,其中要排练很多现代舞蹈, 形式多种多样。
   社火秧歌
  社火秧歌在金昌市流传已很久远,地方特色浓厚,种类繁多,是民间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社火一般由乡村、街道和民间自发组织活动,多以村为单位。每逢新春佳节,群众自发组织社火队,从腊月就开始排练,正月初二或初三:开始闹社火,扭秧歌,正月十五才能完全结束。这一阶段,城乡各地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社火队走村串户进行表演,观者如潮。十分热闹。表演形式融戏剧、曲艺、舞蹈、音乐、杂技、演唱为一体,表演的内容主要有扭秧歌、跑场子、打腰鼓、踩高跷、坐旱船、舞龙灯、耍狮子、骑竹马、打鼓子、耍节子等。民歌小戏、武术都可插入。全市各地区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社火中装扮的人物形象因历史阶段的不同略有变化,如解放初期以扮工农商学兵和《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戏剧人物为主,1966年至1980年以扮《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革命样板戏剧人物为主,1980年以来,又把《西游记》《八仙过海》《水浒传》等历史戏剧人物引入社火,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近些年来,一些乡、社又引进了安塞腰鼓、太平鼓和老年秧歌等内容,使金昌区域内的社火更加雄宏,更受人们的喜爱。
  元宵灯会
  金昌的元宵灯会由来已久,清未和民国时,每逢丰收年景,正月十三日永昌县城要举办元宵花灯会。各乡村也有各式灯会,其中以毛卜拉的“卍”字灯会最有名、据说“王”字灯会谱是由毛卜拉李发仁祖先于明朝时从北京绘来。其实这种灯会谱在河西各县都很流行,解放初,毛卜拉灯会年年举办,后停止。1987年和1990年举办过两次。闹灯时选一宽阔场地,按灯谱横竖栽杆各19排,每排19杆,共361杆,成方形,灯场中竖一高7米~8米的粗杆,高挂大型花灯一盏,其余杆上共挂360盏小花灯,各杆按图谱有绳子联结,构成通路回转盘旋的迷宫。彩门对面竖彩灯6盏为屏障,前方置由365盏灯组成的螯山,排出几句祝福吉祥字样,如“天下太平”、“物阜民康”等。夜晚点燃花灯,社火秧歌和观灯群众顺道盘舞、观灯,异常热闹。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永昌县城每年正月十五开始,在城内或北海子公园,举办元宵灯会十天左右,数百个形状各异的花灯挂遍公园。县城内的钟鼓楼各层楼体和各单位办公楼休以及四大街道的树木上都挂满了彩灯和霓虹灯,火树银花,一片灿烂辉煌,城乡群众观灯者人山人海。金昌市成立后,市区内也多次举办元宵花灯会,1985年举办的全市首届“元宵节”大型灯展,展出各式彩灯1000多盏。近年来,金川区和厂矿单位,多次举办各种形式的元宵灯会和灯展。同民间艺术相结合,把传统美和现代美相结合,将元宵花灯这一民间奇艺推向繁荣,越来越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曲艺
  金昌市的曲艺有说书、唱贤孝、念卷、讲故事、猜迷浯等。
  说书 金昌乡村中的说书人,大多是业余的。说书一般是在农闲季节进行,或坐在树荫下,或围于热炕上,一人说,大家听。说书人将历史小说、现代小说或戏剧以故事形式有声有色地讲给大家听。一般多以历史题材的内容为多,如《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杨家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说岳全传》 《封神演义》《樊梨花征西》等等。
   唱贤孝 也叫唱曲儿,是金昌城乡群众爱听的一种连唱带说的传统曲艺,也叫盲人说唱。早在清代和民国时,就已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之一。唱贤孝的盲人,也称“瞎仙”,他们演唱的形式,一般一个人自拉自唱自白,有的偕小丫,有的也有二三人按其扮唱的角色,对唱对白,问奏中由伴奏者帮腔,有唱有白,不做表演,伴奏乐器一般只有三弦或二胡、四胡、竹瓦、磐碗子。他们走乡串户或在城镇老年人聚集的地方演唱。唱的曲调多为眉户或民俗调,如《银纽丝》《哭五更》《割韭菜》《八谱儿》《满天星》《莲花落》等等。演唱的内容多以劝人为善、孝敬公婆、尊老和睦、为国立功等小故事为主,如《十里亭》《绣荷包》《小放牛》《小姑贤》《卖布》《观灯》《害相思》等几十种。有的内容是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填充的不同内容的唱词。
  念宝卷 念卷也称“宣卷”,是流行在甘肃河西地区的一种民间演唱文学。金昌主要流行于永昌县西河地区。张掖保存的河西宝卷颇多,有一百多个,据记载,念卷的源头是“唐、五代俗讲‘讲唱经文’及演佛经故事的变文”,俗讲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河西佛教宝卷。念卷多在冬季农闲时间进行,和说书的形式一样。不论听众多少,不拘地方大小,都可以进行。念卷形式灵活多样,比如开头,既有基本程式,又不拘一格。念卷时,从头到尾,有说有念有唱,生动活泼。说的念的部分是散文,唱的部分是韵文。
  韵文有十字句、七字句、五字句。韵文配以曲调,其曲调有《哭五更》《莲花落》等,永昌县流行的卷文本子很多,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佛教宝卷,内容有劝世经文,也有佛教故事,如《目莲僧宝卷》等,另一种是非佛教宝卷,内容有神道故事、民间故事,如《白蛇宝卷》《孟姜女宝卷》等。“文革”中,宝卷被列为反动文艺、迷信读物,大多被收查焚毁,遗流下来的不多,曲调更少,一般有“阿弥陀佛”、“淋淋落”等。为不使永昌宝卷流失,2003年,永昌何登焕搜集民间流散的宝卷32篇,整理出版。
  说快板 金昌城乡流行说快板。快板台词有的从书刊上抄来熟记,有的是自编自说。村庄地头打着竹板,随时可说。也可在集体演出时表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永昌县焦家庄乡农民赵斌虎自编说快板,很有名气。
  讲故事 金昌市域内流行的民间传说故事,内容丰富,优美动人,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宗教特色。多少年来,它以民俗口头文学的形式,深深地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金昌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它所辖的永昌县自建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境内有新石器时期的诸多遗址,有汉明长城遗址,有诸多古寺庙、古塔、古城遗址和石窟遗址,有雄伟秀丽的山川,还有历代众多的文臣武将、社会名人、中外商贾、高僧尼姑等。在这些历史百象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生动优美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从不同角度歌颂了劳动人民,鞭笞了腐朽阶层,是宝贵的社会文化遗产。金昌传说故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名人轶事、佛教探秘、风土人情、传闻趣事,人间百象无所不涉。除一些流传于全国的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女娲补天》等等外,绝大多数都是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斗争中创作的。如反映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故事有《西王母胭脂山设宴》《大禹导弱水治理东、西大河》《龙口山传奇》等,反映名人轶事的有《霍去病焉支山下大败匈奴》《隋炀帝西巡躬往番禾瑞像寺》《唐玄奘感通寺讲经》《林则徐谪新路经永昌轶事》《胡执礼故事》《毛忠故事》《米喇印、丁国栋血战永昌水泉堡》等,反映佛教探秘的有《刘萨河倡建云石窟寺的传说》《萨河佛降临番禾的故事》《御容山瑞像佛传奇》 《蕃人盗珠》《北周皇帝灭佛法刘师佛显圣救众僧的故事》等,反映风物民情的有《北山伏狮与传说》《美丽的北湖有个美妙的传说》《美传话东岗》《高昌王墓的传说》《九径八涝池传说》《花大门传奇》《乌牛坝与乌牛传奇》《十堡卫边传说》等。进入21世纪以来,在市、县政府的重视下,祝巍山编著的《永昌史话》及主编的《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祝巍山与吴自升主编的《河西历史轶事和传奇》,何登焕编辑的《金昌民间故事》,何登焕与谢翔云搜集整理的《永昌故事》等,广泛、系统地把散落在民间的口头传说、故事整理编辑,形成了民俗文学成果汇集。但这仅是少数, 而更多的仍贮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记忆之中。
  猜谜语 又叫猜窍话。城乡居民在劳动、闲暇时,坐在一块你说他猜,随时都能进行,在冬季农闲时节,青老年围火取暖,一起猜谜语、讲故事,启迪智慧,开心逗乐。小学生的课本上也常有自然科学等谜语。市内流传的谜语非常丰富,语言生动形象、幽默,富有想象力。解放以来,有的年份,市、县、区和一些乡镇文化站,不定期地举办灯谜晚会,让群众去猜,猜中一定数量的谜语,还会发给奖品。
  皮影戏和木偶戏
  金昌市永昌县的皮影是清乾隆年间由长安传人,首先流行于清河地区永宁堡一带。较有名的有刘家影子和樊家影子和吕家影子。皮影戏也叫灯影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集绘画、雕刻、灯光、美术、音乐、歌唱、表演、造型为一体。皮影戏的人物形象、布景、道具等均由加工好的半透明生牛皮、生羊皮镂刻而成。人物身高约25厘米左右,分头、胸、腹、四肢共13部分组成。按戏剧的生、净、丑、旦和各样布景等各种形象刻制。演出多在夜间或黑厅进行。演出时,影台前横置一纱幕,幕后点燃一大油灯,根据剪影和灯光投影的透视原理,影子匠随着锣鼓、音乐节奏,按剧情放置布景,然后牵动竹杆,操纵人物上场,灯光将人物形象映于纱幕上,出现“影子”,供观众欣赏。同时,影子匠按剧本台词该唱则唱,该白则白,随着音乐伴奏,说、唱、笑、哭、动、打,声形俱全。皮影戏在白天利用日光演出的叫“日影子”。皮影戏班演出时用人不多,一般6至8人。但人人都是行家能手,一专多能,会唱、会拉、会打击乐,又能操作。 木偶,俗称“肘猴子”。其人物为木偶人。木偶头比人拳头稍大,刻制并镶眼珠下颔。按戏剧生、净、丑、旦的脸谱彩画,并按各类人物,制作出衣着官戴。演出时,艺人一手执支杆,一手牵绳,按剧情作出整冠、甩袖、跪拜、舞枪弄棒、瞪眼、张口等各种动作,或唱或白,出出进进如同唱大戏。金昌历史上的木偶戏多以影子班兼唱,晚上唱影子,白天唱木偶戏,单独演出者极少。
  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皮影、木偶完全停止了活动。
  民歌
  金昌市流行的民歌比较丰富,内容广泛,曲调豁犷悠扬,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民歌曲调比较固定,有的曲子带有青海、陕北民歌的特色,有的是流传下来的,如《十里亭》《五哥放羊》《送情郎》等。有的经过融合,形成了金昌地区的独有特点。由于民歌的曲调固定,人民群众可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所抒发的主题随时填唱新词。民歌的题材很广泛,有歌甜蜜爱情的,有歌劳动生活的,有歌历史人物的,有歌祝福祝愿的,有歌风土人情的,还有歌传说故事以及讥喻褒扬的等等,观点明确,爱憎分明,感情朴实,思想性强。民歌的演唱形式,有一人唱的,有互相对唱的。金昌市的永昌县沿祁连山地区的乡、社、还流行山歌、少年(群众称“花儿”少年)等,内容也广,但多以歌唱爱情为主,如《牡丹花开在河沿上》《牵连走不开》等,歌词如“哥哥是天上一条龙,妹妹是地上花一盆,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浇花花不红”等。改革开放以来,歌词更趋夸张和热烈。
  绘画 书法 摄影 金昌历史上的绘画和书法名家,代不乏人。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美术创作,成效显著,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中青年作者,开拓创新,不仅继承传统的绘画书法艺术,而且开拓摄影、雕刻、雕塑等艺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二十多年来,城乡学校、厂矿、机关的学生、教师、工人、干部和农民艺术爱好者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部分作品参加县、市、省和国内外展出。较有成就者,绘画如梁加骧、李玉辉、王有震,书法如刘开汉、王国槐、沙峰、孙开仁等,摄影如左竹林、陈有祯、王继光等。
  刺绣 剪纸
  金昌的民间刺绣由来已久,遍及城镇及广大农村。过去,女孩子长到十岁左右,就要学针线,学刺绣。刺绣一般有绣花鞋、绣花枕头、绣花衣裙、鞋垫、被单、床单、门帘、肚兜、桌布等。刺绣的内容很广,有花鸟龟虫、飞禽走兽、山水胜景、人物肖像、仕女以及各种传说中的神仙和吉祥文字等等,应有尽有。近三四十年以来,女孩子都要上学念书,学针线的少了,衣帽穿戴多以购买现成的商品为主。但在农村中,刺绣艺术仍后继有人。 剪纸是金昌民间世代相传下来的一种传统艺术。多少年来,世代相传,代代不衰。剪纸内容与刺绣内容大致相同,而剪纸内容题材又比刺绣更丰富、更广泛,展示的空间更大。由于剪纸的成本低,张贴方便,所以很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如过春节时,一些地方的妇女要剪窗花张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金昌市民间艺术文化活动日益活跃丰富,市上不定期地举行一些艺术展览,各乡镇文化站也开展各式各样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为了保存民间艺术,金昌市文化部门自1983年以来,对全市流行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民间器乐曲、民间故事、歌谣等进行了普查、搜集、整理成各种集子加以保存。 (原载于2004年《永昌史话》,2006年《金昌史话》。)
  永昌县风味美食选萃
  水昌县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当地的许多传统风味小吃,都蕴寓着多民族的特点,又体现了当地独特的风味。比如,这里出产上好的北山羊肉,就有羊羔肉垫卷子、手抓羊肉、黄焖羊肉等美食。这里出产黑色发菜,就做出了发菜蛋卷等高营养莱;这里出产驰名的山蘑菇,就做出了大补元气的蘑菇炖鸡、炖羊肉等佳肴;这里出产甜如密糖的西瓜、甜瓜等,就有了西瓜泡谟。还有杂面搓鱼子、酿皮子、凉粉皮子、牛羊杂碎、素煮鸡、糖油花、千层月饼、手工蓬灰长面等百十种特色小吃。这些风味小吃,给来永昌和河西走廊观光的旅游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美好印象。 羊羔肉颠卷子
  羊羔肉颠卷子,是永昌县几百年来就风行的一种风味名吃,比手抓羊肉更具魅力。羊羔肉,质地细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营养丰富,补气养血,堪称河西走廊的塞上佳肴。
  我国做食羊羔肉的历史已很久远,据史料记载,在唐代,河西走廊和靖远等地的羊羔肉就是贡品,永昌的羊羔肉颠卷子始于何时不太清楚,据民间传说,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谪贬新疆路过永昌住了一宿,永昌县令涂文光就做了一顿羊羔肉颠卷子招待林大人,受到了林大人的高度赞许。 羊羔肉颠卷子的做法是:用优质面粉擀成面皮,抹上植物食油,将葱花撒于面皮上,把面皮卷成卷,切成长约5厘米、宽三厘米的小块待用。将羊羔肉洗净,剁成长约六七厘米、宽三四厘米的小块,以铁锅用胡麻油爆炒一会,加入生姜、花椒、食盐和少许酱油(要讲究味正、不用大香等其他调料),待羊羔肉的水份快要炒干时,加入适量的冷水,煮至七八成熟,然后再将做好的面卷放到羊羔肉上面,盖上锅盖,用中火焖煮,待面卷熟透,即可一同上桌食用。羊羔肉颠卷子色正、味纯,香气四溢、 鲜嫩可口,令人食而不忘。
  手抓羊肉
  于抓羊肉,是永昌乃至河西走廊的风味名吃,据说它衍生于藏族人民之手,这与河西同青海相连有关。永昌的手抓羊肉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吃法独特,余香无穷。它遍及城乡各地,每逢佳节、喜庆或贵客来临,好客的永昌人民都要宰羊取酒款待宾客。羊肉吃法很多,如“清汤羊肉”、“羊肉泡馍”、“羊肉涮锅”、“胡辣羊肉”、“清炖羊肉”等,但手抓羊肉更具地方特色。 手抓羊肉的做法是:选用带骨鲜肉若干斤,剁成长条或小块,在清水中浸泡三十分钟,刮洗于净,捞出投入锅中,加上适量冷水,然后将浸泡过羊肉的血水沉淀澄清,投入锅中,用旺火烧沸,撇去血沫,投入生姜、花椒、小茴香、干姜、芘拨等,滴入料酒少许,改小火煨至肉熟烂捞出,控净汤汁,随食盐、蒜泥,香菜未上桌而食。这样的吃法,肉质嫩而酥烂,香味喷鼻,别具风韵。
   长寿面
  长寿面,又称蓬灰面、灰面,是永昌县著名的传统小吃。它以面条细长、粗细均匀、筋韧柔绵,光滑爽口,臊子鲜香,汤味酸辣而取胜。 永昌的蓬灰面历史已久,是怎么演化来的,已说不清楚,从以酸辣见长的特点来看,这怕是整个西北的特色。永昌长寿面的做法是:选用上好的面粉,在和面的水里掺入适当的蓬灰水和食盐,将面和好后,反复揉压,再放置盆内饧上半小时,之后,擀成薄厚均匀的面皮,叠成长条,用刀切成细面条,上撒干面粉,用手反复捏成细而长的面丝,上撒干面置盘待用。面做好后,要做臊子,臊子的一般原料为猪肉、木耳、黄花、豆腐、萝卜、鸡蛋、蒜苗、小葱和各种调料。吃的时候,将煮好的面捞入碗底,再舀臊子。面要少,臊子要多,即汤多面少。长寿面香味扑鼻,酸辣鲜香。凡逢老人寿辰、小孩生日必吃此面,取长面长寿之意,还有一种吃法是,不用肉臊子,做上葱花素醋浇饭汤,拌上油泼辣子,凉吃,别具风味。
   糖油花
  永昌县城乡居民用面粉做成的油炸食品很多,如油果子、油糕、油花子、油条等。诸多油炸风味食品中,惟糖油花最为独特。据了解,河西地区唯独永昌县有。糖油花制做工序较繁,形状美观,食之脆酥,香甜可口,是本县著名小吃。糖油花的做法复杂,用料讲究,做工精细。首先选用精细面粉,在头两天用酵子发好发面,切忌发酸,待用。做油花时,用2碗白沙糖和一碗水的比例,在勺内熬化,然后用黑面(越粗越好)徐徐撒入勺内,迅速像搅浆糊那样,现撒现搅,搅到用筷子能提起糖面为宜,取出的糖面置于瓷盆中,放在热处待用,千万不要置凉处,以防糖面变硬。这时,将发面擀成厚约5毫米的方形或长形的两块面皮,再拿糖面一团,也擀成如发面一样大小,比发面皮稍薄的面皮,夹在两片发面面皮的中间。用刀侧碰打侧面,使其齐整,然后切成宽约6厘米,长约10厘米的模剂,再用专用切具,在糢剂的中间,竖切四至五道口子(两头约留一厘米),用手翻成各式花样,置热处让其饧发,饧好后,可入植物油锅缓炸,呈淡黄色熟透后捞出即可。这道食品,制做技巧虽难掌握,但它十分好吃,是宴请宾客,看望亲朋的上等礼品。这些年,河西多有效仿制做。
  千层月饼
  中秋佳节吃月饼,是永昌人民的传统风俗。每逢中秋佳节,民间以面食做成各色各样的大月饼,在十五日晚上,将月饼和西瓜果品献于庭院中,意敬嫦蛾。相传月饼的制做,兴于唐代,盛于宋代。北宋诗人苏东坡“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的赞美诗句,诗里指的是小月饼,虽样式各异,但意义相同。永昌县民间月饼的做法很多,花样也多,久为永昌人民所喜食。近几十年来,南方来河西工作、旅游、务工、经商的人多了起来,他们对永昌千层月饼精细的做法和香甜可口的美味赞不绝口。永昌千层月饼的原料为优质面粉、胡麻油、白糖、玫瑰、香豆、登笺花、姜黄、红曲、胡麻子、薄荷、紫苏叶、豆沙等等。做法是:用酵子发面,经过两三天精心调接、饧揉,使发面达到饧好发好的程度。做时,邀上几位手巧的妇女,一团一团将发面揉上十多遍,待发好后,擀成厚约3毫米~5毫米的园形面饼,大小随意。然后,放一层面皮,抹上一层植物油,撒上一样香料;再放一层面皮,再抹一层植物油,再撒上另一种香料, 这样,共可放五六层到七八层。月饼大小、薄厚,要视蒸笼的高低大小而定。月饼剂子做好后,用工具夹上花纹,再在最上面擀一薄面饼盖上。置温热处,饧发,饧好后,上木笼中,大火蒸约两至三小时即可。蒸出的月饼放凉一天,切成十多厘米大小的方块,即可慢慢品尝或馈送亲友。另一种做法是:在每层面饼边缘,镶上另做好的如花瓣一样如小指大小长短的面瓣,一层压一层,共做五六层至七八层,最上层放手做的花样的小面盖。这样蒸出的月饼,犹如一个莲花或一个宝塔,十分引人眼馋。有的将做成的月饼面剂拧成曲形,切成小剂子,挤码在一起,形成一整块,这样的月饼,蒸出放凉切块后,块块犹如盛开的月季,十分惹眼。如要做甜月饼,可层层放糖即可。总之,永昌的面食月饼选料优良,做工精细,层次分明,香酥甜润,是一道很有名气的风味食品。
  清炖虹鳟鱼
  1984年,永昌县引进朝鲜名贵鱼种,分金鳟和虹鳟两种,这种鱼属高蛋白鱼类,肉厚、刺少,质肥嫩,味道鲜美。清炖、清蒸、红烧俱可,甜、酸、辣和凉吃热吃都行,是宴席上的高档美味。虹鳟鱼不论采用什么做法,都必须注意发挥其本身的原滋原味,比如清炖时,需放冷水中文火炖煮,只加入生姜、葱和少许大蒜,不可用其他调料,以防破坏原味。近些年来,本地民众买食此鱼补养调理身体者大增,特别是孕妇、病人,用此鱼调养数日后,倍觉神清气爽,精力充盈。远方慕名而来购鱼食鱼者也越来越多。
  清河水煮鸡
  清河水煮鸡,是永昌县清河地区的一道风味名吃,很富有特点。制做方法是,选用上好的母鸡,宰杀时慢慢放净血水,投入100度开水中摆烫,去净羽毛、内脏,用清水冲洗干净。投入已浇沸的滚水锅中,稍浸几分钟,捞出,然后再投入冷水锅里用大火煮沸,去血沫,放人较多生姜,适量食盐和少许花椒、胡椒(有时,也可再放少许肉桂、小茴香、丁香、良姜),用文火慢慢烧煮,不时翻动,自至肉烂,捞盘中,备盐沫、大蒜上桌食用。这里的清河水煮鸡,味道纯正,越嚼越香,不舍下咽,回味无穷。有些外来人说,在别的乡村如法炮制的清河水煮鸡,怎么也不如清河两乡镇的好,有人总结说,这大概是与水质有关。
  杂面搓鱼子和利杂面
  杂面,是指小麦和黑豆子或白豆子混合磨成的面粉,杂面搓鱼子就是用这种面粉做成的盛行于永昌县西河地区的一种风味名吃。做的方法是:先将杂面用加盐的水和好,反复揉和后放人盆内少饧,然后坐在案前,一手揪出面粒,另一手不断搓动,将面粒搓成五毫米粗细、两头尖、中间粗,长约3厘米到五厘米的“鱼儿”,置案上待下锅。杂面搓鱼子的吃法,有浇臊子吃的,有拌炒菜吃的,还有只拌上鲜红的油泼辣子、芥麦汁、蒜泥、香菜、葱花加调料勾成的酸醋汁吃的。不论怎么吃法,杂面搓鱼子豆味浓郁。质地柔筋,滑顺清爽,风味独特,现已成为一样深受人们喜爱的市井风味小吃。 利杂面,吃法同于杂面搓鱼子,不同的是面的做法。因为杂面一般擀不成大张的面皮,为了把杂面擀成大张的画皮,在和面时,除在和面水里加适量食盐外,要加人两三个鸡蛋和黄茅菜籽沫,这样才能把杂面擀成大张,然后多凉一会儿,用锋利的刀,将面皮一刀一刀划成像长寿面一样的长面,下锅煮好捞出,再按杂面搓鱼子的吃法吃,可以充分体会其风味特色。
  (2006年原载于《永昌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

知识出处

祝巍山文史论稿

《祝巍山文史论稿》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70余篇文章,40余万字。内容涉及地方志理论研究与实践、地方历史研究与探微、历史轶事研究整理以及散文诗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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