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一）
  1951年11月份，武威地委书记王俊把我从民勤叫到武威，向我布置了新的工作任务。王俊对我说：永昌县西面的水磨关一带正在进行土改，地委准备在那里搞个农业合作生产的试点，具体叫什么名称说不上，还是仿照苏联叫合作农场或者什么待定。先派工作组到那里进行调查了解，宣传鼓动，再根据实际情况先组织农民搞合作生产进行筹建。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永昌县焦家庄的概况：焦家庄土地集中，且有中坝泉水灌溉，但由于解放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生产资料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因而农民生活困苦至极，是全县特别贫苦地区之一。去年入冬以后，就有80％以上的农户，人没口粮，畜没饲料，鉴于这种情况，不组织起来，不但来年生产没有办法，就连生活也没法维持。最后他说，筹办合作生产这个设想的依据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今后我国农业必须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你们到那里去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做坏。他拿出10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记者吴文焘写的一篇有关保加利亚卡加洛沃村合作生产大队的采访报道，叫我看看报纸，在工作中借鉴。第二天，我就冒雪赶赴永昌。
  当我到永昌县委报到后，县委书记常应生向我说明，县委已选派宣传部长房俊峰和我一块去焦家庄工作。在永昌县城过了一夜，次日我和永昌县委宣传部部长房俊峰等就赶到了正在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的焦家庄。
  当时，武威地委书记王俊的想法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土地改革以后穷困的焦家庄农民无力搞好生产，无法渡过难关，出路只有组织起来；二是今后我国农业的出路是实现机械化，为给机械化打好基础，必须要组织起来；三是有苏联集体农庄的榜样，有解放老区互助合作雏形借鉴，能够组织起来。
  （二）
  工作组到焦家庄后，立即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宣传合作生产的优越性，并由工作组和土改中涌现出的农民积极分子如曹成国、黄兴舜等组成一个合作联络组，选定办公地点开始工作。
  当时焦家庄的土改工作正在进行，农民精神面貌很好，但旧社会遗留下的贫穷依然困扰着他们，生活异常困难，“春天做活饿肚子，十四、五的丫头没裤子”，“牛没麻渣马没料，毛驴乏得跌扁跤；犁地饿得直不起腰，放羊的冻得满山跑”。当时在焦家庄流传的这些民谣，并非夸张之辞。经调查，焦家庄的农民面临着严重的“三荒”。冬天缺吃少穿，面临着挨饿受冻的困境；春季人、地、牲口三张口，难以种好庄稼；夏天青黄不接，饥肠漉漉。首先怎样渡过“冬荒”解决贫苦农民的衣食问题，为来年春耕打好基础，这是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难关。如何闯过去？工作组就向群众讲组织起来力量大，大家拾柴火焰高。借此大力宣传合作生产的优越性，想方设法解决农户的口粮，寻找副业门路，变冬闲为冬忙，组织人力、畜力进行副业生产，实行生产自救。“穷则变，变则通”。经过宣传和组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老牛破车疙瘩绳，勒紧裤带向困难作斗争”。随即赶上毛驴上南山打茅柴卖给油坊，买米下锅；套上大车从红山窑拉运煤炭和瓷器到永昌县城、武威等地出售或兑换粮米，渡过了冬天的饥寒，还过了一个有吃有喝的大年。立春后，人畜力都转入了春耕生产，为解决口粮问题，工作组派人到武威联系，从张义堡借了紫青稞1万多斤，这批青稞不但解决了社员部分口粮，而且用来当籽种，利用从山丹培黎学校借来的小型拖拉机在直峡山滩（者来坝）开荒播种青稞500多亩，秋后得到了好收成。
  1952年2月5日，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筹建工作完成，宣告了合作社的正式成立。这时春耕在即，合作社提出了“四好备耕”措施，即籽种保存好，牲畜喂养好，农具修理好，粪土准备好。由于政府的关怀支持和冬季副业生产解决了部分困难，社员有了信心，在保证搞好春种的基础上，组织剩余劳动力继续进行副业生产，又顺利渡过了“春荒”和“夏荒”，保证了人没饿坏，牲口没垮下来。焦家庄社员搞副业渡荒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单一经营农业生产活力小，局限性大。要想使农民富裕起来，就得根据实际情况，在以农为主，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营，搞手工业和副业。当时，除了搞打茅柴，贩运缸盆瓷器等副业外，还经营炭窑、瓷窑、水磨、粉坊、油坊等。就拿油坊来说吧，焦家庄当时经营了没收地主的四座油坊，原料油籽由本地出产，这种自己生产就地加工的方式，使油籽转化为食油是很方便的。为了提高出油率，缩短出油期，工作干部就到油坊去蹲点，和工人一块研究，在各个工序环节上不断改进和提高技术，缩短了出油周期，提高了出油率。油榨出来后，当地销路不畅，听说新疆食油紧俏，就决定去新疆长途贩运。将大批清油拉到新疆去卖，单凭焦家庄社员的毛驴和大车是不行的，在武威地委支持下，从专区银行贷款2.5亿元（旧币）作为运费，雇了5辆十轮大卡车，借了专区转运站的油桶，汽车和油桶的问题解决后立即装好清油派杨文铎、赵同天押运到乌鲁木齐市出售，这趟卖买赚钱不少，记得当时永昌的油价是1市斤4千元（即0.40元），到乌鲁木齐1市斤可卖到1.2万元（即1元2角）。卖油赚了钱，对社员鼓舞很大。53年春，利用这批钱从山丹供销社买来2600多只羊，又为焦家庄的畜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制造了能在公路上行驶的胶皮车10辆，配合骆驼搞运输，把合作社经营的红山窑的烟炭、缸盆拉到武威出售，然后买上武威蔬菜运到张义堡换粮食。就这样在建社的头一年，充分发挥小煤窑和手工业作坊的效益，不但使焦家庄社员顺利渡过“三荒”，而且有力地辅助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经年底核算，粮食较1951年增产65.2％，每人平均有粮666斤，全年的副业纯收入达9545万多元 （旧币），初步显示了合作生产的优越性。
  （三）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个原则就写在《社章》里面，同时也是绝对按照这个原则做的。尽管建社干部不断向群众宣传合作起来的好处和农业发展的前景，但农户入不入社要根据人家自己的意愿，工作组不加硬性的强迫。在焦家庄农业社的筹建过程中，重点工作是想方设法组织农民以合作生产的方式进行生产自救，渡过摆在面前的实际困难，借此体现合作社的优越性。当这一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后，尤其是副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打冰放水的事实显示了合作起来的强大威力后，一批批农民纷纷要求入社，所以农业社的建立既迅速又顺利。“退社自由”也是得到兑现的。1952年分配后，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但也因不同原因有个别农户减少了收入。有胡永成等9户社员因嫌不自由，要抓现成等原因，要求退社，合作社答应他们退社，并表示以后什么时候想入社，欢迎再来。后来，他们看到合作社发展了，社员收入大幅度增加，又先后回到了合作社。
  合作社建立起来后，如何搞好生产，使土地增产，社员增收，这是合作社得以巩固的关键。建社干部在合作社的组织、评工计分、收益分配等方面作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经民主讨论，反复实践，也制定了许多社员乐于接受，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就拿分红单位的确定来说吧，合作社规模很大，300多户，1700多人，七、八千亩土地，为便于管理，本着有利生产、有利团结的原则，按地理和居住情况，分为三个大队，十五个生产小队，究竟以哪一级为分红单位好呢？经过和群众商讨，最后确定以生产小组为分红单位比较合适。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以小组分红是正确的，确实对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又如分配制度的制订，因为合作社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分配上除了严格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外，还得坚决贯彻等价互利政策。等价互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人、畜力合理评工，处理好人、畜工比价。（二）土地折股分租，根据当地租额计算，土地分配占农业总收入的25％（三）大农具折价归公，三年还清价款，小农具自备。（四）农副业统一评工、统一计分、统一分红。由于执行了等价互利的政策，群众来自各方面的顾虑自然消失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得到了充分发挥。加上各级政府的关怀支持，耕作技术也较前提高、改进，52年、53年连续丰收，社员收入连年递增，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社员们欢欣鼓舞，呈现着一片“人人穿新衣，家家有余粮，跟着共产党，不用愁吃穿”的兴旺气象。同时公共积累也有所增加，53年就给国家出售余粮44万多斤。在改进耕作技术方面，工作组主要是通过新旧耕作方式的对比，用事实教育群众，使其放弃落后的传统方式，改变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的老习惯，逐步实行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如使用良种，淘汰劣种；推行条播，机播，代替大扬种；用畦灌代替大水串灌；采用药剂拌种，实行作物单一栽培、淘汰伙种和使用化肥等。这些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有力措施。
  （四）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西北第一个未经互助组阶段直接进入合作社的。合作社试办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效，除了依靠党的政策外，建社干部的优良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精神也起了一定作用。每个工作人员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道，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在筹建过程中，上级就注意选派工作能力强的干部进驻。西北局曾电示，“要选派一批县、区级干部进去工作”，所以陆续有二十多名区级以上干部调到焦家庄工作。记得一大队驻队干部有武宝帜、杨文铎、齐子茂、赵鼎等；二大队有樊维新、袁金莲（女）、陈满仓等（当时我以社副主任身份兼管二大队工作）；三大队有惠升福、魏文海、潘发玺等；社里有房俊峰（社主任）、姚明凤、陈泽福、平登云、李彦斌、刘恩芳、赵同天等。驻社干部不只是党的政策、路线的宣传员和执行者，也是合作社的一个成员，事事处处以身作则都起模范带头作用。1951年冬，合作社正在筹建，天气突变，中坝冻结，眼看3000亩土地灌不上冬水，要影响来年春播，工作组动员组织群众打冰放水，和群众一道奋战，当渠道畅通时，工作组干部和群众一样，两条裤腿冻得梆梆硬。渠打通后，正逢武威专区秦剧团在水磨关演戏，除留少数人沿渠看护、捞冰，其余人都去看戏，戏看到中途，有人来报，狼舌头湾的渠道被冰堵塞冲垮，干部们立即带领一批青年背上麦草前去抢堵，干部和社员纷纷跳进浮着冰块的刺骨的水中，半小时就冲开的豁口堵上了。1952年秋，赴新疆卖油的同志为了把油桶里的油倒尽，给合作社多卖几个钱，用棉纱从油桶里醮着捏油，不惜把目己的大衣弄得油污不堪。每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干部们总是夜以继日的奔波，吃饭睡觉都和群众在一起，从没有嫌弃社员的杂面馍、洋芋蛋、糁子汤和土炕头。“勤俭办社”这一条，在焦家压也是严格遵循的原则。随着焦家庄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显著提高，社员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吃饭穿衣的问题解决了，比起建社前大变了样。这时有些社员、干部办事就大手大脚起来，记得有人在外地学习时，顺便买来辆自行车，准备公用。社里认为，我们还不能这样大手大脚花社里的钱。这样会脱离群众。车子就有私人掏钱买了。后来有人提出要盖大礼堂，经研究也被否决了，因为这些都不符合勤俭办社的原则。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全省乃至西北的典型，所以从县上到西北局的党政部门常常派工作组或干部来调查、指导工作，各级领导人也常来视察，随时注意发现和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武威地委书记王俊、徐宗望、副专员孟浩，甘肃省委秘书长何承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安振是焦家庄的常客，他们经常亲临焦家庄指导工作，解决问题。有时，地委常委会也搬到焦家庄开。1952年西北局派干部驻焦家庄，深入各组研究分红单位的确立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小组分红是正确的，只有坚持小组分红才能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1952年3月份，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焦家庄视察，并亲目到社员群众家中访问，还在社员大会上讲了话。1954年春，省委书记张仲良到河西视察时也曾来到焦家庄了解情况，另外，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白治明，青年团西北局干部惠庶昌，团省委书记李文辉，省妇联主任李磊、秘书长唐可权、宣传部长陈绮玲，省委宣传部报刊发行处处长张英德、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唐得寿，永昌县委书记王振汉、常应生等各级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领导干部常来焦家庄合作社调查研究或帮助工作。
  新闻界、科技界的人士也竟相到焦家庄采访、考察。如《新观察》杂志编辑李千峰、省文联主任赵燕翼曾来焦家庄体验生活搞创作；《甘肃日报》记者郭仓威常驻焦家庄采访报道，还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季战、姚凯、高天白等也常来采访。科技界如甘肃农大教授、土壤学专家牛联星，省农科院植物学专家王××（名字忘了）等都先后来到焦家庄搞科研课题。
  每当回忆起焦家庄建社的那段历史，总是令人心潮起伏，思绪难平。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阶段）为建国初期全省的农业互助合作做了一个好的典范，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党的政策正确，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另一方面是驻社干部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工作中没有主观武断，行政命令，瞎指挥那一套，凡事总要先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复实践，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才实行之，这是值得借鉴的。
  1988年10月于武威

注：于竹山，现年81岁，1951年10月由武威地委书记王俊派遣，到永昌县和房俊峰等一批干部从事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筹建工作，1952年焦家庄农业社正式成立之后，曾任合作社副主任，1954年，调任武威地区农技站副站长，现在武威市博物馆从事历史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并担任市政协常委。 （刘克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