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镍矿资源很少，镍矿被列为紧缺矿种。地质工作者都知道寻找镍矿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进行区域地质普查找矿时，都注意研究工作地区是否有镍的成矿地质条件，希望能找到镍矿。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质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经过大力寻找，发现并探明了吉林磐石红旗岭和四川力马河两个中型硫化镍矿。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展，镍资源不足的形势更趋严峻。1958年，在云南墨江找到了一个风化壳型大型硅酸镍矿，地质部于9月份在该地召开了全国普查镍矿的现场会议。
  1958年6月，甘肃省地质局在白银公司召开了一次会议，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给各地质队追加了一批找矿储量的任务。会后，局总工程师宋叔和同志来到酒泉，给祁连山地质队下达了追加的储量任务，其中的一项就是十万吨镍矿。当时，陈鑫是祁连山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
  陈鑫，1919年生于江苏六合县，1944年毕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他学成于旧中国，服务于新中国，解放后短短几年，他辗转在内蒙大草原和大西北的秦岭、祁连山，开创性地领导了白云鄂博、镜铁山等大型、特大型铁矿的勘探，成绩斐然。他身体力行，指导和培育了一大批新一代的优秀的地质人才。他治学严谨，勇于实践，为事业呕区心沥血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是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专家和长者。
  陈鑫向宋总询问了下达这项任务的依据，宋总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祁连山中发现有镍。陈鑫认为找矿的依据不足，而又承担如此大的储量任务，感到十分为难，任务也无法下达给分队，这项任务就只好暂时留在大队里了。当时祁连山地质队是一个带有钻探等工程手段的综合普查大队，队部在酒泉，设有十多个分队，地质人员有一百多人，工作地区包括乌鞘岭以西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全部地区。大队还有一位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工作认真，待人谦和。
  1958年，甘肃省河西地区既有地质、煤炭、冶金、建材、二机部等部门的地质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地质人员，还有以“全民找矿”口号号召起来的群众，形成了一支浩洁荡荡的找矿大军。
  1958年10月7日，是镍都开拓史上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汤中立和他带领的地质员王全仓、化验员邱会鸿、地方干部赵同良、汽车司机秦守宽五人从天祝返回永昌。这里是巡回检查的最后一站，也是一分队的基地——永昌境内东大山铁矿所在地。汤中立一到永昌，向县委书记王虎法汇报工作后，见到了煤田地质勘探局145队等单位和群众报来的许多“矿石”，其中一块核桃般大小的矿石，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凝视着这块小小的标本，极力从记忆中苦苦搜索，但怎么也不能恰当地对上号，便决定立即出发去现场观察。汤中立等人当天找到驻扎在宁远堡的145队的报矿人唐东福，请他带路。汤中立等人来到矿区，观察了不大一会儿，天渐渐暗下来，背光的山坳中已分不清颜色和细节，然而见到十多米长的矿体和有远景的矿区轮廓，加上这让人眼花缭乱的很特别的矿化，美好的憧憬使汤中立等人很兴奋。他们把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尽其所能地手抓怀抱，告别了山峦，辞别了唐东福，夜宿在宁远堡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部。
  这天晚上，虽是粗茶淡饭，土炕布衾，但大家情绪极好，一向不苟言笑的汤中立竟不顾一天的劳累，提议玩扑克牌抓“俘虏”。他们几乎玩了个通宵，也不知谁输谁赢，最后，汤中立说今晚抓的都不算，快睡觉，明天上山抓个“大俘虏”（意指找矿）。
  第二天早晨，汤中立等人吃过早饭，带了些干粮和水，又来到前一天看过的地方。这一天，汤中立、王全仓、邱会鸿、赵国良四人，从现在的一矿区东头进入，一直观察到西端，见到岩体掩盖在戈壁滩下才折回向东。边走边看，待从一矿区出来又进入现在的二矿区，到达二矿区的东端，当看不见超基性岩体时，却看到他们的汽车等候在公路边上，这时已是下午。汤中立开始布置工作：“这个矿点从此就是我们的了。大个子（王全仓）、老赵，从明天起你们就搬到这边来住，加紧进行踏勘追索，搞清岩体出露范围，尤其注意矿化，另外在外围再找一找还有没有类似的岩体出露，过几天调山地工来先进行地表揭露。”随后，汤中立带着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到酒泉的祁连山地质队队部分别向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和工程师陈鑫进行了汇报。晚上，汤中立来到陈鑫的宿舍兼办公室，给他介绍情况，并告知陈鑫，专家听了汇报后说有时间要去看一看。
  汤中立留下的标本氧化很深，很大一部分是孔雀石。经过再次观察，陈鑫想到孔雀石载体黑色岩石要是基性超基性岩的话，这块标本就可能是铜镍矿了，这已经是听取汇报以后几天的事了。于是他准备将标本送去切片，进行镜下鉴定。正当此时，大队副队长霍德同志从野外又带回一块标本，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涂光炽同志托他带来进行镍的分析的，这是一块含有很多细纹状绿色矿物的白云大理岩。10月下旬的一天，陈鑫将两块标本一同送到实验室，交给周才柱同志进行铜、镍两项分析，要求尽快给出结果，并果断地嘱咐：“一定要增加镍的分析。”标本是上午送去的，下午周才柱同志就将结果送来。化验结果不是写在正式化验单上，而是写在一张纸片上，结果如下：
  Cu％Ni％
  民乐C0.060.11
  永昌C216.050.90
  民乐C1就是霍德同志带去的标本，永昌C2就是汤中立同志带回大队汇报的标本。这张化验单就是白家嘴子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看到这个结果，陈鑫兴奋不已，他深知镍矿的发现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于是，他立即向队部要了车，提前吃了晚饭，和司机吴荣德同志于下午5时离开队部出发了。车过张掖时已是深夜，他们继续前进。黎明时到了永昌河西堡一分队驻地后，找到汤中立同志，一同前去现场。见到王全仓、赵国良后，陈鑫高兴地告诉他们矿石的分析结果。陈鑫说：“若是搞上3.5万吨铜，那不算啥，若能搞上3.5万吨镍，那可不一样了，在地质部都要挂上号。”王全仓等人听了只是笑了笑，认为这是领导鼓劲，会不会惊动地质部根本没想。当时王全仓、赵国良等人已带领工人挖了部分探槽，他们共同观察了探槽中揭露出的矿体氧化带。经过一番观察研究，为了揭露原生矿，在陈鑫的指导下，布置了第一个浅井（在Ⅰ矿区8行附近）。回到驻地，他们又一同研究如何加强地表检查评价、槽探浅井和系统采样工作的布置。这天，陈鑫、汤中立和司机同志留下吃饭，王全仓、赵国良和大食堂商量说，大队和分队的工程师来了，请食堂搞点菜。可是食堂什么也没有，勉为其难地炒了一盘土豆丝，这在当地已算很不容易了。
  15天以后，陈鑫又来到矿区，布置的第一口浅井已打到16米的深度，浅井打到7米～8米处已见到原生矿。傍晚时陈鑫来到浅井工地，挎着一根绳头结成绳卷的绳子，民工把他下放到井底，井的四壁都是海绵陨铁结构的富矿。至此已可确定，这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铜镍矿工业矿床。从此，揭开了金川镍矿发现的序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标志着中国一百多年来缺镍少钴的时代永远结束。随后，大张旗鼓的勘查工作也就迅速展开。不久，陈鑫就调到甘肃省地质局工作。1959年1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地质局丛健同志（当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和祁连山地质队全体同志发了贺电。1月17日和25日，有两个钻孔相继开钻，3月初分别打到了厚层原生硫化铜镍矿体。1959年4月15日，大队部从酒泉迁到当时还是一片荒漠的金川，以便集中力量，加强现场指挥，确保矿床初步勘探任务的完成。到1974年，金川铜镍矿的勘探全部结束。
  从1959年到1974年，整整16年，祁连山地质队艰苦创业，累计钻孔深度为183000米，相当于钻透了20个珠穆朗玛峰，向国家提交了一个世界排名第三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的硫化铜镍矿床。16个春秋的成就是辉煌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中国的镍都耸立在中华大地上。祁连山地质队的丰功伟绩，永远被载入共和国的史册。1959年，祁连山地质队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和奖励，特别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他一再说到“甘肃镍矿队是个好队”。1978年8月，该队被甘肃省命名为“大庆式”地质队。1980年4月，又被地质部授予“功勋单位”称号。
  汤中立是一位优秀的矿床地质专家，不论对区域地质、岩浆矿床、硫化物矿床还是金矿地质等领域，都有广泛深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40多年来，他与其他专家合作，对金川矿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及成矿模式等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提出了“深部溶离——多期贯入”的复式成矿模式。从理论上首次解释了为何像金川这样面积仅为1.34平方公里的小岩体竟包涵有如此巨大的铜镍矿，这种小岩体成大矿的学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他还系统考察了国内的这类矿体，作为第一作者，与别人共同编写了《中国镍矿床》，提出了形成这类矿床的两种岩浆系列和两种成矿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考察了国外一些矿床，并对比了国内外120个同类矿床，提出了此类超大型矿床的划分标准、分类及其形成条件。他先后著有1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
  由于汤中立在地矿专业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卓越贡献，1978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树立为先进科技工作者；1980年，被评为全国地质系统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得《地质学报》1982年—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1995年，当选为全国第二批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因主持完成“金川矿床成矿模式及区域成矿预测”这一科研项目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11月，获得李四光科学奖，该奖是我国地质行业最高层次的荣誉奖，一人一生只能获得一次，并作为终身荣誉。在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参加甘肃团讨论时，特别问到汤中立，并说，汤中立对金川是有功的。汤中立现为金川公司的荣誉职工、地质高级顾问。
  1986年6月1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部为纪念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队为发现和勘探金川铜镍矿作出的重大贡献，在金昌市金川公园隆重举行了“地质工作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陈鑫、汤中立这两个在金川铜镍矿发现和勘探史上永远闪光的名字，作为镍都开拓者的代表，被镌刻在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上。
  这个地区铜镍矿发现以后，受到全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矿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文件报表中的矿区名称极为混乱，有的叫它为永昌铜镍矿，有的叫它为河西堡铜镍矿，有时还以当地的村镇名称命名。为了统一名称，陈鑫特意请了几位当地农民，询问矿区所在地的地名，他们都一致说叫白家嘴子。于是陈鑫等人就将矿区定名为“白家嘴子铜镍矿区”，从那以后，矿区的名称就统一了。隔不多久，陈鑫又遇见一位老农民，问他当地地名是不是叫白家嘴子，这位农民说没错，是叫白家嘴子，不过你们现在挖矿的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叫“黑虎山”。这时陈鑫才恍然大悟，“白家嘴子”是指超基性岩的围岩白色大理岩形成的一个豁口，而贮存矿床的黑色超基性岩所在的地方是叫“黑虎山”，矿区本应叫做“黑虎山铜镍矿区”，却被叫做了“白家嘴子铜镍矿区”，黑白被颠倒，可是已不好改变了，以后地质勘探报告和地质文献中矿区、矿床的名称都用“白家嘴子铜镍矿”。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地质文献中也用这个名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引进美国百万分之一的卫照图上就有“白家嘴子”这个地名。1960年，甘肃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处书记何承华前来巡视（已听取了矿区所处地域环境方面的汇报，特别是水源主要靠金川河流通过金川峡水库的来历），他摸着下巴和地质队的人商议说：“国际上都有名了，还叫‘白家嘴子’，是不是欠雅……好！好！就叫‘金川’，就叫‘金川’！”从此，“金川”得名，随之，“金川镍矿”、“金川镇”、“金川公司”、“金川区”等名称应运而生。
  金川硫化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被陈鑫保存了40余年。1999年，在金川公司建厂40周年之际，他毫无条件地将它捐献给金川公司，现保存在金川公司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