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县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蜂腰地带，地理位置重要。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重刊凉镇志》载：“永昌卫疆域东抵凉州，西接山丹，北连胡境，南距番族，广一百八十里，袤五百八十里。”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点评：“（永昌）卫唇齿姑臧，形援张掖，襟山带水，战守有资，河西一线，卫其东西孔道也。”自西汉创立河西四郡以来，建县历史长达2200年，是处于“金张掖、银武威”之间的河西重镇。西夏至蒙元时期，永昌历史地理存在诸多疑点，现分别考述如下。
  一 西夏“永州”地望与番和县故城
  （一）汉唐时期番和县县址
  1.永昌历史沿革
  永昌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石羊河流域，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初建立河西四郡，在永昌境内先后置番和、骊靬、显美三县，均属张掖郡。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张轨增置焉支县。北魏废骊靬县，其地入番和。北周废显美县，其地入姑臧。隋大业五年，将焉支并入番和，基本形成了统一的县级行政区域。唐天宝三年（744年），以山出醴泉，改番和县为天宝县。广德二年（764年）被吐蕃占领，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逐吐蕃，复归唐朝。五代十国时期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诸族占领，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归宋领地。景德元年（1004年）被西夏占领。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被蒙古占领，元初设立永昌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永昌卫，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永昌县，隶凉州府。民国沿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81年设金昌市，辖永昌县、金川区（原永昌县宁远堡、双湾两乡）。
  2.唐宋时期番和县县址
  据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可知，永昌县境内最古老的县治——番和县故城位于今永昌县焦家庄镇政府南侧1千米处。唐天宝年间更名为天宝县，20年之后为吐蕃占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宋咸平元年（988年）十一月，西凉府吐蕃大首领折逋游龙钵上言：‘河西军即古凉州……周回平川二千里。旧领姑臧、神鸟、番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1]据此表明，一、自西汉设立的番和县，隋唐、五代延袭，直至宋咸平年间，逾1100年历史，其治所一直位于今永昌县焦家庄镇政府以南的番和故城，未曾迁变。五代至宋初，仍用隋唐旧县名，未出现新的县名。[2]二、景德元年西夏占领之后，番和县不见于史籍。
  （二）西夏“永州”地望
  1.西夏“永州”地望蠡测
  关于“永州”地望，西夏时期史载有三条。《宋史·夏国上》载：“咸平四年九月，（继迁）来攻破定州、怀远县及堡静、永州，清远军监军段义叛，城遂陷。”《宋史·夏国传》记载：“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据章巽先生考证，永州在早期诸州中无载，当属西夏后期（1183年之后）“所自增置。地不可考。‘西夏地形图’位置之于兴州南面略东附近处。夏亡后地入蒙古，州废。”[3]鲁人勇先生认为：“永州，隋唐为灵州保静（曾更名宏静、安静）县地，咸平四（1001年）九月为李继迁所攻陷。初属静州，西夏中期置永州，辖今永宁县北部。”[4]
  西夏永州地望基本明确，本无疑意。但是，清乾隆十四年版《五凉志·永昌县志·沿革》记载：“景德中，为西夏李元昊所据，置永州。元初灭西夏，世祖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5]清乾隆五十年版《永昌县志·沿革》沿袭这一记载。除此之外，《甘肃新通志》《凉镇志》等其它地方志均无此记载。依据“诸说并存”原则，笔者蠡测西夏时期可能同时设立了两个“永州”，一个在今宁夏永宁县（今银川南20公里）东北部，另一个在今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县。
  据清嘉庆二十一年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城池）在金山之阳，非汉唐故址也。五代地陷吐蕃，至宋始复，乃筑斯城。金元因之。明洪武二年指挥使张杰重修，万历二年参将王廷政增廓焉。国朝乾隆二十九年，知县吴宪青详葺较整。”清乾隆五十年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城围七里许。高三丈，顶阔一丈二尺，趾阔三丈，雉堞二千有奇。其门四，东曰宣化，南曰武胜，各三重；西曰镇西，北曰安定，各二重。门楼大小有十，位置如门之重数。腰角楼各四，以备巡逻，角楼在东南者供魁星像。龙门南峙，文笔东擎，风脉之所萃也。初筑在宋元间。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挥张杰增廓之，万历二年忝将王廷政又加筑焉。至国朝乾隆甲申，知县吴宪青请帑补修，凝然完固。”
  “金山之阳”城池即今永昌县县址。据上述史载“至宋始复，乃筑斯城”，似乎表明该城始建于西夏，亦即“永州城”。笔者对此表示怀疑。西夏统治河西走廊近200年时间里，奉行穷兵黩武政策，施行“全民皆兵”军制，例如夏大安八年（1082年），西夏准备大举侵宋，“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6]作为西夏后方基地的河西走廊，劳动力严重不足，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正如《河西开发史研究》编者指出：“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没有出现新的城镇，汉唐时期的河西诸州如凉、甘、肃、瓜、沙等地，至西夏时期依然如旧。”[7]在这种形势下，西夏时期新建“金山之阳”城池的可能性不大，永州城城址应当依旧在番和县故城。“金山之阳”城池应当“初筑在宋元间”，后文详述。
  宋宝庆元年（1226年），成吉思汗攻占河西，自西向东，连克黑水城、肃州、甘州，兵锋直指西凉府。其间永州城（番和故城）为必经之地，但并未提及。《西夏纪》记载：“宋宝庆三年（1227年）五月，蒙古时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蒙古灭夏期间，战事频仍，可能此时的永州已城毁人亡，因而没有提及。
  2.西凉府搠罗、河罗二县县址蠡测
  《元史·太祖本纪》记载：“（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8]《西夏书事·卷四十二》记载：“蒙古主进兵攻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手中流矢，不稍动。守臣斡扎篑力屈，率父老以城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皆不守。”[9]据上述史载可知，西夏西凉府辖有搠罗、河罗二县，两县县址史载无考，《西夏地形图》中亦无标绘。结合永州城址考证蠡测，搠罗、河罗二县县址应当不在永昌境内，可在今民勤、古浪二县境内做进一步考察。
  3.元明清时期番和故城沿革
  位于汉唐番和县故址的永州城毁于西夏末年战乱之后，并未完全废弃。经笔者实地考察走访，当地人称此城为“西寨”“白虎城”。“西寨”之名，与“东寨”（位于今永昌县城东10公里处）相对应。笔者分析，“西寨”之名应当始于明代，是拱卫“金山之阳”永昌卫的堡寨，继续发挥作用。“白虎城”之名由来无考。
  只是西夏以降，番和故城的地位影响日趋衰落，已无法与汉唐时期的郡县驻地相比。
  二 元代永昌路治所与西夏“永昌城”
  史金波等学者译著俄藏西夏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其中，《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将〓〓译为“永昌城”，列“下等司”。[10]杨蕤等学者认为其地望不可考。[1]鲁人勇先生认为“永昌城”在今永昌县。[12]笔者据此认为：“永昌城”在西夏疆域内具有唯一性，其地望在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石羊河流域，当属无误；“永昌”地名的由来，看来并非过去长期认为的由元代首创，应是西夏“永昌城”地名的沿用；西夏“永昌城”的确切位置，与元代永昌路治所有着密切关系。
  （一）元初永昌路治所变迁
  宋保庆二年（1226年）七月，成吉思汗攻占西夏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次年，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薨殁。绍定二年（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蒙古国大汗位（即元太宗），命次子阔端“开府西凉”，兵镇河西。宪宗三年（1253年），阔端王薨殁，其三子只必贴木儿“嗣镇河西”[13]。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甘州“立甘肃行中书省，以控制河西诸郡”，[14]大力推行行省制度，逐步削弱诸王宗藩势力。永昌路为甘肃行中书省下辖七个建制路之一。
  关于永昌路设立时间，我们先从最早的文献记录中寻找线索。相关史料有六：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二月）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
  《元史·世祖纪四》记载：“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
  《元史·本纪第八》记载：“至元十年秋七月，省西凉府入永昌路。”
  《元史·世祖纪六》记载：“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仍给钞千锭为本，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须。诸王只必铁木儿言：‘永昌路驿百二十户，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诏赐钞百八十锭赎还之。”
  《元史·世祖纪七》记载：“至元十五年六月，降西凉府为西凉州。”
  《元史·地理志》记载：“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元史》始修于明洪武二年至三年（1369年—1370年），正值元亡明兴之际，对于沿袭至元末的“永昌路”设立时间、治所在何地，宋濂等编著者应当不会搞错。但是，据上述材料分析，“永昌路”最晚设立于至元十年（1273年），那为什么又记述为“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永昌路”呢？笔者认为：“永昌路”最晚设立于至元十年，表述无误。至元十五年的记述，存在误读。编著者本意是记述“至元十五年……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一行政隶属变动，并非记述永昌路的设立时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这句话，是在试图明辨：“西凉州”隶属于“永昌王宫殿所在的那个永昌路”，已非原“永昌路”治所。[15]编著者之所以明辨的原因是：“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永昌路治所发生了变化——从初期的“旧城”迁移至“新城”。
  笔者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辨清“新城”“旧城”地望，取决于能否合理的解释元、明、清文献相关记述。“新城”“旧城”分别在哪儿？是破解永昌路治所之谜的关键所在，也是当代诸学者争论的焦点。
  （二）“新城”“旧城”考辨
  涉及永昌路治所的“新城”“旧城”所在地，元明清典籍无明确记载。当代诸学者争论的与之相关的古城包括：西凉府城、斡耳朵城、永昌镇古城、明永昌卫城。相关史料如下：
  1.西凉府城（位于今武威市凉州区）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凉州卫：元初仍曰西凉府，寻改西凉州，属永昌路。一统志：卫东北（应为西北）三十里有永昌城，元永昌路本治于此。”
  2.斡耳朵城（位于今张掖市肃南县皇城区）
  清乾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干耳朵古城，[16]在县南百二十里，元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城南距一舍余，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
  清嘉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王宫殿，原址在干耳朵古城，[17]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以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至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鄂尔多古城，在永昌县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地名黄城儿，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
  清乾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王墓，在县南百二十里，古冢岿然。其西侧又有墓二，俗呼娘娘坟，意其妃墓也。”
  20世纪70年代初，永昌县文物普查记载：“斡耳朵城遗址（皇城滩）有南北两城，大城在北，小城在南，互距约200米。大城方形，东西404米，南北400米，城墙残高3米，夯土板筑，夯层厚10～20厘米，城东、南、北开三个城门，城的四边和四角各筑城墩1个，共8个。南面的小城略呈长方形，东西长338米，南北宽306米，残高4米左右，东、南各开一城门，夯层厚10-20厘米。城墙每边各筑城墩4个，四角各筑城墩1个，宫殿遗址存。城四周有宽8米的护城河。小城东面约距500米的小土山上筑有内外两层土墙的建筑，残垣留有大量瓦砾。经鉴定，这就是元皇太子阔端的斡耳朵城和宫殿所在，废城基形规整，城垣规模宏伟。这里今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18]
  3.永昌镇古城（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威学者梁新民先生考察永昌镇古城：“经向当地群众调查，永昌府城周七里许，坐北向南，全城仅有一座南门。东、西、北三面建墩，东曰碉楼墩，高二丈有余，墩基占地三亩有余；西曰皇姑墩，高六七丈，墩基占地二亩；北曰月牙墩，高六七丈。这些墩供瞭望、防卫之用。……建国初期，永昌府城还基本完好。1951年，作者曾见过此城全貌，城门上嵌有‘大元故路’四个砖雕大字，笔迹苍劲有力。1958年，人们拆城墙夯土当肥料，七百年古城毁于一旦。”[19]
  4.今永昌县城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记载：“永昌卫，在（甘肃）镇东南三百十里，东至凉州卫百五十里，西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元初仍属西凉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名。明初改置永昌卫，卫城周七里有奇，门四，今因之。”
  《明史·地理志》记载：“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
  清乾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城围七里许。高三丈，顶阔一丈二尺，趾阔三丈，雉堞二千有奇。其门四，东曰宣化，南曰武胜，各三重；西曰镇西，北曰安定，各二重。门楼大小有十，位置如门之重数。腰角楼各四，以备巡逻，角楼在东南者供魁星像。龙门南峙，文笔东擎，风脉之所萃也。初筑在宋元间。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挥张杰增廓之，万历二年忝将王廷政又加筑焉。至国朝乾隆甲申，知县吴宪青请帑补修，凝然完固。……（明）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
  清嘉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旧卫署在大东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
  上述四座古城与“旧城”“新城”的关系，列表辨析如下：
  根据与“新城”“旧城”相关的四座古城典籍记载以及列表辨析，可以看出：一是做为“西夏辅郡”的西凉府城，被成吉思汗攻占之后，直至元末，史料中未见西凉府与设立永昌路有关的记载，因此西凉府为“旧城”或“新城”的可能性不大。二是斡耳朵城应当是阔端王依照草原民族生活习俗所建“牧马城”或“避暑城”，供阔端王及其皇室家族成员日常居住生活。阔端及其王妃薨殁后葬于城侧，“古冢岿然”。阔端王身份为皇太子，被列入《元史》“宗室世系表”的“阔端太子位”，并没有列入“诸王表”，因此阔端王并不是永昌王。永昌路设立于忽必烈建立元朝（1260年）之后，此时阔端王薨殁已逾七年，因此该城与永昌路治所无关，亦不可能是“旧城”或“新城”。三是假设明永昌卫城为“旧城”，永昌镇古城为“新城”，永昌镇古城有关的史料中从无“永昌王宫殿”的记载，故该城与“新城”史载不符；永昌路治所舍大取小，不符合常理；无法解释元永昌路治所延续至明永昌卫的史实。
  综上所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永昌镇古城为“旧城”，元永昌路治所初设于此，后迁至“金山之阳”的“新城”，一直延续至元末。明初在此设立永昌卫，清初设立永昌县，延袭至今。
  （三）元永昌路治所与西夏“永昌城”
  1.只必帖木儿封王时间
  元宪宗三年（1253年）阔端王薨殁之后，其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父业，继续行使斡耳朵的一切权力，管理凉、甘、肃等地的府、州、县。[20]只必帖木儿什么时候被册封为王呢？这一时期与只必帖木儿相关的史料有六：
  《元史·世祖纪一》记载，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同其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这场斗争中，河西地区是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只必帖木儿立下汗马功劳，忽必烈为此赐“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
  《元史·世祖纪二》记载：“（中统四年八月）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二月）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九月）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十一月）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
  《元史·世祖纪七》记载：“（至元九年春正月）改北京、中兴、四川、河南四路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京兆复立行省，仍命诸王只必帖木儿设省断事官。”
  从直呼只必帖木儿名号，到中统四年及其后史料均加冠“诸王”名号，据此分析，最晚至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只必帖木儿已被封王。[21]
  2.西夏“永昌城”城址位置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将“永昌城”列为下等司，属“边地城寨”，设“一城主，一同判（即通判），一城观、一行主”。“永昌城”位于何地？该城与永昌路是什么关系呢？
  西夏建国后，它的主要威胁之一是来自西凉府沿边地区的吐蕃和河湟角厮罗吐蕃。为了加强对吐蕃的防备，西夏惠宗嵬名秉常时期，其母梁太后曾下令修筑西凉府城墙及沿边堡寨。《西夏书事》卷二十四记载：“（宋熙宁六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夏五月）梁氏以中国城武胜，又复河州洮西地，恐兵从西蕃入，修凉州城及旁近诸寨为守计。”
  笔者据1、2推测：一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梁太后下令修筑西凉府及旁近堡寨过程中，修筑了“永昌城”。“永昌城”位置，即永昌镇古城。该城距西凉府城三十里，筑城目的是拱卫“西凉府”安全。同时，“下等司”也符合“永昌城”在西夏时期的地位。二是《西夏地形图》将“右厢朝顺监军司”位置标注于西凉府西北，白滨、刘建丽等学者认为其驻地即“永昌城”[2]，笔者表示认同。三是阔端王开府西凉期间，实际驻守于此城。忽必烈建国之初，只必帖木儿被策封为王，以城名为王名，世称“永昌王”，位列《元史》“诸王表”。[23]四是据分析，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奉诏设立“管民官属”，很可能此时以城名设行政建制名，命名为“永昌路”。[24]这，就是“永昌路”的由来。五、由于“永昌城”过于狭小，与统领河西各地行政职能不相衬，西凉府城经夏末战乱，元气大伤，已不适合做为永昌路治所，至元九年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奉旨择地筑城毕，将永昌路治所迁至“新城”，即为今永昌县城。[25]六、新的永昌路城筑成后，原其父所建斡耳朵城依然是永昌王和王妃们居住避暑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牧畜之地，这些皇室宗亲薨殁后，也安葬于此。因此《五凉志》等地方志有“斡耳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有永昌王避暑宫”“元宗室永昌王葬处”“妃墓”等记载。
  （四）元永昌路治所与金山之阳“新城”
  1.元初河西筑城
  蒙元统治者属北方草原民族，徙水草而牧，早期并不注重经营固定城池。《元史·百官志》记载：“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占领中原后，遂模仿汉民族进行城镇管理。尤其甘肃河西一带，地广人稀，城镇较少，于管理不便。《元史·武宗纪》记载：“（至大二年，1309年）甘肃地僻在边垂，城中蓄金谷以给诸王军马，世祖、成宗尝修其城池。……其城若不修，虑启寇心。”点出了河西修城的重要性。元初，除永昌路之外，瓜州、沙州亦始筑新城。《元史·本纪第十四》记载：“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以中兴府隶甘州行省，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
  2.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修筑金山之阳“新城”
  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奉旨择地筑城，未选择汉唐番和城，原因有三：一是经过吐蕃之乱、西夏战事，汉唐番和县城（亦即西夏永州城）已破败不堪，无法继续沿用；二是取水便利。西汉时期，永昌北海子湿地泉眼密布，溪流纵横，水域面积广阔，直达焦家庄镇番和县故城沿岸。到了1000年之后的元代初年，由于砍伐森林、戍边屯垦等原因，北海子水域面积萎缩，番和县城远离湖岸，已无法满足驻军、戍卒用水需求；三是湖水退去的“金山之阳”，东抵凉州，西接山丹州，南扼蹇占口[26]，北斥蒙古高地，“控扼甘凉”的战略地位更加突显，是营建城池的绝佳之地。因此，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于至元九年筑成的“新城”，历经明代修葺、增廓，到了清乾、嘉年间，已成为固若金汤的雄镇，被盛誉为河西“中天一柱”。
  元至大三年（1310年），“以只必帖木儿老且贫，乃以西凉州田租赐之。寻卒。”[27]只必帖木儿之后，永昌王世袭情况，梁新民先生考证如下：
  “元延佑元年（1314年），阔端第五子曲烈鲁的儿子别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的侄子）继承永昌王位。延佑四年（1317年），改封别帖木儿为汾阳王，由他的儿子也速也不干继承永昌王位。泰定元年九月（1324年9至10月），改封也速也不干为荆王，他的长子脱火赤留守永昌路。至元元年（1335年）也速也不干卒，脱火赤袭荆王，同时兼管永昌王事。至元三年（1337年），脱火赤卒，其弟脱脱木儿继承王位。不久，脱脱木儿卒，永昌王绝嗣。《元史·百官八》：“至正三年（1343年）七月，中书省奏：‘阔端阿哈所分地方接连西番，自脱脱木儿既没之后，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时被西番劫夺杀伤，深为未便’。遂定置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治之。”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当建在今永昌县城所在地。26年之后，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灭亡。[28]
  梁新民先生的上述考证，再次证明了历代永昌王驻守的永昌路城，延至元末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直至明初永昌卫这一史实。
  三 元代高昌王府与西夏“永昌城”
  永昌路治所的变迁，使得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留下两座“永昌城”，从而导致元代亦都护[29]高昌王纽林的斤的高昌王府、高昌王葬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涉及永昌王只必帖木儿迁出之后，西夏“永昌城”的新主人，故在此做进一步辨析。
  （一）高昌王纽林的斤居留永昌
  高昌王纽林的斤家族历史，集中反映在《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碑文中。据上述二碑文可知：高昌回鹘归降蒙古，忠于蒙元皇室，屡立战功。元世祖时，西北诸王作乱，侵入畏兀儿之境。至元十二年（1275年），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的斤被围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大战力尽遂死之”。其子纽林的斤为复父仇，奉旨“师出河西”。适逢吐蕃脱思麻作乱，纽林的斤奉旨平叛，后居留永昌。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受封高昌王，赐金印，“设王傅之官”，遥领畏兀儿之地。延祐五年（1318年）薨殁于永昌。后其子帖木儿补花[30]官至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亦都护高昌王，于至顺三年（1332年）亲往永昌，为其父“上冢”，“勒文载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由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撰文，残碑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
  （二）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
  高昌王纽林的斤葬于今武威永昌镇？还是永昌县呢？让我们从清代地方志中查找。
  清乾隆二十五年《武威县志·古迹》记载：“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巎巎书。”
  清乾隆二十五年《武威县志·名宦》记载：“元帖木儿不花，其先畏兀儿人，家于和怀山。太祖时，举国来归，至不花为世宗丞相，临大政，决大疑，忧深思远，严容凝重，历武宗、仁宗三世皆封高昌王。”
  清顺治丁酉年《重刊凉镇志·永昌县志·古迹》记载：“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
  清乾隆十四年《五凉志·永昌县志·古迹》记载：“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有世勋碑记。”
  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墓附》记载：“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牧者掠去，片石无存。”
  清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古迹》记载：“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祐年间葬。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贴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
  清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艺文》记载方毓伦七律《访高昌王墓》：“谒冢大夫归国后，长抛坯土傍空林。骨寒无复抒亲愤，地隔还余翊主心。欹侧残碑埋蔓草，苍凉逝水发哀吟。此来不为封藩贵，吾邑当年被泽深。”
  比较永昌、武威两地县志记载，原武威市博物馆邵如林先生考证认为：[31]一是四种清代《永昌县志》不但详细记述高昌王纽林的斤身世及葬地，并且说明虞集撰文的世勋碑“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以及其子帖木儿补花“奔父丧于永昌”，到永昌为纽林的斤“上冢”，“奉敕竖世勋碑”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永昌乾隆年间举人方毓伦诗文《访高昌王墓》，其中“欹侧残碑埋蔓草”句，描述了世勋碑被后人砸断，倒卧于蔓草之中的情景，应当是亲眼所见，是高昌王纽林的斤葬于永昌圣容寺西侧[32]的铁证。二是《凉镇志·武威县志》《五凉志·武威县志》均未提及高昌王，清乾隆版《武威县志》记述十分简略，并未提及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说明今凉州区永昌镇只有高昌王府，并无高昌王墓。
  笔者同意邵如林先生观点，补充分析如下。永昌圣容寺遗址西1千米处的台地上有圆形封土堆，20世纪70年代永昌县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将其登记为“元代高昌王墓”。1978年8月，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考古清理，从遗存的残垣断壁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被焚毁了的佛教建筑。2011年8月，参与清理工作的党寿山先生在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上发表论文，公布了西夏千佛阁遗址考古清理成果。[33]笔者认为：西夏千佛阁遗址的发现，并不能否定高昌王墓位于永昌圣容寺西侧这一史实。其墓冢具体位置，有待今后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证实。
  （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流转经历
  既然高昌王纽林的斤葬于永昌圣容寺一带，那么《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怎么又出土于武威永昌镇呢？
  党寿山先生在《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中指出：“1934年，武威人贾坛、唐发科刻于原碑右侧一段跋文：‘此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也，……于清季被土恶没之地中，后复凿其半为碾磨，癸酉[34]秋，始于高昌乡石碑沟访得其处掘出之，移置教育馆’。建国后，教育馆旧址设文
  管会，高昌王世勋残碑一直在这里妥善保存。”[35]
  永昌县文史学者祝巍山先生认为[36]，武威永昌镇，清代、民国时称为高昌乡，建国后更名为永昌乡、永昌镇。1933年出土于武威高昌乡石碑沟的残碑，与清《永昌县志》所载“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十分吻合。第一种可能是被高昌王纽林的斤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转运武威，保存于高昌王府；第二种可能是被重视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下来。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的残碑很可能是“残碑数截”中的一截，另一截已被“复凿其半为碾磨”。这应当是合乎情理的推测。
  （四）高昌王府驻地
  20世纪70年代，武威学者王宝元先生曾考察永昌镇古城，就高昌王驻地考证指出：“永昌府，今为武威市永昌镇政府驻地。几经作者访问当地耆老，只知有高昌王，不知有永昌王，而且此地建国前一直名高昌乡，被称为‘高昌王建都之地’，‘北有高昌王，南有张轨王（前凉）。’称府城为高昌王紫金城，南北二里，东西一里半，城周三里，坐北向南，开南门一座。城内元代遗留建筑有正钦宫（镇政府院内，已毁），东为碉楼墩、西为皇姑墩、北为月牙墩、南有府城隍庙。按：元代高昌回鹘信奉伊斯兰教，月牙墩当为清真寺所在。……建国初，永昌城门上镶有‘大元故路’四个砖雕大字，说明永昌府建成后曾立过永昌路，后因高昌迁来建都，永昌路治所迁徙，变成了‘大元故路’。此城于1958年被拆除。在今永昌镇政府尚有正钦宫的地基和南面的残墙。上述历史遗迹充分说明，元代诸王只必帖木儿在武威城北永昌建城立路后，时间不长就让给了高昌王居住，高昌王初来时担任过吐蕃宣慰使，押西护司官，这里曾为高昌王的宣慰使司，后被封为亦都护高昌王，延续到元亡；自高昌王建都永昌后，再未出现过永昌王只必贴木儿的活动记载，同时，在一个方圆三里的永昌府城内，容纳不下永昌王的府、路和高昌王的宫室官署。这一切，揭开了《元史》纪、志里出现的永昌路的变化和当地人只知有高昌王不知有永昌王之谜。”[37]
  笔者同意王宝元先生的观点，同时进一步分析如下：
  一、高昌王纽林的斤几代人对蒙古汗国的大统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身为蒙古王室附马，拥有极高荣誉和权力的高昌王纽林的斤驻军永昌，为朝廷担负着维护整个河西走廊安全的军事职责。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颁赐金印，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之境，居永昌遥领畏兀儿之地和散居内地的畏兀儿户。因此，他的军驻地应当是在“金山之阳”的永昌路城，而不是仅有“方圆三里”的永昌镇古城。
  二、《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记述了元中书平章政事斡栾的祖父阿台不花亲王，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家以从”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入朝[38]“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定居焉”[39]。据此分析，阿台不花家族等畏兀儿贵族，是随火赤哈儿的斤入朝之机内迁永昌，而不是诸学者认为的随纽林的斤“为复父仇”时内迁。从该碑出土地分析，阿台不花看中的“永昌”，应是永昌镇古城。此时的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已迁至位于“新城”的“永昌府”（或称“永昌王宫殿”）。遇上如此尊贵的外戚，只必帖木儿只能将自己的府第让出，将王室及眷属搬迁到父亲阔端留下来的斡耳朵城。因此，永昌镇古城由“大元故路”演变为内迁畏兀儿族众的聚居地。后来纽林的斤居留河西，很自然地选择了永昌镇古城，成为该地最为显赫的畏兀儿大族，“高昌王建都之地”一说由此而来。
  四 结语
  如果上述考述不谬，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永昌”地名，始自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比过去认为的元代初年早约200年。
  （二）西夏“永昌城”即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古城，是西夏早期拱卫西凉府安全的军事堡寨。右厢朝顺监军司及其后的“西院”很可能驻守于此，因超出本文论述范围，恕不赘述。
  （三）元永昌路治所初设于西夏“永昌城”。至元九年金山之阳“新城成”，忽必烈赐名“永昌府”，永昌路治所遂即迁至今永昌县城。因此《元史》中的“永昌府”，以及至元九年之后的“永昌路”，皆指今永昌县城，与武威永昌镇古城无涉。明清至今诸学者将元代“永昌府”判定为永昌镇古城，实属“历史的误会”。
  （四）1992年，王宝元先生最早提出元代“永昌路治所变迁”的观点。[40]只是由于当时其观点依据匮乏，蠡测成份居多，因此并未受到学界重视。1996年以来，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翻译出版，为破解这一“历史谜团”带来了契机。依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下等司“永昌城”的记载，解开元永昌路治所变迁之谜，可了却数百年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这，可以看作是依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破解相关地方史研究难题的典型案例之一。
  （五）西汉以降，番和及永昌一直是古凉州下辖县级建制，唯有元代上升为永昌路治所，统领“西凉府”。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理解为经西夏末年战乱，“西夏辅郡”西凉府损毁严重，元气大伤，元初世祖及地方政要择地另筑新城，充分体现了新政权摧枯拉朽、破旧立新的非凡气概。但是，这并未影响武威做为河西走廊第一重镇的历史地位。历经明代，至清雍正年间，永昌县复归凉州府管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建国后改革开放初期，正说明了这一点。
  附记：2003年，为永昌路治所问题，笔者先后求教于武威文史专家梁新民、王宝元二位先生。其后曾多次聆听永昌文史专家谢翔云、何登焕、祝巍山先生，以及武威文博专家党寿山、孙寿龄、邵如林先生就此问题的见解。本文诸多文字，摘录自上述先生文章或谈话，特致谢意。如今前五位先生均已作古，谨以此文怀念诸前辈学者。

参考文献： [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下》。 [2]天宝县名使用时间较短，五代仍用旧名“番和”。 [3]章巽：《西夏诸州考》，《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第55页。 [4]鲁人勇：《西夏地理志》第3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5][清]张玿美总修，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志·永昌县志·地理志》，《五凉全志校注》第 29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6]（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十六。 [7]吴廷祯、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第324～325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8]宋濂等：《元史·太初本记》（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 [9]（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十二。 [10]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第362～379页，2000年1月。 [11]杨蕤：《西夏地理研究》，第14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12]鲁人勇：《西夏地理志·行政建置》，第83页，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 [13]虞集：《逊都思氏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卷16。 [14]《元史·地理志》。 [15]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邵如林先生。邵先生曾指出：笔者以为其首句“至元十五年”，是说明末句“降西凉府为州隶焉”之时间的，而不是指设立永昌路的时间。其中“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等语，似是在叙述过去的事，关键在指明在至元十年“省”去的西凉府，到了至元十五年又因某种原因重新设立，只不过降府为州，隶属永昌路而已。参见邵如林：《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考》，《金昌文史资料》（第六辑），第247页，1992年12月内部发行。 [16]斡耳朵，突厥系蒙古语，意为宫帐或宫殿，是游牧民族君主所居之宫帐，以及其间置有宫户而负责保卫的机构。“干耳朵”（繁体字为千耳朵）系“斡耳朵”之笔误。 [17]同上。 [18]祝巍山：《蒙元时期阔端斡耳朵城与永昌王、永昌路及高昌王关系问题探析》，《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73页，2006年9月。 [19]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第17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 [20]《道园学古录·孙都思氏世勋碑》记载：“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儿王，太子薨，只必帖木儿嗣镇河西”。 [21]据《萨迦五祖全集》记载，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后，“由于教主的赐福，他得到一个叫只必帖木儿的儿子”（转引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如果这一记载可信，只必帖木儿当生于1247年一1250年之间。皇庆元年（1312年）卒殁，终年60多岁。据此推算，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只必帖木儿封王时14—17岁，符合常理。 [22]白滨：《西夏通史·西夏的政治制度》，第440页，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刘建丽：《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第6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23]《元史·诸王表》序言记：“元典，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以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阐明了元初由于“初制简朴”，分封的诸王无名号的情况。 [24]《大清一统志》引《明一统志》记载：“又有永昌城，在（凉州）卫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永昌城，在（凉州）卫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此二条记述，均说明西夏“永昌城”即今永昌镇古城，元永昌路治所曾设于此。 [25]《新元史·卷一一一》记载：“至元九年，是年筑新城，赐名永昌府。寻升为路，降西凉府为州隶之，人称为永昌王”。 [26]占口：又称“转涧口”，即今东大河河口，向南通青海藏区。 [27]《新元史》卷111《太宗诸子列传》。 [28]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第206～207页，1997年4月。 [29]亦都护：突厥语，神圣陛下之意。 [30]今从邵如林先生观点，文中所述帖睦儿木花、帖睦儿补花、帖睦儿普化等，均从《元史》为帖木儿补花。 [31]邵如林：《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考》，《金昌文史资料》（第六辑），第248～251页，1992年12月内部发行。 [32]今永昌县城关镇金川西村。 [33]党寿山：《被埋没的西夏千佛阁遗址》，《西夏学》第七辑225～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 [34]即1933年。 [35]党寿山：《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36]祝巍山：《蒙元时期阔端斡耳朵城与永昌王、永昌路及高昌王关系问题探析》第83～88页，《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2006年9月。 [37]王宝元：《凉州苍桑——历史名城武威地名概要》第89～9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 [38]胡小鹏：《元朝统治下的西夏故地》，《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第20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39]危素：《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5。 [40]王宝元：《凉州苍桑——历史名城武威地名概要》第75～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