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历代郡县建置录
  张勣瀚
  番和县西汉置，属张掖郡。据《汉书·地理志》：“番和，农都尉治。莽曰罗虏。”当为汉代重要的农业开发地。西晋改名番和县。隋开皇三年（583年）复改置番和县。唐天宝三载（744年）改名天宝县，长庆中（821—824年）仍改番和县，后废。治所在今永昌县焦家庄镇水磨关，俗称西寨、西古城。
  骊靬县西汉置。莽曰揭虏。属张掖郡。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秦汉卷》称“骊靬，该地原为匈奴骊汗王驻牧地，后将骊汗讹写为骊靬，遂为县名。该县系汉武帝开河西后的公元前111年所设。英人德效骞于1957年在伦敦发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一文说，公元前54年，罗马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在进攻帕提亚（中文古籍称为安息，即今伊朗）的战争中大败，本人被杀，所率将士2万人阵亡，1万人被俘，1万人逃回。后来，被俘罗马人逃出帕提亚，投靠筑城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匈奴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被俘罗马人参与到支单于城保卫战，被汉军俘获后，汉朝廷在河西设骊靬县安置罗马降人。近年在金塔金关和敦煌悬泉发现有关骊靬的汉简11枚，其中有二支纪年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前60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辛□’，证明骊靬之名的产生及设县在郅支战役之前，因而绝不是为安置所谓罗马降人才设置骊靬县的。考古材料否定了德效骞的猜测。”东晋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即此。北魏废。治所在今永昌县焦家庄镇骊靬村（旧称者来寨）。
  显美县西汉置，属张掖郡。东汉改属武威郡。北周废入姑臧县。《大清一统志》《甘肃新通志》谓显美位于永昌县东。1993年版《永昌县志》称“显美县治当在今县东约四十五公里处乱墩子汉墓群附近”。2009年版《甘肃通史·秦汉卷》称显美县治在今凉州区西北丰乐堡。据金昌市地方志办公室考证，显美县治所在今永昌县水源镇杜家寨西，乱墩子汉墓群附近。
  鸾鸟县西汉置，属武威郡。东汉、三国魏因之。西晋废。后世史家对鸾鸟县治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为武威西北说。新旧《唐书·地理志》称：唐嘉麟县，神龙二年（706年）于汉鸾鸟县置。《元和郡县志》云：嘉麟县，东南至州七十里。唐凉州城，即今武威市凉州区。州西北七十里，地当永昌县水源镇和凉州区丰乐镇。其二为永昌西南说。清顺治《读史方舆纪要》《丁酉重刊凉镇志》最早持此说。云：“鸾鸟城在（永昌）卫西南……属凉州。”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因其说。清代两部《永昌县志》又加以引申，指出“依鸾鸟山故名，上房寨子即其遗址。”今编《永昌县地名资料汇编》以及新修《永昌县志》亦载“鸾鸟县城遗址位于大河坝滩上房寨子（今西大河水库西侧高地上）。距今县城约七十公里。1968年修建西大河水库时发现，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三，最早亦最可靠的说法为武威以南说。《后汉书·段熲传》云：“永康元年（167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段熲追击于鸾鸟，大破之……”唐李贤注曰：“鸟音爵，县名，属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昌松县北也。”嗣后的《大清一统志》、钱坫等的《新斠注地理集释》、汪士铎的《汉志释地略》以及当代《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亦持此说。今人郝树声的《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以汉简文“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和汉代里程换算1汉里等于415.8米，以姑臧（今武威城）为起点，逐一考测出简文中的五个县址，鸾鸟县城在今古浪县北小桥堡一带。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秦汉卷》采用此说。该书否定了鸾鸟县治武威西北说和永昌西南说，故其仍有较大争议。
  日勒县西汉置，属张掖郡。北魏改名永宁县。《汉书·地理志》云：“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后汉书·梁懂传》唐李贤注：“汉日勒古城在甘州删丹县东南”。《太平寰宇记》亦持此说。《读史方舆纪要》载：日勒城在（山丹）卫东南。《大清一统志》：“日勒古城在山丹县东南”。清修《甘州府志》：“日勒古城（山丹）城东南百里许，古泽索谷，日勒都尉治此……今土人云古城窊。”今编《山丹县志》：“日勒县辖有今县境东北部焉支山北侧地域，治在今峡口东古城洼，以驻地城堡‘旗翻日勒’之景而得名。”1931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古城洼，在甘肃永昌县西北，接山丹县界，即汉日勒县故治也。”1986年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日勒县，西汉置，治所在今永昌县西。”1996年版《河西开发史研究》：张掖郡日勒县在今永昌县西北。2009年版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秦汉卷》称，日勒县治在今山丹县东南百余里。
  西郡《后汉书·郡国志》张掖郡载：“献帝分置西郡”。是从张掖郡分置的一个郡。其分置年代，据《太平寰宇记》甘州删丹条记载，为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其辖县为日勒、删丹二县。一说为日勒、删丹、番和、骊靬四县。郡治日勒县。
  西魏废。其城址见日勒县条。
  番禾县 西晋以番和县改名，属武威郡。十六国后凉升为番禾郡。其城址见番和县条。
  番禾郡 十六国后凉升番禾县置。北魏改为番和郡。其城址见番和县条。
  武兴郡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凉州刺史张轨置。属凉州。《晋书·地理志》：“永宁中（永宁只两年），张轨为凉州刺史，上表请合秦雍流人移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当为焉支之误）、襄武、晏然、新障、平狄、司监等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武兴郡，前凉置，北周废。故治在今甘肃武威县西北七十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武兴郡，十六国前凉置，治所在晏然县（今甘肃武威县西北）。北周废。”《甘肃大辞典》：“武兴郡……郡治武兴城，在今武威市西北的丰乐镇。其下属县为流民所居的侨置县，占地很小，不过今之一乡镇，无从考稽。”经考查，武兴郡辖县焉支、新障、大城、平狄等在今金昌市境内。
  焉支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焉支县，十六国前凉置，治所即今甘肃永昌县高古城。北魏改名燕支县。”《读史方舆纪要》谓焉支城因焉支山以名。属武兴郡。
  新漳县 （新障县）古建置。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新漳县，十六国前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北魏改名彰县。”属武兴郡。
  大城县 十六国前凉置，属武兴郡。经考证北周改名广城县。治所即今永昌县东四十里的六坝镇故城。（《晋代大城县永昌回回城》）
  平狄县 十六国前凉置，属武兴郡。经考证，北周改名安宁县。治所即今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古城村高庙古城（旧称破古城）。清代《五凉志》、《永昌县志》均记：“破古城在县北一百一十里，与昌宁寨相近，有遗址。”属晋代遗址。（《两晋平狄县双湾破古城》）
  永宁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永宁县，北魏以日勒县改名，治所在甘肃永昌县西。西魏改名弱水县。”城址见日勒县条。
  弱水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弱水县，西魏以永宁县改名，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北周废。”城址见日勒县条。
  番和郡 北魏以番禾郡改名，辖彰、燕支二县，139户。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北周番和郡治彰县，领彰、燕支、力乾、安宁、广城5县。隋开皇中废。治所见番和县条。
  燕支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燕支县，北魏以焉支县改名，治所即今甘肃永昌县西高古城。隋开皇中废。”属番和郡。
  彰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彰县，北魏以新漳（障）县改名，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隋开皇中废。”刘光华主编《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称其为番和郡治。治所在今永昌县西10公里水磨关南水寨城（俗称白虎城）。
  力乾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力千县，北周置，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境。隋开皇中废。”《隋书·地理志》：“番和，后魏置番和郡。后周郡废，置镇。开皇中为县，又并力乾、安宁、广城、彰、燕支五县之地入焉。”《大清一统志》《甘肃新通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皆云：“按《隋志》开皇中并力乾县入番和，盖即骊靬之讹也。”1980年版《辞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按《隋志》开皇中并力乾县入番和，当即此县。”其城址见骊靬县条。
  安宁县 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安宁县，北周置，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境。隋开皇中废。”经考证，安宁县系平狄县改名而置。其城址见平狄县条。广城县1986年版《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广城县，北周置，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境，隋开皇中废。”经考证，广城县系大城县改名而置。其城址见大城县条。
  嘉麟县 唐《元和郡县图志》：“嘉麟县东南至（凉）州七十里。本汉宣威地，前凉张轨于此置武兴郡，后凉吕光改置嘉麟县，后废，万岁通天元年重建。”《新唐书·地理志》：“嘉麟县，神龙二年于汉鸾鸟故城置，景龙元年省，先天二年复置。”《太平寰宇记》：“嘉麟县，（凉州）西北七十里，今五乡。唐神龙二年于汉鸾鸟故城置，景龙二年废，先天二年复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嘉麟县，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置，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西北。后废。”据《甘肃大辞典》、今人李并成《唐代凉州（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1990年第1期《敦煌研究》）所称，嘉麟县城即今永昌县水源镇北地村的古城遗址沙城子。
  天宝县 唐天宝三载（744年），以其县天宝山出醴泉并石花，民取以为面，贫者赖之，乃改番和县为天宝县，长庆中（821—824）仍改为番和县。其城址见番和县条。
  雄州 唐咸亨元年（670年）置，治所在番和县。调露元年（679年）废，番和归凉州。其城址见番和县条。
  永州 清修《五凉志》《永昌县志》沿革中均记：宋景德中为西夏所据，置永州。今编《永昌县志》称：“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建立西夏政权。番禾置永州，属西凉府。”其城址当在今永昌县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无考州名为永州。2009年版《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载《西夏贞观八年（1108年）疆域》图，永州在西夏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南。诸说并存，以期再考。
  右厢朝顺监军司 《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载：监军司为西夏地方军驻地，具有军事和地方行政双重性质的军区建置。治所西凉府。驻凉州西北永昌城。
  永昌路 《元史·地理志》：“永昌路，下。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于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大明一统志》：“永昌城，在凉州卫城北三十里，元永昌路治此。”《大清一统志》载永昌县沿革称：“元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属甘肃行省。”《古今地名大辞典》：“永昌路，元置。今甘肃甘凉道中部地。治今甘肃永昌县。”《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永昌路，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治所即今甘肃永昌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置永昌卫。”《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永昌路治所标注在今永昌县城。永昌卫治所有三种说法：其一，在今武威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堡（元永昌府）；其二，在今永昌县城（元永昌王宫殿所在）；其三，先在武威永昌府，后迁永昌县城。今人王宝元著《凉城沧桑》称“这种变动与亦都护高昌王由新疆吐鲁番东迁进驻武威永昌府有关，诸王只必帖木儿将永昌府让给了高昌王，将其王室搬到了永昌县的鄂尔多城，将其所辖的永昌路治所迁到了永昌县城”。据此，永昌路治所为：元至元十年至十四年在永昌府（今永昌堡），至元十五年迁往今永昌县所在地。
  永昌卫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永昌路改置，清雍正二年（1724年）降为县。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甘州城）。卫治即今永昌县城。洪武二十五年辖前所、后所、左所、右所、中所五所。明嘉靖丁未刊《边政考》载：“永昌卫东至凉州卫界七十里，西至石硖口驿一百一十里，南至西番界一百八十里，北至脱欢山四百里，东北至镇番卫三百二十里，西北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东南至土鲁干山口一百八十里，西南至白石崖山口一百八十里，至甘镇三百一十里。”辖6营、7寨、33堡、37隘口。永昌卫在甘肃镇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雍大记》称：“面雪岭之峰，枕金川之水，云川经其西，涧水绕其东，控扼甘凉，屹为雄镇。”《读史方舆纪要》称：“唇齿姑臧，形援张掖，襟山带水，战守有资，河西一线，其东西之孔道也。”
  清代永昌县 清雍正二年（1724年）以永昌卫改置，降为永昌县，隶凉州府。治所即今永昌县城。清嘉庆刊《永昌县志》称：“县境广袤六百余里。县治在凉州府西一百六十里。东至柔远驿武威界七十里，西至古城洼山丹界八十五里，南至酸茨河接大通河界一百七十里，北至昌宁湖镇番界一百九十里，东南至炭山堡武威界七十里，西南至白石崖山丹界一百九十里，东北至蔡旗堡镇番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石硖口山丹界一百一十里。”所辖村社堡寨有44个。
  民国永昌县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归中华民国甘肃新政府管辖。先后属河西道、甘凉道、甘凉行政区、第六行政督察区、武威专员公署。县治即今永昌县城。据民国《甘肃通志稿》，县城东至武威县界九坝堡七十五里，西至山丹县界高古城八十里，南至大通县界黄城滩一百七十里，北至民勤县界昌宁湖一百九十里，东南至武威县界永安堡五十里，东北至民勤县界郑家堡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山丹县界新城子九十里，西北至山丹县界大牌坊一百一十里；东至省治七百二十里；南北距三百六十里，东西距一百五十五里；面积16713方里。1924年，全县划区6个，置村66个。1938年划区5个，联保10个，保56个。1941年建鸾鸟（后改为五龙）、永安、永宁、宁远4乡和云川镇，辖保56个、甲553个。1949年全县辖56保、523甲。云川镇驻县城，辖15保150甲，即县城、黄家学、赵家庄、中庄子、楼庄子、沙沟岔、焦家庄、陈家寨、水磨关、南沿沟、梅家寺、南泉、双磨街、北泉、红庙墩、毛卜喇、大坝、小坝、北海子、金川峡等地。永安乡驻东寨，辖7保61甲，即头坝、二坝、三坝、四坝、五坝、南坝、六坝、七坝、八坝、九坝等地。五龙乡驻新城子，辖6保67甲，即河南坝、新城子、马营沟、西湾、毛家庄、高古城、姚家寨、夹河、红山窑、土沟、山头、水泉子、王信堡、永胜、马家坪等地。宁远乡驻宁远堡，辖9保99甲，即河西堡、河东堡、青山堡、山湾、龙景、宁远堡、中牌、东湾、西湾、西坡、陈家沟、尚家沟、马家沟、旧沟、小沟、新粮地、九个井、许家沟、刘家沟、曹家沟、天生炕、黑沙窝、岳家沟、当中沟、新沟、赵家沟等地。永宁乡驻永宁堡，辖19保136甲，即杜家寨、宋家沟、中暖泉、永宁堡、梅家寨、南沟、北沟、汤吕堡、赵沟、新沟、沙城子、龚家堡、东沟、西沟、北稍、朱王堡、陈仓堡、上沟、下沟、新堡子、上三沟、流泉沟、董家堡、郑家堡等地。沙沟寺为1保10甲。
  注：金昌市成立前双湾镇、宁远堡镇属于永昌县所辖乡镇。
  （作者系金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编辑）
  从西晋焉支县到明清高古城——永昌焉支古城考述
  董开炜
  永昌县位于祁连山与焉支山麓，森林、山地、戈壁、草原等地理地貌丰富多样。地处河西走廊咽喉，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今永昌县红山窑镇高古城村四社民居西南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公元311年，西晋永嘉年间在此处为安置“秦雍流迁人”而设焉支县，此后立县时间长达280年之久。康熙年间，清廷在焉支城旧址设立高古城营。清雍正二年（1724年），随着永昌卫改为永昌县（隶凉州府），朝廷在焉支县城原址修建高古城。民国时期，高古城军民四散流离，但城内外庙宇楼阁尚存。
  一 祁连山焉支山
  “美人妆，面既施粉，复以燕支晕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妆台论》中对女子晓妆的描述，足见胭脂对女性红妆是何等重要。
  据说焉支山盛产胭脂，早期曾被称为“胭脂山”，又因匈奴部落“翻译”而演变为“燕支山”“焉支山”。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曾被匈奴所扣，居留胡地十二载，耳濡目染了匈奴妇女制作和使用胭脂的场景，归汉时从焉支山采摘远景胭脂带回，中原人因地制宜种植并发扬光大。东汉班固出使西域回来也感叹：“匈奴名妻曰阏支，言可爱如燕支。”焉支山，因此山盛产大黄，故现又名大黄山。
  《辞海》“焉支山”条目释：“甘肃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焉支山位于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永昌县红山窑镇与山丹县大马营乡交界处，独峰兀起，气势磅礴；山脉东西绵延34公里，南北平均宽约20公里。这条山脉在地质构造上属祁连山系，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中的石羊河、黑河的分水岭。祁连、龙首两座山脉分别屏障在这条山脉的南北，古有“甘凉咽喉”之称。
  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在祁连山、焉支山驱逐匈奴，“成就”了匈奴的一曲哀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嫁妇无颜色。”
  焉支山又曾被称为我国历史上首次“世博会”会址，因隋炀帝曾在焉支山召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参加的“万国博览会”。《资治通鉴》载：“隋大业五年六月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钜说高昌王曲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渲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胜。”
  二 史料记载的焉支县
  焉支山下，山丹马场、黑土洼农场向东五里，焉支城（高古城）遗址的断壁残垣就像碎落的珍珠，期待着世人探古访幽。
  史料记载的焉支县城“位于永昌县城以西七十里的今高古城村，建于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后期，因永嘉之乱，中原北方等地战乱相寻，国无宁日。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主动请缨入居凉州，西晋朝廷遂任命其为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史称“前凉”。张轨是安定（今平凉灵台）大族，世代儒学传家，入主凉州后，于河西一带大兴儒学，劝课农桑。任用河西本地以及迁至此地的汉姓大族。河西一时间安定富庶，成为永嘉之乱后北方最为安定且由汉人主政的地区。因张轨治理有方，又重视儒学，中原北方及关中一带的世家大族苦于战乱，率皆避祸河西，史称“秦雍流迁人”。时有民谚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
  秦雍流迁人有部分亦迁移到焉支山附近，张轨于晋怀帝永嘉五年依焉支山设立焉支县，隶属武兴郡，以安置流民。北魏时，焉支、新鄣二县并入番和郡。隋开皇中，力乾、安宁、广成、新鄣、焉支五县并入番和郡。焉支县（北魏改名为燕支县）立县时间长达280年之久。
  《魏书·地形志》载：“番和郡领焉支、新障二县。开皇中，并力乾、安宁、广成、新障、焉支五县地入之。”
  《西河旧事》云：“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上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陕西》载：“焉支县在番和县界”。“焉支城，亦在卫东南。后魏置县，属番和郡。因焉支山以名。”隋并入番和县。旧《志》云：在番禾县界。汉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西击匈奴，过燕支山千余里。匈奴失此山，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隋大业五年，炀帝伐吐谷浑，还出张掖，至燕支山。高昌、伊吾及西域二十七国皆谒于道左。唐哥舒翰尝建神祠于山麓。
  清初《秦边纪略》载：“后魏置焉支县于焉支山下，属番和郡。”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凉志》记载：“焉支古城，县西七十里，今名高古城。晋永嘉五年，张轨置武兴郡，统焉支、新障二县。”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永昌县志》记：“晋怀帝永嘉五年，依焉支山置县。县如山名，今西南高古城距焉支山不远，殆晋城之故址也。”
  清乾隆《甘肃通志稿》载：“前凉时从番和县析置焉支县。”
  三 史料记载的高古城
  焉支县城至明清时期，演变更名为高古城，曾用名高固城。
  约在明朝洪武年间，在焉支城所在地设立营盘，取此地原有焉支古城之“古城”而定名，至于“高古城”之“高”的来源，一说当时古城遗址旁住着高姓人家，一说此处地势较高。雍正年间，官府重修“四方高古城”，后经多次扩建，这座古城宽321米，长328米，大多建筑留存至二十世纪中叶。《秦边纪略》载：“高古城、后魏之焉支城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陕西》载：“明代是高古城营所在地，便更名为高古城，清雍正年间修四方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永昌县志》记：“清雍正年间，在高古城旧址再建城廊、为正方形。”
  遗憾的是，各种史料对焉支城（高古城）的规模和建筑鲜有记载。幸运的是，史料对高古城曾经管辖的烽墩、兵防设置等只言片语，足以证明其重要地位。
  查清乾隆《永昌县志》可知：明清时期，永昌卫设参将管辖分布在永昌和山丹境内的十四营兵马。其中，在永昌境内分布着六个营（中军营、高古城营、新城营、水泉营、宁远营、永安营）。高古城营邻近军事要地扁都口，驻军较多，设游击一名，管辖峰墩二十五处，各营所处位置及驻军情况如下：
  营东四处守兵十七名：牛家沟墩（五里）、姚家寨墩（十里）、黄虫庙墩（二十里）、甘家阿博墩（三十里接本城营界）。
  营西四处守兵共二十名：黑土洼墩（十里）、九条岭墩（二十里）、新添墩（二十里）、大峨博墩（三十里接大马营界）。
  营东北四处：大柳墩（营南十里）、红山嘴墩（营北十里）、压腰山墩（十五里）、马鞍山墩（二十里）。
  营西北六处：土沟墩（十里）、暖泉墩（十五里）、十三盘墩（二十里）、石城茄连墩（三十里）、大口子墩（三十里）、香沟脑墩（五十里）。
  营西南四处：罗家墩（十里）、寒鸭口墩（三十里）、孤山滩墩（六十里）、中马路墩（九十里）。
  南山诸口三处：大河口墩（三十里）、插尖达坂墩（五十里）、双古城硖墩（七十里通永安营界）。正南、西南守兵共二十名。
  此外，高古城营隘口西南设有冲汛三处，每处守兵十名：
  鸾鸟口，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平羌口，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五龙五池口，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清《永昌县志》记载：“高古城营，员额马步守兵四百名，内马战兵一百五十名，守兵一百五十名。除裁移，实存一百九十九名，内马战兵四十名，马匹数如兵，步战兵四十名，守兵一百一十九名。库贮铁盔甲五十八顶副，绵盔甲一百六十九顶副，威远炮二位，大小鸟枪七十九杆，三眼枪十五杆，矛十三杆，腰刀四十八把，挑刀十把，扁刀十把。”
  从康熙十年开始至乾隆三十六年，清廷在高古城营先后任命了二十五名游击将军或守备（雍正十年前为游击，雍正十年后改游击为守备）：
  郑罴，福建人，行伍，康熙十年任。
  牛一麟，靖远人，行伍，康熙十五年任。
  余启，汉中人，行伍，康熙十七年任。
  李功，浙江人，行伍，康熙二十二年任。
  朱道浚，顺天人，行伍，康熙三十年任。
  洪亮，福建人，行伍，康熙三十一年任。
  张洪良，凉州人，行伍，康熙三十二年任。
  尤生豹，定边人，行伍，康熙三十五年任。
  蓝国印，甘州人，行伍，康熙三十八年任。
  郭永盛，临洮人，行伍，康熙三十九年任。
  雷进国，甘州人，行伍，康熙四十四年任。
  李根润，顺天人，行伍，康熙四十六年任。
  任嵩，北直人，武甲，康熙四十八年任。
  王尚信，甘州人，行伍，康熙六十一年任。
  高其奉，凉州人，行伍，雍正二年任。
  吴永年，顺天人，行伍，雍正二年任。
  毛攀龙，江南人，行伍，雍正十年任。
  朱奇芳，宁夏人，行伍，雍正十一年任。
  田玉，北直人，行伍，雍正十三年任。
  陆天德，肃州人，行伍，乾隆六年任。
  多里，满洲人，乾隆十七年任。
  承保，满洲人，乾隆二十年任。
  沈金，宁夏人，乾隆二十三年任。
  柱德，满洲人，乾隆二十九年任。
  千佛保，蒙古人，乾隆三十年任。
  据传，在历任游击将军中，还有高古城人士蒲国忠。
  《永昌县志》“忠节篇”记载：严克选，高古城千总。咸丰中黑番围城，竭力据守。后因援兵愆期，营陷，克选死。事闻，予世袭。
  1982年，永昌县人民政府公布高古城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2年在古城遗址南门前方立碑刻铭。
  四 高古城之内城
  根据现存仅剩的遗迹，以及对部分耆老的口述史采访，高古城的内城情况也有一个相对较清晰的轮廓。清雍正年间修建的高古城，后来历经修缮而成内外格局，内城在西，外城居东，相互之间由瓮城（圈）相连。内城主要是官府办公和活动的地方，设有书院和学堂，外城主要是居民区。
  据蒲荫奎老人回忆，内城城墙比外城城墙宽得多高得多，城墙底座宽约一丈，高三丈六，城墙底部均有土坎夯筑的裙墙，高约六尺；城墙四角都有角楼。内城除南城墙没有瓮城外，其余三面城墙外均有宽约20米的瓮城（圈），墙外有宽约5米的护城河。
  高古城遗址内城为正方形，与史料记载的“四方城”相符，四面城墙长度均为128米。分布的主要建筑，有印记的至少有10处。
  内城门：位于东城墙正中，宽约3丈，外有东西宽约6丈的瓮城与外城相连；瓮城东墙正中上方有坐西朝东面阔三间的观音阁，下方有宽约1.5丈的城门。
  下衙门：也称书院，坐落于城门右侧，坐北朝南，门外立两尊石狮，院内东西各有七间房相向而置，三间学堂坐落于书院北端正中。
  炮台：坐落于内城西城墙正中，三间，对应内城中轴线。
  无量殿：坐落于内城西城墙炮台与西南角楼之间的中间位置，坐西朝东，两间，墙壁塑童子拜观音，正中塑无量寿佛，两侧塑十八罗汉。有大钟一口。
  土地庙：因庙顶原有一鼎小钟而又称钟楼，位于内城中轴线正中位置，坐西朝东，一间。庙内塑有土地爷，两边小鬼拿三叉板站立。庙内正中设置时辰台一尊。
  上衙门：坐落于土地庙南侧，坐北朝南，五间，系官员办公场所。
  南当铺：坐落于内城中轴线南侧、土地庙东南方向，三间。
  北当铺：坐落于内城中轴线北侧、土地庙东北方向，三间。
  玉皇阁：坐落于内城北城墙正中，两间，内塑玉皇大帝泥塑，两侧塑童男童女。阁内原有大钟一口。
  五 高古城之营盘
  驻防高古城的兵将居住和训练的练兵场，位于高古城内城南城墙的西南隅，此处被称为营盘，虽然部分场地已被坟冢占据，但尚有遗存。老人们能够辨认清楚的建筑设施，至少有8处。
  南涝池：位于南城墙外东南，系守城官兵专用。
  点将台：位于兵马操练场西端偏中位置，坐西朝东。
  演武厅：位于点将台以西，坐西朝东，五间，主要是驻防兵将比武、议事的场所，现存基座印痕，留有瓦砾碎片。
  跑马槽：位于演武厅向北约150米处，属兵马操练场地盘。东起内城西城墙，向西延伸，现存宽约3米、长212米的印痕。
  旗台墩：位于跑马槽西端北侧十几米处，遗存1米高土墩。
  六 高古城之外城
  蒲荫奎等老人们口述，他们孩童时代看到的高古城的外城城墙比内城城墙低而窄，外城墙高1.5丈即5米左右，宽约1米多。
  高古城遗址外城为正方形，四面城墙长度均为180米。整个高古城的外城内，至少有庙宇楼阁等建筑和场院等处所10处。
  南门楼：位于外城遗址现存两段沙土夯筑城墙遗迹之间，宽约1.5丈，门庭上端盖有庙宇三间，内塑“福、禄、寿”三星，壁画内容以《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东吴招亲”故事为主。
  娘娘庙：坐落于外城中轴线东侧2丈处，距南城墙外侧5丈，坐南朝北，一间。内塑子孙娘娘、送生娘娘等塑像，内墙壁画有描述西汉故事“韩信七岁击破缸”“孔融四岁能让梨”的壁画。
  三官庙：坐落于娘娘庙东侧1丈处，距南城墙外侧5丈，坐南朝北，三间，供奉天官、地官、水官。系曹氏椿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建的家府庙，内有碑刻《三官庙钟文》。
  三官庙钟铭文：
  上：天地水府三官大帝
  中：大明启运陶镕礼乐
  下：六合水清锻炼甲兵
  文昌殿：坐落于三官庙以东1丈处，距南城墙外侧5丈，坐南朝北，三间，内有壁画，设有大成至圣、文昌帝君牌位。
  观音阁：位于外城西城墙正中门庭上端，外与瓮城连，坐西朝东，三间。供奉三尊佛像有观音菩萨塑像、金童玉女、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内悬修善布施匾。
  里涝池：位于外城东北角，较大较深，系外城居民人畜饮水的主要水源地。
  杨家腰门：外城北城墙中段，无顶敞开，夯土门柱。距南门楼180米、北门楼128米。门外东西有杨家东店、杨家西店，各三间。腰门内西北角是屈家场。
  七 高古城城外建筑
  杨家腰门以北的“城郊”，原有庙宇等建筑约8处。
  龙王庙：距外城东北角156米，坐北朝南，五间大小，供奉“本境龙王”“顺济之神”“山神爷”“土地爷”“牛王马祖”牌位。原有龙王庙不知何时被毁，民国三年，人称“董师傅”的董运兴筹资复建，内悬“泽沛生民”匾额由焦永熙（字秀实，今河沿子村八社人）撰写。
  董家碑：位于龙王庙东南方向168米处，青砖砌，高约半丈。系官府奖励守城有功的董姓兵户人家而建。
  北门楼：距外城南门楼280米，曾盖有门楼，规模与南门楼相似略小，内塑一尊九头佛。现遗存两座2米高土墩。
  藏经塔（又名喇嘛台）：夯土筑，坐落于北门楼通往黄山寺的马路西侧，距离北门楼约10丈，1960年遭拆除，经卷俱焚，现存一座1米高土墩。
  北大寺：位于喇嘛台向北偏西55米处，坐北朝南，约5间，中间一间塑有大佛，十八罗汉分列两边。现存大量瓦砾。
  禅房：分列北大寺两侧，共18间，9间坐西朝东，9间坐东朝西。曾是喇嘛们居住念经、向信徒提供斋饭的场所。
  北涝池：位于北大寺东侧，距北门楼110米，属喇嘛专用。
  山门：位于北大寺东北处，是高古城通向黄山寺的门道。
  （作者系兰州晨报首席记者兼金昌、酒泉、嘉峪关记者站负责人）
  西夏“永州”“永昌城”地望考辨——元代永昌路治所、高昌王府驻地密钥
  李勇杰
  永昌县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蜂腰地带，地理位置重要。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重刊凉镇志》载：“永昌卫疆域东抵凉州，西接山丹，北连胡境，南距番族，广一百八十里，袤五百八十里。”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点评：“（永昌）卫唇齿姑臧，形援张掖，襟山带水，战守有资，河西一线，卫其东西孔道也。”自西汉创立河西四郡以来，建县历史长达2200年，是处于“金张掖、银武威”之间的河西重镇。西夏至蒙元时期，永昌历史地理存在诸多疑点，现分别考述如下。
  一 西夏“永州”地望与番和县故城
  （一）汉唐时期番和县县址
  1.永昌历史沿革
  永昌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石羊河流域，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初建立河西四郡，在永昌境内先后置番和、骊靬、显美三县，均属张掖郡。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张轨增置焉支县。北魏废骊靬县，其地入番和。北周废显美县，其地入姑臧。隋大业五年，将焉支并入番和，基本形成了统一的县级行政区域。唐天宝三年（744年），以山出醴泉，改番和县为天宝县。广德二年（764年）被吐蕃占领，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逐吐蕃，复归唐朝。五代十国时期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诸族占领，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归宋领地。景德元年（1004年）被西夏占领。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被蒙古占领，元初设立永昌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永昌卫，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永昌县，隶凉州府。民国沿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81年设金昌市，辖永昌县、金川区（原永昌县宁远堡、双湾两乡）。
  2.唐宋时期番和县县址
  据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可知，永昌县境内最古老的县治——番和县故城位于今永昌县焦家庄镇政府南侧1千米处。唐天宝年间更名为天宝县，20年之后为吐蕃占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宋咸平元年（988年）十一月，西凉府吐蕃大首领折逋游龙钵上言：‘河西军即古凉州……周回平川二千里。旧领姑臧、神鸟、番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今有汉民三百户。”，[1]据此表明，一、自西汉设立的番和县，隋唐、五代延袭，直至宋咸平年间，逾1100年历史，其治所一直位于今永昌县焦家庄镇政府以南的番和故城，未曾迁变。五代至宋初，仍用隋唐旧县名，未出现新的县名。[2]二、景德元年西夏占领之后，番和县不见于史籍。
  （二）西夏“永州”地望
  1.西夏“永州”地望蠡测
  关于“永州”地望，西夏时期史载有三条。《宋史·夏国上》载：“咸平四年九月，（继迁）来攻破定州、怀远县及堡静、永州，清远军监军段义叛，城遂陷。”《宋史·夏国传》记载：“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据章巽先生考证，永州在早期诸州中无载，当属西夏后期（1183年之后）“所自增置。地不可考。‘西夏地形图’位置之于兴州南面略东附近处。夏亡后地入蒙古，州废。”[3]鲁人勇先生认为：“永州，隋唐为灵州保静（曾更名宏静、安静）县地，咸平四（1001年）九月为李继迁所攻陷。初属静州，西夏中期置永州，辖今永宁县北部。”[4]
  西夏永州地望基本明确，本无疑意。但是，清乾隆十四年版《五凉志·永昌县志·沿革》记载：“景德中，为西夏李元昊所据，置永州。元初灭西夏，世祖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5]清乾隆五十年版《永昌县志·沿革》沿袭这一记载。除此之外，《甘肃新通志》《凉镇志》等其它地方志均无此记载。依据“诸说并存”原则，笔者蠡测西夏时期可能同时设立了两个“永州”，一个在今宁夏永宁县（今银川南20公里）东北部，另一个在今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县。
  据清嘉庆二十一年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城池）在金山之阳，非汉唐故址也。五代地陷吐蕃，至宋始复，乃筑斯城。金元因之。明洪武二年指挥使张杰重修，万历二年参将王廷政增廓焉。国朝乾隆二十九年，知县吴宪青详葺较整。”清乾隆五十年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城围七里许。高三丈，顶阔一丈二尺，趾阔三丈，雉堞二千有奇。其门四，东曰宣化，南曰武胜，各三重；西曰镇西，北曰安定，各二重。门楼大小有十，位置如门之重数。腰角楼各四，以备巡逻，角楼在东南者供魁星像。龙门南峙，文笔东擎，风脉之所萃也。初筑在宋元间。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挥张杰增廓之，万历二年忝将王廷政又加筑焉。至国朝乾隆甲申，知县吴宪青请帑补修，凝然完固。”
  “金山之阳”城池即今永昌县县址。据上述史载“至宋始复，乃筑斯城”，似乎表明该城始建于西夏，亦即“永州城”。笔者对此表示怀疑。西夏统治河西走廊近200年时间里，奉行穷兵黩武政策，施行“全民皆兵”军制，例如夏大安八年（1082年），西夏准备大举侵宋，“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发九，齐赴兴州。”[6]作为西夏后方基地的河西走廊，劳动力严重不足，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正如《河西开发史研究》编者指出：“这一时期河西走廊没有出现新的城镇，汉唐时期的河西诸州如凉、甘、肃、瓜、沙等地，至西夏时期依然如旧。”[7]在这种形势下，西夏时期新建“金山之阳”城池的可能性不大，永州城城址应当依旧在番和县故城。“金山之阳”城池应当“初筑在宋元间”，后文详述。
  宋宝庆元年（1226年），成吉思汗攻占河西，自西向东，连克黑水城、肃州、甘州，兵锋直指西凉府。其间永州城（番和故城）为必经之地，但并未提及。《西夏纪》记载：“宋宝庆三年（1227年）五月，蒙古时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蒙古灭夏期间，战事频仍，可能此时的永州已城毁人亡，因而没有提及。
  2.西凉府搠罗、河罗二县县址蠡测
  《元史·太祖本纪》记载：“（蒙古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8]《西夏书事·卷四十二》记载：“蒙古主进兵攻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手中流矢，不稍动。守臣斡扎篑力屈，率父老以城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皆不守。”[9]据上述史载可知，西夏西凉府辖有搠罗、河罗二县，两县县址史载无考，《西夏地形图》中亦无标绘。结合永州城址考证蠡测，搠罗、河罗二县县址应当不在永昌境内，可在今民勤、古浪二县境内做进一步考察。
  3.元明清时期番和故城沿革
  位于汉唐番和县故址的永州城毁于西夏末年战乱之后，并未完全废弃。经笔者实地考察走访，当地人称此城为“西寨”“白虎城”。“西寨”之名，与“东寨”（位于今永昌县城东10公里处）相对应。笔者分析，“西寨”之名应当始于明代，是拱卫“金山之阳”永昌卫的堡寨，继续发挥作用。“白虎城”之名由来无考。
  只是西夏以降，番和故城的地位影响日趋衰落，已无法与汉唐时期的郡县驻地相比。
  二 元代永昌路治所与西夏“永昌城”
  史金波等学者译著俄藏西夏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其中，《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将〓〓译为“永昌城”，列“下等司”。[10]杨蕤等学者认为其地望不可考。[1]鲁人勇先生认为“永昌城”在今永昌县。[12]笔者据此认为：“永昌城”在西夏疆域内具有唯一性，其地望在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石羊河流域，当属无误；“永昌”地名的由来，看来并非过去长期认为的由元代首创，应是西夏“永昌城”地名的沿用；西夏“永昌城”的确切位置，与元代永昌路治所有着密切关系。
  （一）元初永昌路治所变迁
  宋保庆二年（1226年）七月，成吉思汗攻占西夏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次年，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薨殁。绍定二年（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蒙古国大汗位（即元太宗），命次子阔端“开府西凉”，兵镇河西。宪宗三年（1253年），阔端王薨殁，其三子只必贴木儿“嗣镇河西”[13]。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甘州“立甘肃行中书省，以控制河西诸郡”，[14]大力推行行省制度，逐步削弱诸王宗藩势力。永昌路为甘肃行中书省下辖七个建制路之一。
  关于永昌路设立时间，我们先从最早的文献记录中寻找线索。相关史料有六：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二月）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
  《元史·世祖纪四》记载：“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
  《元史·本纪第八》记载：“至元十年秋七月，省西凉府入永昌路。”
  《元史·世祖纪六》记载：“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驿，仍给钞千锭为本，俾取息以给驿传之须。诸王只必铁木儿言：‘永昌路驿百二十户，疲于供给，质妻孥以应役。’诏赐钞百八十锭赎还之。”
  《元史·世祖纪七》记载：“至元十五年六月，降西凉府为西凉州。”
  《元史·地理志》记载：“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元史》始修于明洪武二年至三年（1369年—1370年），正值元亡明兴之际，对于沿袭至元末的“永昌路”设立时间、治所在何地，宋濂等编著者应当不会搞错。但是，据上述材料分析，“永昌路”最晚设立于至元十年（1273年），那为什么又记述为“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永昌路”呢？笔者认为：“永昌路”最晚设立于至元十年，表述无误。至元十五年的记述，存在误读。编著者本意是记述“至元十五年……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一行政隶属变动，并非记述永昌路的设立时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这句话，是在试图明辨：“西凉州”隶属于“永昌王宫殿所在的那个永昌路”，已非原“永昌路”治所。[15]编著者之所以明辨的原因是：“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永昌路治所发生了变化——从初期的“旧城”迁移至“新城”。
  笔者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辨清“新城”“旧城”地望，取决于能否合理的解释元、明、清文献相关记述。“新城”“旧城”分别在哪儿？是破解永昌路治所之谜的关键所在，也是当代诸学者争论的焦点。
  （二）“新城”“旧城”考辨
  涉及永昌路治所的“新城”“旧城”所在地，元明清典籍无明确记载。当代诸学者争论的与之相关的古城包括：西凉府城、斡耳朵城、永昌镇古城、明永昌卫城。相关史料如下：
  1.西凉府城（位于今武威市凉州区）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凉州卫：元初仍曰西凉府，寻改西凉州，属永昌路。一统志：卫东北（应为西北）三十里有永昌城，元永昌路本治于此。”
  2.斡耳朵城（位于今张掖市肃南县皇城区）
  清乾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干耳朵古城，[16]在县南百二十里，元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城南距一舍余，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
  清嘉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王宫殿，原址在干耳朵古城，[17]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以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至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鄂尔多古城，在永昌县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地名黄城儿，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
  清乾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王墓，在县南百二十里，古冢岿然。其西侧又有墓二，俗呼娘娘坟，意其妃墓也。”
  20世纪70年代初，永昌县文物普查记载：“斡耳朵城遗址（皇城滩）有南北两城，大城在北，小城在南，互距约200米。大城方形，东西404米，南北400米，城墙残高3米，夯土板筑，夯层厚10～20厘米，城东、南、北开三个城门，城的四边和四角各筑城墩1个，共8个。南面的小城略呈长方形，东西长338米，南北宽306米，残高4米左右，东、南各开一城门，夯层厚10-20厘米。城墙每边各筑城墩4个，四角各筑城墩1个，宫殿遗址存。城四周有宽8米的护城河。小城东面约距500米的小土山上筑有内外两层土墙的建筑，残垣留有大量瓦砾。经鉴定，这就是元皇太子阔端的斡耳朵城和宫殿所在，废城基形规整，城垣规模宏伟。这里今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18]
  3.永昌镇古城（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威学者梁新民先生考察永昌镇古城：“经向当地群众调查，永昌府城周七里许，坐北向南，全城仅有一座南门。东、西、北三面建墩，东曰碉楼墩，高二丈有余，墩基占地三亩有余；西曰皇姑墩，高六七丈，墩基占地二亩；北曰月牙墩，高六七丈。这些墩供瞭望、防卫之用。……建国初期，永昌府城还基本完好。1951年，作者曾见过此城全貌，城门上嵌有‘大元故路’四个砖雕大字，笔迹苍劲有力。1958年，人们拆城墙夯土当肥料，七百年古城毁于一旦。”[19]
  4.今永昌县城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记载：“永昌卫，在（甘肃）镇东南三百十里，东至凉州卫百五十里，西至山丹卫一百九十里。……元初仍属西凉府，至元十五年置永昌路，以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名。明初改置永昌卫，卫城周七里有奇，门四，今因之。”
  《明史·地理志》记载：“永昌卫，元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处宣慰司。洪武初废。十五年三月置卫，属陕西都司。”
  清乾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城围七里许。高三丈，顶阔一丈二尺，趾阔三丈，雉堞二千有奇。其门四，东曰宣化，南曰武胜，各三重；西曰镇西，北曰安定，各二重。门楼大小有十，位置如门之重数。腰角楼各四，以备巡逻，角楼在东南者供魁星像。龙门南峙，文笔东擎，风脉之所萃也。初筑在宋元间。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挥张杰增廓之，万历二年忝将王廷政又加筑焉。至国朝乾隆甲申，知县吴宪青请帑补修，凝然完固。……（明）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
  清嘉庆版《永昌县志·建置志》记载：“旧卫署在大东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
  上述四座古城与“旧城”“新城”的关系，列表辨析如下：
  根据与“新城”“旧城”相关的四座古城典籍记载以及列表辨析，可以看出：一是做为“西夏辅郡”的西凉府城，被成吉思汗攻占之后，直至元末，史料中未见西凉府与设立永昌路有关的记载，因此西凉府为“旧城”或“新城”的可能性不大。二是斡耳朵城应当是阔端王依照草原民族生活习俗所建“牧马城”或“避暑城”，供阔端王及其皇室家族成员日常居住生活。阔端及其王妃薨殁后葬于城侧，“古冢岿然”。阔端王身份为皇太子，被列入《元史》“宗室世系表”的“阔端太子位”，并没有列入“诸王表”，因此阔端王并不是永昌王。永昌路设立于忽必烈建立元朝（1260年）之后，此时阔端王薨殁已逾七年，因此该城与永昌路治所无关，亦不可能是“旧城”或“新城”。三是假设明永昌卫城为“旧城”，永昌镇古城为“新城”，永昌镇古城有关的史料中从无“永昌王宫殿”的记载，故该城与“新城”史载不符；永昌路治所舍大取小，不符合常理；无法解释元永昌路治所延续至明永昌卫的史实。
  综上所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永昌镇古城为“旧城”，元永昌路治所初设于此，后迁至“金山之阳”的“新城”，一直延续至元末。明初在此设立永昌卫，清初设立永昌县，延袭至今。
  （三）元永昌路治所与西夏“永昌城”
  1.只必帖木儿封王时间
  元宪宗三年（1253年）阔端王薨殁之后，其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父业，继续行使斡耳朵的一切权力，管理凉、甘、肃等地的府、州、县。[20]只必帖木儿什么时候被册封为王呢？这一时期与只必帖木儿相关的史料有六：
  《元史·世祖纪一》记载，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大汗位，同其幼弟阿里不哥展开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这场斗争中，河西地区是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只必帖木儿立下汗马功劳，忽必烈为此赐“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
  《元史·世祖纪二》记载：“（中统四年八月）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二月）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九月）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
  《元史·世祖纪三》记载：“（至元二年十一月）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
  《元史·世祖纪七》记载：“（至元九年春正月）改北京、中兴、四川、河南四路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京兆复立行省，仍命诸王只必帖木儿设省断事官。”
  从直呼只必帖木儿名号，到中统四年及其后史料均加冠“诸王”名号，据此分析，最晚至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只必帖木儿已被封王。[21]
  2.西夏“永昌城”城址位置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将“永昌城”列为下等司，属“边地城寨”，设“一城主，一同判（即通判），一城观、一行主”。“永昌城”位于何地？该城与永昌路是什么关系呢？
  西夏建国后，它的主要威胁之一是来自西凉府沿边地区的吐蕃和河湟角厮罗吐蕃。为了加强对吐蕃的防备，西夏惠宗嵬名秉常时期，其母梁太后曾下令修筑西凉府城墙及沿边堡寨。《西夏书事》卷二十四记载：“（宋熙宁六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夏五月）梁氏以中国城武胜，又复河州洮西地，恐兵从西蕃入，修凉州城及旁近诸寨为守计。”
  笔者据1、2推测：一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梁太后下令修筑西凉府及旁近堡寨过程中，修筑了“永昌城”。“永昌城”位置，即永昌镇古城。该城距西凉府城三十里，筑城目的是拱卫“西凉府”安全。同时，“下等司”也符合“永昌城”在西夏时期的地位。二是《西夏地形图》将“右厢朝顺监军司”位置标注于西凉府西北，白滨、刘建丽等学者认为其驻地即“永昌城”[2]，笔者表示认同。三是阔端王开府西凉期间，实际驻守于此城。忽必烈建国之初，只必帖木儿被策封为王，以城名为王名，世称“永昌王”，位列《元史》“诸王表”。[23]四是据分析，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奉诏设立“管民官属”，很可能此时以城名设行政建制名，命名为“永昌路”。[24]这，就是“永昌路”的由来。五、由于“永昌城”过于狭小，与统领河西各地行政职能不相衬，西凉府城经夏末战乱，元气大伤，已不适合做为永昌路治所，至元九年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奉旨择地筑城毕，将永昌路治所迁至“新城”，即为今永昌县城。[25]六、新的永昌路城筑成后，原其父所建斡耳朵城依然是永昌王和王妃们居住避暑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牧畜之地，这些皇室宗亲薨殁后，也安葬于此。因此《五凉志》等地方志有“斡耳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有永昌王避暑宫”“元宗室永昌王葬处”“妃墓”等记载。
  （四）元永昌路治所与金山之阳“新城”
  1.元初河西筑城
  蒙元统治者属北方草原民族，徙水草而牧，早期并不注重经营固定城池。《元史·百官志》记载：“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占领中原后，遂模仿汉民族进行城镇管理。尤其甘肃河西一带，地广人稀，城镇较少，于管理不便。《元史·武宗纪》记载：“（至大二年，1309年）甘肃地僻在边垂，城中蓄金谷以给诸王军马，世祖、成宗尝修其城池。……其城若不修，虑启寇心。”点出了河西修城的重要性。元初，除永昌路之外，瓜州、沙州亦始筑新城。《元史·本纪第十四》记载：“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以中兴府隶甘州行省，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
  2.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修筑金山之阳“新城”
  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奉旨择地筑城，未选择汉唐番和城，原因有三：一是经过吐蕃之乱、西夏战事，汉唐番和县城（亦即西夏永州城）已破败不堪，无法继续沿用；二是取水便利。西汉时期，永昌北海子湿地泉眼密布，溪流纵横，水域面积广阔，直达焦家庄镇番和县故城沿岸。到了1000年之后的元代初年，由于砍伐森林、戍边屯垦等原因，北海子水域面积萎缩，番和县城远离湖岸，已无法满足驻军、戍卒用水需求；三是湖水退去的“金山之阳”，东抵凉州，西接山丹州，南扼蹇占口[26]，北斥蒙古高地，“控扼甘凉”的战略地位更加突显，是营建城池的绝佳之地。因此，永昌王只必帖木儿于至元九年筑成的“新城”，历经明代修葺、增廓，到了清乾、嘉年间，已成为固若金汤的雄镇，被盛誉为河西“中天一柱”。
  元至大三年（1310年），“以只必帖木儿老且贫，乃以西凉州田租赐之。寻卒。”[27]只必帖木儿之后，永昌王世袭情况，梁新民先生考证如下：
  “元延佑元年（1314年），阔端第五子曲烈鲁的儿子别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的侄子）继承永昌王位。延佑四年（1317年），改封别帖木儿为汾阳王，由他的儿子也速也不干继承永昌王位。泰定元年九月（1324年9至10月），改封也速也不干为荆王，他的长子脱火赤留守永昌路。至元元年（1335年）也速也不干卒，脱火赤袭荆王，同时兼管永昌王事。至元三年（1337年），脱火赤卒，其弟脱脱木儿继承王位。不久，脱脱木儿卒，永昌王绝嗣。《元史·百官八》：“至正三年（1343年）七月，中书省奏：‘阔端阿哈所分地方接连西番，自脱脱木儿既没之后，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时被西番劫夺杀伤，深为未便’。遂定置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治之。”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当建在今永昌县城所在地。26年之后，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灭亡。[28]
  梁新民先生的上述考证，再次证明了历代永昌王驻守的永昌路城，延至元末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直至明初永昌卫这一史实。
  三 元代高昌王府与西夏“永昌城”
  永昌路治所的变迁，使得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留下两座“永昌城”，从而导致元代亦都护[29]高昌王纽林的斤的高昌王府、高昌王葬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涉及永昌王只必帖木儿迁出之后，西夏“永昌城”的新主人，故在此做进一步辨析。
  （一）高昌王纽林的斤居留永昌
  高昌王纽林的斤家族历史，集中反映在《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碑文中。据上述二碑文可知：高昌回鹘归降蒙古，忠于蒙元皇室，屡立战功。元世祖时，西北诸王作乱，侵入畏兀儿之境。至元十二年（1275年），亦都护高昌王火赤哈儿的斤被围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大战力尽遂死之”。其子纽林的斤为复父仇，奉旨“师出河西”。适逢吐蕃脱思麻作乱，纽林的斤奉旨平叛，后居留永昌。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受封高昌王，赐金印，“设王傅之官”，遥领畏兀儿之地。延祐五年（1318年）薨殁于永昌。后其子帖木儿补花[30]官至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亦都护高昌王，于至顺三年（1332年）亲往永昌，为其父“上冢”，“勒文载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由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撰文，残碑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
  （二）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
  高昌王纽林的斤葬于今武威永昌镇？还是永昌县呢？让我们从清代地方志中查找。
  清乾隆二十五年《武威县志·古迹》记载：“永昌路，城北三十里，元置。今永昌堡，有高昌王碑，巎巎书。”
  清乾隆二十五年《武威县志·名宦》记载：“元帖木儿不花，其先畏兀儿人，家于和怀山。太祖时，举国来归，至不花为世宗丞相，临大政，决大疑，忧深思远，严容凝重，历武宗、仁宗三世皆封高昌王。”
  清顺治丁酉年《重刊凉镇志·永昌县志·古迹》记载：“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
  清乾隆十四年《五凉志·永昌县志·古迹》记载：“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有世勋碑记。”
  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墓附》记载：“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牧者掠去，片石无存。”
  清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古迹》记载：“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祐年间葬。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贴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
  清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艺文》记载方毓伦七律《访高昌王墓》：“谒冢大夫归国后，长抛坯土傍空林。骨寒无复抒亲愤，地隔还余翊主心。欹侧残碑埋蔓草，苍凉逝水发哀吟。此来不为封藩贵，吾邑当年被泽深。”
  比较永昌、武威两地县志记载，原武威市博物馆邵如林先生考证认为：[31]一是四种清代《永昌县志》不但详细记述高昌王纽林的斤身世及葬地，并且说明虞集撰文的世勋碑“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以及其子帖木儿补花“奔父丧于永昌”，到永昌为纽林的斤“上冢”，“奉敕竖世勋碑”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永昌乾隆年间举人方毓伦诗文《访高昌王墓》，其中“欹侧残碑埋蔓草”句，描述了世勋碑被后人砸断，倒卧于蔓草之中的情景，应当是亲眼所见，是高昌王纽林的斤葬于永昌圣容寺西侧[32]的铁证。二是《凉镇志·武威县志》《五凉志·武威县志》均未提及高昌王，清乾隆版《武威县志》记述十分简略，并未提及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说明今凉州区永昌镇只有高昌王府，并无高昌王墓。
  笔者同意邵如林先生观点，补充分析如下。永昌圣容寺遗址西1千米处的台地上有圆形封土堆，20世纪70年代永昌县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将其登记为“元代高昌王墓”。1978年8月，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考古清理，从遗存的残垣断壁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被焚毁了的佛教建筑。2011年8月，参与清理工作的党寿山先生在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上发表论文，公布了西夏千佛阁遗址考古清理成果。[33]笔者认为：西夏千佛阁遗址的发现，并不能否定高昌王墓位于永昌圣容寺西侧这一史实。其墓冢具体位置，有待今后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证实。
  （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流转经历
  既然高昌王纽林的斤葬于永昌圣容寺一带，那么《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怎么又出土于武威永昌镇呢？
  党寿山先生在《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考》中指出：“1934年，武威人贾坛、唐发科刻于原碑右侧一段跋文：‘此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也，……于清季被土恶没之地中，后复凿其半为碾磨，癸酉[34]秋，始于高昌乡石碑沟访得其处掘出之，移置教育馆’。建国后，教育馆旧址设文
  管会，高昌王世勋残碑一直在这里妥善保存。”[35]
  永昌县文史学者祝巍山先生认为[36]，武威永昌镇，清代、民国时称为高昌乡，建国后更名为永昌乡、永昌镇。1933年出土于武威高昌乡石碑沟的残碑，与清《永昌县志》所载“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情况十分吻合。第一种可能是被高昌王纽林的斤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转运武威，保存于高昌王府；第二种可能是被重视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下来。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的残碑很可能是“残碑数截”中的一截，另一截已被“复凿其半为碾磨”。这应当是合乎情理的推测。
  （四）高昌王府驻地
  20世纪70年代，武威学者王宝元先生曾考察永昌镇古城，就高昌王驻地考证指出：“永昌府，今为武威市永昌镇政府驻地。几经作者访问当地耆老，只知有高昌王，不知有永昌王，而且此地建国前一直名高昌乡，被称为‘高昌王建都之地’，‘北有高昌王，南有张轨王（前凉）。’称府城为高昌王紫金城，南北二里，东西一里半，城周三里，坐北向南，开南门一座。城内元代遗留建筑有正钦宫（镇政府院内，已毁），东为碉楼墩、西为皇姑墩、北为月牙墩、南有府城隍庙。按：元代高昌回鹘信奉伊斯兰教，月牙墩当为清真寺所在。……建国初，永昌城门上镶有‘大元故路’四个砖雕大字，说明永昌府建成后曾立过永昌路，后因高昌迁来建都，永昌路治所迁徙，变成了‘大元故路’。此城于1958年被拆除。在今永昌镇政府尚有正钦宫的地基和南面的残墙。上述历史遗迹充分说明，元代诸王只必帖木儿在武威城北永昌建城立路后，时间不长就让给了高昌王居住，高昌王初来时担任过吐蕃宣慰使，押西护司官，这里曾为高昌王的宣慰使司，后被封为亦都护高昌王，延续到元亡；自高昌王建都永昌后，再未出现过永昌王只必贴木儿的活动记载，同时，在一个方圆三里的永昌府城内，容纳不下永昌王的府、路和高昌王的宫室官署。这一切，揭开了《元史》纪、志里出现的永昌路的变化和当地人只知有高昌王不知有永昌王之谜。”[37]
  笔者同意王宝元先生的观点，同时进一步分析如下：
  一、高昌王纽林的斤几代人对蒙古汗国的大统一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身为蒙古王室附马，拥有极高荣誉和权力的高昌王纽林的斤驻军永昌，为朝廷担负着维护整个河西走廊安全的军事职责。仁宗延佑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颁赐金印，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之境，居永昌遥领畏兀儿之地和散居内地的畏兀儿户。因此，他的军驻地应当是在“金山之阳”的永昌路城，而不是仅有“方圆三里”的永昌镇古城。
  二、《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记述了元中书平章政事斡栾的祖父阿台不花亲王，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家以从”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入朝[38]“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饶，岁多丰稔，以为乐土，因定居焉”[39]。据此分析，阿台不花家族等畏兀儿贵族，是随火赤哈儿的斤入朝之机内迁永昌，而不是诸学者认为的随纽林的斤“为复父仇”时内迁。从该碑出土地分析，阿台不花看中的“永昌”，应是永昌镇古城。此时的永昌王只必帖木儿，已迁至位于“新城”的“永昌府”（或称“永昌王宫殿”）。遇上如此尊贵的外戚，只必帖木儿只能将自己的府第让出，将王室及眷属搬迁到父亲阔端留下来的斡耳朵城。因此，永昌镇古城由“大元故路”演变为内迁畏兀儿族众的聚居地。后来纽林的斤居留河西，很自然地选择了永昌镇古城，成为该地最为显赫的畏兀儿大族，“高昌王建都之地”一说由此而来。
  四 结语
  如果上述考述不谬，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永昌”地名，始自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比过去认为的元代初年早约200年。
  （二）西夏“永昌城”即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古城，是西夏早期拱卫西凉府安全的军事堡寨。右厢朝顺监军司及其后的“西院”很可能驻守于此，因超出本文论述范围，恕不赘述。
  （三）元永昌路治所初设于西夏“永昌城”。至元九年金山之阳“新城成”，忽必烈赐名“永昌府”，永昌路治所遂即迁至今永昌县城。因此《元史》中的“永昌府”，以及至元九年之后的“永昌路”，皆指今永昌县城，与武威永昌镇古城无涉。明清至今诸学者将元代“永昌府”判定为永昌镇古城，实属“历史的误会”。
  （四）1992年，王宝元先生最早提出元代“永昌路治所变迁”的观点。[40]只是由于当时其观点依据匮乏，蠡测成份居多，因此并未受到学界重视。1996年以来，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翻译出版，为破解这一“历史谜团”带来了契机。依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下等司“永昌城”的记载，解开元永昌路治所变迁之谜，可了却数百年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这，可以看作是依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破解相关地方史研究难题的典型案例之一。
  （五）西汉以降，番和及永昌一直是古凉州下辖县级建制，唯有元代上升为永昌路治所，统领“西凉府”。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理解为经西夏末年战乱，“西夏辅郡”西凉府损毁严重，元气大伤，元初世祖及地方政要择地另筑新城，充分体现了新政权摧枯拉朽、破旧立新的非凡气概。但是，这并未影响武威做为河西走廊第一重镇的历史地位。历经明代，至清雍正年间，永昌县复归凉州府管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建国后改革开放初期，正说明了这一点。
  附记：2003年，为永昌路治所问题，笔者先后求教于武威文史专家梁新民、王宝元二位先生。其后曾多次聆听永昌文史专家谢翔云、何登焕、祝巍山先生，以及武威文博专家党寿山、孙寿龄、邵如林先生就此问题的见解。本文诸多文字，摘录自上述先生文章或谈话，特致谢意。如今前五位先生均已作古，谨以此文怀念诸前辈学者。
  永昌王考
  管林
  谁是永昌王？关键涉及到二人：一是铁木真之孙、窝阔台之子阔端；一是窝阔台之孙、阔端三子只必帖木儿。参照《元史》与相关史料，就此问题作一考辩。
  一 阔端是窝阔台汗封授的西凉王
  《元朝秘史》《元史·本纪》记载：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草原上分裂的局面。太祖元年（公元1206），蒙古各部实现统一，铁木真作为各部共主，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自大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古汗国。
  蒙古建国后，为了加强和巩固蒙古汗国的内部统一，成吉思汗着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权组织机构。
  首先，设置了蒙古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札鲁忽赤”，蒙古语意即“大断事官”，相当于“丞相”的职务，负责处理民户分配和司法诉讼，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委任其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
  其次，继续完善十进制军政管理体制，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全部蒙古人以千户为单位加以整编，打破了原来的氏族或部落组织形式。
  同时，为了确保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由大汗直接控制的常备武装，将护卫军扩充至上万人，包括精选出来的一千名宿卫、八千名散班和一千名箭筒士。护卫军负责保护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他的幼子拖雷负责护卫军的组织、指挥及兵马的装备。另外委任忽必来为最高军事长官，称作“军事那颜”。
  土地分封制也是维护蒙古统治集团的政治等级制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因此，建国后就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属于大汗。
  成吉思汗本人及后妃，直接控制着怯绿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又因为蒙古人在帐幕里居住，所以建立了“斡耳朵”制，“斡耳朵”蒙古语意为宫帐。成吉思汗设置了四个斡耳朵，将皇后和妃子们分别安排在其中。大汗的私人财富，也分属四个斡耳朵；大汗死后，其财富由四个斡耳朵分别继承。这一制度为历代蒙古大汗所承袭。
  随后，成吉思汗以家族中血缘亲疏为标准，同时参考功劳的大小对土地进行了分配。在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为“黄金家族”，他的正后孛儿帖所生的四个儿子又被誉为“汗国宫廷的四根栋梁”。他任命长子术赤掌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管法律，三子窝阔台治理朝政，四子拖雷负责护卫。除了拥有至高的权力地位之外，王子们同样拥有各自的“兀鲁思”，意即“国中国”。在各自的封地内，诸王们拥有自主权，他们对所得的“份额”，有向子孙后代进行再分配的权力，王位也可以世袭。
  成吉思汗的亲族弟兄们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铁木哥和别里古台的封地在其大“兀鲁思”东部，所以这些领主又被称为“东道诸王”。至此，蒙古汗国的统治体制、制度及法令逐渐完善起来。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一切，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他要用武力去征服周边的领域。
  从此，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又长期对南方和西方用兵。对南方的用兵，是对夏、对辽、对金、对宋，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对西方的用兵，则从中国境内远到中亚、欧洲。太祖四年（1209），蒙古军进攻西夏，西夏战败，纳女请和。畏兀儿人慑于蒙古军的威势，于五年遣使归顺。十三年，蒙古军灭掉了西辽。从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西征。蒙古侵略军首先灭掉了花刺子模，占领了中亚、伊朗和阿富汗的大片领土。接着，又大败俄罗斯联军于乌克兰境内的迦勒迦河。七年后回军东归蒙古。在西征回军途中，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派军随从西征及不送质子为借口，于太祖二十一年（1226）大举进攻西夏。蒙古兵分两路，成吉思汗亲率一路十万大军由漠北南下，越过黑水、贺兰山，直取武威，歼灭西夏军主力。另一路从西域出发，经哈密地区东进，攻取敦煌、酒泉、张掖。二十二年（1227）八月，在强大的蒙古铁骑攻击下，西夏政权灭亡。这一年二月，术赤病殁在咸海北方草原的封地深处，比他父亲先死六个月，时年47岁。四月，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八月病逝于秦州清水县西江驻地大帐中，在位22年，享年66岁。在汗位虚悬的两年中，幼子拖雷监国摄政。按照蒙古习俗，幼子又曰“斡惕赤斤”（灶主），可继承父母的财产而守家帐。所以，拖雷号称“也可那颜”（大官人），得以掌握成吉思汗的宫帐、牧地、怯薛护卫和大部分千户。拖雷有十一子。王妃唆鲁和帖尼所生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留名于史籍。
  根据蒙古大汗的继承制度，大汗生前示意或指定某子孙继位，死后再召集亲王驸马、将相大臣参加库里尔台（部落议事制度）大会，共同推举新大汗。在蒙古语中，“库里尔台”是“盛大聚会”的意思。成吉思汗病逝两年后的太宗元年（1229）秋，蒙古诸王诸将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了库里尔台选汗大会。大会争议40日而不能决定人选。汗廷内恪守旧制的拖雷麾下的宿将老臣们主张继立统军最多的拖雷，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此时术赤已死，在二兄察合台的鼎力扶持下，经过耶律楚材和速不台等的劝说，大会才达成协议，承认成吉思汗的遗愿，推选窝阔台为大汗。
  太宗十三年（1241）十一月，窝阔台酒后得病，十二月崩于行殿，终年56岁。按照蒙古习俗，部落首领死后，由其遗孀长妻或幼子主政，直到新的首领即位为止。由于窝阔台的正宫孛刺合真皇后无子，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也死去。身为诸子之母的脱列哥那——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摄政五年（1242-1246）。乃马真氏称制元年，察合台病殁封地。到此时成吉思汗的诸子已经相继谢世，孙辈叱咤风云的时刻即将来临。
  定宗元年（1246）七月，蒙古汗廷在和林举行库里尔台选汗大会。金顶大帐内争论激烈。会上，有人提出失烈门（阔出长子）曾是窝阔台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应当即位。阔端以成吉思汗曾一度提到要他做汗位继承人为由，也站出来争位（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记载）。但是，在称制者六皇后乃马真氏的主持操纵下，大会以失烈门尚处幼年，阔端体弱多病为由，否定了他们。在乃马真氏的提议坚持下，宗王贵族们选定窝阔台长子贵由为汗位继承人。八月即位，是为定宗。贵由继立，在位三年，而猝然死去。时年43岁。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热衷追逐权力，积极介入蒙古汗廷残酷的争权斗争，于1249年称制，临朝视事三年，不得令终。
  窝阔台有七个儿子，即贵由、阔端、阔出、哈刺察儿、合失、合丹、灭里。前五子的生母是六皇后乃马真氏，后二子的生母是业里讫纳妃子。
  窝阔台即位后，把自己的几个儿子相继封王。未登汗位以前，他的草原领地在叶迷立和霍博一带。即位后，以上封地授予长子贵由。又将中原西夏故地封授给次子阔端。其他子孙驻牧于漠北窝阔台汗四季行宫附近。成吉思汗给诸子封授千户军队时，三子窝阔台受封五千户，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六十多个千户的军队和部众。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妃子继续掌管他麾下的军队、部众和封地，并抚育四个儿子。此时，窝阔台汗未和宗亲商议，擅自将拖雷系所辖的逊都思部二千户和雪你惕部一千户拨给皇子阔端，窝阔台系宗王拥有的蒙古千户数总计应在八千户以上。
  窝阔台执政时期采取的多方面政策措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蒙古汗国的政权建设，也为提高大汗的地位，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结合《元史·食货志》丙申（1236）年的具体记载，我们得到明晰的数据：平阳府41000多户分配给术赤系；太原府47000多户划归察合台系；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又分得大名府的68000多户，次子阔端又分得东平府的48000多户；真定路的80000多户分给拖雷系；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忽兰皇后所生）分得河间府的45000多户……
  阔端，《元史》无传。称为“阔端太子”，即“阔端皇子”。又译作扩端、阔丹、库腾等。凉州地方志碑铭中多称也燀火端王、果诞王等。这是由于音译使然。阔端有五子：灭吉里歹、蒙哥都、只必帖木儿、帖必烈、曲列鲁。
  窝阔台继位后，就派阔端镇抚秦、蜀、吐蕃等地，“开府西凉”，称西凉王。他逐步招抚了四川地区的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并任命许多吐蕃首领为边州长官。
  太宗七年（1235），窝阔台举行了忽里尔台大会，决定了“长子出征”东欧和阔端、阔出等进兵宋境的军国大事。阴历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大举南侵。东路军由宗王口温不花率领，进攻江淮地区；中路军由阔出率领，进攻汉水及长江流域；西路军由阔端率领，进攻四川。
  东路军于阴历六月征伐江淮，到十一月接连攻陷淮西的光州、蕲州、舒州。进攻真州时，被南宋的知州邱岳置炮设伏击败，收兵北还。
  中路军于阴历七月初进兵唐州，开始大规模入侵襄汉地区。太宗八年，蒙古军占领襄阳。不久，因为蒙古主将阔出战死，襄阳又被宋军收复。
  战事初起，西路军迅速出凤州取沔州，但是，在蜀北咽喉青野原被宋将曹友闻击退。太宗八年（1236），蒙军调集50万兵力，再次大举进攻四川，宋军被迫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阴历九月，蒙军破阳平关，宋将曹友闻战死。随后，蒙古军长驱入蜀，一月之间，连续占领成都、利州、潼州三路的绝大部分州郡，兵民惨遭焚掠屠杀。当年冬，蒙军主力撤出四川，部分军队进抵长江北岸后退兵。九年，阔端引兵北上，驻扎凉州，经营吐蕃。
  《元史·赵阿哥潘传》云：“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藏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皇子阔端之镇西土也，承制以阿哥昌为迭州安抚使。”《高智耀传》又云：“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国。……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復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欲奏官之，不就。”《孟德传》亦云：“太宗即位之八年，诸王阔端命德为元帅，佩金符，领济南军攻宋徐州、光州，降其众而有其地。”从这些记载看出：阔端在皇族中的特殊地位和镇抚河西时的握权之重。
  窝阔台执政十三年后病死。壬寅（1242）年春，乃马真后临朝摄政。皇子阔端依旧“开府凉州，承制得专封拜”（《新元史》），继续镇守西凉。
  明崇祯十六年（164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成《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注）。此书详细记载了从西藏有史以来直至顾实汗之间，所有历代王朝事记和王嗣传统。书中记载：“汗（成吉思汗）有子嗣多人，一子名阿阔台。台有二子名贵由和阔端。阔端皇子曾遣多达那布西征入藏，其攻战之术，虽大自天亦生畏惧，而以之加诸藏地，故金藏莫不为之慑服……并遣使回到王庭。称言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若以今生圆满福报而论，此赡部洲如成吉思汗之所受享，再无过者。倘求后世有利，则应迎致佛教大师，宜讲解脱和一切种智之道，最关紧要。未久，使臣返藏，携有迎请萨迦班智达之函扎，及下达萨迦法主之敕令。甲门来到萨迦，宣王旨意。”“继后，师应霍尔汗王之命，前往汉霍等地，故能于此殊方绝域，以不可计量之身、语、意三密事业，光显如来之圣教也。适汗王为地祗龙神所祟，师作至上无畏之布施，使其解脱疾苦。……最后，大师庄严之化身，则收入于此幻化寺中而圆寂也。”这些记述，与史实基本相符。“赴霍尔汗王之命”即“赴西凉阔端大王之命”。
  太宗十一年（1239）秋，蒙古大将多达那布等奉阔端之命领兵进入前藏。在前往藏区的途中遇到藏族民众和武装僧人的反抗，双方发生冲突，各有伤亡。蒙古军杀害了几百名僧人，并烧毁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此后，多达那布在藏区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次年，他返回凉州，将了解到的西藏社会状况、地方僧俗势力及各教派的情况，向阔端作了汇报，并呈《请求迎谁为宜的详禀》，建议迎请萨班作为代表，来凉州磋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阔端采纳了多达那布的建议。
  乃马真后三年（1244）八月，阔端再次派遣多达那布入藏。这次多达那布是以金字使者的身份前往，以多尔斯衮为正使组成使团。他们带着阔端的《邀请诏书》和许多礼物来到西藏（见《萨迦世系史》）。
  为了雪域民众的安危和长远利益，萨班接受了阔端的邀请。于乃马真后三年底，不顾63岁的高龄，携其侄八思巴（10岁）、恰那多吉（6岁）以及精通五明的一些学者，从后藏萨迦起程，经过两年的艰辛跋涉，至五年（1246）八月抵达凉州。但此时的阔端远在蒙古高原的和林参加推举贵由继任大汗的会议，萨班未能见到阔端。直到定宗二年（1247）年初，阔端从和林返回，他们终于在凉州会面。
  这一年，萨班与阔端分别作为西藏僧俗各界代表和蒙古汗国代表，就西藏归顺问题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史称“凉州会盟”。经双方磋商，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由萨班给卫藏各僧俗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一起归顺，这就是著名的《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信中详述了归顺与否对于佛法和世俗权力的利害关系，以及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派官设治、交纳贡赋、萨迦与其他官员僧俗共管西藏事务等意见，奠定了至元十六年（1279）以后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行政管理的基础，萨迦派由此也取得了卫藏地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地位。
  宪宗元年（1251）阴历六月，在蒙古本土三河源头的阔帖兀阿兰之地召开了忽里尔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术赤系、拖雷系诸王、东道诸王，以及一部分察合台系诸王和窝阔台的六子合丹、七子灭里、孙子蒙哥都。虽然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多数后裔不参加会议进行抵制，但大会仍然如期举行。蒙哥得到术赤之子拔都、别儿哥相助，登上了蒙古汗国第四任大汗的宝座，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家族。成吉思汗的子孙间开始了内讧和杀戮，蒙古汗国内部出现了裂痕。《元史·宪宗本纪》记载：即位伊始，蒙哥汗就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负责人选都重新作了安排。特意命同母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政大权，治理蒙古、汉地民户，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吐蕃地区等都属忽必烈管辖。宪宗二年八月，蒙哥汗“驻跸和林。分迁诸王於各所：合丹於别石八里地，蔑里於叶儿的石河，海都於海押立地，别儿哥於曲儿只地，脱脱於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於没脱赤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於军营。”合丹、灭里，皆窝阔台之子。海都，合失子；脱脱，哈刺察儿子；蒙哥都，阔端子；皆窝阔台之孙。乞里吉忽帖尼，窝阔台三皇后。失烈门，阔出子，窝阔台孙，后被投水溺死。也速即也速蒙哥，察合台子。孛里（不里），察合台孙，实际被杀。和只（忽察）、纳忽（脑忽），贵由子，窝阔台孙。也孙脱，察合台孙。别儿哥，蒙哥即位时的拥立者，术赤次子。蒙哥汗毫不留情地追究、肖弱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后王等反对其即位的势力，严厉惩罚企图发动政变的堂兄弟们。前摄政皇后海迷失被审后缝入一个口袋投水淹死。失烈门的生母合答失赤，贵由汗的亲信、镇守波斯军队最高统帅野只吉带以及失烈门、脑忽和忽秃黑（哈刺察儿子）三王的亲信七十多人，也因参与夺权密谋而被处死。窝阔台诸后妃的家赀也被分赐给拖雷系亲王。
  随后，窝阔台汗国被划分为六个小王国，使窝阔台家族不能形成威胁汗位的力量。分别由合丹、灭里、脱脱、海都等治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他的旧部，另委亲王统带。只有阔端诸子仍保留封地和军队。但剥夺了阔端独治吐蕃的权力。不久，蒙哥汗下令处死了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也速蒙哥，由哈刺旭烈兀接任察合台汗国的可汗。
  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记载：当窝阔台合罕家族的成员谋叛蒙哥合罕时，他们的军队都被夺走了，除阔端诸子的军队以外，全部被分配掉了。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蒙哥汗是将窝阔台系宗王的千户军队由原先的八千户削减至三千户。阔端诸子的三千户军队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所属的逊都思部等军队与拖雷家族关系密切，致使阔端诸子对蒙哥汗等一直十分友好。
  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记载：1252年8月，蒙哥到达和林，在那里，他完全制服了他的敌人，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追究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罪状，在这以前，她一直是被宽恕的……窝阔台系只有两支，例外地没有遭到迫害，这就是阔端与合丹。合丹对于‘密谋’丝毫没有参与，他和忽必烈关系很密切，将来成为忽必烈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另外，阔端的儿子们曾主动地及时到达蒙哥那里向他致以应尽的敬礼。
  《多桑蒙古史》亦载：“……谪窝阔台诸子于各地，夺其父所遗之部兵，以畀翊戴无贰心之诸王。惟合丹灭里二王及阔端诸王早诚心归命，不仅未夺其兵，且各以窝阔台之斡耳朵一所，后妃一人赐之。蒙哥究违命诸臣，遣使至各地，凡附窝阔台系者，皆逮治之。”
  经过汗位争夺战，窝阔台和察合台系诸王势力倍受打击，而蒙哥和拔都的力量得到了增强。因此，蒙哥即位后，蒙古汗国主要掌控在拖雷系和术赤系诸王的手中。窝阔台系这一支血脉就衰落了，仅保留了一块“窝阔台后王封地”。拉施特说：“自此不幸时代以后，蒙古遂受内乱之害，诸王似忘成吉思汗和睦保国之遗训。”
  至此，“黄金家族”的内部斗争得以平息，蒙哥通过对异己势力的严厉镇压，巩固了汗位，开始着手处理国事。
  宪宗元年，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享年70岁。他的16岁的侄子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五祖。根据阔端的意旨，在凉州幻化寺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灵塔，以安葬萨班的灵骨。
  就在同一年末，阔端也病殁于凉州。据清初蒙古族史家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记载：阔端于蒙哥元年（1251）去世，时年46岁。从《元史》中也可看出，阔端的行事重点在窝阔台执政和乃马真氏称制时期，蒙哥即位后渐趋消失。因此判断：《蒙古源流》的说法是可信的。
  阔端病死后，蒙哥汗诏命阔端长子蒙哥都承袭西凉王王位，镇守河西。自此以后，西凉王受忽必烈亲王节制。蒙哥都的事迹，曾在《元朝秘史·长子出征》一节的叙述中出现。宪宗八年（1258），蒙哥汗征宋攻蜀的战争中，蒙哥都随征于西路军。十一月，“诸王蒙哥都攻礼义山不克”；九年，“诸王蒙哥都復攻渠州礼义山”。
  明宣德五年（1430），由国师锁南监参募集资金，对幻化寺进行了重修。《重修凉州百塔志》碑文中云：“凉州为河西之重镇，距城东南四十里有故寺，俗名百塔，不知起于何代，原其本乃前元也燀火端王重修，请致帝师撤失加班支答居焉。师后化于本寺，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元季兵焚，颓毁殆尽，瓦砾仅存。宣德四年，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因过于寺，悯其无存。乃募缘重修寺塔，请命于朝，赐寺曰：庄严。……”碑文中的人名“也燀火端王”即阔端，“撤失加班支答”即萨迦班智达。均为同一人名的异译。《中华大字典》释文为：“燀，党旱切，音亶（胆），旱韵。”蒙古语“亦（也）赫（燀）”是汉语“大”的意思。凉州“也燀火端王”就是“凉州大阔端王”，即凉州阔端大王。
  清康熙年间，再次重修幻化寺，并立碑记载。《重修白塔碑记》中云：“若白塔不知创自何代，近翻译番经，知系果诞王从乌斯藏敦请神僧名板只达者来凉，即供奉于白塔寺，时年已六旬矣。……”“果诞王”即阔端王；“板只达”即萨迦班智达；“乌斯藏”即卫藏，指今天的西藏。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阔端不是永昌王，而是窝阔台汗封授的以地制名的西凉王、凉州大王。
  二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永昌王宪宗元年末，阔端在凉州病故。长子蒙哥都承袭西凉王，镇守其父河西封地。二年八月，蒙哥汗下令分迁诸王到各驻所时，将凉州大王蒙哥都迁徙至“扩端所居地之西”，那里有窝阔台的世袭领地。阔端的河西封地又命其三子只必帖木儿镇守。在祁连山的南麓北麓，直至焉支山下的广阔草原上设有蒙古汗国的皇家牧场，为汗廷供给了无数的优良战马。阔端驻牧设帐，驻夏行宫在永昌皇城滩，驻冬之所在西凉府。因此，只必帖木儿的镇所设在永昌。三年（1253），蒙哥汗以中州封宗亲，赐封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
  宪宗六年（1256）春，蒙哥汗在蒙古中部举行忽里尔台会议，诸王移相哥、驸马也速儿等提议尽快征伐南宋。蒙哥汗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对这次亲征南宋，蒙哥汗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幼弟阿里不哥和皇子玉龙答失留守和林，主持蒙古汗国庶政，管理漠北千户军队和诸斡耳朵宫帐。进攻南宋的军队分为东、西、南三路。东路军由诸王塔察儿率领，攻略荆襄。因进军不利，改派忽必烈统领，侵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西路军随蒙哥汗出发，进攻川蜀。西凉袭王蒙哥都随征。南路军是兀良合台所率的云南蒙古军和蛮焚军一万三千，进攻路线是经广西、贵州趋潭州（今长沙）。三路军队总数10余万，试图对南宋实施三面围攻，这显然是一次旨在灭亡南宋的战略性大进军。
  蒙哥汗于八年（1258）阴历十月取道汉中抵达利州。在巩昌总帅汪德臣的协助下，蒙哥所统军队渡嘉陵江和白水江，攻取地势险要的苦竹隘。又沿嘉陵江东下，拔南宋潼川府治长宁山城，招降阆州大获城及运山、青居、大良等城。年底，蒙古军顺嘉陵江南下，欲进攻南宋在四川的大本营重庆。没料到在重庆北的钓鱼山遇到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
  九年阴历二月，蒙哥汗在扫清外围之后，亲自督促蒙古军和汉军对钓鱼城展开强攻。但连续攻战五个月，损兵折将，未能破城。连为蒙哥充当御前先锋的汪德臣，也在攻城时负伤“感疾”而亡。七月，蜀川一带暑热难忍，军中瘟疫流行。蒙古军只好暂时停止对钓鱼城的进攻，转而南攻重庆。而蒙哥竟在转移营地途中，病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时年52岁，在位9年。蒙古军丧失主帅，随征军除汪氏和纽磷的军队留下外，其余都随蒙哥的儿子阿速台从重庆府、合州等地撤兵北返。
  蒙哥汗猝死以后，蒙古人停下了西征的脚步，也终止了南侵宋朝的行动。然而，在周边世界得以喘息之时，蒙古的权贵们却又为争夺汗位而展开了内斗。
  蒙哥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这就为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留下了空间。
  统领漠南中原事务之后，忽必烈打破蒙古部族的传统统治政策，起用儒者，尝试“以汉法治汉地”。宪宗六年春，忽必烈决定改革在桓州、抚州间设帐而居的状况，下令在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修筑新城，营建宫室房舍，三年后建成，定名为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作为王府常驻之所。开平府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地区之间，地势冲要，既便于与和林的大汗相联系，也有利于控制中原。开平的兴建，显示忽必烈以儒臣治理汉地的统治方式已初见成效。
  中统元年（1260）阴历三月，忽必烈抵达自己的王府所在地开平。在诸王的建议下，忽必烈在开平自行召开了忽里尔台大会。
  在塔察儿的提名和推举下，忽必烈登上了大宝之位，年46岁。四月，颁即位诏于天下，宣称：“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
  四月，阿里不哥在哈刺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也召开了选汗的忽里尔台会议。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多数是成吉思汗直系的西道各支宗王。在这一部分蒙古汗廷宗王和权臣们的拥立下，阿里不哥也称汗即位。
  这样，蒙古汗国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分别是拖雷的两个儿子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二人曾经派出许多急使，进行谈判和交涉。但因双方互不相让，未能达成协议，只能诉诸武力。
  关陇之战的序幕是在中统元年（1260）五月拉开的。
  蒙哥汗亲征川蜀时，曾留浑都海部4万骑兵屯戍六盘山。他攻打合州殁于钓鱼山之后，随他进攻南宋的蒙古军和汉军大部分由他的儿子阿速台统领，向北移动。阿里不哥即命部将阿蓝答儿为阿速台所领这支军队的主帅。浑都海率所部军队离开六盘山，西渡黄河，直趋甘州。阿蓝答儿自和林率军南下接应，遂与浑都海会合。阿蓝答儿、浑都海遂合军东攻西凉府只必帖木儿王领地。
  八春、汪良臣二军奉命西去御敌，与浑都海军相持两月，未见分晓。九月，合丹大王及诸王哈必赤、阿曷马等率骑兵参战，会同八春、汪良臣部与阿蓝答儿、浑都海在甘州东删丹附近的耀碑谷展开决战。
  忽必烈委任西道诸王合丹为全军统帅，统一号令指挥，分三路以迎敌。合丹列阵于北，八春列阵于南，汪良臣列阵于中。时值大风吹沙，天色阴晦，汪良臣命令军士下马，用短兵器突然袭击敌军左翼，绕出阵后，又击溃右翼。八春直捣敌军前部，合丹指挥精锐骑兵截断敌军归路，大败敌军，斩阿蓝答儿和浑都海，杀伤俘虏不计其数。只有部分残军逃回到吉儿吉思——阿里不哥的封地。
  为了震慑敌人，稳定局势，京兆等路宜抚使廉希宪命令将阿蓝答儿、浑都海枭首于京兆（西安）示众三日。关陇之战遂以忽必烈的胜利而告终，西土悉平。
  随后，忽必烈立即转入主战场，就以成吉思汗的嫡孙和拖雷诸子的兄长身份乘胜去逐鹿蒙古本土漠北，统军进攻和林，亲征昔木土，大获全胜。战胜了阿里不哥，夺回了漠北的控制权，证明自己是合乎蒙古传统的大汗。
  中统五年（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不得不南下归降忽必烈。第二年秋天，阿里不哥病死。
  为了庆祝阿里不哥的归降和蒙古汗国的重新统一，是年八月，忽必烈特意将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以示否往泰来和鼎新革故之义。
  至元元年（1264）八月，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废除“大蒙古”国号，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之意）。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灭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经过以上历史脉络的梳理，具体问题渐趋显现，为我们解读史料铺垫了基础。现将《元史》中有关资料列录如下：
  《按竺迩传》：“中统元年，世祖即位，亲王有异谋者，其将阿蓝答儿、浑都海图据关陇。时按竺迩以老，委军於其子。帝遣宗王合丹、哈必赤、阿曷马西讨。按竺迩曰：‘今内难方殷，浸乱关陇，岂臣子安卧之时耶？吾虽老，尚能破贼。’遂引兵出删丹之耀碑谷，从阿曷马，与之合战。会大风，昼晦，战至晡，大败之，斩馘无算。按竺迩与总帅汪良臣获阿蓝答儿、浑都海等。捷闻，帝锡玺书褒美，赐弓矢锦衣。”
  《廉希宪传》：“诏以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浑都海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阿蓝答儿復自和林提兵与之合，分结陇、蜀诸将，又使纽磷兄宿敦为书招纽磷。……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希宪力言不可，乃止。会亲王合丹及汪良臣、八春等合兵復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得二叛首以送，枭之京兆市。”
  《李忽兰吉传》：“中统元年，德臣子惟正袭总帅，至青居。五月，忽兰吉等赴上都。时浑都海据六盘山以叛，世祖遣忽兰吉亟还，与汪良臣发所统二十四州兵追袭之。十月，从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纳忽石温之地，力战，杀浑都海等於阵，余党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巩昌後元帅，赐金币、鞍马、弓矢。九月，火都叛於西蕃点西岭，汪维正帅师袭之，至怯里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诏宗王只必铁木儿，以答刺海、察吉里、速木赤将蒙古军二千，忽兰吉将总率军一千，追袭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
  《赵阿哥潘传》：“（赵阿哥潘）子重喜，始给侍皇子阔端为亲卫。……中统四年，从讨忽都、达吉、散竹台等，克之，只必帖木儿王承制，使袭父职为元帅。入觐，赐金虎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
  《世祖纪一》：“（中统元年）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刺忽儿、合丹、忽刺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诸王塔察儿、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儿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自是岁以为常。”
  《世祖纪二》：“（中统四年）八月，甲子，以西凉经兵，居民困弊，给钞赈之，仍免租赋三年。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丙寅，以诸王只必帖木儿部民困乏，赐银二万两给之。”
  《世祖纪三》：“（至元二年）九月丁亥，赏诸王只必帖木儿麾下河西战功银二百五十两。……十一月辛丑，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
  《世祖纪四》：“（至元九年）十一月壬戍，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地理志三》：“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
  《世祖纪九》：“（至元二十年）冬十月，癸卯，诸王只必帖木儿请括阅常德府分地民户，不许。……十一月，丁已，诸王只必帖木儿请於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役，从之。”
  《食货志三·岁赐》：“太宗子阔端太子位：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段五十匹。五户丝，丙申年，分拨东平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延祐六年，实有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户，计丝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户，计钞一千九百九锭。”
  以上所选材料十一则，可以分为四类，透过复杂的现象，从中追寻隐没的历史，我们解读到以下的内容：
  首先，关陇战役的情况。中统元年三月，世祖即位，四月一日设立了总领全国政事的机构中书省，也称都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五月，下令设置十路宣抚司，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路之下设府、州、县。并拉开了关陇之战的序幕。4则史料中，关陇战役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交代的十分清楚。关陇战役的地域在西凉府，只必帖木儿的镇守领地。材料均提到其人。执毕帖木儿、只必铁木儿即只必帖木儿，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早已考证过。译音无定字。这是《元史》中译名不一贯的习惯所致。中统伊始以来，频称只必帖木儿为“西土亲王”“宗王”和“王”，客观的表明：在忽必烈争位以前，只必帖木儿就是蒙古宗室的诸侯王，继承了阔端的世袭封地。
  其次，赏赐情况。第5则就是一张赏赐表，均是忽必烈争权称汗中的拥立者宗王、讨伐阿里不哥有功者和皇亲国戚。西凉府是兄弟二人进行争位内战的重要境域，也是饱受战火蹂躏的重灾地区。人民屡经苦难，穷困至极。而统治集团成员的只必帖木儿王是获得利益最多者之一，得到赏赐优厚者之一。
  再次，王府的修筑和永昌路的设立。忽必烈创设了宗王统兵出镇和行省治理庶事相结合的体制。统制云南、甘肃、陕西、扬州、漠北等边徼要地。中统四年（1263）阴历五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沿用宋、金旧制，继设立中书省后，再设枢密院专管全国军务，改变了此前蒙古国军队由大汗、宗王、万户长、千户长自领兵马，各自为战的军事领导体制。
  枢密院长官——院使——由皇太子兼领，只是虚衔；实际长官是副使二人，由史天泽、忽刺出担任，下设佥书枢密院事一员。为了适应对南宋军事行动的需要，还专门在地方上设立了“行枢密院”，相当于省军区司令部，负责指挥作战，管理当地军务。担任行枢密院知院的大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不能任此职。王府和官署是两个不相混淆的机构系统。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永昌府。”即是赐名称为永昌王王府，是府邸，是避暑宫殿，而不是永昌县的官署机构。西夏统治时期为“永州”。
  永昌王是镇守封地的诸侯，并非中书省或行省所辖的永昌行政机构的成员。“新城”是对“旧城”相对而言的。是对阔端原在皇城滩的驻夏“斡耳朵”——“一个帐和车的宫殿”而言的。阔端系后王在原“行帐”地域修筑新城宫殿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古代就有以故王牙帐建城的事情。如果“永昌府”是基层官署机构的话，就是“设置”“建立”，而不会是恩赐。诸侯王修府邸，在《元史》中不乏其例。《诸王表》载：“忙哥刺，至元十一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十五年薨。”安西王忙哥刺是忽必烈的正后所生的第三子。至元九年被封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京兆便是关中，是忽必列为皇子时的封地。在安西王府宫殿没有建筑以前，安西王就在浐河之西有规模盛大的王帐。安西王府宫室的修治，大概是至元十一年（1274）开始的。据《元史》，是年安西王忙哥刺加封秦王，诏命京兆尹赵炳“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赵炳传》）
  以此可以佐证：永昌王修筑的是王府。并在“新城”竣工的时间上也与安西王府建筑的时间相近。时隔六年，“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实属自然。永昌路治所在永昌城内，不仅有官署机构，当然还有王府。只必帖木儿的驻冬之所在城里，驻夏则在皇城滩的避暑宫殿。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在甘州路的甘州（今张掖）。入驻中原的蒙古诸王，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俗，所到之处就有“行帐”“行宫”。永昌路的区域，就是宋初元初的西凉府。
  最后，阔端及其后王所得的封地情况。他们不仅有窝阔台时期的“分地二十四城”“岁赐”，并有丙申年（1236）的山东东平路的五户丝分地；还有忽必烈时期的湖广行省常德路的江南户钞分地，可谓优厚之至。
  清代学者钱大听治学范围很广。史学上校勘考订古代史籍的文字、典章、史实，著有《廿二史考异》。在此名著《元史》部分，对永昌王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颇有独到的见解。在《地理志三》“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条中案语云：“世祖纪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永昌王即只必帖木儿也。《诸王表》无永昌王之名，盖当时以地名称之，未有赐印。”又在《耶律希亮传》“定宗幼子大名王”条中案语云：“《宗室表》，定宗三子，长忽察大王，次脑忽太子，次禾忽大王。此大名王当即禾忽也，因其分地在大名，即以为王号，犹只必帖木儿称永昌王也。”据《元史·地理志一》记载：“大名路，唐魏州。五代后汉改大名府。金称天雄军。元因旧名，为大名府路总管府。贵由幼子禾忽亦以地制名大名王。”钱氏之论，确为精辟。
  钱大听又在其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详论：“元常德路铸造祭器题字，正书四行，其文云：‘常德路达鲁花赤哈珊黑黑，铸造祭器壹佰二十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凉州儒学永宝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志。’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而常德路属湖广行省，本不相统，此西凉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铸造，非常例也。
  《诸王表》不载永昌王名号，唯《世主纪》：至元九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然则《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儿也。只必帖木儿为太宗第二子阔端太子之子，见于《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载，其时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漏略，无它文可证矣。《食货志》：阔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拨江南户钞常德路四万七千七百户。是常德为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铸祭器之事。”
  关于蒙古汗国的封赐情况，在《元史·诸王表》中说的较为清楚：“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规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後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初制简朴，位号无称，确是蒙古汗国游牧民族入驻中原前期的真实情况。也可从《宗室世系表》《岁赐篇》的笼统记载中看出，仅称太子、大王、王而已。至少在铁木真、窝阔台、贵由、蒙哥四朝是如此。赐爵名称的具体化，位号有称是忽必烈既定天下，大封宗亲为王时开始的，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完善的。《多桑蒙古史》也说：“成吉思汗轻视亚洲君主所习用之尊号，曾命其后裔勿采用之。所以继承诸人仅称曰汗，或可汗。诸宗王可径称其主之名，此名在书信及封册中，毫无何种荣号附丽其间。”
  综上所述，我们推定，只必帖木儿是蒙哥汗封授的以地为名的永昌王。
  《永昌县志》载故事数则
  刘克文
  读永昌老县志，常被一些感人的故事吸引，这些故事里的主人翁，有封疆大吏如毛忠、郭琥；有尚书阁老如胡执礼、王心学；有耆宿鸿儒如南宫鼎、南济汉、王裕基等，这些人的事绩见诸史志资料者多矣。而有众多的地方官吏、文人秀士，甚至平民百姓的感人故事却往往不为人知。他们或恪尽职守，造富于民；或见义勇为，舍身取义；或坚守节义，视死如归。读后使人精神振奋，不禁为世代永昌的名人志士拍案叫好。
  古人云：“志则志其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永昌县志》（乾隆、嘉庆、民国版）就是按这一原则记事的，它给后世永昌人传递的都是正能量。笔者从老县志的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等篇中选出几则故事，译成现代白话文以飨读者。同时将相关诗歌附录于后，以补充故事的完整与真实。
  一 张杰励精图治筑城安民
  张杰，甘州（今张掖市）人氏，他性格果断坚毅，很有才能，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永昌卫指挥佥事（明初沿元制永昌仍为路，洪武二十五年废路设卫，指挥佥事为卫的最高军政长官）。永昌设卫后，治所草创，百废待兴，为了加强防务，张杰在宋、元所筑永昌城的基础上整修加高城墙，使之既高峻且坚固。同时挖掘护城河，并在南城外增修廓（即外城），以防南山游牧部族和土匪的侵扰。县城内元代所建永昌王宫殿业已破败，他稍加修葺，改造为卫署。同时还整肃吏治，加强四乡各营堡的防卫能力，为人民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休养生息环境。他吏治清明，薄赋税，轻劳役，激励人民从事农牧生产，使之安居乐业。
  当时有大批流民常来河西谋生，张杰对这些流民十分关注，不堵不疏，而在卫治境内统筹安置，划给土地，修建房舍，让他们从事农耕生产。这样既使大批流民稳定下来，自食其力，又安定了社会秩序，对开发永昌乃至河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孙琦、孙祯舍生御寇受御封
  孙琦，江南合肥人，明朝永乐年间曾担任永昌卫千户之职。永乐八年（公元1411年），有山匪来犯，掳掠沿山百姓。孙琦领兵沿祁连山剿匪，所向披靡，匪首率残部逃窜。为擒贼擒王，孙琦趁胜追击，深入山中，因所部兵丁未能及时跟进，只单骑穷追不舍。当他追到距县城东南六十里的炭山口时，匪发现只有单骑一人，便倾巢反扑，将之团团围住。孙琦无所畏惧，力战群匪，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
  孙琦以身殉职的壮举上达朝廷后，明成祖朱棣赐给钱帛，并令地方厚葬他，为表彰他的忠勇，敕令其弟孙祯袭千户之职，仍镇守永昌卫。
  时隔二十四年的明宣德十年（1435年），山南虏寇又来犯境，孙祯率兵丁二十余人与来犯之贼战于哱罗口（地理位置不详），取得了胜利。贼寇败逃后，孙祯策马穷追，贼且战且退，诱其深入山中。待孙祯疲惫不堪时，山寇便合而围之，孙祯终因力尽而被杀。朝廷为旌表兄弟英烈，特赐祭并赠予“明威将军”称号。
  《县志》评论说：孙琦、孙祯兄弟俩，职务卑微，而兵士又少，却能奋不顾身，冒着生命危险去抵御犯界的匪寇，国家若尽得这样的忠勇之臣，何忧外患呢！
  永昌县博物馆院内收藏的三块石碑，其中有一块镌刻着“明威将军滕公墓誌”的碑。碑身高1.143米，宽0.77米，厚0.2米，下有碑座。碑正面除上述八个大字外其它文字已没法辨识，碑背面应当是墓主人的身世及功绩，可惜已被日月消磨、风雨侵蚀。这块碑疑为敕封“明威将军”孙祯的墓碑。
  三 汪志备公正断案为民作主
  汪志备，浙江仁和县贡生，清朝雍正九年（1731年）担任永昌知县。汪在任期间，清正廉明，一尘不染，夙兴夜寐，勤勉奉公。凡公务诉讼等职责之事，都能及时处理，从不畄滞推诿。
  雍正辛亥年（即雍正十一年），府、道衙门给永昌扩大生员入学名额，全赖汪公诤谏之力。此举为永昌的读书人进学入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汪志备尤其善于断狱判案，当时有一姓王的和一姓陆的市民合伙做生意。有一次从外地进货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们在市场卸了货，姓王的急于回家，便托付姓陆的在市场值夜看货。第二天黎明时分，姓王的赶到市场，发现生意伙伴姓陆的被人杀死，查看货物却完好无损。出了人命案，姓王的赶紧报官，县衙的佥事（负责刑讼的县吏）断定是姓王的因生意上的财务纠纷杀了同伴，把姓王的收监审讯。当县令汪志备听了佥事的汇报后，认为佥事未作调查取证就先入为主，失之武断，必有冤情。于是提姓王的询问：“平时姓陆的常和哪些人来往密切？”姓王的说：“他和市场旁居住的张某私交颇深，关系暖昧”。汪县令让衙役暗中监视、观察张某的举动。然而张某却安然自若，并无异常，因此也不能贸然抓捕。汪公再命一狡黠的狱吏暗中盯着张某，看他家中有什么异常动态，终于发现了他杀死陆某的蛛丝马迹。汪公令拘捕张某审讯，张某在诸多证据面前不得不交待杀死姓陆的经过。
  原来，张某见王、陆二人进货归来，且姓王的又回家去了，便前来约姓陆的去自己家饮酒。酒醉后，张某提出要偷出一批货处理了他二人私分，陆某拒绝了他的要求，觉得自己监守自盗，一来对朋友不忠，二来行迹败露为人失信，怎么立足于商界。张某见陆不从，便恶念顿生，用绳索勒死姓陆的，乘夜色把尸体搬到市场，并打算偷窃王、陆二人货物，一走了之。不料巡夜的营兵从市场经过，张某怕杀人越货的行迹败露，便偷偷溜回家中。第二天，见姓王的被捉，他便故作镇定，没事人一样静观其变。案情大白后，汪公判张某斩监候，行文上报府道衙门。
  时隔不久，即乾隆元年（1736年），汪公调职武威。前来永昌接任知县的叫翁维宁，浙江钱塘人。翁上任后，张家人便贿赂翁知县，企图为张某翻案。翁知县受贿后便唆使张某反供，并将姓王的再次拿来严刑拷问。王父情急无奈，便去武威找汪公诉冤。汪公替王父写了诉状，让他去府台衙门申诉。知府对此案作了查证，认定汪志备原判案件证据确凿，量刑准确；而翁维宁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应受查处；张某杀人事实清楚，维持原判。翁县令到职不到一年便被革职查办。
  此案终结后，永昌民众舆论大快。
  四 蒋应蕃、应兰杀身成仁千秋正气
  蒋应蕃、应兰兄弟，世居永昌县新城堡（今新城子镇）。兄弟耕读传家，并为儒生，常以儒家仁义道德相勉励。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南山游牧部族叛匪侵入，当时，永昌副将刘绍宗传令西南各营守备，但宜关门坚守，不许出兵抵御。结果叛匪肆无忌惮，大行烧杀抢掠。因官兵的不抵抗，区区百十骑叛匪，便使老百姓少壮者逃窜奔命，老弱者哀号躲避。凡匪众闯入人家，主人必跪迎，任其抢掠牛马财物方可免于一死，不然，便杀人放火，洗劫一空。
  当新城城堡被攻破后，蒋氏兄弟料定在劫难逃，相顾说：“我们既然读孔孟典籍，就明白道义比生命重要，与其奴颜婢膝任叛匪凌辱而苟活，不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于是集妻子儿女，使其服毒而死。然后在庭堂房舍堆集柴草点燃，应蕃、应兰在熊熊烈火中先后刎颈自杀。可怜蒋氏一家共九人遇难。
  事后，县府教授（负责文化教育的官吏）高子颖上新城堡表彰蒋氏兄弟的悲壮义举，赞叹他们舍生取义的行为是多么的悲天悯人。蒋应蕃、应兰还有一同胞兄弟应葳，当天清早因媳妇娘家有事，他们一同带孩子去了丈母娘家，因此而幸免于难，蒋氏嗣祀得以延续，可见苍天有眼。县令将蒋氏兄弟杀身成仁的悲壮事迹上达朝廷，他们的姓名便可载入史册，留名青史。
  《永昌县志》（嘉庆版）“艺文”篇里有南宫鼎新城行二首，其一为蒋生应蕃、应兰作，现录如下：
  为蒋生应蕃、应兰作
  南宫鼎
  平羌山口羌不平，协帅飞檄西南营；
  但宜扃守毋往御，骄虏自是入新城；
  驰掠无过百十骑，片甲不来夫何忌；
  少壮奔窜老哀号，蒋生同怀同道又同志；
  垒门挈鸠各喻妻，匪族须臾瞰深闺；
  旋呼大小女若子，啖贼宁随爷娘死；
  药罢聚薪燔其家，望望白骨化丹霞；
  朔风飘瞥栋梁烬，伯仲后先饮霜刃；
  岂无盘金跽献获，全躯予膝肯屈犬羊奴！
  亦思困兽图穷犹一斗，只此忠信当甲胄；
  裁决尽室谁生存，云破天关招九魂；
  吁，嗟乎！
  葛累安能庇本根？
  所幸季弟邀冥佑，侵晨伴送归宁妇；
  侦俟氛定始言旋，苦敖极馁今有后；
  县令具书达朝廷，姓字长与史俱青；
  春秋祭享丰血食，百倍村祠牲醴馨；
  吁，嗟乎！
  霄壤升沉等闲事，初非殉名但殉义；
  千秋正气文山歌，家国虽殊心不二。
  五 赵大鲎洁身殉义，妻李氏守节终生
  赵大鲎，秀才，永昌新城堡人。清雍正初年，南山匪夷作乱，攻破堡寨，大鲎被贼众杀窖。他的妻子李氏年方二十，且怀数月身孕。当她得知丈夫遇难后，将要悬梁自尽，殉夫而死，但转念又想，丈夫尚无子嗣，旋即放弃自尽之举，带三尺古剑一把，藏匿于庄内菜窖之中。山夷攻庄未成，在堡内掳掠后，呼啸而去，故李氏幸免于难。
  后来李氏生一子，她含辛茹苦，将孩子养大成人，娶了媳妇，生了孙子。因她勤俭持家，家计逐渐好转，李氏子孝媳贤，孙子们绕膝嬉戏，大可告慰丈夫在天之灵。李氏守节终生，六十多岁去世。
  《永昌县志》（嘉庆版）有南宫鼎新城行二首，其二为赵大鲎暨其节配李氏作，现录如下：
  为赵大鲎暨其节配李氏作
  雪峰俯新城，多有灵气贮；
  蒋氏钟二难，谁与踵其武。
  磊落赵生知道仁，读书好义程先民；
  山寇围庄度不免，白璧怎令玷风尘；
  士也见危当授命，冠沐从容巾袍正；
  仰面饮药游帝乡，少妇声吞抱贞性；
  雌燕伏卵泥堕梁，结缳梁上素练长；
  玉韫在石珠怀水，行与俱逝夫应伤；
  女媭石盖堂北穴，未到泉台此幽闭；
  古剑三尺依妾身，虏来妾身化冰雪；
  虏竟不来天相之，出穴营葬产佳儿；
  儿強诸孙已绕膝，六十从夫岂为迟？
  六 白辅宸振臂一呼，破挞虏保全两寨
  白辅宸，武举人出身。他的父亲白斗为永昌水泉营守备。南山虏匪作乱时，永昌协副将刘绍宗下令，叫西南各营坚守不御，致使匪气焰嚣张，仅百十骑便攻破新城堡，进行抢掠烧杀。当消息传到水泉营时，白斗因上峰有令，只能按兵不动。白辅宸不顾父亲阻挠，擐甲执戈高呼：“有能驱杀虏匪者，跟我来！”营中兵士及民众被他的壮举所感奋，纷纷拿起兵器，跟他去燕支山下高古城之西抵御匪寇。匪寇见从西北杀来一队人马，犹如猛虎扑食，便望风而逃。因此，高古、水泉两处堡寨赖以辅宸之力而未遭到山虏祸害。县令赞誉辅宸是忠勇之士，保全了两处堡寨应予嘉奖，辅宸听了吓得不寒而栗。他知道这个功若归于自己，那么父亲便会因失职而获罪，所以宁死也不能接受嘉奖。众人被他的至诚与孝心感动，就把驱逐虏寇保全两堡的功劳归于他的父亲白斗守备。
  协帅副将刘绍宗下令各营坚守不出，贻误战机，致使新城堡被陷，人民惨遭屠戮，被抢去财粮牛马无数，故朝廷降罪，将其处死。白斗却成了漏网之鱼，这全是其子辅宸的一片孝心啊！
  《永昌县志》（嘉庆版）有南宫鼎诗“水泉行为守备白斗子武举辅宸作”，现录如下：
  水泉行为守备白斗子武举辅宸作
  唐宋元路边防重，战绩近推祁忠勇；
  白斗蝟缩失戎机，僵守协檄山难动；
  有子辅宸果力多谋伟丈夫，挽戈牵骑长街呼；
  枯坐空复弃家室，从我尽断累累腥头颅！
  父老传言击社鼓，兵民挺刃一时聚；
  争似攫兔疾于鹰，不道吠庞猛如虎；
  燕支山下风怒号，群夷胆破飞奔逃；
  佥曰白君义士亦勇士，生全两堡洵足豪；
  宸也闻之寒栗股，归予功兮死予父；
  众喻厥指哀其诚，若翁从此冒虚声；
  以故后来协副法无爽，水泉潜鳞独漏网；
  往事纷纷传至今，应知当年孝子心。
  七 农夫郭耀率乡民拒寇而献身
  郭耀，身材魁梧，膂力过人且有侠肝义胆。清雍正初年，南山虏寇犯境，因副将刘绍宗不予抵抗，不遣一兵一卒，致使寇气焰嚣张，竟然到县城南郊村庄戮掠。乡民有老人小孩跑到城下，哀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避难，守城兵士没有主帅命令不敢擅自开门，只好用绳索把他们从城墙吊入城中。郭耀见状，义愤填膺，恨自已不能作为国家的偏、裨将帅而杀敌安民，于是立即沿村号召纠集一些青壮乡民，操起锄头锨镐等农具，跟随郭耀奋勇御寇。虏寇见人多势众，便退却了。
  稍后，虏寇发现来者并非官兵而是农夫，便卷土重来，众乡民终究难敌匪寇，溃散而去。郭耀却毫不退缩，只身与贼搏斗，只到坐马无力跌倒而被虏寇捕捉并杀害。
  《永昌县志》（嘉庆版）“艺文”篇有南宫鼎诗“城南行为郭耀作”抄录如下：
  城南行为郭耀作
  郭耀田家子，高阳徒与随；
  血性贯金石，虎气腾须眉；
  山夷肆焚掠，老幼啼城垂；
  门闭不得入，胡能免疮痍；
  壮士愤长叹，营哨傥未知；
  自惴屯骨粗，恨未列偏裨；
  沿村纠众力，蜂集受指麾；
  农器为剑戟，神帜为旌旗；
  风趋吼鸣雷，鸟兽各奔驰；
  缓急须度势，我寡毋轻逐；
  寇去乃复来，群溃身孑遗；
  丈夫立天地，志定谁可移；
  雄关一人守，坏厦一木支；
  马踣卒见杀，豹死畄其皮；
  铃阁尚高卧卜，延颈能几时。
  （作者系原永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祝巍山先生历史文物研究述要
  李勇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诸多原因，金昌历史文物研究成果较少，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93年，随着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的编纂出版，永昌史志工作者开始关注历史文物、地方史研究，推出了一批文章专著，其中贡献较大者为祝巍山、谢翔云[1]、何登焕[2]等先生。
  祝巍山（1938—2017），字季臣，笔名碧野，甘肃永昌人，副编审。出生农民家庭，自幼好学。1956年参加工作后，长期从事文秘工作，当过党校理论教员。期间参加过“中华函授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三年学习，属于典型的自学成才。1985年任永昌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县志主编。198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开办方志学系，祝巍山成为首批方志学大专毕业生。1999年退休，2017年8月10日逝世，享年83岁。
  自1986年起，祝巍山先生发表文章200多篇，编著或主编《永昌县志》《金昌史话》等书籍10部，在方志学研究、文物研究、地方史研究、散文诗词创作、历史轶事和传说故事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祝巍山先生方志学论著成果，已有多篇文章记述，[3]兹不赘述。本文主要介绍祝巍山先生文物、地方史研究领域主要学术成果，以表缅怀之情。
  一 文物研究
  （一）金昌文物综合研究
  20世纪80年代，祝巍山主编《永昌县志》期间，深刻认识到文物在地方志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打破已有惯例，将“文物”章节从《文化体育卷》中析出，单独设置《文物卷》，独立编撰古文化遗址、古城堡寨遗址、书院石窟寺庙遗址、古墓葬遗址、古建筑、石刻石碑、馆藏文物、革命文物等，共计八章11节，3.8万字，保存了大量文物资料，体现了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功能。《文物卷》编排合理，科学规范，是第一部全面展示金昌文物内涵价值的著作，出版后成为了解金昌文物的必读书目之一。1991年发表《金昌市境内新石器时期几种文化遗存与人类发展简析》，[4]对金昌境内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遗存进行了阐述。
  （二）永昌圣容寺研究
  永昌圣容寺始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历经1400余年，文物古迹异彩纷呈，典籍资料浩如烟海，是金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地域文物瑰宝的品牌影响力不足，开发利用不够，对文化旅游业的贡献率不高，被形象地总结为“有说头，没看头；有资源，没亮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物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匮乏。
  1973年至1985年，时任永昌县文教局文化干事的祝巍山参与不可移动文物普查。1973年，他与县文化馆馆长黄兴玉对圣容寺遗址进行实地调查，祝巍山发现镶砌于农户牛圈墙角的番禾瑞像佛首，组织力量运回县文化馆，予以妥善保管。该文物后被鉴定为唐代原作，国家二级文物，现已成为永昌县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1983年，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5]发表后，开启了永昌圣容寺研究的先河。祝巍山先生敏锐地察觉到这篇论文对永昌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他于1987年撰文《永昌县历史遗迹与人口发展初探》[6]，首次将番和瑞像、永昌圣容寺与莫高窟壁画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揭示阐述。随后陆续发表《刘萨诃与圣容瑞像并圣容寺》《拥抱历史的激情——记河西名寺永昌圣容寺》[7]《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辨析》《凉州瑞像头难接》[8]《永昌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9]《敦煌壁画里的刘萨诃和永昌圣容瑞像》[10]等一批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部分文章收录于他主编的《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1]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销售一空。2009年11月，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甘肃故事——永昌御山圣容寺瑞像之谜》，祝巍山先生以地方学者身份做了讲述，永昌圣容寺自此为社会公众所熟知。2016年8月，兰州大学与永昌县政府联合召开“丝绸之路与圣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借智借脑，助力发展，永昌圣容寺文物保护、研究成果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祝巍山先生对这项事业30年来的不懈努力，功不可没。
  （三）金昌金石研究
  2013年，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发起《甘肃金石录》编纂工作。年近八旬的祝巍山先生主动请缨，独自承担了编纂《甘肃金石录·金昌卷》[12]的浩大工程。据201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次清样稿统计，该著作共收录金铭、碑石、摩崖、景物四类金石286篇，35万字。其中，《胡执礼墓志铭》记载了明户部左侍郎胡执礼生平事迹，《肖淑人墓志铭碑》是研究明代西北名将伏羌侯毛忠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物资料，《清乾隆年间圣容寺修路石刻题记》为研究清代圣容寺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上述3件文物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录，均为首次公布。待先生遗著出版后，必将成为金昌文物研究领域的又一扛鼎力作。
  二地方史研究
  （一）金昌历史文化研究
  金昌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丝绸之路黄金地段，拥有5000年文明史，2200年建县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进入21世纪以来，祝巍山先生在编著《永昌史话》《金昌史话》期间，先后撰写《永昌与河西走廊宗教述略》[13]《永昌历史上的民族概况》[14]《金昌历史溯源》[15]《霍去病焉支山下战匈奴》[16]《汉代的移民实边与番和屯田》[17]《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军血战水泉堡》[18]《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永昌》[19]等一批文章，涉及金昌古代及近现代历史的众多重大事件，是了解金昌历史文化的入门读物。
  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众多仁人志士和英雄人物，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2013年以来，祝巍山先生着手编撰《河西名人选萃》。该著作分为四章，收录西汉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代表性人物67位。
  （二）永昌路治所专题研究
  元代初年，甘肃河西走廊几乎同时出现两个“永昌”地名，一为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一为今金昌市永昌县城。二地孰先孰后？由于关乎元代甘肃行省七个建制路之一——永昌路治所，清代武威、永昌地方志编著者依据《元史》等典籍简约记载，对此各执一词。当代武威、永昌文史工作者以“诸说并存”方式，分别将永昌路治所记录于本辖区地方志当中，成为一桩数百年悬而未决的公案。
  2004～2006年，祝巍山先后发表《高昌王纽林的斤留居永昌镇河西》[20]《蒙元时期阔端和斡耳朵城与永昌王、永昌路及高昌王关系探析》[21]，他指出：一，元代永昌路初设于武威，后迁至永昌县城；二，后来的高昌王纽林的斤驻军在永昌县城，王府驻地武威。
  西夏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问世，为这一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重要依据。2017年8月，笔者在鲁人勇、杨蕤等诸学者西夏地理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所载“永昌城”地名，结合清代《武威县志》《永昌县志》记载，考证认为：元代永昌路初设于西夏“永昌城”（今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先后由阔端王及其三子只必帖木儿驻守。至元九年“新城”（今永昌县城）建成后，永昌路迁移至此。至元十二年以降，高昌王纽林的斤居留永昌期间，成为西夏“永昌城”的新主人。[2
  ]总之，祝巍山先生早年对“永昌路治所”的学术观点，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祁连高耸雪含烟，书海邀游心生莲，夙愿魂系塞北月，志情更随天意旋。细将历史从头阅，研精覃思意志坚，待到春信送香时，愚人共尝桃花源”。祝巍山先生1987年创作的诗句，体现了他30年致力于历史文化事业的不懈追求。在此借用陈寅恪纪念王国维先生的碑文缅怀先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热爱故土家园之精神，崇尚历史文化之情怀，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你是一棵大树也是一片厚土——记金昌文学名家王萌鲜先生
  严羽汝
  犹记得2019年11月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时，精神矍铄，特别有精神气，走起路来步履稳健，根本不像一位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微微佝背，穿一身干练西装，饱经风霜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说起话来思维敏捷、中气十足，若不是早有了解，是很难将他与想象中的金昌文坛大家联系在一起的。在全国上下防控疫情的紧要时刻，忽闻王老师仙逝，任我如何也想不到，与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成为最后一次，但就是这仅仅一次的交流，王老师的人格魅力已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王老师一生钟情于文学，培育文学新人，揭秘骊靬文化，积极参与文化公益，乃我辈之楷模。
  一 出生于书香世家，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王萌鲜出生于书香世家，祖上都是文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根深蒂固，耳濡目染的熏陶使他从小对文学就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小学时便显露出文学天赋，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全县传阅。从小在作文中就立下宏图壮志——“我要当作家”，在初中、高中时创作的诗歌更是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瑰丽的文学梦一直激励着他不断前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主攻汉语言文学。在全国知名的大学里上学，又打开了王萌鲜的文学视野。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王萌鲜喜欢上了文学评论，那时一度崇拜的偶像是前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后来大学毕业，王萌鲜分配到中国文联，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电影艺术》当编辑，这时又接触了戏剧，乘着戏剧行业大力发展的东风，王萌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文学剧本，话剧《为了明天》、歌剧《第二小分队》等在省内外剧团编演，并获得了甘肃省优秀剧本创作奖，这都为以后创作好小说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二 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感受文学之美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为时而著”，对于读书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古往今来，文人在创作时都是倾听着时代的足音，把握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心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跳动，真正用心去感悟时代、体验时代，为时代而唱。
  王萌鲜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创作理念，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回到热爱的故土后，大量进行文学创作，创作了短篇小说《叶落无声》《白雪》《山里人》《九月》《南妈妈》等，中篇小说《青烟从古城下升起》《东边日出西边雨》等，长篇小说《骊靬书》《神矢》，累计创作小说200余万字。其中《叶落无声》是王老师最为得意的作品，荣获甘肃省庆祝建国30周年文学一等奖。小说主要描写了“十年文革”对普通农村家庭产生的影响，剖析了人性的阴暗，也呈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这部作品刚一问世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光明日报》《文艺报》相继发表，文艺报副主编刘锡成力赞其“突破了文革以前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水平”。
  王萌鲜一战成名，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化名人，作为全省唯一被甘肃省文联推荐参加中国作协中央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学习。在那时能够参加中央文学讲习所对文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耀，也就是在那里，王萌鲜和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等人成为同学，聆听周扬、丁玲这些大师的讲座。1983年，王萌鲜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甘肃省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是金昌市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三 发掘文学新人，培育坚实后备力量
  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继承与创新。王萌鲜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回来后便开班授课，把从全国最好的文学家那里学到的知识倾囊相授。1982年，在永昌文化馆举办为期两周的文学讲习班，带领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叩开了通往文学殿堂的大门，开启了新的文学征程。
  扶掖后辈，培育新人，为青年一代搭建文学平台，是王萌鲜几十年以来孜孜不辍的事，这份培育新人的坚持和执着，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王萌鲜对待文学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四 探索骊靬文化，书写文学新篇
  永昌，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有关“骊靬”及古罗马军团的传奇故事，与史实交织在一起。传说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军团远征失利，数千名将士突围后几经辗转进入西汉版图，汉王朝在今永昌县焦家庄镇骊靬村，专门设置“骊靬县”安置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外族人逐渐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但很可惜，这段传奇故事太过于久远，真真假假，谜团待解。
  这时王萌鲜主动请缨，从浩瀚古籍中翻阅骊靬文化存在的蛛丝马迹，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古籍。功夫不负苦心人，王萌鲜从文献中获得一些资料。王萌鲜发表文章《骊靬——千古之谜解》《关于骊靬的几个问题》《一批古罗马军人在永昌落户记》等，并出版长篇文学作品《骊靬书》，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骊靬文学新篇的书写，填补了骊靬文化的空白，为永昌当地文化又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 寄语文学青年，撑起金昌未来的文学蓝天
  王萌鲜对金昌文学发展的未来及新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寄予厚望。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总结了“五个一”与人共勉：一位老师、一个根据地、一份刊物、一个对手、一个笔记本。一位老师，这个老师是文学启蒙的老师，可以是真实的老师，也可以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一个根据地，具体指创作体裁，选定自己喜爱的文学体裁，小说、散文、诗歌等；一份刊物，保持阅读习惯，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会受益终身；一个对手，好的对手能够成就更加强大、自信的自己；一个笔记本，文学创作中灵感非常重要，有了好的想法应立刻抓住这难得的瞬间，记录下来，灵感与才情相遇会碰撞出灿烂的火花。
  金昌市作协近几年发展态势迅猛，全市会员170余人，省级会员70多人，国家级会员5人，正处于比任何时候都好的时代，在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王萌鲜希望作协能更多的举办笔会、研讨会等活动，一方面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自身文学素养。
  王萌鲜和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在八十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著碑记、赋颂辞、书赞语，为永昌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萌鲜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始终坚持高远的文学理想，在小说、戏剧、历史研究等艺术探索上，坚持人文主义的创作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以对现实的思考，和深入生活的观察，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时代精神，让我们向王老师的艺术人生致敬。
  王萌鲜先生简介：
  王萌鲜（1937年6月—2020年2月），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协原理事，金昌市文联原副主席、金昌市作协第一、二、三届主席。创作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叶落无声》《白雪》《山里人》《九月》《南妈妈》等，中篇小说《青烟从古城墙下升起》《东边日出西边雨》等，长篇小说《骊靬书》《神矢》，其中短篇小说《叶落无声》获甘肃省庆祝建国30周年文学一等奖，《山里人》获1984年甘肃省优秀创作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开班授课，影响和教导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极大地推动了金昌文学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金昌市文联《西风》文学编辑，金昌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笔耕不辍芳草弥青——刘克文先生的史志生涯
  吴有贤
  初识刘克文先生是在1980年前后，那时我们都在乡镇中学任教，后又同时担任了各自中学的教导主任。因工作关系，相互之间的接触慢慢地多了起来。再后来，因和克文先生都多年从事史志、民俗类编研工作，期间我亲耳聆听过他的教导、亲眼目睹过他的辛劳、亲手捧读过他的著作，从中对先生的品格、学识和著作敬佩已久。
  刘克文先生是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1943年2月，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社会科学系列助理研究员。1978年，教育事业拨乱反正，他被选拔到永昌县北海子中学任教。从事教育工作后，深感责任重大，为尽快胜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他殚精竭虑、奋发图强，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翌年，通过考试被录用为国家中学教师。由于教学业绩突出，1984年担任北海子中学教导主任。
  1986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被县文化教育局选调编纂《永昌县文化志》。修志是一门全新的、深奥的、严谨的学问，如何去面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不负领导重托，偌大的困难他没推托。进入角色后，在搜索有关资料的同时，自学一些关于史志编纂的知识。功夫不昧苦心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完成了《永昌县文化志》的征求意见稿，得到了县内文化界和县志办审稿会的充分肯定和好评，后经修改，被新编《永昌县志》（1993年版）采用。
  1987年，他被调到中共永昌县委党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从此便正式进入史志编撰与研究这个行当。每当工作有了新的变更，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使之尽快进入角色，对自己所干的工作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学海无涯苦作舟”，在工作之余，自学汉语言文学大专教材，由于原来高中的学业底子好，加上工作实践中的拼搏与努力，在两年时间里，通过了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了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与编撰属史学范畴，要求编撰人员要具备马列主义史观和深厚的史学、文学基础知识，还需要甘于清苦、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文先生深知翻阅择录历史档案资料、采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提炼、编写史书是一项枯燥乏味的事，需要的是高度的耐心和责任心。他除了将县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从1949年到1994年按年份、种类推盘查阅外，还根据需要到武威地区档案馆、金昌市档案馆和兰州军区档案馆等处查阅档案。经过一年多时间，从数千卷档案中摘录原始资料数百万字，为编写《中共永昌县党史大事记》和一些专题资料积累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县委党史办人员编制少，只有一二人，工作经费缺乏，工作任务既繁重又紧迫，这就需要自加压力、自我鞭策，需要一股韧劲。就凭这股韧劲，先生于1994年完成了《中共永昌县党史大事记》的编纂、征求意见、精改、审定等项工作，于1995年10月内部印刷出版。《大事记》出书后，得到了省市党史研究室和有关专家的好评。之后，他又着手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永昌党史专题资料的编研工作。在聘请的两位离退休老同志的帮助下，从1994年开始，由刘克文先生主编，每年完成一辑党史专题资料的编撰出版工作，相继编印了《发展是硬道理》——永昌县1992至1993年综合体制改革综述、《沉痛的历史教训》《建政、镇反、土改》《“文革”与“四清”》等党史专题资料共5辑140多万字。为查阅研究中国共产党永昌县历史汇集了详实的、系统的成册资料。这是先生记录传承永昌党史、教育激励永昌民众的重大贡献。在资料编研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力求编辑出版的资料具备科学性、准确性和知识性。作为编者的他，在工作中不断开拓视野，对历史的认知不断注入新的理念。由于编研成果显著，县委党史办（后纳入组织部）被多次评为全省党史工作先进单位。
  在编研党史资料的工作间隙，先生利用查阅档案时收集的一些近代永昌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点滴史料，为市、县两级政协文史资料编写了脍炙人口的稿件数十篇。如文化遗产方面的《永昌社火秧歌》《永昌民歌漫谈》《一枝民间艺术奇葩——念卷》《大跃进时期的永昌民歌》《永昌毛卜刺的卐字灯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有《永昌民主建政》《1957年查产斗争始末》《7432斤小麦亩产“卫星”产生及万斤县计划制定的前前后后》《下洼子万人大会》《1959年的直峡山水利工程》《人民公社化运动》《永昌县大炼钢铁始末》《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典型——焦家庄农业合作社》《农业学大寨建成大寨县》等；历史人物小传及简介有《狄万川小传》《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张中科》《赵国维烈士生平简介》《释宝藏小传》《袖珍和尚王照明》等；历史考研方面的有《金昌历史上十大佛教寺庙》《半段残碑话瑞像》《毛忠母亲及其墓志铭》《永昌历史上的名将毛忠及其家世》《明故恩荣寿官毛公之墓碑》《永昌种棉史》等。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永昌的研究课题，是永昌党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文先生在潜心编撰社会主义时期永昌党史资料的同时，广泛涉猎有关西路军的历史资料，收集有关资料与信息，为前来永昌缅怀先烈的各界人士宣讲有关西路军在永昌建政、作战以及永昌人民在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为西路军提供后勤保障工作、掩护营救伤病员和流落人员的历史事实。为前来永昌采访、拍摄影视资料的全国各大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上海卫视、甘肃日报以及党史界的专家学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同时他注意收集外界对西路军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本县的资料，维护西路军在永昌保卫战中的历史真实性和权威性，力排生编滥造、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
  由于尊重历史、潜心不二，勤于编研、不懈努力，刘克文先生编写的一本本成果囊括了中共永昌县发展历史，他成了土生土长的、名副其实的永昌党史专家，为研究本县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史料，值得敬佩。
  先生退休以后，退而不休，经常受聘于有关单位修志编史。2006年受聘城关镇，编纂《永昌县城关镇志》，于2008年编成并出版。之后应县财政局聘请，编纂并出版了《永昌县财政志》。2008年8月，《中国共产党金昌历史》（正本）的编撰工作正式启动，应中共金昌市委党史研究室聘请，克文先生又参与金昌党史正本的编撰工作。地方党史正本，是由地方党委授权编写，并经党委审定后出版，完整、系统、客观、真实、准确地记述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的史书，它有历史权威性、系统全面性、真实准确性的特性，是研究运用地区党史的权威依据。编撰党史正本，要求编撰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学术作风，刻苦的钻研精神和较好的文字修养。要求编撰者在德、才、学、识方面要有一定的水准。克文先生在多年的党史工作磨练中，基本具备了上述要求。应聘以后，与其他同事通力合作，用严谨的态度搜集并处理纷繁复杂的史料，用敏锐的鉴别力和责任感进行编撰。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在金昌市委的领导下，按照分工协作、集体创作的原则，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有关章节的编撰内容，几经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通过了甘肃省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审定，于2012年12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刘克文先生从事党史工作已有三十多年的历程，他不为名、不为利，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作者系永昌县档案局原局长、县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