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编修地方志有悠久的历史。到现在仅保存下来的志书就达八千多种，十万余卷。可见我国历史上修志的盛况。 早在《周礼·诵训》上就有记载：“掌道之志，以诏观事”。当时“诵训”这一官员的职责就是为王述说方志所记的四方之事，以了解情况，便于治国。可见方志在很早就受到重视。
  秦朝统一中国后，郡县志有了相应的发展。 两汉时期，朝廷命地方官府，把“郡国地志”送朝廷太史府。刘秀作皇帝后，诏令家乡南阳撰风俗志书。由于皇帝的倡导，“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以后，编纂郡县志书的风气大盛。正是由于把郡县志书集中于朝廷，所以，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才有条件利用这些资料编成了著名的《地理志》。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编史修志之风盛行，修成了大量的地方志，当时大多叫“地记”，著名的有《会稽记》、《冀州记》等。晋人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是目前保存下来的较早的私修地方志。 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朝廷诏令天下各郡修志，并上报朝廷。共修成了《诸郡物产土俗记》150卷，《区域图记》129卷，《诸州图经记》100卷。其他记注很多。可见修成了相当数量的地方志。
  到唐朝，朝廷规定：各州、郡的图经，每三年编修一次，并报尚书省，后改为五年一次。唐朝先后编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全国性志书，都是以郡县志作基础的。 宋朝，更是重视图经编修，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朝廷的三令五申，大大促进了地方图经的发展。当时名郡大县都编了图经，中央于大中祥符年间，由李宗谔撰编了《祥符州县图经》计1556卷，可算是北宋州、县图经的总汇。宋朝廷还设立了专门修志机构，叫“九域志局”。图经的编写大大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据记载，当时各州县均修了志书，到现在流传下来的府、州、县志也超过了前代。其中：著名的有高似孙的《剡录》，梁克家的《三山志》，罗愿的《新安志》等。
  元朝，除编纂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外，也诏令天下各地编修地方志书。 明、清时期，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兴旺时期。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就命儒士编修一统志，永乐十六年朝廷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明中期以后，各地编志风更盛，郡县莫不有志。明代编修的志书，保存下来的至少约在千种以上。 清朝是方志鼎盛时期。顺治时期，河南巡抚发动修志，当时的十二州九十五个县，基本上都修了志。康熙十一年，全国修一统志，令各省、州、府、县都修志书；雍正、嘉庆年间，又下令编修一统志和省通志，促进了州、县志的发展；光绪年间，学部令编修乡土志，有的地方还编了乡镇志。 清代方志之盛的主要原因。一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重视，二是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李慈铭等的积极参加分不开，据统计，现存清代志书约五千八百多种，占现存旧志书的80％左右。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地方志的编修。1929年，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22条；1944年内务部又颁布了《地方志纂修办法》9条，规定修省、市、县志。1946年又重颁了前“办法”。当时不少省、县设了通志馆或文献委员会，时断时续进行了修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地方志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倡导编纂新地方志。1958年前后，许多省、市、县曾开展了修志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没能进行到底。粉碎“四人帮”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提供了条件。1980年4月，在中国史学代表会上，胡乔木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1981年成立中国地方志协会；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经中央批准恢复工作；1984年胡耀帮同志对开展地方志工作作了重要批示；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社科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人民政府又指示各地（市）县，全面开展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工作。经过五、六年的工作，全国各地普遍成立了修志专门机构，省、市、县修志工作进展很快，修出了一批县志、市志和部份省志的专业志。按国家规划，将在2000年以前，编修完成第一次地方志书。这次盛世修志，不仅能够解决历史上很多方志理论上的争论问题，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修志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