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永昌故城的拓建者张杰
张杰，张掖人，明太祖洪武年间任永昌卫指挥佥事。张杰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人，做事果断坚毅。他在永昌卫任职期间，做了很多百姓称颂的事情，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件大事：一是重建增拓县城，二是安置移民。
《凉镇志》《五凉志·永昌县志》和清乾隆《永昌县志》记：“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原有土城，初筑在宋末元初。”到明朝初期，永昌城已经破败不堪。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张杰担任了永昌卫指挥佥事，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增修城池。明朝初期，由于元朝贵族势力不断侵犯边境地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时常受到侵扰和破坏。为了边境安宁，张杰用了三至五年时间，拓宽增修了永昌县城。修就的永昌县城，周围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厚二丈九尺，基宽三丈，墙顶宽一丈二尺，城墙上有矮墙垛口两千多个。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东曰“宣化”，西曰“镇西”，南曰“武胜”，各三重，北曰“安定”，两重。门各建楼，瓮城楼六座，月城楼四座，腰楼四座，角楼四座。成为一座比较坚固和完整的土城。后来又经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指挥高升增筑南廓城和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参将王廷政增修以及清朝几次维修，永昌县城成为河西地区较有规模的土城之一。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392年—1394年），明太祖朱元璋提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的主张，在全国不仅大力发展军队屯田，而且较大规模地开展移民屯田活动。所以，这一时期，从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迁无地贫民至人少地广的地方屯种。因此，永昌卫迁移来了不少移民。为了妥善安置各地移民，张杰组织卫所官吏和地方耆老，按照朝廷规定，为移民规划筹建住房，规划耕垦区域，规划开渠造坝以及吃饭穿衣事宜。经过他周到而妥善的一系列安置工作，使永昌卫的移民事宜、屯田事宜取得了显著成效。所以，永昌旧志称其“经始之功，于是为大”。
（祝巍山）
伏羌侯毛忠
毛忠（1394年—1468年），字允诚，初名哈喇，明英宗赐名为毛忠。先祖为四川人。曾祖父哈喇歹，行伍出身，移居西陲，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率众自武威归附，任职千户，隶籍凉州扒里扒沙（今古浪大靖），后战死。祖父拜都，从征哈密战死。父宝，骁勇善战，任总旗，后平叛有功，进伍长，授永昌卫（今永昌县）百户，毛忠随父移籍永昌。毛忠少时于永昌入伍，任百夫长。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袭父职，时年20岁，任镇番（今民勤县）土军百户。
毛忠善骑射，膂力过人，武艺高强。明成祖朱棣北征时，毛忠从征宁夏至贺兰山，后又北征至牛壁山，一路立功。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征讨叛军曲先（今青海海西州西北一带的蒙古部落）有功，升永昌卫副千户。宣德八年（1433年），征亦不剌山（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一带）。宣德九年（1434年），征脱欢山（今永昌县北长城以外），俘获敌首领，升永昌卫指挥佥事。宣德十年（1435年）征黑山（今民勤县西南），俘获敌首领都尔伯台等，升指挥同知。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随都督蒋贵征讨朵儿只伯，毛忠率七骑破敌阵，大获全胜，升都指挥佥事。正统十年（1445年），朝廷以毛忠多年守边疆功劳卓著，任其为都指挥同知，并赐姓“毛”。正统十一年（1446年），毛忠随总兵官任礼，收捕了沙州卫都督喃哥部落，把他们迁移到长城以内，因功升为都指挥使。正统十三年（1448年），哈密使臣朝贡后回哈密，路过罕东地区（今玉门安西间）时被掠，朝廷命毛忠出兵追抚。毛忠到罕东后，未用武力，只召首领，晓以道理，使之归还了全部财物。同年，沙州都督喃哥之弟伪祁王锁南奔，暗通瓦剌（居住在今宁夏至内蒙西部一带的蒙古部落），毛忠设计生擒，并俘1200多人。由于这两次功劳，升为右军都督府佥事，并赐名“忠”。不久，他又领军驰援参将刘霞于半截墩，俘斩甚众，充任右参军，协守甘肃。
代宗景泰年间，毛忠被人诬陷，戴罪到福建立功。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皇帝位，召见毛忠于文华殿，当面安慰昭雪，赐玉带并明甲凤翅盔，升都督同知，任左副总兵，命他和西宁侯宋诚出镇甘凉。天顺二年（1458年），敌大举进犯甘肃。八月，孛来侵犯镇番（今民勤）。天顺三年（1459年），毛忠于镇番三战三捷，论功升右军左都督。天顺五年（1461年），孛来以数万骑兵侵犯西宁、庄浪（今永登）和甘肃诸道，毛忠与总兵卫颖分兵追击，敌退。忠率三千骑于凉州（武威）十三里铺立营，立足未稳，敌万骑袭来，毛忠马上率将士与敌奋战，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敌人越来越多。在这生死关头，毛忠镇定不乱，勇气超人，他安慰和鼓励将士们要进行殊死战斗。于是自己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这时候，毛忠的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这次战斗，毛忠队伍杀敌无数，但自己却无伤亡。天顺七年（1463年），永昌、武威、镇番、庄浪塞外各地常有边患，毛忠与总兵官卫颖分兵征讨，毛忠先破了巴哇诸大族和咎咂、马吉思诸族，别的将领不能战胜的，也被毛忠一一击败。朝廷以功封毛忠为伏羌伯，食禄千石。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固原土官满四（俊）聚万众于石城反，宪宗命右副御史项忠督师征讨，又诏命毛忠率甘凉军马于冬十月会师石城。十一月，毛忠与项忠同攻敌营，项忠命毛忠从木头沟进军。毛忠命令：“闻炮声而纵，见烟举而回。”第二天，毛忠领二百骑冲炮架山，冒着矢石夺得山北、山西两座主峰。项忠军队也攻占了山的东峰及石城东、西二门。这时，敌人已感到末日来临。忽然，昏雾升起，有的哨位误以为升烟，而退兵。这时，敌人乘着雾气，集中兵力攻击毛忠队伍，毛忠孤军与敌一直战到日落，大战小战十余次，箭射完了，拾得敌军箭再射。后不幸被流矢射中，以身殉国，终年75岁。他的侄子毛海、孙子毛铠上前救忠，杀敌很多，最后都壮烈牺牲。
毛忠从小生长在河西边地，熟悉边防情况，征战沙场五十多年，为明王朝阻止蒙古贵族南侵骚扰、巩固北部边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忠带军纪律严明，爱惜士卒。他死后，河西各地百姓吊哭者相望于道，称他为河西的“长城”。宪宗皇帝闻知后十分震惊，厚加封赠，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追赠伏羌侯，溢号武勇，子孙世袭伯爵。
毛忠死后，河西百姓常常涕泪感叹，每天吃饭，必先祭奠毛忠；每当休息，必先祝告毛公；每有征发，必先祈祷毛公保佑。他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他生前为百姓做下了好事。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孝宗为表彰毛忠的功勋，下诏在兰州建立了忠义坊，在甘肃（张掖）城东廓建立了武勇祠。永昌县毛卜喇村所建的毛武勇公家祠，至新中国建立初尚存。今永昌县南坝乡永丰村北一里处尚有毛忠祖墓，共九代。墓地树有大、小石碑2通，大碑高217厘米，宽86厘米，厚22.5厘米，碑座齐全；小碑高180厘米，宽79厘米，厚21厘米，保存完好。1982年，永昌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祝巍山）
勤政廉洁的胡执礼
胡执礼，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七日，卒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十八日，字汝立，号雅斋，永昌卫（今永昌县）人。祖籍兰州阿干里，自父始迁移永昌落户。父亲胡岳“少历艰辛，托迹于廛市”，是个小商。胡执礼少年时，聪慧出众，9岁时以文字为时人赞赏，称奇童。11岁补博士弟子员，17岁乡试，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乙卯科举人；21岁会试，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三甲第79名进士，同进士出身。初任四川保宁府推官（正七品），主管司法工作。他在任职期间，遵行国令，执法严明。对于那些隐蔽很深的罪犯和邪恶的地方犯罪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并给予严厉打击，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不几年，被提升进京，担任了刑部主事（正六品），后来调为兵部主事，又调到吏部，任文选郎中，主持文选司的工作（文选司主管，正五品，负责办理官吏的调动、任免、考课等事）。胡执礼调京后才能出众，为人清正谦慎。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累被重用，先由文选司调到为皇帝处理机要的部门——通政司，被提升为通政司的副长官之一——右通政提督誊黄（正四品），紧接着连连升任了管理皇帝舆马和全国牧养马匹事务的光禄寺卿（从三品），管理朝廷祭祀、礼乐事务的太常寺卿（正三品）等职。没过多久，又调至都察院，担任了右副都御史。胡执礼入京不出十年，政绩显著，由六品升为三品大员。虽职位显赫，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清廉正直、不惧邪恶、体恤民情的优良品质。万历初年，神宗朱翊钧年幼，张居正主持朝政，权倾一时。当时，张居正想借丝绢鼓噪的事虚构罪名，整理假材料，诬陷持不同政见的余懋学、汪文辉（御史），并要担任右副都御史的胡执礼会稿。胡执礼知其诬陷他人的原委而拒绝签字，并义正辞严地公开抵制，说：“杀人媚人我不为也。”充分表现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万历四年（1576年）出京南巡，任应天府巡抚都御史。
在胡执礼出巡南方和在南京任职的前后十几年间，黄河、长江水患频繁。明朝虽经明太祖诏谕全国治水已两百余年，但是灾害未减，长江尤甚。胡执礼在南巡的数年间，了解掌握了治理长江水患之计，上疏“请先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巡抚都御史海瑞、巡抚御史林应训等也反复提出并力主疏浚长江太湖流域至长江入海口的诸江、湖、港、河、塘的兴民从利之计。经朝廷研究，同意了该治理方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水患大减。由于这次4较大规模的治理行动深得民心，朝廷一些大臣要员逐步认识到了治理水患是安邦富民的重要举措，随之有都御史周起元、御史李谟、尚宝少卿徐贞明、御史王之栋、给事中祝世禄、巡按御史张慎等人反复上疏要求续治。于是皇帝采纳了众臣建议，对长江、黄河进行了一系列的综合治理，减少了水患灾害，扩大了垦植面积，达到了兴国利民的目的。
胡执礼在南巡期间，驻苏州、辖理南直隶江南诸府及江北安庆府。当时，江淮一带盗贼猖獗。胡执礼除严肃朝廷法纪、严加治理外，还晓谕各府、卫官员恪守执行，广泛宣传朝廷律令，促使一些隐患很快消匿，江南一片安宁，因而得到了皇帝的倚重。不久，又被调回朝廷，升任户部左侍郎（户部副职，正三品），主管总督仓场要务。这使张居正更为嫉妒，胡执礼遂遭到了流言蜚语的中伤。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夏，他因病归里。回到永昌后，他不以朝廷大员的身份自居，而是处处谦虚谨慎，筹置学租三百余石，帮助办学，为培养永昌人才劳神出力。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一些老臣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推荐胡执礼，于是，皇帝诏胡还朝，仍然担任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建制，也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在此期间，皇帝特别器重胡执礼，常召其问事，褒谕有加。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北各省频发灾荒，民多流离失所。胡执礼奏请赈灾，救活了无数老百姓。万历十七年（1589年），胡执礼积劳成疾，卒于京邸。胡执礼死后，皇帝特别关照，“忧恤备至”，以胡执礼在职时政绩卓著，赠户部尚书，赠棺椁，派员护柩于永昌卫老家安葬。朝廷还为其敕制墓铭，谕文诚恳。胡执礼葬于今永昌县城南二里赵家庄村（胡墓于1958年平田整地时挖毁，出土墓志铭和木供器多件，并有官衣官帽，已毁），朝廷诏令供入乡贤祠。
胡执礼仕途生涯近三十年，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虽受到张居正排挤，但他一生为国为民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朝廷肯定，并得到了刑部尚书、明代文学家、被誉为当时文坛“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的赞誉，王在饯别胡执礼诗中，对胡评价很高，推崇备至，兹录于下：
送别胡大中丞还京二首有序
大中丞雅斋胡公入佐司徒，贞以多病里居，不获躬从。父老卧辙请留。聊成二律，壮行色。盖公之功德，人能诵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尽知也，故于结语中深致感云。
一
关西清白古来传，
数到胡威更莹然。
新转地宫饶建地，
近从天语见回天。
寻常八座人犹美，
四十三台尔最贤。
唯有苦心真绝处，
青灯课子泪痕偏。
二
吾云将送画熊车，
乞借先知寇不如，。
主计入陪萧相府，
阜财能用范卿书。
穷檐尽属吹嘘后，
乡土争承咳唾余。
渐老杜陵不旧功，
春风寂寂浣花居。
胡执礼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中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是一个清官、能臣。但由于时政多弊，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胡执礼死后，明、清两朝，本县人民在永昌县城为他立了“早岁登瀛”、“志存报国”、“黄甲开先”三坊（民国早期毁）。胡府也建在永昌县城，百姓称阁老府（“阁老”是当地人对胡的尊称），毁于民国早期。后来这里又建起山西会馆，百姓称东会馆。199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重修了阁老府，以示纪念。
胡执礼祖父胡景华，弘治岁贡，以其孙胡执礼功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亲胡岳，以其子胡执礼功初赠承德郎、吏部主事；再赠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三赠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四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张氏，母刘氏，皆封淑人。胡执礼元配陈氏，淑配张氏，共生三子一女。长子胡大年，以恩荫任户部郎中，授湖广常德府知府，升川东道，封中宪大夫；次子胡有年，天启举人，任国子监学录；三子胡允年。一女嫁甘肃总兵雷龙子。胡执礼孙胡养正（大年子），崇祯岁贡，河南河阴知县。胡执礼曾孙胡师容，养正子，由武生入武，任洮州守备。曾孙胡师寅（一说养正子，一说非直系）由武生入武，任永昌中军守备，康熙年任水泉营守备。
（祝巍山）
重视教育的郭昌泰
郭昌泰，字亢宗，山西榆次人，贡生。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59年—1763年）任永昌知县。郭昌泰上任后发现，永昌县一百多年来，登科第者仅三人，所以，他认为永昌地处边陲，士气抑塞，风教不化，这是教育不发展，读书人太少的缘故，必须建立学宫书院，提倡读书学习。于是，他同地方邑绅、贤达、义士共同商量，倡导办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带头捐俸银300两。在他的倡导带动下，本县的大小官员、地方绅士、名流义士纷纷捐银，累计2000多两，他以2000两贷给商行，所生利息供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费用；用其余的银子在县城西北隅购买旧宅院一所，进行了整理修缮，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竣工，作为书院，取“云蒸而益上，其象为升；川流而不息，其象为恒”之意，命名为云川书院，规模可观。书院落成后，本县人黄时（副贡）首任书院山长（讲学之外，总领院务），并撰写了《创建云川书院记》。云川书院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建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永昌县高等小学堂，历时147年，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人才，功绩卓著。
（祝巍山）
心系民众的李登瀛
李登瀛，字仙洲，号韦斋，蒲城举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冬赴任永昌知县。在任的几年内，他做了许多后人永为怀念的事情。
李登瀛任永昌知县的次年二月，武威都统衙门派来了一位姓李的人，索收武威都统衙门所用差役每年向永昌县收取的120两～140两银子。李登瀛问来人收取何银，并查阅了案卷，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来，凉州原设将军衙门和都统衙门，所用差役，初期按规定，都由武威县招募、充当，朝廷按额役拨银。乾隆四年（1739年），有一个不了解情况和不清楚规定的官员仅以将军都统镇守五凉为由，将各项人差费用命令五县按粮摊派，“名为均役，实则祸矣”。永昌县共摊7名，每人每年交帮银18两至20两不等，每年应向武威都统衙门交银120两至140两。武威、永昌、镇番（今民勤）、古浪、平番（今永登）5县都摊收这笔帮银，这实际上是一项不合法的苛捐杂税。按理说，凉州设将军衙门和都统衙门，上面给了额设人役，这些人的经费，朝廷按规定已拨给了凉州，凉州不应该再摊派的。乾隆四年（1739年）以后，在这里任过职的官员，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乱摊乱派是违法的事，但是，几十年来，他们中间竟没有一人抵制此事！弄清楚了此事的原委以后，李登瀛“不胜心寒”，对所索收帮银的人“喝斥而去，未为办理”。之后，武威都统衙门还不断发函催要。李登瀛愤怒之下，给武威都统衙门写了《乾隆四十八年知县李登瀛禀本府不应供支都统民役议》，把他从卷宗里查阅到的根据、事实以及几十年来永昌共上缴的有据可查的帮贴银5000两以上的数据和不应再交的理由细细地作了阐述，并劝说都统衙门官员应罢此举。李登瀛的建议获准，为永昌、武威、镇番、古浪、平番各县百姓减轻了负担，深得老百姓的赞许和怀念。
李登瀛非常关心和重视教育，他到永昌后发现原有的云川书院供应匮乏，就采置闲田，招民耕种，田租交纳于仓，供云川书院的开支。他又发现小孩子无处上学，又资助俸银，在县城东南隅建立义学一所，老百姓非常满意。他在查阅在押人犯的档案和审查人犯犯罪事实中发现，在押人犯的案情与事实不符，且与邻县有牵连。于是他向上面汇报了情况，经他细致调查，弄清了案情，妥善处理了案件，老百姓十分拥戴。李登瀛在任几年，大力提倡植树，在县城城壕边栽种了不少杨树，后来绿树成阴。他重视农业、畜牧等各业，号召百姓兴修水利，扩大种植。特别值得后人称颂的是，在他的主持下，聘请进士南济汉为主纂，编修出永昌县第一部较完整的《永昌县志》，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财富。他还主持修文庙、建神龙祠等，为永昌的各项事业费尽了心神，永昌人民世代不忘他的功绩。
（祝巍山）
两部《永昌是志》的主纂者南济汉
南济汉，字江东，号斗岩，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享年86岁。南济汉原籍顺天香河（今河北香河县）人，七世祖南才，原任金吾右卫世袭指挥佥事，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调永昌卫指挥佥事，携家迁永昌卫，成为永昌籍人。
南济汉家族从南才到南济汉之子南棠共十一代，期间就有三代人编修过永昌县志。南济汉的六世祖南魁，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继任世袭指挥佥事一职，后因屡立军功，升为行都司佥书。他在万历中，与卫指挥同知赵光远共同倡导，由赵光远主纂，与邑绅共同编纂了《永昌卫志》一册。后来南济汉在编纂的乾隆《永昌县志·循良传》中说：赵光远“暇与邑绅纂志一卷，今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这是永昌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地方志书。于是，南魁捐银将此志书刻成版，藏于家中，没有印刷。后来，卫志刻版虽遗失，但南济汉在编纂乾隆五十年（1785年）县志时，把卫志的资料用在了县志上。南济汉在纂修清嘉庆《永昌县志》时，子南棠参与编纂。
南济汉自幼聪颖好学，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进士，初授礼部观政，在家待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被永昌县知县李登瀛聘请为县志主纂，和方毓伦、谢弼翰、郭兴尚共同纂成了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10卷。此后，历任湖南安福、衡山知县。他在这两县任职中，很有声望，“俸廉而外，一芥不取”，旋升丰州知州，循声益著。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久居仕宦，使子弟勿于奢华，非素志也。”嘉庆十二年（1807年），南济汉辞官归里，路过西安，没有了盘缠，同年好友周勉斋知道了此事，设法为他筹集路资。周知道南济汉写得一手好字，就大力宣传他的书法，这样一来，持金求字者盈门，因此获白银千余两，才得以携眷归里。回到永昌，南济汉任云川书院主讲，诲人不倦，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13年一1816年），他兴文社，又一次秉笔纂修成了《永昌县志》8卷，即嘉庆二十一年本。他一生两次纂修县志，留下了珍贵而系统的永昌地方历史文献，深为后人敬仰。
南济汉主纂的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在明卫志的基础上，花了近两年时间成书，共10卷，约8万字。30年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全国又一次普遍修志热潮到来之时，乡君子谈及此事，不禁慢然曰：“不可再误耶！”恳请他出来担当修志重任。这时的南济汉深感编修志书的艰难所在，他以为：“志关得失，寓讽劝，有人所欲言，非志之所得言；亦有志所得言，非余之所敢言。以地著之人，预掌故之务，直道为公，良不易平。”很多主持公道的乡贤士绅一再劝他勿理小人之言，振作精神，为民造福。在乡亲们的热切期望下，怀着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他不顾年迈，抖擞精神，与本邑同仁志士再度修志。自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年—1816年）成书。这部《永昌县志》共8卷，约7万字，比乾隆五十年的志书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将乾隆五十年本中附于地理志中的水利条，在嘉庆本中升格为水利志，突出了水利这个重点。又将风俗志和祠祀志裁剪，并入地理志和建置志，尤其将祠祀志中那些封建迷信的祭品祭文等删去，并删去杂志，将有用的“流寓”、“耆寿”条移入人物志，其他地方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体裁门类的安排上作了这样的调整和增删以后，后志比前志更趋紧凑，体例篇目更为科学合理，突出了重点，精炼了内容。他又一次把乾隆五十年以后的地方百科资料记载了下来。这部志书之所以在一年多时间内成书，正如作序言的吏部观政黄在中所言：“先生景仰前徽，网罗散失，自归田十年来，搜览残编断碣，偶得其人一二事，如宝拱壁。”
（祝巍山）
红西路军烈士刘理运
刘理运（1906年—1936年），湖北省红安县人，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在红军转战川陕时期，刘理运带领全团英勇作战，被四方面军总部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团的称号。1934年10月，调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6年，红军西路军强渡黄河，九军一路克敌，连战连捷。11月23日，九军到达永昌县八坝，令二十七师的全体将士以战胜艰难险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地广人稀、缺乏粮食来源和弹药补给、部队严重减员等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与敌对峙近一个月。12月19日至24日，敌马元海部纠集5个旅和7个民团，轮番猛攻永昌东二十里堡、十里堡和八坝一带红九军各部和二十七师防线。重点部署在东二十里堡的二十七师，在师长刘理运的带领下，全体将士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消灭敌人几百人。但是由于兵员无补，弹药极缺，形势日益严重。12月25日，马元海集中千余骑兵和5个民团的步兵，向二十七师阵地疯狂进攻，战斗中，刘理运和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祝巍山）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权领导人张仲科、狄万川
张仲科，1918年生，永昌县城人，是一名木匠。1936年12月，红西路军创建永（昌）山（丹）革命根据地期间，于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苏维埃各基层政权人民代表、红军指战员代表和城内外部分群众共一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为主体的、由13人组成的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委员会，选举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成立了青年大队。张仲科选任主席以后，他和铁匠出身的苏维埃政府成员冯怀义，组织城内外铁匠、木匠四五十人，在东街南家院红军兵工厂，协助红军熔铸马尾弹壳，锻打大刀长矛，修理受损枪械，碾配制造火药，组织木工砍伐树木，协助部队架设城堡防御围栏，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12月27日红军撤离永昌县城时，张仲科和王思福随部队到水磨关后，即离部队去祁连山躲避，不料被敌人发现，将其捕捉。1937年1月上旬，张、王二人被押解到敌军骑五师驻永昌祁明山旅，遭到了敌人的悬梁吊打、刑讯逼供，受尽了酷刑，但他们坚贞不屈。后来，他们被转押到武威敌骑五师师部。3月，两人均被杀害于武威新城南城壕。
狄万川，1901年生，永昌县原北海子乡黄家学村农民。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进到永昌。红军在加强防务的同时，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维持社会秩序，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与各界协商，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推举狄万川为临时政府主席。相继在城乡建立了一个区、四个乡、八个村的基层苏维埃政权。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各基层苏维埃政权代表、西路军指战员和城乡各界人士、群众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以手工业工人、农民及红军指战员为核心的政府成员，张仲科被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被选为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在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和苏维埃区（县）政府领导下，和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一道，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侦察敌情，动员人民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2月27日，红西路军撤离永昌西进，国民党部队进入县城，大肆搜捕红军伤残人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狄万川等在武当山中被捕后遭到了严刑拷打，踝骨被砸碎，后保外就医。解放后，狄万川积极帮助人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曾当选为永昌县第一次至第九次（1949年至1953年底）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被选举为一次至九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农民协会副主任、县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54年，当选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病逝，终年58岁。
（祝巍山）
民主爱国人士张肃廉
张肃廉，永昌县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张肃廉于民国20年（1931年）毕业于武威高中。先后在永靖县、兰州市、武威县、永昌县银行任职。解放前夕，在永昌一中任教。1949年永昌解放，张肃廉继续在永昌一中任教。张肃廉虽系旧职人员，但思想进步，学行修明，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拥护人民政府，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热情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为永昌人民所敬佩。1953年，被选为永昌县第八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年6月，永昌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全民普选中，张肃廉被选为永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的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均当选为人大代表。从1958年第三届到1966年“文革”前的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一直当选为永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帮助人民政府宣传各项政策法令，推行各项工作，为本县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肃廉一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近三十年。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生活简朴，勤于职守，广泛团结同仁志士一道工作；在教学上从严要求，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很重视对学生的品德培养，常对学生说：“你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思想好，毕业后，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永昌县的教育事业，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张肃廉爱好甚多，书画方面颇有造诣。他的楷书古朴苍劲；他的国画“墨葡萄”、“墨菊”、“墨牡丹”，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在《甘肃画报》和《甘肃日报》上，是现代永昌县书画名家之一。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
张肃廉是永昌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有名的中医，曾受到武威名医权爱堂、席梁承的赞许。他的父亲是闻名永昌、民勤、武威三县的兽医，他从小就随父读医书。高中毕业后在武威、兰州任职期间，酷爱中医，刻苦攻读中医书籍，因而掌握了大量中医理论。他还拜求武威名医权爱堂、李国栋，获益良多。由于他从不间断地学习和研究，他的中医理论造诣高深，临床经验丰富，特别是对伤寒、疑难杂症和肝炎、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有很多“绝招”，闻名于永昌、武威等地。他一生写下了不少中医、中药方面的著作，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全部抄毁。张肃廉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遣送本县红山窑乡劳动，蒙受打击十年之久，于1975年含冤去世。1978年，全国开始了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永昌县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第一批为张肃廉先生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祝巍山）
耿耿忠心昭镍都——记金川公司经理里王文海
2002年11月20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优秀的领导干部、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金川公司经理、金川镍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老干部王文海同志突发脑出血，不幸去世。金川公司电视台、《镍都报》先后播发、刊登了讣告。《甘肃日报》《中国有色金属报》《金昌日报》也分别刊登了这一消息。当金川人得知这一噩耗时，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尤其是许多老同志，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金川公司的广大职工纷纷诉说着王文海同志为金川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切缅怀他的突出业绩。11月26日，金川公司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王文海同志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尉健行、吴阶平、叶选平、谷牧送了花圈。有关部委、科研院所、单位的领导及王文海同志生前好友等三百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金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永军带领公司部分领导和有关人员先后三次到王文海家中，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表达公司广大职工家属的怀念之情。一副副挽联、一封封唁电，书写出了王文海一生的奋斗足迹、创造的辉煌业绩以及他的高贵品质，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敬仰、悼念之情。
王文海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上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五十多年来，他奋斗在祖国东西南北的矿山、冶炼、科研事业中，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崛起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在先后担任金川公司经理（1979年—1985年）、金川镍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1985年—1988年）、金川公司顾问（1988年—1993年）的日子里，他带领金川人拼搏奋斗、开拓进取，展开大规模的科技联合攻关，全面建设金川扩建二期工程，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宏伟目标，在金川公司的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为镍都的腾飞、中国镍钴工业的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那非凡的胆略、独特的人格魅力，在金川人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临危担重任
金川镍矿发现于1958年10月。经过创业者们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艰苦拼搏，于1966年建成了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电解镍1万吨的一期工程，当年产镍1300吨，解决了当时国家建设的部分急需，粉碎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各方面的原因，在以后的十多年间，电解镍一直在六七千吨左右徘徊，未能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对镍的需求。
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镍矿以其丰富的多种资源，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委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负责抓包头、金川、攀枝花三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科技攻关工作。同年8月，方毅同志和冶金部、甘肃省的领导同志前来金川，参加了由国家科委、冶金部、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方毅同志准确地指出了金川生产建设中存在的“矿山建设十分缓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等主要问题。这一尖锐的批评，对金川公司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也引起了当时冶金部的不安和重视，于是下决心任命曾担任过冶金部有色司副司长、时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工程师的王文海同志担任金川公司经理。因为在此前不久，王文海带领冶金部的有关科技人员到金川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向冶金部呈送了一份有根有据、资料翔实、措施得力的调研报告，为金川的发展和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报告中的真知灼见得到了冶金部领导的赏识和赞同。长期在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上工作的王文海，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这既是上级对他的信任，也使他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承担着一种新的压力。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王文海，识大体，顾大局，服从组织需要，勇敢地担起这副重任，开始了他在金川生产建设中长达15年的征程。
决心抓矿山
1979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当金川职工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时候，王文海离开北京的家人，只身前来金川公司，任金川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经理（1981年10月—1983年4月，任金川公司党委代理书记）。
他中等个头，身材敦实，浓眉大脸，衣着朴素，思维敏捷，作风严谨。刚上任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大小会上较少发言，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实际，调查了解情况，运筹着如何打开金川工作的局面。凭借他在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多年工作的经验，以及受命后在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面前所得到的新情况，不久，他对金川生产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症结已了然于胸。
王文海深知，金川生产的薄弱环节在矿山。矿山建设上不去，技术不过关，自产原料不足，就是“无米之炊”。当时，一矿区的露天矿和井下开采的龙首矿，已投产多年，但生产能力很难提高。金川二矿区正在建设，镍储量占全矿区的3/4，而其中的75％又为富矿，是金川的资源优势，金川生产的发展主要寄希望于二矿区的早日投产。但由于二矿区地压大，矿岩破碎，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施工难度很大。巷道、井筒多次变形，常是前面掘，后面塌；前面支，后面垮；垮了支，支了垮。工程返工量很大，基建进度十分缓慢。因此有人说：“金川矿山建设是个无底洞。”从1966年开始建设以来，到1979年初的13年间，虽已先后建设7条竖井，开拓3个中段，但迟迟不能投产出矿，使金川生产“缺米下锅”，电解镍产量徘徊不前。这对王文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他综合分析了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科技工作不过关，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矿山地压规律及其解决的办法；二是技术装备水平及人员素质不能适应施工的需要；三是基建管理体系存在着弊病，甲乙方分离，生产、基建两张皮。
为了尽快解决上述问题，1979年4月，王文海率领中国有色冶金考察组一行10人，前往芬兰奥托昆普公司考察了镍的采、选、冶生产技术，寻求加快发展金川镍生产的最佳途径。但从科学技术上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于是，他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基建施工管理体制上开刀。1980年1月，经研究报请冶金部批准，把一直承担二矿区基建施工任务的井巷公司由八冶公司划归金川公司。2月份又成立了二矿区会战指挥部，选调了8名得力干部担任正副总指挥，在二矿区的地质、科研、施工、装备、材料等方面分兵把守，形成了目标一致、思想一致、行为一致的科研、基建、生产结合体，统一组织、协调、指挥，及时有效地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大大加快了二矿区的建设速度。随着地压活动规律、井巷掘进与支护、采矿方法和充填工艺等方面科研成果的掌握和应用，使二矿区生产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1982年10月，二矿区建成投产，形成日出矿3000吨的生产能力，为1983年产镍1万吨实现“三年三大步”的第一步目标，作出了贡献。
1984年，国家批准建设金川二期工程。而其中的矿山工程主要是建设二矿区1250米水平以下的各大系统。这项工程设计规模为日出矿8000吨。为了寻找适合二矿区地质条件的高效采矿方法，1984年11月，中国和瑞典签订了《关于金川二矿区技术合作合同》，先后进行了三种采矿方法的试验研究。1985年3月，王文海等去澳大利亚、日本进行矿山考察。4月，转任金川镍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的王文海，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二矿区的二期建设上。10月，他率队赴瑞典审查中瑞联合初步设计。1986年1月，参加试验的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和二矿区，与瑞典联合编制并提交了《金川二矿区日产矿石8000吨的采矿初步设计》最终报告，为二矿区二期工程建设按期投产作好了技术准备。之后，随着向国库“借镍还镍”变价筹集资金、引进外来施工队伍会战等重大举措的实施，使二矿区二期工程建设顺利进行，达到了预期目标，具有了日产矿石8000吨的生产能力。1987年，二矿区出矿突破了100万吨，1993年，出矿145万吨，成为国内最大的有色金属井下矿山之一，既满足了生产急需，又使金川矿山迈入了大型化、无轨化、自动化开采的世界先进矿山行列，投产不到3年就收回了全部基建投资。二矿区地下宝库大门的打开，为镍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文海在金川工作期间，想的最多的是矿山，去的最多的也是矿山。金川矿山有今天，金川公司有今天，这其中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
一心抓科研
金川生产建设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得益于依靠科技进步和为此而持续开展的15年的科技联合攻关。
过去金川生产建设中存在的“三个十分”，使金川公司在落后状态中徘徊了十多年。其根本原因是科技工作跟不上，生产技术不过关。从1978年起，一年一度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在金川如期召开。方毅同志9年间8次来金川参加会议，关怀指导。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甘肃省政府、冶金部和后来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组织、领导下，全国50多个有关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数百名专家、学者及金川的广大科技人员，围绕生产建设各个方面，对金川资源综合利用开展了大规模的科技联合攻关。先后共开展660项专题研究，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260项，其中160项应用于生产建设，有158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12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攻关解决了生产建设中的难题，有力地促进了公司的技术进步、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除镍产量每年增长外，镍的冶炼回收率由1978年的77％提高到1993年的88.06％，铂、钯的回收率由49％提高到70％，锇、铱、钌、铑等稀贵金属的回收率由1％～3％提高到44％。到1993年底，由科技进步增加的经济效益达12.5亿元左右，占同期实现利税总额的45％，成为有色金属工业系统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典范。
王文海认为，搞好金川的科技工作，除了依靠金川内部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的共同努力外，争取上级的支持帮助、兄弟单位的协作配合，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得到上级的支持帮助，必须下情上达，把金川的实际情况，如存在的问题、设想打算、方法步骤、意见和建议等，向有关上级汇报清楚，取得上级的理解和共识，下决心予以解决。几年来，王文海曾多次就基建工程立项、技术合作、设备引进、借镍还镍筹集资金等重大问题，组织专人汇报，亲自出马，起早贪黑地奔走于上级各有关部门之间，做宣传说服工作。有时为了节省时间，还把专题报告向上级领导做录音汇报。在北京，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十分遵守上级约定的时间，常常赶在上班前去等候，进行汇报，从不失掉一次机会。为了把问题讲深讲透，他主持、指导举办大型展览会，以实物、模型、文字、图表、资料等多种形式，使有关领导和部门真正听进去，看懂、理解、掌握，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1979年，他组织30个人忙碌了几个月，搞了一个“同外国人比比看”的展览，分资源、矿山、选矿、冶炼、工艺5个部分。100块版面立体透明，一目了然。同年8月，来自全国40个单位的160多名代表到金川公司参加资源综合利用会时观看了展览。会后，又将展览搬到北京国家科委大院，向方毅同志汇报。方毅同志兴致勃勃地看完后，不停地夸奖他们工作做得细，并要求国家科委、冶金部的工作人员都去参观。原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参观后赞叹：“矿山模型形象逼真，堪称世界第一。”这是王文海在金川公司的一大创举。在王文海的大力倡导下，金川公司于1981年修建了科技馆，在每年举行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会上都举办科技展览。1981年，为了使金川二期工程能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取得甘肃省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他精心组织力量，加班突击准备材料，于初秋一天的午夜率领人员在天亮时赶到兰州，一下车便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省政府办公会上作专题集体汇报。后来，金川二期工程被列为国家“七五”、“八五”重点建设项目。
1979年以后，王文海更是抓住每年召开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这一大好机会，推动金川科技工作的开展。会前，组织人员检查科技项目进展情况，写出评议鉴定报告，准备综合汇报材料，集中时间率人专程进京请示报告，争取上级的指导帮助，解决重大问题。会议期间，精心统筹会内外的各项工作，使会议开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会后，他一手组织力量，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层层贯彻会议精神，落实承担的各项科技任务；一手组织专门人员，及时到上级有关部门跟踪催办会上协调解决的问题。他说，如不趁热抓紧，一拖就凉了，不能坐等，要主动出击。就是他这种一抓到底的决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金川科技工作和生产建设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1979年9月，王文海带领公司有关人员到北京参加“从二次铜镍合金中提取贵金属新工艺”科研成果的鉴定会。方毅十分重视，亲自到会。成果一通过，方毅就提出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当即敲定由国家科委给金川公司贷款490万元，建设贵金属车间，并要求金川公司在10个月内建成试车。王文海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这位花甲老人，凭着对党和国家的一腔忠诚，有效地组织实施了工程建设，从设计图纸到土建、安装和试车投产，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1980年7月23日上午9时，方毅到达金川后，不顾旅途劳顿，直奔贵金属车间。他看着崭新的厂房，抚摸着一台台锃亮的设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对现场的工人们说：“谢谢大家，人民感谢你们！”贵金属车间一次试车成功，铂、钯的回收率由20％提高到68％；锇、铱、钌、铑的回收率由1％～3％提高到了44％，投产一年多时间就用新增效益偿还了全部贷款。该研究成果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金川公司的贵金属提取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王文海在金川公司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该车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铂族贵金属提炼中心。
1985年，金川公司虽然有了飞跃式发展，但王文海深深地认识到，企业不能封闭自己，要不断超越自我，只有超越，才有活力。在抓金川一期工程年产2万吨建设时，他已考虑到二期工程4万吨的目标。除了矿山之外，冶炼也是重要的一环。他积极主张金川公司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国内科技联合攻关相结合的路子。他多次强调，金川扩建二期工程要起点高、技术新，要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奋斗目标。
经多方考察和论证，金川公司决定在扩建二期工程中冶炼部分引进闪速熔炼技术。王文海远赴澳大利亚，在与澳方谈判过程中，做了大量调研工作，结识了在澳工作的许多华人，在他们的诸多帮助和支持下，得到澳方的慷慨支援。金川镍闪速熔炼炉于1988年全面开工，1992年11月成功投产，成为世界第五座、亚洲第一座镍闪速熔炼炉，并且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它的建成投产，标志着金川公司的熔炼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文海在多年的辛勤耕耘中，不仅打开了金川生产建设的新局面，也为造就、培养人才创造了十分优越的环境。他十分关心重视广大科技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予以信任、支持和重用。在他的主张影响下，公司先后有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改善了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不断扩展科技成果，使金川的生产建设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阶段。
三年三大步
1982年，金川的科技攻关已基本扫清了前进中的“拦路虎”，生产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市场也已打开了。王文海强烈地意识到，金川公司大踏步前进的时机成熟了。同年9月，在第四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上，方毅同志亲自指导并帮助金川公司制订了“三年三大步，提前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会后的晚上，王文海找来了主管矿山的副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三个矿山的矿长及选矿厂和冶炼厂的厂长，在招待所的一间大屋里，一点一点地分析矿山、冶炼的形势，一个采场一个采场地碰数字。当时最拿不准的是矿山所能提供的金属镍量，加来加去，怎么算，到1985年也只能产镍1.8万吨。矿长们已经无可奈何了。而王文海把胸脯一拍：“够了，我只向你们要一万八，其余两千吨包在我身上。我要从外购原料中解决。”第二天早晨，王文海把记录着实现三年三大步的关键数据和措施的纸片——“军令状”交给了方毅。方毅郑重其事地把它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神情严肃地对王文海说：“我可放在这里了，过几年进行验收。”王文海回答得也很干脆：“我不怕，方老！您可以大量复印，广为散发，反正我们已经豁出去了，1985年一定要拿下两万吨，信不信由您。”
王文海算计过，迈出第一步问题不是太大，更难的是后两步。因为金川一期工程的设计生产能力只有1万吨，要生产2万吨，必须对一期工程进行一些改扩建，这需要投入资金，可国家资金紧张，几个亿的投资难以全部解决，不干又实现不了目标，两难之际，他想到了国库超储的镍。几万吨镍躺在国库睡大觉，何不借些来销售，变死物为活钱，待金川生产上去了，再用生产的镍归还国库，这样既可以解决建设资金的不足，又能满足国内众多行业和厂家对镍的急需。方毅听了王文海“借镍还镍”的建议，很是支持，并积极为实现这一建议充当“说客”。经过层层上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下子解决了资金3.3亿元，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
在如何建设冶炼系统这个问题上，金川公司内部有过争论，当时不少人主张另起炉灶，新建一个电解车间，认为这样保险。王文海主张通过挖掘电解车间内部潜力来解决。通过反复试验，找到了提高电流密度、提高PH值的操作方法，使电解槽的生产能力提高了1/3，电镍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公司应用这项成果，对电解进行改造，只在原厂房内增加16个电解槽，生产能力就由1万吨提高到2万吨，节约了大笔投资。电镍一级品率也由61.75％上升到87.05％，电镍成本下降了19.4％。
选矿系统利用“二矿区富矿中性介质选矿新工艺”这一科研成果，对选矿原有的三、四系列进行改造，并局部改造二系列，就解决了选矿能力不足和矿石成分变化带来的问题。
为了实现“三年三大步”的目标，王文海在强化企业管理上也狠下了一番功夫，积极进行以经济责任制、经理负责制为核心的改革，让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和职工培训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83年，金川公司成功地迈出第一步，镍产量突破了1万吨，实现利税1.1亿元，分别比1977年提高81.45％和117.8％，被国家经委评为全国102个经济效益好的单位之一。1984年产镍1.5万吨，迈出了第二步。1985年，提前21天完成产镍2万吨，胜利地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奋斗目标，上缴利税突破2亿元。方毅同志发来贺电。
“三年三大步”，这是金川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最自豪、最骄人的成绩，这也是金川公司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热心为群众
王文海于1922年11月生于河北定县，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在延安8年中，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兵工部的高职学校，取得高职毕业资格。是延安革命圣地把这个“红小鬼”造就成了一位出色的技术人才。在革命队伍里的长期培养锻炼，使他具有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金川工作期间，他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疾苦，对职工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合理要求高度重视，尽力予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金川地区治安秩序不够好，企业的某些原料、材料和产品常被偷盗；职工住宅区门窗被撬、自行车等财物被盗现象时有发生；女职工夜间上下班途中感到不安全；部分社会闲散人员、待业青年甚至少数年轻职工游手好闲、寻衅闹事。而当时，市政机构处于筹建和初建阶段，警力不足，治安管理职责和区域不清，有不少薄弱环节和真空地带。王文海认为，这种局面如不及时扭转，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企业和职工都十分不利。于是，他动员、组织企业内部的力量实行综合治理。首先要求各单位对本单位的人和事，大胆抓，从严管。同时抽调素质高、作风好的武保干部和基干民兵，组成公司内部的治安指挥部，形成遍布公司上下各个角落的治安管理网，昼夜巡逻执勤，狠抓坏人坏事和歪风邪气。他本人亲自出马，亲临指挥督战，敢于捅“马蜂窝”，摸“老虎屁股”。有的好心人为他担心，劝他少惹麻烦，可他为了群众，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决心抓到底。他常和民兵同甘共苦，哪里有问题他就同民兵去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金川内部的治安秩序大有好转，许多不良现象得到了制止，受到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广泛赞誉。后来，曾经有过不良行为被他“骂过”、“训过”的青年也大有转变，有的成了生产积极分子，有的当上了班组长，有的遇到他不但不“恨”，反而从内心十分尊敬和感谢他，向他鞠躬。有的家长当面感谢他对孩子的管教，因为这收到了家庭教育起不到的效果。
金川建厂以来发生过不少因工伤亡事故，尤其是矿山井下因作条件差，伤亡事故更多一些。王文海十分体察工亡职工家属的处境和困难，很耐心地接待他们的来访，同他们交谈。他认为，金川有了今天，不应忘记和冷落他们，应主动积极地关心他们的疾苦，把工作做在前面，不要等上门来，要送上门去做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各单位党政工团组织常去工亡职工家庭看望、慰问，帮助解决困难。逢年过节，分片组织，请他们带上子女集体吃过年饭，各级领导到场作陪，进行慰问，向他们拜年。这件事开始前，有的同志担心请他们集体吃饭，集中在一起更容易起哄闹事，不好收场。可实际上他们在这种场合，互相劝慰，互相做工作，收到了感人的效果，从而加深了相互理解，大大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好做多了。
金川建厂以来，职工的生活福利、后勤服务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欠账较多。在抓金川生产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同时，他也不放松职工后勤生活服务方面的工作。从生活物资的供应到职工居住条件的改善，都曾多次向主管上级反映，取得支持和帮助。十多年来，金川公司围绕职工生活，在住宅建设、农林绿化、畜禽养殖、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由于金川公司是困难时期上马，又坚持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指导思想，对职工生活欠账很多，六千多名待业青年和数千名职工家属无业可就，许多人还没有户口，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由于配偶长期调不来或难以落上户口，而离开了金川。1980年7月27日晚，几位女同胞跑到金川招待所的大厅内，向方毅同志告状，要求解决户口、工作等问题。方毅同志在第二天召开的第三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攻关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关心职工的生活问题、孩子入学问题、牺牲了的人的问题、两地分居的人的问题。随后，王文海带领有关部门领导立即四处奔波，紧锣密鼓地操办，不久就经省里特批，解决了一些工亡家属的落户问题。以后几年，有数千户老工人的妻子儿女当上了名副其实的金川人，有数百对工程技术和专业人员，终于唱罢两地相思的苦恋之歌，走下鹊桥，永远地“战斗在一起”了。
王文海为金昌市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多次向方毅汇报成立金昌市的必要性，并积极奔走。经过多方努力，1981年2月9日，国务院同意设立金昌市为省辖地级市。金昌市成立初期，王文海担任金昌市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和中共金昌市1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为金昌市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他大力支持金昌市的各项工作，为形成良好的地企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4月，王文海改任金川公司顾问，1993年11月离休木。这期间，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关心着金川的生产建设和发展前景，对金川的重大问题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15年里，他在金川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金川职工的承认。1988年5月，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8月，又荣立全国有色行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一等功；1989年，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从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文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的英名在金川公司发展史上熠熠生辉，他的丰功伟绩已深深铭刻在金川人的心中，镍都儿女将深深地怀念他。
（李逢国 马虎中）
镍都创业带头人杨激中、史源
西冶总公司（八冶公司的前身）党委书记兼经理杨激中同志、副经理史源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德高望众，久负盛名。当年的老创业者至今提起他俩的名字来，仍崇敬至极；而镍都的新一代，则从他们的后辈讲不完的创业故事中，对这两位传奇人物满怀敬仰之情。
杨激中、史源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较早加入革命队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以后，转入冶金基本建设战线这个艰苦行业，为国家的冶金工业建设、特别是金川镍基地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初春，大批创者奔赴金川戈壁时，杨激中率队亲征。在火车上，杨激中和大家谈笑风生。下车后，也没有乘坐来接他的小车，而是和工人一起爬上装满行李的大卡车，直奔金川。当时春寒袭人，坐在车上的小伙子尚且直打冷战，而他那时已年近半百，又如何受得了迎头扑面的彻骨寒风！但无论司机怎样劝、大伙怎样撵，他就是不去驾驶室，还幽默地打哈哈：“坐在上面凉快，消乏！”时至今日，当年的老创业者谈起这件事，仍为之动情。
金川工程建设刚开始时，白手起家，困难如山。杨激中、史源两位领导徒步行走或乘坐指挥部唯一的“胜利”小车，每天都要到各个工地跑好几趟，解决困难，鼓舞士气。杨激中的鼓动像火，令人心烫：“我们干的，是中央首长睡不着觉的工程，是‘上天入地’都需要的工程！就是拼命，我们也要把它拼下来！”而史源的鼓动则像铁，落地有声：“困难多，条件差，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更不能给国家丢脸！一句话，就是要争气！”鼓动之外，更多的是做。哪个工程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1961年，由金川峡水库至矿区的24公里管道穿越山口河川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寒冬，杨激中和史源立即带领机关干部去援战助威，并在刺骨的寒风中和工人一块掘沟，在冰冷的雪地里和工人一起除锈打管，使士气大振，进度大大加快。1962年，厂区临时冶炼系统挖排水沟，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杨激中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工地，一干就是半天。当公司派人找他开会时，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在工地的一个小棚子里看到他时，只见他一身泥水，盖着半截草袋子睡着了。来人不忍心叫醒他，结果他醒来知道后，还把那位同志“训”了一顿，说是“耽误了工作”。
杨激中、史源虽然工作十分繁忙、辛苦，但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职工群众，把解决职工群众的冷暖疾苦当做头等大事。他们常说：“再苦也不能苦了职工群众，再难也不能让职工群众为难，因为他们才是战胜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保证。”金川工程上马伊始，广大职工群众均住在草棚子、地窝子里，条件很差。有一次，连着下了几天大雨，草棚子在漏雨，地窝子在进水，杨激中、史源两位领导冒雨拄着杨树棍挨家挨户走访慰问，调查了解困难，及时调来了草袋子、油毡纸、塑料布等防雨材料，帮助职工群众防雨堵漏。职工群众感动得满脸热泪，连连说：“我们有这样时刻把职工群众挂在心上的好领导，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在厂区临时冶炼系统施工中，正值寒冬，天上下着大雪，地下滴水成冰。杨激中、史源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带着散装白酒赶到施工现场。由于条件有限，就用大瓷碗舀酒，杨激中、史源带头，每个职工一人一口，酒虽辛辣，但温暖全身。既带去了领导对职工群众的关怀，又体现了领导与职工群众兄弟般的情义。
在严酷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杨激中、史源身为高级干部（地师级），却未搞一点“特殊化”，自始至终和创业者一样嚼糠咽菜，同甘共苦。杨激中家里没柴烧了，他和老伴、女儿借辆架子车去木材厂拣刨花。木材厂主任见老领导工作那么忙还自己来拣刨花，想派辆车去送。谁知杨激中把脸一沉：“不能用公家的车给个人拉东西，这点我在会上讲过，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呀！”而史源，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他连给亲友写信都不用公家的信封。生活困难时，某食堂管理员给他提去两瓶清油，他说：“是不是每人一份？别人有，你就放下；别人没有，你就拿回去！”但对群众，杨激中、史源却一片赤诚，关怀备至。1962年春节，史源为了让勒着裤腰带拼命工作的职工吃上顿萝卜饺子，提前派车到百里路外的永昌、武威乡下收购萝卜，并命令“不惜代价，一定要买上萝卜！”拉萝卜的车出发后，他又守候在办、公室里，一连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
对工作，杨激中、史源更有过人的胆魄和严谨作风。金川工程上马伊始，由于严酷的天灾人祸的影响向，曾有个别领导人信心不足，直接影响了职工的工作热情。杨激中、史源却意志坚定，信心十足。他们在职工大会上、干部会议上一再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干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争气的工程，这是我们每个干部和职工的光荣！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光荣！困难大怕什么？我们这支建筑队伍就是在与困难抗争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困难，还要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来了，不仅要站住脚，而且还要干好金川工程！在我们的厂史上再写下光辉的一页！”“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正是因为杨激中、史源这种坚定的意志和过人的胆魄，金川工程不但没有“下马”，而是顶着困难大干了。杨激中、史源的工作作风是以“严、细”著称的。他俩平日里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但对工作却毫不含糊，绝不容情。一次，二冶炼工程材料没供上，杨激中当即乘车直驱工地，找到材料处长“大发雷霆”，并命令他在第二天下午四时必须将工程所需材料全部运到现场，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否则，“严肃处理”！当时的材料处长杨德荣只说了一句“保证完成”。第二天下午四时前，杨激中又亲赴现场“验收”，见材料已提前运到现场，这才露出了微笑。
在“文化大革命”中，功勋卓著的杨激中、史源也未能幸免于难，被诬为“罪人”。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坚持建设金川镍矿，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卖命效力。于是，为建设金川镍矿呕心沥血的元勋，被封之为“杨史王朝”，打翻在地，“批倒批臭”。
但真正的创业者却对“杨史王朝”是有感情的。当杨激中、史源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时，许多干部群众眼含热泪目、心如刀割，还有人跟上去悄悄道一声“保重”；当被“车轮战”摧垮身体的杨激中在烈日下猝然昏厥，从“示众”车上摔下来时，许多人不顾“扣帽打棍”的后果，奋身上前抢救；当在“万人批判大会”上，处逆境的史源正气凛然地道出“跟我们建设金川的干部工人都是好干部、好工人”时，更使在场的创业者们为之动容，为之泣下；而当杨激中、史源从“牛棚”出来送交工人“监督劳动”时，工人们把他俩安排到食堂，干剥大葱这种最轻松的活，还派专人“看守”，给他俩倒茶续水，说宽心话，解闷消愁……
得到人民认可的“儿子”，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金川的创业者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杨激中、史源在艰苦岁月里与群众同甘共苦、建设戈壁新城的功绩。
（张爱萍）
张杰，张掖人，明太祖洪武年间任永昌卫指挥佥事。张杰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人，做事果断坚毅。他在永昌卫任职期间，做了很多百姓称颂的事情，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件大事：一是重建增拓县城，二是安置移民。
《凉镇志》《五凉志·永昌县志》和清乾隆《永昌县志》记：“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原有土城，初筑在宋末元初。”到明朝初期，永昌城已经破败不堪。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张杰担任了永昌卫指挥佥事，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增修城池。明朝初期，由于元朝贵族势力不断侵犯边境地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时常受到侵扰和破坏。为了边境安宁，张杰用了三至五年时间，拓宽增修了永昌县城。修就的永昌县城，周围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厚二丈九尺，基宽三丈，墙顶宽一丈二尺，城墙上有矮墙垛口两千多个。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东曰“宣化”，西曰“镇西”，南曰“武胜”，各三重，北曰“安定”，两重。门各建楼，瓮城楼六座，月城楼四座，腰楼四座，角楼四座。成为一座比较坚固和完整的土城。后来又经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指挥高升增筑南廓城和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参将王廷政增修以及清朝几次维修，永昌县城成为河西地区较有规模的土城之一。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392年—1394年），明太祖朱元璋提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的主张，在全国不仅大力发展军队屯田，而且较大规模地开展移民屯田活动。所以，这一时期，从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迁无地贫民至人少地广的地方屯种。因此，永昌卫迁移来了不少移民。为了妥善安置各地移民，张杰组织卫所官吏和地方耆老，按照朝廷规定，为移民规划筹建住房，规划耕垦区域，规划开渠造坝以及吃饭穿衣事宜。经过他周到而妥善的一系列安置工作，使永昌卫的移民事宜、屯田事宜取得了显著成效。所以，永昌旧志称其“经始之功，于是为大”。
（祝巍山）
伏羌侯毛忠
毛忠（1394年—1468年），字允诚，初名哈喇，明英宗赐名为毛忠。先祖为四川人。曾祖父哈喇歹，行伍出身，移居西陲，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率众自武威归附，任职千户，隶籍凉州扒里扒沙（今古浪大靖），后战死。祖父拜都，从征哈密战死。父宝，骁勇善战，任总旗，后平叛有功，进伍长，授永昌卫（今永昌县）百户，毛忠随父移籍永昌。毛忠少时于永昌入伍，任百夫长。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袭父职，时年20岁，任镇番（今民勤县）土军百户。
毛忠善骑射，膂力过人，武艺高强。明成祖朱棣北征时，毛忠从征宁夏至贺兰山，后又北征至牛壁山，一路立功。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征讨叛军曲先（今青海海西州西北一带的蒙古部落）有功，升永昌卫副千户。宣德八年（1433年），征亦不剌山（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一带）。宣德九年（1434年），征脱欢山（今永昌县北长城以外），俘获敌首领，升永昌卫指挥佥事。宣德十年（1435年）征黑山（今民勤县西南），俘获敌首领都尔伯台等，升指挥同知。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随都督蒋贵征讨朵儿只伯，毛忠率七骑破敌阵，大获全胜，升都指挥佥事。正统十年（1445年），朝廷以毛忠多年守边疆功劳卓著，任其为都指挥同知，并赐姓“毛”。正统十一年（1446年），毛忠随总兵官任礼，收捕了沙州卫都督喃哥部落，把他们迁移到长城以内，因功升为都指挥使。正统十三年（1448年），哈密使臣朝贡后回哈密，路过罕东地区（今玉门安西间）时被掠，朝廷命毛忠出兵追抚。毛忠到罕东后，未用武力，只召首领，晓以道理，使之归还了全部财物。同年，沙州都督喃哥之弟伪祁王锁南奔，暗通瓦剌（居住在今宁夏至内蒙西部一带的蒙古部落），毛忠设计生擒，并俘1200多人。由于这两次功劳，升为右军都督府佥事，并赐名“忠”。不久，他又领军驰援参将刘霞于半截墩，俘斩甚众，充任右参军，协守甘肃。
代宗景泰年间，毛忠被人诬陷，戴罪到福建立功。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皇帝位，召见毛忠于文华殿，当面安慰昭雪，赐玉带并明甲凤翅盔，升都督同知，任左副总兵，命他和西宁侯宋诚出镇甘凉。天顺二年（1458年），敌大举进犯甘肃。八月，孛来侵犯镇番（今民勤）。天顺三年（1459年），毛忠于镇番三战三捷，论功升右军左都督。天顺五年（1461年），孛来以数万骑兵侵犯西宁、庄浪（今永登）和甘肃诸道，毛忠与总兵卫颖分兵追击，敌退。忠率三千骑于凉州（武威）十三里铺立营，立足未稳，敌万骑袭来，毛忠马上率将士与敌奋战，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敌人越来越多。在这生死关头，毛忠镇定不乱，勇气超人，他安慰和鼓励将士们要进行殊死战斗。于是自己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这时候，毛忠的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这次战斗，毛忠队伍杀敌无数，但自己却无伤亡。天顺七年（1463年），永昌、武威、镇番、庄浪塞外各地常有边患，毛忠与总兵官卫颖分兵征讨，毛忠先破了巴哇诸大族和咎咂、马吉思诸族，别的将领不能战胜的，也被毛忠一一击败。朝廷以功封毛忠为伏羌伯，食禄千石。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固原土官满四（俊）聚万众于石城反，宪宗命右副御史项忠督师征讨，又诏命毛忠率甘凉军马于冬十月会师石城。十一月，毛忠与项忠同攻敌营，项忠命毛忠从木头沟进军。毛忠命令：“闻炮声而纵，见烟举而回。”第二天，毛忠领二百骑冲炮架山，冒着矢石夺得山北、山西两座主峰。项忠军队也攻占了山的东峰及石城东、西二门。这时，敌人已感到末日来临。忽然，昏雾升起，有的哨位误以为升烟，而退兵。这时，敌人乘着雾气，集中兵力攻击毛忠队伍，毛忠孤军与敌一直战到日落，大战小战十余次，箭射完了，拾得敌军箭再射。后不幸被流矢射中，以身殉国，终年75岁。他的侄子毛海、孙子毛铠上前救忠，杀敌很多，最后都壮烈牺牲。
毛忠从小生长在河西边地，熟悉边防情况，征战沙场五十多年，为明王朝阻止蒙古贵族南侵骚扰、巩固北部边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忠带军纪律严明，爱惜士卒。他死后，河西各地百姓吊哭者相望于道，称他为河西的“长城”。宪宗皇帝闻知后十分震惊，厚加封赠，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追赠伏羌侯，溢号武勇，子孙世袭伯爵。
毛忠死后，河西百姓常常涕泪感叹，每天吃饭，必先祭奠毛忠；每当休息，必先祝告毛公；每有征发，必先祈祷毛公保佑。他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他生前为百姓做下了好事。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孝宗为表彰毛忠的功勋，下诏在兰州建立了忠义坊，在甘肃（张掖）城东廓建立了武勇祠。永昌县毛卜喇村所建的毛武勇公家祠，至新中国建立初尚存。今永昌县南坝乡永丰村北一里处尚有毛忠祖墓，共九代。墓地树有大、小石碑2通，大碑高217厘米，宽86厘米，厚22.5厘米，碑座齐全；小碑高180厘米，宽79厘米，厚21厘米，保存完好。1982年，永昌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祝巍山）
勤政廉洁的胡执礼
胡执礼，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七日，卒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十八日，字汝立，号雅斋，永昌卫（今永昌县）人。祖籍兰州阿干里，自父始迁移永昌落户。父亲胡岳“少历艰辛，托迹于廛市”，是个小商。胡执礼少年时，聪慧出众，9岁时以文字为时人赞赏，称奇童。11岁补博士弟子员，17岁乡试，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乙卯科举人；21岁会试，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三甲第79名进士，同进士出身。初任四川保宁府推官（正七品），主管司法工作。他在任职期间，遵行国令，执法严明。对于那些隐蔽很深的罪犯和邪恶的地方犯罪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并给予严厉打击，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不几年，被提升进京，担任了刑部主事（正六品），后来调为兵部主事，又调到吏部，任文选郎中，主持文选司的工作（文选司主管，正五品，负责办理官吏的调动、任免、考课等事）。胡执礼调京后才能出众，为人清正谦慎。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累被重用，先由文选司调到为皇帝处理机要的部门——通政司，被提升为通政司的副长官之一——右通政提督誊黄（正四品），紧接着连连升任了管理皇帝舆马和全国牧养马匹事务的光禄寺卿（从三品），管理朝廷祭祀、礼乐事务的太常寺卿（正三品）等职。没过多久，又调至都察院，担任了右副都御史。胡执礼入京不出十年，政绩显著，由六品升为三品大员。虽职位显赫，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清廉正直、不惧邪恶、体恤民情的优良品质。万历初年，神宗朱翊钧年幼，张居正主持朝政，权倾一时。当时，张居正想借丝绢鼓噪的事虚构罪名，整理假材料，诬陷持不同政见的余懋学、汪文辉（御史），并要担任右副都御史的胡执礼会稿。胡执礼知其诬陷他人的原委而拒绝签字，并义正辞严地公开抵制，说：“杀人媚人我不为也。”充分表现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万历四年（1576年）出京南巡，任应天府巡抚都御史。
在胡执礼出巡南方和在南京任职的前后十几年间，黄河、长江水患频繁。明朝虽经明太祖诏谕全国治水已两百余年，但是灾害未减，长江尤甚。胡执礼在南巡的数年间，了解掌握了治理长江水患之计，上疏“请先浚吴淞江长桥黄浦”。巡抚都御史海瑞、巡抚御史林应训等也反复提出并力主疏浚长江太湖流域至长江入海口的诸江、湖、港、河、塘的兴民从利之计。经朝廷研究，同意了该治理方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水患大减。由于这次4较大规模的治理行动深得民心，朝廷一些大臣要员逐步认识到了治理水患是安邦富民的重要举措，随之有都御史周起元、御史李谟、尚宝少卿徐贞明、御史王之栋、给事中祝世禄、巡按御史张慎等人反复上疏要求续治。于是皇帝采纳了众臣建议，对长江、黄河进行了一系列的综合治理，减少了水患灾害，扩大了垦植面积，达到了兴国利民的目的。
胡执礼在南巡期间，驻苏州、辖理南直隶江南诸府及江北安庆府。当时，江淮一带盗贼猖獗。胡执礼除严肃朝廷法纪、严加治理外，还晓谕各府、卫官员恪守执行，广泛宣传朝廷律令，促使一些隐患很快消匿，江南一片安宁，因而得到了皇帝的倚重。不久，又被调回朝廷，升任户部左侍郎（户部副职，正三品），主管总督仓场要务。这使张居正更为嫉妒，胡执礼遂遭到了流言蜚语的中伤。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夏，他因病归里。回到永昌后，他不以朝廷大员的身份自居，而是处处谦虚谨慎，筹置学租三百余石，帮助办学，为培养永昌人才劳神出力。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一些老臣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推荐胡执礼，于是，皇帝诏胡还朝，仍然担任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建制，也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在此期间，皇帝特别器重胡执礼，常召其问事，褒谕有加。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北各省频发灾荒，民多流离失所。胡执礼奏请赈灾，救活了无数老百姓。万历十七年（1589年），胡执礼积劳成疾，卒于京邸。胡执礼死后，皇帝特别关照，“忧恤备至”，以胡执礼在职时政绩卓著，赠户部尚书，赠棺椁，派员护柩于永昌卫老家安葬。朝廷还为其敕制墓铭，谕文诚恳。胡执礼葬于今永昌县城南二里赵家庄村（胡墓于1958年平田整地时挖毁，出土墓志铭和木供器多件，并有官衣官帽，已毁），朝廷诏令供入乡贤祠。
胡执礼仕途生涯近三十年，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虽受到张居正排挤，但他一生为国为民作出的贡献，得到了朝廷肯定，并得到了刑部尚书、明代文学家、被誉为当时文坛“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的赞誉，王在饯别胡执礼诗中，对胡评价很高，推崇备至，兹录于下：
送别胡大中丞还京二首有序
大中丞雅斋胡公入佐司徒，贞以多病里居，不获躬从。父老卧辙请留。聊成二律，壮行色。盖公之功德，人能诵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尽知也，故于结语中深致感云。
一
关西清白古来传，
数到胡威更莹然。
新转地宫饶建地，
近从天语见回天。
寻常八座人犹美，
四十三台尔最贤。
唯有苦心真绝处，
青灯课子泪痕偏。
二
吾云将送画熊车，
乞借先知寇不如，。
主计入陪萧相府，
阜财能用范卿书。
穷檐尽属吹嘘后，
乡土争承咳唾余。
渐老杜陵不旧功，
春风寂寂浣花居。
胡执礼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中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是一个清官、能臣。但由于时政多弊，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胡执礼死后，明、清两朝，本县人民在永昌县城为他立了“早岁登瀛”、“志存报国”、“黄甲开先”三坊（民国早期毁）。胡府也建在永昌县城，百姓称阁老府（“阁老”是当地人对胡的尊称），毁于民国早期。后来这里又建起山西会馆，百姓称东会馆。199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重修了阁老府，以示纪念。
胡执礼祖父胡景华，弘治岁贡，以其孙胡执礼功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亲胡岳，以其子胡执礼功初赠承德郎、吏部主事；再赠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三赠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四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张氏，母刘氏，皆封淑人。胡执礼元配陈氏，淑配张氏，共生三子一女。长子胡大年，以恩荫任户部郎中，授湖广常德府知府，升川东道，封中宪大夫；次子胡有年，天启举人，任国子监学录；三子胡允年。一女嫁甘肃总兵雷龙子。胡执礼孙胡养正（大年子），崇祯岁贡，河南河阴知县。胡执礼曾孙胡师容，养正子，由武生入武，任洮州守备。曾孙胡师寅（一说养正子，一说非直系）由武生入武，任永昌中军守备，康熙年任水泉营守备。
（祝巍山）
重视教育的郭昌泰
郭昌泰，字亢宗，山西榆次人，贡生。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59年—1763年）任永昌知县。郭昌泰上任后发现，永昌县一百多年来，登科第者仅三人，所以，他认为永昌地处边陲，士气抑塞，风教不化，这是教育不发展，读书人太少的缘故，必须建立学宫书院，提倡读书学习。于是，他同地方邑绅、贤达、义士共同商量，倡导办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带头捐俸银300两。在他的倡导带动下，本县的大小官员、地方绅士、名流义士纷纷捐银，累计2000多两，他以2000两贷给商行，所生利息供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费用；用其余的银子在县城西北隅购买旧宅院一所，进行了整理修缮，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竣工，作为书院，取“云蒸而益上，其象为升；川流而不息，其象为恒”之意，命名为云川书院，规模可观。书院落成后，本县人黄时（副贡）首任书院山长（讲学之外，总领院务），并撰写了《创建云川书院记》。云川书院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建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永昌县高等小学堂，历时147年，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人才，功绩卓著。
（祝巍山）
心系民众的李登瀛
李登瀛，字仙洲，号韦斋，蒲城举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冬赴任永昌知县。在任的几年内，他做了许多后人永为怀念的事情。
李登瀛任永昌知县的次年二月，武威都统衙门派来了一位姓李的人，索收武威都统衙门所用差役每年向永昌县收取的120两～140两银子。李登瀛问来人收取何银，并查阅了案卷，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来，凉州原设将军衙门和都统衙门，所用差役，初期按规定，都由武威县招募、充当，朝廷按额役拨银。乾隆四年（1739年），有一个不了解情况和不清楚规定的官员仅以将军都统镇守五凉为由，将各项人差费用命令五县按粮摊派，“名为均役，实则祸矣”。永昌县共摊7名，每人每年交帮银18两至20两不等，每年应向武威都统衙门交银120两至140两。武威、永昌、镇番（今民勤）、古浪、平番（今永登）5县都摊收这笔帮银，这实际上是一项不合法的苛捐杂税。按理说，凉州设将军衙门和都统衙门，上面给了额设人役，这些人的经费，朝廷按规定已拨给了凉州，凉州不应该再摊派的。乾隆四年（1739年）以后，在这里任过职的官员，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乱摊乱派是违法的事，但是，几十年来，他们中间竟没有一人抵制此事！弄清楚了此事的原委以后，李登瀛“不胜心寒”，对所索收帮银的人“喝斥而去，未为办理”。之后，武威都统衙门还不断发函催要。李登瀛愤怒之下，给武威都统衙门写了《乾隆四十八年知县李登瀛禀本府不应供支都统民役议》，把他从卷宗里查阅到的根据、事实以及几十年来永昌共上缴的有据可查的帮贴银5000两以上的数据和不应再交的理由细细地作了阐述，并劝说都统衙门官员应罢此举。李登瀛的建议获准，为永昌、武威、镇番、古浪、平番各县百姓减轻了负担，深得老百姓的赞许和怀念。
李登瀛非常关心和重视教育，他到永昌后发现原有的云川书院供应匮乏，就采置闲田，招民耕种，田租交纳于仓，供云川书院的开支。他又发现小孩子无处上学，又资助俸银，在县城东南隅建立义学一所，老百姓非常满意。他在查阅在押人犯的档案和审查人犯犯罪事实中发现，在押人犯的案情与事实不符，且与邻县有牵连。于是他向上面汇报了情况，经他细致调查，弄清了案情，妥善处理了案件，老百姓十分拥戴。李登瀛在任几年，大力提倡植树，在县城城壕边栽种了不少杨树，后来绿树成阴。他重视农业、畜牧等各业，号召百姓兴修水利，扩大种植。特别值得后人称颂的是，在他的主持下，聘请进士南济汉为主纂，编修出永昌县第一部较完整的《永昌县志》，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财富。他还主持修文庙、建神龙祠等，为永昌的各项事业费尽了心神，永昌人民世代不忘他的功绩。
（祝巍山）
两部《永昌是志》的主纂者南济汉
南济汉，字江东，号斗岩，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享年86岁。南济汉原籍顺天香河（今河北香河县）人，七世祖南才，原任金吾右卫世袭指挥佥事，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调永昌卫指挥佥事，携家迁永昌卫，成为永昌籍人。
南济汉家族从南才到南济汉之子南棠共十一代，期间就有三代人编修过永昌县志。南济汉的六世祖南魁，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继任世袭指挥佥事一职，后因屡立军功，升为行都司佥书。他在万历中，与卫指挥同知赵光远共同倡导，由赵光远主纂，与邑绅共同编纂了《永昌卫志》一册。后来南济汉在编纂的乾隆《永昌县志·循良传》中说：赵光远“暇与邑绅纂志一卷，今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这是永昌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地方志书。于是，南魁捐银将此志书刻成版，藏于家中，没有印刷。后来，卫志刻版虽遗失，但南济汉在编纂乾隆五十年（1785年）县志时，把卫志的资料用在了县志上。南济汉在纂修清嘉庆《永昌县志》时，子南棠参与编纂。
南济汉自幼聪颖好学，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进士，初授礼部观政，在家待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被永昌县知县李登瀛聘请为县志主纂，和方毓伦、谢弼翰、郭兴尚共同纂成了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10卷。此后，历任湖南安福、衡山知县。他在这两县任职中，很有声望，“俸廉而外，一芥不取”，旋升丰州知州，循声益著。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久居仕宦，使子弟勿于奢华，非素志也。”嘉庆十二年（1807年），南济汉辞官归里，路过西安，没有了盘缠，同年好友周勉斋知道了此事，设法为他筹集路资。周知道南济汉写得一手好字，就大力宣传他的书法，这样一来，持金求字者盈门，因此获白银千余两，才得以携眷归里。回到永昌，南济汉任云川书院主讲，诲人不倦，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13年一1816年），他兴文社，又一次秉笔纂修成了《永昌县志》8卷，即嘉庆二十一年本。他一生两次纂修县志，留下了珍贵而系统的永昌地方历史文献，深为后人敬仰。
南济汉主纂的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在明卫志的基础上，花了近两年时间成书，共10卷，约8万字。30年后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全国又一次普遍修志热潮到来之时，乡君子谈及此事，不禁慢然曰：“不可再误耶！”恳请他出来担当修志重任。这时的南济汉深感编修志书的艰难所在，他以为：“志关得失，寓讽劝，有人所欲言，非志之所得言；亦有志所得言，非余之所敢言。以地著之人，预掌故之务，直道为公，良不易平。”很多主持公道的乡贤士绅一再劝他勿理小人之言，振作精神，为民造福。在乡亲们的热切期望下，怀着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他不顾年迈，抖擞精神，与本邑同仁志士再度修志。自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年—1816年）成书。这部《永昌县志》共8卷，约7万字，比乾隆五十年的志书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将乾隆五十年本中附于地理志中的水利条，在嘉庆本中升格为水利志，突出了水利这个重点。又将风俗志和祠祀志裁剪，并入地理志和建置志，尤其将祠祀志中那些封建迷信的祭品祭文等删去，并删去杂志，将有用的“流寓”、“耆寿”条移入人物志，其他地方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体裁门类的安排上作了这样的调整和增删以后，后志比前志更趋紧凑，体例篇目更为科学合理，突出了重点，精炼了内容。他又一次把乾隆五十年以后的地方百科资料记载了下来。这部志书之所以在一年多时间内成书，正如作序言的吏部观政黄在中所言：“先生景仰前徽，网罗散失，自归田十年来，搜览残编断碣，偶得其人一二事，如宝拱壁。”
（祝巍山）
红西路军烈士刘理运
刘理运（1906年—1936年），湖北省红安县人，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在红军转战川陕时期，刘理运带领全团英勇作战，被四方面军总部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团的称号。1934年10月，调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6年，红军西路军强渡黄河，九军一路克敌，连战连捷。11月23日，九军到达永昌县八坝，令二十七师的全体将士以战胜艰难险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地广人稀、缺乏粮食来源和弹药补给、部队严重减员等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与敌对峙近一个月。12月19日至24日，敌马元海部纠集5个旅和7个民团，轮番猛攻永昌东二十里堡、十里堡和八坝一带红九军各部和二十七师防线。重点部署在东二十里堡的二十七师，在师长刘理运的带领下，全体将士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消灭敌人几百人。但是由于兵员无补，弹药极缺，形势日益严重。12月25日，马元海集中千余骑兵和5个民团的步兵，向二十七师阵地疯狂进攻，战斗中，刘理运和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祝巍山）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权领导人张仲科、狄万川
张仲科，1918年生，永昌县城人，是一名木匠。1936年12月，红西路军创建永（昌）山（丹）革命根据地期间，于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苏维埃各基层政权人民代表、红军指战员代表和城内外部分群众共一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为主体的、由13人组成的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委员会，选举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成立了青年大队。张仲科选任主席以后，他和铁匠出身的苏维埃政府成员冯怀义，组织城内外铁匠、木匠四五十人，在东街南家院红军兵工厂，协助红军熔铸马尾弹壳，锻打大刀长矛，修理受损枪械，碾配制造火药，组织木工砍伐树木，协助部队架设城堡防御围栏，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12月27日红军撤离永昌县城时，张仲科和王思福随部队到水磨关后，即离部队去祁连山躲避，不料被敌人发现，将其捕捉。1937年1月上旬，张、王二人被押解到敌军骑五师驻永昌祁明山旅，遭到了敌人的悬梁吊打、刑讯逼供，受尽了酷刑，但他们坚贞不屈。后来，他们被转押到武威敌骑五师师部。3月，两人均被杀害于武威新城南城壕。
狄万川，1901年生，永昌县原北海子乡黄家学村农民。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进到永昌。红军在加强防务的同时，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维持社会秩序，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与各界协商，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推举狄万川为临时政府主席。相继在城乡建立了一个区、四个乡、八个村的基层苏维埃政权。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各基层苏维埃政权代表、西路军指战员和城乡各界人士、群众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以手工业工人、农民及红军指战员为核心的政府成员，张仲科被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被选为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在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和苏维埃区（县）政府领导下，和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一道，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侦察敌情，动员人民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2月27日，红西路军撤离永昌西进，国民党部队进入县城，大肆搜捕红军伤残人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狄万川等在武当山中被捕后遭到了严刑拷打，踝骨被砸碎，后保外就医。解放后，狄万川积极帮助人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曾当选为永昌县第一次至第九次（1949年至1953年底）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被选举为一次至九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农民协会副主任、县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54年，当选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病逝，终年58岁。
（祝巍山）
民主爱国人士张肃廉
张肃廉，永昌县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张肃廉于民国20年（1931年）毕业于武威高中。先后在永靖县、兰州市、武威县、永昌县银行任职。解放前夕，在永昌一中任教。1949年永昌解放，张肃廉继续在永昌一中任教。张肃廉虽系旧职人员，但思想进步，学行修明，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拥护人民政府，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热情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为永昌人民所敬佩。1953年，被选为永昌县第八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年6月，永昌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全民普选中，张肃廉被选为永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的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均当选为人大代表。从1958年第三届到1966年“文革”前的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一直当选为永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参政议政，帮助人民政府宣传各项政策法令，推行各项工作，为本县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肃廉一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近三十年。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生活简朴，勤于职守，广泛团结同仁志士一道工作；在教学上从严要求，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很重视对学生的品德培养，常对学生说：“你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思想好，毕业后，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永昌县的教育事业，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张肃廉爱好甚多，书画方面颇有造诣。他的楷书古朴苍劲；他的国画“墨葡萄”、“墨菊”、“墨牡丹”，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在《甘肃画报》和《甘肃日报》上，是现代永昌县书画名家之一。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
张肃廉是永昌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有名的中医，曾受到武威名医权爱堂、席梁承的赞许。他的父亲是闻名永昌、民勤、武威三县的兽医，他从小就随父读医书。高中毕业后在武威、兰州任职期间，酷爱中医，刻苦攻读中医书籍，因而掌握了大量中医理论。他还拜求武威名医权爱堂、李国栋，获益良多。由于他从不间断地学习和研究，他的中医理论造诣高深，临床经验丰富，特别是对伤寒、疑难杂症和肝炎、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有很多“绝招”，闻名于永昌、武威等地。他一生写下了不少中医、中药方面的著作，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全部抄毁。张肃廉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遣送本县红山窑乡劳动，蒙受打击十年之久，于1975年含冤去世。1978年，全国开始了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永昌县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第一批为张肃廉先生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祝巍山）
耿耿忠心昭镍都——记金川公司经理里王文海
2002年11月20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优秀的领导干部、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常务董事、金川公司经理、金川镍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老干部王文海同志突发脑出血，不幸去世。金川公司电视台、《镍都报》先后播发、刊登了讣告。《甘肃日报》《中国有色金属报》《金昌日报》也分别刊登了这一消息。当金川人得知这一噩耗时，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尤其是许多老同志，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金川公司的广大职工纷纷诉说着王文海同志为金川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切缅怀他的突出业绩。11月26日，金川公司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王文海同志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尉健行、吴阶平、叶选平、谷牧送了花圈。有关部委、科研院所、单位的领导及王文海同志生前好友等三百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金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永军带领公司部分领导和有关人员先后三次到王文海家中，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表达公司广大职工家属的怀念之情。一副副挽联、一封封唁电，书写出了王文海一生的奋斗足迹、创造的辉煌业绩以及他的高贵品质，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敬仰、悼念之情。
王文海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上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五十多年来，他奋斗在祖国东西南北的矿山、冶炼、科研事业中，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崛起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在先后担任金川公司经理（1979年—1985年）、金川镍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1985年—1988年）、金川公司顾问（1988年—1993年）的日子里，他带领金川人拼搏奋斗、开拓进取，展开大规模的科技联合攻关，全面建设金川扩建二期工程，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宏伟目标，在金川公司的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为镍都的腾飞、中国镍钴工业的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那非凡的胆略、独特的人格魅力，在金川人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临危担重任
金川镍矿发现于1958年10月。经过创业者们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的艰苦拼搏，于1966年建成了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电解镍1万吨的一期工程，当年产镍1300吨，解决了当时国家建设的部分急需，粉碎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各方面的原因，在以后的十多年间，电解镍一直在六七千吨左右徘徊，未能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国家建设对镍的需求。
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镍矿以其丰富的多种资源，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委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负责抓包头、金川、攀枝花三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科技攻关工作。同年8月，方毅同志和冶金部、甘肃省的领导同志前来金川，参加了由国家科委、冶金部、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方毅同志准确地指出了金川生产建设中存在的“矿山建设十分缓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等主要问题。这一尖锐的批评，对金川公司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也引起了当时冶金部的不安和重视，于是下决心任命曾担任过冶金部有色司副司长、时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工程师的王文海同志担任金川公司经理。因为在此前不久，王文海带领冶金部的有关科技人员到金川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向冶金部呈送了一份有根有据、资料翔实、措施得力的调研报告，为金川的发展和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报告中的真知灼见得到了冶金部领导的赏识和赞同。长期在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上工作的王文海，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这既是上级对他的信任，也使他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承担着一种新的压力。受命于危难之时的王文海，识大体，顾大局，服从组织需要，勇敢地担起这副重任，开始了他在金川生产建设中长达15年的征程。
决心抓矿山
1979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当金川职工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时候，王文海离开北京的家人，只身前来金川公司，任金川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经理（1981年10月—1983年4月，任金川公司党委代理书记）。
他中等个头，身材敦实，浓眉大脸，衣着朴素，思维敏捷，作风严谨。刚上任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大小会上较少发言，把主要精力用于深入实际，调查了解情况，运筹着如何打开金川工作的局面。凭借他在有色金属工业系统多年工作的经验，以及受命后在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面前所得到的新情况，不久，他对金川生产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症结已了然于胸。
王文海深知，金川生产的薄弱环节在矿山。矿山建设上不去，技术不过关，自产原料不足，就是“无米之炊”。当时，一矿区的露天矿和井下开采的龙首矿，已投产多年，但生产能力很难提高。金川二矿区正在建设，镍储量占全矿区的3/4，而其中的75％又为富矿，是金川的资源优势，金川生产的发展主要寄希望于二矿区的早日投产。但由于二矿区地压大，矿岩破碎，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施工难度很大。巷道、井筒多次变形，常是前面掘，后面塌；前面支，后面垮；垮了支，支了垮。工程返工量很大，基建进度十分缓慢。因此有人说：“金川矿山建设是个无底洞。”从1966年开始建设以来，到1979年初的13年间，虽已先后建设7条竖井，开拓3个中段，但迟迟不能投产出矿，使金川生产“缺米下锅”，电解镍产量徘徊不前。这对王文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他综合分析了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科技工作不过关，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矿山地压规律及其解决的办法；二是技术装备水平及人员素质不能适应施工的需要；三是基建管理体系存在着弊病，甲乙方分离，生产、基建两张皮。
为了尽快解决上述问题，1979年4月，王文海率领中国有色冶金考察组一行10人，前往芬兰奥托昆普公司考察了镍的采、选、冶生产技术，寻求加快发展金川镍生产的最佳途径。但从科学技术上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于是，他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基建施工管理体制上开刀。1980年1月，经研究报请冶金部批准，把一直承担二矿区基建施工任务的井巷公司由八冶公司划归金川公司。2月份又成立了二矿区会战指挥部，选调了8名得力干部担任正副总指挥，在二矿区的地质、科研、施工、装备、材料等方面分兵把守，形成了目标一致、思想一致、行为一致的科研、基建、生产结合体，统一组织、协调、指挥，及时有效地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大大加快了二矿区的建设速度。随着地压活动规律、井巷掘进与支护、采矿方法和充填工艺等方面科研成果的掌握和应用，使二矿区生产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1982年10月，二矿区建成投产，形成日出矿3000吨的生产能力，为1983年产镍1万吨实现“三年三大步”的第一步目标，作出了贡献。
1984年，国家批准建设金川二期工程。而其中的矿山工程主要是建设二矿区1250米水平以下的各大系统。这项工程设计规模为日出矿8000吨。为了寻找适合二矿区地质条件的高效采矿方法，1984年11月，中国和瑞典签订了《关于金川二矿区技术合作合同》，先后进行了三种采矿方法的试验研究。1985年3月，王文海等去澳大利亚、日本进行矿山考察。4月，转任金川镍基地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的王文海，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二矿区的二期建设上。10月，他率队赴瑞典审查中瑞联合初步设计。1986年1月，参加试验的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和二矿区，与瑞典联合编制并提交了《金川二矿区日产矿石8000吨的采矿初步设计》最终报告，为二矿区二期工程建设按期投产作好了技术准备。之后，随着向国库“借镍还镍”变价筹集资金、引进外来施工队伍会战等重大举措的实施，使二矿区二期工程建设顺利进行，达到了预期目标，具有了日产矿石8000吨的生产能力。1987年，二矿区出矿突破了100万吨，1993年，出矿145万吨，成为国内最大的有色金属井下矿山之一，既满足了生产急需，又使金川矿山迈入了大型化、无轨化、自动化开采的世界先进矿山行列，投产不到3年就收回了全部基建投资。二矿区地下宝库大门的打开，为镍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文海在金川工作期间，想的最多的是矿山，去的最多的也是矿山。金川矿山有今天，金川公司有今天，这其中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
一心抓科研
金川生产建设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得益于依靠科技进步和为此而持续开展的15年的科技联合攻关。
过去金川生产建设中存在的“三个十分”，使金川公司在落后状态中徘徊了十多年。其根本原因是科技工作跟不上，生产技术不过关。从1978年起，一年一度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在金川如期召开。方毅同志9年间8次来金川参加会议，关怀指导。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甘肃省政府、冶金部和后来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组织、领导下，全国50多个有关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数百名专家、学者及金川的广大科技人员，围绕生产建设各个方面，对金川资源综合利用开展了大规模的科技联合攻关。先后共开展660项专题研究，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260项，其中160项应用于生产建设，有158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12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攻关解决了生产建设中的难题，有力地促进了公司的技术进步、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除镍产量每年增长外，镍的冶炼回收率由1978年的77％提高到1993年的88.06％，铂、钯的回收率由49％提高到70％，锇、铱、钌、铑等稀贵金属的回收率由1％～3％提高到44％。到1993年底，由科技进步增加的经济效益达12.5亿元左右，占同期实现利税总额的45％，成为有色金属工业系统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典范。
王文海认为，搞好金川的科技工作，除了依靠金川内部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的共同努力外，争取上级的支持帮助、兄弟单位的协作配合，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得到上级的支持帮助，必须下情上达，把金川的实际情况，如存在的问题、设想打算、方法步骤、意见和建议等，向有关上级汇报清楚，取得上级的理解和共识，下决心予以解决。几年来，王文海曾多次就基建工程立项、技术合作、设备引进、借镍还镍筹集资金等重大问题，组织专人汇报，亲自出马，起早贪黑地奔走于上级各有关部门之间，做宣传说服工作。有时为了节省时间，还把专题报告向上级领导做录音汇报。在北京，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十分遵守上级约定的时间，常常赶在上班前去等候，进行汇报，从不失掉一次机会。为了把问题讲深讲透，他主持、指导举办大型展览会，以实物、模型、文字、图表、资料等多种形式，使有关领导和部门真正听进去，看懂、理解、掌握，大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1979年，他组织30个人忙碌了几个月，搞了一个“同外国人比比看”的展览，分资源、矿山、选矿、冶炼、工艺5个部分。100块版面立体透明，一目了然。同年8月，来自全国40个单位的160多名代表到金川公司参加资源综合利用会时观看了展览。会后，又将展览搬到北京国家科委大院，向方毅同志汇报。方毅同志兴致勃勃地看完后，不停地夸奖他们工作做得细，并要求国家科委、冶金部的工作人员都去参观。原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参观后赞叹：“矿山模型形象逼真，堪称世界第一。”这是王文海在金川公司的一大创举。在王文海的大力倡导下，金川公司于1981年修建了科技馆，在每年举行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会上都举办科技展览。1981年，为了使金川二期工程能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取得甘肃省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他精心组织力量，加班突击准备材料，于初秋一天的午夜率领人员在天亮时赶到兰州，一下车便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省政府办公会上作专题集体汇报。后来，金川二期工程被列为国家“七五”、“八五”重点建设项目。
1979年以后，王文海更是抓住每年召开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这一大好机会，推动金川科技工作的开展。会前，组织人员检查科技项目进展情况，写出评议鉴定报告，准备综合汇报材料，集中时间率人专程进京请示报告，争取上级的指导帮助，解决重大问题。会议期间，精心统筹会内外的各项工作，使会议开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的目的。会后，他一手组织力量，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层层贯彻会议精神，落实承担的各项科技任务；一手组织专门人员，及时到上级有关部门跟踪催办会上协调解决的问题。他说，如不趁热抓紧，一拖就凉了，不能坐等，要主动出击。就是他这种一抓到底的决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金川科技工作和生产建设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1979年9月，王文海带领公司有关人员到北京参加“从二次铜镍合金中提取贵金属新工艺”科研成果的鉴定会。方毅十分重视，亲自到会。成果一通过，方毅就提出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当即敲定由国家科委给金川公司贷款490万元，建设贵金属车间，并要求金川公司在10个月内建成试车。王文海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这位花甲老人，凭着对党和国家的一腔忠诚，有效地组织实施了工程建设，从设计图纸到土建、安装和试车投产，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了施工任务。
1980年7月23日上午9时，方毅到达金川后，不顾旅途劳顿，直奔贵金属车间。他看着崭新的厂房，抚摸着一台台锃亮的设备，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对现场的工人们说：“谢谢大家，人民感谢你们！”贵金属车间一次试车成功，铂、钯的回收率由20％提高到68％；锇、铱、钌、铑的回收率由1％～3％提高到了44％，投产一年多时间就用新增效益偿还了全部贷款。该研究成果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金川公司的贵金属提取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王文海在金川公司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该车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铂族贵金属提炼中心。
1985年，金川公司虽然有了飞跃式发展，但王文海深深地认识到，企业不能封闭自己，要不断超越自我，只有超越，才有活力。在抓金川一期工程年产2万吨建设时，他已考虑到二期工程4万吨的目标。除了矿山之外，冶炼也是重要的一环。他积极主张金川公司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国内科技联合攻关相结合的路子。他多次强调，金川扩建二期工程要起点高、技术新，要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奋斗目标。
经多方考察和论证，金川公司决定在扩建二期工程中冶炼部分引进闪速熔炼技术。王文海远赴澳大利亚，在与澳方谈判过程中，做了大量调研工作，结识了在澳工作的许多华人，在他们的诸多帮助和支持下，得到澳方的慷慨支援。金川镍闪速熔炼炉于1988年全面开工，1992年11月成功投产，成为世界第五座、亚洲第一座镍闪速熔炼炉，并且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它的建成投产，标志着金川公司的熔炼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文海在多年的辛勤耕耘中，不仅打开了金川生产建设的新局面，也为造就、培养人才创造了十分优越的环境。他十分关心重视广大科技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予以信任、支持和重用。在他的主张影响下，公司先后有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改善了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不断扩展科技成果，使金川的生产建设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阶段。
三年三大步
1982年，金川的科技攻关已基本扫清了前进中的“拦路虎”，生产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市场也已打开了。王文海强烈地意识到，金川公司大踏步前进的时机成熟了。同年9月，在第四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上，方毅同志亲自指导并帮助金川公司制订了“三年三大步，提前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会后的晚上，王文海找来了主管矿山的副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三个矿山的矿长及选矿厂和冶炼厂的厂长，在招待所的一间大屋里，一点一点地分析矿山、冶炼的形势，一个采场一个采场地碰数字。当时最拿不准的是矿山所能提供的金属镍量，加来加去，怎么算，到1985年也只能产镍1.8万吨。矿长们已经无可奈何了。而王文海把胸脯一拍：“够了，我只向你们要一万八，其余两千吨包在我身上。我要从外购原料中解决。”第二天早晨，王文海把记录着实现三年三大步的关键数据和措施的纸片——“军令状”交给了方毅。方毅郑重其事地把它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神情严肃地对王文海说：“我可放在这里了，过几年进行验收。”王文海回答得也很干脆：“我不怕，方老！您可以大量复印，广为散发，反正我们已经豁出去了，1985年一定要拿下两万吨，信不信由您。”
王文海算计过，迈出第一步问题不是太大，更难的是后两步。因为金川一期工程的设计生产能力只有1万吨，要生产2万吨，必须对一期工程进行一些改扩建，这需要投入资金，可国家资金紧张，几个亿的投资难以全部解决，不干又实现不了目标，两难之际，他想到了国库超储的镍。几万吨镍躺在国库睡大觉，何不借些来销售，变死物为活钱，待金川生产上去了，再用生产的镍归还国库，这样既可以解决建设资金的不足，又能满足国内众多行业和厂家对镍的急需。方毅听了王文海“借镍还镍”的建议，很是支持，并积极为实现这一建议充当“说客”。经过层层上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下子解决了资金3.3亿元，弥补了建设资金的不足。
在如何建设冶炼系统这个问题上，金川公司内部有过争论，当时不少人主张另起炉灶，新建一个电解车间，认为这样保险。王文海主张通过挖掘电解车间内部潜力来解决。通过反复试验，找到了提高电流密度、提高PH值的操作方法，使电解槽的生产能力提高了1/3，电镍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公司应用这项成果，对电解进行改造，只在原厂房内增加16个电解槽，生产能力就由1万吨提高到2万吨，节约了大笔投资。电镍一级品率也由61.75％上升到87.05％，电镍成本下降了19.4％。
选矿系统利用“二矿区富矿中性介质选矿新工艺”这一科研成果，对选矿原有的三、四系列进行改造，并局部改造二系列，就解决了选矿能力不足和矿石成分变化带来的问题。
为了实现“三年三大步”的目标，王文海在强化企业管理上也狠下了一番功夫，积极进行以经济责任制、经理负责制为核心的改革，让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在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和职工培训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83年，金川公司成功地迈出第一步，镍产量突破了1万吨，实现利税1.1亿元，分别比1977年提高81.45％和117.8％，被国家经委评为全国102个经济效益好的单位之一。1984年产镍1.5万吨，迈出了第二步。1985年，提前21天完成产镍2万吨，胜利地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奋斗目标，上缴利税突破2亿元。方毅同志发来贺电。
“三年三大步”，这是金川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最自豪、最骄人的成绩，这也是金川公司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热心为群众
王文海于1922年11月生于河北定县，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在延安8年中，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兵工部的高职学校，取得高职毕业资格。是延安革命圣地把这个“红小鬼”造就成了一位出色的技术人才。在革命队伍里的长期培养锻炼，使他具有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金川工作期间，他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疾苦，对职工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合理要求高度重视，尽力予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金川地区治安秩序不够好，企业的某些原料、材料和产品常被偷盗；职工住宅区门窗被撬、自行车等财物被盗现象时有发生；女职工夜间上下班途中感到不安全；部分社会闲散人员、待业青年甚至少数年轻职工游手好闲、寻衅闹事。而当时，市政机构处于筹建和初建阶段，警力不足，治安管理职责和区域不清，有不少薄弱环节和真空地带。王文海认为，这种局面如不及时扭转，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企业和职工都十分不利。于是，他动员、组织企业内部的力量实行综合治理。首先要求各单位对本单位的人和事，大胆抓，从严管。同时抽调素质高、作风好的武保干部和基干民兵，组成公司内部的治安指挥部，形成遍布公司上下各个角落的治安管理网，昼夜巡逻执勤，狠抓坏人坏事和歪风邪气。他本人亲自出马，亲临指挥督战，敢于捅“马蜂窝”，摸“老虎屁股”。有的好心人为他担心，劝他少惹麻烦，可他为了群众，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决心抓到底。他常和民兵同甘共苦，哪里有问题他就同民兵去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金川内部的治安秩序大有好转，许多不良现象得到了制止，受到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广泛赞誉。后来，曾经有过不良行为被他“骂过”、“训过”的青年也大有转变，有的成了生产积极分子，有的当上了班组长，有的遇到他不但不“恨”，反而从内心十分尊敬和感谢他，向他鞠躬。有的家长当面感谢他对孩子的管教，因为这收到了家庭教育起不到的效果。
金川建厂以来发生过不少因工伤亡事故，尤其是矿山井下因作条件差，伤亡事故更多一些。王文海十分体察工亡职工家属的处境和困难，很耐心地接待他们的来访，同他们交谈。他认为，金川有了今天，不应忘记和冷落他们，应主动积极地关心他们的疾苦，把工作做在前面，不要等上门来，要送上门去做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各单位党政工团组织常去工亡职工家庭看望、慰问，帮助解决困难。逢年过节，分片组织，请他们带上子女集体吃过年饭，各级领导到场作陪，进行慰问，向他们拜年。这件事开始前，有的同志担心请他们集体吃饭，集中在一起更容易起哄闹事，不好收场。可实际上他们在这种场合，互相劝慰，互相做工作，收到了感人的效果，从而加深了相互理解，大大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好做多了。
金川建厂以来，职工的生活福利、后勤服务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欠账较多。在抓金川生产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同时，他也不放松职工后勤生活服务方面的工作。从生活物资的供应到职工居住条件的改善，都曾多次向主管上级反映，取得支持和帮助。十多年来，金川公司围绕职工生活，在住宅建设、农林绿化、畜禽养殖、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由于金川公司是困难时期上马，又坚持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指导思想，对职工生活欠账很多，六千多名待业青年和数千名职工家属无业可就，许多人还没有户口，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由于配偶长期调不来或难以落上户口，而离开了金川。1980年7月27日晚，几位女同胞跑到金川招待所的大厅内，向方毅同志告状，要求解决户口、工作等问题。方毅同志在第二天召开的第三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攻关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关心职工的生活问题、孩子入学问题、牺牲了的人的问题、两地分居的人的问题。随后，王文海带领有关部门领导立即四处奔波，紧锣密鼓地操办，不久就经省里特批，解决了一些工亡家属的落户问题。以后几年，有数千户老工人的妻子儿女当上了名副其实的金川人，有数百对工程技术和专业人员，终于唱罢两地相思的苦恋之歌，走下鹊桥，永远地“战斗在一起”了。
王文海为金昌市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多次向方毅汇报成立金昌市的必要性，并积极奔走。经过多方努力，1981年2月9日，国务院同意设立金昌市为省辖地级市。金昌市成立初期，王文海担任金昌市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和中共金昌市1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为金昌市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他大力支持金昌市的各项工作，为形成良好的地企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4月，王文海改任金川公司顾问，1993年11月离休木。这期间，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关心着金川的生产建设和发展前景，对金川的重大问题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15年里，他在金川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金川职工的承认。1988年5月，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8月，又荣立全国有色行业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一等功；1989年，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从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王文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的英名在金川公司发展史上熠熠生辉，他的丰功伟绩已深深铭刻在金川人的心中，镍都儿女将深深地怀念他。
（李逢国 马虎中）
镍都创业带头人杨激中、史源
西冶总公司（八冶公司的前身）党委书记兼经理杨激中同志、副经理史源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德高望众，久负盛名。当年的老创业者至今提起他俩的名字来，仍崇敬至极；而镍都的新一代，则从他们的后辈讲不完的创业故事中，对这两位传奇人物满怀敬仰之情。
杨激中、史源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较早加入革命队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以后，转入冶金基本建设战线这个艰苦行业，为国家的冶金工业建设、特别是金川镍基地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初春，大批创者奔赴金川戈壁时，杨激中率队亲征。在火车上，杨激中和大家谈笑风生。下车后，也没有乘坐来接他的小车，而是和工人一起爬上装满行李的大卡车，直奔金川。当时春寒袭人，坐在车上的小伙子尚且直打冷战，而他那时已年近半百，又如何受得了迎头扑面的彻骨寒风！但无论司机怎样劝、大伙怎样撵，他就是不去驾驶室，还幽默地打哈哈：“坐在上面凉快，消乏！”时至今日，当年的老创业者谈起这件事，仍为之动情。
金川工程建设刚开始时，白手起家，困难如山。杨激中、史源两位领导徒步行走或乘坐指挥部唯一的“胜利”小车，每天都要到各个工地跑好几趟，解决困难，鼓舞士气。杨激中的鼓动像火，令人心烫：“我们干的，是中央首长睡不着觉的工程，是‘上天入地’都需要的工程！就是拼命，我们也要把它拼下来！”而史源的鼓动则像铁，落地有声：“困难多，条件差，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给自己丢脸，更不能给国家丢脸！一句话，就是要争气！”鼓动之外，更多的是做。哪个工程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1961年，由金川峡水库至矿区的24公里管道穿越山口河川时，正值冰天雪地的寒冬，杨激中和史源立即带领机关干部去援战助威，并在刺骨的寒风中和工人一块掘沟，在冰冷的雪地里和工人一起除锈打管，使士气大振，进度大大加快。1962年，厂区临时冶炼系统挖排水沟，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杨激中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工地，一干就是半天。当公司派人找他开会时，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在工地的一个小棚子里看到他时，只见他一身泥水，盖着半截草袋子睡着了。来人不忍心叫醒他，结果他醒来知道后，还把那位同志“训”了一顿，说是“耽误了工作”。
杨激中、史源虽然工作十分繁忙、辛苦，但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职工群众，把解决职工群众的冷暖疾苦当做头等大事。他们常说：“再苦也不能苦了职工群众，再难也不能让职工群众为难，因为他们才是战胜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各项任务的有力保证。”金川工程上马伊始，广大职工群众均住在草棚子、地窝子里，条件很差。有一次，连着下了几天大雨，草棚子在漏雨，地窝子在进水，杨激中、史源两位领导冒雨拄着杨树棍挨家挨户走访慰问，调查了解困难，及时调来了草袋子、油毡纸、塑料布等防雨材料，帮助职工群众防雨堵漏。职工群众感动得满脸热泪，连连说：“我们有这样时刻把职工群众挂在心上的好领导，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在厂区临时冶炼系统施工中，正值寒冬，天上下着大雪，地下滴水成冰。杨激中、史源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带着散装白酒赶到施工现场。由于条件有限，就用大瓷碗舀酒，杨激中、史源带头，每个职工一人一口，酒虽辛辣，但温暖全身。既带去了领导对职工群众的关怀，又体现了领导与职工群众兄弟般的情义。
在严酷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杨激中、史源身为高级干部（地师级），却未搞一点“特殊化”，自始至终和创业者一样嚼糠咽菜，同甘共苦。杨激中家里没柴烧了，他和老伴、女儿借辆架子车去木材厂拣刨花。木材厂主任见老领导工作那么忙还自己来拣刨花，想派辆车去送。谁知杨激中把脸一沉：“不能用公家的车给个人拉东西，这点我在会上讲过，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呀！”而史源，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他连给亲友写信都不用公家的信封。生活困难时，某食堂管理员给他提去两瓶清油，他说：“是不是每人一份？别人有，你就放下；别人没有，你就拿回去！”但对群众，杨激中、史源却一片赤诚，关怀备至。1962年春节，史源为了让勒着裤腰带拼命工作的职工吃上顿萝卜饺子，提前派车到百里路外的永昌、武威乡下收购萝卜，并命令“不惜代价，一定要买上萝卜！”拉萝卜的车出发后，他又守候在办、公室里，一连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
对工作，杨激中、史源更有过人的胆魄和严谨作风。金川工程上马伊始，由于严酷的天灾人祸的影响向，曾有个别领导人信心不足，直接影响了职工的工作热情。杨激中、史源却意志坚定，信心十足。他们在职工大会上、干部会议上一再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干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争气的工程，这是我们每个干部和职工的光荣！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光荣！困难大怕什么？我们这支建筑队伍就是在与困难抗争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困难，还要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来了，不仅要站住脚，而且还要干好金川工程！在我们的厂史上再写下光辉的一页！”“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正是因为杨激中、史源这种坚定的意志和过人的胆魄，金川工程不但没有“下马”，而是顶着困难大干了。杨激中、史源的工作作风是以“严、细”著称的。他俩平日里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但对工作却毫不含糊，绝不容情。一次，二冶炼工程材料没供上，杨激中当即乘车直驱工地，找到材料处长“大发雷霆”，并命令他在第二天下午四时必须将工程所需材料全部运到现场，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否则，“严肃处理”！当时的材料处长杨德荣只说了一句“保证完成”。第二天下午四时前，杨激中又亲赴现场“验收”，见材料已提前运到现场，这才露出了微笑。
在“文化大革命”中，功勋卓著的杨激中、史源也未能幸免于难，被诬为“罪人”。罪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坚持建设金川镍矿，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卖命效力。于是，为建设金川镍矿呕心沥血的元勋，被封之为“杨史王朝”，打翻在地，“批倒批臭”。
但真正的创业者却对“杨史王朝”是有感情的。当杨激中、史源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时，许多干部群众眼含热泪目、心如刀割，还有人跟上去悄悄道一声“保重”；当被“车轮战”摧垮身体的杨激中在烈日下猝然昏厥，从“示众”车上摔下来时，许多人不顾“扣帽打棍”的后果，奋身上前抢救；当在“万人批判大会”上，处逆境的史源正气凛然地道出“跟我们建设金川的干部工人都是好干部、好工人”时，更使在场的创业者们为之动容，为之泣下；而当杨激中、史源从“牛棚”出来送交工人“监督劳动”时，工人们把他俩安排到食堂，干剥大葱这种最轻松的活，还派专人“看守”，给他俩倒茶续水，说宽心话，解闷消愁……
得到人民认可的“儿子”，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金川的创业者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杨激中、史源在艰苦岁月里与群众同甘共苦、建设戈壁新城的功绩。
（张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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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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