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甘肃永昌牛娃山岩画调查与研究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永昌县博物馆
  牛娃山岩画位于甘肃省永昌县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南湾西南约1.5公里，牛娃山呈南北走势，南依祁连山北缘，北临永昌腹地，东北距永昌县城30余公里（图1）。牛娃山海拔2100多米，山体陡峭，为裸露岩石体，属第四纪冰川结束后形成的寒武纪沙漠岩漆板岩，质地坚硬，呈黑褐色，多细腻平滑切面。岩画主要散布在牛娃山山梁及东、北坡避风阳面，西坡则几乎不见。该岩画群并非大面积的岩壁岩画，而表现为零散分布的大石岩画。岩画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计200余幅，画面因势依石而作，大多清晰可辨，保存较完整。
  该岩画群系1994年下半年首次发现，1995年7月永昌县博物馆组织人员作了调查和初探。2002年6月5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邦湖、王元林、岳晓东和永昌县博物馆张得智又联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一 岩画内容与分期
  牛娃山岩画内容极其丰富，有野生动物、畜牧、骑射等多种画面，一般一石一幅，也有少量在巨石块上不同的侧面连刻二、三幅者。这些画面形象生动，从艺术的角度反映和体现了牛娃山一带先民们创造的发达的原始猎牧业文明。现择其要者分类简述如下：
  1.牛图
  依画面牛的个数多少和内容不同可分为单体牛图、双牛图和牛交媾图三种。
  （1）单体牦牛图
  有弯腰低头作争斗状者。线刻。高15、宽25厘米（编号2002YN001，以下略去“编号2002”）；有静立、俯视者。剁刻磨制。画面剥蚀模糊。高4、宽15厘米（YN002）。
  （2）双牦牛图
  有二牦牛并肩上山者。磨制。高18、宽15厘米（YN003）。有二牦牛并肩竖尾低头作饮水、吃草或发怒状者。磨制。高20、宽15厘米（YN004）。
  （3）虎牛图
  画面完整，两头野牛，母牛静立，公牛趴胯。公牛生殖器突挺，造型夸张。左前方有一只老虎抬腿张嘴，与二牛作争斗状，右上角另有一只老虎竖尾张嘴作狂嚎状。磨制。高8、宽15厘米（YN005）。
  2.羊图
  多数为北山羊，有极个别的大头羊（盘羊）。依画面羊的个数多少可分为单羊图、双羊图和群羊图三种。
  （1）单羊图
  单羊图较多，多为北山羊，角十分发达，向后弯曲很大，状如镶刀。有走动、站立、吃草等不同形象。如作走动状者。磨制。高15、宽20厘米（YN006）。又如静立、伸颈向前俯视者。尖石磨制。高10、宽12厘米（YN007）。另有单羊俯首吃草。磨制。画面较模糊。高7、宽10厘米（YN008）。
  （2）双羊图
  多为北山羊。如与一群体动物图磨制于同一岩体不同面上的双羊图，作翘首观望状。体态匀称，腿修长，犄角后翘，顶部垂弯。高20、宽15厘米（YN009）。另有同向奔跑的双羊图。磨制。高20、宽15厘米（YN0I0）。还有双羊对行图。磨制。高25、宽15厘米（YN011）。也有母子羊图，大羊体长30、高15厘米，磨制，身下部有一小羊羔，线刻。画面剥蚀模糊。高20、宽30厘米（YN012）。
  （3）群羊图
  多为北山羊。有同向奔跑图。磨制。中间四只清晰，上下端模糊。羊角较大，状如镰刀。高30、宽25厘米（YN013，图2）。另可见七只北山羊并肩走动。线刻。高50、宽25厘米（YN014）。
  3.鹿图
  依画面鹿的个数多少可分为单鹿图、双鹿图、三鹿图、四鹿图和群鹿图五种。
  （1）单鹿图
  有作静立翘首张望状者，体形大，背脊平直，角主干长，主干上分出小叉，应为赤鹿（马鹿或八叉鹿）。磨制。高10、宽5厘米（YN015，图3）。又如，一只小鹿作卧状，造型生动，极为可爱。磨制。高5、宽5厘米（YN016）。另有前体高仰，作奔跑状者。磨制。高11、宽6厘米（YN017）。
  （2）双鹿图
  二鹿同向翘首张望。磨制。高40、宽20厘米.鹿体高7、长10厘米（YN018）。
  （3）三鹿图
  翘首站立，面向东。高15、宽20厘米（YN019）。
  （4）四鹿图
  四只鹿均作跑动状，左侧三只鹿为同一面向，右侧一只与左侧中间一只面对面，作抵对状。磨制。画面右上端有二处磨刻痕迹，形状不可辨。高25、宽30厘米（YN020）。
  （5）群鹿图
  群鹿向同一方向奔跑。磨制。画面高30、宽40厘米，鹿体高6、长8厘米（YN021）。
  4.狗图
  依画面狗的个数多少可分为单狗图和四狗图两种。
  （1）单狗图
  有竖尾回首张望者。磨制。高5、宽10厘米（YN022）。有向山上奔跑者。磨制。高8、宽12厘米（YN023）。
  （2）四狗图
  四只狗同向朝山顶爬行奔跑，前面一只单列，后面三只并列，均磨制，其中上部一只未磨制完好。高30、宽25厘米（YN024）。
  5.骆驼图
  依画面骆驼的驼峰不同可分为单峰驼图和双峰驼图两种。
  （1）单峰驼
  骆驼体形较大，单峰，多为抬头站立状。
  （2）双峰驼
  有单体双峰驼伸颈后仰者，似作跑动状，面向北。磨制。高7、宽10厘米（YN025，图4）。另有单体骆驼抬头观望者。磨制。高5、宽10厘米（YN026）。有三只骆驼面向东行走者，均抬头向前观望，体形瘦小。磨制。高20、宽20厘米（YN027，图5）
  6.野狼图
  有作奔跑状者。磨制。高8、宽15厘米（YN028）。另有奔跑者。磨制。高4、宽18厘米（YN029）。
  7.四马图
  中间二马对叫，上下各有一匹马在奔跑。磨制。高20、宽30厘米（YN030）。
  8.鸟类图
  两只鸟展翅作飞动状，线条流畅。前方有一画面模糊不可辨。磨制。高7、宽12厘米（YN031）。
  9.猛兽捕食图
  （1）狼食鹿图
  一只恶狼狂奔向一赤鹿，狼踩在鹿脖子部位并作噬咬状，鹿被踩倒作惊吓下跪状。右上方有一只狼作观望状。磨制。高15、宽13厘米（YN032）。另有一只狼张嘴狂奔，脚踩在一只奔跑的鹿的角上。磨制。高15、宽10厘米（YN033）。
  （2）虎食人图
  一只凶猛的老虎高抬着头，前爪扑向一人，人受惊吓，举起双手并作下跪状，似与虎搏斗，人身后还有一只老虎向前张望。磨制。高15、宽20厘米（YN034）。
  （3）虎食羊图
  一只凶猛的老虎伸颈张嘴，前爪踩向一北山羊角部。老虎为凿点成线制法，北山羊为磨制法。高6、宽6厘米（YN035，图6）。
  （4）牦牛斗狼图
  画面右上角一只狼屈身他顾而逃，中间一头牦牛长尾上翘，前腿使劲蹬地，弓背低头，半环形犄角抵向一只狼，狼被抵翻，蟋缩。左下角一只狼腰身细长，尾尻触地，前爪探扬，箕口龇牙，佯扑，下边有一头牦牛奋力抵之。磨制。高15、宽22厘米（YN036）。
  10.动物群体图
  （1）羊、鹿图
  有一赤鹿和三羊画面，赤鹿面对两只奔跑的大头羊，大头羊身高体大，角向下弯。下方另有一只静立的北山羊。磨制。高7、宽11厘米（YN037，图7）另有画面为左侧两只鹿同向走动，右下角一只大角羊静立抬头张望。鹿前方和画面右上角两只动物模糊不清。磨制。高20、宽40厘米（YN038）。有两只祁连鹿一站立，一奔跑，两只羊站立。磨制。高15、宽25厘米（YN039）。有两只鹿对两只北山羊，羊作奔跑状。磨制。高25、宽30厘米（YN040）。
  （2）虎、狼图
  两只虎和一只狼均作向前奔跑状，二虎在上，一狼在下。线刻，虎狼外形线条较粗，躯体饰斑纹和卷涡纹。画面高7、宽6厘米（YN041，图8）。
  （3）鹿、狗、狼图
  画面右部下端为一只狗在行走，上端有四只鹿行走，左侧有一只野狼在奔跑。磨制。高15、宽30厘米（YN042）。
  （4）牛、羊、鹿、狗图
  画面较复杂，共计20余只动物。画面上部有面向北奔跑的羊群，清晰者九只。中部两只狗斗一头牛，牛身后另有一头牛向前跑。左下部有狗在狂叫。磨制。高100、宽80厘米（YN043）。该画面所在岩石的另一面磨制有两只羊。
  11.畜牧图
  前述的有人和无人的群羊图、四马图、牛图三种，应为畜牧图之一，为叙述方便，不再列入畜牧图介绍。
  （1）羊、狗图
  一只羊与一只狗对卧，应为家犬守牧图。磨制，高15、宽30厘米（YN044）。
  （2）牛、羊图
  两头牛与一只羊均作站立状。磨制。高15、宽25厘米（YN045）
  （3）狗、狼图
  一只狗与一只野狼对叫，应为家犬守牧图。磨制。高4、宽10厘米（YN046）。
  （4）护牧图
  画面上端为两只羊抬头向前张望，下端一人左手叉腰站立，右手指向前方，人前面画面剥蚀不清。磨制。高80、宽30厘米（YN047）。
  12.斗牛图
  一个人两手叉腰怒视一头牛，似与牛斗。磨制。高10、宽20厘米（YN048）。
  13.骑猎图
  有两狩猎者分别骑在一匹马上，引弓搭箭，作欲射之势，狩猎对象已剥蚀不可辨。磨制。高20、宽25厘米（YN049，图9）。另有一副画面，上部三只大角羊在奔跑，下部猎人骑马射箭，正在射击一头牛。磨制。高30、宽30厘米（YN050）。
  14.“井”字及其它阴刻线
  井，阴刻，正方形，边长约10厘米，井上带亭盖，刻痕较深，线条清晰。另外，还有少量似河流及横、斜阴刻及磨制线条，形状不可辨认（YN051）。
  15.盘蛇图
  一条蛇作盘曲状，抬头。磨制。高10、宽8厘米（YN052）。
  16.车图
  两车轮有五个同心圆组成，横轴连接起来，中间有一大红花状车舆，下方有一细长条车辕，前端模糊不清。象征娶亲场面。磨制，高10、宽3厘米（YN053）。
  以上所选取的十六类画题，基本代表了牛娃山岩画的刻画内容，反映了该岩画群的绘画主题。依据岩画的刻痕、石垢颜色、刻画主题、技法等，大体可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前述1～10类可归为早期阶段，主要刻画羊、鹿、狗等较为单纯的动物形象，写实性较强，并以剔地法磨刻为主，刻痕较浅，石垢暗沉。相反，11～16类则可划分为晚期作品，该段突破早期刻画单一写实动物形象的传统，增加了畜牧、骑猎、斗牛等较为复杂的生活场面，也出现了井、车等日常生活中的所见物体。较多地使用了凿点成线技法，岩面刻痕较深，石垢浅亮。
  二 岩画分析及年代推断
  （一）保存状况、刻痕和石垢的颜色
  岩画的风蚀雨淋日晒程度是判断其年代的主要依据之一[1]。牛娃山岩画风蚀程度较厉害，有些画面保存较差，若隐若现，图象很难分辨。再者，由千岩画刻画在黑色岩石上，刻痕轻浅，颜色浅黑，且石垢（即石锈）较厚，色泽黑褐。从而可见该岩画群创作年代的久远。
  （二）题材、构图及表现手法
  牛娃山岩画是祁连山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题材内容、构图形式、表现手法上都充分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独特风格。
  从题材方面来看，岩画多以各种野生动物个体或群体动物形体出现，间或出现群居觅食、与狼搏斗等场景。动物以野羊、绵羊、鹿、牦牛居多，约占全部画面的60％以上，此外，有少量的单峰骆驼、虎、鸟等。另有为数极少的狩猎场面和畜牧场面，以及最富时代特征的“井”字造型。通过刻画生动活泼的动物形象，成群结队的山羊野鹿，动物间的弱肉强食，以及骑马射猎等生活化、写实化的场面，充分表现生活，反映现实。即通过作画者选取的这些题材，如实反映牛娃山一带先民的社会生活和所处的自然环境。
  从构图形式方面来看，一般一石一幅画面，画题生动自然，灵活多变，富有生活气息。从单羊、单鹿到双羊、双鹿，从动物到人物，都显示了岩画作者的独具匠心。如磨制的小鹿，小巧玲珑，非常可爱。
  从表现手法上来看，在写意的基础上，运用含蓄夸张和对比手法，力争达到比较完美的艺术效果。如恶狼食鹿图，把野狼刻画得很凶猛，而把鹿的枝角刻画得很硕大，拖至背部，意在表现大自然弱肉强食、反抗搏斗的现实生活。另外，画面内容动静结合，静中有动，动感强烈，如鹿的惊恐逃窜，野山羊的奔驰等。
  （三）类型、技法和作画工具
  牛娃山岩画大多为时代较早的磨刻类型，也有少量晚于磨刻技法[2]的敲凿、划刻作品。总之，依刻画技法的不同，可分为凿点成线法和剔地法两种。
  凿点成线法，主要是用比较尖锐锋利而又坚硬的岩石条刻画出物象的轮廓线，表现物象的大致形象。牛娃山岩画的凿点成线法画面，数量不大，主要是打砸、剁刻（指用较为厚重、锋利的器具砍砸刻划）、点击敲凿而成的槽状线刻，如图六虎的制法；另有少量点状线刻画面，而且划刻线较轻浅，画面多为群体动物造型，如图八虎狼图。这些线条化的刻画作品，刻痕轻浅，画面简单，原始古拙。
  剔地法，即减地磨刻法，先用尖锐硬石条勾勒出物象轮廓，然后通体进行打砸、剁刻、研磨，使之成为微低千原石面的阴镌面，作品类似剪影，形象逼真传神，清晰美观，富有艺术美感。牛娃山岩画绝大部分画面属于此种制法，尤其是单个动物造型更体现了这种敲磨剔地法，画面边缘线条不明显，较为模糊，创作年代当略早于前述线刻画。
  牛娃山岩画的作画工具，不见铁器或铜器等金属工具锻刻、凿刻的刻痕，刻画线条和敲磨痕迹均表现得很拙钝，均为坚硬而尖锐锋利的岩石尖状器刻制、打砸、研磨而成。其创作时代相对较早。
  （四）岩画的艺术风格和所反映的猎牧业文明
  牛娃山岩画初期以写实形式为基础，以原始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图象为代表，追求形似，模拟对象，图形的具像性很强，力求所画对象形态的逼真传神，以动物的自然美为美，体现游牧人的审美主体。后期灵活自由地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审美观点由直观模仿发展为抽象思维，表现出生动形象的猎牧场面，充分反映了岩画源于现实写意的原始稚拙质朴的艺术风格。
  牛娃山岩画没有早期神灵崇拜和部族图腾的画面，也没有晚期刻画细腻、雕刻精美、画面丰富的图案化和装饰化作品，而只是以写实化的艺术风格，反映牛娃山地区原始狩猎生活和发达的畜牧经济。作者用骑马射猎场面反映牛娃山地区早期的原始狩猎生活，用成群的牛、羊等畜牧图象表现游牧经济，用最富时代特征的“井”字造型，反映了牛娃山先民创造的从原始狩猎和游牧业文明向亦耕亦牧经济形态的过渡。总之，牛娃山岩画以野生动物为主，兼及狩猎、放牧为题材，集中表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情态和精神风貌，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以及历代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作的艺术作品，是他们智慧和才能的结晶，也是猎牧人创造的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五）岩画的特点
  1.采用凿点成线勾勒画面和磨刻技法，手法简洁，构图明快，画面古朴，粗扩疏朗，刚劲雄健。
  2.画面人物少，为线条化造型。
  3.单个动物造型形象逼真，群体动物造型则线条化。
  4.典型动物为鹿、牛、羊和食肉动物狼，且野牛、羊群画面典型。
  （六）岩画创作年代推断和族属问题探索
  牛娃山岩画不存在文献记载和画面题刻文字，也没有具有断代特征的动物属、种，因此，只能从上述岩画的保存状况、刻痕和石垢的颜色、制作方法、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以及与邻近地区已知年代岩画相比较，从而探索其相对年代。
  牛娃山岩画所在的永昌县分布有大量的历代岩画群。早期岩画中，如原北海子乡金川西村西北1公里处的红羊圈岩画，其上限为战国时期；毛卜喇岩画，题材及风格与牛娃山岩画相当；焦家庄乡陈家寨村北400米的北山岩画，可辨认动物有羊、马、狗等，另有人物骑马、赶羊放牧等图象，为汉代遗存；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乡白家嘴村西5公里的石羊子大坂岩画，为战国时期。另外，与其相邻的同处祁连山北麓的武威、肃南也分布有大量与其相类似的岩画。如武威市凉州区西营乡二沟村东南2公里甘泉子沟战国时期岩画，在4平方米岩画上凿点连线阴刻有3匹马，1头牛，1只鹿，共5个动物形象。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韭菜沟乡光华村南4公里有大河峡岩画，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大河峡沟口一巨石上以单线条构图的形式凿刻一作奔跑状的牦牛形象，身长0.2、高0.15米。另有黑石头沟岩画，位于韭菜沟乡东北9公里的榆木山内，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相距500米的黑石头沟和寡妇房山崖的两处青石壁上，采用线刻法和剔地法凿刻岩画23组，内容有射猎等生活场景和牛、羊、狗、鹿、豹等动物形象，构图粗犷，手法简洁明快，另有个别奇特的原始文字。这两处岩画均属青铜时代至汉代遗存。再有，分布于祁连山北麓肃北别盖乡的大黑沟岩画，凿刻有大量动物形象，而大象、猎鹰、猎犬形象较特殊，狩猎工具除了箭外，还有弩机、长矛等先进工具，且狩猎者着长袍、长筒靴、大沿尖帽。另有隋代“开皇”年号及题记。该岩画时代上启青铜时代，下至隋唐以后，牛娃山岩画与其早期岩画时代相当[3]。
  牛娃山岩画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岩画[4]相比较，虽然马鬃山岩画在时间跨度上较之前者要长，岩画题材繁多，风格多样，如戴尖状长帽的装束人物图象，男女裸体交媾图等，非常典型。但其山德尔岩画则与前者时代大体相当，雕凿岩画的岩石多呈黑色，且刻痕多呈浅黄和深褐色，如雕凿技法以原始的凿刻磨光法为主，题材以单个动物为主，狩猎场景较少，动物形体真实细腻，风格古朴等。这两处岩画与上、下哈然扎德盖岩画相比，后者风格尤为原始古朴，时代尚早。
  牛娃山岩画与嘉峪关黑山岩画[5]比较，前者画面题材单一，风格较古朴，多为动物形象，且单个动物造型形象逼真，群体造型则线条化，人物少，且只为线条式造型，石垢和刻痕颜色也较古朴，大多为凿刻磨制而成，亦有阴刻凿点连线构成画面者。而后者则时间跨度大，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如早期的犀牛、水鹿等晚更新世的残留动物形象，再如人物活动场面的围猎、舞蹈图，列队演习图、大型狩猎场景等比较典型，另有鸡、蛇、雁、鱼等多种飞禽走兽动物群体。石垢和刻痕较深，颜色较新鲜、明净，且多用阴刻法，有明显用铁器或铜器等金属器具刻划的痕迹。又，黑山石质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凿刻岩画以铁器为宜。因此，牛娃山岩画与黑山四道股形沟、红柳沟中期月氏或匈奴族岩画相似，但前者略早，为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
  牛娃山岩画与新疆阿尔泰山岩画[6]相比，前者无论从磨刻技法、题材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均与后者早、中期岩画相似，如用石器磨刻法制作的双羊图、狗、狼对峙图，以及鹿、骆驼等动物图象，与阿尔泰山岩画战国至汉代时期作品很类似。而阿尔泰山后期岩画中用铁器或铜器平面深凿的杂技表演、舞蹈图，以及岩绘作品则不见于牛娃山岩画。
  牛娃山岩画与内蒙古阴山岩画[7]相比，牛娃山岩画大多与阴山岩画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岩画相似。手执长弓骑猎的牧民形象、双峰驼、牛、羊、驼等家畜岩画，相当于阴山岩画的畜牧业的发展时期，即夏商至两汉的后段，而狼食鹿、人虎相斗等画面则相当于阴山岩画战国前后的作品。
  据此，牛娃山岩画的创作相对年代应定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为宜[8]。
  另外，关于牛娃山岩画的族属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甘肃岩画，上限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但多数为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的遗存，它反映了当时生活在西北的少数民族——乌孙、羌、月氏的生活现实。早在秦汉年间，月氏人就居住在“敦煌、祁连间”，历史上著名的“胡腾舞”“拓枝舞”就出自这个民族。[9]永昌历史悠久，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齐家文化遗存丰富，更有著名的沙井文化遗存，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早期，汉晋时期的遗存也极为丰富。商周时期，永昌为西戎牧地；秦穆公时为月氏诸族所居住，《永昌县志》（1983年翻印本）记载，永昌“秦属小月氏国”；其后为匈奴所据，岩画中有不少双羊图、双鹿图等，是匈奴等北方游牧人喜用的构图方法；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众以降，此地遂为汉有。另外，沙井文化是古代月氏族（亦有属甸奴一说）的文化遗存，且有羊图腾崇拜的遗迹，与岩画中大量羊的单体和群体画面有相似之处。据此，牛娃山岩画应为历史上先后活动在这一带的西戎和月氏人所首创，其后匈奴人和汉人有所增补。
  再者，从永昌沙井文化性质来看，在春秋早期此地就已有铁器和铜器存在，且制作技术相当进步，在凿刻岩画时应有金属工具的刻痕，而牛娃山岩画中却并未发现，均为石制品敲砸磨制而成。似乎该岩画创作年代较早。然而，岩画题材中，有弓箭和“井”字符号化造型出现且弓形较小，这说明游牧狩猎经济的繁荣和亦耕亦牧经济的萌生，这又反映岩画年代相对较晚，因为这一带移民开荒屯田、凿井定居开始于汉初，但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
  调查人员：岳邦湖王元林张得智岳晓东
  摄影：岳邦湖张得智岳晓东
  执笔：王元林
  参考文献：
  [1]盖山林：《世界岩画的文化阐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2]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参见下编“新疆岩画综合研究”第一章“岩画的产生及发展”。
  [3]岳邦湖等：《岩画及墓葬壁画》，甘肃考古文化丛书之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甘肃岩”画专题（待刊）。
  [4]岳邦湖：（图绘史诗-河西走廊岩画），《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第10期。
  [5]a.杨惠福、张军武：《嘉峪关黑山岩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b.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甘肃地区古代游牧民族岩画-黑山石刻画像初步调查，》《文物》
  1972年第12期。C.薛英群：《黑山岩画中的体育》，截（北方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杜，1989年版。d.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考古》，1990年第4期。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文化处文管所编：《中国阿尔泰山岩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杜，1987年版。
  [7]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参见第叁部分“岩画时代的探索”。
  [8]岩画年代推断的最新方法不少，这里没有过多引用。
  [9]盖山林：《中国岩画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于《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永昌汉明长城概述
  曹生奎
  长城是古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古今中国人的文化交流场所和真实的生活家园。长城沿线的居民与长城本体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活的景观。河西走廊至今仍存续有规模庞大、绵延不断的汉明长城的本体，是现存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长城主要由墙体、烽燧、城堡、关口等部分组成，随着山形地势与地理位置的差异，有时还有壕堑等。永昌县保存有较多类型的汉明长城，在历经千百年后，依旧巍峨矗立在山岗原野间。部分明清方志中也将长城称为“边墙”，特别是明代修筑的长城，永昌乃至河西长城沿线一带至今仍有部分居民称其为“边墙”。
  一 概况
  汉长城永昌段位于永昌县境内中部偏北，横穿县境而过。长城主体由东南向西北延伸，全长151.7千米，分为东、西两段。其中东段位于洪积淤积细土平原地带，地处海拔较低的绿洲边缘，四周戈壁荒滩与耕地、林带间杂，地势平坦。现存长城多建在喇叭泉滩、北大滩、铧尖滩、皇娘娘滩、双豁路滩的沙漠戈壁上。西段地处低山丘陵地带，区域内南北两侧地势开阔平坦，其中南侧耕地与荒滩间杂，植被繁疏分明，北侧山坡地段荒芜干旱。这段长城的线路及走向较为复杂，更多的垒石长城墙体建在馒头山、尤子山、羊鹿山、大青山等山岭的最高处。
  永昌现存长城的类型多样，有较多的山险长城、水险长城、劈山长城、垒石长城、堆土长城、沙子与植物混筑的长城等，形式各异。以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长城主线自民勤县小西沟林场进入永昌县，依次经过郑家堡村、新沟村、西沟村、西沟农场、方沟农场、华家沟农场、青山堡村、上三庄村、寺门村、鸳鸯池村、沙窝村、河西堡村等地段，沿金川峡水库两侧山体，经过金川西村、圣容寺、毛卜喇村、王信堡村等地，至水泉子六社（阎家壕北）西荒滩处，分两条线路向前延伸。
  明长城永昌段局部利用了汉长城旧墙体，或与汉长城相随相汇，随着金川西——毛卜喇段汉长城的南、北两侧蜿蜒向西，最后至永昌县红山窑镇水泉子村与山丹县老军乡羊虎沟村界沟处，进入山丹县境内。永昌西段的明长城继续向西自主线分出后，在王信堡村五社、六社东北部开始向南延伸，至羊庄子，又分作三条线路：一条向西南方向延伸，止于尖沟山北坡；另外两条线路大体并行延伸，止于王信堡、水泉子一带称为“斜壕”的区域。这一区域内汉、明长城墙体壕堑交错分布，其中汉长城又有四条线路。
  另在水源镇西沟村半截墩滩以及这段长城主线的南北两侧、红山窑镇毛卜喇村九社（宋家湾）西北、毛卜喇村西北大车辘沟和小车辘沟、水泉子村七社（阎家壕北）西北孤山子等地散存汉长城墙体或壕堑多条。这段汉长城的部分设施在明代被整修后仍继续利用。在永昌县境内，汉长城主要经过红山窑、城关、河西堡、水源、朱王堡等五个乡镇。毛卜喇附近这段长城由墙体、壕堑和单体建筑组成。以红山窑镇毛卜喇堡为界，毛卜喇堡以东主要以人工构筑墙体为主，局部地段有山险和山险墙。
  毛卜喇堡以西主要以壕堑为主，局部地段有墙体。墙体长88.4千米，有夯筑土墙、山险和山险墙等多种形式。土墙以黄土夯筑为主，局部地段夹杂细小砂石或砂砾土，夯层厚0.08～0.3米，底宽1～7米，顶宽0.1～3米，高0.25米。
  在金川峡一带，利用东西两侧山势陡峭的自然天险，部分地段利用自然山坡加以挖削，形成陡峭的山险墙。壕堑长63.3千米，多采用中间挖沟、两侧堆垄的方式修筑，部分地段采用上坡挖沟、下坡堆垄的方式。单体建筑10座，其中敌台2座、烽火台8座。烽火台多位于长城墙体或壕堑两侧。单体建筑平面呈不规则形、圆形和方形，剖面主要呈不规则形，部分呈梯形。构筑方式主要为黄土夯筑，少数夹石块、栣木或小砾石，多数夯层不清，可见夯层厚0.08～0.2米，另有石块垒筑的烽火台2座，1座内以黄土填实，1座内为土坯砌筑。部分单体建筑周围有燧体和壕沟。
  二 永昌现存长城的形态
  （一）喇叭泉汉长城。汉代修建，明代修缮后继续使用，长6001米，黄土夹杂细小砂石夯筑，夯层厚0.1～0.25米，底宽1～7米，顶宽0.1～1.5米，高0.1～2.5米。
  （二）毛卜喇汉壕堑。长9058米，中间掘壕，两侧堆土成垄。壕沟底宽2～8米，上宽4～13米，深0.5～8米；东北垄底宽0.8～3.2米，顶宽0.7～1.2米，高0.5～1.2米；西南垄底宽0.8～3.5米，顶宽0.6～1.5米，高0.5～1.5米。明长城墙体在壕堑西南侧伴随始终，汉长城墙体紧靠壕垄末段，与之并行。沿线有烽火台1座。
  （三）上孤山子西烽火台。位于红山窑镇水泉子村七社（阎家壕北）西北。平、剖面呈不规则形。坍塌为馒头状，底径10米，高2.5米。黄土夯筑，夯层厚0.180.2米。烽火台东、南、北三面筑有围墙（墩院），围墙东、南、西三面外有壕堑。
  （四）孤山墩。位于红山窑镇水泉子村村委会西北。原平面呈方形，剖面呈梯形，现为圆形凸包状。顶部东西宽6.5米，南北长7米，底部东西长14米，南北宽12米，高2～3.5米。外以石块垒筑，内以黄土填实。烽火台四周斩挖山体形成壕沟，北侧壕沟西端向山下延伸与长城壕堑相连。烽火台东北侧有6座燧体，东侧（壕沟以内）并列有2座燧体。
  三小结
  永昌汉明长城大都是沿着山脊随其形势而修筑，建成后也呈现出清晰的依山而建的轮廓，山脊可为长城，长城亦可为山脊，远望如上下翻飞、蜿蜒不断的巨龙，气势雄伟。也有少部分的长城本体建在峡谷之中，如圣容寺所在的金川西村的峡谷中所保存的一段长城，整体保存情况之良好十分稀见。总体而言，永昌的汉明长城保存良好，虽然处于自然保存的状态，但这却是河西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一段长城，这有赖于永昌寒凉干燥的气候，也得益于近年来展开的长城资源调查和本体保护工作的持续加强，在国家和省市县的大力支持和宣传下，永昌各界民众保护长城的意识也日益增强。永昌汉明长城是研究长城历史文化与建筑营造技艺绝佳的样本。在做好长城文物本体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做好文物的活化利用，进一步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长城文化。
  （作者系永昌县博物馆文博馆员）
  永昌圣容寺的历史变迁探赜
  党寿山
  以圣容像命名的圣容寺也有直呼圣容瑞像、圣容佛者，如敦煌莫高窟第231窟和第237窟等中唐石窟中就绘制有御山石佛瑞像，在“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的榜题中就出现了“圣容瑞像”的名称（见图1）。永昌县西夏千佛阁遗址中有“圣容佛至千佛阁”的题记，这里的“圣容佛”指的就是圣容寺佛[1]。至于圣容寺，不仅西夏有，而且元代及其后也有。李逸友在《黑城出土文书》[2]一书中提到了元代亦集乃路境内的众多寺庙，其中就有圣容寺。就西夏而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3]。这说明圣容提举司设置于各个圣容寺，因此西夏时期的圣容寺不只一座。
  这里说的圣容寺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寺院。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下文简称凉州西夏碑）的汉文碑铭记载：“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铨。”西夏仁孝陵墓出土的西夏文残碑中也有“年中西隅，圣容众宫”之说。那么碑铭中所说的这座圣容寺究竟在哪里，多年来由于资料缺乏，学术界对此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曾参与过永昌县西夏千佛阁遗址的清理和天宝元年杨播所记之《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下文简称杨播碑）的考释工作，因此试图对这座圣容寺的位置、来历，它与凉州大云寺的关系以及西夏时期的这座圣容寺进行探讨。
  一 圣容寺的位置与来历
  关于碑文所说的圣容寺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圣容寺在凉州，因为凉州西夏碑出自凉州[4]；另一种认为圣容寺在西夏王陵，因为出现圣容寺名称的西夏文残碑出自西夏王陵[5]。两种看法中，第一种看法的赞同者较多，特别是史金波先生还指出了圣容寺的具体位置在甘肃永昌县北10公里处的御山峡西端，凉州碑所记圣容寺与永昌圣容寺可能是同一寺庙[6]。2011年在武威召开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上，梁松涛、杨富学先生明确地指出：凉州西夏碑及西夏陵墓残碑中的圣容寺就是凉州番禾瑞像所在的圣容寺[7]。作者同意这种看法，并对圣容寺的来历稍加补正。
  1.永昌圣容寺，初为瑞像寺，是一座极具神秘色彩的早期皇家寺院。
  永昌县古称番禾、番和、盘和，属凉州。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神僧刘萨诃西游路经此地，于御山谷中“授记”，预言“此山崖当有像出”[8]。如果灵相具足，则世道平安；如有残缺，则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经八十七载，至正光元年（520）”，一日，御谷山上“因大风雨，雷震山岩，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像端严，唯无首”[8]。此时，北魏朝廷政道衰颓，世乱民苦，萨诃预言验矣！40年后，在200里外的凉州城东七里涧发现佛头，“奉安，宛然符合”[8]，于是官民“悲欣千里”。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图2）。御山谷中石佛瑞像的神异传说传到北周朝廷，于是保定元年（561）“使宇文像身俭检覆灵验不虚，便敕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僧七十人，置屯三”[9]，“立为瑞像寺”[8]。瑞像寺的建造，其使役人力之众，建造时间之长，居住僧人之多，都是一般寺院无可比拟的。
  2.隋代将瑞像寺改为“感通寺”，成为朝野重视的海内名寺。
  瑞像寺建成后的第十年，即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遭“宇文灭法”之变，新建不久的寺院也罹其难，“废三教，敕使将欲毁像，像乃放光溢庭，使人惶怖”；“行至寺，放火焚烧，应时大雪翳空而下，祥风缭绕，扑灭其焰”[9]，“周虽毁教，不及此像”[8]。到了隋代，由于隋文帝好佛，曾经一度遭到灭佛打击的佛教迅速得到了恢复，“开皇之始，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更崇寺宇”[10]。“开皇通法，依前置寺”[8]。凉州番禾县的瑞像寺仍然得到了如前的恢复。然后方有“开皇九年（589）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樊俭等至寺供养”[9]等礼佛活动。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10]。
  3.唐代感通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天宝年间，当将“感通寺”更名为“圣容寺”。
  贞观十年，三藏法师从五天竺国来，讲述瑞像来历；朝廷重臣也先后到感通寺礼谒。神龙初，兵部尚书郭元振出任安西都护，曾诣寺礼谒，因画其像；不久，唐中宗又令御史霍嗣光持幡花、绣袈裟等物到寺敬礼[9]。由此可以看出，瑞像寺重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改为感通寺后，至杨播碑记的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之间，这里香火一直很盛。
  至于什么时候将感通寺改名为圣容寺，由于文献资料缺乏，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还要从寺院前后现存两座唐塔的建造时间说起。有说唐塔建造于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时有僧人1500人，中宗又派特使到寺敬物；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以后吐蕃统治河西时，该寺由感通寺改为圣容寺（据敦煌莫高窟壁画）[11]。有说改圣容寺的时间是吐蕃占领时期，但唐塔中有“番僧一千五百人”的记载，这证明吐蕃占领期感通寺香火有增无减，并非唐中宗前后的寺院规模[12]。上述二说不无道理。就“番僧一千五百人”而言，开始我们也以为“番僧”是指吐蕃僧，后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这里的“番僧”并非吐蕃僧，而是西夏时的党项族僧人。因此，这则题记并不能证明吐蕃占领期感通寺香火更盛，并将感通寺改名为圣容寺。寺院的名称多在寺院建成或大规模地重修、扩建后的竣工庆典时命名或更名。如此寺在北周保定四年（564）落成后命名为瑞像寺。也有在像皇帝驾临这样的重大事件时即兴改名的。如隋炀帝到此寺“躬往礼敬”就改瑞像寺为感通寺。如果将“感通寺”的改名与该寺100多年以后的重修扩建，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感通寺是在这种情况下改名为圣容寺的。
  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与否以及历代帝王对宗教的好恶程度，直接影响着民间宗教活动的盛衰。唐天宝十四年（755）发生了安史之乱，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征讨安禄山。“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永泰二年（766），吐蕃围凉州，凉州遂陷。吐蕃占领凉州后，广大人民深受战火之苦，背井离乡，迫切希望唐王朝能收复失地，重回家园。中唐诗人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这是吐蕃占领前凉州的繁荣景象。而此后则是“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西凉之道尔阻修。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大规模地重修、扩建凉州境内的番和县感通寺，并改名为圣容寺，只能在吐蕃占领前，在吐蕃占领期间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唐塔的建造时间可能不是在吐蕃占领前的唐中宗（705—707）前后，因为：第一，杨播碑镌刻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如果在此之前修建佛塔，碑文连朝臣诣寺礼谒的情节都未忽略，必然会将建造佛塔的这一重大事件记载下来；第二，感通寺后佛塔中有壁画数层，下层甬道的东壁青砖上有“乾元二年”（759）的墨书题记，这则题记，墨书在青砖上，可证建塔时间在乾元二年之前不久，因为题记上面还未被壁画覆盖。乾元为唐肃宗李亨年号，说明寺院前后二塔的建造时间在乾元二年之前。天宝元年（742）至乾元二年（759）相隔17年时间，这时候正值“开元天宝盛世”，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重修寺院，扩建佛塔，并将感通寺更名为圣容寺是很有可能的。
  盛唐时改名圣容寺，到吐蕃统治的中唐时期于敦煌莫高窟开凿的第231、237诸窟中绘制御山石佛瑞像，并在“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的榜题中出现“圣容瑞像”的名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4.永昌县圣容寺是一座备受河西人民崇拜的瑞像寺院。
  圣容寺之所以驰名中外，主要是寺内有依山雕造的瑞像。外来教徒想摹写瑞像真容，却不能把瑞像的高低粗细准确地测量出来。因为瑞像有时高，有时低；时而粗，时而细。说瑞像一丈八尺，这只是个约数。因此人们都认为瑞像有灵，信教者和摹写、雕造瑞像者越来越多。月氏国的婆罗门专程来摹写瑞像带回去供奉。永昌县金川西村出土的北周瑞光石佛造像、红山窑乡水泉子村青龙山庙遗址发现的唐青龙山石佛造像[13]、敦煌莫高窟隋末唐初第203窟主室西壁的佛龛中和盛唐第300窟西璧的佛龛[14]中的塑像，都是御山石佛瑞像。
  自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后至9世纪中叶，凉州以西诸地尽入吐蕃手中。长期战争的创伤和河西地区不安定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向“消灾致富”的神灵瑞像和圣僧求助。加之吐蕃实行“罢黜异端，独崇佛教”的政策，所以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崇佛之风盛行，绘制以凉州御山石佛瑞像为题材的壁画就更多。在圣容寺后山佛塔内壁第二层壁画中以及莫高窟中唐时期开凿的第231、237窟的佛龛之顶都绘有此瑞像。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所开功德窟第98窟，曹元忠夫妇所开功德窟第61窟，主室佛坛背屏后面的壁画也是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第72窟多以为开凿于五代末期，霍熙亮先生经过仔细考察，认为此窟建造于晚唐初期，后经五代、北宋重修[15]。该窟南壁以整壁的画面形同经变的形式描绘了一幅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画面宏伟庞大，气势磅礴，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因自然损坏而模糊不清，上部保存完整，存有榜题和画面30余幅（条），如“圣容像初下无头时”，“却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永昌县依山雕造石佛瑞像的圣容寺在河西走廊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二 永昌圣容寺与凉州大云寺
  杨播碑主要记载的是番和县依山石佛的出现和圣容寺的变迁，按常理这种碑应该由圣容寺负责撰写、镌刻并立在圣容寺；可是此碑却由凉州大云寺出面完成，并安放在大云寺中。这是为什么？大云寺是什么样的寺院？它和圣容寺又有什么渊源关系？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来探讨。
  1.大云寺与圣容寺一样，都是皇家寺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变迁史。
  凉州西夏碑之汉文碑铭记载：“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宝塔，奉安舍利，报佛恩重。今武威郡塔即其数也。自周至晋，千有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张轨称制（西）凉，治建宫室，适当遗址。”到张天锡时，“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为寺，就其地建塔”。唐景云二年《凉州卫大云古刹功德碑》说得更详细：“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后改为大云。因则天大圣皇妃临朝之日，创诸州各置大云，遂改号为天赐庵。”“花楼院有七层木浮图，即张氏建寺之日造，高一百八十尺，层列周围二十八间。面列四户八窗，一一相似。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敞。”西夏时，天赐庵改为护国寺，七层木浮图称感通塔。据凉州西夏碑碑文记载，天祐民安四至五年（1093—1094）对寺塔进行了重修，“金碧相向，辉耀日月，焕然一新，丽矣壮矣”。1927年，除古钟楼巍然独存外，其余建筑均毁于地震。
  2.魏晋南北朝时期，凉州宏藏寺可能是凉州御山挺出石佛瑞像的主要策划者。
  1981年在原大云寺旧址发现的杨播碑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557），凉州“之东七里涧，夜有神光照烛见像首，众疑必是御山灵相。捧戴于肩，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四众悲欣千里”。这些情节中，除去神化成分外，还包括命令工匠选择石材雕刻佛头，僧众肩舆佛头至御山，工匠安置佛头以及石佛瑞像身首合一后，官民僧侣大宴庆贺、伎乐百戏表演助兴。
  当时御山谷中只有无头石佛瑞像，并无佛教寺院，上述这些佛事活动，包括40年前雕造的石佛像身在内，是哪个部门倡导并组织实施的？我们认为可能非凉州宏藏寺莫属。因为自前凉以后，凉州是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前凉建造的宏藏寺是凉州最早的皇家佛教寺院，也是我国早期的佛教寺院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在凉州御山谷中雕造石佛瑞像，是宏藏寺传播弘扬佛教，为后来在这里建造瑞像寺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3.隋唐之际，永昌圣容寺与凉州大云寺两寺之间一度是上、下寺的关系。
  天宝元年碑还记载：宏藏寺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之前，“便以此处为白马寺，至宇文灭法，其地□俗居者多不安，遂复施为感通下寺”。建德三年（574）也就是瑞像寺建成的第十年，在宇文灭法的大潮中，新建不久的瑞像寺也在废除之列。好在“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在“开皇之始，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更崇寺宇”[10]，瑞像寺得到了恢复。尤其在大业五年（609）改名为感通寺后，香火兴盛，名扬天下。而这时的白马寺，虽然没有因“宇文灭法”，遭到灭顶之灾，但这里的“俗居者多不安”，于是将白马寺复又改为感通下寺，与隋炀帝改瑞像寺名为感通寺的“感通”下加一“下”字，以示与感通寺的区别。由此可见两寺之间相存相依的密切关系。
  天宝元年碑上说：“大云寺僧元明先住彼寺”，“乃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响，相续不断，莫测其由。”[10]说明在唐代，两寺僧人也许可以相互调动，往来不断。
  4.西夏时圣容寺与护国寺同是凉州的两大寺院，两寺僧众同归一个提举司领导。
  从凉州西夏碑碑文可以看出，除护国寺的塔名仍沿用了隋炀帝御笔题额的“感通”二字外，在塔寺重修后的竣工典礼上，既有其他官员，还有“庆寺监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铨”，这里说的感通塔即护国寺感通塔。药乜永铨不但是庆寺监修大勾当，而且是圣容寺与感通塔的两众提举。圣容寺与感通塔同属药乜永铨领导，只是圣容寺的地位更为显赫。
  5.大云寺杨播碑所记圣容瑞像和瑞像寺的变迁史不仅是河西诸多寺、窟塑像与壁画的重要题材，就连杨播碑本身也是佛教信徒们所崇拜的对象。
  除了永昌县寺庙遗址外，在武威石佛崖、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等石窟均有圣容瑞像的壁画。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壁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就是依据天宝元年碑的内容绘制的。其中一幅画面上有一碑亭，亭前二信士一立一跪双手合十，一僧伏地叩首，一僧跪地拜读，其后有鞍马四匹，榜题为“罗汉见圣容碑记时”。据霍熙亮先生考证，此碑记应为唐天宝元年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碑[15]（图3）。这充分说明了永昌圣容寺、凉州大云寺与杨播碑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它们在佛教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三 西夏时期的圣容寺
  西夏王国自始至终都非常崇敬佛教，不惜花费巨资投入佛教。凉州西夏碑说得很清楚：“天地禋祀，必庄必敬。宗庙祭享，以时以思。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名迹显敞，古今不泯”的圣容寺自然是重点修葺的佛宇遗址。
  西夏重修圣容寺的时间，没有明确资料可考。我们只能从以下两处题记中予以推断。一处是1978年8～9月，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在圣容寺西约一公里处的毛卜拉台地上发现了西夏千佛阁遗址，从遗留的残垣断壁上可以看出它是一座被焚毁了的佛教建筑，其阁中有塔、阁内及塔底层上四周绘有千佛。塔呈正方形，塔的底层之上又残存三级塔层，逐级内收。塔底层四周有墨书题记，有明确纪年的为“大德己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灵武人巡礼到千佛阁”。其中涉及年代最早的汉文题记有“丁酉七年八月十六日……
  净信弟子，四人巡礼”；最晚的有“天盛五年廿七日巡礼”。这一时期的丁酉七年，只有北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与此相符，也就是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四年（1117）[1]230。另外一处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其北壁西侧禅窟后壁所绘的四位西夏供养人正捧花礼拜一方塔。方塔底层上有叠涩十层，其上方为树刹，刹顶有宝盖。塔下有墨书西夏文题记十行。汉译文略云：“雍宁乙未二年（1115）九月二十三日，麻尼则兰、嵬立盛山……一行八人，同来行愿。”[16]此塔形制似与敦煌莫高窟第76窟东壁宋初壁画八塔变中所绘之单层叠涩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7]。宿白先生把这种塔归纳在西夏兴建佛塔的第一阶段，即自西夏景宗元昊称帝建国迄仁宗仁孝以前（1138—1139）。
  上述莫高窟壁画上所绘方塔与千佛阁内塔的形制极为相似，并且题记时间都在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年间（1114—1118），因此千佛阁的建造应在西夏建国到雍宁四年（1117）之前这一阶段。
  圣容寺与千佛阁毗邻，这一时期西夏能够新建千佛阁，久负盛名的圣容寺必然会得到大规模的修复。如果此说不谬，圣容寺的重修也当在西夏建国至雍宁四年之间。
  西夏时期的圣容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从以下五个方面，大体能够窥见其当年的盛况。
  1.西夏时圣容寺的僧人超过已往任何时候。
  寺后山顶上有通高16.2米的唐代七级方形砖塔。塔内有壁画数层，上有“番僧一千五百人”和“圣容寺”的题记。一座寺院有1500人的番僧，可见其寺院规模之大。北周保定元年（561），朝廷调集“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毕”，寺院僧人也只有70人，而西夏时仅番僧就有1500人，是当年僧人的20多倍。
  圣容寺塔内题记中的“番僧”系指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僧。这种事例较多，如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提到“番汉四众提举赐绯僧王那征迁”，这里的“番汉四众”表明武威地区主要有四个民族：番（党项人）、汉、羌（即吐蕃人）和回鹘人。也有把西夏文字称“番”字者，如《番汉合时掌中珠》就是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词典；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中的“书番碑旌记典集令批浑嵬名迁”就是指浑嵬名迁是“书番碑”者，即西夏文碑的书写者。
  西夏时凉州境内的四种民族都信仰佛教，因此圣容寺僧人中不仅有党项人，还有其他三种民族，假设汉、羌、回鹘僧人各占党项僧的三分之一，就是1500人，加上党项僧人1500人，合起来就是3000人的僧人阵容。如果没有宏伟、壮观的寺院建筑、量大面广的僧房僧舍、雄厚的寺院经济，这么多僧人是无法在这里进行佛事活动、居住和生活的。
  2.西夏时巡礼圣容寺的各族佛教信徒，东来西往，熙熙攘攘，香火一直不断。
  圣容寺旁边西夏千佛阁遗址的题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千佛阁内残存的方塔底层四面都有密密麻麻的各种民族的文字题记，如党项族的西夏文，汉族的汉文，吐蕃族的藏文，回鹘族的回鹘文。其中仅汉文题记就有14则。这些题记的作者不仅有西凉州和甘肃省境内的巡礼者，还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人；不仅有庶民百姓，还有如大都督府、鲍翁王这样的达官贵族；不仅有西夏辖区的佛教信徒，还有如政和七年（1117）由北宋来此朝拜的净信弟子。虽然在北宋的百余年间，西夏与宋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但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民间的往来还是不间断的。由此可以看出，各民族不分贫富贵贱，打破地域和政权割据的界线，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圣容寺和千佛阁同在御山峡谷间，一在中部，一在西头，相隔仅一公里，东来的佛教信徒要到千佛阁，必然经过圣容寺。千佛阁有一则汉文题记说“圣容佛至千佛阁记”。“圣容佛”指圣容寺的圣容瑞像。看来各族信徒主要还是冲着圣容寺慕名而来的。在千佛阁小小的一座佛塔底层上就有数十则题记，规模宏大的圣容寺内一定有数不清的净信弟子的题记，可惜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
  3.西夏时仁宗皇帝御驾巡行圣容寺。
  今张掖市有一方黑水河建桥碑，西夏乾祐七年（1176）立于甘州黑水河边，碑两面分别用汉文和藏文镌刻。碑刻内容为仁宗希望诸多神灵保佑桥道长久，水患永息。其汉文碑铭云：“朕昔已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7]。从这里可以看出仁宗在乾祐七年以前曾亲临甘州祭神。仁宗到甘州，凉州是必经之路，尤其凉州有护国寺、感通塔，有番禾县石佛瑞像寺，笃信佛教的仁宗自然会到这里来。西夏文宫廷诗集中有一首《严驾西行烧香歌》，记载了西夏皇帝曾御驾西行到达凉州护国寺和圣容寺。歌词与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中谓感通塔“心计神妙，准绳特异，材用质简，斤踪斧迹，极其疏略，视之如容易可及，然历代工匠，营心役思，终不能度其规矩”的记载以及西夏文碑铭对感通塔的记载是相符的。凉州塔，当时被称为“凉州金塔”。所以歌词中的“巧匠手贤做塔庙，佛之眼目生香谚”[7]指的是凉州护国寺感通塔；“雕做番禾山梵王玉身佛，所雕像栩栩如生有神力，弥勒佛红孺衣”[7]指的是番禾石佛瑞像。
  4.圣容寺在西夏时期，当应仍属皇家寺院，在西夏国的地位是很高的，政府在这里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记载，在重修护国寺感通塔后，参加竣工庆典的各级官吏中有“庆寺监修都大勾当、行宫三司正兼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律晶赐绯僧药乜永铨”，西夏文碑铭说药乜永铨是“解经和尚”，两者都说圣容寺感通塔两众提举、行宫三司正是由解经僧药乜永铨担任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遣提举。倘若违律，不应遣而遣时，遣者、被遣者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3]。同时，对其机构设置、等级也有明确规定，即专设圣容提举司，属中等司[3]363。一司圣容提举一正一副[3]369。由于僧人的政治地位很高，加之这里生活条件好，难怪一座寺院僧人就多达数千人。
  这里有个问题令人疑惑：既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只能在圣容寺设置圣容提举司，为什么凉州西夏碑汉文碑铭中提到凉州护国寺有感通塔番汉四众提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否这样理解：凉州西夏碑镌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在此之前并无此规定，40多年后的天盛年间，才改旧新定律令：除圣容提举外，诸司不许遣提举。说明在此之前像护国寺这样的大寺院是可以设提举的。
  5.圣容寺东面的花大门摩崖塔葬是西夏圣容寺盛况空前的实物见证。
  花大门摩崖佛塔石刻，雕刻在长约50米的红砂岩山体上。佛塔刻在佛龛内，有50余座。佛塔中间有方窟，是存放圣容寺有身份的僧人骨灰的地方。与银川西夏王陵的塔式陵台、武威的木缘塔同属塔葬；所不同的是前者与土葬结合，后者与山葬结合，是西夏的另一种塔式墓葬（图4）。这种葬式在国内很罕见。这些佛塔数量较多，造型奇特，雕刻精巧，不仅反映了西夏圣容寺僧侣之多、气势之宏伟，也是研究西夏葬俗、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可知，在元代凉州的佛教寺院多遭兵燹，明清时才逐渐恢复。如明天启二年（1622）《增修大云寺碑记》记载：“凉州大云古刹，纪其巅末，有唐宋二碑仿佛可考。元末兵燹以后，重为鼎新，爰复古迹。”[18]明宣德五年《重修凉州百塔志》也说百塔寺“元季兵焚，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乃募缘重修寺塔”[18]98。在圣容寺旁的西夏千佛阁遗址中，方塔底层的许多题记里未见有元代题记，封土堆中又尽是烧毁的木构建筑材料，因此千佛阁可能也在元代遭兵燹。若千佛阁如此，圣容寺必是同样下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圣容寺得到重修，但这时已经是日趋衰落，黯然失色了。
  现在，圣容寺原有的木构建筑已荡然无存，但依山雕造的御山浮雕瑞像身躯犹在，凉州七里涧发现的像首尚存，寺院前后山上的唐代方形砖塔仍巍然屹立，曾经名扬四海的圣容石佛瑞像和以它为依托的圣容寺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在河西诸寺、石窟中，尤其在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宝库中，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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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敦煌研究》2014第4期，总第146期）（作者系武威市博物馆原馆长、副研究馆员）
  千年古寺丝路名刹——甘肃永昌圣容寺
  丁军年 丁得天
  圣容寺坐落在今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北一条蜿蜒曲折的峡谷中。汉、明两代长城遗址矗立于谷内北侧，谷西侧则有潺潺泉水汇入金川河。
  古代永昌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丝路驼队）的必经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载：“（永昌卫）唇齿姑臧，形援张掖，襟山带水，战守有资，河西一线，卫其东西孔道也！”也正是得益于曾经在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圣容寺曾经辉煌一时，前来朝圣的僧侣络绎不绝，香火十分鼎盛。
  清代永昌籍进士南济汉曾赋诗曰：“一线边垣达玉关，半渠流水入萧湾。红尘不到幽深处，绀宇常浮杏霭间。佛后洞中仍礼佛，山前寺外更观山。当年胜地时防虏，花木于今总是闲。”诗句既描述了圣容寺所处的险要位置，也道出了圣容寺是礼佛观景的好去处。
  今天的圣容寺，矗立在虎头山南麓，面对武当山，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泉水曲绕寺前，四周林木成荫。
  一 刘萨诃与圣容寺的创建
  说起圣容寺，就不得不提到高僧刘萨诃，他是圣容寺的开创者。
  据《高僧传》等史料记载，刘萨诃为山西离石人，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一带，法名慧达。他曾在吴越一带巡游礼忏，并觅得阿育王塔及佛螺髻发等重要圣物。约在5世纪前期，他开启西行之旅，其目的可能是前往古印度求法。在途经河西走廊的凉州番禾县（今永昌县焦家庄）时，至望御谷遥礼，预言谷内将来必会山裂像现，并且说“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而80多年后的北魏正光年间，谷内果然雷震山裂，有佛像出世。佛像在出世时，没有佛首（后在凉州东七里涧出现一尊佛首，佛首与无首像身宛然符会）。
  这则被神化了的建寺过程人们自有分说。杜斗城先生就指出刘萨诃所作的预言不能等同于授记，瑞像虽然在北魏正光年间出现，但早在北魏时期，凉州番禾县望御谷内就已经开始了造像活动。而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刘萨诃最早在鄮县觅得阿育王塔是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到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西行至番禾县时，已历3个世纪，年龄之高与其巡游礼忏的地域跨度之大，使得刘萨诃是否真的到过河西走廊都令人生疑。但在当时，这段具有神秘色彩的预言确实使得圣容寺声名远播，历史上许多达官贵人都曾到此朝拜。
  二 番禾瑞像及其信仰的传播
  山裂出世的丈八石像即现今所看到番禾瑞像。这尊佛像的出现以及它所附带的对社会治乱的预言，引起了北周统治者的重视，也吸引了当时人们的目光。据《续高僧传》记载：“建德初，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命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邻国殄丧。”把亡国归于灭佛，这当然只是佛教徒的一家之言。张善庆先生认为像首频落与建德时期的凉州大地震有关。然而因缘巧合，也因此使得人们加深了对番禾瑞像的信仰。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大胜之后，听说瑞像有如此灵验之力，专程前往礼拜，并将寺名改为感通寺，让随行画工模写瑞像图形，令天下寺院依图供养。在番禾瑞像及其信仰的广泛传播中，隋炀帝无疑是最关键的人物。藉由皇帝之命，“法事”才得以弘扬天下，“国主”之力不可谓不大。经此一事，各地也开始模仿番禾瑞像的造型。
  今天见到的各种材质和造型的样式，如造像、绢画、雕刻、壁画等，大都在隋以后，主要是唐、五代、西夏时期，因地近之故，以河西各地所见居多，敦煌尤甚。番禾瑞像具体的造型样式史料并无准确的描述，其造型样式是通过对现存的各种番禾瑞像的壁画、造像对比后形成的一种通式：立姿，袒右肩，左手握住袈裟衣角置于胸前，右手垂直于体侧或做与愿印或掌心朝内；单体造像时背屏中常雕出嵯峨的山崖并有小的坐佛。因番禾瑞像的题材样式中大多都没有留下题记和文字，所以判断是否为此像的主要依据就只能按这种造型样式来辨认。
  番禾瑞像的诞生地永昌县存有瑞像佛首及三尊单体造像，这几尊造像应当是最接近原型的造像，现皆存于永昌县博物馆。
  在圣容寺东侧原有的一座小型石窟中有一尊单体造像，高114厘米。永昌县西红山窑镇水泉子村的青龙山上原有一座寺庙，供有一尊单体的番禾瑞像，系盛唐时期的作品。
  此外，各地也都陆续发现了一些番禾瑞像，如永昌县、古浪县、永靖炳灵寺、张掖马蹄寺、敦煌莫高窟与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肃南金塔寺、石佛崖石窟、山西、黑水城出土绢画和彩塑、四川安岳石窟及川北地区的部分石窟，日本高野山也发现有番禾瑞像的金铜单体造像，这些造像的时代从北魏一直延续到西夏时期。又因为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科兹洛夫等人从敦煌、黑水城等地掠走了藏经洞、黑水城佛塔中大量的佛教文物，其中有不少关于刘萨诃及番禾瑞像的文物，如大英博物馆藏的绢画、巴黎国立图书馆藏的P.3570文献、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的黑水城文献中皆有番禾瑞像。据张小刚先生研究，敦煌莫高窟、东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等绘有番禾瑞像的洞窟数量众多。这些洞窟连同甘肃境内的其他石窟，总数超过40多个，敦煌邻近地区番禾瑞像及其信仰的盛行可见一斑。
  三 甘肃省现存最古老的佛塔
  圣容寺前后山顶各有佛塔一座，二塔隔谷相望。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其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座塔的修建年代已无准确的文献可考，但从大塔内壁留下的墨书题记以及塔的建筑风格、形制和结构来看，应是唐代早中期建筑。
  寺前山顶的塔相对小得多，塔的形制为空心方形，共七级。现在看到的小塔是经过重新修葺的，原貌已不存。小塔外部轮廓呈斜线，塔顶部已残损，塔身上没有任何题记或纹饰。第一层塔身较高，南面辟门洞，略呈长方形，东西2.13米、南北长2.26米、高4.9米。寺后山顶建有大塔一座，形制为方形空心密檐式砖塔，共七层。大塔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重修。塔基呈方形，宽约10.8米，第一层塔身较高，南面辟门，每边长5.44米，逐层往上收分，通高约12米，外侧轮廓呈现出轻度的抛物线。每级仅南面辟窗洞，以作通风采光之用。塔内原有的木梯通至塔肩部，现已残毁不存。这座塔也是甘肃省现存最古老的佛塔。
  四 敦煌遗书中的圣容寺
  关于圣容寺的古貌，日本现存有一份滨田德海旧藏的编号为ChinMs：C121的敦煌文书，记录了北宋初期营修之后的盛况（时名“凉州感通寺”）。该篇文书亦出自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题名为《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据其文可知，重新营修后的寺庙“周通迎势，放祇园禅室，连扃形、模鹫岭”，也就是说当时佛寺的修建总体布局融合了周边的山形地势，修建了大殿、禅室、僧房等。这次营修不仅修复了过去在战乱中受损的塔寺，而且又新修了众多的佛教建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片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群，几乎是“弥山亘谷，处处僧坊”。
  这份文书是修建圣容寺的重要文献档案，对于考察圣容寺的营修和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另据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记载，西夏仁宗晚期因病重之故，一路西行礼拜西夏境内河西各地的寺院，曾专至圣容寺礼拜烧香，以求祛除疾病，反映出西夏统治阶层对圣容寺及番禾瑞像的重视。
  圣容寺始建于561年，至今已有1455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丝路名胜。寺中供奉的番禾瑞像是一尊诞生于本土的中国化了的佛像，这对研究佛教中国化和大乘佛教在华的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圣容寺所在的望御谷内，现存有史前时期的岩画，河西走廊保护最好的汉明长城，圣容寺山门对面的山崖上有八斯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四种文字雕刻的六字真言，谷西有西夏的千佛阁遗址，东段的崖壁上还开凿有西夏、元时期的摩崖石雕佛塔群，以及清代乾隆三十七年的石刻游人题记，可以说，望御谷就是一座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民族宗教艺术的博物馆。
  作者简介：
  丁军年，甘肃省永昌县人，原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得天，甘肃省永昌县人，考古学博士，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原载于《中国宗教》2016年第2期）
  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
  党寿山
  今甘肃省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龙首山脉崇山峻岭之间，有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河西，隋唐时期声震江南、誉满西域的著名的古番和郡石佛瑞像和瑞像寺院。在寺院西约一公里处的毛卜喇台地上，有一座高大的圆形封土堆，高7.8米，直径在20米左右。站在封土堆上向西南方向望去，这里是一片辽阔的荒漠；与此相反，距此东北2公里，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农田村舍，绿树成荫，郁郁葱葱，那里为毛卜喇新队，一股清澈的细流，从那里涓涓流出，经过这片台地，向东流入圣容寺前的山谷中。就是这座封土堆，是不是高昌王墓？近二百年来甘肃武威、永昌两地的方志学者一直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图1）。
  一 揭开高昌王墓之谜
  这里说的高昌王，名纽林的斤，是畏吾儿族，他父亲叫火赤哈儿的斤，元世祖时为亦都护。当时的火赤哈儿的斤受命守卫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以后这里遭受叛军围攻，由于他守卫有力，保护了城池，最后战死在这里，对元朝建立了功勋。火赤哈儿死后，纽林的斤继承父志，保境安民。后来他率兵北征，行至永昌，看到这里土地肥沃，岁多丰稔，以为乐土，遂定居下来。元仁宗封他为高昌王。
  高昌王去世后，葬“永昌”。然而，究竟葬在哪个“永昌”呢？说法有两种：一说在甘肃武威县永昌府。清乾隆刊本《武威县志》说：“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巎巎书。”一说在甘肃永昌县。清乾隆刊本《永昌县志》说：“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碑也，今为樵牧者掠去，片石无存。”清宣统刊本《甘肃通志》也说：“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永昌县，虞集奉敕撰。”清嘉庆及民国编纂的《永昌县志》仍依此说。还以诗为证，两志中各附录乾隆方毓伦、光绪王裕基的《访高昌王墓》诗一首。
  方毓伦的《访高昌王墓》一诗是这样写的：
  谒冢大夫归国后，长抛坏土傍空林。
  骨寒无复抒亲愤，地隔还余翊主心。
  欹侧残碑埋蔓草，苍凉逝水发哀吟。
  此来不为封藩贵，吾邑当年被泽深。
  王裕基的《访高昌王墓》写道：
  岿然古冢亦流芳，碑勒世勋姓字香。
  狐枕邱陵沙漠漠，龙蟠斗谷草茫茫。
  忠魂常贮金山路，寒骨空埋雪嶺旁。
  记得封藩邀国典，当年省墓有荣光。
  为了证实高昌王墓的所在地，1978年8月25日，笔者参与武威地区文教局组织的文物工作队，在对全区文物进行普查的同时，赴永昌县今北海子乡金川西村的圣容寺旁，对所谓的高昌王墓进行勘探。
  8月28日，队员们在这座封土堆的东侧，小心地打开一条探沟，试图探明墓道，以便顺利地进入墓室。然而，勘探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探沟中随处都是木炭、灰烬和大量的瓦砾，根本不像一般墓葬的封土堆，却酷似被焚毁的地面建筑堆积物。次日下午，随着探沟的继续深入，果然发现了建筑墙壁的断面，并在东壁有汉文题记：“大德已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灵务人巡礼到千佛阁。”中国历史上用“大德”作纪年者，只有两朝，一是西夏崇宗赵乾顺，一是元成宗铁穆耳。元大德五年，为公元1301年，干支辛丑，与此不符，而干支已未，大德五年，公元1139年，正是西夏赵乾顺纪年，说明这是一座被掩埋了八百多年的西夏建筑遗址——千佛阁。队员们欣喜若狂，想不到短短几天时间，既揭开了一百九十多年来的高昌王墓之谜，又新发现了一处难得的西夏佛教建筑遗址——千佛阁，真是一举两得。
  二 西夏建筑千佛阁遗址
  从8月28日开始，到9月4日结束，队员们仅用了八天时间，就将千佛阁遗址清理出来。尽管这座建筑已遭火焚，破坏严重，但从遗留的残垣断壁中、零星壁画上、部分题记里，也还可以探寻出千佛阁的基本结构、绘画风格及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
  （一）建筑遗迹遗物
  1.方形土塔
  顺着已发现的建筑墙壁断面，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延伸，中间清理出一座正方形土塔，残高2.7米。方塔底层边长12.55、高1.27米。底层四角各有一条、四边各有五条竖直的等距离柱痕，直径约30厘米，下边有柱石。底层之上，又残存三级塔层，逐级内收。第一层边长9.91米，第二层8.82米，第三层7.83米，第一、二层约高0.80米左右，第三层高已残，当与一、二层同高。以现存三层高度及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西侧小龛内所绘方塔[1]推测，这是一座11层土塔，上方树较大的椭圆形刹，刹顶当有尖锥形宝盖，高约14.20米。塔底层处理很坚固。生土层上用大块石料铺地，上砌黄粘土块（37×23×12厘米），周围用石料包边，中间空隙处用黄土垫实。底层之上叠涩层用黄粘土块衬砌。整个土塔外表，全用草泥作底，白灰抹面。塔身层次分明，简洁庄重（图2、图3）。
  2.方形木构建筑
  在方形土塔底层边沿的半圆形柱痕上，被烧毁的圆柱形木炭，还残留在那里。塔基外围为墙体，中间空出2.40米的距离。每面墙体四角各有一条、中间各有七条等距离半圆形柱痕，柱痕直径也为30厘米左右，每条柱痕下有边长40厘米、高约10厘米的正方形柱石。墙体的柱痕、柱石与塔底层的柱痕、柱石相对应。从这些遗迹中可以看出，墙体的柱痕，当为檐柱的位置；塔底层的柱痕，当为内柱的位置。说明这可能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面宽、进深均为六间，周围绕廊，高约21米的楼阁式建筑（图2、图3）。
  3.砖瓦
  砖有长方形和正方形两种，长方形长32、宽16、厚5厘米；正方形边长34、厚6厘米。
  瓦有板瓦和筒瓦两种，板瓦平面呈梯形，长36、上宽21、下宽18厘米。筒瓦与板瓦同长。
  瓦当，圆形，直径15、厚1.5厘米。中间兽面纹图案，周边饰半圈圆点纹，外围三道弦纹。兽面眉目竖起，龀牙咧嘴，形象生动，神态凶猛（图4）
  （二）建筑壁画
  壁画绘制在廊内墙体和土塔底层以上的塔身表面，然而，廊内除南墙存留部分断壁，上有残损壁画外，其余三面墙体基本上倒蹋，壁画自然也不存在了。中间内柱之间的土塔，由于有2.70米的高度，底层之上的三层塔周围壁画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以第一层为例，每面绘坐佛17身，每身高65、宽57厘米。壁画因时间先后不同，经多次绘制，有两层画和三层画之分。廊内壁画分两层，而塔身壁画除第二层东面和南北两面各绘两层外，一、三层和二层西面均绘三层。壁画题材虽然很单一，完全是千佛，但表现形式和绘画技法各不相同。有的身着袒胸红色袈裟，结跏趺坐在桔红色莲座上（图5）；有的身着灰绿色袈裟，裹身绕足，直接端坐在白色莲瓣上（图6）。有的神态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自然；有的则神态平庸，用色滞塞，线条呆板。这些壁画中，廊内画比塔身画生动；下层画比上层画优美。
  （三）建筑题记
  建筑墙壁上除有壁画外，还有多处不同文字的题记。有汉、藏、回鹘、西夏文字，大多墨书在土塔底层四边壁上。现就汉文题记分述如下，其它文字题记，另有专文研究。
  汉文题记有十四题，有些已很模糊，较清楚者九题。
  1.题在塔底层东壁的有六题
  （1）“大德己未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灵务人巡礼到千佛阁，然願普伏兹仁慈之德，普济愚达！速证薏提记。鲍翁王大男鲍惠迪、第二鲍甘□浪□□男□□□。”
  灵务，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这一题很重要，既有巡礼者的姓名、身份、籍贯和来千佛阁巡礼的时间，又记了一条发愿文。“大男鲍惠迪、第二鲍甘□”应该是鲍翁王的两个儿子。鲍翁王，不见史册，地位当很显赫，不然，不会在这里特意炫耀。
  （2）“……三日净信弟子巡礼到于此处，前立□□福哥偏但□和妻王氏、钊戒安、康年、康契丹埋、康闰埋、康小埋、大都督府。”
  这则题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巡礼者的族姓。包括党项族在内的西夏人的名字是复杂的、多元的。各民族聚居在一起，既有本民族语言的痕迹，又受其他民族的影响。题记中的“福哥偏但”，当为西夏语的音译；康年、康契丹埋、康闰埋、康小埋，则既有西夏语，又用昭武九姓中的“康”作姓。武威塔儿湾出土的豆绿釉瓷瓮上墨书汉文“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郭善狗，就是西夏语和汉语的混合名。二是巡礼者的职官。题记最后在明显地位书“大都督府”四字。《天盛律令》二品（次品）中，大都督府与殿前司、御史等为同品。第四品（下品）“边中转运司”下也有大都督府，此处的大都督府属二品，还是四品？不敢断言。但从题记周围那规整的双线边框、盛开的莲花底座及带有曲线的顶盖中（图7），可以看出巡礼者的身份十分特殊，可能为次等大都督府。
  （3）“……圣容佛至千佛阁记”圣容佛，即千佛阁附近的圣容瑞像。
  （4）“今月廿四日德宝巡礼千佛阁记”
  （5）“……六年八月廿三日……思学”
  （6）“丘一行人……爱二人因看千佛阁……”
  2.题在塔底层南壁的有二题
  （1）“丁酉七年八月十六日……净信弟子四人巡礼到来，王绎遂娘、王遇、的成、由成。
  西夏建国后，有干支丁酉七年者，只有公元1117年，此年一为西夏雍宁四年，与七年不符，一为北宋政和七年和辽天庆七年，都是干支丁酉。若为天庆七年，巡礼者的姓名又不像辽朝境内契丹、奚、渤海、女贞等民族。因此，这里的“丁酉七年”，当为北宋政和七年，北宋政和七年王绎遂娘一行四人巡礼千佛阁。从王绎遂娘、王遇、的成、由成的名字来看，这些人当为党项族。
  （2）“赵阿山巡礼……”
  3.题写在塔底层北壁的有一题
  “天盛五年廿七日巡礼到……”
  天盛，为西夏仁宗赵仁孝纪年，天盛从1149——1169年，共二十年。天盛五年，即公元1153年。
  三几点认识
  （一）关于高昌王墓地的误解
  高昌王墓本来就在武威县永昌府石碑村，为什么清乾隆五十年（1785）《永昌县志》却要说：“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呢？这主要是《明史·地理志》和《读史方舆纪要》把元永昌路治所和明代的永昌卫治所混同了起来。
  清修《明史·地理志》说：“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后来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永昌卫条：“永昌卫，在（甘肃）镇东南三百十里，东至凉州卫百五十里，西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元初仍属西凉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名。明初改置永昌卫，卫城周七里有奇，门四，今因之。”
  这两部著作刊行后，《大清一统志》《甘肃省通志稿》等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沿用此说。由于高昌王世勋碑碑文中有“遂留永昌”“昔其父葬永昌”“奔父丧于永昌”的记载，清代的方志学者就把高昌王墓从元武威永昌府移到了明永昌卫了。
  元占领凉州初期，仍沿袭宋夏旧制，以凉州为西凉府，至元九年（1272），元分封在凉州的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他筑了一座新城，赐名为永昌府。至元十五年（1278），元又以永昌王宫殿所在地，设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属永昌路。至今，与高昌王同一王族、同一时期葬“永昌”、葬“西凉州之先茔”的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仍然岿然屹立在今武威永昌府石碑村。高昌王世勋碑（残）1934年由此地移置武威县教育馆（今武威市博物馆）。1964年笔者与甘肃省博物馆蒲朝绂先生又在此地发掘高昌王碑的蟠螭碑首一段[2]与高昌王残碑陈列在一起。所以，永昌县千佛阁遗址的发现，使近二百年来史学界对永昌路和高昌王墓所在地的悬念和误会，便可迎刃而解。
  （二）关于千佛阁的建造和使用时间
  1.千佛阁的汉文题记中，有三处涉及年代。一处是塔底层东壁“大德已未五年灵务人巡礼千佛阁”；一处是塔底层北壁“天盛五年廿七日巡礼”；还有一处是塔底层南壁“丁酉七年八月十六日……净信弟子四人巡礼”。大德已未五年（1139），前已说到是西夏崇宗赵乾顺纪年，而天盛五年（1153），是西夏仁宗赵仁孝纪年，前距赵乾顺大德五年（1139）仅有14年。丁酉七年是哪年？“大德五年”之前22年（1117）丁酉，为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四年，与七年不合，“大德五年”之后38年（1177）丁酉，为西夏仁宗赵仁孝乾祐八年，与七年也不合，这一时期，只有北宋徽宗赵佶政和七年（1117）丁酉，与此相符。除上述这些年号外，再未发现比这一时期更早或更晚的年号。因此，我们认为这座千佛阁和方塔的建造和使用时间，当最晚也从西夏崇宗赵乾顺雍宁四年（1114）开始，直至西夏灭亡（1227）这一百多年之间。
  2.阁内土方塔为单层叠涩尖锥顶。此种类型土塔，出现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西侧禅窟后壁绘四位西夏供养人，正捧花礼拜一方塔。方塔底层正中设门，底层之上递次窄短叠涩十层，十层叠涩上方树刹，刹顶有宝盖。塔下墨书西夏文题记十行。汉译文略云：“雍宁乙未二年（1115）九月二十三日
  麻尼则兰、嵬立盛山……一行八人，同来行願”[3]。雍宁，系西夏仁孝父乾顺纪年。
  千佛阁遗址单层叠涩残方塔，与敦煌莫高窟285窟壁画方塔极其相似，塔和阁的建造时间，也不晚于此。
  3.兽面纹灰陶瓦当上的兽面纹图案，额头生角，双眸圆睁，胡须上卷，面目狰狞，周边又饰圆点纹。这种图案形象，与银川市西夏陵区八号陵出土瓦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格调却原始古拙，粗犷厚实。如果西夏八号陵推断为西夏末期（1226年），那么千佛阁建筑当为西夏早、中期遗址。
  （三）关于千佛阁的特点及其意义
  1.千佛阁是一座在楼阁中又建塔的建筑。西夏时期的建筑，因迭经战乱、地震的损毁，存世者寥寥无几。甘肃甘州的卧佛寺是河西地区最大的古建筑之一。虽为西夏创建，而在历代，特别是清乾隆年间又重建，已不是原有的建筑。未经重修的西夏建筑，要数宁夏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贺兰县宏佛塔和拜寺沟方塔等。这些古塔都是西夏非常重要的佛教建筑，大多比较高大，修建在露天的佛寺禅院，可供朝拜，有的还可供登临眺望。而这座千佛阁的方塔，虽不算矮小，却建在楼阁里面，只供巡礼，不宜攀登。这种形制的建筑，在河西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是研究西夏建筑的重要资料。
  2.千佛阁的佛塔当是一座单层叠涩尖锥顶佛塔。西夏佛塔形制繁杂，宿白先生在《西夏佛塔的类型》一文[4]中举出多层楼阁型、多层密檐型、单层亭榭型、覆钵型、复合变体型、莲花藏世界型以及单层叠涩尖锥顶型共七型四十例。这七型中，其它各型除图像外，还有实物可以举例，而单层叠涩尖锥顶塔型，虽有八例，则均为图像，即前已提到的敦煌莫高窟285窟所绘一例，贺兰山韭菜沟西崖上雕刻七例，唯独没有实物可以佐证。千佛阁遗址佛塔的发现，尽管已残，却是西夏佛塔中已知的唯一一座单层叠涩尖锥顶佛塔的实物例证。
  3.佛教称道者皆称佛。石窟中有关佛的塑像、壁画比较多，所以人们通常把石窟也称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就俗称千佛洞，还有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都是如此。其实，石窟中塑像、壁画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千佛”只是其中之一，并没有专门的“千佛”洞窟。敦煌莫高窟第432窟也是在前室东北角有西夏千佛和团花图案。而这座千佛阁除方塔下层外，其余塔层的四面以及楼阁内四壁墙面上都绘制千佛。西夏千佛阁这种专门供奉千佛画像的楼阁建筑，在西夏以及其它时代也是很难见到的，这也许是西夏独树一帜，在佛教中开创的一种新的拜佛形式吧。
  4.西夏信奉儒学和道教，“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磉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茸；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5]千佛阁建造在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御山峡谷圣容寺旁。千佛阁塔底层东壁题记“圣容佛至千佛阁记”中所说的“圣容佛”，即是千佛阁遗址东约一公里北魏时依山雕造的圣容瑞像。北周时在此建成瑞像寺，隋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时，诣寺礼佛，改名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改名圣容寺。在此期间，这里佛教兴盛，从寺后山头上现存唐塔中所见“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题字中可知，其建筑规模之大，僧众人数之多。西夏千佛阁遗址的发现，以及遗址中各族佛教信徒的题记，可见西夏时期，这里仍然香火不断。这对研究西夏佛教的发展和圣容寺的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千佛阁遗址上的许多题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时期的社会关系。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组成的多族政权，辖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毗连的广大地区。在千佛阁遗址中题记的，不仅有西凉州和甘肃省地区的巡礼者，还有今宁夏自治区的灵武人；不仅有庶民百姓，还有如大都督府、鲍翁王这样府第的达官贵族；不仅有西夏境内的信教徒，还有如政和七年由北宋来此朝拜的净信弟子。虽然在北宋的百余年间，夏宋双方断断续续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但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民间的往来还是不间断的。由此可以看出，各民族不分贫富贵贱，打破地域和政权割据界线，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几年来，永昌县委、县政府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在对圣容寺进行保护维修，在此同时，如果能在保留遗址现状的前提下，对西夏千佛阁予以修复，将会使圣容寺与千佛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埋没已久，而又独具特色的西夏千佛阁，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参考文献：
  [1]《西夏文物》图版405（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党寿山《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一期）第96—100页。
  [3]《西夏文物》图版405（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5]《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原载于《西夏学》第七辑2011年10月）
  （作者系武威市博物馆原馆长、文博副研究员）
  明户部侍郎胡执礼墓志铭考释
  孙尚瑜
  胡执礼家族墓位于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赵家庄村三社。墓地座南向北，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00米，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分上墓区、中墓区和下墓区三部分，胡执礼是葬入该家族墓中的第一代。1958年前后，中墓区和下墓区在平田整地热潮中，被开垦耕种，石狮、石骆驼、石鸡等镇墓兽被毁。同年，永昌县文化馆对胡执礼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因人员水平和技术条件所限，清理情况没有详细记录，墓葬规模不详。所余随葬器物出土40余件，其中礼服数件（均已风化），木供器30件，石器10件，现藏于永昌县博物馆。
  胡执礼墓志近方形，保存完整，青石质地，四立沿粗涩，祥云仙鹤纹边框，由志盖、志底两部分组成。志盖宽76厘米，高74厘米，厚14.5厘米，正面磨光，阴刻“明故正议大夫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诏赠户部尚书雅斋胡公配淑人陈臣合葬墓志铭”篆书汉字35个，从右至左竖写，共5行，每行7字，每字大小约8厘米。时任兵部尚书石星所篆。志底尺寸、式样同志盖，錾行楷书体铭文46行，从右到左竖写，满行46字，全文共计1483字，每字大小1厘米见方。现录文并句读如下，作一考证诠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志盖：
  明故正议大夫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诏赠户部尚书雅斋胡公配淑人陈臣合葬墓志铭
  志底：
  明故正议大夫、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赠户部尚书、雅斋胡公墓志铭；
  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知
  制诰经筵事
  国史
  玉牒总裁、太原王锡爵撰；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前户工二部尚书、东明石星篆；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刑部尚书、泾阳李世达书；
  前司寇郎玡王元美氏尝啧啧语：“予以胡公雅斋之吏行，曰是所谓清、慎、勤三事具足，而世未尽知者。”予曰：公自谓能知胡公乎？仆请尽言之。
  先是胡公巡扶（抚）应天，会徽郡人相告，言丝税事，揭竿大噪。事连一二乡大夫，而乡大夫属新忤江陵公遣去者。江陵密讽公：使蔓其狱。公不应，立草疏言：
  “臣已名捕诸倡乱者，狱得无蔓已。”太平吴生仕期，会忌坐诽谤江陵论死，而南操院欲因以罗故翰林沈君典，数使使趣胡公会题，而胡公闭门谢曰：“事发在贵部，某不敢分公功。”君典得不坐，公之力也。吏如此何如公所称，于是元美谢不及，曰：“子知之则请识之，异时当好料理此人。”
  嗟乎！钟期惠施千载有几，今元美与予在也，而胡公死矣。公讳执礼，字汝立，雅斋其别号。世居兰州之阿干里，祖贡士景华公，娶永昌卫司训张景和女，生公父清泉公，清泉公依司训徙家永昌。公之为户部左侍郎，得诰赐祖、父如其官，祖母张、母刘皆淑人。公生九龄，以文字为当路所赏，号奇童。十一补博士第（弟）子员，十七中嘉靖乙卯乡试，是年，丁清泉公忧，居丧以孝闻。已未成进士，授四川保宁府推官。保宁守初以公年少，易之已见。公执法侃侃，奏狱成手中，始大驚。愧秩满，以年格征为刑部主事，调兵部，再调吏部，历升至文选郎中，典选一年。会今上改元，更置宰席。公洁已提衡其间事，先大体以抑塞躁竞，扶树端良。为务不苟，逢事好棘棘取名。历升右通政提督誊黄、太仆、光禄、太常三寺卿，公所条黄诰事宜及奏革马政诸弊，今厘入会典中，称百世。便其为太常，从上幸太学，奉璋执相事惟谨。于是天子知公才，可任，剧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
  公至则具知吴中谣俗，所便与舌及乡缙绅之贤，不肖咸籍，而貯之胸中不轻发，发即风驱电讯，有所必行必不行，吏无敢阑，语以便文，一切避嫌怨者。先是吴多逋税，公晨朝吏示之籍曰，此某某皆贫户耶，今与若为，令毋急责逋，责其家伐水田连陌而逋者，于是豪右震悚，伏田瘦赋累出。间亦以此任怨，得严声然。公之内行治布衾蔬食，隐约如书生。其接人不以位势低昂，谦谦有礼，事无细巨，皆手经而目阅之，往往戴星视事，日旰不食不寝，以为常。迄公之抚吴三载，而忌者不得其毫芒，过前后所持徽州太平两太狱，以江陵之薰灼，竟无以夺公，而迁为户部右侍郎。会复命特疏荐予，遂大忤，得夺俸。已转左总督仓场，条上五里河诸事，议未及行，而江陵党族蜚语中公，公遂移病归。归之后，图书四壁萧然也，无尺书半刺。抵政府久之，
  天子用荐者言，召还旧官。公来而面予，语予以其病，病之状类有物伏胸中，怔怔砰砰，卧卜通夕不安枕。予谩应曰：“此非病也，昔华亭陆宗伯自山中强起，时则有之，病乃在厌事，公壮年请无厌事而练事。”□□于境，寄寂于有，此大药，刀圭匕筋者也。公矍然谢，于是益殚心理场务。遇事辄争，争不得辄病。而会配陈淑人斋疾危甚，公仓皇治。后事不胜辛楚，遂与陈淑人同日捐讣闻。
  诏赠公户部尚书，予祭葬如例。
  嗟乎！予始与荐公，然不及□用。公始言，公非病，公竟没于病，公何不幸而为予知也。含生之气故无两全，清者近薄，高者近危，此流俗所以非夷齐薄曾史者也，而君子较然为此不为彼。盖雅斋公没后，其乡人月旦尽出厚睭外母刘氏、婺姑阎氏。趋人之缓急，生死不翅于身。其操行严，一介不苟取于恬，于世味无裘马声色之嗜，而不忌异已言。气濡朴粥，粥若无能者。□年位仅止此，造物者岂其妒公□？公之独往独来，卓卓天壤间者有在也。
  嗟乎！予期以此竟知公矣。公生嘉靖已亥四月七日，卒以万历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一。配陈氏封淑人，侧室张氏。生子三，长即大年，荫官，生聘郭都督琥女；次有年，次允年，具幼未聘；女一陈出，许甘肃总兵雷龙子。葬在城南二里，古天山北向。
  铭曰：
  公起西碛，蔚为名卿，旷世而出，光我文明，弱令下帏，公车就征，游刃既效，中外践更，晏婴之俭，胡威之清，史鰌之直，陵季之平，历撼于权，迄以仆升，用而不用，谁毁谁成，我思其人，羽葆失行，埋玉于斯，勒此颂声。
  不肖男大年等泣血稽颡谨刊明代文散官分大夫（五品以上）、郎（正八品至正六品）、佐郎（八品以下）三种，有四十二阶。正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加授正议大夫。总督仓场又称仓场总督、总督仓场侍郎，全称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往往由户部尚书、户部侍郎兼署，故又称仓场尚书、仓场侍郎等。户部主管土地、户籍、货币、赋税、财政、官员俸禄等，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赠为官员死后给的荣誉，三品以上政绩显异及死谏、死节、阵亡者，皆得赠官，生曰“封”、死曰“赠”。雅斋是胡执礼的号，配指原配夫人。淑人是古代命妇封号，在明代三品官员的祖母、母亲封号称太淑人，妻子封号称淑人。陈臣是胡执礼的妻子陈氏。合葬指夫妇死后安葬在一起。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分上下两层，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盖上刻有标题，底上刻有墓志铭。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也可以是别人写的。
  赐进士及第指一甲进士。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王锡爵会试第一（会员），殿试第二（榜眼），故称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为明代从一品升授衔。太子太保是东宫官职，与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合称“东宫三师”，从一品衔。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锡爵以考劳绩茂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之一。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王锡爵以礼部尚书衔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知制诰是掌诏、敕、策、命的官员。经筵事是为皇帝讲说经史的职官。隆庆元年（1567年），王锡爵迁经筵讲官，因为讲得好，被皇帝和内阁嘉奖。国史指本朝实录和本朝历史。玉牒指皇帝家族谱册。总裁指总编修。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穆宗驾崩，万历登极，王锡爵被召回右春坊任穆宗实录副总裁，万历四年（1576年），王锡爵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充任世宗实录副总裁，王锡爵在皇帝限期一月内如期纂成，升为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万历十五（1587）年，王锡爵纂成大明《会典》，官晋一品，封太子太保，王锡爵上书请辞，改封太子少保。太原指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王锡爵（1534-1611年），字元驭，号荆石，今江苏太仓人，明代首辅，著名政治家。出身名门望族太原王氏，先祖为躲避战火，弃官至江南，弘治年间进入太仓，祖父王涌善于经营，为当时太仓巨富，这里王锡爵以祖籍称自己为太原人。王锡爵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詹事府右谕德、国子祭酒、詹事、礼部右侍郎、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
  万历二十二年，辞官致仕，万历三十八年，终老于太仓老家，赠太保，谥号文肃，著有《王文肃公全集》55卷。撰指胡执礼墓志铭撰写者。
  赐进士第，二甲进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时年22岁的石星考中进士（与胡执礼同届）。资善大夫，正二品初授官阶。太子少保，“东宫三少”，正二品衔。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石星总督陵工有功，加太子少保衔。兵部统管军事，兵部尚书别称为大司马，明代正二品。1591年（万历十九年）九月，石星由户部尚书改任兵部尚书。工部掌管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工部尚书雅称大司空，明代正二品。1587年（万历十五年）二月，明神宗任命石星为工部尚书代理总督陵工。万历十八年（1590年）三月，石星改任户部尚书。东明指大名府东明县。石星（1537年—1599年），字拱辰，号东泉，今山东省东明县人。历任吏科给事中、尚宝司少卿、大理寺右寺丞、大理寺左寺丞、大理寺右少卿、南京太仆寺卿、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书代理总督陵工、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封贡之议被革职，下狱论死。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病死狱中。篆指写篆书，为胡执礼志盖标题篆书者。
  都察院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掌院事左都御史，明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皆为正二品。刑部掌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泾阳指陕西省泾阳县。李世达（？～1600年），字子成，陕西泾阳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曾任户部、吏部主事、文选郎中、南京太仆卿、南京吏部、兵部、刑部尚书等职，万历二十一年（1593）告老回乡，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病逝家乡，赠太子太保。书指书写，为胡执礼墓志铭书写者。
  志文开篇，王锡爵引用王世贞对胡执礼评价来高度赞扬胡执礼。“前司寇、郎玡王元美氏尝啧啧语：予以胡公雅斋之吏行，曰是所谓清、慎、勤三事具足，而世未尽知者”。
  司寇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名称，后世以大司寇为刑部尚书别称，少司寇为侍郎别称。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王世贞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十八（1590年）年三月疏辞离职，此文应写于王世贞离职南京刑部尚书以后，故称王世贞为前司寇。王元美氏，指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与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合称“后七子”。江苏太仓王氏为琅琊王氏之余脉，故王锡爵称王世贞为琅琊王元美氏。吏行指万历七年（1579年）十月，胡执礼由应天巡抚调任户部右侍郎，临行前王世贞前往送行，并作《送别胡大中丞还京二首并序》赠别。序曰：“大中丞雅斋胡公入佐司徙，贞以多病里居，不获躬从。父老卧撤清留，聊成二律，以壮行色。盖公之功德，人能诵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尽知也，故于结语中深致感云。”诗一曰：“关西清白古来传，数到胡威更莹然。新转地宫饶建地，近从天语见回天。寻常八座人犹羡，四十三台尔更贤。唯有苦心真绝处，青灯疏草泪痕偏。”诗二曰：“五云将送画熊车，欲借先知寇不如。主计入陪萧相府，阜财能用范卿书。穷檐尽属吹嘘后，多士争承咳唾余。渐老杜陵怀旧切，春风寂寂浣花居。”诗中把胡执礼与魏晋清廉名臣胡威和春秋商圣陶朱公范蠡相比，以此来赞扬他为官清廉、善于阜财理政的才德。志文“清、慎、勤三事具足，而世未尽知者”与王世贞送别诗序中的“公之功德人能诵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尽知也”意味相同，指胡执礼做事的苦心，世人并不能明白。
  接着王锡爵又记述了“世未尽知”的胡执礼在应天巡抚任上处理的“徽郡丝税事”、“吴仕期诽谤江陵案”两个案件。“徽郡丝税事”，史称“徽州激变”或“婺民倡乱”，是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的一场民间骚乱。规模不大，动静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百姓、乡绅乡宦、府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
  志文载：“先是胡公巡扶应天，会徽郡人相告，言丝税事，揭竿大噪。事连一二乡大夫，而乡大夫属新忤江陵公遣去者，江陵密讽公：使蔓其狱”。公不应，立草疏言：“臣已名捕诸倡乱者”，狱得无蔓已。
  万历四年（1576年），胡执礼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调任应天巡抚。江陵公为张居正，湖广荆州卫人，生于江陵县故称“张江陵”，万历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五年八月，胡执礼和郑国仕上书朝廷，“臣已名捕诸倡乱者”，结束了“婺民倡乱”事件。万历五年九月，徽州府判决主犯程任卿斩监侯，帅嘉谟及其他几人被判充军。胡执礼没有答应张居正“使蔓其狱”的要求，余懋学、汪文辉没有受到株连，“狱得无蔓”。
  志文载：“太平吴生仕期，会忌坐诽谤江陵论死，而南操院欲因以罗故翰林沈君典，数使使趣胡公会题，而胡公闭门谢曰：“事发在贵部，某不敢分公功。君典得不坐，公之力也，吏如此何如公所称。”
  太平指安徽太平府，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府治当涂县，辖区大致相当于今日安徽省的马鞍山市及芜湖市辖境。会题是让胡执礼署名，共同上奏，给沈懋学加个诽谤张居正的罪名，但胡执礼坚决推辞不干。胡执礼处理案件的态度，让王世贞非常佩服、感激。志文载：“于是元美谢不及，曰：子知之则请识之，异时当好料理此人。”
  《永昌县志》《新修兰州府志》等志书中将两案混淆。清乾隆《永昌县志·人物志》胡执礼事略载：“时张居正当轴，言官余懋学、汪文辉有因丝绢鼓譟事，阴嘱执礼诬陷之，不可。俄，生员吴仕期将劾居正，书未上而败，谳者罗织并株余、汪二。稿至不，曰吾不杀人以媚人也”。其实吴仕期案跟余懋学、汪文辉二人没有一点关系，后来研究胡执礼的学者也沿用此错误。
  王锡爵十分惋惜胡执礼英年早逝，把他与钟子期、惠施两位历史名人相提并论。志文载：“嗟乎！钟期惠施千载有几？今元美与予在也，而胡公死矣！”
  王世贞病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五岁。王锡爵病逝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享年77岁。胡执礼病逝于万历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享年51岁。由此可知，此文应写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三月王世贞离职南京刑部尚书以后，王世贞病卒之前。
  王锡爵继续追述了胡执礼名、字、号、祖籍及家庭情况。志文言：“公讳执礼，字汝立，雅斋其别号。世居兰州之阿干里，祖贡士景华公，娶永昌卫司训张景和女，生公父清泉公，清泉公依司训徙家永昌。公之为户部左侍郎，得诰赐祖、父如其官，祖母张、母刘皆淑人。”
  胡执礼名、字、号皆出于《论语》。《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泰伯》“兴与诗、立于礼、成于乐”。阿干里为明清时期皋兰县的一个里，《新修兰州府志》卷一地理志载：“皋兰县六里，曰东川、西丰、阿干、东南、东北、西北，又接管兰州厅，归并六乡，曰兰泉、丰润、盈山、郡所、河北、安远”。贡士，举人经会试而被录取者。景华公，胡执礼祖父胡景华。永昌卫，指现永昌县。司训亦称教谕，主管全县教育工作的官吏。清泉公，胡执礼父亲胡岳，字斗山，号清泉。清乾隆《永昌县志》载胡岳“敦伦理，重乡邦，子执礼继其志”。诰赐，皇帝赐予封号。祖、父如其官，因胡执礼官至户部侍郎，所以胡景华、胡岳去世后均获赠户部侍郎。胡景华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岳初赠承德郎、吏部主事，再赠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三赠奉政大夫、礼部郎中，四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胡执礼九岁时，就以文章写的好被当地人们所赏识，十一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这年父亲胡岳去世，胡执礼在家守丧，以孝道出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中进士。初授四川保宁府推官，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等事。推官任期届满，以年格选调京城任刑部主事（正六品），后又调兵部主事，再调吏部主事，历升至文选郎中（吏部文选清吏司之主官，正五品），掌管选拔人才授官事务一年后，遇到万历皇帝改元登基，得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志文言：“公生九龄，以文字为当路所赏，号奇童。十一补博士第子员，十七中嘉靖乙卯乡试，是年丁清泉公忧，居丧以孝闻。己未成进士，授四川保宁府推官，保宁守初以公年少，易之己见。公执法侃侃，奏狱成手中，始大驚。愧秩满，以年格征为刑部主事，调兵部，再调吏部，历升至文选郎中。典选一年，会今上改元，更置宰席。”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胡执礼为已未科丁士美（榜首状元）榜三甲79名。保宁府，明时行政区划，隶属于川北道，位于今四川省东北部，辖阆中、南部、苍溪、剑州、梓潼、广元州、绵谷、昭化、巴县、通江二州八县，民国时废。推官，朝廷规定的新科进士初授官职之一。《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各府的佐贰官，顺天府、应天府推官为从六品，其它府推官为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保宁守，时任知府罗廷绅，陕西淳化人，嘉靖二十五年中举后，宦海沉浮，好不容易熬到五十出头，于1553年才由主事官升至保宁知府。
  在文选清吏司为官一年，胡执礼就能够公平处理选拔人才授官事务的各种事情，扶持和提拔品行端正、业务素质出色的人。对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处理事情刚正不阿，一切为声誉着想。历升通政使司誊黄右通政（正四品）、太仆（管马）、光禄（管宴享）、太常（管礼乐祭祀）三寺卿主管（从三品）。期间胡执礼所条陈诸事和奏革马政诸弊奏章，已全部收录到《明会典》中流传百世。在太常寺任上，胡执礼跟从万历皇帝巡幸太学，严格遵照帝命行事，不敢稍有违背，得到万历皇帝赏识，被提拔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主掌监察、弹及建议事务。万历四年（1576年），胡执礼调任应天巡抚。志文言：“公洁已提衡其间事，先大体以抑塞躁竞，扶树端良。为务不苟，逢事好棘棘取名。历升右通政提督誊黄、太仆、光禄、太常三寺卿，公所条黄诰事宜及奏革马政诸弊，今厘入会典中，称百世。便其为太常，从上幸太学，奉璋执相事惟（恂）谨，于是天子知公才，可任，剧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
  万历四年（1576年），胡执礼调任应天巡抚。
  接下来，王锡爵记述了胡执礼任应天巡抚期间关心百姓生活状况，关心人民疾苦和处理吴中逋税的事迹，在朝廷考核中得到显异，声名远扬。志文载：“公至则具知吴中谣俗，所便与舌及乡缙绅之贤，不肖咸籍，而貯之胸中不轻发，发即风驱电讯，有所必行必不行，吏无敢阑，语以便文，一切避嫌怨者。先是吴多逋税，公晨朝吏示之籍曰，此某某皆贫户耶，今与若为，令毋急责逋，责其家伐水田连陌而逋者。于是豪右震悚，伏田瘦赋累出。间亦以此任怨，得严声然。”吴中，江南地区，胡执礼任应天巡抚期间，驻苏州，辖南直隶江南诸府和江北安庆府。
  王锡爵高度赞赏胡执礼的做人做事的品德。做人方面，布衾蔬食，不以貌、以势取人，对地位低下的穷人也谦谦有礼。做事方面，无论大事小事，都亲力亲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成为工作常态，让反对者抓不到细微的把柄。对朋友诚信友善，连权势熏天的张居正也拿您没有办法。万历八年（1580年）二月，专门上疏推荐为省亲逾期而受张居正排斥不用的原礼部右侍郎王锡爵，得到“夺其俸三月”处分。上疏“先浚吴淞长桥黄浦”的事情还未办理，在张居正党族蜚语中，因病辞职回家。志文载：“公之内行治布衾蔬食，隐约如书生，其接人不以位势低昂，谦谦有礼。事无细巨，皆手经而目阅之，往往戴星视事，日旰不食不寝，以为常迄。公之抚吴三载，而忌者不得其毫芒，过前后所持徽州太平两太狱，以江陵之薰灼竟无以夺公，而迁为户部右侍郎。会复命特疏荐予，遂大忤，得夺俸。已转左总督仓场，条上五里河诸事，议未及行，而江陵党族蜚语中公，公遂移病归。归之后，图书四壁萧然也，无尺书半刺，抵政府久之。”
  户部右待郎，户部的副长官，明代为正三品。万历七年（1579年）十月，胡执礼由应天巡抚调为户部右侍郎。复命，回京赴任。特疏，专门上疏。荐予，推荐王锡爵。万历八年（1580年）二月，上疏推荐因省亲逾期而受张居正排斥不用的原礼部右侍郎王锡爵，“奏请简用”。遂大忤，违背朝廷意愿，得到“违例荐举”的罪名。得夺俸，得到罚俸处罚“夺其俸三月”。转左，右侍郎转任左侍郎。条上五里河诸事，指胡执礼在南京任职期间，调查研究长江水患情况，上疏“先浚吴淞长桥黄浦”，海瑞等人积极响应，朝廷批准了胡执礼的治理方略。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胡执礼遭到流言蜚语中伤，受到排挤。
  王锡爵记述了胡执礼复职以后，在任上积劳成疾向王锡爵问病情况及殚心竭虑办理总督仓场事务和去世后皇帝的敕封情况。志文言：“天子用荐者言，召还旧官。公来而面予语，予以其病，病之状类有物伏胸中，怔怔砰砰，卧通夕不安枕。予谩应曰：此非病也，昔华亭陆宗伯自山中强起，时则有之，病乃在厌事，公壮年请无厌事而练事。□□于境寄寂于有，此大药，刀圭匕筋者也。公矍然谢，于是益殚心理场务，遇事辄争，争不得辄病。而会配陈淑人斋疾危甚，公仓皇治。后事不胜辛楚，遂与陈淑人同日捐讣闻，诏赠公户部尚书，予祭葬如例。”
  胡执礼去世后，王锡爵十分感叹。志文言：“嗟乎！予始与荐公，然不及□□。公始言，公非病，公竟没于病，公何不幸而为予知也。含生之气故无两全，清者近薄，高者近危，此流俗所以非夷齐薄曾史者也，而君子较然为此不为彼。盖雅斋公没后，其乡人月旦尽出厚睭外，母刘氏、婺姑阎氏趋人之缓急，生死不翅于身。其操行严，一介不苟，取于恬，于世味无裘马声色之嗜，而不忌异己言，气濡朴粥，粥若无能者。□年位仅止此，造物者岂其妒公□，公之独往独来，卓卓天壤间者有在也。”
  志文最后：“嗟乎！予期以此竟知公矣。公生嘉靖己亥四月七日，卒以万历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一，配陈氏封淑人，侧室张氏。生子三，长即大年，荫官，生聘郭都督琥女；次有年，次允年，具幼未聘；女一陈出，许甘肃总兵雷龙子。葬在城南二里，古天山北向。”
  大年，胡执礼长子，字仁卿。荫官，以恩荫任户部郎中，后授湖广常德府知府，升川东道，封中宪大夫。郭琥，胡执礼长子胡大年岳父，明陕西永昌卫人，字宗器，文武双全，素负盛名。嘉靖中以总旗从军征讨，积功至指挥佥事，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任永昌卫指挥，后因军功历任姑臧守备、古北副总兵、山西镇守、左都督，授光禄大夫，皇帝敕封子孙五代世袭都指挥使。明清时期，永昌卫（县）城曾为其立“三边挂印”坊。有年，胡执礼次子，天启甲子科（1624年）举人，曾任国子监学录。允年，胡执礼三子。甘肃总兵，明镇守甘肃的统兵官，之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坐营官、守备、把总、提调官等。总兵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遇有战事，佩将印出战，结束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铭辞中，王锡爵赞胡执礼有“晏婴之俭，胡威之清，史鰌之直，陵季之平”，意谓胡执礼节俭、清明、正直、公平的品行堪与历史上晏婴、胡威、史鰌、延陵季子等人相提并论。铭曰：“公起西碛，蔚为名卿，旷世而出，光我文明，弱令下帏，公车就征，游刃既效，中外践更，晏婴之俭，胡威之清，史鰌之直，陵季之平，历撼于权，迄以仆升，用而不用，谁毁谁成，我思其人，羽葆失行，埋玉于斯，勒此颂声。”
  不肖男大年等泣血稽颡谨刊
  胡执礼是河西地区负有盛名的历史人物，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清廉正直、贤明多才、刚直不阿知名于世。《明史·河渠志》对他任应天巡抚时在苏州、松江、上海等地治理水涝有详细记述。《甘肃通志》《凉镇志》《五凉志》《永昌县志》皆有其记述。《明会典》收录了他许多奏章，明程任卿《丝绢全书》收录了胡执礼处理徽州丝绢案的重要文献，《续修永昌县志》中收录了其《重修卫记》《平川王公世乘序》，《重修肃州新志》收录了其《镇夷儒学记》。著有《雅斋集》《公集杂咏》，现已失传。家乡人民称他为“胡阁老”（未入阁），府第被称为“阁老府”，民间流传有许多“胡阁老”的轶闻，明、清两朝还曾在永昌卫（县）城为他立“志存报国”、“早岁登瀛”、“黄甲开先”三坊，以示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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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胡执礼传校注及考略》张浩廉（河西学院）。
  [21]《胡执礼祖籍兰州阿干里·雅斋胡公墓志铭提供的新信息》王科社。
  （作者系永昌县博物馆副馆长）
  甘肃永昌金龙坝水利工程遗址调查
  丁得天 李勇杰
  金龙坝遗址位于甘肃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海拔2152米，北纬38°14′5″，东经102。0′20″。北距永昌县城16公里，距兰新铁路29公里。遗址位于县境内南部祁连山北麓的峡口，即永昌东大河流出祁连山的出山口处（图1）。2008年9月，永昌县文物普查小组对其进行了普查登记，将其登记为清代摩崖石刻，名称为“头峡口石刻”。2010年12月，金昌市文广新局将其重新修订为明代水利设施遗址，将“头峡口石刻”更名为“金龙坝遗址”。2011年12月，金龙坝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进一步弄清金龙坝遗址的保存现状、功能和内涵价值，2014年6月，我们再次对其进行了详细调查。
  金龙坝遗址所处位置恰在东大河出山口处，此处山形地势转折回绕，旧志中亦称之为“涧转口”或“转涧口”。[1]河水沿山麓向东北方向流出后，自上至下共分九坝三沟。金龙坝即为头坝，其下河北又有八坝，河南为三沟。当地至今仍以“坝”为乡镇或村社为名，如六坝镇七坝村等，基本以所在坝为村镇的区分界限。
  一 遗址现状
  金龙坝遗址现存遗址、遗迹主要有三部分：引水工程、神龛和清代的石刻维修题记。
  （一）引水工程
  引水工程由引水槽、坝体、隧洞、明渠四部分组成，这四部分是金龙坝用以分水提灌的主体工程。
  1.引水槽
  引水槽长83米，是沿着河流北岸的石壁上人工凿刻出的一条石槽（图2），一直延伸至坝体上开凿的隧洞口并与之相接。引水槽底部或外侧有凿出的柱坑共计5个，直径0.2至0.3米不等，主要分布在河流北岸石壁上有裂缝和向河道内倾的斜坡上。引水槽与隧洞口相接的槽面底部的圆形柱坑，直径0.3米，深0.4米。
  引水槽是沿着河北岸的石壁上开凿的，因崖面不够平整，有的地方断裂，互不连属。经过人工凿刻修理，将槽面相对较高的地方凿平；崖壁有裂缝的地方，经过人工打桩修筑将缺口和裂缝填实，向内的斜坡经过填补使其与槽面持平，槽面最终与坝体上开凿的隧洞口相接，从而便于将提灌的河水引入隧洞。
  2.坝体
  坝体面向西南，位于河流转弯的外侧（图3）。利用一段山崖作为坝体，山崖高21米，厚15米，坝体长5.7米。
  金龙坝的坝体是河道转弯处天然形成的一段从河北岸伸入河床的山崖，坝体处于河流转弯处外侧，水流为该段河流最湍急处。
  3.隧洞
  隧洞东北西南走向（图4），开凿于坝体的左下部，贯通整个坝体，长13.2米，高1.7米，宽1.65米，距河床的高度差2.2米。隧洞为人工凿刻而成，内壁及顶部有部分开裂，出口处与明渠相接处有部分坍塌。
  4.明渠
  现存明渠长420米，宽3.2米，深1.5米。明渠与隧洞相接（图5），是在河流左岸的黄土台地上直接开挖，以黄土堆筑渠沿而成。明渠沿河流左岸蜿蜒顺势而下，直至下游与农田各渠道的分水口。
  （二）神龛
  神龛雕凿于坝体的中下部（图6），距河床4.6米，呈帐形，弧顶。龛高1.3米，宽1.15米。龛内正中坐者神情庄严，头戴冠冕，下颔长须，有圆形头光，宽袖长袍，双手持笏板合于胸前。两侧各有一名侍从。左边侍从头戴乌纱帽，着长袍，面斜朝向坐者，手捧一件长形器物，立于身侧。右侧侍从头戴乌纱帽，着长袍，面向龛外，双手捧笏板，立于身侧。
  龛外侧共有8个柱孔，龛下两侧各有一个宽24厘米，进深30厘米的正方形柱孔。龛外两侧各有一个斜向上的长方形柱孔，对应的龛上部两侧各有一个柱孔。弧顶外上部两侧各有一个小的斜向上的柱孔。
  （三）石刻题记
  金龙坝坝体顶端台地的西侧有三方题记，分刻于三块卵形花岗岩石上。三方题记位置关系呈不规则三角形，按题记时间先后顺序编号，北侧为一号题记，西侧为二号题记，南侧为三号题记。
  一号题记刻（图7），1米见方，计26字：
  总甲俞化蛟/潘士雄/康熙二十八年三月/重修金龙坝/□毓美建修
  二号题记面南坐北（图8），计26字：
  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吉日/重修洞口记/总甲□□瑞/神王照□重修
  三号题记（图9），共22字：
  乾隆四年八/月中起十月至/重修金龙坝/王杜二人工修
  二 调查收获
  永昌是河西地区重要的产粮基地，境内有三个主要灌区，即东河、西河和清河灌区。东河即东大河，傍靠河水，土地肥沃，从明清时期至今一直是永昌主要的产粮区。因河流在流出山麓的峡口处转折回绕，加之河床狭窄，形成了一个“S”形弯道，故峡口亦称作“涧转口”或“转涧口”，东大河则称为“涧水”。
  清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卷三·水利志》载：
  转涧口之水入东南境，析九坝三沟。曰头坝，一名金龙坝，地高水下，穴石通之，源迩流畅，厥称膏沃。自是而下，地势渐夷，各坝排列如雁翅然。曰二坝，地广粮多，故其水甲于几坝，分支截灌，亦视他坝为多。曰三坝，坝口较仰而去田尤近，故其流易达此。下为四坝五坝六坝七坝八坝，则道渐远，水渐缩，而赋亦渐轻矣。九坝乃其末流，尾分九畦，东抵武威沙河界，北通下堡，地非狭而水常不及也。河南三沟，龙口在三四坝之间，循山而往，至河之南均分以灌，亦名河南坝。[2]
  修建金龙坝的主要功能在于提灌引水，用以灌溉金龙坝以下的农田。因灌田所处地势较高，而傍邻的河水地势较低，即“地高水下”。若将地势低的河水提至相对较高的地方用以灌溉，并且能便利的供水，最好的选择即从河流的上游高于农田海拔高度的地方，或者与农田平行处凿渠引水。
  河水流入引水槽之后，再顺流进入隧洞。河水被坝体阻拦后水位抬高，遇丰水期，河水可不经引水槽而直接引入隧洞。河床距引水隧洞口的高度差在2～2.3米之间，若遇到山洪下泄，洪水可轻易淹没引水槽，直接灌入隧洞。山洪夹杂泥沙石块，极易冲毁引水槽和堵塞隧洞，故需勤加维修。
  神龛中所供奉的主神为禹王。神龛外侧的柱孔，当为龛外原有的外部木结构建筑所遗留的痕迹。下部两个大的柱孔，应是支撑木结构受力的垫木。龛外两侧斜向上的柱孔和顶部的柱孔，系作支撑木框和遮棚之用。
  三方题记记载了维修金龙坝的工匠和时间。其时间分别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乾隆四年（1739）八月至十月。从三方康乾时期的题记以及县志的记载，可见其维修之勤。同时，在石刻题记中出现了总甲的姓名。总甲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社会职役之一，广泛设置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中，如治安体系、军事建制、徭役体系及商税机构中等均设有此职役。[3]石刻题记中的总甲俞化蛟等人即是在修治金龙坝过程中的组织领导者。
  最早有关金龙坝的文献记载是乾隆十四年（1749）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简称《五凉全志》），[4]而一号题记中有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记载，并且是重修的时间，可证至迟在清初金龙坝已经肇建了。尽管有观点认为金龙坝始建于明代，[5]但因缺乏明代的文献记载，或者有相关的文物资料佐证，其年代的判断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依据方志文献资料，结合遗址的题记以及神龛造像的风格，我们认为金龙坝修建的时代应当在清代。
  三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
  水利是河西走廊各地农业生产的重要保证。河西走廊的耕田多分布在山麓北坡的冲积平原或者山间盆地。至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和田地开垦，用水量增长很快，河西各地灌溉技术也随之不断的革新。河西各地开渠筑坝，以充分开发利用河流，规模很大。有的地方官还督修了一些穿山越岭的大型引水工程，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如凿洞通水、飞槽渡水、偃水上流、衬砌渠道等，这些水利工程措施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取水用水的便利，从而大大增加了农田灌溉的面积和粮食产量。明隆庆元年（1567），在张掖县开挖了梨园堡新开渠坝，该渠“自哱啰河小草场首起，至沟尾止一十五里，小草场起至南山水关二里，本关连山石崖一里。钻明沟四十丈，石洞四十五丈，河口北筑拦水坝二道，南开利沟一道，下安石柜四个，上搭凳槽六连。小草场沟首安闭水闸一座，退水闸一座，低洼一十五处，搭凳槽一十五连，”仅隧洞开凿就达四十五丈，可见其规模之大。[6]又肃州知州童华于雍正十年（1732）督修酒泉城南的九家窑，其“地高于河十余丈，必凿山开洞，取水于十五里之外，升之二十丈之高”“凿通大山五座，穿洞千余丈，洞高七尺，阔五尺，开渠千五百丈。其悬崖断岸，水不能过者，架桥四座。”[7]另肃州坝庄口东渠，于雍正十二年（1734）秋动工开渠，官民弁营费约万金，至十三年告成。因崖陡水深，修渠时“人马蚁缘而下，大不盈寸。凿者钻穴施技，灯火相望。”其间断崖众多，致渠道不能连属，架飞槽以渡水，连同暗洞明渠，技术之高超“疑于鬼工矣”，修成之后可灌田数百顷，[8]可见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各州县为保证农田灌溉而兴修水利工程耗费之巨。
  金龙坝水利工程的修建，十分巧妙的利用了东大河出山口处伸入河床的一座山崖。河流在转弯处为两岸山势所迫，呈“S”形。在靠近北岸河床狭窄水流湍急处，为一段山崖拦阻，形成天然的拦河坝。抬高水位，又不致阻断河流，可直接以崖体做坝，并开凿隧洞暗渠，无须再另行修筑拦河坝，从而省去大量的人工和物力，堪称巧妙利用天然条件修建农业水利工程的典范。
  在研究河西走廊的农业水利工程时，还要特别注意该地区河流及其环境的特点。河西走廊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区，气候干旱，蒸发量大，各地的农业和生产生活用水，主要依赖祁连山发源的冰川融水和地下水。从汉代开辟河西四郡直至明清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一直是河西各地农业生产时首要注意的问题。因南高北低，河西走廊各地的河流流向多是自南向北。河流皆为内流河，径流量不大，但海拔高度落差大，水势急，尤其在山区更为明显。季节性很强，冬季因气温低而融水量较小，待到春夏冰雪消融之时，山涧融水汇集，水量大增，间有雨水，导致夏秋季节暴雨洪涝灾害频发，水利工程不仅要引水灌溉，还有防洪的作用。河流的这些特点，也使得河西走廊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十分突出。
  附记：对支持和提供文献资料的黄正平、孙尚瑜、南延永、王晓鹏、张德燕诸位同志一并致以谢忱！
  参考文献：
  [1]（清）张玿美总修，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永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05页。本志中称河水出山口处为“涧转口”。
  [2]（清）南济汉编修：《永昌县志·水利志》，嘉庆二十一年，道光元年刊本。本志中称之为“转涧口”。
  [3]王裕明：《明代总甲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145页。[4]（清）张玿美总修，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序》，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页。
  [5]金昌市文化出版局：《金昌文物》，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78页。[6]（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第69—70页。
  [7]（清）黄文炜，酒泉县博物馆校点：《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12月，第88页。
  [8]（清）黄文炜，酒泉县博物馆校点：《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12月，第283—284页。
  作者简介：
  丁得天，甘肃省永昌县人，考古学博士，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李勇杰，金昌市博物馆馆长、文博馆员。
  （原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15第4期）
  阁老府与陕甘会馆考略
  张得智
  阁老府原址在县城东街什字，为明代永昌籍人胡执礼的府邸所在。清道光年间改建为陕甘会馆，又名东会馆，占地近7000平方米，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胡执礼字汝立，号雅斋，祖籍兰州，生于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己未科进士，时年21岁。
  胡公初任四川保宁府推官，执事勤勉，清正廉洁，官至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从二品）。明万历九年（1581年），胡公被同僚首辅张居正猜忌打压，称病告老返乡，赋闲在家，捐资办学，扶掖后生。返乡一年后，张居正下世，复被神宗皇帝起用，奉诏进京，继任前职。万历十七年（1589年），积劳成疾，卒于京邸任上，享年51岁。胡公谢世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正二品。与其同时代的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曾著诗赞曰：“关西清白古来传，数到胡威更莹然……寻常八座人犹羡，四十三台尔最贤”。
  家乡民众曾为胡公建“志存保国”“早岁登瀛”“黄甲开先”坊。朝廷以胡公功名封赠其父胡岳为承德朗吏部主事、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奉政大夫吏部郎中、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吏。
  相传，胡公死后归葬，因生前清贫，行囊羞涩，老家人寻些砖瓦装驮，强撑面子。不料，有人不明就里，进谗神宗皇帝，欲加之罪。神宗皇帝派人追去验看，知道原委后大为感动，特颁旨为胡公置办大红棺材和三丈六尺高的迎魂幡子。还特准胡公灵柩所过之处，遇着州、府、县衙城楼门，迎魂幡子不可低头，遇州拆州，遇县拆县。神宗意在暗示沿途各州府、县衙为胡公筹化盘缠。至今，永昌乡间流传本县葬俗中的大红棺材和三丈六尺高的迎魂幡子正是胡公挣来的。
  翻阅明史，没有发现胡执礼入阁的记载，但几百年来，胡公一直被家乡民众敬称胡阁老，由此足见胡公在永昌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胡公被誉为我县自汉初立县以来清廉第一人，实属名至实归，即使在当今新时代，胡公清廉崇高的精神品格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阁老府最早建筑年代不详，当在嘉靖末期，胡公在京师为官之后。至清代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胡公“子孙日就凌夷，贫不能守”（见于1993年出土的《递修陕甘会馆原委碑记》）。当时，县城东门外修建玉皇庙，胡公后人将府邸木材拆卖于玉皇庙工地，宅基地卖于陕西商人和本地商人，用于修建陕甘会馆。此后，胡公后人远走他乡谋生，至今永昌再未听闻胡公后人。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永陕商人在胡府原址建成五间大殿一座，东西配殿各三间，小钟楼、小鼓楼各一座，过殿三间，戏台一座，山门一座，取名陕甘会馆，又名东会馆，为商务活动驻地。后仅存大殿和东西配殿，1982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基于原东会馆破败不堪，1993年，永昌县人民政府报请省文化厅批准，投资80余万元对原陕甘会馆的三殿进行落架重建，向东平移20米，修旧如旧，补建山门。1994年，又补建小钟楼、小鼓楼。全部建筑彩绘一新，重振昔日风采。
  因陕甘会馆（东会馆）在原胡府遗址修建，现还名“阁老府”，以示永昌人民对胡公之厚爱。
  附：递修陕甘会馆原委碑记
  邑中会馆二，在西大街者曰山西会馆，晋商之所公筑也，由来旧矣。其在东大街者，则曰陕甘会馆，筑之者秦商、永商各居其半。盖自嘉庆丙寅谋始，至道光甲辰落成，阅岁悠长，竣工迟久。视西街尤极精整宏敞，而皆以关圣为尊主。届时礼祀香烛辉煌，凡供献一切如仪，莫不先期誓戒，齐宿相将。谓非帝君威灵有赫之所致乎哉！独是山西会馆，出自克期而就，以其人协力同心，未尝作而忽辍，替而复兴，故不转盼而庙貌聿新焉。若陕甘会馆之递修，则造端者一时，中止者一时，缵绪者一时，踵事增华而黾勉卒业者又不一。其时，中间人更世改，运数迁移，委折迂回，历历多故。余是以后会东请而斯记也。按先达前明尚书雅斋胡公第，俗称胡府，国朝以来圣圣相承。至于嘉庆十一年，公第崇闳犹昔，而子孙日就凌夷，贫不能守。适有经营玉皇庙工者，遂购其材以去，而第为废墟矣。当是时，秦商顾永商而议曰：吾侪邀福关圣与晋人同，晋有会馆，而我与若独无，毋乃减色，且吾亦何以迓神庥？今胡府既废，基址旷然，盍就而图之，勿贻笑大方，不亦可乎！于是，永商声相应，气相求，踊跃出资，买诸胡氏。两商合一，鸠工庀材，即其地树垣墉辟门户，由中逮外，以次奏功。未几，大规粗具，费用不敷而罢。尔后，市人纷纷扰扰谋利未遑，无复问及此者久之。闾阎中有智者过而见之，奋然起曰：有开必先，前人草创而已，增其式廓，伊谁之责？可熟视若无睹耶！爰仍其已然，益其未然，而形势一变，既而力不称心，复姑置之，若有所待至今。
  上御极之二年，是为壬午，向之振兴于初，则效于继者，或作古人，或徙他方，其存而未去者，偶尔戾止，则见乐楼亭峙，丹雘阙如也，环堵萧条，而灵踪落寞也。既无金像，且少廊庑，扼腕叹息曰：甚哉！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事非约略，可以告终，功非苟且，可以塞责。即今不能将坏，始基而坠先绪，如之何？其可哉于焉，建大庙于焉，营过殿于焉，立崇坊于焉。构东西道院，左右神房，采色备加，鼓钟得所。其为楼为斋为厨，布置允宜。而联额之悬系者，无弗美文字之颂扬者，无弗工极之帷帐几案灯架烛台。院设巨炉，池栽数柏干松枝，夏清冬秀，猗欤休哉！谓之庄严宝地，信矣不虚。吾知永商秦商今而后对晋商无愧色已，于是乎记。
  邑举人 谢文溥 敬撰文
  武威庠生 王锐堂 敬书丹
  西同
  道光二十九年清和月中干榖丹 会众公立 忠义
  注：此碑于1993年重修东会馆时出土，现保存在县博物馆。
  （作者系永昌县文化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