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章学诚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系统的地方志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①他认为方志是地方历史，不是地理专书。他在著述中多次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他明确认为，地方志书“即是古代外史所掌，犹如诸候国之史”。章氏多次批评了一些“世儒”把地方志视为“地理图经”，误为地理专书的看法。他与当时编修国史的戴东原有过激烈的争论。
②章学诚把地方志视为“一方之全史”，对社会有很大的功用。他还认为，地方志“为国史取裁”，为“史部要删”，“方志为国史羽翼。”地方志可为编修史书提供丰富而又较为可靠的材料。他还强调方志的“实用”，他认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他不主张志书文字古雅。
③在方志体例方面，章学诚认为“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史法。他在理论和实践中把纪传体的史书体例，运用到了地方志中。他主张以“纪”来纪录“皇恩庆典”，是仿“正史”本纪的体裁；以“表”（谱）来列画“官师除授”，是仿“正史”中的职官表等体；以“考”来编著“典籍法制”，是仿“正史”中的“志”（书）体；以“传”来撰写“人物名宦”，是仿“正史”中的人物列传。章学诚还主张仿照《七略》和《通》等，分部著录艺文，这就是章氏的“四体”主张。后来，章氏进一步发展体例，主张立“三书”体例。所谓“三书”是指一部志书应由“志”、“掌故”、“文征”三部份组成。“志”是主体，是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它由记、表、考、传等组成；“掌故”是为了储存典章和史料；“文征”是为了辑录艺文，与志书互证。章氏认为：凡欲经把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用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既不能缺，又不能合。这是因为“志”与“掌故”，“文征”有着不同的作用和性质。志是著述，“掌故”和“文征”是记注，近似资料汇编。章氏把著述与资料汇编区别开来，解决了历史的一大难题。 “三书”之外，章氏还主张附有“丛谈”，把入不了志的可用材料，收入丛谈。 在方志体例上，章氏还有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修地方志书，必须辨体。通志与府志、州志、县志应各有其体例，不能相混。 ④在志书编纂上，章学诚主张志书是史体，编纂应依“史法”，他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楷模，要求在方志编纂和内容上，要“详近略远”；记述要严“名分”（即封建等级），别尊卑；要讲求实用。他还强调志书编纂要“徵信”，要注意考核事实；要“据事直书”。 关于志书中的人物列传，他主张要划一体例。人物选择要“详今而略古”，“详后而略前”；人物列传内容“要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他主张不为生人立传，要盖棺定论。 关于笔法和志书内容选择发排问题，章氏主张“持论要恕”。“商榷要公”；关于图表的运用，他也非常重视；关于志书的文辞表达问题，他主张“据事直书”，反对“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的做法；关于引用成文的问题，章氏认为，在于“期明事实”，要标明出处；关于处理新、旧志的关系上，他认为：新志可取用旧志的书、传，但要按照“今志的义例”进行“裁制”。 章学诚主张，修志人员要具有“识、明、公”三长，他把史家的史识、史才、史学、 史德运用到修志中来。 章学诚针对修志中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严格的要求。他认为，编修地方志必须“乘二便”、“立四体”、“去五难”、“除八忌”，以达“四要”。
乘二便，即①地近则易核，②时近则迹真； 立四体，即：①皇恩庆典宜作“纪”、②官师科甲宜作“谱”（表）、③典籍法制宜作“考”、④名宦人物宜作“传”；
去五难，即：①清晰天度难、②考衷古界难、③调剂众议难、④广征藏书难、⑤预杜是非难； 除八忌，即：①忌条理混杂、②忌详略失体、③忌偏尚文辞、④忌妆画名胜、⑤忌擅翻旧案、⑥忌浮记功绩、⑦忌泥古不变、⑧忌贪载传奇；
达四要，即：①要简、②要严、③要核、④要雅。
章学诚还主张，州、县要设立志科，以收集和保存历史资料。
总之，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理论是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方志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很多观点，已为我们今日修志所参用。
①他认为方志是地方历史，不是地理专书。他在著述中多次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他明确认为，地方志书“即是古代外史所掌，犹如诸候国之史”。章氏多次批评了一些“世儒”把地方志视为“地理图经”，误为地理专书的看法。他与当时编修国史的戴东原有过激烈的争论。
②章学诚把地方志视为“一方之全史”，对社会有很大的功用。他还认为，地方志“为国史取裁”，为“史部要删”，“方志为国史羽翼。”地方志可为编修史书提供丰富而又较为可靠的材料。他还强调方志的“实用”，他认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他不主张志书文字古雅。
③在方志体例方面，章学诚认为“志乃史体”，应遵守“史家法度”，采用编修“正史”的史法。他在理论和实践中把纪传体的史书体例，运用到了地方志中。他主张以“纪”来纪录“皇恩庆典”，是仿“正史”本纪的体裁；以“表”（谱）来列画“官师除授”，是仿“正史”中的职官表等体；以“考”来编著“典籍法制”，是仿“正史”中的“志”（书）体；以“传”来撰写“人物名宦”，是仿“正史”中的人物列传。章学诚还主张仿照《七略》和《通》等，分部著录艺文，这就是章氏的“四体”主张。后来，章氏进一步发展体例，主张立“三书”体例。所谓“三书”是指一部志书应由“志”、“掌故”、“文征”三部份组成。“志”是主体，是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它由记、表、考、传等组成；“掌故”是为了储存典章和史料；“文征”是为了辑录艺文，与志书互证。章氏认为：凡欲经把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用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既不能缺，又不能合。这是因为“志”与“掌故”，“文征”有着不同的作用和性质。志是著述，“掌故”和“文征”是记注，近似资料汇编。章氏把著述与资料汇编区别开来，解决了历史的一大难题。 “三书”之外，章氏还主张附有“丛谈”，把入不了志的可用材料，收入丛谈。 在方志体例上，章氏还有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修地方志书，必须辨体。通志与府志、州志、县志应各有其体例，不能相混。 ④在志书编纂上，章学诚主张志书是史体，编纂应依“史法”，他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楷模，要求在方志编纂和内容上，要“详近略远”；记述要严“名分”（即封建等级），别尊卑；要讲求实用。他还强调志书编纂要“徵信”，要注意考核事实；要“据事直书”。 关于志书中的人物列传，他主张要划一体例。人物选择要“详今而略古”，“详后而略前”；人物列传内容“要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他主张不为生人立传，要盖棺定论。 关于笔法和志书内容选择发排问题，章氏主张“持论要恕”。“商榷要公”；关于图表的运用，他也非常重视；关于志书的文辞表达问题，他主张“据事直书”，反对“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的做法；关于引用成文的问题，章氏认为，在于“期明事实”，要标明出处；关于处理新、旧志的关系上，他认为：新志可取用旧志的书、传，但要按照“今志的义例”进行“裁制”。 章学诚主张，修志人员要具有“识、明、公”三长，他把史家的史识、史才、史学、 史德运用到修志中来。 章学诚针对修志中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严格的要求。他认为，编修地方志必须“乘二便”、“立四体”、“去五难”、“除八忌”，以达“四要”。
乘二便，即①地近则易核，②时近则迹真； 立四体，即：①皇恩庆典宜作“纪”、②官师科甲宜作“谱”（表）、③典籍法制宜作“考”、④名宦人物宜作“传”；
去五难，即：①清晰天度难、②考衷古界难、③调剂众议难、④广征藏书难、⑤预杜是非难； 除八忌，即：①忌条理混杂、②忌详略失体、③忌偏尚文辞、④忌妆画名胜、⑤忌擅翻旧案、⑥忌浮记功绩、⑦忌泥古不变、⑧忌贪载传奇；
达四要，即：①要简、②要严、③要核、④要雅。
章学诚还主张，州、县要设立志科，以收集和保存历史资料。
总之，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理论是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方志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很多观点，已为我们今日修志所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