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古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据对出土于金昌市永昌县、现藏于酒泉市博物馆的古犁的考证，距今1万年前后到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早期，就有人类生活在金昌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经济生活已从狩猎、采集开始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这表明，距今七八千年前，甘肃东南部地区的大地湾氏族已过着安定的生活，以较原始的方式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之时，甘肃西部的金昌古地乃至河西走廊地区的先民们也开始制作石犁等生产工具，开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养殖。
  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遗存
  20世纪70年代，在永昌县发现了鸳鸯池、大墩井、乱墩子滩、二坝、水磨关、毛卜喇等17处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物。这些古文化遗址生动地证明，在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就有较多的先民生活在东大河、西大河和金川河沿岸，创造着人类文明。特别是鸳鸯池遗址的科学发掘，发现了古人类生活在金川河中游北岸的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在1000平方米的面积里，清理出墓葬151座，出土遗物3500多件。这些遗物有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和艺术雕刻五类。石器有刀、斧、筒、管、石片、白色石珠等。细石器较多，主要有石核、石片和少量玛瑙。骨器有石器柄、匕首柄、匕首、针、笄、梳、珠、臂饰、锥、耳坠等。特别是镶有石叶的骨刀梗这种用石料制成的复合工具——石刃骨刀和石刃匕首，是西北地区的首次发现。陶器有彩陶和灰陶，多为生活用具，也有少量生产用具。彩陶主要有壶、罐（共五式）、杯、盆、小壶、高脚杯、器盖等，粗红陶、灰陶主要有单耳杯、盘、小盅。另外还有石雕人头像。鸳鸯池遗址墓葬中随葬品较为丰富，每墓一般3件至5件，尤以生活用陶器为多。墓葬的墓坑形制多为土坑竖穴式，个别有打偏洞的，成人埋葬较深，小孩较浅。葬法有单葬、合葬、二次葬和瓮棺葬等。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其次有侧身曲肢葬，还有“割体葬式”，即将死者的脚趾割下放入随葬的陶器内。这种现象，考古专家认为是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首次发现。在鸳鸯池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马厂类型墓葬打破半山类型墓葬的地层关系，获得了有关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分期关系的资料。依据地层迭压情况和出土的大量陶器形制特征以及花纹的演变规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碳14测定，确认鸳鸯池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鸳鸯池遗址中成年男女合葬的出现，反映出生活在金昌古地的先民在婚姻形态上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成年男性和小孩合葬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居主要地位；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的装饰品和用白云岩雕刻的人头像，充分显示出当时这里的先民有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遗址中的房屋遗迹和大量细石器、骨梗刀等骨器，揭示了金昌乃至河西地区的人类已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开始了定居生活，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增多，且逐步精细，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永昌县鸳鸯池遗址的科学发掘，为研究甘肃西部人类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它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文化组成的。这就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仅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而且生活在西部等广大地区。尽管这些文化遗存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有着地理环境和时代早晚的差别，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着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今金昌市域内的十多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的发现，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齐家文化遗存
  在永昌县金川峡水库西南侧水库淹没区，有一处古文化遗址，经鉴定属齐家文化遗存，树轮校正年代为前2050年至前1955年。遗址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出土的遗物有双大耳陶罐、石锛、石斧、夹砂黑陶罐、玉器等，还发现了陶器里的谷物残迹和兽骨。由于水库常年蓄水，遗址的保护受到了限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邻县武威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青海乐都等地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存和大量的出土遗物。这表明，生活在金昌乃至河西走廊的先民们进入了新的文明阶段。他们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在商周时期，已过着较固定的、农业和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的生活。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籽粒说明农耕业有了较大进步，农作物品种增多；劳作工具种类增加，制作精细；制陶、雕琢玉器等手工业技术提高。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沙井文化遗存
  1976年，在金昌市原双湾公社（今金川区双湾镇）尚家沟村二队一古河道旁的三角城发现遗址一处，1979年由省、地文物部门进行了发掘。该遗址由古城遗址、居住遗址和墓葬三部分组成。三角城因四周墙基不甚规整、呈三角形而得名。城内文化层遗物丰富，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贝币等。石器有石斧、石磨盘、石球、石棒、石英、石料和玛瑙碎片等；陶器有罐、瓮、鬲、钵等，多为灰砂粗红陶，彩陶较少。花纹以曲线三角纹和菱形纹为多，还有少量的绳纹泥质灰陶片和一罐贝币，共130枚。挖掘的城南墓葬遗址，墓葬形制以偏洞为多，也有过洞墓室，方向多东北和北向，无棺椁，铺芨芨草及白灰，有以红色涂头现象。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多有肢解上体和割断头骨的，个别有肢解腿骨和脚趾骨的现象。随葬品主要有铜刀、铜牌饰、铜泡、筒状杯、夹砂红褐陶和很多海贝等，但未发现铁器。三角城发现的墓葬和大量遗物，经碳14测定，距今2675±100年左右，相当于春秋早期，属沙井文化。这些遗址、遗物证明，当时生活在金昌占地的先民们已进入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这里的畜牧业和农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种植的谷物品种逐渐增多，生产工具进一步精细，广泛使用铜器、铁器。手工业有了相当的水平。以海贝充当货币，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也已产生。沙井文化的诸多特征，反映了它既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又与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祝巍山）
  建置沿革
  金昌市的永昌县建制始于西汉。早在春秋战国至秦代，整个河西走廊为西戎、月氏、乌孙诸族牧地。秦末楚汉相争，中原战乱，匈奴冒顿单于趁战乱“东灭东胡，西逐月氏”（《汉书·地理志》），打败了河西当时最强盛的月氏族，迫使月氏人大部分西迁伊犁河流域，后迁往阿姆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小部分进入祁连山，史称小月氏，逐步与当地民族融合。从此，河西走廊被匈奴占据，由浑邪王统辖张掖以西的河西西部，休屠王统辖张掖以东的河西东部，成为北方匈奴政权的“右臂”。西汉初期，占领河西后逐步强大起来的匈奴经常南侵汉境，掠人口、夺财物，而汉王朝则无力与之抗衡，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和亲政策，换取边境暂时的安宁。汉武帝继位以后，由于汉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又经文、景削藩，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武帝决定以武力解决边患，反击匈奴。遂于建元二年（前139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又于元朔二年（前127年）派遣大将卫青对匈奴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大败匈奴，将匈奴赶到黄河以北，汉朝控制了河套以南地带。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出陇西，越焉支山（今永昌与山丹县界大黄山），跋涉河西走廊，转战千余里，打败了匈奴，一举收复了河西地区，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河西地区正式归入西汉版图。汉王朝为稳定和经略河西，进一步经营西域，于同年设置了武威和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从武威、酒泉二郡分置了张掖和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政府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成功地开通了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友好往来。就在河西设置四郡的过程中，在今永昌县地先后设置了鸾鸟县（属武威郡）、番和县①、骊靬县、显美县（属张掖郡）。据《二十五史补编》《嘉靖重修一统志》《五凉志》以及清《永昌县志》记载，番和县城故址在今县城西20里水磨关一带，鸾鸟县城故址在今县城西南西大河口上房寨子，骊靬县城故址在今县城南20里的者来寨一带，显美县城故址在今县城东45公里的杜家寨乱墩子滩汉墓群附近。
  西汉收复河西后，采取了徙民实边、屯田河西（其中有番和屯田）的政策，推行代田法，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丝绸之路通畅，由西向东的胡商蕃客满载着西域的各种货物来中国贸易，“日款于塞下”，丝路贸易空前繁盛。
  东汉前期，今金昌市地的显美县由张掖郡划隶武威郡管辖。鸾鸟县仍隶武威郡，番和县与骊靬县仍隶张掖郡管辖。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分凉州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置雍州，州治武威（一说〓得，今山丹）；分张掖郡部分地域，在今山丹县东和永昌县西置西郡，把原隶张掖郡的番和、骊靬和原张掖郡的日勒、山丹四县划归西郡（郡治日勒），一直延续到三国曹魏时期。
  三国曹魏时，武威郡、张掖郡都属魏国。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移凉州州治到姑臧（今武威）。凉州领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七郡，其中今永昌县地的显美县属武威郡，番和县和骊靬县仍隶张掖郡，原鸾鸟县撤销。
  西晋时，今金昌市地及河西走廊均属西晋，隶凉州管辖。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河西鲜卑酋帅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在两降、三次复反的35年中，使河西战火纷飞，河西之地“非复晋有”。为了平息叛乱，晋武帝派勇敢善战的马隆镇压了树机能，接任武威太守，郡治姑臧。晋时，武威郡领七县，其中显美县、番禾县、骊靬县隶武威郡管辖。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西晋朝廷任命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到任后，大败鲜卑复反势力，“威名大震”。他着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侨立郡县，安置流民，大办儒学，振兴教化，使河西经济迅速得到恢复，社会安定。西晋末年的中原有“八王之乱”，而河西走廊却十分安定，于是中原流民纷纷西迁，“来者日月相继”。为了安置流民，张轨上表西晋朝廷，分武威郡西北辖地，在今金昌市域内侨立武兴郡，由武兴郡管辖于永嘉中（约310年）从番禾县析置的焉支县和新彰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这时，北方地区的一些汉族官僚和少数民族酋帅一个个建立了割据政权，形成了“东晋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河西走廊地区进入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五凉”的统治时期。
  前凉建立后，都姑臧。经几代国主的励精图治，国力强盛，势控西域。第四代国主张骏时将版图划为3州（凉州、沙州、河州），领23郡，成为北方强国。其中，武威郡治姑臧，今金昌市地的番禾县、骊靬县、显美县隶武威郡管辖；今金昌市地的焉支县和新彰县隶武兴郡管辖。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凉被前秦所灭。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十二月，吕光称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凉州牧，建立了后凉，都姑臧。后凉建国初期，地域与前凉相同，在今金昌市地的番禾县设置番禾郡。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昌光死，荒淫无度的吕纂继位，执政三年中，滥杀无辜。安帝隆安五年（401年），番禾郡太守吕超率兵攻破姑臧，杀了吕纂。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凉被后秦姚兴所灭。后秦以郭将为番禾太守，县地属后秦。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了南凉政权。秃发乌孤称西平王，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后徙乐都（今青海乐都）。安帝元兴元年（402年），秃发傉檀继位，称凉王。次年，后秦姚兴封秃发傉檀为凉州刺史。安帝义熙二年（406年）冬，秃发傉檀从乐都迁都到姑臧。至此，秃发傉檀割据了从西郡（今永昌县西北与山丹县东南）到金城的大片地域，番禾等地为南凉所辖。南凉为了发展经济和强化防卫，在这一时期还从显美（今永昌东）、临松（今民乐西北）等郡县掳获人口5万以上，或编入军队，或垦殖畜牧。秃发傉檀的残酷压迫，致使城民不断起义，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傉檀降于西秦，南凉亡。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匈奴贵族沮渠蒙逊起兵，拥段业为建康（今甘肃高台西北）公，建立北凉。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张掖公，都城在张掖永平。北凉建立后，蒙逊重用汉族人士治国，整顿内政，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放宽刑罚，赈恤灾荒，检查失政，严督官吏，以期“明设科条，务尽地利”，使北凉很快发展起来。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蒙逊西扼西凉，向东扩展，于安帝义熙四年（408年）占领了今永昌县西、山丹县东的西郡。安帝义熙七年（411年），蒙逊以3万骑出西郡，于显美县（今永昌县东）穷泉击溃南凉主力，逼迫南凉主秃发傉檀迁都乐都，蒙逊占领姑臧，次年迁都姑臧。这时，今金昌市地的番禾、骊靬、显美、焉支、新彰诸县均在北凉管辖范围之内。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蒙逊灭西凉，完成了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统一。到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北凉疆域已达到东接金城及湟水地区，西邻敦煌，势力所及，达于葱岭。西域36国每年向北凉朝贡，北凉国力极盛。元嘉十六年（439年），北魏攻灭北凉，统一了中国北方。
  “五凉”时期，今金昌市地和整个河西走廊，虽也时有战事，但在120多年时间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为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北魏凉州领10郡，其中今金昌市地的番禾郡领彰、燕支（即焉支）二县。北魏统一河西后，实行减免兵役、减免徭役、安置流民、赈济灾荒等措施，把凉州地规划为“麻布之乡”。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推行了均田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同年，朝廷下令，按郡、县抽出十分之一的户数开展屯田，进一步促进了河西传统的屯田事业。这时，番禾郡的屯田，在西汉屯田的基础上，发展更加兴旺；古焉支山下的焉支县地也沿袭西汉养马事业，设置官牧机构，为北魏官牧养马作出了贡献。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河西走廊地区属西魏，显美县属凉州武威郡管辖，番禾郡管辖番禾一县。北周明帝元年（557年），宇文觉废西魏，建北周，河西地区统属北周。在此期间，凉州领10郡，在今金昌市地建力乾、彰、燕支三县，属武威郡。显美县省，其地并入姑臧。北周时，由于推行均田制等措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朝廷敕令在今永昌县北御山峡修建了驰名中外的瑞像寺。
  隋初，河西初建凉、甘、瓜州。大业三年（607年），隋炀炀帝改州为郡，姑臧为武威郡治，武威郡管辖姑臧、昌松、允吾及番和。合并永昌县地的力乾、彰、燕支地入番和。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张掖，登焉支山（今山丹、永昌界），接见西域27国使者，随后，御驾亲临番和县北的瑞像寺，赠施了大量金银财物，御笔改旧额“瑞像寺”为“感通寺”。并下令天下的各州、郡、县和寺院都要摹写感通寺的圣容瑞像进行供奉。从此，番和县感通寺声名大振，驰名西域。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派人劝说割据河西的李轨归唐，轨不从，后被捉处死。李世民被封为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肃、瓜、鄯（今青海乐都）、会（今靖远）、兰（今兰州）、廓（今青海隆化）、河（今临夏）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整个河西归唐朝统辖。唐初，番和县属凉州总管府辖。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凉州属陇右道，番和县属凉州。唐朝初期，李世民在西北普遍修水利，设屯田，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实行和籴政策（即由国家拿钱收购农民的余粮），使河西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番和（今永昌县）屯田、武威屯田取得了显著成效。据记载，凉州都督府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番和县的焉支山设立官马场，成为国家发展良马的重要基地。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河西走廊中外贸易十分繁荣。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于番和县置雄州，高宗调露年间（679年—680年）废，番和仍归凉州管辖。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因陇右道管辖地域过大，分黄河以西为河西道，设置河西节度使，治所姑臧，也为都督治所，派重兵防守，成为河西首府，统辖河西各县。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在番和县西南三十里置大斗军（今永昌县塔儿湾一带）。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改番和县为天宝县，仍属武威郡管辖。这个时期，河西地区不断受到吐蕃的攻击。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入凉州，杀死节度使杨志烈，占领了武威郡。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杨休明继任节度使，移河西节镇到沙州（今敦煌）。同年，吐蕃西进，占领甘州、肃州、瓜州，后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攻陷沙州，整个河西遂为吐蕃奴隶主控制。河西人民不堪忍受吐蕃贵族的残暴嗜杀，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于沙州起义，到大中五年（851年）收复了十个州的地域，于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又收复了凉州。至此，河西人民完全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统治，番和县同武威郡复归唐朝。但时间不长，凉州又被吐温末部占领。到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凉州地方包括武威郡管辖的番和县地，全部落入吐蕃六谷部之手。
  宋初，凉州姑臧和今金昌市地仍属吐蕃六谷部，宋朝廷对之只是羁縻而已。后西夏崛起，迫使吐蕃六谷部向宋朝靠拢，请求朝廷派员到凉州任职。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朝廷派丁惟清为凉州知州事。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党项羌攻凉州，知州丁惟清被杀。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党项羌占领凉州、番和。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党项羌占甘州，景祐三年（1036年），占肃肃、瓜、沙三州，整个河西被西夏占领。西夏在今武威设西凉府，统领河西州县。在今金昌市地置永州，隶属西凉府。西夏在统治河西的190余年间，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注重发展农牧业，任用汉人，仿宋朝设官制，创造西夏文字，翻译儒家经典，提倡佛教，发展皮毛印刷等手工业。今水昌圣容寺在西夏时得到了重修，并刻下了西夏文等六体石刻文。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七月，蒙古军队攻占西凉府，次年（1227年）西夏亡。蒙古占凉州初期，沿用西夏建制，封窝阔台之子阔端为永昌王，镇守河西，后由阔端子只必帖木尔继任。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地置永昌路（今永昌县城），隶属甘肃行中书省，永昌之名自此始，取“永远昌盛”之意。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废除了元朝的军政机构永昌路，在永昌王署置永昌卫，隶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从庄浪（今永登）移张掖，辖永昌卫等12卫和古浪等4个千户所。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于永昌卫治置永昌协，设参将一员，统辖卫境内五营及境外八营兵力。明朝为了巩固边防，一面在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加固长城（永昌境内120公里），修筑城池、堡寨；一面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山东、河北等地10多万人口迁徙至河西开展屯田。武威、永昌、山丹、肃州、甘州还开展军屯，效果都十分显著。明朝政府很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畜牧业，振兴文化教育。洪武三年（1370年），永昌卫办卫学，明英宗正统中设儒学，明神宗万历年间修建了永昌钟鼓楼，重修了金川大寺和观河楼塔等建筑。钟鼓楼和观河楼塔至今仍保存完整。
  清初承明制，永昌仍称永昌卫，仍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年），属甘肃布政使司。康熙十三年（1674年），改设永昌协参将为副将。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设置了凉州、甘州、宁夏、西宁四府，升肃州、秦州、阶州为直隶州。所有卫、所一律改为县。凉州管辖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五县。清末设甘凉道，增辖山丹、民乐、张掖、抚彝。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重视河西地区的发展，曾多次迁移内地人来河西屯垦，永昌县就是屯垦重点之一。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措施，永昌经济得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进一步兴旺。据乾隆《永昌县志》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县李炳文创建丽泽书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郭昌泰创建云川书院，为当地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此后，永昌共考取进士6人，举人16人，贡生216人。知县李登瀛、进士南济汉等修成《永昌县志》乾隆五十年本和嘉庆二十一年本，为永昌县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府存道，河西地区属甘凉道，治武威，下辖武威、古浪、平番、镇番、永昌、山丹、民乐、张掖、抚彝9县。民国16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全省分设7个行政区，在武威设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辖县与道同，县行政公署改称县政府。民国30年（1931年），在张掖另设专员公署，第六专员公署辖县减少，只辖武威、永昌、民勤（镇番）、古浪、永登（平番）5县。民国25年（1936年）11月8日，红西路军西进永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历时40多天。红西路军西进撤走后，苏维埃政权随之消失。
  1949年9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永昌。9月23日，永昌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武威专区。1955年，撤武威专区和酒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专区设在张掖，管辖整个河西的永登、天祝、古浪、景泰、民勤、武威、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肃南、酒泉、鼎新、金塔、玉门、安西、敦煌、肃北、阿克塞等县、市，是年底增设玉门市。1961年底，张掖专区划分为武威、张掖、酒泉3个专区。武威专区辖武威、古浪、民勤、永昌、永登、天祝、景泰7县。198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永昌县宁远乡白家嘴子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所在地设置金昌市。10月，永昌县从武威专区划隶金昌市管辖，并从永昌县划出宁远堡和双湾两个乡和金川镇一部分，成立了金川区。
  （祝巍山）
  汉代的移民实边与番和屯田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后，河西地区人口减少，显得地旷人稀，而张骞出使西域邀乌孙东归驻牧又没有成功。汉王朝要设郡置县加强对河西的经营，就只有从内地大量地向河西移民。武帝时，今金昌市永昌县地设有鸾鸟、番和、骊靬、显美4县，分属武威郡和张掖郡领辖。这里是西汉组织移民实边大量迁入人口、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理想地区之一。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向河西地区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奸猾吏民”。《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而迁徙的人口中，大多是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其次是犯有刑事罪和叛逆罪的人。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少，迁他们实边时，朝廷也允许他们的家属随迁。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者。也有一些屯田士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在边地郡县，并把其家属一起迁来。汉武帝把移民实边当做汉王朝的一大战略措施，进行了精心地组织和实施。它既解决了保卫边防、巩固边防的问题，又补充了河西的人口，为开发河西、发展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力。
  先期的移民，衣食均由国家提供。
  除徙民之外，河西各地还有大量的戍卒和战斗部队。这么多的人口所用食粮要全靠国家从几千里外的地方调运，不仅时间过长，而且耗费巨大。所以，徙民之初，迁来的边民是随戍卒而活动的，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收复河西后到元鼎六年（前111年）这10年时间内，戍卒和实边的徙民都全力以赴修筑令居（今永登）至酒泉的长城和亭障。在建立了郡县、稳定了边疆之后，汉武帝才下令设官田，调出击了匈奴的60万将士到边郡屯田，迁徙而来的移民也进行屯田。为了加快河西的发展，汉武帝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从内地征发戍卒18万，到河西屯田。汉初的屯田，不论是军屯或民屯，屯田需要的种子、农具和耕牛，都由国家供给。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不仅改变了河西地旷人稀的状况，巩固了边防，而且把汉朝内地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引进到了河西。
  当时，河西屯田的地域非常广大，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地区，一是番和（今永昌县）屯田，二是武威屯田，三是居延屯田（包括张掖），四是敦煌屯田。番和县当时属于张掖郡所辖，地处祁连山北麓。祁连山里有大量冰川和积雪，山上松柏茂密，山里山外水草丰美。祁连山中的冰雪融化和降雨形成的东大河、西大河两条河流，源源不断地流向番和县等四县地。由于河水的滋润，在这些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走廊绿洲平原，具备了发展农业、畜牧业的有利条件。番和屯田就是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在西起焉支山以东、东至武威平原西部（今永昌县）的走廊绿洲上开展屯田植谷。为了便于管理河西地区的屯田事务，朝廷在番和县设置了农都尉，管理番和、武威、居延、敦煌几个大的屯田区，并在张掖等几个屯区设置农都尉护田校尉。朝廷规定，河西屯田的戍卒，每人耕种官田20亩，每亩收取地租4斗，实际上形成了戍卒与国家的租佃关系。这些戍卒既是国家的边防军，又是耕种国家土地、交纳地租的农民。后来他们生产的粮食逐步多了起来，除交地租和自足外，还允许向市场出售。有时候，国家拿钱收购，调往灾区解决饥荒。
  西汉朝廷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的整个过程中，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直到现在，张掖、敦煌还存在那时候开挖的农渠。与此同时，朝廷还在所有的屯田地区，大力推广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武帝末年，还在居延等地推广了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费力少，得谷多。
  总之，汉王朝的移民实边和军屯、民屯措施的实施，使边郡粮食充足，军队供给有余。这样做，既减轻了国家向边郡调运粮秣的沉重负担，又巩固了边郡的安全，维护了中西交通的畅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民族大融合，使河西地区逐步成为富庶之地。
  （祝巍山）
  圣容石佛瑞像与敦煌莫高窟的因缘
  圣迹的发现 今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龙首山脉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峡谷，叫望御山谷（简称御山峡或御山谷）。在这条峡谷的中段，有一座始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的瑞像寺（今名圣容寺）。寺院正殿的石壁上，挺立着一尊始雕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的圣容石佛瑞像，这就是敦煌莫高窟有大量壁画和丰富文字记载的“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古番禾县就是今永昌县，当时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在深入研究莫高窟壁画中，发现一些洞窟中有隋末唐初到五代时期大量的壁画。画中描绘的有凉州盘和都督府番禾县北仰容山一尊很有历史地位的圣容瑞像，有与这尊圣容瑞像互为因缘的神僧刘萨诃，以及有关这座寺院的兴衰变迁等方面的故事画。画面内容非常丰富，榜题很多，诸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盘和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等等。还有描绘“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和“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等内容的故事画，还有少量绢画和塑像。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还从大量的“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发现了与这些壁画、绢画相一致的十分丰富的文献记载。他们为了弄清楚这些壁画和文献记载的来龙去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研究。
  孙修身先生在武威发现了一块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刻制的半截石碑，碑文记载的内容正是凉州番禾县北瑞像寺圣容瑞像出现的故事，和与瑞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圣僧刘萨诃的佛教活动事迹，以及该寺的发展史。孙先生将碑文的记载、古代文献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对照敦煌莫高窟中唐第231、237诸窟和五代第61、72、96窟等洞窟描绘凉州番禾郡北御山峡谷中石佛瑞像出现的一系列故事画，和刘萨诃佛迹活动的一系列故事画，结果三者都十分契合。碑文的有些情节为文献所不及，但又与莫高窟壁画中的情节十分相似。这样一来，就使被长期湮没了的历史事实得到了充分证实。孙先生于1982年下半年两次到永昌县考察了番禾郡（县）遗址、番禾郡东北的望御谷和圣容寺（俗称后大寺），又查阅了旧县志的记载。番禾郡（县）故址与这个寺院故址，在地理方位上与文献所记载的完全契合。通过对御山峡谷圣容寺的考察，取得了更令人震惊的成果。在圣容寺遗址上，发现了一尊依山而立的石佛像。它是以浮雕的手法雕刻在石壁上的，佛头则由另石雕成。石佛像通高一丈八尺，这与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相一致；在寺后象山顶上耸立的一座七级空心佛塔的内壁上，发现了数层壁画，第二层画有一尊与莫高窟壁画上相似的御山圣容瑞像，塔壁上还有“圣容寺”、“乾元二年”、“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题记；寺前有一小河，寺旁有不多耕地……这些都与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完全一样。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今永昌县的圣容寺遗址和现存的石佛瑞像，无疑就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佛教文献及出土石碑中所记载的凉州“盘和都督府仰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
  圣容瑞像的由来和寺院兴衰 据佛教典籍记载：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至北魏时期，中国有个稽胡族高僧叫刘萨诃，他生于东晋穆帝升平四年（360年），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此人出生于富比王室的富豪家庭，喜习武，好射猎，30岁以前恶迹累累，为地方一霸，曾当兵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在任上大宴亲朋，饮酒过量死去，由于心口尚暖未葬，七天后复活。传说是观音菩萨指点迷津，让他赎生前滥杀生灵的罪过，于是出家当了和尚，取法名慧达。刘萨诃一生敬佛四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在家乡和江南各地学法宣教，在原籍开展宗教活动，还去了五天竺拜谒佛迹；后二十二年（东晋义熙十一年至刘宋元嘉十三年，即415年—436年）在河西弘扬佛法，修行宣教，修寺凿窟。刘萨诃后来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不仅被神化为观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祖释迦牟尼比肩，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等，河西地区信仰尤甚。刘萨诃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第二次西去印度观佛迹，行至凉州（今武威）西170里的番和县（番禾故城在今永昌县城西20里的水磨关一带），向东北望着御山谷说：“此山有奇灵祥光，将来会有宝像出现。宝像出现时，如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如宝像肢首俱全，预示着天下太平，民生安乐。”授记之后，率弟子继续西行。行至肃州西七里涧，无病而逝，骨头立时化为小碎块，如葵籽大。当地佛僧大为惊愕，都认为是刘萨诃显圣成佛的象征，就在那里修了一座佛塔和寺院，纪念刘萨诃。时过86年，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凉州番禾郡御山谷一带，忽然大风骤起，御山谷崩裂，绝崖石壁上现出一尊石佛瑞像，四肢俱全，唯没有头。当地官民十分震惊，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雕成佛头，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安首仪式。可是，白天将佛首安上去，夜晚就跌落了下来，经多次安放都是如此。此后的约40年间，天灾人祸连连发生，百姓痛苦，正好应验了刘萨诃和尚生前授记之言。
  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557年），在距此山200里的武威城东七里涧，夜现祥光，人们都去观看，见是一尊石佛像头，就把它迎送到御山谷，举行了祈祷仪式。当众僧侣敬捧佛首放戴于肩的时候，佛首“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北魏至北周，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佛徒甚众，高僧云集。后来，北周皇帝宇文邕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派遣宇文俭亲自察验。接着，武帝于保定元年（561年）下旨，调集凉州、甘州、肃州3州3000人造寺，3年建成，寺分3处。该寺初有僧人70人，敕赐寺额为“瑞像寺”，从此，香火盛极，僧侣众多。到建德初年，一天夜间，瑞像佛首自行落地，僧侣官府惊愕，马上报告了朝廷，皇帝派大冢宰和齐王亲临察看，并举行仪式重新安放佛首。但是，白天安好，夜晚就脱落，反复多次。时过不久，到建德三年（574年），武帝焚寺灭法，天下寺院遭到焚烧，广大僧众受到严厉打击，瑞像寺也遭到了被焚厄运。但石雕的佛身、佛首依然完好。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提倡佛法，佛教再度兴旺，番禾县瑞像寺得以重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寺礼拜。隋炀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河西，带领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亲临该寺拜谒瑞像，御笔将瑞像寺改名感通寺，施舍了大量财宝，下旨扩建增修寺院。并令天下摹写石佛瑞像供奉，感通寺遂声震全国，驰名西域。
  唐代，佛教更加兴盛，感通寺成为东西佛教文化融汇的中心，因比，唐朝皇帝非常重视这座寺院。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感通寺象山出现凤鸟蔽日祥兆，太宗派使供养；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从五天竺取经归途中，来感通寺拜佛讲经；唐中宗时（684年—710年），佛教更加兴盛，中宗多次派特使郭元振、霍嗣光等到寺敬物。朝廷敕令在寺后山顶上和寺前隔河象山上修复了大小佛塔各一座，至今雄伟壮观。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番禾县也为吐蕃所据。据莫高窟壁画和文献记载可知，古番禾县感通寺是蕃统治时改称为圣容寺的。
  西夏时，李元昊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提倡佛教，翻译佛经。在西夏统治的190年中，对这座寺院曾进行了重修或维修，圣容寺的佛事活动很是兴旺。元朝统治时，这里还是香火不断，但已经走向了衰败。明朝时期，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在永昌县城内修建了不少寺庙，特别对唐时敕建的位于县城北二里的金川大寺前大寺和位于县城北十里九径八涝池的金川大寺后大寺（俗称四台子寺院）进行了重建，而远在城北二十里望御山谷的圣容寺却遭冷落。到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圣容寺逐步被完全废弃。解放初，这里仅存的残破的山门和几间僧房，也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于1953年被当地农民拆除。
  圣容瑞像与莫高窟的因缘 永昌县圣容瑞像这尊距今已有1480多年的石佛像和距今已有1440多年演变而来的圣容寺，为什么在敦煌莫高窟壁画、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有那么丰富的记载？为什么从北魏到隋唐以至五代有那么深远而广泛的社会声誉？这和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被称为“佛”的高僧刘萨诃是分不开的。按佛籍的说法，古番禾县北御山谷的圣容瑞像，就是刘萨诃成佛后的化身。河西弘法时期是刘萨诃一生佛事活动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阶段，在佛教界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刘萨诃一生的佛事活动，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有在江南活动的情况，但大量的是在河西活动的情况，特别是在番禾县的活动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壁画是围绕刘萨诃在番禾县的预言和番禾县北仰容山圣容瑞像的出现这一主题进行描绘的。莫高窟壁画中的凉州山开瑞像出现的故事，就是番禾县北御山谷挺出石佛瑞像的故事。这些故事画，最早出现在7世纪，即开凿于隋末唐初的莫高窟第203窟中，初期是以雕塑的形式表现的，为象山立佛像，即“番禾瑞像”。这种形式在盛唐时期开凿的莫高窟第300窟和323窟中也有表现，也是依山而立的“凉州番禾瑞像”。五代末年开凿的莫高窟第72窟的主室和西壁都绘有“圣僧刘萨诃和尚圣容像”、“圣者刘萨诃”。尤其是该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即刘萨诃预言凉州番禾郡御山谷出像为主和刘萨诃其他佛迹活动及圣容瑞像诸多情节的壁画和榜题，画面庞大，情节丰富。这一壁画的下半部分自然损坏严重，上半部分完好。仅上半部分的画面中，就有刘萨诃预言圣容瑞像出现的画面，有佛从空中而降的几个画面，有榜题“圣容像真身乘云来时”、“罗汉迎圣容佛时”、“圣容像入龙时”、“千佛现时”、“二菩萨来会时”等画面，有圣容像出现后无头的画面，榜题“圣容像初下无头时”；有僧俗雕制佛头安装时的画面和复落的情节画面；有凉州七里涧出现佛头时的画面，榜题“七里涧圣容像头现时”；有僧俗用八抬大轿抬送佛头到御山谷跪迎时的画面，榜题“大众持华迎本头时”；有安装佛头时的画面，有佛头安装成功，人们欢庆时的画面，榜题“却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壁画中还单独画有圣容立佛像等等诸多内容的画面。这些画面，在《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文中和《续高僧传》等佛教文献里，都有丰富的记载。莫高窟壁画中还有猎师李师仁在番禾射鹿，刘萨诃劝化的画面，榜题“刘萨诃和尚见猎师时以劝化时”。这个画面在佛教文献里没有记载，但在出土石碑中记载得很清楚。这一壁壁画上，还有刘萨诃修行坐禅、焚香祈愿的画面；有层峦叠嶂的山峰，有雄伟的寺宇，有池水和流淌于寺前的小河；还有农人扶耧播种的画面，榜题“农人耕种时”；有周武帝派人毁像，像现神光未敢毁，又放火烧寺，天降大雪扑灭大火等画面。还有反映寺院重修和隋炀帝来寺朝拜圣容瑞像，并令天下摹写瑞像，广泛供奉，画像人丈量瑞像尺寸的画面；有三藏法师取经归途中到瑞像寺讲经礼佛、兵部尚书郭元振诣寺礼谒、御史霍嗣光持幡花诣寺朝拜等繁多的画面，还有一幅蕃人盗佛珠而死的画面。以上诸多画面，把御山谷中的圣容瑞像描绘得淋漓尽致，仅画面上的榜题就有三十多条。以上这些壁画的内容，同出土的石碑记载和佛教文献里的记载都非常契合，同永昌县御山峡谷中圣容寺遗址现存的石佛瑞像以及地埋环境也都十分一致。御山谷圣容瑞像故事，在其他一些洞窟中也有描绘，如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开凿的第231、237窟，五代初年统治瓜、沙二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第98窟，五代末曹元忠及妻翟氏开凿的第61窟等；另外在第55、81、89窟等洞窟中，也画有倚山而立的“凉州盘和县石佛瑞像”。除此而外，在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绘有番禾县御山谷中以石佛瑞像出现等故事为内容的画面（此画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现藏大英博物馆）。
  番禾县御山谷的圣容瑞像和圣僧刘萨诃的佛教事迹，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遗书文献中，也有非常丰富的记载，其中如《佛记》《冥详记》《高僧传》《续高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通宣律师感通录》《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等。还有一些遗书被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因盗走。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就古番禾县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其他莫高窟的壁画、遗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研究情况看，在莫高窟里有关圣僧刘萨诃和圣容瑞像的壁画为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它）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就进一步说明，圣僧刘萨诃和番禾县圣容瑞像自隋唐以后，在佛教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仅誉满全中国，而且驰名西域，影响深远。据专家们考证，刘萨诃在河西活动的22年中，与莫高窟的开凿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存的第268、272、275三个洞窟可能是刘萨诃开凿的。
  瑞像寺遗迹 御山谷瑞像寺在14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多次重建或维修，后来寺院虽然毁了，但寺院所属的有关建筑和遗迹却保存了下来。
  一是圣容石佛瑞像。这尊佛像，是利用山壁上自然生成的坚硬的花岗岩，以浮雕的手法雕凿而成。石佛瑞像为立佛像，佛头用灰色石另雕而成，通高一丈八尺，看上去好似身着袈裟，两臂自然下垂。石佛的头，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据专家鉴定，属早期原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风格，现存于永昌县博物馆。
  二是圣容寺塔。今圣容寺遗址北背象山顶上，屹立着一座大佛塔，隔小河南面的金山半山腰，屹立着一座小佛塔，与大佛塔遥遥相对，保存完整。这两座佛塔的具体建造年代不详，但从两塔的建筑形制来看，当属唐代早期建筑（据有关佛籍记载，北周初建瑞像寺时，建有舍利塔。该塔很可能是盛唐时复修的）。圣容寺大塔通高16.2米，为七级方形，空心砖结构，基层较高，向南开门，可供出入。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因残破，恐有跌落危险，于1973年拆除。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有壁画和题记。小塔也为七级，通高4.9米，实心砖结构。2001年，国务院公布两塔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是六体文字石刻。今圣容寺遗址前山脚石壁上保存着“六体”文字石刻，为佛教六字箴言，汉字为“唵嘛你钵弭吽”，阴刻，自左至右横写，共两方，每字大小约二十厘米见方。左一方共四行，从上到下，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为蒙文或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右边一方共两行，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该石刻大约刻制于西夏到元代期间。
  四是石碑。出土于武威县城的感通寺石碑，经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释，拟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仅存下半段，上段和碑额、碑座皆缺。残碑高152厘米，宽115厘米，厚37厘米。正面楷书文字二十五行，共存千余字。该碑刻制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碑文一至五行，讲的是凉州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石佛瑞像出现的故事。碑文六至二十行，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记述了凉州番禾县北御山谷中瑞像寺的建立及其发展历史，对有些情节记述的详细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
  除此之外，御山峡谷里还有不少古代文化遗存，如汉明长城遗址，顺峡谷而筑，紧贴圣容寺，逶迤东西，气势磅礴，保存较好；在圣容寺西1里处有元代高昌王纽林的斤之墓；在圣容寺东1里长城以北的壕墙山北壁之阳的石壁上，存有长约50米的一长排塔形浮雕，名花大门石刻；在圣容寺东约5里处的金川峡水库西南岸，有一处齐家文化遗址，因水库淹没，破坏严重；在齐家文化遗址稍南，有一将军墓，并有石碑等遗物，一石碑上刻有“明威将军”，县文化馆收藏；同时，在圣容寺东约3里处，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清理地基中，在1米以下发现了很多夹砂红陶碎片，初步认定为齐家文化遗物，已掩埋；在箫湾东侧有规模很大的古陶窑遗址；在御山夹谷以下的金川峡里，有少量古代岩画。
  古番禾县北御山谷中保存下来的历史文化遗迹，均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圣容寺复修 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论证，决定复修这座历史上的名寺。2001年开始着手筹备，制定规划，筹措资金。2003年，建立机构，指定专人负责规划、设计、施工。到2004年底，已建起了石佛瑞像大殿、大雄宝殿等，按总体规划，该寺3至5年完工。并请来了释德光、释德圆二位高僧主持寺院正常的佛事活动，成立了包括高僧在内的五人寺院管理委员会。
  圣容寺复修后，它将与这里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风景优美的金川峡水库连成一片，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地，吸引国内外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游人前往礼佛、研究和观光，必将成为金昌市旅游文化事业的一个亮点。
  （祝巍山）
  隋炀帝西巡躬往瑞像寺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自恃国力强富，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修长城，筑驰道，掘长堑，营西域，不停地东西游幸，不断地对边境和邻国用兵。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开始了平定吐谷浑的准备工作，派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裴矩考察了西域44国和盘踞在青海一带的吐谷浑的情况，写成了《西域图记》，上奏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七月，隋炀帝派裴矩两次大败吐谷浑，使吐上谷浑元气大伤。大业五年（609年）三月，炀帝调动大军，在裴矩等陪同下御驾西征，经过三个月的迂回包围和艰苦奋战，彻底消灭了吐谷浑的二三十万军队，将吐谷浑占据的地盘全部纳入隋朝的控制之下，并在该地设置了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湖南）、鄯善（今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
  西域诸国大受震撼，纷纷派使臣前来朝拜隋朝。炀帝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西巡河西的决定，诏告凉州郡县和西域诸国周知。大业五年（609年）六月，炀帝率庞大的队伍西出大斗拔谷（即今民乐县扁都口）。到张掖后，炀帝召见了河西州、郡、县文武要员和地方名儒、佛界高僧。西域诸国国主也都前来朝贺，并主动提出献地千里，臣服于隋。炀帝非常高兴。为了庆贺这次预想不到的收获，炀帝在陈设豪华的观风行殿接见了西域高昌王麹伯雅和伊吾吐屯设等27国国主和特使，并设盛宴款待了各国使者。席间上演了优美的九部国乐和鱼龙、漫延百戏节目，并令张掖、番和、武威三郡百姓盛装打扮，前来观看。几十里路上旌旗招展，车水马龙，显示了中国的富裕强盛。接着，炀帝带领西域诸国国主、使臣和地方要员登临焉支山观光，又率众到文帝御令重新修复的番和县瑞像寺礼佛。
  六月二十三日，天晴气爽。炀帝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来到了番和瑞像寺。只见瑞像寺上上下下的山谷里搭满了帐屋，到处摆设着进行贸易的摊点，店幌招展，好一派热闹景象。三百多僧侣和盛装靓丽的男女青年列队迎接皇帝，举行了别具风采的欢迎仪式，表演了优美的歌舞、高雅的乐曲和精彩的杂技等。这些出自凉州府的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给炀帝尤其是西域各国国主和特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炀帝在随行大臣和西域27国国主及特使的陪同下，朝拜了圣容瑞像，听瑞像寺方丈叙述了文帝兴佛、敕令修复瑞像寺，刘萨诃圣僧在河西弘扬佛法、预言“凉州山开瑞像出”的神奇往事。隋炀帝龙颜大悦，发出御旨，钦定了三件事：一是拨出银两，扩充增修寺院；二是将瑞像寺改名感通寺，由皇上御笔题额；三是传谕天下，摹绘番和县圣容瑞像，广为供奉。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授恩仪式。
  感通寺名声大震。来自延、绥、石、隰、慈、丹、岚、威诸州和西域诸国摹写刘萨诃佛像的州吏、国使与寺院僧众络绎不绝。
  （祝巍山）
  唐玄奘讲经感通寺
  据1979年武威出土的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的一块石碑和有关佛教文献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西天取经东归途经河西时，曾讲经于番和县感通寺。我们不妨对当时的情形作一番想象：
  凉州府和番和县在接到三藏法师要在感通寺讲经的消息后，就开始作迎接玄奘的准备工作。凉州总管府组织河西各郡县抽调了大批人力，准备了大量物资，一定要办好玄奘大师的讲经大会。
  玄奘西天取经归来的壮举，已传遍了凉州大地和邻近郡县。八月末的一天，当玄奘来到了御山峡西口时，看到这里人山人海，旌旗招展。感通寺住持慧敏大师带着一百多名高僧和数百名僧徒，高举宝幢，打着七色旗帜，拿着香和花，前来迎引。玄奘到达感通寺时，约有两千僧众和几千信教群众，早已站在寺院内外、河道两旁，手执鲜花彩带，敲锣打鼓，高奏佛乐，热烈欢迎这位从五天竺取经归来的大唐圣僧。
  按照大会的安排，当天请玄奘歇息，第二天参拜瑞像，第三天开始讲经。玄奘在听慧敏大师讲述了感通寺圣容瑞像的由来后，若有所思，他对众高僧讲述了他在西天听到的一个传说：贫僧在天竺谒寺拜佛时，那里的高僧讲，他们听他们的法师讲过，大约在120年前，那座寺里原有一双佛像。一天，彩云弥天，雷电交加，人们正在惊疑中，忽然，从寺院里飞出一尊佛像，升入高空彩云间，向东飞走了。人们不知所措，待到去寺院里看时，一双佛像只剩一尊了。这件事流传了下来，成为天竺佛教界一大奇事。直至今日，谁也不知道那另一尊佛像飞到哪里去了。今日听大师说得这么具体生动，从时间上来看，印度那座佛像飞走是120年前，你讲的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石佛出现，今天算起来基本相合啊。这座瑞像，一定是印度那座佛像，应验了圣僧刘萨诃的预言。这是佛祖早有安排的。
  众僧侣听了，无不咋舌惊叹。
  第三天，讲经大会正式开始，玄奘法师首先用半天时间，重点讲述了十多年来在五天竺拜师、学经、搜集经典以及参加五天竺“无遮会”等佛教盛会的情况。有的僧侣要求三藏法师把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讲一讲，玄奘笑着说：九死一生，乃佛祖的保佑，还是讲经吧。我就先说说贫僧在西天学过的经典，再与众高僧谈谈我们大唐现时的所有佛教经典互相矛盾、争论不休的问题。
  头几天他主要宣讲了在北天竺迦湿尼罗国的阇耶因陀罗寺中与各国留学僧人共同学习时，由那里的最高法师僧称法师为他讲授过的《俱舍法》《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婆沙论》《杂心》等。有些经典，中国早就有了，但是，玄奘在僧称法师那里学习的和他原先学过的有很大差别。他就把这些新颖的内容讲给大家听。玄奘在五天竺的十多年中，学会了梵文，博览群经，学会了几种语言和文字。他的讲述生动新颖，论理透彻，又掺入自己独到的精辟见解，听者无不折服。
  后几天，玄奘法师重点讲述了他在印度佛教中心——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院学习了5年的重点经典《瑜伽论》等。那烂陀寺是五天竺的佛教中心，规模宏大，建寺已经700多年。僧徒万人，大德数百，留学和朝觐的外域僧人常有千余。玄奘到该寺后，受到了这个寺院的大学者、被佛界誉为“一代宗匠”的106岁戒贤法师的器重，收他为徒，还选派了20名大德高僧担任他的导师，并帮他学习梵文。戒贤法师为玄奘讲解了《瑜伽论》。这《瑜伽论》本是弥勒修成后讲说的经典，精辟而宏远，论理至深至大，是佛教经典中深奥的经典之一，能够讲解透彻的人不多。戒贤法师每次给玄奘讲解时，都有一千多人来听。戒贤法师还给玄奘讲解了《顺正》《显扬》《对法》《集量》《中二百论》《因明》《声明》等经典。玄奘学习了5年，成为戒贤法师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寺能通50部经论的只有10人，玄奘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该寺院多次组织的讲学会上，把佛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儒、道相结合，用来分析问题，阐明事理，寓意深远，语妙意明，连一些大德高僧都自叹不如，在天竺声名远扬。
  为了让一般僧众都能听得懂并理解这部《瑜伽论》的精神，玄奘深入浅出，用朴实的语言解说，讲得很透彻。所有在座的高僧、佛徒，个个凝神屏气，听得十分专注，他们感到听玄奘的讲述如饮甘露。有两位来自瓜州晋昌郡和沙州敦煌的高僧，在听完了玄奘的讲述后，流着泪对玄奘说：法师啊，我们入佛门四五十年以来，也学了很多经论，但是，我们对佛经所讲的深刻道理理解肤浅，妄为人师。今日听了法师的讲解，如雷贯耳，如梦初醒，真是惭愧啊。从今日始，要从头学起啊。
  最后两天，玄奘重点讲解了他在天竺完成学业之后用梵文写出的三部论著。这三部论著是《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会宗论》是玄奘针对五天竺佛教大乘学中的瑜伽派和中观派的争论而作的。他糅合了两派的观点，讲：明了事理，解决了他们的争论。《制恶见论》是给反对大乘佛学的小乘、外道的总答辩。原来，天竺小乘学者慧藏曾作《破大乘论》七百颂，小乘派拿着它攻击大乘派，闹得不可开交。玄奘为了解决两乘之间的争端，作了《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两乘并无根本分歧，解决了矛盾。天竺佛教界无不折服，并在戒日王亲自召集的五天竺18个国王参加的、6000佛教名流坐论的曲女城（今印度联合省坎诺吉城）佛学辩论大会上大获全胜。玄奘是这次大会的主讲人，他学识渊博，见解精辟。万众赞叹不已，各学派人士无不敬服。他的这几篇精论，解决了印度佛学界的关键问题。在18天的论会期间，没有一个人能驳倒他。因此，五天竺佛学界授他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光荣称号。《三身论》是赞扬佛德的著作。他将这三部著作在感通寺整整讲了三天两夜。他那清晰的逻辑、精妙的见解，使坐听的僧众们越听越觉醒悟，好像是沐浴在悠扬悦耳的佛乐声中，心境明朗。
  感通寺住持慧敏大师，半月以来因主持讲经大会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但他为了学得西天真经，坚持听讲，向玄奘请教自己疑惑不解的问题，昼夜不懈。他结合玄奘法师的讲授，对照自己学过的经典，认真领悟精神实质，对玄奘讲授的细枝末节和隐而不显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地探究，明白了所授诸经的含义。他从内心深处钦佩玄奘非凡的佛学造诣。他对大家说：玄奘法师智慧超群，智力过人，他辨析、判断问题，认识、理解事物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释事理的能力，足称中国佛教的大师。
  玄奘法师完成了在感通寺讲经的心愿，心情明澈平静。他把近几天来听经群众布施的许多金银财物转赠给了感通寺和河西其他寺院，同番和县和河西各地官员以及前来听经的佛界大师、僧众一一作别，在慧敏大师和道整大师的陪同下，与凉州府前来迎接的队伍相会，而后向东出发了。
  （祝巍山）
  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军血战水泉堡
  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圈占土地，屠掠人民，推行了十分野蛮、落后和残酷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给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清王朝初建不久，反清复明的斗争仍旧此起彼伏。甘州、凉州也爆发了由米喇印和丁国栋领导的回族人民反清起义。
  米喇印是清初甘州副总兵，回族人。他对满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心怀不平，又闻下剃发令，他感到这是耻辱，于是就同武威的丁国栋密商决定，一起举行反清起义。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广东、湖南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更坚定了他们反清的决心。米喇印借清政府征调甘州将士前往湖、广征讨起义军需要安抚的机会，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杀了请来做客的朝廷巡抚都御史张文衡和甘肃总兵刘良臣、分巡西宁道副使林维造、参议张鹏翼等，随即宣布起义。时在武威的丁国栋也立即宣布起义。他们拥立明朝延长王朱识镩镩为王，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这样，号召力更强，参加起义的人更多，起义队伍壮大很快，从甘州、凉州出发，一连打下了兰州、岷州、临洮，围攻巩昌（今陇西），队伍发展到十万之众。
  清政府得知甘肃民众起义，十分惊恐，急调陕甘总督孟乔芳统兵围剿。孟以一部守秦州（今天水），阻止起义军东进，一部前往巩昌，打败了起义军。起义军撤退到安定（今定西）、临洮、岷州一线。这时，清廷又派固山贝子吞齐哈为平西大将军，与所有清军一起围攻起义军。虽然米喇印等也都是军官出身，懂得用兵打仗，但是，起义军中绝大多数兵士是响应起义的老百姓，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较差，在清军的三面夹击之下，一次次失利，节节败退，于六月，又回到甘州。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孟乔芳命都标右营游击张勇加紧攻打甘州城。城破，起义军失败。丁国栋率部到了肃州（今酒泉），嘉峪关等地民众纷纷响应。直到十一月，肃州城破，丁国栋被害。甘州城破后，米喇印则向东退却，想再次占领凉州。起义军行军至永昌卫（今永昌县，清初沿用明制，为卫）水泉子时，不幸被张勇部早已布置下的伏兵包围，发生激战。米喇印发现清军人数众多，不能硬拼，于是果断率领起义军占领了一片民房与清军对抗。战斗从中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双方都伤亡惨重。最后，清军集中火炮向民房轰击，无辜的百姓遭到杀害，起义军向外突围时，也被清军分割包围。尽管起义军将士勇猛如虎，人人奋力战斗，但是，在多于起义军数倍的官军面前，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两千多将士全部战死，米喇印也壮烈牺牲。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起义军虽然经过一年又七个月的战斗，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反压迫的英雄行为一直为后人所赞赏、所怀念。
  （祝巍山）
  林则徐路经永昌
  林则徐是晚清时期禁鸦片抗英的民族英雄。由于道光皇帝在英军的压力下对禁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反而获罪，被“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初六日从西安出发，登上了西去的充军路程。
  林则徐一行经陕西永寿等县，涉泾水，过长武，入甘肃境，经平凉，越六盘山，又经静宁、榆中，到兰州。阴历八月初七，林则徐过黄河浮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住甘凉道署中。林则徐到达凉州，在凉州共住了七天。八月二十二日，离凉州西行。
  八月二十三日，林则徐从丰乐起行，经沙河堡，至九坝永昌县界，又至八坝。永昌县令涂文光迎至头坝。
  林则徐到达武威后，永昌县令涂文光与地方贤老就商量怎样接待林大人的事情。大家商定：估计林大人两个月后才能到达新疆，那时候西北的气候可是滴水成冰。为了不让林大人及随从人员受严寒之苦，给他们每人准备一件绵羊皮袄。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要新做是来不及的，只能购置现成的才行。当时，一些地方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听说这是为林大人准备的，都纷纷慷慨捐银。只两三天就买到了20件绵羊皮衣，只等林大入到来。同时，大家商议，林大人这次路过，要准备些什么饭菜呢？既要有地方特色，又能够代表永昌百姓的一片心意。大家最后议定，就准备一顿地方名吃——羊羔肉颠卷子，好让林大人和随行人员尝尝永昌的小吃。
  这天，涂县令前往30里外的头坝迎接林大人。行至永昌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但八月的晚十点并不显得晚。涂县令早就了解了林大人的性格，每到州、县，一般都不到州、县衙门居住，而要住行馆。所以，涂县令为林大人准备了两个住处。他首先请林大人去县衙歇息，被礼拒之后，就按原先准备好的办法，一边请林大人洗脸休息、喝茶，一边把做好的羊羔肉颠卷子端到行馆。当涂文光县令请林大人等就餐时，一股扑鼻的香味充满了整个行馆。林大人招呼随行人员慢慢品尝，自己则与涂县令谈起了永昌县的农事风情。林大人一边品尝，一边对随行人员说，永昌的羊羔肉颠卷子真是西地之美食，而西地的美食在江南是无法找到的。随行人员越吃越觉味道独特、鲜美，都说这种吃法太美妙了。饭罢，涂县令代表永昌的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及众百姓，送上了20件绵羊皮袄，并说明这是受百姓的委托，一定请林大人接受，在路上御寒。林大人先是不收，后又坚持给付银两。涂县令无奈，只得跪下说：“林大人，你此次西行，就够我们百姓感慨的了，别的什么都不说，你不收下我就跪着不起来。”这时，又进来十多位地方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都跪请林大人收下皮袄。林大人无奈，只好令随行人员收下，并一次次道谢。
  八月二十四日，黎明启程，县令涂文光送于行馆。出西门，沿路石很多，行走困难。经十里墩、水磨关、红庙墩、重冈塘、桥儿洞、三条沟、空心墩（道旁有张将军战胜处碑）、王信堡，到水泉驿住宿。
  八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行至永昌县与山丹县交界处的定羌庙。过了定羌庙，就离开永昌进入山丹境了。晚秋的河西，逐渐寒冷了，白雪过早地降落在了河西古道，林则徐触景生情，写《途中大雪》诗一首：
  积素迷天路渺漫，
  蹒跚败履独禁寒。
  埋余马耳尖仍在，
  洒到乌头白恐难。
  空望奇军来李愬，
  有谁穷巷访袁安？
  松篁挫抑抑何从问，
  缟带银杯满眼看。
  （祝巍山）
  红西路军征战永昌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全党全军制定的战略任务是：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央决定组织宁夏战役，要占领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了这一目的，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西渡黄河。
  1936年10月23日至28日，三十军、九军、五军和四方面军指挥部共2.18万人渡过黄河。首要目标是扫除黄河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口号的鼓舞下，英勇进击。红军西渡黄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电令马步芳、马步青共同堵击河西红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马步芳调集了1.3万骑兵、3000步兵，由马元海任指挥；马步青调集了3000余骑兵、4500余步兵，任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指挥。“二马”合计步骑2.35万人马，对河西红军进行阻击。
  10月27日至11月2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在一条山与敌激战四天，击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及以下千余人，打击了马敌气焰，两军成对峙状态。
  11月8日，中央军委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作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任务。11月8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称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郑义斋任供给部长，苏井观任卫生部长，郭天民任总部一局局长，宋侃夫任二局局长，杜义德任四局局长，曾传六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部队建制及装备如下：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委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易汉文）。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
  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共200人马，枪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俊（后叛变）。
  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战斗人员约13000多人。
  1936年11月9日，西路军向西开拔。13日，九军以一个团攻占古浪，主力进城吸引了“二马”向古浪集结。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绕道过凉州，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五军跟进，到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结在永昌以西至山丹以东到武威西四十里堡300里的一线，与敌激战。
  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由于麻痹轻敌，指挥不当，虽经浴血奋战，击毙敌2000余人，但九军也损失了2000人，损失兵力三分之一。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总部撤消了孙玉清的军长职务，派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整顿。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21日，西路军总部移驻永昌县城。22日，西路军总部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困难，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24日，徐向前电告中央：“无力集中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5日中央复电：“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路军只好驻守永昌，坚持与“二马”作战，创立永昌根据地。
  11月底的河西，气温骤降，滴水成冰，红军将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条件下，与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三十军八十八师，遭敌马元海五个团的围攻，在政委郑维山的指挥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歼敌2400余人，但八十八师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连以上干部牺牲十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八师退出四十里堡，向永昌县八坝西撤。部队刚进入八坝，又遭敌两个骑兵旅的进攻，激战两昼夜，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砍杀敌人800多，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此期间，西路军在永昌地区与“二马”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除上面两次战斗外，主要还有永昌县城周围的东十里堡战斗、东寨郭家磨庄子战斗、水磨关战斗、南沿沟战斗、王信堡战斗等，与“二马”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厮杀。
  西路军一面粉碎敌人进攻，坚守永昌县城周围外围堡寨；一面遵照中央指示，派出干部战士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着手创建根据地。
  永昌县同河西走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马步青的长期统治，再加上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极其贫穷。在红军西进的消息传来后，地主老财纷纷转移财产，埋粮食，关店铺，携家逃亡。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迷惑，也外逃山里躲藏起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县城后，以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领导同志署名张贴布告，从西至水泉子，东至八坝以及县城周围的南泉、水磨关、梅家寺、头坝等地，宣传“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抽丁拉夫”的纪律；宣传“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东返抗日”、“建立永甘凉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县城四条街道上，在红军活动的乡村，用黑墨、红土、白石灰水书写了很多很多的标语，进行宣传。新城子乡宦家庄至今还保存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联合打日本”等多条标语。还组织宣传队，在红军驻扎、活动的村、寨及县城内，开展演讲宣传，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纪律、任务，说明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后方，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支援红军的道理。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也到红军驻地宣传演出，动员群众。红军总部决定，将县城粮仓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发给极度贫穷的百姓，还将城乡一些地主老财埋藏、储存的粮食、布匹、皮毛、食油、被服等物资征缴归公，一部分给红军给养，一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总部司法机关根据人民群众的揭发，将罪大恶极、无恶不作、给敌人通风报信的几个坏分子进行审判处决，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人民群众看到红军的一言一行的确是为穷人的，一些躲藏在外的青壮年陆续回到了家里，与城郊许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一起，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
  西路军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于11月23日在总部召开了由县城内外各界群众代表、进步士绅100多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社会各界大力支援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以及西路军政治部、供给部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了话，提出了创建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的提议，当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经协商，推举当地深受地主恶霸压迫、为人耿直、思想进步的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并提议几个青年骨干协助狄万川开展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总部立即派出了富有革命老区创建根据地工作经验的黄部长、关部长、汪部长（名字均不详）、青年部的王青部长、妇女团的王泉媛（女）团长、罗部长（女）、曾科长、祁科长、姜科长等一批干部深入红军占领地区，开展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了县城东南隅乡、东北隅乡、西北隅乡、西南隅乡及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村、水磨关村、梅家寺村、赵定庄村、通信堡村、郭家南庄村、水泉子村13个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并分别组织了“抗日青年队”。在选配基层政权领导成员的同时，选举了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区（县）政府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军队4人），选举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委员王思福负责军事，为抗日青年大队大队长；委员张德文负责财政，委员刘万祥负责粮秣，委员冯怀义负责民政，委员杜有才、曹有得负责民运，委员许教琪负责内务。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设在旧政府内（今城关一完小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做向导、搜集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筹集给养、帮助红军修理枪械、运送物资及战伤救护等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红军开创根据地之际，“二马”接蒋介石令，由马步青在凉州（武威）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纠集骑五师所属三个旅、两个团；马步芳所属新编二军100师三个旅、海南警备旅两个旅和青海十多个县的武装民团共八九万人马，任马元海为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兵分三路围攻永昌、山丹地区的红军。国民党军杨德亮补充旅为预备队驻兵凉州，空军第十五队的飞机也抵凉州助战。
  11月25日，马彪、马朴率骑兵分左右两部，从永昌城南、城北迂回城西，进攻城西一线红军。马元海率三个旅、两个团和部分民团，从中路向永昌县城以东的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防地进攻，并由国民党空军第十五队的三四架飞机配合，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三十军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将敌击退。八坝战斗之后，敌人派重兵向县城以西的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红军的联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与敌在水磨关激战了一天一夜，在八十九师的驰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六百余人，但红军也损失惨重。12月初，马元海为了打开进攻永昌的道路，又调集三个旅两个团和五六个民团的兵力，向永昌东二十里铺、十里铺及县城东郊一线红九军阵地连续不断地发动进攻，企图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红九军、红三十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在县城以东至八坝60里的甘新公路战线上与马元海两次交战，在十多天的艰苦鏖战中，消灭了大量敌军，红军虽伤亡惨重，但是这一线的所有阵地都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
  正当战斗激烈之时，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陈昌浩、徐向前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到了全军。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积压在心头的悲愤一下子迸发出来，战士们高呼“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前沿阵地的战士向敌军喊话：“马家军弟兄们，卖国贼蒋介石被逮住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别再打内战啦！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西安事变发生后，永昌战场上枪声渐稀，西路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电示，与蒋、马各部开展统一战线的谈判活动，但“二马”拒绝谈判。12月18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根据军委电令，动员部队，准备西移。12月19日至21日，马元海根据马步芳电示，依仗着骑兵的优势，又组织五个旅和四个民团的兵力，同时包围和进攻西路军在永昌县城东郊的东水泉、教场山阵地和东二十里铺、十里堡一线阵地。红军顽强作战，对马元海部给予了有力打击，使马部受到较大创伤，遂转攻为困。这时候，部署在永昌县城以西水磨关和水泉子一线的红九军也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激战。这个时候的永昌地区，正是严寒季节，红军将士衣衫褴褛，单衣草履，在冰天雪地中无日不在与敌人苦战。这个仅有三四千人口的永昌县城的老百姓和县城周围的人民群众虽然给予了红军大力的支援，但还是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有不少指战员冻坏了脚。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部队伤员剧增，医药缺乏，减员严重，又无法补充，弹药也有耗无补，红军处境万分艰难。
  12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弹药、被服。”次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12月24日，西路军刚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12月25日，马元海又调集千余骑兵和五个民团的步兵向红九军二十七师防守的县城以东二十里铺阵地发动疯狂进攻。二十七师指战员在师长刘理运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经过一整天的浴血搏斗，战士伤亡过多，师长刘理运也壮烈牺牲。与此同时，红军在东十里铺和县城外围其他阵地的战斗都遭到敌人步骑兵频繁进攻，节节失利。26日夜，外围红军决定放弃堡寨，撤离此地，集结于永昌县城内。这时候，位于县城以北和以西为红军推磨面粉的北海子和水磨关的水磨全被敌人占领，城里的红军只好吃煮小麦、煮豆子。就在被敌人步步围攻逼近的情况下，三十军还调部队西进山丹，支援五军。
  为了加强城防，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动员机关所有人员日夜上城防守，准备手榴弹和石头、砖头，随时准备与敌人血战。12月27日拂晓，敌军以五个正规旅和七个民团开始进攻城，敌人一边用炮火、机枪疯狂地轰炸射击，一边组织云梯登城。他们一次次的登城进攻，都被在城头的红军战士用土雷、手榴弹、步枪、机枪、石头、砖块打了下去。与此同时，驻凉州的敌空军十五队派来三架飞机配合敌军攻城，敌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又是散发传单，愤怒的红军战士用机枪、步枪对空射击，击中了一架敌机。敌人为了加强攻城力量，又从山丹方面调来了马志武骑兵团（黑马队）增援，当敌骑行至永昌县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以南南沿沟滩的时候，遭到了红军的英勇抵抗阻击，红军也损失很大。在敌军遭受惨重损失、破城无望的情况下，马元海改变了攻城策略，变攻为困，想把红军困死在永昌县城。12月27日，军委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总指挥部立即部署各部西进事宜。撤离前把无法带走的武器埋在东小十字民宅院内（今县供销社商场处）。驻在县城的总指挥部直属队和九军城防部队于当晚悄然撤离县城，西进到县城以西的水磨关、梅家寺、南泉、新城子一线集结。28日，总部在南泉村田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部队西进等问题。当天晚上，九军、三十军安置了伤兵员，以九军掩护总部在前，三十军殿后，全线撤离了永昌地区，经毛家庄、八个墩滩西出县境。
  红西路军在永昌地区征战四十余天，历经大小战斗二十余次，击毙击伤敌人六千余人，击伤敌机一架，但自身也损失一千多人。红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师政治部主任姜启化、敌工部部长姜焕徇、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少年先锋团参谋长余兴会等同志壮烈牺牲。29日凌晨，敌刘呈德团进入县城，严令执法队摧残革命群众。西路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基层政权被敌摧毁，各级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冯怀义、许教琪、李万等多人先后被杀害，狄万川被严刑拷打致残。1937年2月，红西路军西进至临泽县倪家营，军政委员会派出以牟永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山、永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话争，配合西路军行动。然而到3月中旬，西路军在张掖、临泽、高台连遭马部进书攻，连连失利，兵败祁连山。又因敌人疯狂搜捕红军遗留人员，密切监视，山永县委因难以立足而未能开展工作。
  红西路军遗留在永昌的红军伤病员战士，虽遭到反动军警、民团、土豪劣绅的疯狂搜捕、迫害，但是，永昌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和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之下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形式保护红军伤残人员和失散人员。据初步统计，流落在永昌县的男女红军共二百多人后来，大部分移居他乡。到1949年永昌解放时，还有红西路军遗留人员七八十人。
  为纪念红西路军在永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8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拨款建成革命烈士陵园，为红军西路军树碑立传，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载入史48册，并请当年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为烈士纪念碑题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
  （祝巍山）
  金昌地方志的编纂
  金昌市地方志的编纂，始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到2005年的394年间，共修成地方志类典籍14种，其中金昌市志1种，年鉴1种，永昌县志4种，历史上附于州府志的永昌县志2种，史志专业类资料6种。
  《金昌市志》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全国修志热潮中，在金昌市委领导下，由市政府主持，成立金昌市志编纂委员会，由陆佩任主任，唐立贵、李志宇、马永恒任副主任；由唐立贵担任主编，李庆云、康怀远、谢澄清担任副主编。编纂者遵照国家提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科学分类，编纂而成。该志上限一般从建市起，部分内容适当上溯；下限至1991年底，重大事件适当下延。全志按照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统一设置，以志为主，分类记述，按篇、章、节、目，横排纵述；以概述为纲，总揽全貌；以大事记为经，纵观历史；以分志为纬，分类记述。该志除卷首概述、卷末大事记外，分志共26篇、149章、566节。主体志是地理、矿产资源、人口、经济综述、经济管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业、有色金属工业、交通邮电、建筑业、农业、水利、商业、财政税务、金融、党派社团、政务、政法、军事、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文物名胜、卫生体育、社会、人物。全志共142万字，于1995年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
  《金昌年鉴》
  《金昌年鉴》是金昌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综合性年鉴。它记载了金昌市1992年—2000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面貌、发展状况以及新的经验、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探索性的经验等。年鉴采取分类目编辑，共设32个类目，下设288个分目和1363个条目。为下届修志积累了资料。年鉴成立编委会，由李成龙任主任，方银天、周学信、亢万柏、谢杰同任副主任；主编由亢万柏担任，副主编由梁金川、刘尚志、李德元、王在华、李德文、师建祥、王德俊担任。该书于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历史上的《永昌县志》
  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永昌卫指挥同知赵光远（顺天香河人）与指挥佥事南魁（永昌人）创修《永昌卫志》一部，已失存。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永昌县志》记：赵光远与南魁“创修卫志，版藏于家”，“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虽然卫志未刊印，但乾隆本《永昌县志》中完全录用了卫志的资料。
  一、清乾隆《永昌县志》。乾隆五十年，由知县李登瀛（陕西蒲城人）鉴定，南济汉（永昌人）总编纂，方毓伦、谢弼翰、郭兴尚等参与编纂，修成《永昌县志》10卷，依次为地理、建置、风俗、祠祀、兵防、官师、人物、选举、杂志、艺文。卷首绘图13幅，即邑域总图、水利图、县城图各1幅，书院等建筑图2幅，永昌八景图8幅。该志内容丰富、详备，约7.4万字。
  二、清嘉庆《永昌县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由南济汉纂辑，勾钟瑞、王国宾、闫英、南棠参与编纂，修成《永昌县志》8卷，附续编1卷，无图表。文字8卷，依次为地理、建置、水利、兵防、官师、人物、选举、艺文。该志内容与乾隆本重复较多，约6.4万字。
  三、民国续修《永昌县志》。民国6年（1917年），由县知事闫权鉴定，王裕基编辑，马东壁、张植福、萧鸿泰、郭树祯采访校正，修成《永昌县志》8卷，依次为地理、建置、水利、兵防、官师、人物、选举、艺文，约3.7万字。该志对忠孝节烈记载偏多，余较简略。
  以上3种县志，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永昌县档案馆均有收藏。1983年，永昌县人民政府将以上3种县志按原版式样，翻印成合订本，共印1000册，县档案馆收藏100册。
  四、附于州府志中的《永昌县志》
  （一）清顺治《丁酉重刊凉镇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由分守西宁道苏铣在明朝蒲坂杨公（杨俊臣，天启二年任凉州镇）、西平王公（王顺行，天启六年任凉州镇）创修《凉州志》数册的基础上，求遗补缺，重新编撰了凉州所属卫、所（清初的行政建置沿用明朝的卫、所制）志书，取名《丁酉重刊凉镇志》。此志分武威、永昌、镇番、古浪三卫一所分编，各县县志体例、目录基本相同，其中《永昌卫志》7卷36目，依次为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疏诗赋，约2.8万字。永昌卫志的“物产”、“忠烈”、“流寓”、“仙释”四目的内容记在凉州卫志中。该志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阅览室，永昌县志办存全书胶卷和洗印件。
  （二）清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简称《五凉志》）。《五凉志》分《智集·武威县志》《仁集·镇番县志》《圣集·永昌县志》《义集·古浪县志》《忠集·平番县志》五部分，附《五凉沿革考》。该志是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修成。由凉庄道张之浚等鉴定，由张玿美总修。各县志体例篇目基本相同。《圣集·永昌县志》由李炳文鉴定，沈绍祖、张绍训、谢谨纂修。共设专志7个，依次为地理、建置、风俗、官师、兵防、人物、文艺，附《疆域图》《水利图》《北境汉蒙交界图》。全书约7万字，原版本存永昌县文化馆。
  《五凉志》是继《凉镇志》后，凉州各县一部较完整、较系统的地方志书。该志记述了上自唐虞，下至清朝中期数千年间凉州地区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物产、民族宗教、风土人情、文物古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1996年，在全国第一轮修志进入后期阶段时，在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副县长乔高才让的首倡下，邀集武威、民勤、永昌、古浪、永登五县县志办公室、党史办的地方史志专家，在武威行署、金昌市和五县人民政府支持下，于天祝召开首次会议，按照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整理旧志的精神，统一认识，成立整理领导小组，聘请顾问、制订整理计划，明确整理原则和方法，在保持文体内容原貌的基础上，精心校勘错讹、断句、标点、注释，并采用简化字横排，精装刊世。明确分工，即《武威县志》由王宝元、张克复完成，《镇番县志》由李兴华完成，《永昌县志》由祝巍山完成，《古浪县志》由朱应昌完成，《平番县志》由苏裕民完成。张克复参与各卷校点、考证和注释，并综其成，前后四易其稿。1997年，张克复主持在永登召开二次会议，讨论整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办法，修订了《凡例》。1998年9月，校注稿清样排印后，张克复在武威召开第三次会议，征求定稿意见，并进行初校。前后历时三年，《五凉志全志校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与读者见面。
  新编《永昌县志》
  新编《永昌县志》，在国务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开展编修地方志的热潮中，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遵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原则，成立了永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由县长曹长庚任编委会主任，杨茂林、赵守国任副主任（之前，编委会领导几经更迭，进行了筹备、收集资料、翻印旧县志等工作）；祝巍山任县志主编，谢翔云、何登焕、吕兴汉任副主编。县志编纂者遵照国务院提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在收集了1200万字古今资料的基础上，以科学方法严格筛选，考证求实，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成了永昌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新编《永昌县志》，采取统合古今的写法，最早据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下限1990年，上下贯穿数千年。它真实地记录了永昌的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及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运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综合表述，分类记述，横陈现状，纵述历史，以志为主，图文并茂，努力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篇目设置采取卷、章、节、目形式记述，全志共33卷、142章、346节。书前有行政区域图，彩色和黑白照片120幅以及序言、凡例。全志以概述卷为纲，以大事记卷为经，以分志为纬，分志有自然地理、建置、人口、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电力、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粮油购销、商业、物价、财政税务、金融、综合经济管理、教育、科学技术、文物、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党派群团、政务、民政劳动人事、司法、军事、民族宗教、风俗方言、人民生活、人物、附录。全书120万字，1991年11月报金昌市终审。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1996年，在全省图书和地方志书质量评比中，获得了全省地方志一等奖。
  史志专业资料
  一、《永昌赋役全书》。共3册，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记述自清道光三年至咸丰二年（1823年—1852年）永昌县屯科和更名地亩以及额外杂税，应征实征粮草、地丁银数额和开支项目。
  二、《永昌乡土志》手抄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杨鼎新编著，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
  三、《金昌市国土资源》。1987年由金昌市计委、经委、建委、农业局、水电局、永昌气象局共同编写，张国良、刘占同、石振才总编统稿，该书共10篇，即概况、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气候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矿物、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共28万字，为内部出版物。
  四、《永昌县地名资料汇编》。是永昌县于1980年，对全县2400个地名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而编成的资料汇编，分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况、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和附录。附地名图35幅。1981年内部出版发行。
  五、《中共永昌县组织史资料》。根据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等部门通知，县上成立吴应文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姚明凤、刘连任主编，编成了33万字的《中共永昌县组织史资料》，1991年6月内部出版发行。
  六、《中共永昌县党史大事记》。据上级指示精神，县上成立了以吴自升为组长的党史研究领导小组，由刘克文任主编，刘连、赵世桂任副主编，编成了1949年至1994年底的《中共永昌县党史大事记》。1995年10月内部出版发行。
  （祝巍山）
  金川硫化铜镍矿第一张化验单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镍矿资源很少，镍矿被列为紧缺矿种。地质工作者都知道寻找镍矿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进行区域地质普查找矿时，都注意研究工作地区是否有镍的成矿地质条件，希望能找到镍矿。20世纪50年代初期，地质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经过大力寻找，发现并探明了吉林磐石红旗岭和四川力马河两个中型硫化镍矿。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展，镍资源不足的形势更趋严峻。1958年，在云南墨江找到了一个风化壳型大型硅酸镍矿，地质部于9月份在该地召开了全国普查镍矿的现场会议。
  1958年6月，甘肃省地质局在白银公司召开了一次会议，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给各地质队追加了一批找矿储量的任务。会后，局总工程师宋叔和同志来到酒泉，给祁连山地质队下达了追加的储量任务，其中的一项就是十万吨镍矿。当时，陈鑫是祁连山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
  陈鑫，1919年生于江苏六合县，1944年毕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他学成于旧中国，服务于新中国，解放后短短几年，他辗转在内蒙大草原和大西北的秦岭、祁连山，开创性地领导了白云鄂博、镜铁山等大型、特大型铁矿的勘探，成绩斐然。他身体力行，指导和培育了一大批新一代的优秀的地质人才。他治学严谨，勇于实践，为事业呕区心沥血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是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专家和长者。
  陈鑫向宋总询问了下达这项任务的依据，宋总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祁连山中发现有镍。陈鑫认为找矿的依据不足，而又承担如此大的储量任务，感到十分为难，任务也无法下达给分队，这项任务就只好暂时留在大队里了。当时祁连山地质队是一个带有钻探等工程手段的综合普查大队，队部在酒泉，设有十多个分队，地质人员有一百多人，工作地区包括乌鞘岭以西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全部地区。大队还有一位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工作认真，待人谦和。
  1958年，甘肃省河西地区既有地质、煤炭、冶金、建材、二机部等部门的地质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地质人员，还有以“全民找矿”口号号召起来的群众，形成了一支浩洁荡荡的找矿大军。
  1958年10月7日，是镍都开拓史上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汤中立和他带领的地质员王全仓、化验员邱会鸿、地方干部赵同良、汽车司机秦守宽五人从天祝返回永昌。这里是巡回检查的最后一站，也是一分队的基地——永昌境内东大山铁矿所在地。汤中立一到永昌，向县委书记王虎法汇报工作后，见到了煤田地质勘探局145队等单位和群众报来的许多“矿石”，其中一块核桃般大小的矿石，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凝视着这块小小的标本，极力从记忆中苦苦搜索，但怎么也不能恰当地对上号，便决定立即出发去现场观察。汤中立等人当天找到驻扎在宁远堡的145队的报矿人唐东福，请他带路。汤中立等人来到矿区，观察了不大一会儿，天渐渐暗下来，背光的山坳中已分不清颜色和细节，然而见到十多米长的矿体和有远景的矿区轮廓，加上这让人眼花缭乱的很特别的矿化，美好的憧憬使汤中立等人很兴奋。他们把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尽其所能地手抓怀抱，告别了山峦，辞别了唐东福，夜宿在宁远堡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部。
  这天晚上，虽是粗茶淡饭，土炕布衾，但大家情绪极好，一向不苟言笑的汤中立竟不顾一天的劳累，提议玩扑克牌抓“俘虏”。他们几乎玩了个通宵，也不知谁输谁赢，最后，汤中立说今晚抓的都不算，快睡觉，明天上山抓个“大俘虏”（意指找矿）。
  第二天早晨，汤中立等人吃过早饭，带了些干粮和水，又来到前一天看过的地方。这一天，汤中立、王全仓、邱会鸿、赵国良四人，从现在的一矿区东头进入，一直观察到西端，见到岩体掩盖在戈壁滩下才折回向东。边走边看，待从一矿区出来又进入现在的二矿区，到达二矿区的东端，当看不见超基性岩体时，却看到他们的汽车等候在公路边上，这时已是下午。汤中立开始布置工作：“这个矿点从此就是我们的了。大个子（王全仓）、老赵，从明天起你们就搬到这边来住，加紧进行踏勘追索，搞清岩体出露范围，尤其注意矿化，另外在外围再找一找还有没有类似的岩体出露，过几天调山地工来先进行地表揭露。”随后，汤中立带着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到酒泉的祁连山地质队队部分别向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和工程师陈鑫进行了汇报。晚上，汤中立来到陈鑫的宿舍兼办公室，给他介绍情况，并告知陈鑫，专家听了汇报后说有时间要去看一看。
  汤中立留下的标本氧化很深，很大一部分是孔雀石。经过再次观察，陈鑫想到孔雀石载体黑色岩石要是基性超基性岩的话，这块标本就可能是铜镍矿了，这已经是听取汇报以后几天的事了。于是他准备将标本送去切片，进行镜下鉴定。正当此时，大队副队长霍德同志从野外又带回一块标本，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涂光炽同志托他带来进行镍的分析的，这是一块含有很多细纹状绿色矿物的白云大理岩。10月下旬的一天，陈鑫将两块标本一同送到实验室，交给周才柱同志进行铜、镍两项分析，要求尽快给出结果，并果断地嘱咐：“一定要增加镍的分析。”标本是上午送去的，下午周才柱同志就将结果送来。化验结果不是写在正式化验单上，而是写在一张纸片上，结果如下：
  Cu％Ni％
  民乐C0.060.11
  永昌C216.050.90
  民乐C1就是霍德同志带去的标本，永昌C2就是汤中立同志带回大队汇报的标本。这张化验单就是白家嘴子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看到这个结果，陈鑫兴奋不已，他深知镍矿的发现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于是，他立即向队部要了车，提前吃了晚饭，和司机吴荣德同志于下午5时离开队部出发了。车过张掖时已是深夜，他们继续前进。黎明时到了永昌河西堡一分队驻地后，找到汤中立同志，一同前去现场。见到王全仓、赵国良后，陈鑫高兴地告诉他们矿石的分析结果。陈鑫说：“若是搞上3.5万吨铜，那不算啥，若能搞上3.5万吨镍，那可不一样了，在地质部都要挂上号。”王全仓等人听了只是笑了笑，认为这是领导鼓劲，会不会惊动地质部根本没想。当时王全仓、赵国良等人已带领工人挖了部分探槽，他们共同观察了探槽中揭露出的矿体氧化带。经过一番观察研究，为了揭露原生矿，在陈鑫的指导下，布置了第一个浅井（在Ⅰ矿区8行附近）。回到驻地，他们又一同研究如何加强地表检查评价、槽探浅井和系统采样工作的布置。这天，陈鑫、汤中立和司机同志留下吃饭，王全仓、赵国良和大食堂商量说，大队和分队的工程师来了，请食堂搞点菜。可是食堂什么也没有，勉为其难地炒了一盘土豆丝，这在当地已算很不容易了。
  15天以后，陈鑫又来到矿区，布置的第一口浅井已打到16米的深度，浅井打到7米～8米处已见到原生矿。傍晚时陈鑫来到浅井工地，挎着一根绳头结成绳卷的绳子，民工把他下放到井底，井的四壁都是海绵陨铁结构的富矿。至此已可确定，这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铜镍矿工业矿床。从此，揭开了金川镍矿发现的序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标志着中国一百多年来缺镍少钴的时代永远结束。随后，大张旗鼓的勘查工作也就迅速展开。不久，陈鑫就调到甘肃省地质局工作。1959年1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地质局丛健同志（当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和祁连山地质队全体同志发了贺电。1月17日和25日，有两个钻孔相继开钻，3月初分别打到了厚层原生硫化铜镍矿体。1959年4月15日，大队部从酒泉迁到当时还是一片荒漠的金川，以便集中力量，加强现场指挥，确保矿床初步勘探任务的完成。到1974年，金川铜镍矿的勘探全部结束。
  从1959年到1974年，整整16年，祁连山地质队艰苦创业，累计钻孔深度为183000米，相当于钻透了20个珠穆朗玛峰，向国家提交了一个世界排名第三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的硫化铜镍矿床。16个春秋的成就是辉煌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中国的镍都耸立在中华大地上。祁连山地质队的丰功伟绩，永远被载入共和国的史册。1959年，祁连山地质队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和奖励，特别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他一再说到“甘肃镍矿队是个好队”。1978年8月，该队被甘肃省命名为“大庆式”地质队。1980年4月，又被地质部授予“功勋单位”称号。
  汤中立是一位优秀的矿床地质专家，不论对区域地质、岩浆矿床、硫化物矿床还是金矿地质等领域，都有广泛深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40多年来，他与其他专家合作，对金川矿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及成矿模式等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提出了“深部溶离——多期贯入”的复式成矿模式。从理论上首次解释了为何像金川这样面积仅为1.34平方公里的小岩体竟包涵有如此巨大的铜镍矿，这种小岩体成大矿的学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他还系统考察了国内的这类矿体，作为第一作者，与别人共同编写了《中国镍矿床》，提出了形成这类矿床的两种岩浆系列和两种成矿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考察了国外一些矿床，并对比了国内外120个同类矿床，提出了此类超大型矿床的划分标准、分类及其形成条件。他先后著有1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
  由于汤中立在地矿专业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卓越贡献，1978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树立为先进科技工作者；1980年，被评为全国地质系统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得《地质学报》1982年—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1995年，当选为全国第二批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因主持完成“金川矿床成矿模式及区域成矿预测”这一科研项目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11月，获得李四光科学奖，该奖是我国地质行业最高层次的荣誉奖，一人一生只能获得一次，并作为终身荣誉。在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参加甘肃团讨论时，特别问到汤中立，并说，汤中立对金川是有功的。汤中立现为金川公司的荣誉职工、地质高级顾问。
  1986年6月1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部为纪念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队为发现和勘探金川铜镍矿作出的重大贡献，在金昌市金川公园隆重举行了“地质工作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陈鑫、汤中立这两个在金川铜镍矿发现和勘探史上永远闪光的名字，作为镍都开拓者的代表，被镌刻在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上。
  这个地区铜镍矿发现以后，受到全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矿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文件报表中的矿区名称极为混乱，有的叫它为永昌铜镍矿，有的叫它为河西堡铜镍矿，有时还以当地的村镇名称命名。为了统一名称，陈鑫特意请了几位当地农民，询问矿区所在地的地名，他们都一致说叫白家嘴子。于是陈鑫等人就将矿区定名为“白家嘴子铜镍矿区”，从那以后，矿区的名称就统一了。隔不多久，陈鑫又遇见一位老农民，问他当地地名是不是叫白家嘴子，这位农民说没错，是叫白家嘴子，不过你们现在挖矿的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叫“黑虎山”。这时陈鑫才恍然大悟，“白家嘴子”是指超基性岩的围岩白色大理岩形成的一个豁口，而贮存矿床的黑色超基性岩所在的地方是叫“黑虎山”，矿区本应叫做“黑虎山铜镍矿区”，却被叫做了“白家嘴子铜镍矿区”，黑白被颠倒，可是已不好改变了，以后地质勘探报告和地质文献中矿区、矿床的名称都用“白家嘴子铜镍矿”。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地质文献中也用这个名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引进美国百万分之一的卫照图上就有“白家嘴子”这个地名。1960年，甘肃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处书记何承华前来巡视（已听取了矿区所处地域环境方面的汇报，特别是水源主要靠金川河流通过金川峡水库的来历），他摸着下巴和地质队的人商议说：“国际上都有名了，还叫‘白家嘴子’，是不是欠雅……好！好！就叫‘金川’，就叫‘金川’！”从此，“金川”得名，随之，“金川镍矿”、“金川镇”、“金川公司”、“金川区”等名称应运而生。
  金川硫化铜镍矿的第一张化验单，被陈鑫保存了40余年。1999年，在金川公司建厂40周年之际，他毫无条件地将它捐献给金川公司，现保存在金川公司档案馆。
  （李逢国马虎中）
  邓小平视察金川
  1958年10月，共和国的地质“功勋单位”——甘肃省祁连山地质队（后更名为甘肃地质六队）发现了金川镍矿，随后立即调集人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质勘探。
  1959年9月，初步完成了一矿区勘探，向国庆1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在以后的日子里，依次发现了三矿区、四矿区、二矿区。勘探表明，整个金川矿区长6.5公里，宽500米，埋藏着价值数千亿元的宝藏。金川镍矿是世界著名的多金属共生的大型硫化铜镍矿之一，还是一个综合利用价值很高的多金属共生矿床。矿石中除镍、铜之外，还伴生有钴、铂、钯、金、银、锇、铱、钌、铑、硒、碲、铁、硫、铬、镓、铟、铊、镉等21种有价元素。已探明的储量是：镍545万吨、铜343万吨、钴16万吨、铂120吨、钯61吨、金73吨、银1270吨、硫2000万吨。在同类矿床中，镍储量仅次于俄罗斯的诺里尔斯克矿和加拿大的萨德伯里矿，占国内已探明储量的70％以上。在国内，铜储量仅次于江西德兴，钴储量仅次于四川攀枝花，均居国内第二位，铂族金属储量则居全国之冠。矿床之大，矿体之集中，可供利用金属之多，经济价值之高，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开发金川，不仅开发了一个特大型镍矿，同时也连带开发了一个大型铜矿、一个大型钴矿和一个大型贵金属矿。
  金川镍矿的发现，在共和国镍钴工业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甩掉了贫镍的帽子。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重视，当时作出了战略性决策，责成冶金工业部组织精干力量，立即开发建设金川镍矿。
  1959年，金川公司成立。1960年，大规模的建设开始。1963年10月，金川镍矿一矿区正式出矿。1964年9月，金川公司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电解镍22吨。1965年，成功地提炼出了第一批铂族金属8.5公斤。一家消息灵通的外国报纸报道：“在中国的西北方，出现了一座提炼铂族金属的简陋工棚。”
  1966年3月27日，是金川公司发展史上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上午，由金川公司运输部机车牵引的专列，徐徐驶进从未行驶过客车的由河西堡到金川的厂内专用线。10时35分，在公司第二选矿厂旁的铁道上停车。车门开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人们眼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来了！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首先踏了金川的土地。接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在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陪同下陆续下了火车。同车前来的还有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办的负责人余秋里、谷牧、赵尔陆、刘澜波、吕东、安子文、杨一木等15人，司局长30名。
  3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关于三线建设的工作会议，邓小平总书记一行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视察了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一路风尘仆仆来到甘肃省。他此行的任务，是视察甘肃三线建设的部署，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的指示。关于备战的想法，是毛主席于1964年4月提出的。同年5月10日，毛主席在听说酒钢下马的消息后进一步说：“酒钢、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接着，毛主席又在一份报告上给李富春作了如下批示：“攀枝花、酒钢建设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小毛驴去。”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他还风趣地说：“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主席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共鸣。从此，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的建设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底，西南、西北三线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多项。甘肃是西北三线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的重要基地，自然就成了邓小平一行视察的必到之地。邓小平一行是于3月25日和26日两天刚刚视察完西北导弹试验基地之后来金川的。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前来迎接的同志一一握手后，顾不得休息，又来到露天矿作业现场视察。到了1700沟，围着桌子观看开采出来的富、贫矿，氧化矿，硫化矿等矿石标本。他们对这么多种类的矿石很感兴趣。邓小平兴致很高，问起矿山储量、矿体状况、矿石产量，又关切地问起技术上过关没有。当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到剥离运输采用火车、汽车、翻斗无轨电车三种形式后，他们对翻斗无轨电车产生了很大兴趣。李富春副总理说：“别处没有，独此一家，你们要好好搞，搞出名堂来。”在露天矿现场，小平挥手向工人、干部致意：“你们辛苦了！”蔡畅同志问道：“这是‘大跃进’时‘跃’出来的吗？”露天矿代矿长于世伟答道：“是1964年开始干的。”蔡畅赞扬道：“干得多快啊！”
  邓小平一行在露天矿视察之后，乘车到了公司展览室。当时的展览室相当简陋，仅有一个沙盘模型、各种图表和公司生产的几种产品的样品。在沙盘模型前面，公司党委书记田汝孚和冶金部长吕东汇报了金川硫化铜镍矿床的特点、公司的生产流程、生产状况以及生产发展的前景。小平边听边点头，充分肯定金川矿产资源是个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我国的“聚宝盆”。从此，金川公司有了一个响亮的、可爱的称呼——“金娃娃”，并逐步享誉全世界。邓小平指出：“金川地处三线，毛主席关心，要尽快建设好，为国家生产提供冶炼合金钢的镍资源。”小平也十分关心农副业生产和绿化工作，说：“五年内金川要种好一万亩地，并大量植树。”薄一波副总理说：“种地要扎扎实实种好。”接着又说：“金川不错，但你们现在还赶不上白银。金川学大庆要与白银比，互赶互超，要埋头苦干。”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司党的建设也很关注，指出要坚持干部参加劳动，每周下去几天，要发挥和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争取每个生产班组都有共产党员。
  从展览室出来，他们来到选冶厂镍电解车间视察。早已在门口等候的选冶厂厂长王培生赶上前去和首长握手，小平握着王培生的手亲切地问：“多大年龄啦？”王培生答：“三十八。”小平高兴地说：“好，还年轻啊！”简短一语，表示出总书记对公司任用年轻干部担当重任的支持和称赞。中央领导同志在车间边走边看，小平对镍的生产流程、总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问得非常具体。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赞许公司刚刚着手的综合回收铂、钯、钴、硫等副产品的技术开发项目，并指出，要组织力量专门研究回收率，要找敢革命的人去干。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结束时，在新的厂区接见了金川公司和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的干部及先进生产者代表，并与近千人一起合影留念。邓小平一行于当日下午5时许离开金川。在离别之前，他鼓励广大干部和工人说：“在国际上敌对势力卡我们的脖子，国内经济处于最困难的关键时刻，你们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镍，真是为祖国争了光呀！你们要吃苦耐劳，向大庆人学习，争取多出镍、出好镍，为支援国防、加强战备贡献力量。”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金川，如春风吹暖了每个创业者的心田，给了创业者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创业者们以更加高昂的热情和干劲掀起了金川建设的新高潮，金川建设如开足马力的巨轮飞驶前进。不幸的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后，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未达到一期工程一万吨的设计能力。
  1978年3月，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从此，金川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亲自主抓金川镍基地大规模的科技联合玫关，金川公司的生产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视察金川时，公司只生产电解镍115吨，许多副产品还无法生产。2003年，公司生产镍产品6万吨，实现利税总额14.1亿元，其中利润为6.3亿元。金、银、铂、钯、锇、铱、钌、铑等贵金属的回收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目前，公司的镍和铂族金属产量都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被誉为中国的“镍都”。公司自投产至2003年，共产镍77万吨、铜51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达432亿元，实现利税总额110亿元。为国家合金钢、特种钢以及国防、机械、化工、轻工、电子等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共和国镍钴工业的真正崛起，是与“金川”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金川公司的奋进之路，代表了中国镍钴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李逢国 马虎中）
  方毅八下金川
  从1978年到1986年的九年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方毅同志，曾八次亲临金川，带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冶金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组织推动了金川镍基地的科研工作和生产建设，使金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像一首诗所赞扬的：“老将军的情哟/科技的花/镍都跃上了千里马。”是他，为金川找到了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他，为金川提出了“三年三大步，提前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是他，组织全国五十多个科研院所、生产单位的专家、学者，开展了“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取得了累累硕果，实现了镍都的腾飞。
  在持续十余年的大规模的科技联合攻关中，金川公司共开展了660项专题试验研究，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60项，用于生产实践的有160项，有158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12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技联合攻关极大地提高了金川公司资源综合利用的水平，与1978年相比，镍的选冶回收率提高了26.46个百分点；铂、钯、金的冶炼回收率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锇、铱、钌、铑的冶炼回收率提高了10多倍，有价元素的综合回收由原来的7种增加到13种；镍产量由1978年的0.8万吨增长到1989年的2.4万吨。与此同时，金川公司的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电解镍、海绵铂产品先后于1985年、1988年获得国优金质奖。优质品级率达到96％以上。1989年，公司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6年，“金川镍的综合利用”被列为国家“八五”期间为国民经济贡献巨大的全国十大攻关成果。
  1992年8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金川时，曾两次说，方毅同志多次来金川，吃了不少苦，做了不少工作，对金川的发展是有功的。方毅逝世后，1997年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毅同志生平》中说：“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他从1978年起连续9年，每年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研究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中肯的批评 殷切的期望
  1978年，金川被国家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和全国九大有色金属基地之一，同时，也被列为全国108个重点项目之一。同年8月，方毅受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在冶金部和甘肃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金川，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
  这是方毅同志八下金川的第一次，他的心里很不轻松。他在调查中发现，冶炼厂区绿水横流，二氧化硫烟气弥漫，就连科技会议领导们住的房间里，也能嗅到呛人的“臭鸭蛋味”。天上地下，每年白白损失的镍就有几百吨。还有些稀有金属，一公斤就几万、几十万元，而冶炼回收率连一半都不到，最低的还不足3％。几多财富，包含着人们辛勤的汗水，就这样付之东流，这使他很痛心。62岁的他要下井去看看，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下井危险，都设法挡“驾”，但左说右拉硬是挡不住。他说：“哪有抓矿山科技而不下井的道理！”当他坐进罐笼时才明白，为什么大家异口同声不让他下井——钢丝绳都锈了。看着方毅同志神态安然地下往井底，有关人员手心都捏了一把汗，深怕钢丝绳出点什么问题。下到井下，当他亲眼看到巷道已塌成了狼牙洞，脚下积水没过了膝时，感到焦虑和不安。到露天矿视察时，方毅同志的眉头又拧了起来，路面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满地是棱角尖利的石块，几十吨重的矿用汽车都被颠簸得像散架似的。他说他到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赞比亚铜矿，那里一年生产电解铜73万吨，人家那个矿山，道路好极了，那大汽车、小汽车，开起来简直是飞跑。他说：“你怕那修路花钱，汽车坏的钱就比那多得多，所以我说啊，这个管理确实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就在那次会议上，他在充分肯定金川公司过去近20年时间里取得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五个问题：一是金属回收率低。镍的选矿冶炼总回收率不到55％，铜为42％，钴为15％，铂、钯只有20％。二是综合利用差。除了上述元素回收率低以外，还有10多种伴生元素基本上还没有回收利用。三是矿山建设速度慢、质量差。四是技术装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五是缺乏文明生产，环境污染严重。后来他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三句话，即“矿山建设十分缓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不是下车伊始就做指示、提意见、发议论，而是通过介绍当时科技界几位传奇人物的故事，来激发和启迪广大科技人员。他讲了常书鸿、蔡希陶、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人对知识、事业无怨无悔、锲而不舍的追求，号召金川的广大科技人员学习他们的创业精神。他还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科技成就，指出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存在的差距，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科技工作，奋起直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向与会者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尽快拿出成果来”，“谁最经济、谁最合理、谁流程短、回收率高，我们就采用谁的”。他的讲话，高瞻远瞩，切中要害，针对性强，柔中有刚。既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犹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与会人员的心田，极大地解放了广大职工的思想，广大职工很受鼓舞，群情振奋，决心在金川大干一场，让“金娃娃”早见天日。
  方毅同志在会上对金川公司的批评，引起了当时冶金部的不安和重视。会议结束不久，冶金部任命在全国有色金属工业战线赫赫有名的人物，曾担任过冶金部有色司副司长，时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工程师的王文海同志担任金川公司的经理，加强对金川公司的领导。王文海于1979年2月上任后，组织金川公司的技术骨干，深入500米井下，到炙热的冶炼炉旁，分析研究了1.5万多个数据，按照方毅主持制订的联合攻关计划，广泛结交来自五湖四海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研究解决金川生产发展中的技术难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科技联合攻关，在金川拉开了序幕。从此，金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金川要发展 必须抓矿山
  金川镍矿是1958年10月甘肃省祁连山地质队发现的。它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它的开发，是在全国人民饿肚子的艰难岁月里，憋了一股子劲上马的。然而，由于许多技术难题解决不了，“金娃娃”始终像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行者一样，不能见天日。电解镍产量一直在六七千吨左右徘徊，1977年，镍产量下降到5000多吨。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方毅同志从第一次到金川时起，就认定镍产量上不去的关键是矿山。他说，这就同许多大型冶金联合企业一样，金川镍基地建设中的最大难题在矿山，而金川的资源优势主要在二矿区。二矿区的储量占金川镍储量的75％，其中品位在2％以上的富矿又占76％。金川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矿区的开发。方毅在每次亲临金川视察的讲话中，都明确指出，金川要发展，必、须抓矿山，“矿山搞不上去，生产就会成为‘无米之饮””。每次来金川，他都要下井视察，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要去，任何人的劝阻他都不听。有一次，他的眼睛动了手术，仍在化脓，医生不准他出院，为了到金川开会，他硬出了院，到了金川，他还是坚持下井；有一次，他的膝盖粉碎性骨折，铆了两个大钌子，稍稍见好即下金川，并坚持下井；他的心脏供血不足，走路气喘，但他在井下看得很细很细，有时躬着腰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你要是劝他休息或者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去，他会发脾气：“我是人，难道在危险地段干活的工人不是人？我是去看望他们，向他们致敬。”
  由于技术难关挡道，金川二矿区从1966年起开始建设，拖了十多年始终不能建成。因此，许多人把二矿区看成是个无底洞，说什么“大干大倒霉、小干小倒霉、谁干谁倒霉”。
  在金川科技联合攻关中，方毅同志首先提出要把加快矿山建设作为主攻方向。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与攻关者们一起制定研究课题，先后开展了掘进与支护、采矿与充填等4个方面、59个专题的研究，并取得先让后抗、二次支护、喷锚支护等一大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的科研成果，加快了矿山掘进速度，为先进采矿技术在金川矿山的推广采用、大幅度提高采矿量创造了条件。“中瑞（典）技术合作岩石力学研究”、“高浓度胶结充填料浆管道自流输送新工艺研究”以及“金川二矿区机械化下向分层水平进路胶结充填采矿法试验研究”等科研课题的研究成功，解决了二矿区在开发建设中所面临的技术难题，提高了金川矿山采矿工艺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使建设12年、仅完成工程量52％的二矿区，科技攻关4年，便顺利建成并于1982年正式投产。1987年，二矿区出矿能力突破了100万吨，以后每年稳步增长，1996年出矿200万吨，2003年达到300万吨，成为国内有色金属系统年出矿量最大的井下矿山，既满足了生产急需，又使金川矿山迈入了大型化、无轨化、自动化采矿的世界先进矿山行列，投产不到3年，就收回了全部基建投资。二矿区地下宝库大门的打开，为镍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矿山先行”的方针，充分证明了方毅同志的高瞻远瞩，显示出了他在工作中善于抓主要矛盾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方毅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干部，尽力为广大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帮助科技人员解决实际困难。他一生勤奋好学，从20世纪30年代起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学习外语，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了解最新科技发展，虚心向各界专家学者请教。他深知当今世界的各种较量，无论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军事的还是经济的，谁操胜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科技新成果的速度。谁抢到了制高点，谁就多一份主动权。所以，他多次反复强调，一定要通过科技联合攻关，尽快把金川建设成为规模和水平都堪称一流的世界级明星企业，不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会愧对历史，“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辜负了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这种豪情充分体现了一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振兴中国镍钴工业和让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和强烈愿望。
  1979年，“从二次铜镍合金（磨浮合金）中提取贵金属新工艺”的试验在金川取得成功，方毅得知后非常高兴，亲自参加了由冶金部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技术鉴定会，他要求将这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当时遇到的突出难题是资金一时难以筹措。在方毅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国家科委给金川公司贷款490万元。设计人员废寝忘食，3个月内拿出了贵金属车间的设计。1980年7月23日，方毅同志一下火车，稍事休息后，就直奔金川公司职工只用7个月时间就建成的贵金属车间，他看着崭新的厂房，抚摸着一台台锃亮的设备，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人民感谢你们！”7月28日，他在第三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镍、铜、钴、金、银、铂、钯、锇、铱、钌、铑等金属产品的性能、用途等，与会者无不被他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大家都对贵金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久，贵金属车间打通了全流程，做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投产，使铂、钯、金的回收率提高了1/3，锇、铱、钌、铑的回收率提高了十多倍。投产一年多时间就用新增效益偿还了全部贷款。该研究成果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金川公司的贵金属提取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方毅同志多次指出：“人才，是最可宝贵的财富；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一个企业最重要的素质是人才素质”。1983年8月，方毅视察金川时强调：“在人才的开发和使用上，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选用好人才。这方面，金川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今后要继续把那些有真才实学、年富力强而又能开创新局面的同志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第二，努力创造条件，使金川成为吸引人才的地方。第三，重视培养新一代人才。”金川公司认真贯彻方毅的讲话精神，先后有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改善了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公司下大力气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条件，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全公司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1984年，方毅同志视察金川时提出了在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科技人员中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他说：“早在1979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要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应当包括科技人员”，“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使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对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先富起来……对有重大贡献的，就是要重奖。不实行这一条，科学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民族的兴旺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科技人员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农民能买汽车，有万元户、十万元户，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不能搞得农民可以买汽车、拖拉机，工程师买自行车也困难”。方毅同志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全体同志。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转载了方毅同志的这条意见。1986年，在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第九次科技工作会议上，国家科委和有色总公司联合表彰奖励了金川科技联合攻关中的37个科研专题和241个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以后形成了制度。
  方毅同志非常关心群众疾苦，对职工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合理要求高度重视，尽力予以解决，体现出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优秀品质。由于金川公司是困难时期上马，又坚持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指导思想，对职工生活欠账很多，6000多名待业青年和数千名职工家属无业可就，许多人还没有户口。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由于配偶长期调不来或难以落上户口，就离开了金川。1980年7月27日晚，几位女同志冲到金川招待所的大厅内，又哭又闹，弄得保卫人员手足无措，十分尴尬。方毅同志了解到，原来她们的丈夫在矿井里头“光荣”了，家里留下孤儿寡母，妈妈找不到工作，孩子上不了学，一家大小没有户口，衣食无着。其中有一个妇女21岁时丈夫就去世了，原本应该再找一个对象，但因没有户口，当然也就找不到工作，成不了家，处境十分凄凉。
  方毅同志听后，心情很沉重。第二天，他在第三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攻关会议上说：“我到了攀枝花、包头、金川，来告状最多的就是金川。家属户口不能解决吗？这次回去，我要向上面反映。君子要成人之美呀！二十几岁丈夫就死了，我看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呀！我们一定要关心职工的生活问题、孩子入学问题、牺牲了的人的问题、现在在这里工作的人的问题，等等。”随后，公司领导立即四处奔波，紧锣密鼓地操办，不久就经省里特批解决了一些工亡家属的落户问题。以后几年，有数千户老工人的妻子儿女当上了名副其实的金川人，有数百对工程技术和专业人员，终于唱罢两地相思的苦恋之歌，走下鹊桥，永远地“战斗在一起”了。
  方毅同志十分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非常关心金川扩建二期工程建设。他说：“从国外引进对我们适用的技术，或同国外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在人家的基础上前进，是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他于1986年以急迫的心情指出：“如果二期不能按期完成，那就不仅没有4万吨，2万吨也没有，1万吨也保不住，每拖一年，国家就要损失十几个亿。金川建设了20多年，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是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的。”在扩建二期工程建设中，金川公司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奋斗目标，大量采用科技联合攻关中的最新科研成果，大胆引进美国、德国、瑞典、芬兰、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坚定地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内科研相结合的路子。1992年8月12日，江泽民视察金川时，充分肯定了这条路子。经过参建单位8年的艰苦鏖战，总投资28.8亿元、被列入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的金川扩建二期工程，于1995年底全面建成投产，标志着金川公司的采矿和铜镍冶炼工艺技术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1996年，公司产镍3.8万吨。1999年产镍4万吨。2003年达到6万吨。
  主持制订“三年三大步”的奋斗目标
  方毅同志明确指出：“金川建设要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主张“非订个奋斗目标不可，不如此，就没有奋斗方向”。
  1982年，金川矿山科技联合攻关初见成效，矿山的掘进、支护、采矿、充填等成果已先后实现工业化，井下的十大系统工程已基本透亮，选冶系统也采用一批重大成果，扩建一期工程进展也很喜人。如何把这些分散的优势集中起来，形成大一点的规模，使金川面貌有一个大的改观，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9月，在第四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上，方毅同志亲自指导并帮助金川公司制订了“三年三大步，提前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口号提出后，方毅发现一部分领导干部有畏难情绪，他就给大家讲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由于陈毅对实现已确定的战略部署决心大，所以打赢了那一仗，消灭国民党军7.6万人，活捉了李仙洲。他接着说：“打仗是这样，搞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你不能畏首畏尾、评头品足地去对待面前的困难，必须树立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的决心。否则，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现在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好核实核实，拿出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答复来。”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还能有什么迟疑？王文海经理连夜把龙首矿、露天矿、二矿区三个矿山的矿长和冶炼厂的厂长找来，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摆了一个晚上的西瓜宴。他们一个采场一个采场地碰数字，加来加去，怎么算也只够产电镍18000吨，矿长们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而王文海则把胸脯一拍：“够了，我只向你们要18000吨，其余的2000吨包在我身上，我要从技术改造中去找。”他们一夜未睡，方毅也几乎是一夜未合眼。凌晨5点钟，王文海红着眼睛把那张列着三年三大步关键数据与措施的纸片——“攻关军令状”，交给了方毅。方毅郑重地把它折好，装进上衣口袋，一脸严肃地对王文海说：“我可放在这里了，过几年进行验收。”
  四年多的科技联合攻关，积蓄了力量，准备了条件，给镍都插上了金翅膀。1983年，金川公司的镍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关，结束了十年间镍产量在七八千吨徘徊的局面，达到了一期的设计生产能力。方毅闻知，在百忙中从北京发来贺电，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1984年，产镍1.5万吨。1985年12月10日，提前21天完成产镍2万吨的生产任务，胜利实现了“三年三大步”的奋斗目标，方毅再次发来了贺电。这三年成为金川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方毅同志是一位儒将，他深知搞建设同打仗一样，必须情况明、目标准、决心大。他瞅准时机，主持制订“三年三大步”的奋斗目标，给金川的科技攻关者和四万多名职工施加压力，显示出了他气魄不凡的大将风度。回想过去，方毅同志不仅是金川公司的科研和生产导师，还是金川公司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主持总结“金川经验”
  “三年三大步”这个创举，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思索：中国的镍基地为何能在短期内发生如此的飞跃？经验是什么？1983年，方毅就在第六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说：“我认为需要认真总结一下，这样做，对金川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对推动整个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会产生重要作用。”1984年他又说：“在有色金属工业面临着大发展的新阶段，总结和推广金川的工作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把金川发展的原因概括为六条：“第一，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发展企业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第二，坚持综合利用的方针。第三，大力协同，联合攻关，锲而不舍，一抓到底。第四，不断提出新的战略目标，搞好规划。第五，实行对外开放，大胆进行改革。第六，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1985年10月，在全国有色金属科技工作会议和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第八次科技工作会议上，这六条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正式命名为“金川经验”，并作出了在全国有色系统开展学习金川经验活动的决定。
  1986年，在第九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方毅要求大家继续坚持和发展“金川经验”，他说：“金川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创造。为了不受人为因素或客观条件变化的影响向，要结合现在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制定措施和办法，把这些经验制度化、规范化，并贯彻到生产建设中去。”同时，他要求金川的同志在有色金属全行业学习金川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他指出：金川的成绩是突出的，但是问题也还不少；矿山仍然是生产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管理水平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需要；由于经营环境的剧烈变化和能源、原材料涨价等各种挑战，企业仍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他对金川的广大职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物总是在不断前进，金川经验也应该不断完善和发展。金川的同志们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克服困难的同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新鲜经验。”近十多年来金川公司的发展情况，完全证明了方毅当初的预言是正确的。
  关心镍基地配套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方毅同志从金川地区的实际出发，从长远发展着想，建议成立省辖市，为镍基地生产建设服务。金川公司和八冶公司的创业者们听到这一消息，无不喜上眉梢，翘首盼望。198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金昌市，由甘肃省直接领导。方毅说：“金昌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应明确是为生产建设服务，为职工生活服务。要加速发展公用事业、住宅建设、文教卫生事业和社会服务行业，做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要重视绿化工作，把环境搞好，这是长远大计。要搞好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金昌市的成立，给镍都创业者创造了更加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镍基地建设。
  方毅同志十分关心镍基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指出：“人们不能只有物质文明、生活享受，而没有好的精神享受。我看这里是有条件的，你们这里人才济济，琴、棋、书、画样样都有呀，我建议你们成立一个画院。有了丰富的好的精神生活，对于整个社会面貌会起很大的影响。要把金川这个地方建成现代文明的城市。还要多种点树，这样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科学，又有艺术，那么，人们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就不会想往别处走了。”
  方毅在视察金川时多次强调：“企业的党委掌握住了大政方针，掌握住了群众的思想动向，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党委没有辜负方毅的期望，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自觉献身金川事业，从而赢得了广大职工的好评。1986年9月，方毅第八次视察金川时，称赞公司领导班子有一种不怕困难、开拓前进的精神，是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金川公司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先后建起了儿童乐园、青少年活动中心、职工活动中心、文化宫、文艺馆、体育馆、体育活动中心、游泳馆、羽毛球馆，办起了电视台，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图书馆、阅览室。成立了文联，下辖7个协会。创办了老年大学。形成了辐射全公司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网络，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形成了具有金川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风格。公司先后承办全省全国性体育比赛数次，取得了好名次。自1978年以来，公司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种荣誉称号六百余项。
  方毅同志既是一位学识渊博、深谙管理、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又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喜好绘画、围棋，并出版了书画集。他对中国书画理论有很深的见解，多次讲过中国书画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平时收藏了很多书画，极为珍惜，当人民需要时，却不视之为私有财产，而是慷慨献出。湖南省出版的何子贞墨迹，其中一整卷就是方毅多年收藏的珍品。他坚持每天写字，从不间断，有一本何绍基的书帖他临摹过几年，对何绍基的书道造诣尤深，他写的何体有独到风格。他曾对金川的同志说：“我工作再忙，也要保证每天一个小时的练字时间。我开始学颜（真卿）体，后来学何（绍基）体，以后就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字体了。”他还多次说：“我一生不贪财，不好色，不谋权，不求利。除了工作、学习，就是练练书法，画上几笔画，别无他求。”1986年9月，方毅最后一次视察金川时，风趣地对陪同人员讲，1985年访日回国后，得了肚子胀的病，住院十几天，打针吃药不见效果，就力主出院在家休息。回到家中，每天坚持写字，尤其写大字，每写几幅便大汗淋漓。不久，肚子胀的病不治而愈。看来写字还能治病呢！他来金川八次，给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公司的同志留下了一百多幅墨宝。在金昌市，有很多人家挂着他的字或画。对金川土生土长的书画爱好者，他几乎给每个人都写字予以鼓励。由于他的倡导，金川地区的书画活动开展得很广泛，集聚了一批推动当地书画活动的人才。
  遵照方毅的指示，金川公司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4年，金川公司成立了职工文艺馆，组建了文工团。1985年，成立了职工群众文化团体——城书画协会、镍城摄影协会、集邮协会。方毅为“镍城书画协会”题了字。公司先后举办书画、摄影展近120次。书画协会有300余幅作品在国家、省、市级展览和报刊上发表、入选、获奖，使镍都的书画热、摄影热、集邮热经久不衰。1995年6月，金川公司成立了文学艺术联合会，公司领导借文联成立的东风，在普及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职工艺术创作的发展。公司文联有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摄影、集邮等7个协会，有会员1634人，其中国家级会员有14人、省级会员68人。1996年4月，公司摄影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腾飞的镍都”职工摄影艺术作品展览。方毅拖着病体为开幕式剪了彩，并在别人的搀扶下，认真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作品。他还说：“你们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书法绘画作品展，到时我一定送一幅作品。”这次展出的200幅作品，都出自公司职工业余摄影者之手，得到了中国文联领导的高度评价：“职工摄影水平之高令人惊奇，在这里专业与业余的界限模糊了……”1996年以来，公司摄影协会会员发表作品千余幅，还先后在省级、国家级举办的展览和《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摄影世界》《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等报刊组织的各种比赛中入选获奖。1997年6月，由甘肃省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富士杯”优秀摄影作品展暨青年摄影十佳评选中，金川公司有34幅作品入选获奖。1998年，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系统举办的职工摄影作品评选中包揽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刘榜来金川与镍都摄影爱好者座谈时深有感触地说：“金川公司地处荒漠戈壁，条件这样艰苦，而你们在摄影创作中有这样好的成绩真不简单啊！”金川公司书画摄影活动的大力开展，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陶冶了职工的情操，逐步形成了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企业文化氛围。
  心系金川
  方毅同志对镍都金川充满深厚感情，1985年10月，他在第八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上说的一席话，使与会者无不动情和倍感亲切。他说：“自1978年以来，我八年七次来金川。在这里，目睹了金川一年一年的变化；看到了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在祖国大西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镍工业的振兴英勇奋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看到了金昌市从诞生到繁荣。”1986年，方毅同志第八次到金川参加了第九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以后，虽然再没有来过金川，但他一直倾心关注着金川的发展，对有关金川情况的每份报告和反映，都一一亲自过目，或作批示，或托人办理。
  1987年6月10日，金昌地区发生特大暴雨，全程降雨累计40多个小时，金川地区集中降雨161.4毫米，造成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9万多亩农田被淹，公司部分厂房进水，一些工业设备遭受损坏，2000余户职工“干打垒”住房倒塌，全公司被迫停产5天。这场暴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80万元、间接损失1100多万元。方毅闻知后，立即致电慰问。在他的奔波下，很快落实了大批救灾款，金川公司利用这笔资金新开辟了4个住宅区，许多受灾职工喜迁新居。同年8月，召开第十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方毅同志因病住院而未能参加。
  1988年4月，方毅为金川扩建二期工程题写了“团结奋斗，勇攀高峰”八个大字。1993年5月1日，标志着我国镍冶炼工艺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金川扩建二期工程——闪速熔炼生产系统建成投产，方毅同志发来贺电，高度赞扬金川人不断追求、勇攀高峰的精神。同年9月，金川召开了1993复杂镍矿矿冶国际学术会议，这是方毅同志于1980年提出的。会议前夕，公司派人专程进京向方毅同志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方毅同志题写了“金川国际镍钴学术会议厅”。
  1994年3月，公司经理杨金义参加完全国人代会后去看望方毅同志。方毅同志询问了公司各方面的情况，对公司的关心溢于言表，还为公司新落成的“金川公司文化宫”题了字。同年9月，邹家华副总理专程视察了金川公司。邹家华看到公司党委书记杨学思同志，第一句话就说是方毅同志建议我到金川看一看的，这次终于实现了。方毅同志病重期间，还一直惦念着金川的两个文明建设，金川人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问这问那。金川的矿山井下、冶炼炉旁、生产车间、建设工地，他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关切，使看望他的同志深受感动。
  1997年10月17日15时7分，方毅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噩耗传来，镍都儿女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尤其是许多老同志，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对金川怀有深厚感情的尊敬的领导、挚爱的师长而感到哀痛和惋惜。镍都儿女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沉痛悼念曾经为金川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作出巨大贡献的方毅同志。《金昌报》《镍都报》和金昌人民广播电台刊登、广播怀念方毅的文章；公司电视台连续播放方毅视察金川的专题片。公司领导班子召开会议，决定派公司党委书记杨学思专程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慰问方老家属。10月27日，方毅同志治丧委员会破例同意让杨学思书记把寄托着金川公司全体职工和家属无尽哀思的悼念文章分发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方毅同志遗体告别的人员。1998年10月22日，金川公司举行了“纪念方毅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
  （李逢国 马虎中）
  江泽民视察金川
  雨过天晴，秋风送爽，湛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金川的空气格外清新。1992年8月12日下午5点零6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怀智、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省长贾志杰、兰州军区政委曹芃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滕文生的陪同下，来到了金川。
  三个小时的途中长谈
  8月12日下午2点零5分，江总书记乘坐的乳白色面包车从张掖出发，疾驰在宽阔平坦的312国道上。车里省委顾书记和贾省长正在劝江总书记：“一上午，在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没有片刻的闲暇，中午又没能及时歇一会儿，就在车上将就休息吧！”这时的江总书记毫无倦意，兴致勃勃，连声说：“不，不，我要听金川的同志汇报情况。”顾金池请前来迎接江总书记的金昌市委书记叶绍裘、金川公司党委书记杨学思从车后面的座位上来到前面，江总书记亲切地让他们坐在自己身边。看到江总书记慈祥的笑脸，随和的神态，叶绍裘、杨学思原有的拘束烟消云散，他们敞开胸怀，侃侃而谈。杨学思向江总书记汇报了镍矿的成因、走向和储量，金川人背冰化雪、艰苦创业的历史，1978年以来科技攻关的情况，现在的生产规模，经营状况，二期建设，远景规划，集体经济，企业改革，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叶绍裘汇报了金昌的发展情况。杨学思、叶绍裘越汇报越起劲，江总书记越听兴致越高。顾金池、贾志杰也不时插话，随时补充。当杨学思汇报到金川镍矿丰富的储量、镍的用途和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江总书记说：“镍是工业的维生素，有些发达国家钢、镍比例已经达到1000∶2至1000∶2.5，而我们只有1000∶0.5，差得很远，要加快发展。镍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我是军委主席，要关心、重视这个事。”当汇报到公司年总产值已达到17.4亿，实现利税4.6亿元时，江总书记说：“你们的贡献很大。”当汇报到金川二期建设时，总书记把坐在后面的叶青同志叫到前面，又详细询问了金川建设的有关情况。叶青多次来金川，对金川的情况很熟悉，一一向总书记作了介绍。江总书记说，这样的企业，地位重要，效益又好，有资金就要向这样的企业投，要加快镍工业的发展，争取提高到7万吨。当汇报到方毅同志八下金川，组织50多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时，江总书记很受感动。他说：“方毅多次来金川，吃了不少苦，做了不少工作，对金川的发展是有功的。我来甘肃前，乔石同志给我介绍了金川的情况，金川丰富的资源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汇报到党的建设时，江总书记详细询问了党员的思想状况和队伍建设情况，杨学思回答说：“我们对党的建设抓得很紧，党的好传统在我们这里没有丢。”江总书记说：“你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这很好，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好传统要保持下去，不能丢。”江总书记又问：“小平南巡谈话你们学得怎样？我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你们学了没有？有什么体会？”杨学思回答：“学了。您的讲话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补充和发挥，是为开好十四大定基调。”江总书记说：“你们学得不错。”接着又问：“你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理解？对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还要什么政策？”杨学思回答说：“我们是生产原材料的，国家对原材料工业控控制得很严，让别人赚我们的钱，使沿海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江总书记说：“将来国家重点建设投资要逐步西移，要加快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杨学思接着说：“只要给我们首钢的政策就行。”这时叶青插话：“现在还不行，你们只能学首钢的管理。”当谈到股份制、“股票热”时，江总书记说，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要慎重从事，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吸取教训，有些做法国际上都没有先例，要纠正，要按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规定办，不能乱来，不能一哄而起，要防止引起新的不安定因素。
  一路上，江总书记不时地观看公路两边的景色。河西走廊的群山、草原、长城、古道、戈壁、村舍，无不使他产生兴趣。他兴味极浓，一会儿引经据典，诵诗背词，一会儿讲故事，谈掌故，谈民俗风情、历史文物，一会儿提起张骞、班超出使西域路过此地，一会儿想起玄奘去印度取经取道河西，话题非常广泛，气氛非常活跃。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不知不觉车已开进“振兴门”，穿过金川桥，来到金川公司机关大楼门口。这时的江总书记还一个劲儿地向杨学思询问金川的情况。
  即兴题写“腾飞的镍都”
  车徐徐驶到金川公司科技馆门前，一下车，江总书记满面春风，亲切地与迎候的金昌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握手，并转身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接着步入展厅。在一展厅，杨学思向江总书记介绍了公司的概况，江总书记认真地询问了金川矿区的地貌、储量、走向，金川人艰苦创业的历史，科技攻关的成就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金川视察的情况。来到二展厅，当看到矿石标本时，江总书记对金川资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拿起一块两公斤重的特富矿标本，看了又看，掂了又掂，问了又问，他看到矿石闪闪发光，问这是为什么。杨学思回答，金川矿是多金属共生矿，里面含有18种有价元素，素有“金娃娃”的美誉。江总书记说：“金川矿是个宝啊！”他还随口说出了镍、铜、铁的比重。江总书记侧身向公司副经理刘同有问金川矿能开采多少年，刘回答：“按现有的生产规模能开采200年。”江总书记高兴地说：“好啊！金川资源很丰富，在戈壁滩上能建起这样一个大型企业，真了不起，金川人真不简单。过去我们的自行车和其它民用产品镀不成镍，脱皮，现在好了。”
  江总书记来到荣誉和产品陈列厅，看到琳琅满目的奖状、奖杯、金牌、银牌和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产品，他风趣地说：“看来，杨学思一路上汇报是实事求是的，你们没有说假话。”当看到公司集体企业生产的不锈钢餐具时，江总书记问：“这也是你们生产的？”公司领导回答说：“是的，现在已经出口东南亚。”江总书记连声说：“不错！金川搞得真不错。”
  来到四展厅，公司领导请江总书记题词留念，江总书记略加思索，在征求了市委和公司领导的意见后，一挥而就，写下了“腾飞的镍都”五个大字。写了第一张，他幽默地说：“刚才你们叠了格，受拘束，没有飞起来，再来一张，让它真正地飞起来。”写完第二张，他满意地说：“这一张好，真正飞起来了。”这时，公司副经理、党委副书记吴长平向江总书记赠送了金川矿石标本，江总书记高兴地收下后，杨学思又把金川公司的厂徽赠送给江总书记，江总书记当即让杨学思给他佩戴在胸前。他轻轻抚摸了一下闪闪发光的厂徽，满意地笑了。
  400米井下的握手
  离开科技馆，江总书记驱车直奔矿山，到掌子面去看望井下工人。面包车在亚洲最长的二矿区主斜坡道上缓缓行驶，通过5公里的车上井下旅行，6点零7分，江总书记来到400米深的1280中段二矿区九工区机械化采矿九分层联络道。一下车，江总书记就迎上去首先和矿工们亲切握手，向工人们问好：“你们辛苦了。”工人们看到总书记要和自己握手，忙将自己沾满油渍的手在工作服上擦了又擦，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一个和江总书记握手的袁效池说：“我在井下干了二十多年，没想到在井下见到了我们党的总书记，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
  江总书记看到井下工人们都很年轻，关切地问：“你们这么年轻就到井下来了？”杨学思书记说：“矿山工人就是要年轻的，身体素质要好。”江总书记对工人们说：“你们很辛苦，我向你们问好。”这时，江总书记感到很热，问杨学思书记：“井下温度还很高？”杨学思介绍说：“这个采场是比较好的，别的采场更热。”江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嘱咐公司领导：“要多关心矿山工人的生活。”接着江总书记和矿山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当和二矿区副矿长李风翔握手时，刘副经理介绍说他是西安交大毕业的。江总书记亲切地问：“什么时候到这里的？”李回答说1962年。江总书记说：“三十年了，辛苦了。”当和二矿区党委书记钱鸣握手时，钱鸣向江总书记问好，江总书记听出了口音，说：“你是上海人吧？”钱回答是的。当走到人们习惯地称为“水牛”的龙首矿副矿长陈欣色面前时，陈用广东话向江总书记问好，江总书记笑着说：“老广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到公司副总工程师金铭良的面前，刘副经理介绍说，这是六十多岁的老矿山技术人员，在井下干了大半辈子。江总书记紧紧握着金总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这些简单的对话，亲切的问候，表达了江总书记对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支援大西北，把青春献给金川建设的知识分子的深情厚意和无限关怀，使这些矿山建设的栋梁们深受感动。江总书记仔细看了采场的设备，询问是哪个国家的产品，使用情况怎样，刘副经理一一作了回答。这时，公司领导提议，总书记和大家照个相吧，江总书记连声说：“好！好！我们站后一些，多照一些人，把大家都照上。”照完相，江总书记重重地拍着刘同有副经理的肩膀说：“我这次来金川见到的工人不多，请代我向金川公司的广大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井下400米深处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二期工地
  从斜坡道出来，江总书记怀着急切的心情，驱车直奔正在紧张施工的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金川二期冶炼系统建设工地。金川二期工程投资26.6亿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包括采矿、选矿、冶炼、硫酸、公用辅助及民用共六大系列，1988年全面开工。开工时，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祝贺。江总书记来甘肃之前经人介绍，这一工程就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时，他要一睹为快。现在要去看的是亚洲第一座镍熔炼闪速炉。沿途马路两边行人驻足，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人们争先目睹江总书记的风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江总书记的欢迎，有的挥手，有的鼓掌、有的挥舞帽子，有的欢呼雀跃，场面十分热烈。当车经过金川广场时，杨学思向江总书记汇报，我们正准备在这里树纪念碑，纪念为金川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教育下一代，我们把您的题词也镶在这里，鼓舞群众。江总书记说，纪念碑要突出金川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科技攻关的事迹，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车穿过冶炼厂，在二期工地氧气站前停下，看到鳞次栉比的厂房，高耸人云的烟囱，纵横交错的管线，热气沸腾的施工现场，江总书记很高兴。一下车，杨学思向江总书记介绍了冶炼厂的领导班子成员，总书记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这时冶炼厂的同志展开了闪速熔炼平面图。宋志忠、陶永海副经理向江总书记介绍二期工程建设概况。当汇报到这一工程于1994年全面建成时，江总书记急切地问：“效益怎么样？”陶副经理回答，二期建成后，金川公司将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2万吨镍、1万吨铜和相应的贵金属及22万吨硫酸，公司的产值和效益将翻一番，公司也将跻身于国际大型镍企业行列。江总书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连声说：“好！好！”当介绍到闪速炉是吸引消化国际80年代的先进技术，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时，江总书记问是引进哪个国家的技术，陶永海回答是澳大利亚和芬兰的技术，江总书记说你们把引进国外技术和国内加工制造结合起来，这个方向对，路子好。看到闪速炉的烟囱，江总书记问有多高，一冶炼厂厂长高汉城回答有150米。陶永海接着汇报，闪速炉设备基本安装就绪，即将点火烘炉，投料试车。江总书记高兴地连声说：“祝贺你们成功！祝贺你们成功！”并对身旁的叶青同志说：“像这么重要的工程，你们要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你们的事业很兴旺”
  从二期建设工地出发，江总书记乘车经河雅公路来到金昌东部开发区，一拐弯，看到宽阔平坦而又笔直的新华路，脱口而出“一到这里，豁然开朗”。市委书记叶绍裘紧接上去说：“到了甘肃，要看古迹上敦煌，要看道路来金昌。”江总书记开心一笑，点头称是。说着车已到集体企业镍都实业公司电线电缆厂。厂长葛玉华、书记刘继江等迎上来，公司领导向江总书记作了介绍。江总书记对葛厂长说：“厂长，我向你提几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大拉、中拉、小拉？”葛回答：“都有。”接着又问：“你们有没有连续退火拉丝设备？”葛回答：“现在没有，以后准备上。”这时公司总经济师、镍都实业公司总经理赵公余带领江总书记前去看高压交联电缆。江总书记说：“我对电线电缆还懂行，过去，我们国家支援罗马尼亚，我是代表团团长。”这时周围的同志被江总书记丰富的知识所感动，都说总书记是专家、内行。江总书记转过身问赵总：“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回答说：“我是学采矿的。”江总书记说：“刚才听你说无氧铜杆质量不超过20个PPM，看来你也是内行喽！”说得大家笑了起来。江总书记又问刘副经理是学什么的，刘同有回答是学采矿的，江总书记说：“我一看你们办企业就都是内行。”大家边走边谈，气氛很欢快，江总书记问杨学思：“你们的集体企业像这样规模的有几个？”杨回答有10个。江总书记说：“你们的事业很兴旺，这样的厂规模很大，你们真有魄力。”
  龙首山庄的话别
  看完电线电缆厂，江总书记乘车视察市容市貌。一上车，就对大家说：“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我感到特别的心旷神怡。”江总书记看到一座座新建的工厂、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一排排挺拔茂盛的树木、一条条平坦宽阔的街道，兴致勃勃而富有深情地说：“这个城市很有希望。”汽车穿新华路，经北京路，上金川路，来到公司第二招待所，当看到方毅题写的“龙首山庄”几个大字时，江总书记问为什么叫龙首山庄，杨学思解释说：“这儿在龙首山的怀抱之中，因此得名。”江总书记说，这个名字起得有意思。当江总书记一进山庄，看到鲜花齐放，万紫千红，树木葱茏，硕果累累，惊叹说你们有这么好的一块地方，真气派。下车后，杨学思向江总书记汇报说，明年要在这里召开国际镍钴学术会议，现在已有十多个国家报名参加，我们正在积极做准备工作。江总书记听了很高兴：“好啊，你们这里开国际会议条件完全具备，这个会要开好，你们有些独特的技术要注意保密。”杨学思说：“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事，在科技联合攻关中方毅副总理也多次强调这个事。”这时江总书记又一次谈到方毅同志抓金川，吃了苦，出了力，立了功。
  晚上7点40分，江总书记乘坐的面包车缓缓驶出龙首山庄，他带着对金川的美好印象，离开了金川。人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看着江总书记的背影，多么希望他在镍都多留一会儿。
  江总书记到兰州后，在同省委领导同志座谈时，再次对金川表示极大的关怀。他说，国家要重视原材料工业，加快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贾志杰省长事后专门来电话，向杨学思传达了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
  （李逢国）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与金川
  2004年是金川公司建厂45周年。45年来，镍都的开发、建设、振兴和腾飞无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和悉心牵挂，凝聚、渗透着他们的大量心血。除前面记述邓小平、江泽民、方毅视察金川外，先后还有李富春、薄一波、余秋里、胡绳、宋健、费孝通、乔石、钱伟长、王丙乾、宋平、李锡铭、邹家华、杨汝岱、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按视察金川公司的时间顺序排列）视察过金川。
  1970年11月2日至3日，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1975年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率领由中央10个部、2个委的负责同志共25人组成的检查团第三次到金川公司检查工作（第一次于1966年3月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于1970年4月）。余秋里此次视察金川公司，确定了“先采富矿，后采贫矿，打歼灭战”的指导方针，此方针长期指导着金川公司的工作。
  1988年5月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同志视察了金川公司，写了“一九八八年五月，到河西遍历诸郡，迂道访金昌市，喜沙碛丛中之绿洲，览龙首山之新城镍都，煌煌令人感奋。戈壁滩上创业维艰，改革声中前途无量。书此数语，以志鸿爪”的题词。
  1988年10月20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了金川公司。
  1989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视察了金川公司。
  198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视察了金川公司。
  1991年8月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视察了金川公司，题写了“戈壁建镍都功在人民”。
  1992年8月25日，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视察了金川公司，题写了“我国西部有色金属的一颗明珠”。
  1993年9月9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时曾多次到金川）视察了金川公司，题写了“发扬金川精神”。
  1993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锡铭视察了金川公司，题写了“光荣的金川人”。
  199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视察了金川公司，题写了“振兴镍都，再创辉煌”！
  1997年8月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视察了金川公司，题写了“发扬金川精神，再创镍都辉煌”。
  200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专程来到金川公司视察，题写了“加快发展，再创镍都辉煌”。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金川公司的发展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李先念副总理批示金川的粮食由国家供应，保住了金川，使金川未能下马。1988年3月22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为金川扩建二期工程题了词：“开发西北，振兴中华！”陈云的题词是：“建设中国强大的镍钴工业。”宋任穷的题词是：“建设好镍基地，为祖国四化大业出力。”
  1990年1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召开有9位企业家和地方代表参加的座谈会，重点围绕经济承包责任制、深化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座谈。公司经理王德雍参加了座谈会。会上，李鹏总理指名要金川公司发言，王德雍就公司的改革现状和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思路等作了汇报。李鹏总理认真听取了汇报，并对公司在10年改革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1991年8月2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参观了在北京举办的“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展览，他们分别观看了金川公司展台。
  朱镕基总理十分关心金川公司的建设。1993年，由于市场的突变，金川公司的镍库存积压严重，朱镕基获悉后，亲自过问并批示，让国家储备局出面收购了电解镍5000吨，帮助金川公司渡过了难关。1994年，他在白银公司听取了公司副经理刘同有的汇报后，同意把金川公司设备折旧率提高2％，以解决公司自有流动资金匮乏的燃眉之急，促进了金川的生产经营发展。1996年3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他又听取了公司经理杨金义的座谈发言。
  1988年10月25日，国家监察部调查组针对社会上镍价暴涨的状况，对公司镍的产销和价格情况等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金川公司执行合同、执行国家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均达到了100％，镍价暴涨与金川公司无关。11月26日，国家监察部尉健行部长在北京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后指出，金川的情况证明我们国家并不到处都是倒爷。金川公司以国家大局为重，执行国家政策完全彻底，在镍价暴涨的情况下不眼红、不参与，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中央电视台对此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作了重点报道。1999年6月20日，正在甘肃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武威亲切接见了公司经理杨金义和主持党委全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吴长平，详细询问了公司的生产经营、改革和发展情况，勉励金川公司继续努力，为祖国的镍钴工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3月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的讨论时深情地说，我对金川这个地方是有感情的，金川是块金子，金川公司对国家是有巨大贡献的。希望金川公司的干部、工人再接再厉，为我国镍钴工业的发展再立新功。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全国人大代表共商国家大事的最崇高、最神圣的殿堂吐露出的心声，让在场的甘肃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无不为之感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于1961年至1964年曾在金川公司原机修厂担任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团总支副书记、团委书记。2004年9月26日，在金川公司建厂45周年之际，她专门从北京发来贺电。贺电说：“金川是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对金川怀着浓厚的感情，金川人不畏艰难困苦，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继续发扬成绩，顽强拼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祝金川公司事业兴旺发达！”
  （李逢国 马虎中）
  金川公司与八冶公司的三合三分
  金川公司在45年的历史上，曾与八冶公司三合三分。
  1958年10月，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后更名为甘肃地质六队）发现了金川硫化铜镍矿。
  1959年6月，成立永昌镍矿（金川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由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代管。
  1959年10月，白银公司和西北冶金建设总公司（后更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简称“八冶”、“八建公司”和“八冶公司”）部分施工队伍进入金川。
  1960年8月，冶金部决定，撤销永昌镍矿，成立甘肃有色金属公司，直属冶金部领导。1961年1月，甘肃省委建议、冶金部同意，将甘肃有色金属公司更名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简称金川公司）。1961年2月，冶金部决定，西北冶金建设公司与金川公司合并，组建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这是金川公司历史上与八冶公司的第一次合并。在这期间，金川公司主要以基建为主，是一个党委，一套行政班子。
  1963年5月，冶金部决定，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基建部分划出，分别成立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和金川冶金建设公司。这是金川公司历史上与八冶公司的第一次分家。1964年12月，冶金部将“金川冶金建设公司”改称“第八冶金建设公司”。1965年1月，冶金部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改称“冶金部886厂”。这时候，虽然分开了生产和基建两个系统，成立了两套行政班子，但还是一个党委。到1966年5月，第八冶金建设公司和886厂一起召开党代会，分别选举产生了两个党委，隶属于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党委领导（这个党委是由省委和冶金部指定两个公司主要领导组成的）。
  1968年，第八冶金建设公司与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合并为第四冶金建设公司。
  1970年11月2日至3日，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率领由中央10个部、2个委的负责同志共25人组成的检查团来金川检查工作，听取金川地区军管会主任刘怀清、886厂革委会主任田汝孚等同志的汇报时明确指出，四冶、886厂两家要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不要分家，目的是为了多生产。余秋里回京不久，1971年4月12日，甘肃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将886厂和第四冶金建设公司中的原八冶公司合并，组建甘肃有色冶金公司，这是金川公司历史上与八冶公司的第二次合并。1972年6月30日，冶金部下发（1972年）冶计字第982号文《关于代号冶金企业改用正式名称的函》，甘肃有色冶金公司（原886厂）更名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简称金川公司）。
  1973年9月，金川公司基建部分划出，成立了第八冶金建设公司。这是金川公司历史上与八冶公司的第二次分家。
  1981年8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决定，将八冶公司与金川公司合并，对外保留“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称号，对内则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基建指挥部”。这是金川公司历史上与八冶公司的第三次合并。
  1984年8月28日，有色兰州公司宣布八冶公司与金川公司分家的方案。自此，八冶公司与金川公司又恢复成了两个单位。分家后的八冶公司更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八建设公司”（简称“八建公司”）。这是金川公司历史上与八冶公司的第三次分家，这种状况保持至今。
  （李逢国 马虎中）
  八冶公司建设镍都及发展略记
  在千里河西走廊的东端“镍都”金昌，有一支在我国有色冶金工业建设史上功勋卓著、战绩显赫的万人建设大军——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八冶金建设公司，现更名为八冶建设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自1955年10月组建成立以来，在祖国的有色冶金工业建设史上留下了艰苦创业的足迹，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业绩，被誉为共和国功勋部队。
  历史的变迁
  1955年10月，为迅速发展西北有色冶金工业和适应中央提出的开发大西北的战略需要，重工业部决定在兰州成立“兰州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筹建处”，由东北冶金矿山建筑公司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建材部永登工程处、北满钢铁公司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和第六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机关部分人员合并，共6400余人，组成最初的队伍。筹建处受重工业部建筑局直接领导。郭石为筹建处主任，王浩和为副主任。
  1956年4月1日，根据重工业部建筑局指示，兰州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在甘肃兰州成立。公司成立后，承担了白银厂的施工准备工作和永登水泥厂的建设任务。公司主要领导有郭石、王浩和、白升堂。是年末，即改称“第八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隶属重工业部领导。
  1957年3月，八冶总公司机关由兰州迁至皋兰县郝家川，公司主要施工力量集结会师郝家川，会战白银厂。1958年1月，遵照冶金工业部决定，第八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与白银厂合并，更名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主要领导有黄罗斌、郭石、李子奇、杨激中等。翌年6月15日，为适应白银厂工程大规模建设的需要，根据冶金部和甘肃省委指示，将并入白银公司的第八冶金化学建筑总公司分出，成立“西北冶金建设总公司”，公司机关设于兰州。主要领导有杨激中、朱远志、张峰超、王杰民。同年6月，西冶总公司接到冶金部关于建设永昌镍矿的命令，8月，公司立即调整施工队伍，做开赴建设金川的准备工作。
  1960年4月，西冶总公司大批施工队伍挥师西进，金川镍矿开始全面施工。1961年3月，冶金部决定西北冶金建设总公司与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合并，主要领导有杨激中、史源、张峰超等。
  1963年7月6日，金川公司分出，成立“金川冶金建设公司”，翌年末，接冶金部命令，又改称“冶金部第八冶金建设公司”。
  1966年6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成立“金川公司总党委”。田汝孚任总党委书记，杨激中任总党委副书记、八冶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1969年10月，根据冶金部决定，八冶与十冶合并，更名为“冶金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公司机关设于兰州市。公司下设金川战区指挥部，统管金川建设。
  1971年6月，金川公司改称“甘肃有色金属公司”，同时将原八冶从四冶分出，将施工队伍从兰州、西宁、连城等地陆续调回金川，划归甘肃有色金属公司代管，改名为“甘肃有色金属公司基建指挥部”。
  1973年10月，冶金部决定将原八冶从金川公司划出，恢复原建制“第八冶金建设公司”。主要领导有倪恒忠、孙志学、马元智、高俞修、朱远志、董爽、宋更群等。
  1981年8月20日，为适应金川镍基地一期工程改扩建施工的需要，八冶公司第二次和金川公司合并，对内称“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基建指挥部”，对外仍称“第八冶金建设公司”。基建指挥部领导有刘天庆、韩树林、龚进锋、高福先等。
  1984年9月27日，八冶公司与金川公司分开，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直接领导，并更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八建设公司”。公司党政工领导有龚进锋、张春来、孙德友、林开亮、李明清、韩树林、萧祖荫、李汉章、陆淼荣等。
  1991年11月5日，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通知，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八冶金建设公司”。从1992年6月以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征得中共甘肃省委同意，对八冶公司的领导班子相应作以调整。公司党政工领导有汪政轩、郑发强、岳彩亮、王维芳、王义良、伞国文、陈文勋、蒋国深、胡克礼、常永安等。
  1996年12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决定，并征得中共甘肃省委同意，对公司领导班子主要成员进行调整。郑发强任经理，汪政轩任党委书记，不再担任经理职务。
  1998年4月，国务院决定解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公司隶属关系归属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
  1999年5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成立三大集团公司，同时，八冶公司归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
  2000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对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调整，撤销三大集团公司。八冶公司与在甘的6户有色工业企业、2户建筑施工企业和7户企事业单位，由中央下放省属管理。
  2001年12月13日，省建设厅正式批复，同意成立“甘肃八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26日，省政府任命郑发强、岳彩亮、常永安、陈文勋、胡克礼、伞国文为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2002年9月和11月，省委、省政府对甘肃八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岳彩亮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中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04年5月任总经理），陈云虎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常永安任副总经理、总经济师，胡克礼任总会计师，栾风臣任总工程师，刘在生、华文哲任副总经理。
  2003年3月，根据需要，报请省政府同意，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甘肃八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八冶建设有限公司”。
  创业建金川
  金川基地的建设是八冶公司建设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从1958年探明和发现这里有储量丰富、前景辉煌的硫化铜镍矿床后，八冶公司几代人的心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为镍都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9年9月，西冶总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三百多人的先遣队开赴金川，在水、电、路均为空白的艰苦条件下，搭起席棚，架支锅灶，土法上马，先行在初步探明的金川一矿区富矿沟内用临时采矿设施施工，并修建临时仓库和生产设施。
  1960年7月至12月末，西冶一公司大部分职工从宁夏平罗和河南洛阳奉命陆续赶赴金川。是年底，三公司、四公司和安装公司近三百人从白银、兰州、北京、青海海北州等施工点汇聚金川。同年，从雪城长春建校，从古都西安矿冶学院，从首都北京清华大学，从湘江之畔的中南矿冶学院，从祖国四面八方，一大批华夏俊杰、有志青年，怀着建设甘肃、建设金川镍矿的豪情壮志，奔向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戈壁滩。至此，12000多名建设大军汇聚在龙首山下，揭开了金川建设的战幕。
  在大部队集结期间，西冶总公司的先遣队伍——第一批“金川人”，用锹镐，用热汗，与戈壁滩上的沙魔风怪日夜拼搏，在极短的时间内，人拉肩扛，砸冰掘土，铺设了临时水管，平整了厂区道路，修建了简易工房和建筑基地，为后续大军的集结创造了条件。
  1960年7月，工程全面铺开，而残酷的自然灾害的阴影也随之降落在创者头上。
  创业大军最初集结时，几乎有一半人在风沙地里搭块帆布露宿，而能享受“皇家待遇”——住上简陋席棚的人也不好受。外面刮风，棚里扬沙；外面下雨，里面“洗澡”。工程紧迫，时不我待！西冶总公司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在短时间内收购调集近千顶帐篷，在龙首山下搭起长达几公里的帐篷街，乐观的建设者们称之为“幸福街”、“长安路”。但住宿还是紧张。一顶小帐篷里挤十几个人，有人半夜出去小解，回来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让“挤”没了。从长春、天津新分配来的一帮学生，打通铺挤在一间木板棚里，一夜恶风，飞沙走石，早晨醒来不见同伴，胆小的同学吓得哭了起来，不料哭声里沙堆突然“活”了，从里面爬出被风沙“埋葬”了的同伴。夫妻呢，白天在工地上鹊桥相会、并肩作战，晚上则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男的去挤“光棍棚”，女的带着孩子去住“女儿国”。办公室也没有，所有的干部“特殊”配备一个帆布提兜，文件材料统统装在里面，走哪背哪。还配备一块木板，办公时就当“写字台”搁在膝盖上写。而西冶总公司指挥部仅有的十来间土坯作墙、蒿草盖顶的“干打垒”办公室，也一挤再挤，腾出的房子用草帘子一隔好几间，为新婚和探亲夫妇做临时“洞房”。但建设者们还是乐观的。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当棉被地当床，月亮当灯胡琴响；唱支“金川好地方”，沙窝里睡觉暖又香……
  没有水吃。干渴的大戈壁深深藏匿了它珍贵的水源，而异常干燥的气候，使这里雨量极为稀少，但蒸发量却大得吓人：年降雨量平均为106毫米，而蒸发量则是降雨量的10余倍！当时，整个矿区内只有白家嘴有一口当地农民不知什么年代开掘的水井，且时常干涸，这对上万人的创业大军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永昌县地方政府批准建设者们可以使用的农用水渠里的祁连雪水，也是时有时无，少得可怜。而建设者们食用要水，工地施工也需要大量的水。为此，西冶指挥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公司一要想方设法蓄水，二要厉行节约用水，一点一滴也不能浪费。于是，各工地都开挖蓄水池积蓄雨水。只要碰上下雨，即便是挤几滴雨，建设者们都是脸盆、水桶、饭碗一齐上。用水就更节约。小半盆水，全屋的人洗一个星期的脸，最后都成了稀泥汤还舍不得倒，澄一澄再洗脚洗衣服。女同志头发脏得实在不行了，跑几公里外的干水渠坑洼里刮点飘着草渣、羊粪蛋的“什锦水”洗一洗，洗完了也不见干净，头发变成了大“发面团子”抖一抖，全是沙呀草秣呀。洗澡更是奢望，连想都不敢想。冬天用水就更困难了。农田水渠的流水，因天寒冰冻流不到金川。于是，到10多里外凿冰背冰就成了生产之外的首要任务，每天都要组织一大批青壮年远途背冰，其辛苦是难以想象的。做饭、饮用、洗漱全都是煮冰化水。雪也成了宝贝，偶一落雪，全体出动，扫雪积雪，驻地几里之内的雪全都进了缸、盆、锅……
  吃饭更困难。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人为造成的恶果和严酷的自然灾害，使干旱的大西北最早成了缺粮少菜的“重灾区”。而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的金川，自然又是“重灾区”之最了。一下子开进上万人的创业大军，上万张嘴要吃饭，粮食就愈见困难。每人的粮食定量仅28斤“沙子面”，大半是玉米、薯干粉等杂粮。之后，定粮又连续下降，至年中，每人仅能配给23斤粮。新鲜蔬菜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少得可怜的一点土豆、萝卜，每人每天平均不到一两。是年八九月后，生活更趋困难，连配给的粮食定量有时都难以保证供应。建设指挥部发出号召，动员大家采集骆驼草籽、野草根，与黑豆粉、玉米面混着吃。
  虽然生活如此困难，但工程建设却在创业者手中奇迹般地突飞猛进。在酷暑烈日下，在冰天雪地里，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炸山开路的炮声日夜轰隆；“土砖窑”一次烧砖成功，当年便生产红砖数十万块；3000千瓦发电机站一次试转输电，戈壁矿岭大放光明……龙首矿1703平洞开拓，井巷工人创手工打眼日进度23米的高纪录……承建临时冶炼厂房的建筑工人“打擂台”，创一人日砌砖6000多块的纪录……
  是年，一批新技术、新工艺也在施工中推广应用。预应力混凝土管、预应力芯棒混凝土拱型楼板等，在光秃秃的“戈壁工厂”里成批生产；而压力灌浆混凝土、预应力电热张拉、环氧树脂干封电缆头等新工艺，不仅加快了工程进度，且大大保证了工程质量。
  是年，西冶总公司的创业者们完成建安工作量7442万元，降低工程成本1272.4万元，降低率为16.8％，创公司1956年以来的最好水平。
  是年末，冶金工业部在调整金川镍矿设计方案的会上，高度评价赞扬了建设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拼搏向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1961年初到1962年秋天，是我国人民度过的最困难的岁月，也是金川镍矿建设者们经历的最艰苦的岁月。
  严酷的生活，考验着每一个建设者。工地食堂烧汤的锅愈来愈大，而馒头愈来愈小。每人一天不足9两（当时用16两秤）粮食，也难为炊事员们想出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应付。否则，每顿饭一人连两个小馒头都摊不上。每个小馒头都用秤细细称过，大小绝对一致；清可见底的菜汤里的干菜叶子也是有数的，每人几片，绝对“平均主义”。就是这样的小慢头，这样的清汤，许多人打回宿舍还要再做“加工处理”——清汤里再加一份水，把小馒头掰成小块泡着吃。再往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连这样的饭菜都难以保证了，只能吃到一点变味的谷糠渣和戈壁滩上苦涩的骆驼草。虽然嘴里苦，嗓子让草渣摩擦得灼痛，但还得使劲地嚼，拼命地咽！咽下去的“食物”在胃里像拉锯似的艰难蠕动，化作可怜的热量，支撑着建设者们不要倒下去。
  几个月里不见一点荤腥。过节了，一个工区食堂仅分到一条鱼。一条鱼几百号人怎么吃！工区领导和炊事员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烹饪新法”：把这条鱼用纱布包上，放在锅里煮了一大锅“原汁红烧鱼汤”。
  一根皮包骨头的瘦牛腿，在当时是极为奢侈的高级食品，连骨缝里的肉都细细刮下来才勉勉强强翘起8斤的秤星，而食堂就餐的职工几近400人，恐怕只有使用天平才能分配均匀。然而，炊事班却有“能人”，真正算计到家了：8斤肉剁成肉末，竟变着花样给职工“改善”了好几天生活。剩下的光骨头还舍不得扔，又每天放锅里熬熬煮煮，让职工“吃”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骨头都煮得脱了几层“皮”，于是，炊事班开动脑筋又想出一个高招：砸碎骨头，熬了一锅“骨髓汤”，犒劳在工地拼命的“前线将士”。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在这个劳动者的盛大节日里，食堂却苦于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慰问”劳动者：肉没有，菜也没有。公司、工区领导都来了，召开“三方会议”（另一方是炊事班）紧急研究，最后决定拿出食堂库存的“油底子”炸点油条，然后再将油条剁碎当馅，给节日里的建设者们包一顿“油条馅”包子。
  随着天灾人祸的加剧，饥荒更为严重，困难愈加步步紧逼。“自由市场”的土豆论颗卖了，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小蛋蛋，一颗要价5角钱；一个不足2两的黑粉小馒头，卖到5元钱；发一次奖金，10元钱，却只能买半斤装的一瓶酒。
  而浮肿像可怕的瘟疫一样迅速蔓延。90％的建设者不同程度地浮肿，一些严重浮肿的病人，倒在地上就永远爬不起来了。职工医院全力以赴抢救浮肿病人，机关干部凡是能走得动的，也都去参加救护队。药品不够用，医护人员“发明”炮制了“抗浮丸”——用糖皮、枣、甜菜糖等制成。一位入厂不到半年的年轻女护士，连续几天到工地宿舍给危重的浮肿病人喂服“抗浮丸”，病人终于醒过来了，她却拖着急剧“发福”（浮肿中）的身子昏倒了。
  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建设者们更是同舟共济，体现了纯洁高尚的友爱精神，感人事迹层出不穷。
  安装公司一位老工人，每天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份饭菜，悄悄给年轻徒工的饭盒里拨一半，而自己却饿昏在管沟里；矿山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倾其积蓄，偷偷收购了一袋高价土豆，悄悄塞给摇晃着身子打混凝土的工人们；土建公司一位小组长，用自己的新被子换了几斤肉，给生病的战友增加营养；医院要给危重病人输血，广播里一通知，顷刻间就在病房门口排起长长的献血队伍……
  更可贵的是，在如此艰难的困境里，没有一个人放下手中的工具，只要还能爬得动，就坚决不下“火线”！
  土建二公司有一位老工人，患了严重的“干瘦病”，但硬撑着细瘦的身子上工地，谁也夺不下他手中的大铲、瓦刀，可当天回到宿舍后，就再也没有起来。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从箱子里发现用红纸包着的三百元钱和一张“入党申请书”。企业公司有一个小组没有完成当天任务，半夜起来，每人喝一碗大伙“集资”买的高价萝卜烧的“争气汤”，又赶到工地披星戴月大干，直到第二天早上赶上进度……
  在工地上，有的工人饿得脚步踉跄，累得身子摇晃，但仍咬着牙硬撑着，唯恐让别人看出自己不行了……
  每天下班前，工地上的大小领导，得三番五次地动员、“恫吓”，甚至采取“行政措施”，才能把施工的工人拖回宿舍……
  这就是八冶的工人，金川的创业者！也正是他们，用虚弱的身子支撑着工程的大梁，用坚强的信念推动着金川建设。
  那时，工作环境虽然恶劣，生产相当困难，但工程建设却一天也没有停滞。到1961年，设计年产3000吨高冰镍的临时冶炼系统初步建成；连接兰新铁路和矿区的铁路专用线当年施工，当年接轨通车；龙首矿氧化矿露天开采场于1962年初，部分建成投产；一矿区小露天矿于1963年10月建成投产；以1200吨熔炼为中心的第一选矿厂于1963年12月破土动工，翌年11月全部建成且一次投产成功，创造了一年建一厂的高速纪录；1963年底，一大批包括学校、医院、办公楼的民用工程竣工使用，结束了过去那种“治厂不治窝”的局面，众多创业者告别“干打垒”喜迁新居。1964年，设计为工业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设备2万吨的冶炼厂及附属工程全面开工。年底，进入施工高潮并开始安装部分设备。1964年8月，以八冶公司为主，会同金川公司组织了3400多名精兵强将，开掘露天大爆破的坑道与药室。同年12月6日，露天大爆破一举成功，并经实测证明，爆破完全达到设计要求，共炸掉3座山头，爆破岩石量为240万立方米。
  1966年，经八冶一万余名创业者历时六年的艰苦拼搏和不懈努力，金川镍矿一期工程全部提前建成，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全部利用国产设备的、年产一万吨电解镍的联合企业崛起在西北高原上。
  在镍都第二次腾飞中，八冶公司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金川一期改扩建工程和二期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并优质高速地按期完成一期改扩建工程，为金川公司实现“三年三大步”和年产两万吨电解镍奠定了基础。同时，为镍都实现“提前十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共和国经济起飞的翅膀增添了力量。
  成就与贡献
  八冶建设公司原是中央部属国家一级大型施工企业，组建于1955年10月，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最早组建的从事冶金工业基本建设的施工企业，是建设部核准的具有独立承建冶金、房屋、市政及其它建筑等工程施工的一级企业。
  八冶公司现有职工7800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68人，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696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123人。公司拥有资产总额6.3亿元，其中固定资产1.6亿元，流动资产总额4.4亿元。公司下设4个建安工程公司、1个综合机电安装工程公司、1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并有1个乙级建筑设计施工研究院和配套齐全的辅助生产单位，以及甘肃省认证的一级建筑试验室、焊工培训中心和计量检测中心。
  八冶公司施工装备先进，现有各类施工机械1992台，总功率40352千瓦，人均技术装备率达2.2万元，完全具备承建各类大中型工业与民用工程的能力。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八冶公司的施工能力不断壮大，具有年完成建安施工产值8亿元以上的施工能力。主要经营范围，建设部2002年核准的资质为：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炉窑工程专业承包一级，以及公路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和土石方工程、混凝土预制构件、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资质。还拥有烟囱、水塔、防腐、锅炉生产、铝塑钢门窗和保温材料等专业施工队伍和生产厂家，能满足各类工程施工的需求。
  在半个世纪的施工征程中，八冶公司的施工足迹踏遍九州，先后独立承担和参与建设了数百项大中型工程。特别是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两个骄子——“铜城”白银和“镍都”金昌，更是公司建设史上引以自豪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后，八冶公司在西北、晋西南、华东建筑市场又承建了多项工程，大部分为中外合资或独资企业，都具有国内或世界先进水平。
  其中建成的有色企业有：洛阳铜加工厂，年产34万吨电解铝生产规模的青海铝厂和年产35万吨电解铝的青铜峡铝厂，年产铅5万吨、锌10万吨、硫酸16万吨的西北铅锌冶炼厂以及白银、兰州、连城铝厂，陕西铅硐山铅锌选矿厂，山西侯马冶炼厂等。尤其是西北铅锌冶炼厂德国QLS反应器、沸腾焙烧炉和世界第五、亚洲最大的金川公司二期镍闪速熔炼主厂房和闪速炉、侯马冶炼厂澳斯麦特熔炼炉等工艺和技术，均达到世界同期先进水平。
  在黑色冶金工业建设中，八冶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建成和参与建设了首钢、酒钢、北满钢厂、武钢硅钢厂、西宁特殊钢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建设了当时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江阴兴澄钢厂、张家港沙钢6000立方米氧气站等项目。
  建成的建材工业项目有西北最大、年产45万吨的建材企业永登水泥厂、金昌水泥厂、青海茫崖石棉矿、江苏申达包装集团双向拉伸薄膜生产线、苏州工业园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等工艺复杂的中外合资工程。
  在市政工程建设上，八冶公司也显示了极强的实力。先后建成了新世纪西北地区建设规模最大、净化水处理技术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兰州市二水厂1、2号沉淀站和过滤池，金昌、张掖市区集中供热工程等一大批工程。
  八冶公司在发挥工业施工优势的同时，在房屋高层施工领域一展身手。兰州四星级飞天大酒店和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的兰州民安大厦等20多项高层建筑和高等级豪华工程，是八冶人在高层建筑市场树起的闪亮丰碑。
  近年来，八冶公司还凭借在省城及周边地区高层房屋工程施工中创造的良好信誉和业绩，成功地开拓了我省高校建筑市场。先后承建了兰州大学榆中校区、西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兰大榆中校区图书馆和兰大老校区新建化学楼等十余项工程，总工程量上亿元，在甘肃高校市场站稳了脚跟，占据了一席之地。
  近年来，八冶公司还完成了陕西华山旅游公路、312国道和多条省道改造；兰州煤制气长输管线、金昌市输水管线、兰州西津路天然气输送管线等管道工程；玉门电厂、青海茫崖热电站等电力工程；西北地区最大的化工企业——金化集团磷铵工程、陕西西乡化工厂5000立方米煤气柜等化工工程。
  2004年以来，八冶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对市场竞争的现实，审时度势，提出了“创新机制，开拓市场，科学管理，建造精品，服务社会”的二十字工作方针和“立足西北，面向全国，逐步迈出国门”的战略经营思路，取得了成效。年初，开拓了内蒙古建筑市场大门，承建了东方希望包头铝业公司24万吨电解铝硅整流工程，为公司在内蒙赢得了展示实力的舞台。同年11月，八冶公司成功开辟中原建筑市场，承建了河南济源豫光集团10万吨锌电解、18万吨锌烟气制酸工程，施工中在诚信立业、干好工程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开拓施工新领域，很快打开洛阳、渑池施工局面，中标承建了洛阳新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20万吨阳极及10万吨阴极炭素技改工程，渑池东方希望铝业有限公司105万吨氧化铝项目一期70万吨工程原矿槽及均化堆场项目，填补了八冶公司在铝工业施工中无氧化铝项目施工的空白，扩大了公司的竞争空间。
  八冶公司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逐步扩大，1989年获甘肃省一级企业称号，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评定为全国500家最大经营规模和最佳经济效益建筑企业。2000年，被甘肃省评为“优秀建筑企业”。近10年来，有100多项工程荣获地市级以上优质工程，其中20多项获省部级优良工程及“飞天奖”。从2000年以来，公司有20多项工程获省、市级文明工地荣誉称号；特别是该公司施工的国家重点技改项目、年产10万吨电解铝工程——青铜峡铝厂三期电解车间荣获2003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这是该公司近年来坚持不懈实施信誉战略、争创名牌工程结出的丰硕成果，是公司工程质量方面荣获的最高殊荣。
  八冶公司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坚持科技兴企，广泛采用混凝土泵送工程，大面积使用竹胶模板等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使公司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技术实力不断提升。自制的中频煨管机获国家科技二等奖。自行编制开发的“铝电解槽砌筑法”、“铝合金压型板制安工法”、“闪速炉砌筑工法”、H型钢结构制安和有色金属焊接等多部工法，被定为部级工法，尤其是镍熔炼闪速炉安装砌筑工艺，为公司专有技术。为强化质量管理，并与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接轨，2000年，八冶公司顺利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2003年通过质量体系2000版的换版认证。同年12月，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并开始试运行。八冶公司还不断提升和开发企业科技含量高的技术资质，已取得BR1级压力容器制做安装许可证，B级锅炉安装、维修改造许可证，电梯安装及维修资质证，一级桥式类起重机安装维修许可证，各类塔式起重机拆装资格证，GA级压力管道施工许可证，锅炉制造许可证等较高等级的施工认证。
  八冶公司把优质服务，取信用户，创造良好的社会信誉作为立企之本，取得可喜成就。自1994年以来，公司和下属的一、二、三、安装等4个主要工程公司，连续10年被甘肃省和金昌市评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2002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评为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2003年，八冶安装公司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承建的青铜峡铝厂三期电解车间获2003年“全国用户满意工程”。
  在近50年的奋斗进程中，八冶公司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从1956年至2004年9月，共完成企业总产值59.99亿元。其中1956年至1980年完成工作量7.63亿元。1981年至2004年9月完成企业总产值52.36亿元。1983年至1998年国家实行利改税以后，八冶公司为国家上缴税金1.547亿元。
  （张瑞泉 邓玉全）
  八冶安装公司承建亚洲第一炉工程纪实
  龙首山下，一座高大雄伟的厂房傲然挺立在金川公司冶炼厂。它那银白色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银殿，雄踞在鳞次栉比的厂房群落之中。这就是由八冶公司承建的金川公司镍闪速熔炼系统主厂房。
  1993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世界第五座、亚洲最大的镍闪速熔炼系统在镍都金昌通过国家验收，转入正式生产，成为国内科技联合攻关与引进国外先进工艺技术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和成功典范。金川公司镍闪速熔炼系统的正式投产不仅填补了我国镍冶炼技术的空白，结束了我国有色系统和西北地区没有大型H型钢框架式结构厂房的历史，而且把我国的镍冶炼技术推向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它是金川开发建设史和中国镍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是金川人的自豪，更是八冶人的骄傲。英雄的八冶安装公司，勇敢地承担了建设亚洲第一炉的重任，以精湛的技艺，诚实的劳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了这座亚洲最大的镍闪速熔炼系统。
  金川公司镍闪速熔炼系统引进了澳大利亚的闪速炉技术和芬兰的余热锅炉，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由于是首次引进，既无先例可供借鉴，更无经验可供学习。许多先进的技术和工艺需要消化和吸收，工厂化生产高质量要求的H型钢框架需要专用的设备和投资，长距离、大跨度、多层次的框架和设备安装需要严密地计算和精确的测量。但英雄的八冶安装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求实的工作态度，做了大量的科学试验，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施工技术，解决了施工中的许多重大疑难问题，使有色金属的骄子——亚洲第一炉在镍都金昌顺利诞生。
  闪速炉和贫化电炉短网，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状铜母线设计。其壁厚12.5毫米，不仅当时在国内最大，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整个短网总长2000米，总重60吨，焊口多达400多个。由于母线使用在6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承载着10000安培以上的高负荷，管内始终有冷却循环水通过，因此要求焊口不许有丝毫的焊接缺陷，而且要有足够的抗拉强度和严格的电阻率。整个母线焊接全部超标准要求，是焊接施工中的一个难点。为了闯过这个难关，八冶安装公司决定由焊工培训中心进行试验。采用普通电弧焊，在试验室取得初步成功。但实际施焊时焊条和焊体温度难以保持一致，熔渣不易清除，质量难以保证。为此，又用氩弧焊试验。氩弧焊要求焊体温度必须保持在500摄氏度以上，一个焊口焊接4个多小时，铜管必须不停地加热，在骄阳似火的六月，炽热的火焰烤得人汗流浃背，灼人的气浪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试验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们白天黑夜不休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由于实际焊口大部分为固定口，因此要试验全方位焊接。人在钢管下作业，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腿麻，特别是仰焊接时，铜水不时滴下，烧坏了衣服，烫伤了皮肤。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试验了三百多次，终于取得了焊条型号、焊体温度、焊接电流、钨极规格的合理数据，找到了清除氧化层的方法，制定了直径65毫米×12.5毫米管状铜母线焊接工艺。经检验，设计抗拉强度14千克/平方毫米，实测最高27.8千克/平方毫米，焊口电阻率小于母材。X射线检查不仅完全符合要求，而且大部分是优良的一、二级片，外观、质量良好。为此，公司立即抽调优秀焊工，经过一个多月的专门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许可证后，进入现场施焊。所有焊口100％无损检测，质量优良。
  闪速熔炼主厂房高层框架结构以及柱、梁等全部采用了先进的焊接H钢结构。厂房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跨度高达21米，共需焊接H型钢1.1万多吨，各种构件1200多种，70000多件。其中H型钢3000多根，连接板18000多块，焊缝总长350多公里，钻孔50多万个，焊接等级全部要求2级以上，所有焊缝均需超探检查，每组钻孔必须确保同心，总安装精度误差不许超过1毫米。这样大的加工制作量，这样严格的质量要求，给首次工厂化生产H型钢的八冶安装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为了确保完成任务，八冶安装公司坚持吃苦耐劳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相结合，组织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联合攻关，制定了近万字的《焊接H型钢制作工法》，从技术和工艺上保证了H型钢的制作工期和制作质量。公司花数百万元购置了精密切割机、翼缘校正机、大型刨边机、二氧化碳保护焊机以及油膜测厚仪等各种设备、仪器30余台。组织经专门培训合格的焊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联合攻关，试验坡口角度、电流大小、焊机型号、施焊速度等各种工艺参数。具体施焊时，在船形操作台上操作，通过焊接工艺评定后再施焊。焊缝用碳弧气创清根，打磨后进行埋弧自动焊。焊缝两端配置同材质、同波口的引弧板和息弧板，焊后用翼缘校正机和火焰矫正法矫正变形，并进行无损检测，从而较好地保证了焊接和制作质量。
  H型钢节点全部用25万套扭剪型高强螺栓连接，这50多万孔怎样才能保证同心不错位呢？按习惯方法，在梁头和连接板上分别划线定位，然后再钻孔。这样做不但速度慢而且质量难以保证。多层次吊装组对，误差不能积累，有一个孔错位都将严重影响继续施工。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可靠而且又简捷的方法，最后决定采用靠模和套钻工艺。即将需要对接的两根H型钢对拼好，再用连接板用电焊点焊在一起，然后再进行套钻，钻好后用气焊割开，编号、打标记，现场组对时再对号入座。从而保证了几十万个孔具有较高的制作安装精度。
  闪速熔炼车间由精矿干燥、闪速炉和转炉3个工段组成，设备构件多而大，框架共有4至8个层次，总高度近70米。闪速炉长21.4米、宽11.16米，熔池长31.7米，总重3000多吨，而且其前后左右均有设备与其相接，多是庞然大物，构件受力情况复杂。吊装顺序不仅要考虑力学和安装要求，而且要考虑有限空间制约因素。为此，八冶安装公司购置了两台120吨米塔式起重机，制定了详细的《焊接H型钢安装工法》和《闪速炉余热锅炉安装工法》，对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吊装顺序和吊装方案、连接点临时螺栓找正、高强螺栓初拧和用电动扭剪形搬手终拧定位以及斜梁焊接定位等作了严格规定。对吊装工作则专门制定23项《大型H型钢施工吊装工艺流程》，制定了高层结构大梁抬吊、柱子旋转吊装、测量矫正、压型板制造施工等新工艺以及挂架平台施工安全技术和高层钢结构用塔式起重机锚固附着技术等。在测量中，用激光垂直找正，用水准仪测量柱子标高，用经纬仪和激光垂直仪、转角仪测轴线投点垂直度，用激光测距仪测柱距，为准确安装打下了可靠基础。
  精矿干燥第二层柱子共24根，每根重18吨，全部要接到33米高的第一层柱子上。光用塔吊已经无法进行这项施工，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用高塔和人字架抱杆吊装。他们用直径325毫米的钢管制成20米高的人字架抱杆，吊装时先用钢丝绳溜住抱杆，吊完抱杆接着接紧拖拉绳。每根抱杆要用5根拖拉绳，每根拖拉绳长100多米，每吊一根柱子要由10伙人拉紧拖拉绳，不难想象，整个吊装工作该是何等艰苦。就这样，工人们安装了第二和第三层柱子。
  直径6米、高9.8米的闪速炉反应塔是由多节组成的，每两节之间均有冷却水套通过。按常规应从下往上安装，但由于反应塔是悬空插入沉淀池内，底部没有依托，从下往上安装困难很大。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制定了反应塔倒装抬吊新工艺。先将塔上部壳体坐在炉架上，然后把中部壳体的一节滑到反应塔中心位置，用卷扬机吊起与上部壳体连接。这样一节一节从上往下连，下部始终保持着较大操作空间。最后一节连接好后，再插入炉体沉淀池内，克服了现场多层次、交叉作业的困难。
  为了确保闪速熔炼系统的安装质量和工期，八冶安装公司各级领导始终坚持在施工生产第一线。从经理、书记到各部门负责人，全部分片包干，深人几个工号。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被分配到关键部位，随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难题。主要施工人员全部选用经过培训合格、持有相应焊接合格证的焊工，具有高空特种作业证的起重工和具有特种作业证的大型安装铆工。其它配合工种也都尽可能挑选技术骨干和业务尖子，全力以赴，确保重点，从人力上为按期完成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
  整个闪速熔炼系统工期要求紧，再加上作为一种新设计，在施工过程中变更比较多，仅一个工程队半个多月中就先后收到200份设计变更通知。但八冶安装公司没有埋怨，不怕麻烦，他们坚持白天晚上三班倒，节假日、中午不休息。在施工最紧张的日子里，工人们一直坚持每班干12小时，有时甚至一连干几个昼夜。公司后勤部门坚持送饭送水到现场，许多工人数日不回家休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团结战斗的赞歌。闪速炉原定安装工期10个月，实际只用了8个月。筑炉任务也提前1个月完成。各个分项工程大部分提前完工，为整个闪速熔炼按期点火试车创造了先决条件。经检查，整个闪速熔炉系统的高层钢结构工程与日本同类型工程比较，在高层柱子安装偏差等方面，都达到了日本的安装水平。有的同GBJ205-83标准相比还略有提高。特别是闪速炉的安装，所有检查项目中的安装精度均未发现超差现象，工程质量优良，得到了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的文特尔、爱尔斯特两位专家的一致好评。
  有色总公司西北质量检查组和金川公司现场指挥部就高层钢结构施工情况召开了多次评议会。专家们一致认为：“金川二期工程高层钢结构施工技术完全达到了国家验收标准和设计要求，部分工程达到了国际水平。为我国有色工业厂房高层钢结构工程的发展和国产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国高层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标准提供了技术资料。”这是对八冶安装公司的最公正的评价。
  （刘铁民）
  八冶公司团委参加全国重点工程献青春立功竞赛
  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关键时期。作为党的助手、后备军的共青团组织，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按照青年的特点和团工作的内在要求，开始转“轨”入“位”，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和最佳“结合部”。
  1983年9月，八冶公司团委在广大团员、青年中首倡“建设镍都立功竞赛”活动，立即得到广大团员、青年的积极响应。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奋战在金川镍基地一期改扩建工程中的团员、青年，除在本岗位出满勤、干满点之外，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150多次大中型生产突出劳动，义务完成工程量30余万元，为镍都建设增添了青春的光彩。
  1984年2月至1985年2月，公司团委又积极响应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六五”期间全国123项重点工程建设中开展《为重点建设献青春，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竞赛活动的决定》的号召，作为甘肃省唯一一家参赛单位，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全省唯一一项重点工程——金川镍基地建设中，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在立功竞赛中，他们紧紧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加快施工进度和确保工程质量，主要开展了以下几种形式的竞赛活动。
  青年突击队竞赛
  根据团中央《为重点建设献青春，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竞赛方案》和工程建设的要求，公司团委在大量调查、研究摸底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组建了由500多名青工参加的20支青年突击队，承包了65项分部分项工程，总工作量达532.87万元，计划降低成本额52.72万元，降低率为9.8％。这20支青年突击队只有500多人，占全公司一线职工总数的1/16，而承担的工作量占全公司下半年计划工作里的1/6。并同企业负责人签订了承包合同书，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奖罚规定列入承包合同书。
  承包合同书的签订，对青年突击队员震动很大，许多队员兴奋地说：“我们和镍都金川是同龄人，过去建设镍都我们未能赶上，现在，我们能为镍都的发展出一把力，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我们一定要在重点建设中大显身手，多作贡献。”
  20支青年突击队，从正式建队到授旗命名的7个月时间内，月月超额完成施工生产指标，总共完成建安工程量850.70万元，超过总承包计划的59.6％；降低成本额90.16万元，降低率为10.59％，超过总承包计划的71％；劳动生产率人均7个月达到17014元；工程质量优良率都在80％以上，千人负伤率为零。为加快金川重点工程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突击队竞赛中，一开始各队就把攻难关、打硬仗、创一流、在完成关键性工程项目上下功夫，作为突击队的主攻方向。为了激发队员们的干劲，公司团委及时提出了“打先锋，创一流，夺红旗，进北京”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深深激励着广大队员。在整整7个月的竞赛中，他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隆冬，哪里有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热火朝天大干的场面；哪里的任务最艰苦，“骨头”最难啃，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在奋战。
  安装公司韩奎利青年突击队，从组建后就承担了金川公司厂区三号电炉骨架主体的安装任务。这项工程工期要求紧，施工难度大，还受一号、二号电炉、贫化电炉和铁路四面所夹，使施工现场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加之二氧化硫等烟尘和有害气体的熏呛，使人呼吸都很困难，有时呛得人双眼直流泪。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施工条件下，队员们没有畏缩，顶着困难，英勇拼搏，争速度，抢时间，硬是把1800多立方米、共380多个大型吊件的钢骨架组装了起来。原计划要60天完成的任务，经过突击队员的艰苦拼抢，提前40天就全部完成了。提高工效3倍，等于一个人一天干了三个人的活。而且保证了安全生产，确保了工程质量。该项工程被安装公司评为单项优质工程。
  一公司魏天裕青年突击队由23名木工组成，平均技术等级只有2.1级。突击队成立后，同兄弟班组共同承担了金川扩建头号重点工程——沸腾焙烧和制粒干燥车间的主体框架支模任务。几个月中，他们发扬敢打硬拼的作风，顶风冒雨、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重点工地上。他们在人数比别的班组少、技术等级低的情况下，每月完成的支模量远远超过别的班组。9月份，他们用20天时间全部拿下了制粒干燥车间最后一层37米高的框架和平台的支模任务，为下道工序创造了条件，把青年突击队的大旗插到了制粒干燥车间的顶峰。
  三公司李福起青年突击队承担的是生产混凝土空心大板的任务。在竞赛中，他们想重点工程所想，急重点工程所急，千方百计地保证重点工程的需要。1984年9月，他们提出了“创造优异成绩，向国庆三十五周年献厚礼”的口号。在工作中，队员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创造了大板生产线月产量历史最高纪录。像以上这样鼓舞人心的生动事例，在20支青年突击队中比比皆是。他们为加快金川镍基地重点工程建设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为振兴金昌、振兴甘肃、振兴全国有色金属工业发挥了青年突击队应有的作用。
  业余“创百元”竞赛
  在开展“献青春”立功竞赛初期，公司团委重点抓了青年突击队竞赛这个重点。但公司团委感到：20支青年突击队仅有500多名队员，只占全公司青年职工总数的1/12。怎样把更多的青工也动员、组织到“献青春”竞赛活动中来，八冶公司团委又组织开展了业余“创百元”竞赛活动，向全公司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工提出了利用业余时间，人均创造产值100元的要求。
  由于这项竞赛活动涉及面广，又有硬性指标要求，因此，他们特别注重宣传发动工作，力求把全体青工都组织起来。各级团组织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发动，层层动员，向广大青工宣传开展重点建设竞赛的意义、目的，宣传20支青年突击队的青年伙伴们的拼搏精神和辉煌战绩。为使宣传工作不留死角，团的干部走家串户，逐个动员。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发动，95％以上的青工投入到了“创百元”竞赛活动之中，使青年的爱国心、事业心、责任感、荣誉感在“献青春”竞赛活动中得以升华，在“创百元”活动中得以实践。仅1984年，各级团组织带领青年围绕急、难、新、重的施工生产任务，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各种生产突击劳动246次，参加义务劳动人数1.1万多人次，创造产值73万多元，团员青年人均180元，超过原计划的80％。特别是全公司统一组织的9次大型义务突击劳动，每次都有近千名青工参加，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通过开展“创百元”活动，培养了青年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充分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崭新风貌。
  “百组百日”竞赛
  为了不断扩大竞赛战果，使“献青春”竞赛活动进一步掀起高潮，公司团委感到，仅仅在8小时以外组织青年开展业余生产突击劳动是不够的，应当把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创一流成绩、创最佳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团组织的一项基本的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为此，公司团委又组织了100个班组长年龄在35岁以下、班组成员年龄28岁以下、青工占80％以上的青年班组，开展了“百组百日”竞赛。100个青年班组中，有12个主要工种，1400多名青年参加。这次竞赛是继青年突击队竞赛之后的又一次声势浩大、范围更广、参赛人数最多的竞赛活动。他们制定了详细的竞赛方案。在百组之间开展比建安工作量、比工程进度、比质量、比安全、比节约、比政治思想工作和团结协作的竞赛活动。3个多月来，100个青年班组共完成建安工作量541万多元，劳动生产率和其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都在同类班组中名列前茅。
  “前方搞会战，后方送温暖”
  一线青年在前方拼搏，三线青年怎么办？他们根据一线青年突击队、青年班组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需要在生活上帮助的实际，开展了“前方搞会战，后方送温暖”活动。公司机关和基层公司机关团组织都组织了由女青年为主的业余洗衣组，为青年突击队进行定向服务。职工医院组织青年医护人员把常用的药品送到现场。有的三线单位的团组织还用增产节约的经费买上茶叶，送水服务到工地，深受广大职工和青年的好评。
  在“献青春”竞赛中，八冶公司团委抓住重点，由点到面，使整个竞赛一步一个脚印，步步深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实现了当初他们提出的“打先锋，创一流，夺红旗，进北京”的誓言。曾先后受到有色兰州公司、有色总公司、团省委、团中央的嘉奖。
  1984年8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费子文在金川视察工作期间，对公司团委组织广大青年开展“献青春”立功竞赛活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两级公司团委书记和部分青年突击队队长，听取了公司团委书记岳彩亮的工作汇报。他勉励广大青年在竞赛中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金川镍基地建设贡献青春，在全国夺旗授奖。
  1984年10月26日，公司团委书记岳彩亮代表公司团委，作为甘肃省的唯一代表，参加了由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的10城市14名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14名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等领导一起进行改革经验交流和座谈。10月28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厅里，他们又与我国经济学界知名人士袁宝华、童大林、罗元铮、蒋一苇一起，结合实际学习理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交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实践的体会。10月29日，应中组部青年干部局邀请，他们又与中组部领导一起座谈。10月30日下午，在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郝建秀又亲切接见了他们，并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会上，万里、胡启立、郝建秀等中央领导听取了岳彩亮同志的汇报，高度评价了青年人在生产、改革中的先锋作用，并高兴地说：“八冶公司团委的工作解决了企业改革中团的位置问题，好！”
  这次轰动首都的青年改革座谈会结束后，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邀请岳彩亮向在兰企业团干部介绍全国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的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刘冰到会欢迎并讲话。团省委书记王松龄说：“对于像八冶这样创出全国水平的团委，重奖！”
  1985年3月，共青团甘肃省委在八冶俱乐部专门为八冶公司召开庆功授奖大会，团省委书记王松龄，副书记海飞、马少青和有关部委的领导亲临大会。会上，授予八冶公司团委“甘肃省新长征突击队”光荣称号，同时，还授予八冶公司团委书记岳彩亮、一公司团委书记丁建雄、安装公司团委书记陈云虎、安装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韩奎利、一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赵志勇五名同志“甘肃省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在甘肃团的历史上，为企业团委专门召开表彰大会，这还是第一次。
  1985年3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北京召开全国有色系统劳模表彰暨经验交流大会，八冶公司团委被评为全国有色战线先进单位。公司团委书记岳彩亮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交流经验，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历史上，这也是第一次表彰共青团组织。
  1985年4月，八冶公司团委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重点工程建设竞赛优胜单位，成为全国123项重点工程建设十面红旗单位之一。4月底，公司团委书记又作为全国重点工程建设竞赛特邀代表，参加在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六周年大会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队）表彰大会”。5月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郝建秀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八冶公司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用自己的实践，为镍都建设洒下了拼搏的汗水，留下了奋进的足迹，开创了企业共青团工作的新局面，跨进了全国企业团的工作先进行列，为甘肃争了光，为金昌添了彩，他们的业绩，应当载入金昌发展的史册！
  （张瑞泉）
  八治公司北京路大市场改造工程施工纪实
  1993年3月28日，伴随着濛濛细雨，全市人民关注的北京路大市场改造工程，在几百把铁镐和隆隆的机器声中拉开了序幕。经过八冶千余名建设者200个日日夜夜的拼搏苦战，大市场工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八冶人在金昌的建设史上又写上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大市场改造工程是该公司饱尝千种磨难、历经万般周折硬“夺”来的。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八冶公司当时在金昌的信誉不尽人意。这成为他们承建大市场改造工程的一大障碍，况且当时主建单位已经选定，使八冶公司承建工程的希望微乎其微。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公司领导的态度十分明朗而坚决：一定要拿上大市场改造工程，重新树立企业的形象，鼓舞全体职工的士气，同时也为八冶公司从工业建筑转为民用建筑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为了更有力地证明他们能够干好大市场，时任公司经理的汪政轩、党委副书记萧祖荫向市领导立下军令状：干不好大市场工程，辞职。字字千钧。由于公司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终于感动了市领导、建设和投资单位，工程被他们“抢”了回来。
  工程的来之不易令公司上下倍加重视。汪经理在百名干部参加的工程动员大会上激动地说：“我们要把大市场改造工程当成造福金昌市民的一项特殊工程来干；要绝对保证工期和质量，要让甲方和全市人民满意，要打一个胜利仗、争气仗！”
  为加强对工程的组织领导，公司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挂帅，施工副经理、副总工程师、总调度室、技术质量等部门领导参加的“特别领导小组”，组成强有力的调度指挥班子。这在八冶公司几十年的施工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施工组织上，集中金川地区的土建“精锐”力量，采用大会战的形式进行决战。
  对负责施工的科级以上干部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由组织部门进行专项考核。这些千部在大市场改造工程中的实绩将记入本人档案，以此增强每个“指挥员”的责任感。
  工会、共青团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和青年突击竞赛活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程所需材料问题迫在眉睫。公司副经理郑发强命令：一星期内，材料必须到位。在资金非常紧张，材料需求量又特别大的窘况下，仅二公司就一次投入资金200万元，购置脚手工具103吨、钢模板70吨、扣件5万个。由于作业面比较大，新投入的材料仍不能满足工程需求，他们又硬性从兰州、青海等项目经理部调进部分钢模板和脚手工具。在施工机械设备上，几天时间4台重吨位、高层次的塔吊就已矗立在工地上，显示了“坐地户”的优势，为干好大市场改造工程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公司领导就表示了不仅要使工程按期竣工，而且还要有“确保市优争省优”的决心，要把它建成让建设单位满意，使用单位顺心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工程。
  决心好下，付诸实施岂知千难万难！过去从事了几十年的工业建筑，使操作者和管理者总认为干民用工程再难也很难与工业工程比难度。这次情况非同一般，由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和冲击，建筑市场出现高度竞争，如果不在民用工程上下功夫，不占有一席之地，就有端着“金碗”讨不着饭的危险。
  因而，施工初期，决策者们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教育职工，提高职工的质量意识。另一方面，按创全优工程的标准，从严要求各施工单位。对使用的各种材料严格把关。当一些假冒、劣质钢材在金昌建筑市场泛滥之时，可以自豪地说：大市场工程没有使用一斤一两假昌、劣质钢材，为创全优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也是八冶人的生命。为了把好质量关，公司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网络。从领导到工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对不负责任、在工程质量上掉以轻心者，除严肃批评外，还坚决撤换，调离其岗位。使工程质量成为每个人心中最高的目标。
  主管施工的副经理郑发强和负责技术质量工作的副总工程师李生茂极为重视工程质量，他们不止一次地说：“如果干不好大市场工程，在质量上砸了‘锅’，那么我们就等于自己砸了自己的‘锅’，就愧对八冶4万多名职工、家属，愧对全市人民。”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决心要在大市场工程中背水一战，带领职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彻底纠正八冶只能干工业不能干民用的偏见。
  公司质检部门一改过去定期组织检查的模式，经常到工地指导工作，帮助基层解决施工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各单位专职检查员，实行“全天候”服务，工人干到哪，就检查到哪，绝不放过一丝一毫，把每一道工序按质量要求、规范标准卡死，稍有纰漏，坚决推倒重来，决不留情。
  质检员刘明柱就是其中一名出色的“检查官”。他每天都在工地，随身带着靠尺板等“武器”，实测实量，从不漏项。他执起法来，铁面无私。一次，他在检查主楼外墙的瓷板时，看到一位老师傅粘贴的瓷板个别地方超出规范，他当即令其返工。碍于面子，这位老师傅有点不想返，他马上严肃起来，坚决不让步。事后，有人说他：“你也不给老哥们留点面子。”他说：“面子好留，可质量难保。”
  一个正确的选择，就会使广大职工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市场改造工程给八冶公司提供了重塑一种精神、创出一个牌子的极好机会。大市场改造工程战幕拉开后，参战职工都铆足了劲，从领导到工人，在施工的各个角落里，张扬着一股雄风，一种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豪情。
  为了确保工程优质如期完工，广大干部和工人白天晚上拼搏在工地，30个节假日未休息过一次。有的职工在国家财产将要受到损失的危险时刻，冲锋在前，将生命置之度外。他们抱定一个信念，就是脱皮掉肉，也要争信誉、保工期，不辱使命。
  谁也不会忘记1993年5月5日这个特别的日子。这天下午4点多钟，遮天盖日的黑尘风暴从金昌西北上空肆虐而过，正在综合楼平台上浇注混凝土的一公司三队几十名职工，为避免发生意外，在队长汪治福的组织下，迅速撤到了安全地带。但此时，还有搅拌好的两罐混凝土已倒在平台东侧的边沿未捣固。混凝土工郑占文看到后没有撤。面对着吼叫的滚滚狂风，在无任何遮挡的情况下，他一手抓在柱子钢筋上，跪在平台上，一手提着几十斤重的震动棒进行震捣。在下面避风的兰建华听到响声，不顾一切，顺着架子爬上去，也操起了平板震动器，两个人顶风冒险，坚持把混凝土捣实震平。
  他们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令广大职工敬佩。一公司党政组织召开大会，对他们进行通报表彰和奖励。正是有像郑占文、兰建华等一大批这样的工人和干部，一公司以提前45天的优异成绩，完成了综合楼全部工程。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在参建的3个单位中，独占鳌头。
  在大市场工地上，参战施工的二公司的5名抹灰“娘子军”，在工程中一展风采，不愧为建筑工地的“巾帼英雄”。在室内抹灰初期，由于未达到定额，队上扣了她们的工资，她们不仅不“闹”领导，而且找领导要施工条件。队领导满足了她们。这几个人每天早来晚走，早起晚归拼命干，后来月月超额完成任务，不枉为“半边天”。职工詹菊霞，只身一人带着刚上一年级的孩子。为了大市场工程，她把孩子寄托给亲友；她腰间长了个瘤子，大夫让其住院治疗，她只开了点药，硬是挺到工程完工。职工谢得芳、崔秀雷、王桂英、高平由于中午晚上回去晚，她们的丈夫体谅自己的妻子，有时主动把热腾腾的可口饭菜送到工地，为妻子献上了一份爱，也为早日建成大市场作了份贡献。
  要说大市场工程，让决策者最担忧的是三公司，困难最多的也属三公司。用该公司党委书记殷仲义的话说：“三公司接上大市场工程后，就像外界怀疑八冶能否干好一样怀疑我们。”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他们以工程质量得分率最高的优异成绩，向八冶公司、向全市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们遇到的困难重重，但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却非常足。
  三公司当年经济效益一直不景气，负债经营。大市场工程开工后，甲方资金又不能一次到位。望着几千平方米的施工作业面，确实愁坏了三公司的领导。但他们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提出了“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干好大市场”的响亮口号，动员全公司职工勒紧腰带，共渡难关。广大职工非常体谅公司的难处，十分理解领导的心情。在工程最需用资金的关键时刻，600多名职工延期一个月没有拿工资，把从外地筹措的30万元全部投入大市场改造工程。
  混凝土工组长袁尔奇一家四口人，全靠他每月三百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可谓一月盼着一月。但工程处领导把延期开工资的情况一讲，他连一句怨言也没有，而且还主动做通了全组十几个人的思想工作。
  工程进入全面装饰阶段，3000多平方米的外墙瓷板粘贴需要大量的擦布。由于资金紧张，领导又想到了职工。几天工夫，100多名职工捐献了几十公斤旧衣服、破布块，解了工程的燃眉之急。
  昔日，八冶人三十多年扎根戈壁，艰苦创业，为共和国的镍都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今，八冶人用自己滚烫的汗水，创造的双手，又为镍都谱写了一曲高亢雄壮的交响乐。
  （张瑞泉 刘翠梅）
  “引硫济金”工程
  金昌市是全国103个重点缺水城市和13个资源型缺水城市之一，水资源的严重短缺是制约金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为了金昌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省、市领导带领金昌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进京向国家计委、水利部和有色总公司汇报磋商从外流域调水的问题，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姚依林、宋平等都作出批示，同意开发建设新的水源工程。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有关方面的一致意见，决定建设引硫济金工程。
  金昌市引硫济金工程是解决本市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缓解农业用水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即从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硫磺沟引水，穿越祁连山冷龙岭入永昌县西大河水库上游的小平羌沟，再经西大河水库通过西金输水渠道入金川峡水库。
  引硫济金工程是“引大济西”工程的一期工程。1985年，水利部兰州勘测设计院经过勘测和技术论证后提出《引大济西可行性研究初步规划报告概要》，初步规划年调水量为2.5亿立方米。根据这个报告，为近期缓解金昌市严重缺水局面，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先搞“引大济西工程”一期工程——引硫济金工程。引硫济金工程根据甘、青两省联合开发硫磺沟水资源办议，每年按硫磺沟年来水量的88％给金昌输水，平均每年调水量为4000万立方米。
  引硫济金工程地处高寒缺氧山区，海拔在3400米～3500米之间，气候恶劣，交通极为不便，引水枢纽管理区距青海省门源县城约70里，距金昌市区约260里。
  引硫济金工程横跨青、甘两省，为一低坝自流引水工程。工程级别为三等工程。工程总体布置主要由引水枢纽和引水隧洞两部分组成，引水隧洞是控制整个工期的关键工程，引水隧洞全长8867.2米，采用半圆拱直墙（部分地段为马蹄型）无压明流洞，断面尺寸为2.9米×3.4米（宽×高），进口洞底高程为3436.5米，出口洞底高程为3421.5米，坡降为1/600，设计引水流量7.5立方米/秒，最大限制流量19.5立方米/秒。
  国家计委于1996年4月19日以计农经（1996）756号文批准了引硫济金工程项目建议书；1997年3月24日，国家计委以计农经（1997）410号文批准了引硫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97年6月12日，受国家计委委托，甘肃省建委与水利部协办商后以甘建设（1997）181号文批准了引硫济金工程初步设计；1997年7月8日，甘肃省建委以甘建重（1997）198号文批准了引硫济金工程开工报告。
  1994年7月，金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引硫济金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工程的建设工作。自1994年7月以后至工程建成的9年多时间，先后由3位市级领导兼任引硫济金指挥部指挥：第一任是市人大副主任李秉亮，第二任是原市政府副市长曹长庚（现任市政协主席），第三任是市政府副市长刘永堂。
  引硫济金工程是金昌市水利建设史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管理规定，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建立、完善建设管理各项规章制度，选择国内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工程建设。工程自1995年开工建设，引水隧洞横穿祁连山山脊冷龙岭，是目前国内海拔最高、独头掘进最长、第一条穿越祁连山分水岭的引水隧洞。由于气候严寒、缺氧、交通不便、地质复杂，给施工带来了诸多困难。冷龙岭隧洞工程分进口段和出口段两个标段施工，分别由施工力量雄厚的中铁十八局、十五局和一局承担施工任务。为解决隧洞出口段施工中的上述困难，引硫指挥部与铁十八局一处进行了“高原严寒地区小断面长隧洞施工技术”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上述难题，独头掘进施工达到6818.8米。该科研项目被授予1999年度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甘肃省科技成果二等奖。隧洞进口段在2000多米的施工中攻克了9次大规模的塌方，其中一次是全国罕见的煤屑流突涌。经过各参建单位和工程建设者八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了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施工中的种种艰难险阻，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隧洞工程建设任务。
  引水枢纽工程由金昌市水电工程局承担施工任务，采用两期围堰导流的方式施工，于2000年9月完工验收。
  引硫济金工程共完成各类土石方开挖量90多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钢筋混凝土6万立方米，消耗水泥3万吨，木材3400立方米，钢材4000多吨，燃油8900吨，炸药200吨。工程概算总投资经国家计委于1997年3月审查通过的引硫济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为19850万4元，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隧洞地质与原勘察设计发生了很大变化，施工难度增大，工期也延长3年多。2002年6月，省水利厅和省计委将工程总投资调整为24982.74万元。其中资本金7500万元（金昌市财政安排5000万元，金川公司安排1500万元，甘肃省以基建建设投资安排1000万元），资本金以外的12300万元安排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营业部基建贷款，其余部分由金昌市自筹解决。工程竣工初验后，实际完成总投资为26490.72万元。
  该工程于2003年5月9日正式建成通水。由于西大河水库防洪需要，2003年只引水运行67天，调水1295万立方米，实际引水天数占设计引水天数的33.8％，实际引水量为设计引水量的32.4％。2004年只引水运行97天，调水2690万立方米，实际引水天数占设计引水天数的49％，实际引水量为设计引水量的67.25％。按两年的运行情况分析，引硫济金工程完全可以达到设计平均年引水4000万立方米的标准。引硫济金工程在建设中获得了甘肃省优秀重点建设项目奖，在通过2003年11月9日市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对工程进行的初步验收后，又相继获得了金昌市建设工程“镍都奖”和甘肃省建设工程“飞天奖”。
  引硫济金工程建成通水，有效地缓解了金昌市工农业用水的紧张局面，为金昌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引硫济金工程作为引大济西工程的一期工程，为进一步解决金昌市的缺水问题和引大济西工程的开工建设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引硫济金工程对金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李德元）
  四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
  1994年7月14日、1997年1月15日、2000年1月12日、2004年1月8日，金昌市连续四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1996年底，金昌市被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双拥办、中央电视台列为全国十个重点宣传城市之一。后来，《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单位来金昌采访，宣传报道了金昌市双拥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拥军优属
  1992年以来，市、县、区以及金川有色公司、第八冶金建设公司和所属企事业单位，积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为部队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一是为部队官兵安心军营排忧解难。建市以来，共安置军转干部219名，做到了“三满意”；调转军属126名，安置随军家属238人，仅1995年市财政一次性安排资金20万元，为驻军架设了有线电视104台，市、县、区为驻军开办了2所幼儿园，派4名幼教，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市上帮助驻军建立“高科技农业示范基地”，专门选派技术人员常年指导，保证部队四季常吃新鲜蔬菜。二是为部队战备训练共出资380万元，为县、区人武部修建武器库、家属楼、训练基地、营院等；为驻金部队修建拥军路、“双拥渠”；还修建了武警支队永昌中队办公楼、金昌市武警支队食堂等。三是为培养部队人才尽心竭力，充分利用人才密集、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为部队建起综合性、多功能的12个育才基地，开设了经营管理、工业会计、微机操作机械制造、家电修理等专业课程，有4000多名干部掌握了一到两门军地通用技术，千余名干部系统地接受了高科技知识培训。每年“八一”、春节，市、县、区四大班子，金川公司，八冶公司都要慰问部队。1999年以来，金昌市逐步实行优待金全社会统筹制度，全面提高各类优扶对象的优待标准，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由每年每户800元提高到2500元，城镇义务兵在待安置期每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143元，老退伍军人由原来每人每月35元提高到145元。
  拥政爱民
  “视人民如父母，把驻地当故乡”，这是流传在金昌市驻军广大官兵中的一句话。表现在行动上，广大官兵一是艰苦奋斗，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流血流汗。某工兵团参加金川二期扩建工程，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完成掘井巷道1741.9米，采运矿碴石32000多立方米。在施工中，官兵战胜300多次塌方，4名战士光荣牺牲，128名官兵受伤。二是奉献为本，为金昌人民营造美好家园。驻军武警部队先后参加了延安路拓宽、金川公园人造假山、人民文化广场以及西部防护林等重大工程建设，为美化金昌作出了贡献。14年来，金昌市驻军共投入百余万兵力参加了金昌的改建和公路、公园、街心公园、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等80多项工程建设。三是履行职责，为抢险救灾奋勇当先。先后参加了扑灭铁路（河西堡）油罐列车的大火、消除“五·五”（1993年）特大沙尘暴袭击造成的灾害、东寨乡节水抗旱工程、南坝乡抗洪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共挽回经济损失3100多万元。此外，还参加了百里生态工程、绿色长廊工程，参加了捐助失学儿童、救助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活动以及中小学军训、国防课外辅导、市容整治等活动。
  （李德元）
  “绿色长廊”工程
  市区北部防护林绿色长廊是金昌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一项重点生态工程，也是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工程自2000年12月9日开工建设以来，采取“统一规划，分片承包，整体推进，集中管护”的原则，得到了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市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经过5年建设，已在市区北部城市规划区西宁路以北380米外为主体，形成东、北、西三面环城，东起河雅路北京路口，西连西坡林带，总长25公里、面积11060亩的大型生态安全工程。
  工程由市财政投资，市区各单位、部门、企业投工、投劳开展义务植树，以造林绿化为主，分片承包，多种经营，一包到底，长期不变。由于政策灵活，作为生态公益性事业，市区127个单位、部门参加了建设，机关干部、企业职员、驻金解放军武警官兵、学校学生和市民群众共24万人次参加了植树和义务劳动，按照多树种、宽林带、高标准、大网格的建设模式，采取主副林带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模式，共栽植各类苗木120万株，76个树种，160余个品种。实行全面封育措施，林间内以红砂、锦鸡儿、珍珠为主的旱生、超旱生植被呈现进展演替，植被覆盖率显著增加，人工栽植的树木成活率平均达89％，保存率90％以上。各类树木生长良好，已经初具生态安全防护效益，有效改善了市区的环境质量，也成为节假日城区居民休闲、观光的最佳去处，一个集生态防护林、城郊公园、环城森林景观带为一体的多功能、多效益、规模经营、综合发展的绿色生态屏障已在市区外围凸现。
  市区北部防护林绿色长廊工程，是2001年8月省计委批复立项实施的重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项目。工程总投资2641万元，其中中央国债投资610万元，市级财政投资278万元，各单位团体投资886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合867万元。针对工程建设区域土地条件极差的实际，为了保证造林成活率，提高绿化效益，增强绿化效果，在砾石戈壁上采取挖沟客土造林的方法进行造林整地，共开挖宽深1米的植树沟420公里，客换壤土42万方，架设输电线路8公里，打配套机井13眼，修建管护用房6处，开挖简易土渠16公里，新修“U”型水泥渠道8.6公里，修筑简易道路6.3公里，配套完成了工程碑、过路涵管、警示教育牌等多项设施。工程采用城市生活污水浇灌树木为主，夏秋高温季节辅以河水、井水补灌的措施进行水利配套工程建设，探索出了西北干旱荒漠地区在资源型缺水条件下生态林业建设的新路子，工程建设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金昌奠定了良好基础，成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示范工程，受到了中央和省上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姫兴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