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年），清朝政府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旋又加任钦差大臣至光绪六年十二月离开兰州，实际督办西北军务十二年八个月。
  左宗棠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又是洋务派湘系官僚的代表之一他在西北督办军务期间，镇压了回民起义，犯下了历史罪行；但他又率军平定了在美、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叛乱、公然分裂祖国的阿古柏，收复了乌鲁木齐、和田、伊犁、精河等大片新疆领土，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阴谋，为维护祖国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左宗棠在甘肃和河西督办军务期间，为进一步安定社会，筹备军饷。还根据各地实际，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教育等兴政措施：修筑道路、植树造林、整理田赋、盐务，举办捐输，禁鸦片、修水利、振兴农牧、蚕桑，兴办教育，赈济灾民。为各州、县老百姓办了大量的值得后人称颂的好事，老百姓至今不忘。他在推行各项兴政措施时，都要率先做出榜样，提出具体办法，督促各州、县推行，并制定规章，保证取得效果。
  整理田赋，改变田赋税则
  清穆宗同治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于是，清政府开始腾出手来对付西北的外敌。由于十年多的战乱，甘肃全省丧失几百万人口，到处是白骨黄茅、田地荒芜，数十里不见人烟。左宗棠要进军新疆，首先少不了调运大量的粮食。调粮的办法是：北路从包头向西运输，南路从镇番（今民勤）向西运输，这样以来，糜费以亿计。于是，左公总结历史经验，一面调运粮草，一面开发河西，就地筹粮。以前筹粮是摊派，左宗棠把派粮改为购粮，百姓容易接受。但在购买河西粮食时，不法粮商和贪官勾结，哄抬粮价，致购粮困难。左宗棠查清原因后，严厉镇压了奸商，严办了贪官，使购粮工作顺利开展。河西的产粮地区主要是武威、民勤、永昌、山丹、张掖、民乐、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玉门、敦煌。清德宗光绪二年（1875年）二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节肃州，由于西征军购粮数量很大，为了能够合理负担，便下令清丈土地，改变税则，增加田赋。左宗棠令各州县，按照新定章则，把土地分为川地、塬地和山地三等，每种按照各州、县原有的田赋总额，按此三等九级分摊，比较合理。又分为上中下三则。这里有个皋兰县的赋税规定，可看出赋额轻重，如川地上中下，赋粮分别为三升七合，三升二合，二升七合；塬地上中下，赋粮分别为二升二合，一升八合，一升四合；山地上中下，赋粮一升、七合、四合，最下下山地，二合。这样，赋由地生，粮随户转；富者无抗匿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稳定了田亩，增加了赋税。这是赋粮，也就是公粮。赋粮以外的征粮，是拿钱向老百姓购买的。因此，阻力不大。为了购粮运粮，左宗棠在凉州、甘州设立粮台，在肃州设粮车局，河西各县的粮食先运到肃州粮车局，再用官车将粮食运至敦煌总粮台。由于军粮数目庞大，在敦煌修建了不少粮仓。左宗棠在河西和包头两路筹粮的同时，还令张曜、宗庆两军军营赴哈密屯田，以供军需据记载，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年）永昌有人口25万，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有人口22万，但经过长达10年的回民反清战乱，至光绪四年（1878年）永昌仅有2356户、42800人。所以，清同治年间，左宗棠清丈田亩后，永昌县赋粮每年2千石左右，由于土地大量荒芜，国家拿钱购粮也不多，大约只能购到1000石左右。
  开渠凿井和发展农牧业
  据有关史书记载和老百姓传说，左宗棠从同治十二年八月赴兰州督办军务，察看了河西形势后认为：河西历经兵燹频多，尤凉州、甘州、肃州各县人口死亡多，川塬之地耕种不过十之三四，旱地更没人过问。玉门和安西一带，孑遗之民力能自耕的，不过十之一二，敦煌人民存者不过十之三四，地亩荒废大半。河西自西汉以来，逐匈奴设四郡，早为吾中华经营西域的要道。今日要收复新疆，也必先把河西的事情办好。第一步，要使老百姓安定下来，对最贫穷的安西、敦煌和玉门三州县，发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使他们不再流亡。同时，拨款兴办民屯和兵屯，以供军粮。对这里的水渠，也拨款整修。张掖开渠7道，又修复马子渠56里，灌田6800亩。肃州就临水河修筑七大坝。抚彝厅报开挖渠道，支银1775两。疏通了渠道、发展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与此同时，还整治了甘肃其他各地的很多渠坝。在河西兴修水利的影响下，永昌县的头坝河口也进行了修整。并在有些地方（包括永昌县的双湾乡）提倡打井、节约用水和实行精种增产措施。甘肃历来很贫穷，左公每到一州县，即发一处赈粮并设法使其地自救自养。比如他到今永登后：“到平番，见县属东西北各乡，劫余之民复里者百不存五，皆穴居野外，颠连无告之状，于是目击心伤。随发牛只，散籽种，给木料……”使永登地区在战乱破坏后，很快得到恢复。左公在永登，还令牧民旱地铺砂，抗旱改良土壤，使“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量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左宗棠推广这一经验，要求各地“仿秦王川法，用种嘉禾”。这种砂田种植的方法，至今一直保持着。左文襄公还鼓励西北民间种植棉花，其用意，一在代替罂粟、一在供给衣料，增加民间收入。他印刷了种棉的几种书籍，教民种棉。光绪四年（1878年），还在皋兰设立了纺织局。为解决人民穿衣的问题，他不辞辛劳，曾两次从湖州运桑秧到甘肃的很多地方，如在河西的甘州、肃州、安西、敦煌及新疆等地大量种桑养蚕。还在安西和敦煌设局，教民种养。几年内，使河西旧观大改。今永昌县清河地区气候温暖，同在武威县城附近，这里在民国时，就有不少人家栽桑养蚕、煮丝织袜，据老年人说，这就是左宗棠西征时教民众做的。
  筑路植树
  左宗棠出于军事的需要，对陕西通往新疆的道路普遍进行了整修和拓宽。左宗棠筑路，是从潼关开始，由东往西，横贯陕甘两省。在甘肃东北、甘肃西南以及到青海大通、湟源等地也修了不少路。后来大军进新疆，筑路也继续往西，北路直到精河，南路直到喀什噶尔。沿路所修的石桥、木桥不计其数。其道路之长，规模之大，可与秦始皇筑驰道相比。左宗棠筑路的用意，一是调动人马；二是转运军粮；三是传递文报。路面一般也很宽阔，大约三至十丈。左公在大量修路的同时，还在道路的两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五行。植树的作用，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左宗棠沿路植树，光是陕西长武境到甘肃会宁，共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树就有264000株，河西仅永登县境内就有78000株，河西各县沿路除沙碛外都种了不少杨树柳树。隆无誉著《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后人常说的“左公柳”、“左公杨”。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杨昌浚应文襄公之约西行，见道旁树，即景生情，吟诗一首；“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前面是吟文襄公的豪情胜慨，后面是改造了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意。次年左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云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新疆更繁盛，左公甚为感慨。由于左宗棠筑路植树的巨大影响和各级官吏的效法督办，今永昌县在原有的驿道和沿线驿站，即从武威到永昌到水泉子，种植了不少的柳树和杨树。解放后一些生于清光绪年间的老人说，在民国十几年永昌城至水磨关，还有一些杨树和柳树，就是左宗棠西征时栽植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砍伐了。
  修城修关
  甘肃的城垣，有在光绪五年（1879年）地震倾陷的，有在战乱中毁坏的。左宗棠督西北以来，对陕、甘、新各地州、府、县城垣，大都进行整修和扩修。甘肃仅兰州省城，先后修了两次，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外城长3300丈，内城长1180丈。左公驻肃州时，发现西北要塞嘉峪关失修已久，边墙四处坍塌，大车尽可自由通过，有关等于无关。于是，命防营修整，修好后，每日按时开闭关门，他手题“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字大于斗，安于关头。为此，山西灵石人何福塑写了一首诗：“左侯昔日受降归，酾酒临关对落晖。额书六字神飞动，想见如椽大笔挥。”文襄公于1873年8月攻打马四顽守的肃州城时，用重炮猛轰，历时一年十一个月，收复后城垣破烂不堪，左公立令驻防部队修筑加固。1876年左公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州城。把东西两面积沙，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直到城根。更引疏勒河水，环城挖壕蓄水，壕岸遍栽杨柳，呈现出塞上江南的景色。河西其他州县效仿者很多。永昌县城本也是在修筑之列，但由于经过十多年的战乱，老百姓由同治初年的22万人，减少到光绪初的4万多人，经济凋衰，财力缺乏，直到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县内财力渐强，才动员民众进行了修复，了却了左文襄公当年加固城池的心愿。
  左宗棠第二次驻肃州时，于料理军务之暇，浚修了酒泉湖园林。园林于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落成。并出告示告知人们，每年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八月中秋，任人游览，妇女不禁。
  后人逐步也就把泉湖呼作“左湖”。与此同时，左公还号召人民在肃州四大街和讨赖河岸种了不少杨柳，百十年来，酒泉人民养成了种树良俗，到处郁郁葱葱，绿树成荫。到解放时，酒泉城南门外，北门口还有几株四人抱不住的大树，就是有名的“左公柳”，可惜整理街道被挖除了，现仅在酒泉公园和玉门镇一带还存极少“左公柳”。
  禁烟毒
  自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以后，从同治到光绪，热心禁烟者可算左文襄公了。他西征中，一脚踏进潼关后，第一件使他吃惊的，就是沿途看到广大膏腴之地，不种粮食，只种鸦片，西北刚劲的民风，已变得奄奄一息。发给当地的赈灾款，人们不去买粮食而去买了烟膏，这使左文襄公叹为“真是岂有此理”有些地方城市十之七吸烟，农村十之三吸烟。左公因于此，于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开始禁种罂粟，他作成四字韵文的告示，刊印成册，散发各地广为宣传。他一面禁罂粟，一面劝种棉花。他让各道府督同厅县营汛四出挨查，还让布政使和按察使派员周历各村严密视看，违者不管贫富贵贱，决不许宽允。对官方军营包庇违抗命令的，坚决撤职查办因此，左公禁烟工作的效果明显，同时种棉和种桑养蚕发展很好，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亲临河西，路过武威、张掖，竟发现河西广种罂粟，他十分吃惊。他认为，如此祸国殃民的事情，竟然在河西走廊边陲地区如此盛兴，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据说，最早将罂粟种子引入河西的是一个叫胡欲昌的镇番（今民勤）商人，他从陕西运回婴粟种子，让当地农民试种，结果获利很厚，于是首先传入永昌县、武威县，又迅速传到张掖、酒泉等地。广大而肥沃的河西大地，在十多年时间内，罂粟遍地，吸毒者遍及城乡，盗贼、娼妓、抢劫、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不断出现，致使社会秩序大乱。于是，左文襄公按照其他地方的办法，下令河西各州县严禁种罂粟，对已种植的全部铲除，已收获、加工贮藏的，全部查缴、没收。他令各地州县官员严厉督查办理，对督查不力的也严查严办。这些举措，使河西地区的禁烟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兴办教育
  左文襄公每安定一地后，便要提倡兴办书院，恢复教育。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捐助下，陕、甘、宁各州、府、县新创书院17所，重建和修复书院近20所。其中河西有七八所，即庄浪、山丹、甘州、肃州、镇番、东乐、抚彝、敦煌等。与此同时，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命各地方大力兴办义学。到光绪五六年，包括新疆，约有义学260多所。左公驻酒泉时，还常去酒泉书院和义学视察，与师生讨论问题，对有困难的学生，常解囊相助。同时，他严令各军一律让出占驻的义学和书院，使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当时的永昌县，已有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建立的云川书院一所，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成的县城文庙街、清溪堡（八坝）、永安堡、永宁堡、新城堡、宁远堡义学六所。按照左公的训令，凡原有的书院、义学均应加强办学，办出成效。书院和义学的兴起，给图书的供给带来了困难，于是，左文襄公经过精心策划，在汉口和西安设立了两个刻书的机构，后在新疆迪化还设立了书局，也刻印书本，经费由左文襄公在廉俸项下支付，没开支公款。左公当时刻印的书种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四书》，还有《小学》《孝经》《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字韵言》《日用杂志》，还有《吾学录》《训俗遗规》《圣谕广训》《种棉书》和《种棉十要》《学治要言》《在官法戒录》《佐治兹言》等等。左公在西北时，还亲手在兰州创办起了贡院，光绪元年落成。他奏请简派考官，举行了甘肃分闱第一次乡试，与试者3000人，比以往去西安参加考试者多出两三倍。在大力促进办学的同时，他号召各州、县动员民众捐助教育，敬教兴学，使贫穷落后的甘肃和河西人民尚文之风日盛，文人士事渐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