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51年秋末，武威地委书记王俊同志向我征求意见说：永昌县焦家庄有几户大地主土地很集中，解放前他们的长工大部分都在地主庄园周围居住，不但男人长年给地主干活，有的女人也给地主当佣人。有的人自己一无所有，土地改革中分到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不能满足需要，将会遇到严重困难。是否建立一个集体农庄？我豪不犹豫地说，不管叫什么名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这样回答，是有理论根据和亲身体会的。列宁说“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早在抗战初期，毛主席就号召组织起来，大搞生产运动，支援抗日战争。
  1939年我在庆（阳）环（县）分区任工会主任时，带领分区抗敌后援会工、青、妇19名干部，集体开荒种地，每人只发一把镢头，干得很起劲，还获得专员公署“二等劳动英雄”奖状。1941年至1944年上半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各班的学生多是自己先打好窑洞再学习，党校的大礼堂也是学员自己建起来的。1944年下半年调到西北局组织部工作期间，每人都订生产计划，我们七个人一起去南泥湾开荒种地，看到八路军和各机关的干部，很多人在那里打窑洞、盖房子、开荒种田、蓄水种稻，真是一派兴旺景象。现在流行的“兄妹开荒”、“南泥湾”等歌曲都是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这些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只要组织起来，同心协力，加强领导，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48年，解放战争中，我在黄龙县委任书记期间，去该县白马区检查农业生产时，发现当地农民自发地组织起不少季节性的变工队，几人到十几人自愿结合，比单干的效果好得多。我还写了一个调查材料，供县上有关部门学习推广。
  1952年春，我在张掖县帮助土地改革还没完全结束，地委就叫我回机关搞“三反”。王俊同志说，西北局耽心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不好，指示要再抽派一批县、区级干部进去工作，只许办好，不许办垮。我们除正式提拔永昌县委宣传部部长房俊峰同志为副县级，全面负责焦家庄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外，又从张掖、永昌、民勤县和地区机关抽派了一批干部，其中有张掖县城关区区委书记惠升富。张掖县农会副主任武宝帜，民勤县政府副科长姚明凤等，把党、政、财、农、青、妇干部都配全了。
  1953年1月，我被正式提为武威地委副书记，从此分工负责农村工作。建立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了我的本职工作，经常去了解情况，研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一年开始实行领导干部休假制度，我约地委统战部部长周化南、地委妇委成员兼专区妇联会分管组织工作的贺风祥同志，一同在焦家庄、玉门油矿和敦煌莫高窟度过了假期。同时在领导农业生产方面，我们也是遵照毛主席教导的“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在武威县城南选了一个乡，作为地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点，有些重要的政策性较强的工作，先从那里试办。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就是我先从该乡试办的。
  焦家庄这个先进典型，对全专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发展和粮食增产，都起了带头作用，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努力，1953年武威专区统购商品粮7千万斤，比省上分配的4千万斤指标，超额3千万斤，得到省委和西北局通表报扬。
  总之，我对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感情是深厚的，1954年下半年离开武威后，还经常打问那里的生产情况。现在已离开36年了，往返经过此地的公路时，总是要向那里望几眼。对这个全省乃至中央知名的先进典型，难以忘怀，希望金昌市委、永昌县委，在新形势下，认真研究农村工作，促使它再上一个新台阶。
  1990年10月20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