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是一块革命的红色沃土。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奉中革军委命令，率总部及红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共计21800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因河东敌情骤变，党中央电示河西部队组成红西路军，西进打通国际路线。18日，先头部队占领永昌，21日，总部移驻县城。截止12月5日，在永昌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及13个村级苏维埃政权。红西路军进驻永昌期间，先后在境内的八坝、东寨、东十里铺、县城、水磨关、水泉子等地浴血奋战，共毙伤敌6000余人，自伤亡2000余人。12月27日夜，总部及城防部队突围出城，全线撤离永昌，共计40余天。
  一 浴血奋战
  （一）八坝阻击战。八坝（今属六坝镇）位于县城东南。凉州西四十里铺一役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移至永昌境内八坝至六坝一线设防。11月25日，敌总指挥马元海率重新调整部署后的骑五师第一、二旅刘呈德团，马步銮团，青海民团一部等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防务未妥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凭借堡寨奋力据守，激战两天一夜，敌遗尸800余具。红西路军坚守的阵地程家南庄、王家庄、陈家庄等10余处堡寨、村庄，大部分被敌炮火摧毁。100余名红西路军指战员伤亡。11月27日，红西路军调整战斗部署，在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等指挥下，指战员夜袭敌阵地，用大刀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将敌击溃。八坝阻击战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一部退入县城，另一部同红九军分别扼守六坝、东寨、头坝、东十里铺、西十里铺、水磨关、南沿沟、北海子、通信堡、新城子、水泉子等方圆百里之地的据点，迎击来犯之敌，以保县城总指挥部的安全。
  （二）前进剧团遭遇战。红西路军前进剧团，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前进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思想工作，晚上担当县城的警戒任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后，在红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扎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1936年11月25日晨，红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一行70余人在保卫人员护送下，奉总部命令离开县城前往东二十里铺（东寨城），慰问刚从古浪战斗后转移到这一带休整布防的红九军将士。中途，与西进之敌马步銮骑兵团遭遇。剧团人员立即进入郭家下磨庄，关闭庄门据守。敌骑兵包围后发起进攻，全团人员在枪支、弹药匮乏情况下与敌周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经一天激战，剧团团长周汝功、政委易维精、支部书记廖赤健（女）、导演任弼煌、副队长汪贤臣等主要干部和10余名保卫人员壮烈牺牲。剩余人员继续用木棍石块、瓦砾等武器与敌战至傍晚，因弹药消耗殆尽，战斗力锐减。尔后，敌人用汽油、柴火烧毁庄门冲进院内，抓获幸存人员，前进剧团几乎全军覆没。
  （三）东十里铺之战。东十里铺位于永昌县东寨镇。红九军撤出古浪后星夜兼程向永昌转移，入县境后驻防城东二十里铺、十里铺一线的村庄，同三十军一部共同担当阻击敌军、保卫总部的重任。12月3日，敌马元海为打通围攻县城的通道，指挥所辖中路军韩起禄旅、祁明山旅、马步銮团、刘呈德团及部分青海民团，配备火炮分割包围九军、三十军一部所占据点，命令刘呈德团主攻红九军防守的十里铺桥头、晚阳墩一线。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指战员与敌浴血奋战一天，打退敌人8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尔后，马元海集结重兵，向红九军驻地沈家庄、杨上庄、王家前后庄、苟家西庄和红三十军一部驻防的东寨城一线据点进攻。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一部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凭借堡寨奋力反击，后突围与敌展开肉搏战将敌杀退。至24日，红九军各部同红三十军一部经过20余日艰苦鏖战，歼敌600余人。激战中，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等以下300余人壮烈牺牲。
  （四）邬家油坊争夺战。邬家油坊位于永昌县城东关。1936年12月6日晨，敌马步銮一骑兵营进犯西路军防守的邬家油坊和财神楼两个据点。两据点原由西路军妇女团一部驻守，后由红三十军一部防守。当敌骑逼近时，红三十军一部指战员以猛烈火力扫射，将敌击退。午后，敌刘呈德团步兵向据点进攻，红军指战员奋勇还击战至黄昏，因弹药不继，据点失守。尔后，城内援军组织反击，欲夺回失守据点，战斗十分激烈。经通宵激战，击毙敌30余人，但未能夺回据点。此据点失守后，敌立即集结步、骑兵力，向东水泉、校场山一线高地进攻。红军二六三团三营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阵地上奋力据守一天，击退敌多次进攻。后因天气寒冷，弹尽粮绝撤出战斗。邬家油坊、财神楼和校场山阵地等相继失守，县城遭敌军围困。
  （五）永昌县城守卫战。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移驻县城后，一直是敌进攻的主要目标，红三十军、红九军、守城部队及总直机关、妇女团分段防守。县苏维埃政府组织城内外群众用床板、门板、木箱、木柜等家具，以及石砾、土块等物加固城防设施，严阵以待。12月19日，马元海调集5个旅、4个武装民团的兵力，围攻县城。敌配备了敢死队、射击队、云梯队，主攻、佯攻、伏兵部队联合参战。21日凌晨，敌向守城部队发起进攻，战斗打响。6时许，敌主攻部队逼近城壕，射击队、云梯队欲搭梯登上城墙时，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扫射，并投掷炸弹、石块等物，将攻敌打退。尔后，敌连续10余次的进攻均被击退。马元海见攻城不下，且伤亡惨重，急令停止攻城。守城之战击毙敌2000余人，并击毁前来助战的敌机1架，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马元海攻城失败后，遂改变策略，改攻为围，调派兵力严密封锁城外围交通要道，断绝城内的生活用水和粮食供应。
  （六）北海子（校场山）战斗。1936年12月24日早晨，马步銮团1200余人，向驻守在北海子一线的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阵地校场山高地发起进攻，其时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总兵力不足500人。战斗开始后，二六三团勇士们依靠高地顽强阻击马步銮团敌人的进攻，敌伤亡惨重。战斗持续到黄昏，二六三团因寡不敌众弹药无补，撤出战斗。敌军占领校场山高地后，在高地架设山炮、迫击炮等向县城轰击。红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天主教堂，县政府所在地，均遭到敌炮火的轰击。与此同时，马元海命令马呈祥的手枪团，摧毁北海子、东水泉等地为红军加工面粉的30余盘水磨。当晚，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奉总部命令夜袭北海子，欲夺回阵地、水磨、粮食未成功。北海子保卫战，歼敌400余人，击毙敌营长2人，连长7人。
  （七）水磨关之战。水磨关位于永昌县焦家庄镇。红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一线后，敌右路指挥马彪、副指挥马朴率部迁回到水磨关、红庙墩一线围追堵截，穿插进攻红西路军驻防的各村庄。12月15日，敌骑兵团向红九军一部驻防的水磨关一带进发，遭红九军一部阻击，歼敌骑600余人。12月27日晨，敌马志武骑兵团由山丹来增援围攻县城之敌，途经红庙墩时遭红军阻击，敌伤亡惨重。敌遂改道崇岗台沿梅家寺一线绕道南沿沟滩。红九军一部前往阻击时，敌骑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埋伏在元山子山坳，另一部分佯作败退诱惑九军至沿沟滩开阔地带。
  两股敌骑兵同时出击，对红军采取包围战术。九军一部奋力还击，经3小时拼杀，因弹药不足伤亡较大撤退。敌骑紧追不舍，将撤退队伍逼至沿沟寺庙至严家墩一线附近，企图围剿。后红军某部援军赶到，用猛烈火力将敌杀退。
  （八）南沿沟之战。南沿沟位于永昌县焦家庄镇。1936年12月中旬，韩起功旅围困山丹县城，采取围而不打战术，东调马彪旅向永昌县水泉子、水磨关、南沿沟一带进发，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的联系，集中兵力进攻县城红西路军总部。红九军某部在南沿沟一带同敌马彪率领的骑兵团展开血战。指战员在耗尽弹药后，用大刀、枪刺同敌展开血战，双方未见胜负。后红西路军援军一部赶到，杀退敌骑兵，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确保红西路军总部的安全。南沿沟战斗结束后，红西路军西进，当地群众把46具红军遗体掩埋在此地的一座废弃砖瓦窑里，称“红军坟”。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自发到“红军坟”祭奠红军英烈，表示怀念。
  二 红色遗址
  （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旧址。位于甘肃省永昌县城南街十字路口东侧天主教堂。该旧址坐南向北，主要建筑物有指挥部大门、作战室（天主教堂）、机要室、展厅及管护用房。主体建筑作战室为土木结构面阔3间开、进深6米的砖瓦脊房。1936年11月18日，红西路军占领永昌县城。21日，红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天主教堂办公。（红西路军总部领导：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明，二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红西路军总指挥部既是连接陕北和河西走廊各战场的信息枢纽，又是河西走廊各战场的指挥中心。两位首长在此指挥大小战斗30余次、生活住宿40余天。在此期间，徐、陈两位首长分别于11月21日、23日、24日、25日，向红军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发电报，汇报西路军在永、凉地区作战情况和面临的现实困难。电文说：“我西路军虽然士气旺盛，但部队疲劳，弹药、冬衣缺乏。马敌虽然已伤亡2000余人以上，但能迅速补充与我作战。永昌地形不便打运动战，群众斗争不易发动，扩红筹资较难。我军战线较长，人员、弹药有减无增，无法集中优势兵力，难在甘东地区歼敌。并估计毛炳文部主力26、27日可到凉州，我军若与马、毛两敌全力决战不利；马敌可能以一部速集甘州堵击”。因此建议：“不得已时转到甘州、肃州间作战。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之敌，更有利配合红军主力行动。”在红西路军指挥部遗址内，现保存有当年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同志使用过的办公桌、椅，木床，照明用的马灯、油葫芦灯等物品。
  （二）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永昌战役纪念馆前身为永昌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县城北郊北海子公园东侧校场山南坡，于1983年动工修建，1988年正式建成。该陵园坐北向南，依山傍水，占地面积6437平方米，建筑面积1184平方米。由纪念碑、纪念堂、烈士墓、陈列室及管护用房等建筑构成。陵园门额书“革命烈士陵园”，背面书“浩气长存”。第一台阶两侧陈列室里陈列红西路军征战永昌时部分遗物、图片及史料。纪念碑竖立在第二台阶中央，碑高11.18米（寓意11月18日），宽1.936米（寓意1936年），徐向前元帅为纪念碑题写“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的碑铭。纪念碑右亭为纪念牺牲在永昌境内的千余名红西路军烈士所立。左亭为牺牲在永昌的红西路军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烈士所立。纪念堂位于第三台阶上。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魏传统为纪念堂题写“革命烈士纪念堂”匾额。纪念堂右侧为西路军烈士墓。左侧为1951年在皇城滩剿匪战中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八师杨玉山等十八名烈士墓。1996年10月，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和西征60周年之际，中共永昌县委、县政府决定对经风雨剥蚀受损的纪念碑进行重修。2006年5月，县政府对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重新进行了改建，对烈士陵园纪念堂、纪念碑、门房及大门进行维修，彩绘纪念堂及纪念亭。重新制作展厅内展品陈列柜，利用影像、图片等多媒体声、光、电等手段布展，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路军烈士血战永昌的英雄事迹。
  （三）大沽政治部旧址。新城子镇位于永昌县西南部，祁连山麓，距离县城39公里。大沽政治部旧址，位于新城子镇宦家庄。1936年11月18日至12月28日，红西路军在永昌期间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宗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政策和主张时，在村民宦松林院内堂屋墙壁上以“大沽政治部”名义，用红、黑墨汁刷写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联合起来！”“实行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等七条宣传标语。这些标语经历80余年的风雨，现被完整保存在屋内的右后两面墙壁上，实属不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红西路军西征期间，存留下来的数量最多、保留最完整的标语。这些宣传标语是红西路军西征时在永昌建立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反对内战，坚决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历史存照。
  红色遗址还有八坝阻击战遗址（八坝柴家老庄），郭家上磨庄战斗遗址（位于东寨镇双桥村），武当山百子洞战斗遗址（武当悬崖峭壁处），南沿沟红军烈士墓（焦家庄南沿沟村），水泉子、王信堡战斗遗址等。在原县供销社院内先后出土红军掩埋的枪械765件。
  三 永昌建政
  1936年11月22日，军政委员会遵照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19日发出的“你们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张闻天、毛泽东20日发出的“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电示，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23日，发布《告指战员书》，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战胜敌人，加紧创造永、凉根据地，为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红西路军政治部抽派大批的干部和战士，在永昌城乡广泛张贴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布告”。与此同时，工作队除用红土、黑墨水、石灰、木炭灰等在墙壁上刷写标语、用纸张书写标语外，还走街串巷，挨家逐户给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耐心讲解红军挺进河西，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大后方的意义。23日，红西路军总部在县城天主教堂召开城乡百余名群众代表参加的永昌县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等出席并讲话。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各基层政权人民代表、红军指战员代表和城内外部分群众共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以手工业工人、农民和红军干部为主体的13名委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张仲科任主席，狄万川任副主席。同时成立青年大队、妇女会、儿童团。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是红西路军西征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政权成立后，积极协助西路军抗击敌军，养护伤员，为部队筹粮筹款、缝制冬衣等。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乡、村苏维埃政府共计13个，分别是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县城东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县城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县城东北隅乡苏维埃政府、五坝村苏维埃政府、头坝村苏维埃政府、西十里堡村苏维埃政府、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通信堡村苏维埃政府、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副主席狄万川，委员王思福（负责军事兼任青年大队长）、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负责民运）、曹有德（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军队委员4人无法考察）。
  各级苏维埃政府除协助红军向城乡群众购买粮、油、柴、炭、皮、毛、肉食、废铜、烂铁，号召人民群众及工商各界捐献铜、铁件及硫磺、盐硝等物资外，部分政府成员和青年队员还主动当向导，带领红军前后搜查了张廷祯、周志甲、谢殿邦、陈世堂等五六十户全县城乡大中地主和恶霸的粮仓、地窖，没收和征集了大量的粮、油、布匹、肉食、衣服、皮毛、金、银、铜、铁、大烟土等物资，不仅补充了红军的给养，而且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衣物分给缺衣少食的贫困农民和市民。为了把征集到的物资及时运往加工点及驻军地点，各级苏维埃政府成员、青年队员和当地群众一起，利用畜力车拉、人力车推、毛驴驮运、甚至人力背扛等办法，解决了物资运输的困难。县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刘万祥带领的运粮队、梅家寺区政府王永禄为骨干组成的毛驴驮运队和南湾数百名群众组成的人力背运队，一直坚持到红军撤离之前。红西路军总供给部在县城、水磨关、新城子、南湾等地设有临时兵械厂，工匠不足时，当地苏维埃政府及时抽派铁匠和木匠等工匠协助。木工出身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和委员冯怀义，组织四五十名工匠协助红军兵工厂镕铸马尾弹壳、锻打长矛、大刀，维修枪械，配制火药，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县前后抽调和雇请百余名皮匠、毡匠，为红军缝制皮衣、背心、皮帽、手套、毡鞋等被服。县城八九家皮坊、毡坊，近六十名工匠全部投入为红军制作被服的行列。杨瑞等十多名皮匠，连续二十多天，泡、熟、铲半成品羊皮两千多张。城乡家庭妇女，自愿为红军缝补衣裳、鞋袜。赵定庄的柴大奶奶等十多名妇女，还主动给裁缝当助手，为红军缝制皮衣、背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干脆把羊毛毡中间剪开一个洞，从头上套下，然后在腰间束一根绳子用来抵御严寒。为解决万余名红军指战员的吃饭问题，北海子、水磨关、南北泉等地七十余盘水磨，近三百名群众，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的带领下，日夜不停地磨面月余时间，基本保证了红军的面粉供应。全县当时有140多名城乡热血青年参军参战。
  四 组织营救
  永昌是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东返的必经之地。红西路军失利后，一大批失散人员遍及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区，当时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除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营救红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外，永昌各族人民群众也自发地掩护营救、资助红西路军失散人员，付出了重大牺牲，为保护党和人民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充分体现出永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无比信赖，也充分显示出党群、军民之间患难与共、鱼水相依的血肉联系。
  12月27日夜，红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偕红九军、三十军突出敌军重围，撤离永昌。为了避免伤员受冻死亡，减轻部队负担，加快行军速度，总部不得不将数百名重伤员就地安置。敌军及其执法队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在围追堵截红西路军的同时，大肆搜捕屠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员和红西路军伤病人员。敌人的种种残暴行径并没有吓退永昌人民，他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毅然决然地、自发地担负起保护救治红西路军伤病人员的重任。
  在南沿沟战斗中下肢挂彩、躯体受到敌骑践踏而昏倒在战场上的红西路军战士李作才，苏醒后已至傍晚，他忍着剧痛，爬至水磨关杨家庄，适遇陈家铺院的房东青年陈开昌。陈见李浑身泥土，满脸血污，冻得牙齿咯咯作响。在问清情由后，陈开昌将李背到自家热炕上，其父母为李脱换了沾满血污的衣服，用盐水清洗和包扎伤口，又做饭给他吃。不料，这次战斗结束后，部队再未回原驻地而迅速转移，李作才便留在了陈开昌的家中。后来，陈开昌一家多次掩护李作才躲过敌人搜捕，夜间在热炕上休息，白天则躲在洋芋窖内，陈开昌一家三口轮流观察放哨。陈母用中药草熬水或用淡盐水时常擦洗李作才的伤口，陈开昌向磨面的人讨要一点面粉供伤员和一家人维持生活。经过四五十天的精心伺候和秘密养护，李作才伤口初愈。两个月后，李作才决定东返，临走时，陈母为其缝了棉衣、裤子和新鞋，准备了口粮，李作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陈开昌一家，踏上了东返的路途。直到1958年，李作才从兰州来信寻访陈开昌，再次表达他对陈开昌一家人的搭救、养护之情和感谢之意。
  在焦家庄、新城子、红山窑一带，乡亲们背着敌军给伤员凑集柴禾，在伤员住处生火取暖，烧水送饭，帮助伤员擦洗包扎伤口，料理调养。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照料下，这些伤员不仅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杀害，而且在群众的帮助下渡过了困境。除少数确因伤势严重恶化不幸死亡或被敌杀害外，绝大部分得以生存，经过调养，有的陆续东返寻找革命队伍，回到党的怀抱。少将戴克林便是其中养好伤后回到革命队伍的一个。有的返回原籍，有的因失去东返条件就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谋生定居。因伤势无法控制而先后死亡的战士，也由地方群众掩埋。据不完全统计，仅新城子地区当时遗留的伤员或后来失散后生活栖息定居下来的红西路军人员就达百余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群众的帮助和带领下谋生，攒足路费，继续东返，也有二三十人在群众的帮助下定居永昌。
  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在祁连山战斗中失散不幸被俘后，监禁在武威骑五师师部，后被带至永昌县城内盐店巷，永昌人民多次秘密营救。在东返红军所经过和停留的地方，永昌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红军险境。群众把红军当做亲人，千方百计的营救和保护，尽可能的提供食宿方便。梅家寺群众梅发生掩护失散东返的四川籍干部祁科长。梅家寺青年朱绍春先后三次将失散红军秘密收留在家，热情接待。
  红西路军失散流落人员在永昌得到各界人民群众的大力掩护和救助，其中有三百多人顺利地离开县境，踏上了寻找党中央和革命队伍的行程，另有73人选择定居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