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故城的拓建者——张杰
  张杰，张掖人，明太祖洪武年间（1390年前后）任永昌卫指挥佥事。张杰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人，做事果断坚毅。他在永昌卫任职、治理永昌期间，做了很多让百姓称颂的事情，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件大事。一是重建增拓县城，二是安置移民。《凉镇志》《五凉志·永昌县志》和乾隆本《永昌县志》记：“永昌县治在金山之阳，原有土城，初筑在宋末元初。”到明朝初期，已经破败不堪。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张杰担任了永昌卫指挥佥事，他首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增修城池。明朝初期，由于元朝贵族势力不断侵犯边境地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时常受到侵扰和破坏。为了边境安宁，张杰用了约三至五年时间，拓宽增修了永昌县城。修就的永昌县城，周围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厚二丈九尺，基宽三丈，墙顶宽一丈二尺，城墙上有矮墙垛口二千多个。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东曰“宣化”、西曰“镇西”、南曰“武胜”各三重，北曰“安定”各两重。门各建楼，瓮城楼六座，月城楼四座，腰楼四座，角楼四座。成为一座比较坚固和完整的土城。后来又经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指挥高升增筑南廓城和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参将王廷政增修以及清朝几次维修，永昌县城成为河西地区较为有规模的土城之一。明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392年—1394年），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的主张，不仅在全国大力发展军队电田，而且较大规模地开展移民屯田活动。所以，这一时期从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把“无地贫民迁移至人少地广的地方屯种”。因此，永昌卫迁移来了不少移民。为了妥善安置各地移民，张杰组织卫所官吏和地方耆老，按照朝廷规定，为移民规划筹建住房，规划耕垦区域，规划开渠造坝以及吃饭穿衣事宜。经过他周到而妥善的一系列安置，永昌卫的移民事宜、屯田事宜取得了显著成效。所以，永昌旧志称其“经始之功，于是为大”。
  武勇公毛忠
  毛忠（1394—1468年），字允诚，初名哈喇，明英宗赐姓名为毛忠。先祖为四川人，曾祖父哈喇歹，行伍出身，移居西陲。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率众自武威归附，任职千户，隶籍凉州扒里扒沙（今古浪大靖），战死。祖父拜都，从征哈密，也战死。父宝，骁勇善战，任总旗，后平叛有功，进伍长，授永昌卫（今永昌县）百户。毛忠随父移籍永昌。毛忠青年时于永昌入伍，任百夫长。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袭父职，时年20岁，任镇番（今民勤县）土军百户。毛忠善射骑，臂力过人，武艺高强。明成祖朱棣北征时，毛忠从征宁夏至贺兰山；后又北征至牛壁山，一路立功。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征讨叛军曲先（今青海海西州西北一带的蒙古部落）有功，升永昌卫副千户。宣德八年（1433年），征亦不刺山（今内蒙阿拉善右旗雅布赖一带），宣德九年（1434年），征脱欢山（今永昌县北长城以外），俘获敌首领，升永昌卫指挥佥事。宣德十年（1435年）征黑山（今民勤县西南），俘获敌首领都尔伯台等，升指挥同知。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随都督蒋贵征讨朵儿只伯，毛忠率七骑破敌阵，大获全胜，升都指挥佥事。正统十年（1445年），朝廷以毛忠多年戍守边疆功劳卓著升职为都指挥同知，并赐姓毛。正统十一年（1446年），随总兵官任礼，收捕了沙州卫都督喃哥部落，把他们迁移到长城以内，为此，升为都指挥使。正统十三年（1448年），哈密使臣朝贡后回哈密，路过罕东地区（今玉门安西间）被掠，命毛忠出兵追抚。毛忠到罕东后，未用武力，只召首领，晓以道理，使之归还了全部财物。同年，沙州都督喃哥之弟伪祁王锁南奔，暗通丸刺（居住在今宁夏至内蒙西部一带的蒙古部落），毛忠设计生擒，并俘1200多人。由于以上两次功劳，毛忠被升为右军都督府佥事，并赐名“忠”。不久，又领军驰援参将刘震于半截墩，俘斩甚众，充任右参军，协守甘肃。景泰年间，毛忠被人诬陷，戴罪到福建立功。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皇帝位，召回毛忠，召见于文华殿，当面安慰昭雪，赐玉带并明甲风翅盔，升都督同知，任左副总兵，命他和西宁侯宋诚出镇甘凉。天顺二年（1458年），敌大举进犯甘肃。八月，孛来侵犯镇番（今民勤）。天顺三年（1459年），毛忠于镇番三战三捷，论功升右军左都督。天顺五年孛来以数万骑兵侵犯西宁、庄浪（今永登）和甘肃诸道，毛忠与总兵卫颖分兵追击，敌退。忠率三千骑于凉州（武威）十三里铺立营，立足未稳，敌万骑袭来，毛忠马上率将士与敌奋战，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敌人越来越多。在这生死关头，毛忠镇定不乱，勇气超人，他安慰和鼓励将士们要进行殊死战斗。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这时候，毛忠的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这次战斗，毛忠的队伍杀敌无数，但自己却无伤亡。天顺七年（1463年），永昌、武威、镇番、庄浪塞外各地常有边患，毛忠与总兵官卫颖分兵征讨，毛忠先破了巴哇诸大族和咎咂、马吉思诸族，别的将领不能战胜的，又被毛忠一一战胜。朝廷以功封毛忠为伏羌伯，食禄千石。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因原土官满四（俊）聚万众于石城反，宪宗命右副御史项忠督师征讨，又诏命毛忠率甘凉军马于冬十月会师石城。十一月，毛忠与项忠同攻敌营，项忠命毛忠从木头沟进军，毛忠命令：“闻炮声而纵，见烟举而回”。第二天，毛忠领二百骑冲炮架山，冒着矢石夺得山北、山西两座主峰。项忠军队也攻占了山的东峰及石城东、西二门。这时，敌人已感到末日来临。忽然，昏雾升起，有的哨位误以为升烟而退兵。这时，敌人乘着雾气，集中兵力攻击毛忠队伍，毛忠孤军与敌一直战到日落，大战、小战十余次，箭射完了，拾得敌军箭再射。不料，毛忠被流矢射中，回到半山腰就殉国了，终年75岁。
  他的侄子毛海、孙子毛铠上前救忠，杀敌很多，最后都壮烈牺牲。
  毛忠从小生长在河西边地，熟悉边防情况，征战沙场五十多年，为明王朝阻止蒙古贵族南侵骚扰、巩固北部边疆，作出了卓越贡献。毛忠带军纪律严明，爱惜士卒。他死后，河西各地百姓吊哭者相望于道，称他为河西的“长城”。宪宗皇帝闻知后十分震惊，厚嘉封赠。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追赠伏羌侯，谥号武勇，子孙世袭伯爵。
  毛忠死后，河西百姓思念之情日深一日，常常涕泪感叹，每天吃饭、必先祭奠毛公，每当休息、必先祝告毛公，每有征发、必先祈祷毛公保佑。毛公去世后三十年的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孝宗为表彰毛忠的功勋，下诏在兰州建立了忠义坊，下诏在甘州（张掖）城东廓建立了武勇祠。永昌县毛卜喇村所建的毛武勇公家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尚存。今永昌县南坝乡永丰村北一里处尚有毛忠祖墓，共九代。墓地树有大、小石碑2尊，大碑高217厘米，宽86厘米，厚22.5厘米，碑座齐全；小碑高180厘米，宽79厘米，厚21厘米。两碑保存完好，1982年永昌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勤政廉洁胡执礼
  胡执礼，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四月七日，卒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十八日，字汝立，号雅斋，永昌卫（今永昌县）人。祖籍兰州阿干里，自父始迁移永昌落户。父亲胡岳“少历艰辛，托迹于廛市”，是个小商。胡执礼少年时，聪慧出众，九岁时以文字为时人赞赏，称奇童。十一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岁乡试中嘉靖乙卯举人，二十一岁会试，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已未科三甲第七十九名进士，同进士出。初任四川保宁府推官（正七品），主管司法工作。他在任职期间，遵行国令，执法严明。对那些隐蔽很深的罪犯和邪恶地方的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不几年，被提升进京，担任了刑部主事（中层官吏，正六品），后来调为兵部主事，又调到吏部，任文选郎中，主持文选司的工作（文选司主管，正五品，负责办理官吏的调动、任免、考课等事）。胡执礼调京后才能出众，为人清正谦慎。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累被重用，先由文选司调到为皇帝处理机要的部门——通政司，被提升为通政司的副长官之一——右通政提督誉黄（正四品），紧接着连连升任了管理皇帝舆马和全国牧养马匹事务的光禄寺卿（从三品），管理朝廷祭祀、礼乐事务的太常寺卿（正三品）等职。没过多久，又调任了一个更为显要的职务，到皇帝风纪耳目之司的都察院，担任了右副都御史。胡执礼人京不出十年，政绩显著，由六品旋升为三品大员。虽职位显赫，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清廉正直，不惧邪恶，体恤民情的优良品质。万历初年，神宗朱翊钧年幼，张居正（1525年—1582年）主持朝政，权倾一时。当时，张居正想借丝绢鼓噪的事虚构罪名，整理假材料，诬陷持不同政见的余懋学、汪文辉（御史），并要担任右副都御史的胡执礼会稿，而胡执礼知其诬陷他人的原委而拒绝签字，并义正词严地公开抵制，说“杀人、媚人我不为也。”充分表现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万历四年（1576年）出京南巡，当了几年应天府巡抚都御史。
  在胡执礼出巡南方和在南京任职的前后十几年间，黄河、长江水患频繁，虽经明太祖诏谕全国治水二百余年，但是，灾害未减，长江尤甚。胡执礼在南巡的数年间，了解掌握了治理长江水患之计，上疏“请先浚吴淞长桥黄浦”。巡抚都御史海瑞，巡抚御史林应训等也反复提出并力主疏浚长江太湖流域至长江入海口的诸江、湖、港、河、塘的兴民从利之计。经朝廷研究，决定了治理方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水患大减。由于这次较大规模的治理行动深得民心，朝廷一些要员逐步认识到了治理水患是安邦富民的重要举措，随之有都御史周起元、御史李谟、尚宝少卿徐贞明、御史王之栋、给事中祝世禄、巡按御史张慎等人反复上疏要求续治。于是皇帝采纳了众臣建议，对长江、黄河进行了一系列的综合治理，减少了水患灾害，扩大了垦植面积，达到了兴国利民的目的。
  胡执礼南巡期间，驻苏州、辖理南直隶江南诸府及江北安庆府一府。当时，江淮一带盗贼很盛。胡执礼除严肃朝廷法律，严加治理外，还晓谕各府、各卫官员恪守执行，广泛宣传朝廷律令，促使一些一触即发之隐患很快消匿，江南一片安宁。他因而得到了皇上的特别倚重。不久，又调回朝廷，升任了户部左侍郎（户部副职正三品），主管总督仓场要务。这样以来，使张居正更为嫉妒，胡执礼遂遭到了流言蜚语的中伤。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夏，他因病归里。回到永昌后，他不以朝廷大员的身份对待事物，而是处处谦虚谨慎，筹置学租三百余石，帮助办学，为培养永昌人才劳神出力，令后人十分崇敬。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一些老臣向年轻的皇帝进言，推荐胡执礼，于是，皇帝诏胡还朝，仍然担任户部左侍郎兼南京户部右侍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建制，也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在此期间，皇帝特别器重胡执礼，常被召见问事，褒谕有加。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北各省连荒，民多流离失所。胡执礼奏请赈灾，救活了无数老百姓。万历十七年（1589年），胡执礼积劳成疾，卒于京邸。胡执礼死后，皇帝特别关照，“优恤备至”，以胡执礼在职时政绩卓著，赠户部尚书，赠棺椁，派员护柩于永昌卫老家安葬。朝廷还为其敕制墓铭，谕文诚恳。胡执礼葬于今永昌县城南二里赵家庄村（胡墓于1958年平田整地时挖毁，出土墓志铭和木供器多件，并有官衣官帽，毁），朝廷诏令供入乡贤祠。
  胡执礼仕途生涯近三十年，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虽受到张居正排挤，但他一生为国为民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朝廷肯定。他还得到了刑部尚书、明代文学家，被誉为当时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赞誉，王在饯别胡执礼诗中，对胡评价很高，推崇备至，兹录于下：
  送别胡大中丞还京二首有序
  大中丞雅斋胡公入佐司徒，贞以多病里居，不获躬从。父老卧辙清留聊成二律，以壮行色。盖公之功德，人能诵之；而公之苦心，人不能尽知也，故于结语中深致感云：
  关西清白古来传，数到胡威更莹然。
  新转地宫饶建地，近从天语见回天。
  寻常八座人犹美，四十三台尔最贤。
  唯有苦心真绝处，青灯课子泪痕偏。
  吾云将送画熊车，乞借先知寇不如。
  主计入陪萧相府，阜财能用范卿书。
  穷檐尽属吹嘘后，乡土争承咳唾余。
  渐老杜陵怀旧功，春风寂寂浣花居。
  胡执礼是封建士大夫中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是一个清官、能臣。但由于时政多弊，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胡执礼死后，本县人民先后于明、清两朝，在永昌县城为他立了“早岁登瀛”、“志存报国”、“黄甲开先”三坊（民国早期毁）。胡府也建在永昌县城，百姓称阁老府（“阁老”是县人对胡的尊称），民国早期毁，后来这里又建起山西会馆，百姓称东会馆。199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重修了阁老府，以示纪念。
  胡执礼祖父胡景华，弘治岁贡，以其孙胡执礼功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亲胡岳，以其子胡执礼功初赠承德郎，吏部主事；再赠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三赠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四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张氏，母刘氏，皆封淑人。胡执礼元配陈氏，淑配张氏，共生三子一女。长子胡大年，以恩荫任户部郎中，授湖广常德府知府，升川东道，封中宪大夫；次子胡有年，天启举人，任国子监学录；三子胡允年。一女嫁甘肃总兵雷龙子。胡执礼孙胡养正（大年子），崇祯岁贡，河南河阴知县。胡执礼曾孙胡师容，养正子，由武生入武，任洮州守备。曾孙胡师寅（一说养正子，一说非直系）由武生入武，任永昌中军守备，康熙年任水泉营守备。
  善于用兵的郭琥
  郭琥，永昌人，祖籍福建。嘉靖中从戎，文武双全，素负盛名。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任永卫指挥，期间，征战羌羊沟、乌牛坝等地，多次立功，升姑臧（今武威）守备此后，经常与河套一带来犯之鞑靼作战，战无不克，屡晋官至古北副总兵。郭琥经常研究兵法，善于将春秋、战国时期及秦汉以来的很多生动的战例与手下将领一齐讨论，并讲给士兵听，很受时人敬佩。一年，河套一带的鞑靼大肆入侵，抢夺民间财物，郭琥奉命击敌。他在征战中，不是硬打硬拼，而是运用了古人作战时的计谋，设置伏兵，出击少数骑兵引敌，假败，敌人追击中，突然伏兵四起，鞑靼以为神兵降临，撤退败走。遂调升郭琥为山西镇守。不久，山西土官张同反叛，暗通鞑靼进犯，围困老营。在官军各路人马还未到达时，郭琥乘敌人未站稳脚跟，便指挥自己的一支队伍单师出击，以迅猛的攻势攻击敌人大营，斩首千余，敌人大乱，各自逃命。夺敌人的粮草、马牛无计其数，保住了孤城。朝廷降旨，以功升任左都督，授光禄大夫，驻守大同镇。皇帝敕封子孙五代世袭都指挥使。明清时期，永昌卫（县）城曾为其立“三边挂印”坊。
  勤恳持政的沈再思
  沈再思，永昌人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举人，历任河南太康、四川南溪、山西襄陵知县，山西苛岚州知州。沈再思每到一处作官，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老百姓认真办事，公道正派。后任湖广辰州通判，管理关税，执法严明、勤政廉洁，对于那里的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采取抚慰政策，老百姓都很爱戴他。封奉直大夫。永昌县城曾为其立“世沐天宠”坊。
  重视教育的郭昌泰
  郭昌泰，字亢宗，山西榆次人，贡生。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59年—1763年）任永昌知县。郭昌泰上任后发现，永昌县一百多年来，登科第者仅三人，所以，他认为永地处于边陲，士气抑塞，风教不化，是因为教育不发展，读书人太少的缘故，必须建立学宫书院，提倡读书学习。于是，他同地方上的邑绅、贤达、义士共同商量，倡导办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筹，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带头捐俸银三百两。在他的倡导带动下，本县的大小官员，地方绅士，名流义士纷纷捐银二千多两。他把二千两银贷给商行，所生利息供教师和学生的生活费用，以其余的在县城西北隅购买旧宅院一所，对其进行整理修缮，二十八年（1763年）竣工，将其作为书院，取“云蒸而益上，其象为升；川流而不息，其象为恒”之意，命名云川书院，规模可观。书院落成后，本县人黄时（副贡）首任书院山长（讲学之外，总领院务），并撰写了《创建云川书院记》。云川书院从乾隆二十八年建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永昌县高等小学堂至，历时143年，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人才，功绩卓著。
  台湾籍知县林昂宵
  林昂宵，字丛圃，台湾举人。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778年—1780年）任永昌县知县。在任期间，林昂宵与蒙古族行政长官共同勘定原属永昌县双湾乡的昌宁湖与平泉等处的边界，并商定了处理汉蒙农牧民在耕种、放牧、生产中有关事项的协定，使蒙汉人民群众得以和睦相处，受到了当时永昌民众的赞誉。
  地处永昌县北部的双湾乡（1982年划金川区管辖），北面和东北面的平泉和昌宁湖一带，原来与内蒙古的额附部落相邻，以墩、泉为界。墩泉以内的东湾、西湾（现称双湾乡）的永昌县居民从元、明时期就一直在这里从事农业耕种和畜牧业放养。清康熙年间至雍正年间，由于朝廷鼓励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在这里从事垦牧的永昌居民甚多。到乾隆三年（1738年），活动在平泉和昌宁湖以北的蒙古族额附部落首领阿咨提出定界，经督宪（省级长官）会同理藩院（朝廷管理民政的机构）共同勘查，最后决定，仍遵旧址，上报理藩院审批。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理藩院批复立案。从此，汉、蒙两族人民相安30多年。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蒙古收税官员越界到永昌县所属的宁远、双湾向农牧民索收草头钱米，因而出现了变故。为了不致酿成蒙、汉民间纠纷，当时任永昌知县的林昂宵不辞路远艰劳，亲临现场进行核查落实，把详细情况报告给凉州府和甘凉兵备道，请会同蒙古行政长官详查处理。经甘凉兵备道道宪、凉州府知府会同蒙古台吉策本护满常加喇那和阿拉善王及永昌县知县，亲往昌宁湖一带进行的实地查验，双方议定：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起，蒙汉双方各自遵守原定界线规则。如有内地汉民越界外出至西山或芦沟套一带打柴者，可以按照宁夏赤木口每车柴给米一升的例子，付给蒙民代价。如果蒙民来内地插帐给汉民代放牲畜的，汉民也应付给他们合理的报酬，但蒙民要遵守汉地的规矩，不得在内地滋事。以往汉民在靠近边界的蒙民地域耕种，多带家眷或修建房屋者，易引起纠纷，此后在春夏秋季节内，可搭临时窝铺，庄稼收拾完毕后撤回去。协议达成后，蒙汉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林昂宵本着互相尊重，互让团结的精神，妥善处理了蒙汉民族的纠纷。他不思安逸、诚心为民的为官至理，博得了当时永昌官绅和广大百姓的高度赞扬。正如《永昌县志》上记载的：“林昂宵才足理剧，事不避难，与蒙古长勘定昌宁、平泉等处边界，百姓耕牧，得以不扰，盖能尽心于民者也。”
  心系民众的李登瀛
  李登瀛，字仙洲，号韦斋，蒲城举人。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冬赴任永昌知县。在任的几年内，他做了许多令后人怀念的事情。李登瀛充任永昌知县的第二年二月，武威都统衙门派来了一位姓李的人，索收武威都统衙门所用差役每年向永昌县收取的银子一百二十两至一百四十两。李登瀛问来人收取何银，并查阅了案卷，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曲直。事情原来是这样：凉州原设将军衙门和都统衙门，所用差役，初期按规定，都由武威县招募、充当，朝廷按额役拨银。乾隆四年（1739年），有一个不了解情况和不清楚规定的官员仅以将军都统镇守五凉为由，将各项人差费用命令五县按粮摊派，“名为均役，实则祸矣”。永昌县共摊七名，每人每年交帮银十八两至二十两不等，每年应向武威都统衙门交银一百二十两至一百四十两。武威、永昌、镇番（今民勤）、古浪、平番（今永登）五县都摊收这笔帮银，这实际上是一项不合法的捐税。按理说，凉州设将军衙门和都统衙门，上面给了额设人役，这些人的经费，朝廷按规定已拨给了凉州，凉州不应该再摊派的。乾隆四年（1739年）以后，在这里任过职的官员，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乱摊乱派是违法的事，但是，几十年来，他们中间竟没有一个人心系民众，抵制此事，何其哀哉！可是，李登瀛就不是这样，他弄清楚了此事的原委以后，“不胜心寒”，把索收帮银的人“喝斥而去，未为办理”。之后，武威都统衙门还不断发函催要。李登瀛愤怒之下，给武威都统衙门写了“乾隆四十八年知县李登瀛禀本府不应供支都统民役议”，把他从卷宗里查阅到的根据、事实以及几十年来永昌共上缴的有据可查的帮贴银五千两以上的数据和不应再交的理由细细地作了阐述，并劝说了都统衙门官员应岸勒此举。李登瀛的奏章获准，为永昌、武威、镇番、古浪、平番各县百姓减轻了负担，深得百姓赞许。李登瀛非常关心和重视教育，他到永昌后发现原有的云川书院供应匮乏，就采置闲田，招民耕种，其收获交纳于仓，供云川书院的开支。他又发现小孩子无处上学，便资助俸银，在县城东南隅建立义学一所。他在查阅一份在押人犯的档案和审察其犯罪事实中发现，在押人犯的案情与事实不符，且与邻县有牵连，于是，他向上面汇报了情况，经他细致调查，弄清了案情，妥善处理了案件，没有冤枉好人，惩治了坏人，得到老百姓的拥戴。李登瀛在任几年，大力提倡植树，在县城城壕边栽种了不少杨树。后来绿树成荫。他重视农业、畜牧各业，号召百姓兴修水利，扩大种植。特别值得后人称颂的是在他的主持下，聘请进士南济汉为主纂，编修出永昌县第一部较完整的《永昌县志》，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财富。他还主持修文庙、建神龙祠等工程，为永昌人民的各项事业费尽了心神，永昌人民世代不忘他的功绩。
  两部县志主纂者南济汉
  南济汉，字汇东，号斗岩，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享年86岁。南济汉原籍顺天香河（今河北香河县），七世祖南才，原任金吾右卫世袭指挥佥事，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调永昌卫指挥佥事，携家迁永昌卫，成为永昌籍人。南济汉家族从南才到南济汉儿子南棠共十一代，其间就有三代人编修过永昌地方志。其中，南济汉的六世祖南魁，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继任世袭指挥佥事一职，后因屡立军功，升为行都司佥书，掌握永昌卫军政大权。他在万历中，与卫指挥同知赵光远共同倡导，由赵光远主纂，与邑绅共同编纂了《永昌卫志》一册。后来南济汉在编纂的乾隆《永昌县志》循良传中说，赵光远暇与邑绅纂志一卷，今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这是永昌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地方志书。于是，南魁捐银将此志书刻成版，藏于家中，没有印刷。南济汉在编纂乾隆五十年（1785年）县志时，把卫志的资料用在了该志书上。南济汉在纂修清嘉庆《永昌县志》时，子南棠参与编纂。所以说南氏三代都参与了永昌方志书的编修，真是难得。
  南济汉，自幼聪颖好学。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初授礼部观政，待职在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被永昌县知县李登瀛聘请为县志主纂，他和方毓伦、谢弼翰、郭兴尚共同纂成了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十卷。此后，历任湖南安福（今临澧县）、衡山知县。他在这两县任职中，很有声望，“俸廉而外，一芥不取”，旋升牧丰州，循声益著。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久居仕宦，使子弟勿于奢华，非素志也。”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南济汉辞官归里，路过西安，没有了盘费，同年好友周勉斋知道了此事，设法为他筹集路资。周知道南济汉写得一手好字，就大力宣传他的书法工夫，结果，持金求字者盈门，因此获白银千余两，才得以携眷归里。回到永昌，任云川书院主讲，诲人不倦，为永昌县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13年—1816年），他兴文社，又一次秉笔纂修成了《永昌县志》八卷，称嘉庆二十一年本。他一生两次著修县志，留下了珍贵而系统的永昌地方历史文献，为后人敬仰。
  南济汉为什么一生编修了两部《永昌县志》呢？原因大约有四：一是知县李登瀛的倡导，李说：“激扬风励，莫重于志，显微阐幽，亦吾辈事也，前志附于五凉者（五凉志）过于阙略……诸公应共襄斯举。”时逢威世，于是南济汉毅然受聘为主纂，秉笔修志；二是南济汉热爱家乡，对永昌充满着深厚的思想感情，他二次修志时不顾年迈，不辞劳苦，排除了各种困难；三是受了先祖南魁支持赵光元编修《永昌卫志》，捐资刻版收藏，为了地方文化建设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的影响；四是在父老乡亲们的“不可再误耶”的热切期盼中，在富有远见的官吏和耿诚心洁的士绅以及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他便与乡邑再度修志。
  南济汉主纂的清乾隆五十年《永昌县志》的成书，共花了一年多时间。共设十卷：地理志、建置志、风俗志、祠祀志、兵防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杂志、艺文志。卷首设县域图、水利图以及学宫、书院、县八景图，约8万字。30年后，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全国又一次普遍修志热潮到来之时，“乡君子复商及此，不禁瞿然曰：‘不可再误耶？’”恳请他站出来担当修志重任。这时候的南济汉进一步深深感到编修志书的艰难所在。他以为：“志关得失，寓讽劝，有人所欲言，非志之所得言；亦有志所得言，非余之所敢言。以地著之人，预掌故之务，直道为公，良不易平。”很多主持公道的乡贤士绅一再劝他勿理小人之言，振作精神，为民造福。在乡亲父老们的热切期望下，出于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和盛世修志之需，他觉得：“我永昌当西域通衢，凡建节使者轮蹄所至，与夫游人携屐，豪客停骖，往往披览邑乘，用觇风景，是诚未足辱观。所冀永之人，家置一册，得晓然于乡国情形。”于是，他不顾年迈，抖擞精神，率儿子南棠与本邑同仁再度修志。自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15年—1816年）一年时间内成书。全志共八卷，为地理志、建置志、水利志、兵防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艺文志，约7万字。这部志书比乾隆五十年的那部志书有了很大的改进，如将乾隆五十年本中附于地理志中的水利条，在嘉庆本中升格为水利志、突出了水利这个重点。又将风俗志和祠祀志裁剪，并入地理志和建置志，尤其对祠祀志中那些封建迷信的祭品祭文等的删去显得很有见解。删去杂志，将杂志中有用的“流寓”、“耆寿”条移入人物志，其他地方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体例门类的安排上作了这样的调整和增删以后，嘉庆志总共成为八卷，使后志比前志更趋紧凑，体例篇目更为科学合理，突出了重点，精炼了内容。他又一次把乾隆五十年以后到嘉庆二十一年共三十年的地方百科资料记载了下来。这部志书之所以在一年时间内就成书，正如作序言的吏部观政黄在中所言：“先生景仰前徽，网罗散失，自归田十年来，搜览残编断碣，偶得其人一二事如宝拱璧。”为了写好这部志书，他踏遍全县山川僻乡，访问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关键一环，促成他成功地撰成了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的编纂是永昌历史上一件大事，受到了永昌人民和邑贤士绅普遍赞颂。
  “青天”官吏蔡发甲
  蔡发甲，（？—1830年），字梅生，永昌县六坝人。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举人。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在山东费掖县、新泰县任知县时，每到任，他首先布衣便履，深入乡村，察看农桑，了解民情。当他掌握了民众的疾苦后，就上书朝廷，适当减免灾情后给国家应交的赋税。同时，他教育百姓勤耕勤织，发展生产，多产谷粟，以资温饱。后来，老百姓都知道了经常深入民间的布衣之士就是蔡知县，无不投以敬佩的目光。蔡发甲的作官宗旨是：欲正其人，必先正其身。他每到一县作官，无不严加管教手下大小胥吏，不仅规定一些条款让大家遵守，还不断地“兼施教诲，为陈利害，言因果。”他教诲大家，凡于百姓有益的事要大胆去做，凡于百姓无益的事一定不要做。如果谁要自作聪明地硬去做，一旦被揭露出来，后果自负。所以，他周围人员都能做到自勉自洁。蔡发甲还很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和民风的感化，他主张要多读书，学文化，民众之间应多以书理教化，发扬相让互助之精神，就是父兄之间和父辈劝惩子弟，也应以书役化之，以道理育人，不要施以辱骂和体罚，因之，民风民俗渐趋优化。
  蔡发甲，对中国历史上有关农业和农田水利方面的书籍都很熟知，而且他自己对这门学问研究得很是深透。在山东作官期间，他教育百姓开荒种地，引水灌溉，发展生产。因此百姓之间争水、争界的诉讼案件也就多了起来。由于蔡发甲对民众之间的这些事情了解深透，每每判案都很准确，处理公正。由于蔡知县是几十年来，最关心百姓、最勤政廉明、最无私无畏、最公正操节的好县官。因此，老百姓普遍呼他为“蔡青天”。蔡发甲政绩卓著，后升迁为滨州知州。当时滨州地界邪恶较甚，扰得社会不得安宁，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朝廷调蔡发甲去滨州，也深知他善用安邦抚民之策蔡知州上任后，首先摸清了滨州社会症结所在，然后采取惩抚相结合的策略，发动群众揭发邪恶势力，使邪恶无处隐藏。对屡教不改者，坚决进行镇压；对改恶从善者，给以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豪强也敬惮”，滨州的社会秩序一片井然。蔡发甲也深得民众拥护和爱戴。后卒于任上。
  蔡发甲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考取举人后，为家乡做了一件好事，邑人至今不忘。蔡发甲家居今永昌六坝乡，老百姓把永昌以东的今东寨、六坝、南坝这一片地方称东乡。这里历史以来，都浇东大河的水。东大河口，过去叫转涧口，今称头坝口，东大河的水就是从这里分配到以上三个乡和武威县西部几个乡村灌溉的。在清朝和民国时，东大河的水比现在丰富得多，但是，河口处没有拦水蓄水设施，降雨后和在天旱时，只能眼睁睁看着河坝里的水流到老河床去。由于水少地广，上游浇了，下游浇不上，常常因浇水不公，发生纠纷打斗事件。蔡发甲对农田水利颇有研究，他琢磨出了一个科学的增水分水办法：他让大伙平时分摊义务，由大户砍树枝柴草，捆成大小不等的“梢柴”，提早运到头坝河口去，待到发大水时，由贫困农民出工，把河水压到总渠里；在各支渠渠首都镶上一个水平的横木为闸，按各支渠所耕种的实际土地数量和人口数量多少，按比例在各闸划分若干宽窄不等的档板，以多放挡板和少放挡板掌握渠水数量；这样，总渠的水多了，也能够公平地分配给各渠。各渠以同样的办法，分配到农户。这种分水闸，后来群众叫它“公平闸”。第一年下来，老百姓普遍多浇了地，但是，又普遍反映，水大冲田地。因为永昌东乡，总的地形趋势是南高北低，且落差大，所以，水流到地里从南头到北尾，就会在田地里冲出大小不等的若干沟槽。对这个事，蔡举人又想办法，发明了一种开沟器，也就是以三尺长的一个木耙，后来发展成七尺长的木耙，由牛、马拉动，开沟扶塄。这样开的沟，就叫“对坝沟”。这样一来，在一块地里，顺着地形高低，拉上许多小槽，浇水时，只要在地头的每个小槽里都放进水，水就顺槽流淌，既冲不坏地，又能把水浇得均匀，渗水多，保墒好。蔡举人发明的这种“公平闸分水，对耙沟浇地”的办法，增产明显。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东河地区的“对耙沟”浇水的习惯还在使用。
  主讲云川书院四十年的黄时
  黄时，字子楷，清乾隆年间贡生。博览群书，文采出众。尤长于诗赋。曾受到凉庄道、凉州宪副张之浚的称赞。他热心教育，诲人不倦，曾在永昌县云川书院主讲四十年。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注在了永昌的教育事业上。黄时主讲云川书院期间，治学严谨，他在《创建云川书院记》里说：“为师者，要阐明经义，培其根柢，然后参之诸史子集及秦汉以来之文，旁通触类，最终要使学生贯通融合，掌握其思想精髓……成教于一时，维道于不坠。”他不但主张学生要学好功课，而且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他要求自己身教重于言教，处处给学生作表率。四十年中，为永昌县培养出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后人怀念不忘。黄时的遗文《创建云川书院记》和咏永昌八景的遗诗，载于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今录诗两首，以飨读者：
  金川潺声
  何处松翻万树涛，旋疑骤雨过林皋，
  驱车石硖行频折，侧耳金川咽复号；
  旦暮冲撞千布硙，风云呼吸四山高，
  还以鼓棹寻声去，水阔天清兴正豪。
  北山狮伏
  岿然何日孕灵胎，恍是文殊坐下来，
  崖侧怒蹲惊象兔，柱头冥契吼风雷；
  睇烽北峙长为镇，嗤雪冬妆暂已颓，
  射石将军曾误虎，操弧过此莫轻猜。
  一生从事教育的王裕基
  王裕基，字伯余，永昌县人，约生于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年），卒于民国28年（1939年）。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丁酉科拔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补行庚子科举人。曾任宁州（今甘肃宁县）州学学正，“掌教育所属生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通令停止岁科考，书院一律改学堂，永昌县云川书院改为“小学堂”。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颂布《小学校令》，永昌县小学堂改为永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王裕基任校长。民国5年（1916年），将清时儒学从文庙迁至东大街，劝学员长改为劝学所长，由王裕基首任所长。民国7年（1918年）在永昌县城西街小庙成立“女子初级小学校”，王裕基任校长。约于民国18年至24年（1929年—1935年），王裕基任过永昌县教育局局长，期间，还曾为永昌县城“短期”小学兼课。1935年辞职。之后的几年里，他在自己的家庭院落中开办了家学，与方尔泰共同授课。家学主要收教一些贫困人家的子女，深受民众赞扬。
  王裕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永昌县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治学严谨，办学有道，管理有方，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他对待老师既严格又平等，从不以权压人，教育学生文德并重，国事为大。不分贫富，平等对待。在师生和民众中声望很高。
  民国6年（1917年），“适奉续修县志之檄”，在县令闫权主持下，由邑举人王裕基任主修，与马东壁、张植福、萧鸿泰、郭树祯续修了《永昌县志》一册，共8卷，约三万七千字。虽这部县志“体例仍沿旧志”，但自嘉庆志以后约110年并未修志的情况下，永昌历史湮没甚多，幸有王裕基先生担当此任，“呕心沥血，精考详释”，纂成此志，为永昌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
  王裕基一生不畏邪恶，为人正直，支持进步。1936年红西路军进驻永昌后，他亲自书写标语，动员老师、学生于街头张贴，还给红军送了旧衣物。他的女儿王金桂、王金莲（当时是县城女子小学老师），也积极与红军女战士配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红军西进后，马步青部属和地方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抓捕了不少区（县）、乡苏维埃政权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老百姓，王金桂也被抓了去，经受了严刑拷打。他多次出面营救苏维埃主席狄万川和女儿王金桂，营救狄万川未获成功，只营救出自己的女儿。王裕基提倡重视地方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民国17年至19年（1928年—1930年），还主持维修了永昌文庙，对北海子园经常进行管护。
  活在永昌人民心中的刘理运
  刘理运烈士（1906年—1936年），系湖北省红安县人，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在红军转战川陕时期，刘理运带领全团英勇作战，被四方面军总部授予“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团的称号。1934年10月，调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1936年红西路军强渡黄河，挺进河西，九军一路克敌，连战连捷。11月23日，九军到达永昌县八坝，令二十七师驻守永昌县城东二十里堡、十里堡一带。当时正值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时节。二十七师的全体将士以红军特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地广人稀、缺乏粮食来源和弹药补给，战士们单衣赤足，部队严重减员等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与敌对峙近一个月。12月19日至24日，敌马元海部纠集5个旅和7个民团，轮番猛攻东二十里堡、十里堡和八坝一带的红九军各部和二十七师防线。重点部署在东二十里堡的二十七师，在师长刘理运带领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消灭敌人几百人。但是由于兵员无补，弹药极缺，形势日益严重。12月25日，马元海集中千余骑兵和五个民团的步兵，向二十七师阵地疯狂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战斗中，刘理运和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
  为缅怀革命先烈、发扬红西路军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教育后人，1988年8月1日，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在永昌县革命烈士陵园为刘理运烈士修建了纪念亭，立了纪念碑。为红军西路军在永昌牺牲的全体将士建立了纪念碑，并由原红西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元帅在碑上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字样。
  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领导人张仲科、狄万川
  张仲科，汉族，永昌县城人，木匠，1918年出生，1937年牺牲。1936年12月，红西路军创建永（昌）山（丹）革命根据地。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苏维埃各基层政权人民代表、红军指战员代表和城内外部分群众共一千余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红军指战员为主体的13人组成的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委员会，选举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成立了青年大队。张仲科当选主席以后，他和铁匠出身的苏维埃政府成员冯怀义，组织城内外铁匠、木匠四五十人，在东街南家院红军兵工厂，协助红军熔铸马尾弹壳，锻打大刀长矛，修理受损枪械，碾配制造火药，组织木工砍伐树木，协助部队架设城堡防御围栏，并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12月27日红军撤离永昌县城时，张仲科和王思福随部队到水磨关后，即离部队去祁连山躲避，不料被敌人发现捕捉。1937年1月上旬，张、王二人被解押到敌军骑五师驻永祁明山旅，遭到了敌人刑讯逼供，受尽了酷刑，但他们坚贞不屈。后来，他们被转押到武威敌骑五师师部。3月，两人均被杀害于武威新城南城壕，为革命光荣牺牲。
  狄万川，汉族，永昌县原北海子乡黄家学村人，农民，1901年出生，1958年逝世。1936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进永昌，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县城天祝教堂。红军在加强防务的同时，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维持社会秩序，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与各界协商，成立了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推举狄万川为临时政府主席。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及红军指战员为核心的政府成员，狄万川当选为政府副主席。狄万川在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和苏维埃区（县）政府领导下，和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一道，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侦察敌情，动员人民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贡献突出。12月28日，红西路军撤离永昌西进，国民党部队进入县城大肆搜捕红军残伤人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狄万川等在武当山被捕后遭到了酷刑拷打，踝骨被砸碎，后保外就医。解放后，狄万川积极帮助人民政府开展各项工作，曾当选为永昌县第一次至第九次（1949年至1953年底）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并被选举为一至九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农民协会副主任、县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1954年，当选为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病逝，终年58岁。
  民主爱国人士张肃廉
  张肃廉，永昌县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卒于1975年9月，享年63岁。
  张肃廉于民国20年（1931年）毕业于武威高中。先后在永靖县、兰州市、武威县、永昌县银行任职。解放前夕，在永昌一中任教师。1949年永昌解放，张肃廉继续在永昌一中任教。张肃廉虽系旧职人员，但思想进步，学行修明，积极拥护党的主张，拥护人民政府，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热情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被选为永昌县第八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4年6月，永昌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全民普选中，被选为永昌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的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和第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都被选为人大代表。并从1958年第三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到1966年“文革”前的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一直当选为永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他参政议政，帮助人民政府宣传各项政策法令，推行各项工作，为本县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肃廉从事中学教学工作将近三十年。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生活简朴，勤于职守，广泛团结同仁志士一道工作。在教学上从严要求，提倡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对学生的品德培养，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思想好，毕业后，能对国家对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永昌县教育事业，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
  张肃廉爱好甚多，书画颇有造诣。他的楷书古朴苍劲，刚劲峻逸；他的国画“墨葡萄”、“墨菊”、“墨牡丹”，曾于20世纪50年代和1964年发表在甘肃画报和甘肃日报上，可谓永昌县现代书画名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
  张肃廉还是永昌县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很有名的中医，曾受到武威名医权爱堂、席梁承的赞许。他的父亲是永昌、民勤、武威三县遐尔闻名的兽医，他从小就随父读医书。高中毕业后在武威、兰州任职员期间，他酷爱中医，刻苦攻读中医书籍，因而掌握了大量中医理论；他还拜求武威名医权爱堂、李国栋，获益良多。由于他从不间断学习和研究，他的中医理论造诣高深，临床经验丰富，特别是对伤寒、疑难杂症和肝炎、肺结核、消化系统疾病有很多绝招。斐声永昌、武威等地。他一生写下了不少中医、中药方面的著作，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全部抄毁。由于家庭出身地主，张肃廉这位多半生从事教学工作的民主人士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遣送本县红山窑乡劳动，蒙受打击十年之久，后含冤去世。1978年，全国开始了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永昌县在第一批平反冤、假、错案中，为张肃廉先生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人民公仆秦如哲
  秦如哲，山西临县人，1924年7月出生，中学文化程度。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绥边区公安总局任侦察员。1949年5月随西北野战军进军西北，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在兰州军管会公安处任侦察副科长、科长。1953年任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1955年任局长。1957年被错定为右倾而停职，1958年4月被错定为右派，1962年6月彻底平反。次年7月复被任命为兰州市公安局长。1965年9月调镇原任县委书记，1972年9月调永昌任县委书记。1978年3月任武威地委副书记，1980年10月，经省委批准离休。
  1972年8月，秦如哲调任永昌县委书记。当时和以后的几年里，永昌县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正在深入发展。“文化大革命”仍在延续。穿插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各项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如1973年的反极右、反复辟、反回潮；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5年的学理论、打“土围子”、打“还乡团”；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查“谣言”等。秦如哲作为县委书记必须贯彻执行，但这种贯彻执行在秦如哲心里掌握着一个适当的尺度，一切政治运动以不过分地影响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为原则。他在镇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调查分析了永昌的县情，他认为：永昌是“四清运动”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虽然还在继续，但大乱时期已经过去，县委已成立，领导权威已恢复，两派群众组织已取消；“四清运动”和“文革”造成的后遗症相当严重，派性顽固、人心涣散、情绪低落、怨声载道、纪律松弛，人们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已十分厌烦，只是不敢明说。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他抓住了这个时机，掌握民心深处的期盼，决心把毛主席的号召和周总理指导的农业学大寨摆在首要的地位，通过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脚踏实地搞建设，全力以赴抓生产。秦如哲以非凡的意志和胆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坚定果断地开始了他在永昌要实现的几个大目标。
  学大寨
  永昌县从1964年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了农业学大寨活动，曾经制定过《农业学大寨发展规划》，召开过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组织1300多名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赴大寨参观学习。1971年就提出了粮食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500斤）的指标。但是，由于正处在“四清运动”和“文革”两个政治运动中，学大寨收效不大，生产效益原地徘徊。秦如哲到任后，他的奋斗大方向一确定，就同县上一班人紧密团结，依靠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了落实规划的几项具体措施：
  一是适度深翻土地。二是加快水库修建，蓄水保灌溉三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四是增加土壤肥效。
  由于秦如哲带领县委一班人扎扎实实学大寨，1973年起，永昌的农业生产走出了徘徊局面，每年平均增产粮食200万斤，一年一个新台阶。经过了几年苦干的永昌人民，每年都获得了粮油丰收的喜悦。他们对县上提出建成大寨县的号召，积极拥护，并同心同德，齐心合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农、林、牧、副各项生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97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1000万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6260万斤，留到集体和社员手里的粮食15000万斤，每人平均750斤；油料总产725万斤，为国家提供商品油100多万斤；养生猪79227头，向前迈了一大步。1976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按照中央提出的大寨县的六条标准评比，确定永昌县进入了“大寨县”行列。全国2150县，评出“大寨县”123个。在甘肃省85个县中，评出敦煌、永昌两个县为“大寨县”。
  正党风
  敢于翻错案 1973年9月，他向省委寄了一封信，建议复查永昌“四清”申诉案件。不几天，省委有关领导给秦如哲谈了话，交待了“原则上不甄别复查”等三条。当时秦如哲很气恼，他认为：我眼皮底下这么多冤假错案，不能复查，不能改正，我当的什么官、掌的什么权。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秦如哲又一次给省委书记宋平、副书记冯纪新写信，建议复查永昌“四清”案件。不久省上召开会议，同意复查问题。于是，县上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抽调精明强干的40多名干部，对全县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审干、肃反、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被处理的5123人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复查，逐一落实，按政策给予了平反。对县委书记郝龙的奇冤大案，召开了千人大会公开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了历史以真实面貌。
  大胆重用知识分子 “文革”把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因为是“老九”，各级领导掌握的一个原则是：只使用，不重用。就是怕犯“方向路线错误”、“立场错误”。秦如哲到永昌后，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发现了轻视知识分子，实质上是个党风不正的问题，要搞好农业学大寨，要建设社会主义，不重用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从1973年、1974年开始，逐步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提拔，首先在公社配备大学生副职。到1975年底，仅从在“文革”毕业的大学生中，有近二十人被提拔到了副科级领导岗位上。全县十二个人民公社都配上了大学生副书记或副主任。这些同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们个个发挥了聪明才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有的还担任了市县党政的重要职务。
  不以权谋私 按他的话说，“我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群众就会骂我是个骗子，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秦如哲在永昌时，永昌跟全国一样，很多物资都是计划分配。国家职工每月凭粮油供应证购买面粉28斤、油品4两。秦如哲在永昌的五年时间里，从没有违犯规定，向粮站或向农民多买一斤粮、一两油。他的兰州的几个朋友知道永昌是产油大县，托他为他们买几桶清油给职工分配，他都耐心解释，婉言谢绝了他下乡吃饭总要付饭钱粮票。他也不允许干部在下面大吃大喝。他带出了一些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不多吃多占，劳动走在前，干群一条心的好干部，如西坡大队党支书魏兴才，郑家堡大队党支书王罗山，沟大队党支书曹万奎，陈仓大队党支书李文等等。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心里永远装着群众 1974年6月，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上定征购任务，秦如哲按增产年景的估产情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永昌情况，总产大约在一亿四至一亿六之间。省、地领导听了不高兴，要他按一亿八汇报，他顶了回去，得罪了上级领导秦如哲明明知道，如果顺应上级领导意图，肯定对他有好处，可是，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如果这样做了，20万农民每人一年连皮带毛273斤口粮绝对不够吃，必然发生外出逃荒的事情他坚定地说：“我不能胡吹冒撂，不负责任，让我们的衣食父母再饿肚子。”
  平等待人，关心他人 秦如哲到永昌后，从没有在干部职工和农民群众中摆县委书记的架子，总是平等待人，关心他人；做什么事，他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言行一致。叫干部群众做的事，他首先带头做，和群众同甘苦，同劳动，同流汗；不让别人做的事，他决不涉足一步。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对农民、工人、一般干部群众的事，只要找他解决，他从不拒绝、从不推辞、从不躲藏、从不敷衍。能解决的马上帮助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总是耐心解释所以，永昌的干部群众提起秦书记，不是口头上而是从心底里佩服和敬重。
  当好领头雁，团结一班人共同奋斗 秦如哲在永昌要实现的扎扎实实搞建设和身体力行正党风两大目标中，最首要的一条就是他带着县委一班人，坚持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增强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真正发挥了全县各项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他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汇聚成集体智慧，投放在农业学大寨的滚滚洪流里他们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千方百计让永昌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他们一班人中，没有一个人违背党的政策原则去做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图私利，他们真正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因此，秦如哲和县委一班人，给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永远美好的印象：他们公而忘私，他们勤政廉洁，他们光明磊落，他们是永昌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