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是红西路军与敌军马步芳部队战斗的主战场之一。1936年，红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河西走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13个村苏维埃政权，这里有保存完整的红西路军总指挥部旧址，有大量的红西路军与马敌作战史料、战斗遗址等遗迹和文物。早在1984年，中共永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就派人走访红西路军老战士和当地知情人士，走访红西路军史料研究专家和红西路军后代，在广泛调查考证的基础上，反复核实史料，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沽政治部”旧址的考证，却一直困扰着市县党史工作者。
  一 红西路军“大沽政治部”旧址基本情况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沽政治部”旧址位于甘肃省永昌县新城子镇西湾村宦家庄。宦家庄属清代土木结构，是房主宦松林的太祖父置办的家族房产，也是当时乡里最有气势的一座庄院。原庄院高大坚固，坐西向东，周长600米，墙高9米、厚3米，院墙东南西北四角都建有高大的角墩，分前后院两部分，前院是仓库和马厩，后院是主人生活区，院内有30余间房子，是黄土夯筑成的土围庄院。现存旧址东西长45米，南北宽40米，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旧址内有房屋6间，堂屋为灰瓦歇山顶，廊檐由三层木雕组成栏额，木门、土坯墙，其余5间均为平顶出廓。
  1936年11月，红西路军转战永昌，其中一部曾在宦家庄驻扎，并在堂屋墙壁上书写大量宣传标语。直到1987年，永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在调查征集红西路军相关历史资料时，才发现宦家庄堂屋墙壁上的标语。现宦家庄堂屋墙壁上仍有七条红西路军当时书写的标语，分别是“人民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联合起来！”“回、汉、蒙、番联合抗日！”“实行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成立抗日国防政府！”，其中最后两条署名为“大沽政治部”。
  2011年6月10日“大沽政治部”旧址被永昌县人民政府确立为永昌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4月17日，金昌市人民政府公布“大沽政治部”旧址为金昌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8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大沽政治部”旧址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 红西路军“大沽政治部”旧址考证情况
  “大沽政治部”究竟是红西路军的哪个军哪个师的政治部？为什么叫“大沽”？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考证的焦点，被前来考察、缅怀的团体和个人非常关注。宦家庄“大沽政治部”墙壁上的标语也成了参观的热点。通过走访咨询一些原西路军的老领导，如王定国、魏传统、左叶等人，均未得到肯定的答案。整理红西路军在永昌有关历史资料时，也未发现关于“大沽政治部”的解释。
  （一）查阅文献资料
  现存红西路军文献中，一直未发现红西路军大沽政治部相关资料。《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1936年12月22日徐、陈给中央军委的电文汇报中提到：“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于永昌附近，两个团位于水磨关一带，侦察连与九军均在水磨关西南三十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长的时间休整……”据此资料可知，红西路军曾在新城子镇一带驻扎。这是目前能查到唯一有关新城子镇的电文。
  （二）老红军后代、老村民的回忆
  红西路军转战永昌时目睹或亲历相关情况的村民和定居当地的老红军均已去世。根据走访宦家庄原房主宦松林的妻子赵秀英得知，宦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庄院高大坚固，庄墙、角楼等地常有人值更、把守，庄子里还养有枪手和家丁。1936年冬天，红西路军到来后，宦家的人全部从庄内搬出，把房子腾出来给红军住，部队驻留时间大约半个月。红西路军离开后，马家军曾攻打过宦家庄，但未能攻破庄院，所以堂屋里的标语没有遭到马家军的破坏。“文革”时，宦家的堂屋拆除了几间，里面的标语也比较多。当年赵秀英所住的堂屋（现在留有标语的堂屋）因她们全家搬迁到武威后上锁，因而免遭毁损，并一直保存至今。
  根据当地其他老人回忆，当时的宦家庄高大坚固，易守难攻，是红西路军驻扎的首选之地。红军走后，马家军攻打过宦家庄，但未能攻下来。
  （三）咨询相关党史专家
  据中共永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主任朱新斌介绍，关于“大沽政治部”的问题，他曾多方咨询，均未得到明确的回答。他认为，“大沽”应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中两个地名的缩写，即用“大靖”的“大”字和“古浪”的“古”字，将其它两个地名隐去，并将“浪”字的三点水，加给了“古”字，巧妙地用“大沽”二字代替“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全称。“大沽政治部”是红西路军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队的可能性最大。而从标语颜色来判断，标语也不是一支部队所写，至少应为两三支宣传队伍在不同时间所写。
  中共永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主任刘克文则认为，“大沽政治部”是《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的简称这一判断很难成立，理由有三：其一，红西路军占领永昌后，“平大古凉战役”已经结束，红西路军在永昌转战期间，不可能再用与“平大古凉战役”相关的名称作为一支部队政治部的名称。其二，根据红西路军建制，不可能用一个战役的名称来命名部队的政治部。其三，从字面上看，“大沽”的“沽”字和“古浪”的“古”也存在有无偏旁的区别。因此，刘克文认为“大沽政治部”中的“大沽”，应是部队为保密而用的代号。根据当时红西路军的军事部署，“大沽政治部”很有可能就是红三十军政治部。
  甘肃省军区政治部党史军史办主任、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许瑞源认为，第一，红西路军并没有“大沽政治部”这个建制，因此，“大沽”并不是这支部队的真实名称，应是为了保密需要而用的一个代称。第二，“大沽”应不是《平战役计划》的简称，其理由与刘克文基本一致。第三，按照我军机构设置惯例，师以上设有政治部，政治部一般随部队指挥机关行动。红五军没有去过新城子镇，在新城子驻扎的应是九军或三十军的师以上机关，具体哪个机关，已无法考证。第四，鉴于“大沽政治部”现存资料的情况，建议部”，把宦家庄留下的红西路军宣传标语解释为红西路军某部留下的标语。
  据红西路军党史专家董汉河介绍，他所接触的红西路军军史档案文献或当事人回忆录等著作中，均未发现有关大沽政治部的记载。他认为，第一，宦家庄的标语可认定为红西路军留下的标语。第二，“大沽”应该不是部队的真实番号，而是为宣传需要而写上去的。第三，根据当时的战况，“大沽政治部”应不是“平大古凉战役政治部”的简称。第四，“大沽政治部”应该是九军或三十军某部政治工作机关。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原馆长朱永光说，“大沽政治部”的“大沽”这两个字，基本上没人考证过。“大沽政治部”不是根据永昌的地名或部队番号来命名的，为了麻痹敌人，部队可能会用之前驻扎过的地名来称呼，但能肯定的是，三十军某师的师部在新城子驻扎过，军部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他本人认为对“大沽政治部”的考证意义不大，也无从考证。“大沽”本身是正确的，标语不可能是假的，按照“大沽政治部”来命名也没有错。总体来说，“大沽”的命名可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可能是为了保密或是某种使用习惯而命名。
  三 对有关问题的辨析及考证
  综合分析，市、县党史工作者认为，政治部不是作战部队，是一个部队（师级以上）的重要机构，不可能单独行动，而是和部队指挥机关在一起。自1936年11月21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后，总部政治部肯定随总部活动，应该在县城。军一级的政治部自然和军部在一起。红五军于11月21日到达永昌，23日又离开永昌直趋山丹接防，替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的二六九团和骑兵师。25日，军长董振堂率五军军部和两个团及所属部队抵达山丹。此后五军在山丹、临泽、高台等地与敌战斗，直到1937年1月26日，高台县城被敌攻破，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余壮士壮烈牺牲。所以为五军政治部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红九军自古浪战役失利后，分两路撤至永昌，后移至永昌东二十里铺设防，担负掩护保卫总部的任务。之后，二十七师在永昌县城以东的东二十里铺至县城一线驻防，二十五师在县城以西沿甘新公路的红庙墩、王信堡、水泉子等村寨设防，与敌浴血奋战。九军没有去过新城子，所以为九军政治部的可能性也可排除。
  三十军主力在凉州四十里铺击溃进犯之敌后，西移至永昌境内的八坝。12月1日，三十军军部撤离八坝进永昌县城，后移军至城西水磨关、南泉田家庄、陈家南庄。12月3日，程世才率八十九师二六九团、骑兵师一部绕水泉子进入山丹峡口、新河一线驰援五军，不久又返回永昌，在新城子休整待命。八十八师一部仍在水磨关、红庙墩一带协同九军二十五师御敌。由此可见，红三十军军部由军长程世才率领，同八十九师二六九团及骑兵师一部驻在新城子。另外，永昌地处河西走廊蜂腰部，东西交通要道只有甘新公路。红西路军占领永昌后，重兵防守东起八坝，西至水泉子公路沿线的村庄。从水磨关向西南方向经过梅家寺、南泉、新城子，进入祁连山草原大马营和八个墩滩，可西去山丹、民乐等县。可见红三十军在南泉、新城子一带驻军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2月28日，红西路军全线撤离永昌时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西去的。
  综上所述，宦家庄屋内的宣传标语的确为红西路军某部所写。新城子宦家庄标语应该是红西路军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队，或是红三十军政治部，或是三十军下属的师政治部，也有可能是先后驻扎或留宿过的多支部队所写，驻扎部队的具体番号已无法考证。“大沽”应是在战争条件下，部队为保密而取的代称。
  （作者系永昌县农业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