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西王母胭脂山设宴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在历史题材小说中，在《史记》《竹书纪年》等典籍中，都有不少关于西王母的故事记载。一些历史典籍中说：西王母向黄帝献上了地图，使中原版图由“九州”扩大为“十二州”；还派遣红衣使者治好了黄帝的病；派遣女将九天玄女“克蚩尤于中冀”，帮助黄帝开创了炎黄子孙的华夏基业；派遣大批劳力，帮助大禹导河积石等等。因此，西王母的能文能武、大智大勇、诚信坚毅、慈祥善良已深深地、久久地扎根于华夏儿女心中。历史典籍中还有关于大禹治水至西北，导弱水至合黎山（今张掖），余波泄入流沙（今山丹县城西北角有大禹导弱水碑），导黑水到三危山的记载。就是因为大禹在河西治理洪水的过程中，西王母给予了他很多的帮助，才使他圆满完成了治水任务。那么西王母为什么要在胭脂山上设宴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帝尧时，帝舜摄行天子之政，命禹到西北治水。禹接受了任务，就带领随他治水多年的伯益、之交、国哀、真窥、横革以及天地十四将，直奔西北而来。他们在乌鼠山疏通了渭水，又来到了河西走廊察看水势，了解地情。大禹发现有两个问题较难解决：一是这里的洪水大多来自祁连山，洪水出山后，泛滥于走廊平原，无法向东海疏通；二是这里地旷人稀，缺乏治水劳力。为这两件事，大禹一行向胭脂山（后焉支山）下的一个国度走去。正在行走之中，忽然空中出现了两条大龙，只听长啸一声，那两条大龙霍地降下，如蛇赴壑、蟠伏在地上。大禹等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位彪形大汉各牵一条大龙落地。大禹上前施礼，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世，那两个人十分高兴，一个说他叫郭支，一个说他叫飕父，是前来跟禹王治理洪水的。大禹感谢了二位仙人，大家继续赶路。一天，大禹一行来到胭脂山下，到处香气扑人，抬头仰望高山，松林碧绿、山坡上万紫妍红。大禹正在诧异，忽有两位仙女飘然而至，向大禹问安，又说：“西王母在这座山上种下的千年胭脂，已经成熟，因而花开满，香飘四野王母知禹王今日到此，特派我二人在此等候，王母请禹王上山叙话。”大禹听说西王母已在山上，不禁大喜，遂随二位仙女上山。只见山上紫气缭绕，圣殿叠翠，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千娇百媚各显异彩。大禹一行边走边看，不一会来到西王母殿前。王母笑容满面，出门迎接，宾主坐定之后，大禹向西王母一一介绍了来人的身世，当介绍到郭支、飕父时，郭、飕二人站起来说：“王母知晓。”王母笑着说：“是这么回事，十年前我帮你导水积石的时候，有两条兴风作浪的恶龙，因为有悔改过错的表现，我没有杀它们，它们一再恳求要为人间做些好事，以赎罪立功。因此，我就叫郭支、飕父驾它们前来帮助你们治理洪水。”说话间，众仙女已摆上了丰盛的山珍海宴，招待禹王。西王母端起一杯鲜红的胭脂花酒向大家祝福说：“喜闻帝尧、帝舜以德治理天下，使四海升平，河清海晏，安抚三苗于三危山下，治理洪水于神州之外。我今在此等候，一则是祝贺你们有功于天下百姓，二则是听听禹王在治理洪水中有什么事要我帮助。”禹王感谢了西王母的一片诚意，向西干母述说了这次来河西治水的全部计划禹王说：“我来时，帝尧爷爷一再叮咛，‘汝到西方，如遇西王母，务必代朕致谢朕年迈不能亲往拜答，甚觉抱疚也。’今日大幸，遇上了西王母，也算了却了他老人家的一份心愿。”说着大禹端起一杯胭脂花酒敬了西王母。西王母为感谢帝尧帝舜的挂念，也回敬了大禹及大伙一杯。大禹接着说：“积石导水，西王母给予了那么大的帮助，这次到河西治水，王母又想得如此周到，我谨代表我们一行感谢王母再一次鼎力相助。”他转过身来，向着郭支、飕父说：“也感谢两位仙人劳作之苦。”大禹说：“河西治水劳力缺乏，我们已从叔均的国家里征得了五千劳力，因为叔均的国度也深受洪水之害，这样加上谷水、弱水和呼蚕水流域的劳力，已有二万五千强丁。现就是洪水不能注于东海。”西王母听完，笑盈盈地说：“禹王不必犯难，我世世代代住在西方，巡行在西方，这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悉。洪水的流向，不能向东，只能向北，要顺其势而疏导之近年来，我已查看了这里的地势，建议禹王是否把谷水流域（今武威石羊河流域，包括永昌东、西大河）的水顺其地势引入潴野泽（今民勤东北至雅布赖盐池一带）；把弱水（今黑河）的水导至合黎（今张掖），余波泄入漠北流沙；呼蚕水（讨赖河）导入三危。这样既省工又省力。至于治水的劳力，我已替禹王从我的国家（今青海省天峻县是其首都）就近抽调了五千强壮劳力，三五日即可到来，由禹王指挥使用，你看如何？”禹王听了西王母一番周密的安排和建议，又听西王母相助五千劳力，十分愉悦，再一次向西王母深深地表示了谢意，说一定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天子。这时禹王起身，准备告辞，西王母说：“不忙”，但见王母示意，有两位仙女手端玉盘，将盘中两样东西放在禹王面前，西王母说：“这里面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胭脂山上的胭脂花，是供妇女艳装打扮用的，香气浓久，且能醒脑明目；另一样是胭脂花籽，请禹王带回去繁育，施舍于天下，广为传播。这也是我对尧天子的一点敬意。”禹王谢过西王母，告别下山。
  禹王得到了西王母的大力帮助，指挥治水大军与洪水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按照西王母的建议，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把河西的洪水全部疏通，平息了灾害。从此，河西大地一片兴旺。河西百姓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在山丹县城西北角立下了“大禹导弱水碑”。为了纪念西王母帮助大禹治水的恩德，就把王母种了千年胭脂的那座青松山叫成胭脂山了。
  帝尧时，大禹治水成功，胜利回到了都城。
  大禹导弱水治理东、西大河
  今永昌县境内，有两条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的河流：一条叫东大河，一条叫西大河，均属石羊河流域自古以来，这两条河流一直哺育着永昌、武威、民勤广大地区的千万生灵。传说在远古的时候，这两条河流水势很猛，经常泛滥成灾，在帝尧陶唐氏时期，帝尧摄行天子之政时，命大禹治理弱水的同时，治理了东、西大河，从此，东、西大河才造福于人类。
  关于这个传说，这里有一个神奇的故事：
  据说，大禹来到了河西治水，首先察看了这里的水情一天，他来到了河西东部，发现祁连山中段有两条河流洪水泛滥洪水时而咆哮、时而停流，他很觉奇怪。于是，停留下来，观察了两条水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两条水的源头，都有妖孽作怪西大河源头有大小两条乌龙常嬉戏玩水，兴风作浪东大河源头有条大白龙耍水。所以，河水时而闭流，时而猛泄，致千万生灵涂炭。于是，大禹按照玉帝“凡出现妖孽作怪，一律镇压”的御旨，使用玉帝所赐宝剑，先将两条不思悔改的乌龙压在了西大河源头的两座大山下，并命令他们不断吐水，谢罪于生灵后来，人们就称这两座大山为大乌龙和小乌龙。那条大白龙，有认罪的表现，大禹便命它在祁连山东大河上游一带播雨贮水、立功赎罪，如能做好，大禹说千年后，还可升天成仙。大白龙领旨后，想来想去，这播雨好办，可这贮水难成，它只好去找东海龙王请求帮助东海龙王听了白龙的陈述后说：“既然你能改过，老龙可帮你一忙。”白龙千谢万谢，请龙王来到了祁连山它们商量一定，于是行云播雨，贮雪积冰。不到数月，把个祁连山用冰雪装了个满，实现了贮水的愿望，龙王径自回东海去了。大白龙按照大禹的旨意年年适时播雨十分操心。它每播雨时，就要化作一条银色云龙，从南峪谷底升腾起来，播过雨后隐匿而去。后来，大白龙升入天界去了，由于它感谢这里生灵对它的赞美，还时常来播降甘露，因此，祁连山冰雪融化和降雨形成的东、西两大河流，几千年来，一直川流不息，养育着这里的千万生灵。
  传说归传说，但这个传说里蕴藏着人们真诚的祝愿和对美好的向往。
  霍去病焉支山下战匈奴
  焉支山①，今名大黄山，位于永昌县与山丹县界，这里从西汉以来，就是历代养殖官马发展畜牧的极好地方。现今中国最大的官马养殖场——山丹军马场，就把几个分场分别设置在永昌县和山丹县之内。
  西汉初期，河西走廊地区原驻牧的月氏族，被匈奴连续三次攻击战败。匈奴老上单于杀了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于是，“月氏乃远去”，大部分人西迁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称为大月氏，汉文帝时又迁到阿姆河流域去了，少部分没有西迁的人进入祁连山与羌人杂居，称为小月氏。从此，河西走廊地区便被匈奴占据，由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分别驻守张掖以西和以东地区。
  西汉王朝统一初期，由于政权还不够巩固，加之楚汉战争，使国内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因而汉王朝没有力量与匈奴对抗。只好采取和亲的政策，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在“和亲”的几十年内，匈奴不断对汉朝边境进行侵扰，掠人口、抢财物，使边境百姓受尽了苦难。为此，朝廷着力积蓄力量，为反击匈奴作准备。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即位后，百姓殷实、国家富强、军队强大，于是武帝采纳主战派大臣的主张，决定发起抗击匈奴的战争战争共有三次：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朝收复了河南地；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汉王朝彻底击败了匈奴。其中河西之战共有两次，都是由青年将军霍去病指挥的。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武帝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骑兵一万，由陇西（今临洮）向西北挺进，渡过黄河，进入今河西走廊东部。一路上，经过了休屠王和浑邪王所属的五个小王，对投降者给予安抚，对顽固不降者坚决打击。于是，转战焉支山千余里，打败了浑邪王、休屠王军队，杀折兰王、卢候王，抓获浑邪王之子及相国、都尉，在休屠王驻地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军十分之七被歼，河西走廊被一举打通为了彻底扫清河西匈奴的残余势力，同年夏天，武帝又命霍去病与合骑候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据《汉书》记载，霍去病与公孙敖分道进兵，约定在祁连山合师公孙敖无功而还。霍去病则涉钧耆、济居延，尔后向南，进军祁连山，彻底击破了浑邪王、休屠王所属余部，“扬武角乐得”（今张掖市西北15公里处、俗称黑水国）。“得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三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霍去病的两次胜利，给了匈奴势力以沉重打击。匈奴单于王怪罪浑邪王与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浑邪王于是杀了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人号称十万归汉。从此，河西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版图。匈奴失去了河西后，悲切地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霍去病为什么能够一举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呢？焉支山下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汉武帝当了皇帝以后，把卫子夫立为皇后，卫子夫是霍去病的姨母，霍去病的舅父卫青因而受宠，所以，霍去病也得到了重用。其实，霍去病从小就在舅父卫青将军门下读书，学骑射，习兵书，已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提拔为侍中在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时候，霍去病踏上了抗击匈奴的战场。公元前123年，霍去病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塞作战。这一年，他才十八岁，汉武帝任他为嫖姚校尉。在这次战争中，霍去病勇敢善战，有勇有谋，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因此，武帝封霍去病为冠军候，并把河西之战的重任交给了他。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地区之后，认真分析了匈奴的骑兵优势和骄傲轻敌的弱点，第一仗就运用了从舅父那里学来的战国时“阏与之战”——两强相遇勇者胜的战例，他对将士们说：“我军千里跋涉，匈奴以逸待劳，但是我们是有备而来，匈奴则是如蒙黑幔，只要拿出十倍于敌人的勇气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首战告捷，就会人有粮吃马有草料，站稳脚跟，所向披靡。”将士们领会了霍去病的战略意图后，全军勇猛向前，一举拔除了据于河西东部的休屠王城（在今武威城东北，一说在紧靠永昌县的蔡旗堡，一说在与永昌县连界的武威市四坝乡一带），戳杀了顽固不降的数千人，安抚了降者，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休屠王率领残余逃往祁连山。霍去病取得了第一仗的胜利后，迅速向浑邪王驻地张掖觻得进军。这一次，霍去病又运用了从舅父那里学来的秦末巨鹿大战的战例，他认为：汉军第一仗取得胜利，固然是以后胜利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士们稍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骄傲情绪，和浑邪王交战如果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行军至离浑邪王王都觻得不远的地方，他命令部队马足料、人足食，然后丢掉全部锅灶，轻装进军。他对将士们说：我们已没有了食物、马料，我们要想生存下来，就豁出命来向浑邪王去抢，只有战胜了浑邪王，我们才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士们在霍去病的率领下，一举攻占了浑邪王王城觻得，抓获了浑邪王之子及相国、都尉等人。浑邪王率领亲信逃入祁连山一个小王的驻地。霍去病号令将士只杀负隅顽抗者，对交械投降者一律不诛，得到角乐得王城匈奴人的拥护。将士们短暂休整后，又在匈奴降兵的带领下，去攻打焉支山东南折兰山（今永昌县城南者来寨）的折兰王。这个折兰王?属休屠王领属，但由于他的驻地离休屠王城较远，又依靠南山而居，地势险要，兵强马壮再加上他用南山木料搭建了一座十分坚固的木寨，他本人又有一身好的武艺，自称铁棍无敌，就连浑邪、休屠二王他也不放在眼里。他不相信一个20岁的汉朝黄毛将军会是他的对手，他扬言要与霍去病决一雌雄。就在霍去病进入河西休屠、浑邪王驻地的第五天，霍去病率军到达了折兰山下的折兰王城。霍去病仔细观察后发现，折兰王的木寨城的确高大坚固。如果强攻，实难奏效。于是，他就从舅舅卫青教他的很多智取战例里寻找答案，慢慢地理出了道理。他决定采取战国时齐国将军田单“即墨之战”，用火牛阵大破燕军的战例，火攻折兰王。主意已定，他也不去叫战，直等到天黑，折兰王几次登上寨城观看，以为汉军只是望尘莫及而已。天黑后，霍去病命两千人马在降兵的带领下，在折兰山上取回了大量干柴，乘天黑强行堆放到折兰王木寨城下、立即点火。寨城地势较高，随着风力，大火很快燃烧起来，点着了寨城木料。顿时，寨城里面秩序大乱。折兰王眼看火势越来越大，赶忙组织人马出城突围。但霍去病早已作好了准备，指挥全军勇猛拦杀，匈奴兵一个也逃不出去。折兰王冲出城寨，带领一彪人马想夺路而走，霍去病驱马赶上，不几个回合就将他斩于马下。几个王爷、将军打扮的人前来围战霍去病，也被霍去病一个个刺于马下，其中就有卢候王。这次战斗，共消灭匈奴兵8900多人，霍去病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彻底胜利。
  汉代的移民实边和番和屯田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河西地区地广人稀，张骞出使西域邀乌孙东归驻牧又没有成功，所以汉王朝要设郡置县、加强对河西的经营，就只有从内地大量地向河西移民。武帝时，今永昌县地设有鸾鸟、番和、骊靬、显美四县，分属武威郡和张掖郡领辖，这也是西汉组织移民实边大量迁入人口、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理想地区之一。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向河西地区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诏徙奸猾吏民于边”。《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迁徙的人口中，最大量的是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如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一公元前117年）山东发生大水灾，饥荒甚重。在朝廷开展赈灾、救济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乃徙民70余万口至关西的朔方等地。其次是犯有刑事罪的和犯有叛逆罪的人，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少，迁他们徙边时，朝廷也允许他们的家属一同迁徙。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的，也有一些屯田上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在边地郡县，并把其家属一起迁来。汉武帝把移民实边当作汉王朝的一大战略措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实施，既解决了保卫边防、巩固边防的问题，又补充了河西的人口，为开发河西、发展生产准备了充足的劳力。先期的移民，衣食均由国家提供。《史记·平准书》记：“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除徙民之外，河西各地还有大量的戍卒和战斗部队。这么多的人口所用食粮要全靠国家从几千里外的地方调运，不仅时间过长，而且耗费很大的代价。所以，徙民之初，迁来的边民，是随戍卒而活动，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收复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这10年时间内，戍卒和实边的徙民都全力以赴修筑令居（今永登）至酒泉的长城和亭障，在长城修好的情况下，从武威郡、酒泉郡分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建立了郡县，稳定了边疆之后，汉武帝始下令设官田，调60万出击了匈奴的将士到边郡“军屯”；迁徙而来进行实边的徙民，也进入了民屯的序列，开展民屯。为加快河西的发展，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从内地征发戍卒18万，到河西等地屯田。这时候河西地区，包括今永昌县地的番和县等古县地，既有了军屯，也有了民屯。军屯是戍卒亦兵亦农，以兵事为主，负担着保护民屯的任务；民屯是徙边的民众亦农亦兵，以农事为主，并且是戍卒的后备力量。汉初的屯田，不论是军屯或民屯，都是白手起家，屯田需要的种籽、农具和耕牛，都由国家供给，直到能自给自足为止。所以，汉武帝赶走匈奴、设郡置县以后，实行徙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就成了经营河西的另一重要战略措施。这样做，不仅改变了河西地广人稀的状况、巩固了边防，而且把汉朝内地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力推行到了可西。
  当时，河西屯田的地域非常广大，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地区：一是番和（今永昌县）屯田，二是武威屯田，三是居延屯田（包括张掖），四是敦煌屯田。番和县当时属于张掖郡所辖，地处祁连山北麓。祁连有大量冰川和积雪，山上松柏茂密，山里山外草原丰美，祁连山中的冰雪融化和降雨形成的东大河、西大河两条河流，源源不断地流向祁连山北麓的番和县等古县地。由于河水的滋润，在这些河流的中、下游，形成了许许多多的走廊绿洲平原，具备了发展农业、畜牧业的有利条件。番和屯田，就是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在西起焉支山以东，东至武威平原西部的今永昌县的走廊绿洲开展屯田植谷。汉代屯田的规模很大，管理机构也很严密。据史书和汉简记载，中央设大司农，地方上设农都尉、护田校尉、侯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史。为了便于管理河西地区的屯田事业，朝廷在番和县设置了农都尉，管理番和、武威、居延、敦煌几个大的屯田区；并在张掖等几个屯区设置农都尉护田校尉。朝廷规定，河西屯田的戍卒，每人耕种官田20亩，每亩收取地租4斗，实际上形成了戍卒与国家的租佃关系，这些戍卒既是国家的边防军，又是耕种国家土地、交纳地租的农民。后来他们生产的粮食逐步多了起来，除交地租和自足外，还允许向市场出售。有时候，国家拿钱收购，调往灾区解决饥荒。这种情况，在居延汉简里就有记载。
  当时，西汉朝廷在河西地区进行屯田的整个过程中，十分重视水利灌溉事业，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直到现在，张掖、敦煌还存在那时候开挖的农渠。与此同时，朝廷还在所有的屯田地区，大力推广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武帝末年，还在居延等地推广了赵过发明的代田法，费力少、得谷多。
  总之，汉王朝的移民实边和军屯、民屯措施的实施，使边郡粮食充足、军队供给有余。这样做，既减轻了国家向边郡调运粮秣的沉重负担，又巩固了边郡的安全、维护了中西交通的畅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民族大融合，使河西地区逐步成为一个富庶的地方。
  占骊靬县和罗马降人今永昌县古县地，在西汉初设立了鸾鸟县、番禾县、骊靬县、显美县。据史书记载，这四个县，分别属于凉州刺史部的武威郡和张掖郡。
  《武威市志》记：“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朝开始在河西地区设置郡县，先设了武威郡和酒泉郡。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从武威郡中分出张掖郡，从酒泉郡中分出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都属凉州刺史部。武威郡辖10县，即姑藏（今武威）、张掖（今张义堡）、武威（今民勤东北百里处）、休屠、揟次、鸾鸟、扑〓、媪围、苍松、宣威。”其中，在今永昌县域内设鸾鸟县。《张掖市志》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张掖郡，领10县：昭武、觻于得、屋兰、删丹、氐池、日勒、番和、骊靬、显美、居延。”其中，在今永昌县域内设番和县、骊靬县、显美县。东汉时，永昌古县地的显美县由张掖郡划隶武威郡管辖。北魏时，废骊靬县，其地入番禾。北周时（557年—589年），又在原骊靬县地置力乾县，到隋朝开皇中（约590年左右），又将力乾县并入番和县。《汉书·地理志》记，“骊靬县汉置，属张掖郡”。《大清一统志》记：“骊靬废县，故址在永昌县城南”《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骊靬条说：“古县名。西汉置，北魏以后作力乾，隋废。故址在今甘肃永昌南。”1993年版《永昌县志》骊靬县城遗址条引《五凉志》说：“骊靬县，即凉州南山戎地，张祚遣和昊伐之，大败而还，在今永昌县之南。”“永昌县南照面山者为寨是其遗址”。有关资料记载，西汉之际大宛、大夏、大秦等国商人，留居骊靬县城的多达千余人。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的张掖郡所领10县中的骊靬县，上面诸多历史古籍中记载得很清楚，就在今永昌县域内，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近十几年来，国内有关报刊报道：西汉张掖郡所辖的骊靬县城，是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的。首先是1989年9月29日《参考消息》转载的报道：一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同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三版也刊出“中澳苏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公元前35年，一支罗马溃军失踪之谜解开”的报道，西北民族学院中亚史专家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正义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专家哈瑞斯、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四人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他们从对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后来，有多位记者到永昌采访，写出了多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新闻报道，永昌县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地方。以后的几年中，一些中外历史学专家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
  首先是《参考消息》转载的报道：
  一位澳大利亚教师认定：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市。法新社悉尼9月28日电：一位澳大利亚人认为，他已发现很久以前消失了的“罗马帝国”城市现存于中国戈壁滩的边缘。
  澳大利亚阿莱德的教师戴维·哈里斯说，他在一些古老中国的地图上找到了中文称为“利坚”的一座城市，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处定居点的废墟。他对法新社记者说，需要进行考古挖掘来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定居点。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将需要重写。
  哈里斯说，他在一张公元前9世纪绘制的地图的帮助下发现，这座城市很可能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永昌县。他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陪同下，利用这张古老的地图确定了“利坚”城废墟所在地。
  哈里斯说：“我认为，这是我所找的那个地点，我们搜集了一些汉墓出上的陶器碎片，但只有进行挖掘才能确定罗马人实际上是否在这里居住过。”
  哈里斯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军人是在中国消失的。”罗马历史学家蒲林尼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都在罗马第一次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的传记中提到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由现在叙利亚北部的一些犯人在公元前53年组成的。一些古典著作说，这支雇佣军向东行进。17年之后，这支军队在中国。中国的古典著作说，公元前36年，在中华帝国边俘获了一支非常奇怪的军队。据说，这支军队把盾牌联成不寻常的龟形进行自卫。
  哈里斯说，若对永昌地区的人民验血，就可能提供与罗马人有直接联系的遗传学方面的证据。
  哈里斯说，他打算第二年组成一支远征队，沿着可能是这支军队从罗马到利坚的路重新走一趟。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哈里斯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很重要，比如说发掘这座古城，以取得证据。我们希望，如果能把永昌县的古骊靬县城的历史疑团彻底解开，澄清历史事实，这将是哈里斯先生的一个贡献。其次他提出验血，验这里现代人的血液，以证明这里的现代人是不是古罗马人的后代。再一点是“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东西方关系的历史将需重写”。这三点是哈里斯先生所提出的问题的要点。遗憾的是，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三件事一件也没有结果。
  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公元前53年，罗马将领克拉苏率领一支4万余人的军队，发动对安息王国的战争。次年，这支军队在卡尔莱（今叙利亚境内）被安息军打败，克拉苏被杀。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的第一军团6000人突围，几经周折，最后到达由郅支单于控制的康居国，成为匈奴的附庸，帮其守城。《汉书·陈汤传》记，公元前36年，郅支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西域校尉陈汤率军队所破，大获全胜，杀郅支，“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二十九级，生俘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在这些“生虏”和“降虏”中就有克拉苏残部人员。他们被西汉政府安置在中国西部的边陲城市，即今永昌县域内于西汉时建立的骊靬县，也就是说，骊靬县是西汉政府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立的一座城市，因为中国人称罗马为“黎轩”，故把这座由罗马人居住的城市命名为“骊靬城”。同时《汉书·陈汤传》记载：“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三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另一种说法认为，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理由一：《汉书·地理志》记，骊靬县是张掖郡的一个县，郡县与郡同时设，则其年代最迟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比克拉苏军团早50多年，两者显然没有关系。理由二：按照罗马兵制，服役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岁的青年，到公元5年就应该是75岁的老人了，70多岁的人用来服役守城是不可能的。同时不光克拉苏残部有明确归宿，就连郅支单于的余众也有具体的归宿。理由三：《后汉书》《后汉记》《魏略》中记载的犁靬能与罗马挂钩，但是《史记》《汉书》中记载黎轩、黎靬、犛靬与罗马无关，以此为据把骊靬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理由四：重木城并不是由罗马传来，而中亚地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了。关于鱼鳞阵，并非罗马军队特有的作战队形，中国比罗马更早。早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以诸侯伐郑，就用这种阵法等等。
  为了使读者从《汉书·陈汤传》中了解文献记载的内容，现将《陈汤传》有关文字引述于后：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城……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耶？”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余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喻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复，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男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报答。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阵。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城上人更召汉军曰：“斗来！”百余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木盾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瘀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兵引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木盾，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侯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赉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瘀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圣容瑞像和瑞像寺
  今甘肃省西部，在祁连山脉与龙首山脉之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带，地理学家称为“河西走廊”。就在河西走廊中部的今永昌县御山峡里，尘封着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河西，隋唐时期声震江南、誉满西域的著名的古番禾县石佛瑞像和瑞像寺院。永昌县是古番禾县，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津，在闪耀着璀璨光辉的汉唐时代，这里就曾盛开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灿烂花朵。岁月沧桑，累经变迁，在历史长河中淀积下来的丰厚的文化精萃，随着历史的步履跨入了20世纪。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拨开了历史的尘封，使我们领略到了这座古寺院以及这里昔日佛教文化的辉煌。
  永昌县御山峡位于今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龙首山谷中，寺院遗址北靠长城，位于峡谷中段北岸向阳的石台地上，正殿是靠山凿壁而成的，寺院前面有一小河流过。据古籍记载：这座寺院里的石佛瑞像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寺院初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敕名瑞像寺。北周末期，周武帝禁佛灭教，这座寺院也被烧毁了。隋朝初年，隋文帝兴佛，瑞像寺又被重建。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张掖时，御笔题额，改瑞像寺为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把感通寺改为圣容寺，至今。据有关古籍记载，这座寺院经过历代多次重建和扩修，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传说仅僧侣住房，在峡谷里就延绵二三里。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寺院到民国末期仅存山门和僧房数间。1953年，被当地农民拆除。
  寺院虽然毁了，但是，寺院的一些建筑和遗物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比如：寺内的核心遗物——通高一丈八尺的浮雕石佛瑞像，身躯完整地挺立于石壁之阳；石佛瑞像之首现保存于永昌县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是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由时任永昌县文化馆长的黄兴玉在圣容寺遗址农户的牛圈墙角上拆下来的。像首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据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证，属早期的原作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的风格。黄先生在发现瑞像佛首的同时，还在旁边的石坑中发现了另一尊“石雕立佛像”，佛龛残高120厘米、宽61厘米，佛像高94厘米、宽38厘米，面部残，专家鉴定约为北魏时期造像；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小石佛佛头，取名“圣容寺石佛头像”，通高13厘米，头顶有高耸的发髻，发髻高4.6厘米，面相圆润，神志端庄，发纹及五官雕刻精细，专家鉴定为唐代石雕艺术。
  寺后和寺前山顶上，至今屹立着一大一小两座佛塔，遥遥相峙，保存完整，为圣容寺建筑之一。两塔的建造年代不详，但形制与西安小雁塔甚似，因此，确定为唐代建筑，但一定是唐代早期的建筑。新编《永昌县志》收录照片，取名“圣容寺唐塔”大塔位于圣容寺背后山顶上，通高16.2米，为七级方形、空心砖结构，基层较高，向南置门，可供出入。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遗存“番僧一千五百人”和“圣容寺”“乾元二年”（759年）题记，还有一些与石佛像无异的壁画。小塔也为七级，通高4.9米，实心，建在大塔对面的隔峡谷半山顶上。2001年，国务院公布两塔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寺前山崖的石壁上，至今保存着佛教“唵麻你钵弭吽”的“六字箴言”石刻。石刻为“六体文字”里面有西夏文字一行，初步确定于西夏时期刻制。文字距地面2.，4米，文字所占面积高1.8米、宽2.4米，为阴刻，自左至右横写，共两方，每行6字，每字大小约20厘米。左边一方共四行：从上到下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或为蒙文、或为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右边一方共两行，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山崖上也有一些文字，已看不清楚。
  1979年5月，武威城东北角的陆军医院施工时，出土了一块石碑，残，共存1000多字，由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党寿山先生作了考释，拟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这通石碑的内容，记的是今敦煌莫高窟大量的壁画和绢画以及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古番和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圣容寺的历史，圣容瑞像和刘萨诃和尚的佛事活动，隋炀帝到寺礼拜，三藏法师、唐朝大员诣寺敬物等内容孙修身等敦煌专家对照碑文，对照敦煌壁画、榜题和敦煌遗书，研究了古番禾县和今永昌县的历史然后，亲自到永昌县，在县城北御山谷找到了圣容寺遗址，不仅在唐塔内塔壁上发现了“番僧一千五百人”和“圣容寺”等条题记，而且还在遗址石壁上发现了敦煌壁画里的“盤和都督府望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这尊浮雕石佛瑞像，在寺后山头唐塔中发现了数层壁画，表层被鸽粪所圬漫，第二层有一尊同番禾石佛瑞佛无异的佛像，东壁青砖上还有“乾元二年”（759年）墨书题记等遗存。从此，彻底解决了敦煌莫高窟里有关番禾县和御山峡圣容瑞像在敦煌“壁画”、“榜题”、“遗书”的源流和根据这一悬案。
  今圣容寺遗址御山峡里，还保存有齐家文化遗址、花大门石刻、高昌王纽林的斤墓葬、一段保存完好的汉明长城。明长城烽燧突起，气势磅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寺的附近，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夹砂红陶片等新石器时期文物。
  御山峡里，不仅历史文化淀积丰厚，自然风光也很优美。峡谷里俊杨参天，芳草碧秀，一条小河自大泉水库、从西向东穿越峡谷，经圣容寺前流入金川峡水库。峡谷南北，峭壁对峙高耸的金山顶上，轻岚飘浮。御山峡东口处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像一块巨大的玉盘镶嵌在万山丛中，清绿澄碧，变幻莫测。这里气候宜人，湖景旖旎，鱼翔浅底，野禽成群。宽阔的湖面上，急驰的汽艇、漫游的小舟，以及“水上飞人”等众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巍峨峭拔的群山交相辉映，妙趣天成清澈碧澄的金川河和湍急奔放的二坝干渠，源源不断地注入水库。水库大坝以下的金川峡谷，更是一派桃源景色，峡谷两岸峭壁雄峻，飞翠叠嶂；峡谷深处细柳婀娜，白杨参天，谷水涛涛，碧草茵茵。优美的自然景色同坝后电站、人工园圃、小桥人家和布满峡谷延绵十数里的人工鱼场，以及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组成了一幅极具浓郁的自然生活气息的旅游胜景图，令人目不暇接，心境激荡。这里是永昌历史上著名的八景之一——金水潺声。
  永昌圣容寺，这座距今已有1440年历史的古寺院，为什么在敦煌壁画里有那么多的描述？为什么在敦煌遗书和佛教经典中有那么多的文字记录？为什么在隋唐时期有那么高的社会声誉？这和中国佛教史上一位被称作“佛”的高僧刘萨诃是分不开的，也和历代帝王对这座寺院的重视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名僧刘萨诃离开中原，带了几名弟子准备西去印度观佛迹。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了可西走廊，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禾县（番禾故城在今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刘萨诃止步拄锡，向东北望御谷山，若有所思。弟子们不解其意，发问道：“师傅凝望此山，此处有何祥兆？”刘萨诃指着御谷山奇峰说：“此山景象非凡，有奇彩祥光，将来会有宝像显现宝像出现时，如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如宝像肢首俱全，预示着天下太平，民生安乐。”之后，刘萨诃率弟子继续西行。他们经甘州（今张掖）休息数日，又经肃州（今酒泉），行至肃州以西的七里涧时，刘萨诃无病而逝，骨头自动化为小碎块。当地僧人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佛显圣，就集资修建了一座骨塔，供奉纪念刘萨诃。
  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即刘萨诃预后第86年的一天，凉州番禾郡御谷山一带，忽然大风骤起，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山摇地动。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御谷山崩裂，绝壁断崖上现出一尊石佛瑞像，躯体俱全，惟无首当地官民十分震惊，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雕成佛头，举行了隆重的安首仪式可是，白天将佛首安放上去，夜晚就跌落了下来，多次安放都是如此。此后的约40年时间中，天灾人祸连连发生。北魏皇帝苛政失道，百姓痛苦，正好应验了刘萨诃生前授记之言。
  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557年），在距此山二百的武威城东七里涧，夜现祥光，照耀十几里外的地方，人们都去观看，原来是一尊石佛像头。有人说，这必定是番禾县灵像的头。于是，就把它迎送到御谷山，举行了祈祷仪式。当众僧侣敬捧佛首安戴于肩的时候，佛首与肩“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礼佛庆贺。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
  以上这些记载，有些情节是神化了的说法。当时的河西走廊地区，从北魏至北周，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佛徒甚众，高僧云集。众佛徒为了实现在番禾建寺的愿望，先造就了佛像，又造了这些舆论，并利用佛教的影响力，通过地方官府，把这些情况上报给了朝廷。
  北周皇帝宇文邕知道了这些神奇的传说后，又信又不信，就派遣宇文俭亲往察验。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属实的（其实还是官府采用民间的传说）。于是，武帝于保定元年（561年）下旨，调集凉州、甘州、肃州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建成，寺分三处。该寺初有僧人七十人，敕赐寺额为“瑞像寺”。从此，香火盛极，僧侣众多。
  到北周武帝建德初年（约574年），一天夜间，瑞像佛首自行落地，僧侣官府惊愕，马上把此情报告了朝廷，皇帝派大冢宰和齐王亲临验察，并举行仪式重新安放。但是，白天安好，夜晚脱落。又刻制木质佛头安放，反复十余次，仍然如此。不久，长安僧人被嫌疑造反，封寺治罪。随之，天下僧寺受到牵连，遭到武帝焚寺灭法的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无例外地遭受了被焚厄运。寺被烧毁了，但石雕的佛身、佛首依然完好。因此，人们更坚信圣僧刘萨诃的预言都得到应验的传说。
  隋初，文帝提倡佛法，佛教再度兴旺，重建了这座很有名气的寺院，瑞像身首复合一体。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到河西，在御驾东还时，“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故令模写传形。”隋炀帝亲临该寺烧香拜佛，给该寺施舍了不少财宝；并下旨扩建增修寺院，御笔改额瑞像寺为“感通寺”，命天下摹写供奉瑞像。感通寺从此声名大振，驰名中外。外地僧徒都想把圣容瑞像真容摹写回去供奉，但是怎么也量不准瑞像的高度和粗细度，一丈八尺高只是个大约的数。因此，人们都认为瑞像有灵，信敬者越来越多。就连月氏国的婆罗门也专程来摹写圣容瑞像，带回去广为供奉。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有五色凤出现，双鹤导前，百鸟蔽日栖于像山”，为此，唐太宗李世民派特使到该寺朝敬。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该寺，讲经礼佛，并接见了番禾僧侣，畅谈了西游感受。当他听了高僧介绍该寺由来之后，深有所悟，他说：“我到五天竺时，听彼国老宿云，那里曾有佛像一双，一日一像忽然不知去向，今日才明白，这尊瑞像原来是从五天竺东飞降临的。”唐中宗时（684年），该寺已发展到声振海内外的程度，中宗曾派特使到该寺赐物。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朝廷拨款在寺后山顶上和隔河山腰间，建起了大小七级佛塔各一座，至今巍然伫立。唐中宗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到该寺画像、赐物。时有僧人1500多（一说10000多人）。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改该寺为圣容寺至今（群众俗呼后大寺）。北宋中期西夏统治河西时，李元昊重视佛教，寺院进行过维修或重建，在寺院对面山崖上留下了不少石刻文，今大部分无法识别，惟佛经六字真言“唵嘛你钵弥吽”六体文字，还保存在石壁上。元、明时期该寺香火也还旺盛。清、民国时衰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经多次维修过的古圣容寺只存山门和几间僧房，1953年被群众拆毁。
  永昌县圣容寺这座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佛教名寺，经历了兴旺与衰落、盛极与焚毁等风风雨雨，也因此而产生了令中外佛教界震惊与叹服的许许多多的佛教事迹和佛教传说。正因为它是河西走廊的第一名寺，曾名扬全中国，誉满西域，所以，在敦煌莫高窟这个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才有了它的地位，出现了大量有关它的敦煌壁画，也才能在敦煌遗书和大量的佛教文献、碑文中，看到了它的发展历史，和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圣僧刘萨诃与圣容瑞像。至今，这座古代番禾县北御谷山瑞像寺保存下来的石佛瑞像等遗物，与敦煌莫高窟里现存的有关这座寺院的壁画和遗书文献，都有着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古代文化的稀世珍宝。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为了挖掘和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经反复研究论证，于2003年着手重建了这座圣容瑞像寺院它的复修，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学、研究河西发展史、研究佛教发展史提供物证。
  敦壁画的刘萨诃和永昌圣容瑞像
  今永昌县圣容寺和石佛瑞像及与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圣僧刘萨诃，已发现在敦煌莫高窟至少10个洞窟的壁画里都有大量描绘；在敦煌遗书、佛教文献中也都有丰富的记载。那么，这样座曾经显赫于中外的名寺，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呢？大概因为年代久远，又因处于边睡荒野中的缘故。同时敦煌宝库中的壁画、遗书，也淹埋于历史的沙尘之下，得不到发现直到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历史文化精萃的真相才公诸于世，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刘萨诃和尚（360年—436年），出生于文成郡（今山西吉县）东北的一个稽胡族家庭中。其家富，奢豪乡里。刘萨诃身材魁伟，精于武术，横行乡里，官府惧怕，百姓畏之如虎。他平时爱杀野牲，爱食野味。后来当兵，为梁城突骑，戍守襄阳。三十岁时，一天，刘萨诃会宴亲朋，饮酒过量而假死。由于心口尚暖，家人没有葬他，过了十天，刘萨诃醒了过来，他给人们讲述了死去后的经过：阎罗帝君差鬼把他捉去，进行了审讯，指出他杀牲无数的罪行开始他什么也不承认，后来在被害生灵的对质下，只好低头认罪，阎君判了他极刑，被投入油锅熬煎，又把他的焦骨捞起抛在地上忽然，有一股凉风吹聚其骸骨，恢复其形。在鬼使的指引下，他游遍了各种地狱，见到诸多已故亲朋，亲朋们嘱咐他复活后带信给家人，让他们速舍资财，建造寺塔，超度亡魂，拯救他们后来，他看到观世音菩萨迎面走来，笑着对他说了悔过自新之法，令他出家为僧。他向前走去，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忽然醒来，回到了人间从此，刘萨诃于原郡出家为僧，拜入佛门，师父为其取法名为“慧达”。这成了刘萨诃一生的转折点，他成了一名十分虔诚的佛家弟子。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他游历江东佛教圣地，瞻仰佛祖真容，宣教观礼，受到佛界的普遍敬仰。刘萨诃在江东学佛，宣教八九年，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返回原籍。去了五天竺学佛法，观佛迹。返回后，于409年至414年，又在原籍进行宣扬佛法的活动，影响非常大。刘萨诃一生宣教敬佛40多年，在江东和原籍共活动了二十多年。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至刘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大约22年时间，他在河西走廊敬佛。这一时期是刘萨诃和尚佛事生活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阶段，在佛界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敦煌莫高窟壁画，反映了他在江南的佛事活动，但大量的是他在河西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番禾县（今永昌县）的活动情况。在许多反映佛事活动的壁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刘萨诃曾预言过的事描绘的。而刘萨诃一生中最受佛界尊崇的也是他的预言一次次应验。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几十年或几百年里，都得到了验证。古番禾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圣容瑞像的出现就是他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预言过的，他预言说：“此山以后当有像现，宝像出现时，若身首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87年后的520年，这里的山崖雷震山裂，出现了圣容瑞像，惟缺头。僧俗制做佛头，安装复落。此后的40年中，天灾人祸连连发生，北魏朝廷苛政失道、百姓饥苦，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一情节，在五代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即以刘萨诃预言凉州番和郡御谷山谷出像为主，反映了刘萨诃的其他事迹。画面宠大，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分遭受自然损坏，模糊不清，上部分保存完好。仅上部分的画面就有石佛像出现无头时、僧俗另外制头安装复落时、凉州七里涧出现佛头时、僧俗抬送佛头到御山安装时、以及装成后，人们欢庆时的情景等等，把御谷山谷中的石佛瑞像描绘得十分详尽。画面上的榜题就有30多幅，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等等。这个情节在中唐（即吐蕃占领时期）开凿的第231窟和237窗佛龛录顶东坡，画有两个画像，榜题：“盘和（即番禾）都督府仰容山圣容像”，也是文献中所说的凉州番禾县山开出现的瑞像。这在《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中有明确记载。在五代初，统治瓜、沙二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开凿的莫高窟第98窟、五代末曹元忠及其妻翟氏开凿的61窟、55窟北屏的后面，都画有以上内容。
  同时，这几个洞窟的壁中还有几处绘着《御山石佛瑞像》石碑中所记的猎师李师仁逐鹿于此山，遇见神仙化寺，见佛见僧人然后山裂出像的故事画面。此外，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也有以番禾御谷山中石佛瑞像故事为内容的画面。莫高窟彩塑雕像中，还有几个窟是以番禾县北御谷山石佛瑞像作为窟室主尊佛像而雕造的，如莫高窟300窟等。
  557年，也就是番禾石佛瑞像出现30多年以后，凉州东七里涧夜有祥光，是一佛头，僧俗把佛头迎送到番禾县御谷山进行安装，结果是“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进行了热烈的祝贺。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正好又应验了刘萨诃“宝像身首俱全，预示天下太平，民生安乐”的预高。到了北周未年，石佛的佛头多次跌落，僧俗惊恐，朝廷知道后，派大冢宰和齐王亲自前往调查。过了不长时间就出现了饥荒、兵乱和北周皇帝焚寺灭佛的事。这就又证实了刘萨诃的“如身首不全，则天下离乱，黎民饥馑”的预言。以上这些情节在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第98窟、第61窟西壁和佛台后都有大量反映。在唐代开凿的第203窟、300窟和323窟等窟洞中的彩雕塑像中，都有番禾郡御谷山以石佛瑞像为主尊佛的雕造佛像等①。还有被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盗走的众多壁画，如《刘萨诃和尚》、绢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凉州瑞像图》等多幅。由于刘萨诃的预言屡屡得到证实，因此到隋唐，“他被推向了至高无比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②河西走廊信仰尤甚。“刘萨诃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远远在许多高僧之上”3。在敦煌莫高窟里，与其他高僧相比，关于他的故事壁画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的资料也最丰富，可谓影响大而深远他也是继公元4世纪乐僔、法良之后，与修建敦煌莫高窟最有关系的大和尚之一。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考证研究，现存的莫高窟第268、272、275一组洞窟，应是刘萨诃活动于河西时开凿的。古籍记载，刘萨诃曾在永昌县云庄山住过，可见今永昌县云庄石窟寺也应是刘萨诃在这一时期开凿和建造的。
  云庄石窟寺和它的传说
  在今永昌县（古称番禾县）东南方向南坝乡的正南约6公里的祁连山中，有一处方圆约五公里的山峦，叫云庄山山上有一处在南北朝时期就很出名的石窟寺，叫云庄寺。这就是永昌历史上有名的佛教圣地和风景名胜区——“云庄铺翠”。
  云庄石窟，今存大小洞窟21个，分布在云庄山主峰之下一个长约180米，高约60米的整体石壁的阳面最大的洞窟，约有两间房子大小，是按山体自然形成的崖洞修制而成的。此洞右面的石壁上，开凿了一个一间房子大小的石窟，上下左右凿得方方正正，十分精巧。窟正中开门，门两边各开一窗，相传晋僧刘摩阿（刘萨诃）曾在这里居住过。此窟“文革”前完好，后来，由于管理不善，牧人住宿烧饭，熏践严重，致窗户部分剥圯。其余十多个中、小石窟各具形态，散布于石壁上。
  云庄寺寺院，就坐落在云庄山上，原有的寺院建筑物完全依山势高下错落布局：主峰之下、石壁之阳，耸立着三层高大的主殿；主殿西侧是圣母殿，建在那个自然形成的崖洞——最大的石窟之上；圣母殿正南台地上，有三官楼峙立；由此东转为奎星阁；阁右上为地藏洞、大士岩。这里山势陡峭，建有栈栏，越过栈栏爬上山顶，是仙灵窟宅，飞檐斗拱、欲跃欲飞。沿径由东而下，有重冈合抱，冈前冈后建有几处寺殿，其中最显金碧辉煌者是道家真武观，观隐没于绿树丛中，十分透逸可爱。林尽头有一奇峰，登高远眺，山北的村落、田园、水渠、道路一望无际。
  云庄石窟和云庄寺建于何年，已无从确考。清《五凉志》和《永昌县志》记：“晋僧刘摩阿栖云庄山寺，石窟中。”“摩阿，俗姓刘，栖云庄山。山腰有石洞疑其挂锡处也，北凉时西游至酒良殁，而荼毗骨化为珠，血化为丹。”又记云庄山：“县东南七十里，曰云庄山，其麓近河，云气蓊郁因名，上多松。始置传为晋僧摩阿。北岩有石房，中有石榻，其故居也。佛寺道观，高下参差虽鲜壮丽，而幽洁可玩。盘道有石，斜与寺对，天然一碑，镌‘松云涌翠’四字彦之。现有石窟，访之当年耆老，乃云‘为摩阿挂锡处’。”据此记载，刘萨诃当年曾在今永昌县云庄石窟居住修禅，并筹建了云庄山寺。根据1979年出土于武威的《石佛瑞像》石碑记载，依照刘萨诃在河西活动的时间估算，云庄石窟和云庄寺最早建造年代也在东晋后期，而且是先有石窟后有寺因为刘萨诃是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九年（514年）十月到凉州番禾县等地进行佛事活动的。他在河西共22年，期间，他继乐僔、法良开凿了莫高窟，故而，也建造了番禾云庄石窟寺。这样的话，云庄寺初建至今一千五百多年来，也曾几度兴衰，几度重建或修茸。据记载，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也曾重建过。据南坝乡当地老人说，该寺清末已具规模，是一座前后互映，高下错落的宏伟壮观的建筑群。所有建筑都在民国16年（1927年）大地震时震毁。
  关于刘萨诃建造云庄山石窟寺的事，有这样一个传说。
  1500年前的个初春，阳光明媚，在“南峪龙腾”的地方升起了好大一片五光十色的彩云，彩云慢慢向东飘移，最后停在了今南坝乡南面的高山上空，飘移了两三个月。一日，随着一声惊雷，彩云铺落在了山顶上，山上闪现出的万道光芒，染红了天际。这一奇特现象，传遍了四乡邻县。一时间，佛界僧侣、官府大人、老少百姓，纷纷前来观看众人行至山脚或山腰间向上远望，山上显现出许多石窟和一座寺院，石窟敞亮，寺观高耸，石窟寺周围被彩云围拢，云彩里不时有僧人晃动着身影，还隐隐听见钟罄的声音，俨然一处佛界圣地。再当人们爬上巅近看时，竟什么也没有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祥云飘动，必有贵人出世；有的说，这是佛祖降福，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象征。就这样，这一景观一直延续到了秋天。这件事惊动了朝廷，朝廷派官员进行了察视正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佛窟的刘萨诃和尚听到这个佛祖显灵的消息后，和主持开窟的法良禅师商量了一番，带了几个弟子，立即动身前住番禾郡考察。刘萨诃到番禾后，徒步南山，亲眼目睹了这一奇特景象他无比高兴，和几位弟子商量后，就去姑臧城（今武威）找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去了。
  沮渠蒙逊是北凉国的创立者，他于401年杀段业，自称张掖公，建都张掖。412年他占领姑臧，称河西王。420年灭西凉国（今敦煌），占凉州全境（包括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乐都等郡），也就是今甘肃中西部和宁夏西部及青海东北部广大地区，史称北凉。后迁都姑臧。他还征服了西域部分地区，与西域诸国关系密切；还向东晋刘宋称藩臣，互派使者往来；晋、宋封他为凉州刺史。其时，境内物产丰富，战事较少。由于他崇信佛事，大兴佛教，凉州全境佛教极其兴盛。
  刘萨诃和尚是于415年从江南来到河西弘扬佛法的。至436年这一段时间，他都在河西活动在这之前，北凉在张掖建都时，他曾受沮渠蒙逊邀请，在张掖讲过经，所以和沮渠蒙逊有很好的交往。
  刘萨诃到姑臧城后，未来得及歇息，就赶紧去找沮渠蒙逊述说此事。蒙逊得报，立即请刘师佛并几个徒弟一同进见。沮渠蒙逊说：“刘师佛啊，你我自从张掖离别后，至今大约有六七年没有见面了吧，你是中国佛教界的法师，也为我北凉佛教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应以国师相称，如果法师不嫌，就请接受我的邀请吧，我还要请教法师很多事儿哩。”刘萨诃谦逊地说：“国主啊，你我在张掖数月日子里，谈论了不少有关弘扬佛法的事，国主的精辟见解至今难忘。只要国主有此心愿，我们有机会再谈论吧。至于国主提出以‘国师相称’的盛意，贫僧心领了，请国主收回成命吧，你是了解我的。”沮渠蒙逊说：“应该说，我要向你赔罪我本应于几年前去请你，但因我当时刚刚收取西凉，次年西凉又遭大旱，国事不稳，所以，我把主要精力用在这事上面了。去年，迁都姑臧以来，又忙于修补城池、扩充宫室，这不，前个月才完工。所以，谨请法师原谅。”刘萨诃忙说：“哪里，哪里，你身为一国之主，当然不会像我这世外之人一样逍遥自在，贫僧是理解你的。”“那好，这些日子以来，我倒也比较清静，就和刘师佛好好谈谈弘扬佛法的事儿吧。”蒙逊停了一下又说：“我想，还是先请刘师佛把你的来意告诉我，我们再作商议。”刘萨诃呷了一口茶，慢慢地说：“我要说的事，我想国主早有所闻。”接着他就把番禾郡南山（即云庄山）出现的佛祖降福的事和他们亲眼目睹的情况说了一遍。沮渠蒙逊高兴地说：“真是佛祖有灵啊！刘师佛啊，这事两个月前就在姑臧城里被吵得纷纷扬扬。起先我也半信半疑，后来大臣们奏说确有此事，我就派了两位重臣前往察看，他们回来奏报说，大有祥兆。这些日子我正想派人请你来商量，不想你已走在我的前面了，感谢佛祖的造化。”刘萨诃说：“这事我听到也只有一月时间。我想这一定是佛的意思，就赶紧赶来了。这些年来，我与你离别后，就在酒泉一带讲道，近两年，又在敦煌莫高窟（后来改为莫高窟）与法良禅师开凿佛窟。前些年你与李歆在蓼泉大战灭了西凉，情况我是知道的，但因你在完成统一河西的大事，我就没敢打扰国主。今天这事，不得不来向你禀报。”沮渠蒙逊没有直接说及南山之事，却问起了敦煌开凿佛窟的原由。他说“刘师佛啊，关于敦煌开凿佛窟的事，我是知道的，前些年我也捐银于佛窟开凿，尽了些微薄之力。但是，为什么要在那茫茫戈壁的三危山下开凿佛窟呢？如果师佛了解缘由，谨请赐教，也好让我领略佛的福音。”刘萨诃说：“那好，我就讲给你听听。我也是听法良禅师讲的。大约六十年前，有一位从东土来的名叫乐僔的禅师，要到西天寻找极乐世界，到了敦煌，听人说，只有喝了三危山下观音井的水，才能越过茫茫沙海，否则会渴死在沙漠里。他派了三位弟子去取水。三位弟子走了一半路程，其中两位忍受不了戈壁沙漠的酷热和干渴，半路回来了；另一位弟子叫智勤，他不怕吃苦，冒着生命危险硬撑了三天三夜，来到了三危山下。只见那里杨柳参天，绿草丰茂，好一片沙漠绿洲。他走到水渠边，喝足了水，躺在那里休息。这时，太阳已落下西山，余辉照得三危山俏秀可爱。忽然，三危山像是变了模样，清翠秀丽，金光四射。又看见在灿灿光辉中，弥勒佛和万千菩萨坐在层楼叠阁中，形态各异，谈笑风生。一朵朵彩云旋绕其间，一对对仙童仙女弹唱起舞。他看得入了迷，但又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佛祖显灵，就赶紧跪拜，诵了一会经。抬头一看，这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智勤才发现天早已黑了下来，于是，他进入了沉沉的深思……他想，这不是我们师徒所要寻找的极乐世界吗？他立誓要在这里开凿洞窟，把他所见到的佛祖形象和奇景都绘在里面。
  “乐僔尊禅师等了十几天不见智勤回来，非常着急，于是就和两位弟子去寻找。他们找到智勤，智勤已联络了众多佛徒开凿出了第一个洞窟，又听智勤述说了这里出现的佛景后，才知道这是佛祖所赐大能，就决心留下来，开窟修行。智勤是个谦逊无私的人，为了避免师兄弟之间产生不和，刻碑时，就把所有的功德都归乐僔禅师了。乐僔禅师之后，又有法良禅师继续开凿。这几年，在法良禅师的主持下，我也已开凿了几个洞窟，现在莫高窟总共已有近百个佛窟了。据我推想，建窟将达290洞，那里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佛教宝地。”
  沮渠蒙逊听完刘萨诃的讲述，心花怒放，没等刘萨诃开口，就爽快地表态，支持开窟。他说：“请刘师佛放心，也请你转告在敦煌的法良禅师放心，在我北凉境内，佛祖累次降临赐福，实乃我北凉国的大幸，我要给佛祖献银三万两，二万两用作你和法良禅师开凿敦煌莫高佛窟之用，一万两用作番禾郡佛窟的开凿和寺院的修建。我马上拨银给你，派得力将军和兵士，保护你们先往敦煌，待你们筹划好了之后，我在姑臧挑选能工巧匠和画师，帮助你们开凿南山佛窟和建造寺院，你看如何？”刘萨诃连忙立身说：“感谢国主，感谢佛祖赐福，我代表天下众僧，祝愿北凉国兴旺发达，佛光普照。”刘萨诃又说：“国主想得很周到，我们将立即筹办诸事。国主啊，佛事紧要，我想我们谈论之事，再待时机吧！”沮渠蒙逊说：“那是当然，待我有了时机，一定会前往拜见师佛。”刘萨诃同几位弟子和蒙逊派出的人马，一同回敦煌去了。
  刘萨诃到莫高窟后，把在番禾郡南山亲眼目睹佛光的事和去北凉国都拜见沮渠蒙逊以及蒙逊赠银开凿佛窟的事，向法良禅师说了，法良禅师十分高兴，他俩立即召集众位高僧和佛徒弟子，在主窟为北凉国诵经祈祷，祈求佛祖保佑北凉国国泰民安。在送行姑臧来的护送人员时，法良禅师再次向前来的将军嘱托：“谢北凉国主，佛祖保佑北凉国主安康，国家兴旺。”
  刘萨诃和法良禅师商量，蒙逊赠银花销方案，就按北凉国主的意见办理。他们还商定，抽出三位得力弟子和十多位小徒弟，由刘萨诃带领去番禾郡主持开凿南山石窟和修建寺院，关于窟寺的修建规模和形制，按已定方案施行，并采纳姑臧派来的能工巧匠的意见，随时修改。一切商定之后，法良禅师说：“师弟啊，你几次去番禾奔波劳累，师兄深感难为你了。你这次去那里后，可否把开工诸事安排妥当之后，让大弟子宏法在那里主持，就请你来莫高窟主持这里的事吧，你看师兄我年高体弱，这里的事以后就全靠你了。”刘萨诃点头赞成。
  大约过了两个月时间，刘萨诃一行十多人就来到了番禾郡，他们向番禾太守汇报了此意后，就直去南山料理凿窟建寺的事。
  一日，沮渠蒙逊正念佛祈祷，御史来报，说有两名和尚求见。蒙逊想：一定是刘师佛他们。就紧忙来见，果然是上次同刘萨诃来过的两位大师。他们互致了问候，宏法大师就把在南山开窟建寺和法良、萨诃的问候、致谢的话都说了，又把怎样建造窟寺的计划也向蒙逊一一汇报了，沮渠蒙逊说：“佛祖保佑，就辛劳诸位菩萨了。我已把帮助开窟建寺的石师、木师、画师和100名力役抽调好了，他们的一切吃、住费用，由本主支付，你们尽管安排他们做工去就是了。”宏法大师赶忙代表师父致谢，并说：“如果一切准备停妥，我想明日就动身前往。”蒙逊说：“谨遵大师之便。”第二日，宏法带领几十辆大车和一百多名工匠，浩浩荡荡向南山走来。
  刘萨诃非常感激沮渠蒙逊的大力相助。他同前来施工的匠师和师弟们共同选定了凿窟、建寺的地址，商定了具体施工方案和一年内完工的时限要求，然后举行了开工仪式。举行仪式这天，沮渠蒙逊派官员送来了贺礼贺词，番禾郡太守亲临祝贺，并献上粮油等大量物资，附近乡民也都前来献祭庆贺，一些佛教信徒们自愿上山参加劳作。一场凿窟建寺的宏大工事就此展开。
  刘萨诃和尚在建寺工地上住了四五个月，由于工程进展顺利，他把一切事务交给了徒弟宏法，他于入冬前去了莫高窟。
  宏法大师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高僧，在他的主持下，工程进展很快，于次年春末完成了全部工作。包括云庄山、石佛崖和灵官殿三处工程。然后，他按照刘萨诃留下的意见，写了几份详细的花销帐单呈报书，派人送呈沮渠蒙逊和法良、刘萨诃。并在信件中提出要求，谨请两位禅师准许他留在新寺敬佛。法良和刘萨诃接到信后，对宏法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商议。他们觉得，莫高窟凿窟任务繁重，十分需要宏法前来协助，但又觉得新建寺院也很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来主持，况且宏法已与北凉国主有了多次交往，宏法作主持，有利于佛事发展。最后他们复信宏法，让他和另两位佛家弟子留在那里。刘萨诃还特意附上几句话，叮咛宏法作好各方面的工作，他会在一两年后，在基本完成莫高窟几个重要佛窟的开凿任务后，再来云庄山与他共同修炼。宏法接到法良、刘萨诃的来信，十分高兴，就立即以云庄山寺院主持的名义邀请各方人士举行了早已准备好的石窟、寺竣工典礼。典礼这天，番禾郡太守准备了厚礼，带领众官前来庆贺，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派大臣送来一块巨大匾额，上书“云庄寺”三颗大字。这云庄寺命名之事，是宏法上次给法良、刘萨诃去信中提出的，刘萨诃以彩云飘转山头几个月的祥兆之意取名，又与沮渠蒙逊书信联系，希望沮渠蒙逊亲自御书。刘萨诃派弟子送来了一尊释迦牟尼石佛和袈裟数领。这天，各方僧人也来了不少，临近的老百姓和佛家弟子，纷纷前来敬香布施。由于宏法和师弟们的精心准备，竣工典礼举办得井井有条，十分隆重热闹。
  典礼已毕，当宏法一一送走了各方来人后，发现大殿里还有十多位僧人在坐禅诵经。宏法大师问清了缘由，才知道他们是从江南建康来的，已在姑臧等候了一月有余。他们听说北凉地域内又出现了一次像莫高窟那样佛祖降临的事，又听说在这里要开凿佛窟，修建寺院，主持又是十多年前在江南佛界声望极高、佛诣很深的刘萨诃法师，所以特来投拜修炼。宏法大师听了后，为佛的影响力之大而深感高兴。他就把刘萨诃来这里筹备窟寺的前前后后和在敦煌等地的情况一一向师兄弟们说了。经过商量，那位大师兄菩超和其他七八人就前往敦煌去了，还有七八人愿意留在云庄寺修炼。宏法大师热情地欢迎他们。一年以后，刘萨诃和尚也来到了云庄山修炼。
  从此，这座山就叫云庄山了，寺院石窟也就叫作云庄寺和云庄石窟了。从那以后，云庄山上香火极盛，附近郡县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过着太平的日子。因此，这个美丽的传说也就世世代代传流下来了。
  隋炀帝西巡躬往番禾瑞像寺
  隋炀帝杨广，于604年，移都洛阳。杨广即位后，继续并省州县，严刑峻法。自恃国力强富，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修长城、筑驰道、掘长堑、营西域，不停地东西游幸，不断地对边境和邻国用兵。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就开始了平定吐谷浑的准备工作；派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摸清了西域四十四国和盘踞青海一带的吐谷浑的一切情况；写成了《西域图记》上奏炀帝。决策御定后，大业四年（608年）七月，派裴矩两次大败吐谷浑，使吐谷浑元气大伤。大业五年（609年）三月，炀帝调动大军，在裴矩等陪同下首次西征，经过三个月的迁回包围和艰苦奋战，彻底消灭了吐谷浑的二三十万军队，将吐谷浑占据的地盘全部纳人大隋控制之下。接着，在这片地方设置了四郡：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湖南）、鄯善郡（今罗布泊西南）、且末郡（今新疆且末）。从此，隋朝在西部的边防更加巩固了。
  这次西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炀帝十分满意，传令重重犒赏了各路首领——兵部尚书段文振、内史元寿、太仆卿杨义臣、将军张寿、将军柳武建、卫尉卿刘权等；还为战死的大将军张定和及所有将士举行了隆重葬礼，修建了张将军庙，安抚了四郡。这次军事上的绝对胜利，极大地震撼了西域诸国，他们纷纷派使臣前来朝拜隋炀帝。炀帝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西巡河西的决定。大业五年（609年）六月，炀帝率庞大的队伍从大斗拔谷（即今民乐县扁都口）西出张掖。炀帝到张掖后，召见了河西州、郡、县文武要员和地方名儒、佛界高僧，西域诸国国主也都前来朝贺，并主动提出献地数千里，臣服于隋。炀帝非常高兴。为了庆贺这次预想不到的收获，炀帝在陈设豪华的观风行殿接见了西域高昌王麹伯雅和伊吾上屯设等二十七国国主和特使，并以丰盛稀奇的盛宴招待了各国使者，表演了优美的九部国乐和鱼龙漫延百戏节目，并令张掖、番禾、武威三郡百姓盛装打扮，前来观看。几十里路上旌旗招展、车水马龙，显示了中国的富裕强盛。接着，炀帝带领西域诸国国主、使臣和地方要员登临焉支山观光，还率领大家到河西最大、最具传奇色彩、文帝御令重新修复的瑞像寺礼佛。
  六月二十三日，天晴气爽。炀帝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沿着一条欢腾的古水顺流而进，来到了瑞像寺。只见瑞像寺上上下下的山谷里搭满了帐屋，到处摆着贸易摊点，店幌招展，好一派热烈景象。皇帝的到来给瑞像寺带来了福音，三百多僧侣和盛装靓丽的男女青年列队迎接皇上，举行了别具风采的欢迎仪式。仪式上演出了优美的歌舞精彩的杂技，演奏了高雅的曲乐。这些出自凉州府的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给炀帝、尤其是西域各国国主和特使留下了深刻的印响。晚上，又以炀帝的名义，在帐屋里举行了别具一格的晚宴。产自中国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惊得西域诸国国主与特使们目瞪口呆。炀帝在宴席上说了几句祝福的话，让大家慢慢品尝，自己则邀了几位高僧在朝廷几位大员陪同下，选了一处安静的帐屋，与他们畅谈如何弘扬佛法的事。炀帝说：“朕自继承先帝基业以来，唯恐有什么疏忽，从而违反先帝的遗训、有损于国祚的长存，而辜负先帝。所以事必躬亲，兢兢业业，以图国泰民安。”众高僧明知炀帝执政以来，大兴土木，连年征战，天下百姓劳役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事实，但只能装在心里，不能言表。众高僧赞美了一番炀帝的功劳，就避开话茬，把话题转到了弘扬佛事方面来。瑞像寺主持首先回忆赞颂了文帝弘扬佛教，修复天下佛院，敕建瑞像寺的济世功德。几位年老的高僧又讲述了从圣僧刘萨诃弘法于河西、萨诃预言、佛像挺出、佛首出现、宇文焚寺灭法、萨诃显圣救众僧、肃州推山畅流等神奇的事情。炀帝越听越有兴致，不时询问其详。众高僧看到炀帝心绪极佳，就进言说：“弘佛乃国家兴旺之大计，皇上这次不远万里，前来瑞像寺礼佛就是顺应了佛祖和先帝遗愿，是国家兴旺之象征。”炀帝说：“众位高僧，你们都是佛祖的忠实弟子，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佛祖教我们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我这次到西地来，一则是顺应天意，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造福子孙万代；二则是继承先帝遗愿，拜谒名寺，进一步弘扬佛法，求佛祖保佑江山永固。”这时，陪炀帝的几位大臣插言说：“皇上这次御驾亲征，不仅彻底消灭了吐谷浑势力、组建了四郡，还得西域献地数千里，这个空前的胜利何朝之有？今又亲来河西名寺礼佛，真乃大隋之幸，佛事之幸。”这时，一位老臣看大家把所要说的事都已说到了，就提议说：“皇上连日劳累，请御寝吧。”炀帝哈哈大笑说：“爱卿啊，你们是知道的，朕继位以来，哪一年不是东西御征，南北巡礼，车辇之颠簸，鞍马之劳苦算得了什么。朕今年刚四十出头，先帝创建的大业还托佛祖的恩典由朕去完成呐！”说完，就休息去了。
  隋炀帝来到帐屋，一切都已安排停当。炀帝招呼御侍、御卫帐外伺候。炀帝躺下来刚迷糊间，一位银须鹤发的老佛僧出现在帐屋中，炀帝以为是今日哪位高僧又来叙话，忙坐起身来，却又身不由己地站立于佛僧的对面。那位佛僧笑盈盈地说话了：“皇上安康？我，刘萨诃。”炀帝一听刘萨诃这个名字，不由心头一紧，他说：“刘圣僧已成佛近二百年了，一定是佛祖赐恩于我，请佛祖指点。”刘萨诃说：“因为你躬敬佛的行为感动了佛祖，我也没有什么好话送你，我在西天修道时，亲眼见到一桩这样的事，现讲给你听：印度的吠舍里国，周五千余里，土地肥沃，百业兴旺。那里的老百姓淳朴厚道，风俗重学好善。而他们的国王是个好大喜功，不思治国良策，不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人。一天，吠舍里国王去游览铁围山，只见两山之间的地狱中，正用各种刑具整治鬼魂。群臣向吠舍王说：‘我们快离开这里吧。’他便向群臣说：‘鬼王且懂得整治罪恶，我们堂堂人间国度，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于是，他下令寻找了一个头发金黄、浑身炭黑的人担当狱主，并密授机意说：‘你要把地狱四墙修筑得高高的，里面种上各种鲜花，镶砌上清幽美丽的池塘。但是，要把门窗造得非常牢固，只要把罪人送进来，就别让逃出去，即使我被送来，你也不能留情。于是，这个恶人造好了地狱。起初，对抓来的罪人，还能依律定罪，后来，越整越眼红了，竟把经过地狱旁的行人，也都大量抓来服劳役或治罪。于是，国内百姓个个恐惧，人人缄口。后来，吠舍里国王始有醒悟，他命人推倒了地狱高墙，废除了酷刑、释放了做苦役的百姓、修订了法律、修建了寺院、弘扬佛法。从这以后，天竺诸国里官不犯罪，民不入狱，到处一片祥和的景象。”
  佛圣刘萨诃讲完了这个故事，一眨眼就不见了。
  炀帝定了定神，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迅速在脑海里转了一圈他想：“朕竟然在西陲地方遇到了佛祖，领受了佛祖的教诲，这真是朕的幸运啊！”他又想：“萨诃佛显圣可不是常有的事，朕必须以实际行为报答佛祖的恩赐，以求免灾，降福大隋。但佛祖讲的意思朕还没琢磨清楚，暂不能讲出去。”主意已定，他马上传令几位心腹大臣来帐议事。几位大臣不知皇上半夜传唤有什么紧急事情，都静静地等待听候。炀帝说：“朕此次西巡，收获极大，朕觉得这都是佛祖的保佑，朕此次来瑞像寺礼佛，又领受了佛的恩典。”他停顿了一下，说：“朕叫你们来，是想和众爱卿商量商量，可否从军银中拨出白银一万两，把这座先帝敕令复修的瑞像寺扩充增修一番，给每个僧人新制袈裟一领；其次，朕这次礼佛受到了佛祖的教诲，对佛祖的感悟至深，朕想，是否把瑞像寺改名感通寺；其三，可令天下寺院、画师前来感通寺模写刘萨诃佛圣的佛像广传供奉。众爱卿意下如何？”几位大臣听了，齐口同声地说：“皇上英明。”这时，一位大臣进言说：“皇上这次西巡到番禾，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之举，是否请皇上敕令勒碑，以作纪念”。炀帝说：“这件事就留给后人去办吧。”几位大臣按照皇上的意思，当即拟写了两道圣旨，一道是皇上赐银赐物于瑞像寺和瑞像寺改名感通寺的；一道是传喻天下模写画像传形的。一切准备停当，天已大亮。
  了午时分，举行了隆重的赠物仪式，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参加，仪式上宣读了皇上的两道圣旨。众人、尤其是西域诸国国主和特使听了后，无不惊容倒眉，倾心折服。这时，两位内侍捧上了文房四宝，请皇上书写匾额。炀帝挥动御笔，在一块白绫上写下了“感通寺”三颗苍劲有力的大字，随令刻匾悬挂。同时，由内务大臣建议，将原附属于瑞像寺的另外两处寺院，也敕令改名为感通下寺。瑞像寺的方丈代表寺院接受了皇上的恩赐。这时，全体僧侣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列队叩拜，三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西域诸国的国主们也推举高昌王表示了大家的心愿。高昌王说：“尊敬的皇帝陛下，我们这次东行河西，是托了佛祖的福，也托了陛下的福。几天来的所见所闻，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今后，我们要与大隋永远和好，并以陛下为榜样，弘扬佛法，以求国泰民安。”
  事毕，炀帝班师回朝，西域诸国国主也各自回国。
  感通寺，由于中原天子的巡礼和扩建增修，更加繁荣、壮丽，名声大震。来自延、绥、石、隰、慈、丹、岚、威诸州和西域诸国模写传形萨诃佛像的州使、国使和寺院僧众络绎不绝从此感通寺誉满西域，名扬神州。
  隋炀帝到瑞像寺的活动，在1979年5月出土于武威的《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断残的石碑上记载：“□□□□□□……驾还，幸之，改为感通寺……”。梁·慧蛟《高僧传》卷十三，唐释道宣《高僧传》二集卷二五，《续高僧传·慧乘》等都有隋文帝建寺和隋炀帝到番禾瑞像寺敬佛的记载：“开皇之始，经像大弘，装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命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之初，历游关表，故谒达之本庙，图像严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
  唐玄奘感通寺讲经
  1979年出土于武威、始刻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的一块石碑，由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修身、武威党寿山二先生考释，拟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残碑和有关佛教文献记载，644年，唐玄奘取经踏上归途，途经河西时，曾在番禾郡感通寺这座天下名寺礼佛讲经。
  唐玄奘，俗名陈韦，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系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人，约生于600年，卒于664年。
  唐僧是我国唐代著名高僧，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世界公认的伟大旅行家、探险家。他犹如一颗灿烂的明星，高悬在6世纪的亚洲上空。1000多年来，一直受到世人的敬仰，直至今日，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后人所敬仰。
  玄奘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父亲陈慧对作官不感兴趣，加之隋末政治腐败，就辞官在家潜心研究学问。玄奘兄弟4人，属他最小。二哥陈长捷是洛阳净土寺的高僧。在父兄影响下，玄奘自幼好学，有极好的记忆力。他12岁就出家了，同二哥在一个寺里学经。由于他聪明过人，13岁时就小有名气了。618年，唐朝建立。由于长安时局不稳，他同二哥就到成都学经。经过两三年苦学，到了18岁时，他的才识远远超过了许多高僧，全国各地都知道了他的名字。20岁时，他又花了几年时间到荆州、相州、赵州等地遍谒名师，于627年返回长安。由于他佛学知识渊博，口才雄辩，长安高僧法长、僧辩称他是佛界“千里驹”。从此，玄奘誉满京城和江南各地。玄奘学习了很多经典后，感到佛经经典之间矛盾甚多，有很多不解之处。而且国内佛教派别又多，随之就产生了“誓游西天，朝礼佛迹，寻求真法，以释众疑”的取经念头。他联络了几个和尚，上书唐太宗，要求去西天取经。由于唐政权刚刚建立，有的地方还在打仗，加上当时敦煌以西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朝廷严禁国人西出。玄奘不顾朝廷禁令。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农历四月，偷偷经秦州、兰州，到了河西走廊第一重镇——凉州。
  玄奘一到凉州，就被当时河西地区的佛教领袖慧威大师留住讲经，住了一个多月。这时，朝廷得知玄奘已西去准备偷渡国境的情况，就发来了禁令。凉州都督李大亮拿着皇帝敕令，催促玄奘返回长安，玄奘十分忧虑。而对玄奘一向钦佩的慧威大师非常支持玄奘的这一行动。他暗中选派了两个心腹弟子，一个叫慧琳、一个叫道整，护送玄奘，一路寻乡间小路，昼伏夜行，经番禾县（今永昌县）、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躲避了官府的缉拿，好不容易来到了瓜州州治晋昌（今安西县东双塔堡一带），当时的瓜州刺史叫独孤达，是个十分信佛的人，他不仅暗中保护、资助玄奘，还给他详细介绍了西出玉门关的情况。
  玄奘离开河西后，一个人骑着马进入了茫茫戈壁，经过九死一生，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死亡地带”，进入了高昌国界。在高昌王的大力支持下，又经过了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了被称为“北天竺”的巴基斯坦，后来又游历了印度全境的佛教圣地。
  玄奘到阿富汗和印度后，潜心学习、参观、讲经，研究佛学长达十多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他又经历了无数次艰辛险恶的场面、几乎送了性命。但也受到了无数次佛学界高僧和国王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参加了五天竺举办的几次盛大的佛经答辩会，“无遮会”等，他有幸如愿以偿地学到了想要得到的知识。
  这位年青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壮举，引起了五天竺佛学界的极大关注，再加上他智慧超群，佛学知识过人，以及他对大、小乘经典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得到了五天竺佛学界的高度赞服，声望传播四方。
  玄奘达到了学经目的之后，于643年，满载着佛经经典和五天竺人民的友谊，从今印度阿拉哈巴德动身回国，于644年翻越葱岭，踏上祖国的大地。
  玄奘本想走去时的原路，经高昌国向异姓结拜弟兄高昌王还十多年前离别时互约的夙愿。但当他到达舒佉沙国后，得知由于高昌王袭击焉耆、伊吾，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军队平定了高昌国，在高昌国国都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实行了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这时，高昌王也已死了，玄奘有些悲伤，于是，就向东行五百余里，过斫句迦国（今叶城），又东行约800里，进入了于阗国境。于阗国王听说玄奘归来，十分高兴，马上和群臣与高僧远道迎接。玄奘到达于阗，跟随他的还有高昌弟子玄觉和其他7名僧人、20个脚夫、10头骡子、4匹马。这时，唐玄奘虽然踏上了国土，心情十分舒畅，但也心有余悸。因为他去西天取经时是违背朝廷禁令的，现在回来，太宗李世民究竟是什么态度，还能原谅他吗？所以他到于阗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给李世民写信，把一切苦衷和取得的成就告诉太宗，以期得到太宗的谅解和支持。同时，玄奘还计划在归途要办三件要紧的事：一是在西域抄补过信渡河（即印度河）时失落的50夹经本的内容；二是要到敦煌莫高窟礼佛；三是要到河西名寺感通寺讲经宣法。而这些事情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回国时，印度戒日王送给他驮经文的大象在过葱岭时淹死，缺少驮经畜力，这些都需一一向李世民奏明。玄奘在信中说：“沙门玄奘言：奘闻马融赅赡，郑玄就扶风之师；伏生明敏，晁错躬济南之学。是知儒林近术，古人犹且远求。况诸佛利物之玄踪，三藏解缠之妙说，敢惮途遥而无寻慕者也？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传东；然则胜典虽来，而园宗尚缺。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徙雪山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苦辛，心愿获从。逐得观耆阇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一十六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米罗川归还，达于于田。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
  玄奘送走马玄智后，就抓紧时间游历于阗和西域寺院，与当地高僧进行佛教学术交流。并在众寺院高僧的帮助下，一面寻抄在渡信度河时失落的50夹经本的内容。一面等候太宗皇帝的回音。这段时间里玄奘在西域各国国主和众高僧的帮助下，把失落的50夹经本的内容基本寻抄齐全，了却了他在归途中要办的三件要事的第一件，他心里很是高兴。但是，派去送信的人，已六七个月不见回来，他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几天来寝食俱减。于阗国王和众高僧也都坐卧不宁，为他犯愁。一日，玄奘正在讲经宣道，忽然，有人来报说：“送信人回来了”。玄奘赶忙走出寺院迎接，拉住送信人的手说：“见到皇上了吗？”“见到了，见到了”，送信人说着掏出了太宗的亲笔书信。唐玄奘兴奋不己，也来不及进屋拆阅，就站在庭院里的树阴下读了起来，信上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且末迎接。”玄奘看完信，兴奋无比，立即向于阗国王传达了皇帝的旨意，并提出辞行。于是，于阗王选派了驮经畜力，又派了一支部队护送。于阗王亲自相送了二三十里，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有了太宗的御旨，一路上官兵迎送，不长时间，玄奘就来到了沙州（今敦煌）。
  玄奘到了敦煌，正是贞观十八年（644年）的七八月份，虽然节令已是秋天，但天气还很炎热，骄阳似火，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很有在印度的感觉，但这里比较干旱。玄奘离开于阗前，就写信给敦煌石窟和番禾感通寺的主持，说明要到石窟礼佛，在感通寺讲经，同时，太宗御旨早已到达沿途各州郡县，各地的官府和寺院都在认真准备迎接。所以，玄奘未到敦煌，就有一支人马在流沙以西迎接。到达敦煌后，他受到了佛祖般的礼拜和欢迎，场面隆重而热烈。当时的敦煌，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已开凿洞窟几十个。由于玄奘没赶上敦煌正月进行的为期七天的结坛，所以，他决定住上三日。他先用一天时间礼拜了佛像、参观了所有佛窟，又用了两天时间，同当地僧侣畅谈了16年的取经过程，交流了佛教学术情报，使众僧侣大开眼界，如沐甘露。玄奘在经过肃州、甘州时，都受到了地方官员和僧众的热烈欢迎。他作了短暂停留后，就径直取道往番禾郡感通寺来。
  感通寺，这个誉满中华、名扬西域的河西名寺，玄奘早就听说过它的威名，去西天取经路过河西时，只因朝廷下旨严加盘查，不敢露面，所以没敢去礼佛。在去西域各国谒寺礼佛时，就有人向他说了番禾感通寺和石佛瑞像的神奇传说，他也亲眼看到了西域各寺院里都供奉着的番禾瑞像佛画像。到敦煌千佛洞礼佛时，又看到隋末唐初开凿的洞窟里已绘有凉州番禾郡御容山石佛瑞像和刘萨诃和尚的画像，这一切使得他对这座寺院产生了更加崇仰的心情。另外，这次取经回来的情况与去时也大不一样，有了皇帝的旨意，一路又有人迎送，什么事情都不让他操心，他心情十分愉快。他已作好了精神准备，打算在感通寺住上十日，给中西文化交流的融合之地的河西僧侣，宣讲了他在五天竺学到的真经，用佛的教化力量统一西部佛教界的经论，为大唐更加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这天，风和日丽，万里晴空。玄奘在张掖郡和番禾郡送、迎队伍簇拥下，一面向感通寺进发，一面欣赏着河西走廊的西部风光。挺拔葱郁的祁连山高耸入云，延绵千里，横贯于南；雄伟壮丽的龙首山逶迤磅礴，峰峦叠嶂，顺卧于北；独峰兀立的焉支山，林草茂密，晴岚飘逸，搁于两山之间，形成走廊蜂腰地带；广袤连片的千里草原，油绿青翠，一望无际，肥壮的羊群、牛群、马群、驼群到处可见；驿道两旁种植的大片庄稼，金黄耀眼，十分喜人，农人们正忙着秋割；一簇簇的村庄，一顶顶的牧帐，择地而建，一派兴旺景象。玄奘看着这一切，心里似乎明白了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河西走廊这片要塞之地的原因了。
  原来，凉州府和番禾县，在接到皇上御旨后，在一月前就开始作迎接玄奘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又收到了三藏法师要在感通寺讲经的书信。这样，估计前来听经的河西各郡县和附近郡县的僧侣一定很多所以，凉州总管府组织河西各郡县，抽调了大批人力，准备了大量物资，拨出专银，全力作好接待工作。大家推荐番禾县感通寺主持慧敏大师为总主持，凉州副总管一人及番禾县副吏一人共往协助。希望办好玄奘大师的讲经大会，迎接仪式要隆重而热烈，客僧们的食宿诸事均应妥善安排，要展示出凉州、番禾之盛。
  玄奘西天取经归来的壮举，已传遍了凉州大地和邻近郡县，仅前来听经的僧侣就达三四千人，慧敏大师深感责任重大。半月来，他同几位协同的官员、高僧，都没有好生休息过由于州郡县的大力支持，各项准备工作井井有序，凉州总管十分满意仅就食宿一项来说，除番禾郡和番禾县腾出了大批房屋、准备了很多素斋堂店以外，还在感通寺上下的御山峡里搭起了五六里长的屋帐，临时建起了五六十座餐饮点，无计其数的商店摊贩、充塞了整个峡谷。站在金山向御山峡俯视，真有点眼花缭乱。
  八月末的一天，是玄奘来感通寺的大好日子。当玄奘一行行至水泉驿时，远道前往迎接的州、郡、县官员和16名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高僧就等候在那里。玄奘下马施礼，众官员和众高僧行过了大礼，请玄奘和迎、送队伍简单用过了备好的素食，继续赶路当玄奘他们来到了番禾郡御山峡西口处时，这里人山人海，旌旗招展，由感通寺主持慧敏大师领头，带着138名名僧和500名僧徒，高举宝幢，打着七色旗帜，拿着香和花，声势浩大地前来迎引。到达感通寺时，约两千僧众和几千信教群众，早已站在寺院内外、河道两旁，手执鲜花彩带，敲锣打鼓，高奏佛乐，热烈欢迎这位从五天竺取经归来的大唐圣僧。
  玄奘走在最前面。错后两三步，是慧敏大师等十几位高僧和所有前往迎接的名僧，两旁是州、郡、县官员。队伍整齐肃穆，场面宏大而热烈。玄奘一面行走，一面双手合掌，笑盈盈地向欢迎人群点头致意。他身材魁梧、神采奕奕、气宇轩昂，头上的莲花御帽和紫红金线袈裟闪闪发光。玄奘边走边抬头观赏着人群夹道两旁的巨大幢幔，一幅竖立在寺院门口的幢幔上面，绘制着释迦牟尼佛像，其他幢幔上写着佛教“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文字或图画，图画上画着观世音菩萨、感通寺石佛瑞像、刘萨诃、鸠摩罗什、云无忏等佛界圣僧的画像，两棵带真的菩提树竖立于寺门两侧……这一切，仿佛是彩云降落人间，又似幻雾从峡谷升起，盛况空前，令人惊叹！玄奘法师走着看着，心境特别宽畅没想到这座感通寺的兴旺程度，竟能与长安的佛寺比美。
  按照大会的安排，当天请玄奘法师歇息，第二天参拜瑞像，诵经祈祷，并由感通寺主持慧敏大师汇报河西佛事情况以及感通寺的发展历史，第三天由玄奘法师开始讲经。
  一切按安排顺利进行。第二天的活动，不到申时都已进行完毕。玄奘法师在听慧敏大师讲述了感通寺圣容瑞像的由来后，若有所思，他给众高僧讲述了他在西天听到的一个传说，他说：“我在印度谒寺拜佛时，那里的高僧讲，他们听他们的法师讲过，大约在120年前，那座寺里原有一双佛像。一天，彩云弥天，雷电交加，人们正在惊疑中，忽然，从寺院里飞出一尊佛像，升入高空彩云间，向东飞走了。人们不知所措，待到寺院里看时，一双佛像只剩一尊了。这件事传流了下来，成为印度佛教界一大奇事。直到今日，谁也不知道那另一尊佛像飞到哪里去了。今日听大师说得这么具体生动，从时间上来看，印度那座佛像飞走是120年前，大约是公元6世纪前期，你讲的中国北魏明帝正光元年石佛出现，正是这个时候，他们说120年只是概数，今天算起来基本相合啊，只差4年。这座瑞像，一定是印度那座佛像，是因为有圣僧刘萨诃的预言应验的，当然，这一定是佛祖早有安排的。”众僧侣听了，无不啧舌惊讶，称颂佛祖的大能。
  玄奘法师听完慧敏大师汇报、参观完寺院、僧舍，登上寺后山顶时，才发现这里群山环抱、松柏茂密、寺院宏伟、亭台星列、僧舍延绵二三里，很是壮观。那巍巍的汉长城映入烟霭之中，峻峭的金山高耸在彩霞之间，加之绿水绕寺，青杨翠柳蔽郁峡谷，不知名的花树辉映其间，使得环境非常佳丽，仿佛像西天佛地的一处仙境。
  第三天，讲经大会正式开始。玄奘法师首先用半天时间，重点讲述了十多年来在五天竺拜师、学经、搜集经典以及参加了五天竺“无遮会”等佛教盛会的情况。有的僧侣要求三藏法师把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讲一讲，玄奘笑着说：“九死一生，乃佛祖的保佑，我们还是讲经吧。”他说：“今天来的高僧很多，更多的是佛门弟子。我就先对佛门弟子们说说涉足沙门的一般道理，然后再讲贫僧在西天学过的经典，尤其和佛界众位高僧谈谈我们中国现时的所有佛教经典互相矛盾、争论不休的问题。”
  玄奘先讲第一个问题，他说：“‘圣贤之道，唯诚与明’。圣可以称为佛，贤可以称为菩萨。八万四千法门，无论修什么法门，也离不开这两个字。什么叫作‘诚’？在佛法里讲诚就是‘定’；‘明’就是‘慧’。‘诚’是‘体’，‘明’是‘用’。对于一切事相，一切事理，能够通达明了而没有错误，就叫‘明’。对我们初学佛的人来说，就是省察的功夫。我们要常常反省、点检、观察，而后才能做到改过，才能做到积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我们没有诚明，就不晓得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哪还谈得上改与积？要改恶，要积善。所以，诚也就是自净其意。‘诚’、‘明’两个要同时具足，即诚而明，即明而诚，就是定慧双修，修到定慧不二的时候，自自然然就证果了。所以，初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道理，格除物欲，提起觉照，守心如守城，对境如临阵，去妄克欲，防邪存诚，深明因果，止恶修善。如果出现了过，就要针对缺失彻底改过。避祸纳福，人之常情如果有了羞耻心，知耻方能产生大勇；如果有了畏惧心，知畏方能产生诚敬；如果有了勇猛心，知勇方能产生振奋心。有了这个基础，就要从事相上、明理上、心地上彻底改恶，一心为善。要辨别真假、曲端、是非、正偏、满丰、大小、难易。总之，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要与人为善，以身作则；爱敬存心，各得其所；成人之美，爱才、惜才、育才；劝夫为善，多方开导；救人危急如及时雨；兴建大利，提倡社会福利；舍财作福，破悭除吝；护持正法，敬重修饬，弘扬佛法；敬重尊长，忠孝传家，爱惜物命，以育仁慈。要作到这些，切需以谦保之。”
  感通寺慧敏大师为了把这次唐玄奘所讲的经论内容较完整地记录下来，他特地抽调了50名书法高手和宏学高僧，作专门记录。他们准备大会之后，将记录组织整理，供各寺院僧众学习。
  玄奘对在感通寺的讲经活动，早已有了安排，但是没有想到河西僧侣有这么多人前来听经，他被这个场面所感动，也被这么多僧众求知若渴的精神所激励。因此，他不顾长途跋涉的鞍马之劳，尽力把经典中的要旨传给他们。头几天他主要宣讲了他在“北天竺”（今巴基斯坦）迦湿尼罗国的阇耶因陀罗寺中与各国留学僧人共同学习时，由那里的最高法师僧称法师为他讲授过的《俱舍论》《顺正理论》《因明论》《声明论》《婆沙论》《杂心》等。有些经典，中国早就有了，但是，玄奘在僧称法师那里学习时，所听到的讲解深度和广度，和他原先学过的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就把这些新颖的理解讲给大家听。由于玄奘在五天竺的十多年中，学会了梵文，博览了大量佛经，学会了几种语言和文字，所以，在讲述经典时，生动新颖、论理透彻。他深刻的思想，寓于博文广识之中，又渗入自己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听者无不折服，纷纷感赞玄奘法师的博学和才识。他讲解经典时，音词清远、言谈雅亮，所以，距离讲坛较远的僧众们，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天晚上，按照总主持慧敏大师的安排，要请玄奘法师休息。因为五六天来，他一直未能很好休息。虽说玄奘法师正是血气方刚的不惑之年，但也不能白天晚上连续劳神。
  可是，将近黄昏时分，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玄奘16年前路过河西时，时任凉州都督的李大亮，他当时持朝廷御令，令玄奘东返；另两位是凉州高僧，16年前凉州慧威大师的两个心腹弟子，是他们受慧威大师委托，把玄奘偷偷送到瓜州晋昌（今安西）的。现在，李都督年事已高，卸官在家休养；两位高僧一位叫慧琳，是凉州罗什寺的主持；一位叫道整，是海藏寺的主持。他们早就知道玄奘法师的消息，也完全了解玄奘在番禾郡感通寺讲经的全部情况。两位主持早该来感通寺听经的，一者要听经，二者要亲自拜访玄奘法师，诉说他们离别16年来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可是，凉州府把这次玄奘归来凉州的迎接任务，交给了他二人主办，他们实在脱不了身，只是眼巴巴地干着急。他们每天派两个僧徒，快马把感通寺的情况作口头汇报。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一切办理妥当后，凉州总管府才让他们提前三天到感通寺，亲聆玄奘讲经，同时也负责迎接玄奘的前站任务。而原凉州都督李大亮呢，他本来可以提前来感通寺的，但他想，在玄奘去西天取经时，自己一再令他东返，还派人把追令送达瓜州候捕。虽执行的是朝廷命令，但本人也太无情，他深觉惭愧。他知道，玄奘西去是慧威大师的弟子慧琳、道整送往瓜州的。玄奘与他们之间有着用黄金难买的深情、有着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友谊，所以，他一直等着要与两位高僧一同前往。
  玄奘正在坐禅诵经，感通寺慧敏大师来说：“凉州罗什寺主持慧琳大师和海藏寺主持道整大师，还有原任凉州都督李大亮大人前来拜见，还说今晚一定要见到法师。”唐僧听罢，忙说：“快请、快请！”说着，他已起身来到门外，三位客人也已到眼前。慧敏大师忙作介绍，慧琳、道整和李大亮就地跪倒，施行大礼。玄奘忙上前扶起，施礼说：“师兄、李大人，不必如此多礼，快进屋说话吧。”慧敏大师看着他们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之情，就赶紧让贴身弟子端上茶水果品和素食点心，并招呼早就熟悉的二位大师和李大人随便品尝，然后准备退出屋去。玄奘笑了笑说：“大师也请坐。”慧敏这才挨着慧琳坐下。玄奘介绍说：“慧琳和道整二位师兄，今日再次相见，是我十多年来的夙愿，是佛祖的保佑。和李大人能在此相见，也是佛的安排。”玄奘把16年前路过河西的事细细说了一遍，他十分感谢佛界众兄弟的帮助，他也宽慰了李大亮，说：“李大人不必自谴，国人当时不准西出西域，是朝廷的禁令，你皇命在身，岂能违背？再说，你手下人每每帮我，使我最终完成了取经宏愿，这里面仍有你一份功劳。”李大亮赶紧说：“法师啊，我今日是来向你陪罪的，我在十年前就知道了有很多好心人帮助了你，而我却令人追捕你，我罪大矣。为了求佛赦免我的罪孽，我在十年前就成了佛的忠诚信徒，祈求佛祖宽恕。”这时，感通寺主持慧敏大师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三人还问起了玄奘一路的艰难险阻和在五天竺十多年的学习生活情况，玄奘都讲给他们听了。要知道，患难知己离别多年后重逢，要说的话是十天十夜也说不完的。他们大约谈到子时，就请玄奘休息了。
  第二天，玄奘法师重点讲述了他在印度佛教中心——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院学习了五年的重点经典《瑜伽论》等。那烂陀寺，是五天竺的佛教中心，僧徒万人，大德数百，留学和朝觐的外域僧人常有千余。人才荟萃，规模宏大，建寺已经700多年。玄奘到该寺后，受到了这个寺院的印度最伟大的学者、被佛界誉为“一代宗匠”的106岁的戒贤法师的器重。戒贤法师收他为徒弟，还选派了20名熟悉经律、威仪齐整的大德高僧担任玄奘的导师，并帮他学习梵文。戒贤法师精通一切经典，他为玄奘讲解了《瑜伽论》。这《瑜伽论》本是弥勒修成后讲说的经典，十分精辟而宏远，论理至深至大，是佛教经典中较深奥的经典之一，能够透彻讲解的人不多。戒贤法师每次给玄奘讲解时，就有一千多人来旁听戒贤法师还给玄奘讲解了《顺正》《显杨》《对法》《集量》《中二百论》《因明》《声明》等经典。玄奘在这个寺院学习了5年，成为戒贤法师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寺中能通经论20部的有1000多人，通30部的有500多人，通50部的只有10人，玄奘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在该寺院组织的讲学会上，把佛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儒、道相结合，用来分析问题、阐明事理，寓意深远，语妙意明，连一些大德高僧都自叹不如。因而，玄奘在印度声名远扬。
  这天，玄奘法师重点讲了这部大乘论著《瑜伽论》。为了让一般僧众都能听得懂并理解其精神，他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用较为朴实的语言解说，讲得透彻，分析得清楚明白。因此，所有在坐的高僧、佛徒，个个高度凝神，一动不动听得十分专注。玄奘的讲述，使他们如淋甘露，如临菩萨，使他们真正大彻大悟了。有两位来自瓜州晋昌郡和沙州敦煌郡的高僧，听完了玄奘讲述的《瑜伽论》后，流着泪对玄奘说：“法师啊，我们入佛门四五十年以来，虽也学了很多经论，但是，我们对佛经所讲的深刻道理理解肤浅，空为人师。今日听了法师的讲解，如雷贯耳，如梦初醒，真是惭愧啊。我们亏欠了佛祖从今日始，要从头学起啊。”两位高僧的一席话，代表了众僧的想法，大家都觉得自己在佛学上，才疏学浅，人人需要从头学起。凉州来的两位高僧听了玄奘法师的演讲后，无不崇敬而羡慕，赞叹玄奘法师佛性深奥，神悟凡。他俩和李大亮悄悄地说：“我俩当年若与玄奘法师一同偷去西天，说不定也能学得一些经典大论。”慧琳大师开玩笑地说：“咳！那也不一定，说不定早被李大人捉来治罪了！”三人笑了起来。
  最后两天，玄奘重点讲了他在印度完成学业之后，用梵文写出的部论著。这三部论著是《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这部《会宗论》，是玄奘针对五天竺佛教大乘学中的瑜伽派和中观派的争论而作的，他糅合了两派的观点，贯通了他们的主张，讲明了事理，解决了他们的争论。《制恶见论》，是给反对大乘佛学的小乘、外道的总答辩。原来，印度小乘学者慧藏，曾作《破大乘论》七百颂，因此，小乘派拿着它攻击大乘派，闹得不可开交。玄奘为了解决两乘之间的争端，作了《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透论了事理，说明两乘并无根本分岐，从而解决了矛盾，印度佛界无不折服。他受到了中印度戒日王的高度赞扬，并在印度戒日王亲自召集的五天竺18个国王参加的、6000佛教名流坐论的千载难逢的曲女城（今印度联合省坎诺吉城）佛学辩论大会上大获全胜。玄奘是这次大会的主讲人，他学识渊博、见解精辟，万众赞叹，各学派人士无不敬服。他的这几篇精论，解决了印度佛学界的关键问题。在18天的会议期间，破一切异见，没有一个人能驳倒他因此，五天竺佛学界授给他“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光荣称号。《三身论》是赞扬佛德的著作。他的这三部著作在感通寺整整讲了两天两夜。他那清晰的逻辑、精妙的说德，使坐听的僧众们，越听越觉深奥，越听越觉醒悟，他们觉得头顶上似有佛光普照、全身虚幻清亮，大家沐浴在悠扬悦耳的佛乐声中，心境明朗、恍然若仙。
  感通寺主持慧敏大师，半月以来，因主持讲经大会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但他为了学得西天真经，坚持听教。他把玄奘看作是西天归来的佛祖弟子，看作是一生难得的老师，虚心向玄奘请教自己疑惑不解的问题，昼夜不懈。他结合玄奘法师的讲授，对照自己学过的经典，认真领悟其精神实质，对玄奘讲授中的细枝末节和隐而不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最终明白了所授诸经的含义。所以，他从内心深处钦佩玄奘非凡的佛学造诣。他对大家说“玄奘法师智慧超群，智力过人，他辩析、判断问题，认识、理解事物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释事理的能力，足以承担和继承中国佛教的大师。”听了慧敏大师的话，大家都说慧敏大师说出了他们的心愿，无不心花纷飞。
  玄奘法师完成了在感通寺讲经的心愿，心情非常平静。他首先把近几天来听经群众布施的许多金银财物，转赠给了感通寺和河西其他寺院，并高兴地同番禾郡和河西各郡、县官员以及前来听经的佛界大师、僧众一一告别。在慧琳大师道整大师陪同下，玄奘告别众人向东出发了。
  由于玄奘归途中在河西礼佛和讲经宣教的影响，促使河西地区的佛教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的玄奘，终于顺利地回到了西京长安。这时太宗李世民正在东都洛阳。太宗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尊佛爱民的诚意，下旨给西京留守房玄龄，要他率百官出城迎接。房玄龄当场宣读了皇上圣旨长安百姓张灯结彩，倾城欢动。二月，玄奘奉诏前往东都洛阳参见皇上，洛阳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太宗李世民当天召见了玄奘，与他畅谈了几个时辰。
  玄奘初到的几个月里，参加了欢迎、参观、讲经、礼佛和举办西天归来成就展览等活动，应酬极多。一时间，这位从西天取经归来的大唐和尚，成为全国上下崇敬的传奇式的佛界圣人。
  玄奘赴五天竺取经，共经历了17个年头，跋涉五万余里，九死一生，带回梵本657部，还有大量的舍利、佛像、佛器等。之后，在太宗的支持下，佛学界学识渊博的名僧20多人协助他翻译佛经。他用了一年多时间，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整理撰写了一本记载西域、中亚、五天竺（包括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138个国家的地理、山川、气候、河流、面积、物产、风土人情、历史、宗教文化、佛界盛事、寺院僧众及民间传说共十二卷、十万零三千余字的《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涉及的学术领域也非常广泛，农业、商业、民俗、文艺、语言、文字、音乐、舞蹈、货币、服装等无所不包。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玄奘更大的贡献是佛经的翻译，他从645年春到664年2月5日逝世，共译出大乘、小乘经、律、论共75部，总计1335卷。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把中国的《老子》等译成梵文。
  唐玄奘，这颗亚洲佛界的巨星虽然殒落了，但是，这位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探险家的伟大精神却永存千秋！
  番禾县与白虎城
  今永昌县城西20里的水磨关一带，有一座古城，这座古城就是西汉时的永昌古番禾县的县治，人们叫它番禾城。到了唐朝的时候，百姓又叫它白虎城。就到现代，当地百姓中还流传着“三节白虎城”的说法。白虎城有一个关于白虎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与唐朝名将薛仁贵征北路经番禾城有关。
  薛仁贵（614年—683年），名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先历代为农。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爱好武术，常跟一些习武之人学些基本功夫。壮年时，适逢大唐盛世，家境好转，他便投于名家手下，习练了几年武艺。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朝廷御边用人，他凭着一身高强的武艺和一颗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投军从戎，在将军张士贵帐下开始了戎马生涯。薛仁贵曾随唐太宗大军东征高丽（今朝鲜），在高丽立功地安城，破男健，拔扶余，所向无敌；北征突厥，三箭定天山，人称奇勇；西征吐蕃，破军而还，短于奇谋驭将，虽有此过，不掩其功，仍不亏为一代名将。
  薛仁贵的一生，陪伴了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两个皇帝。他戎马征战，为保卫大唐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关干他的战绩轶事在民间流传得很广《征东传》就是一本写薛仁贵随李世民东征高丽的故事《征西传》是写仁贵之子薛丁山征西的故事。这些都是小说家的文艺创作。这里，我们着重说说薛仁贵讨北、征西时，在河西走廊的战况与轶事。
  唐太宗时，北面铁勒诸部归顺于唐，年年遣使朝贡。高宗李治台龙朔元年（661年），北部回纥首领比素毒纠合仆固、同罗东西各部，骚扰边境。薛仁贵奉命征讨。高宗素知仁贵武艺高强，出征前，他命兵部从器库里拿出崭新的铠甲，令仁贵试射高宗说：“我听太宗讲过，占代善射的勇士能射透七层铠甲，听说将军能射透五层铠甲，请射给我看看”仁贵领命，一箭就射透了五层，高宗大为惊愕，重新赏赐给他更坚硬的铠甲。
  薛仁贵率兵沿天山（即祁连山）向北进军，到了河西走廊，回纥九姓铁勒合众数十万拒抵唐军，他们选出了十几员大将带着人马前来挑战，薛仁贵勒马阵前，拉动强弓，“嗖！嗖！嗖！”连发三箭，只见领头敌将三人应弦跌于马下，于是敌骑震慑，挑战者丧魂落魄，一齐下马请降。薛仁贵乘胜进兵，进入漠碛，安抚臣服的铁勒，俘获了叶护兄弟三人，胜利班师回朝铁勒九族经此大挫，从此衰败下去，再未为患。
  薛仁贵这次出征，只任副帅，郑仁泰为大总管。但破敌则薛仁贵为首功，因此他名震北漠。军士曾编了一首顺口溜，作为凯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就在这次征服突厥班师回朝的路上，留下了这样一个传说：大总管郑仁泰和副帅薛仁贵，率着大军在荒凉、饥渴的北漠走了数日，始觉人困马乏。一日，大军来到了天山北麓凉州总管府所在地的番禾县。番禾百姓听说唐军打了大胜仗，纷纷宰牛杀羊，慰劳大军。郑、薛两位将军在番禾县令的一再请求下，同军师率卫队来到了番禾县城，住在了番禾城一家豪富大宅里。凉州总管府总管得到消息，也赶忙带了几名大员赶往番禾迎接，并行文各郡县准备粮草，慰劳胜利之师。郑仁泰和薛仁贵受到了州、县官员的热情招待，每天宴席歌舞相伴。不觉过了三四天，这三四天中，郑仁泰向州，县官员详细讲述了薛仁贵如何以神箭破敌以征服铁勒的战斗经过，凉州总管立即命人把战况迅速送达各县。薛仁贵这员征东名将的战绩在北方老百姓中更加响亮地传了开来。
  薛仁贵向来爱兵如子，这几天，他不时想到那些奋勇杀敌的兄弟。一日，他请求郑仁泰和凉州总管，是否让他和众兄弟也喝几盅。各位将军、大人都表示：请薛将军自便。于是，薛仁贵邀请了几位同他多年在一起战斗的兄弟，在外面一个磨棚下畅饮了起来，他们边说边喝，好不热闹。喝了几个时辰，个个都有了醉意，薛仁贵招呼伺候的卫士说：“你们都去歇一歇，谁也别来打扰，让我们几个也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到晚饭时，郑仁泰打了半天牌，也觉得有了倦意，就对卫士说；“快请薛将军来一同用餐。”卫士说：“将军在外面磨棚下睡觉，还没醒来。薛将军有令，不许别人打扰。”郑仁泰笑着对州、县众官说：“我们带兵打仗的人，这样惯了，就让他过过野外睡觉的瘾吧。”说着又对众位大人说：“请众位少歇，舒舒筋骨，我去看一下。”郑将军走出庄院门，朝大院磨棚望去，只见磨棚下卧着一只大白虎，他不禁惊愕，停住脚步，心想：莫不是眼花吗？他揉了揉眼睛，向前走了去，仔细一看，卧着白虎的地方睡着的正是薛仁贵，其他几个人也都酣睡着。这时薛仁贵醒了，他翻身坐了起来，见郑将军走来，连忙起身打招呼。郑将军笑着说：“你真是神仙也，睡得好香啊。快唤醒他们，一同进餐去吧。”晚饭毕，仁贵送兄弟们回营房去了，他自己也说要早点去歇息，郑将军说：“请副帅自便。”
  晚间，州、县官员请郑将军去观赏歌舞，郑将军说：“今天就免了吧，我有话要对各位大人说。”夜里，他把黄昏前见到的事向大家说了，众人都感到奇怪。凉州总管府总管若有所思地说：“诸位大人莫疑”。他转过头来对郑仁泰说：“郑将军你还记得不？贞观十八年，太宗欲征高丽，下诏在全国招兵买马。据说当时有个高僧上书太宗，意思是要安定高丽，必得一人。上书有四句话，‘家住禹门一片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当时，太宗召集了几位翰林学士推译，译出：第一句说此人在山西龙门县，禹门即龙门一个有桃树的地方；二句是说雪，此人姓薛；三句是说此人身价高，人贵（仁贵），是保驾征东的胜利象征。当时，太宗暗里派人在龙门县查找了好几个月，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后来，攻打高丽时，薛将军单骑救刘君昂，地安城立功。后来又大破莫离支男健，营救庞同善，转败为胜，大败敌军。在进攻扶余城时，他仅率两千余骑，大败数万敌军，受降城池40余座。太宗在阵前亲自召见了薛仁贵。当时，太宗只知道他叫薛礼，太宗问他：‘你还有其他名字吗？’薛仁贵回答：‘没有，小时候父母只给起过乳名’。‘叫什么？’薛仁贵不好意思说，太宗笑着让卫士们走开。‘朕小时候也起过乳名，说说让朕听听。’薛仁贵这才说：‘叫仁贵。’太宗恍然大悟，高兴地说：‘仁贵好，以后就叫薛仁贵吧。’并当场提升他为游击将军。后来又封为领军中郎将，平阳郡公，安东都护。从此，薛仁贵名震高丽，在全军上下传为佳话。
  太宗回朝后，又一次召见了薛仁贵，说：‘朕日夜察访贤才，没有谁能比得上你。这次东征，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关于那位高僧说下的话，太宗心里明白，只对几位老臣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丞相亲自悄悄对我说过此事。今日薛将军再次大败突厥，我不妨把这个秘密说给大家听听。”众大人听了凉州总管这一席话，又惊又喜，半晌没有说出话来。最后还是番禾县令打破了沉寂，他说：“众位大人，看来薛将军乃白虎星转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我建议，为了纪念这次大捷，请凉州府大人奏报朝廷，将番（蕃）禾城改名白虎城。不知各位大人意下如何？”大家都说甚好。从此，老百姓就把番禾城叫白虎城了。后来，县名未改，白虎城随县名既叫番禾城，也叫白虎城。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侵犯青海和河西走廊，高宗命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大总管，统帅全军前往征讨。大军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敌军退却了。仁贵料定吐蕃采取诱敌深入战略，遂将计就计，率轻骑追击，出奇不意，大获全胜。可是副帅郭待封有令未行，擅自率大军前进。不料被吐蕃20万大军截击，待封大败，军粮辎重全被掠，唐军退守。又受吐蕃40万军追击，唐军全军覆没。只薛仁贵、阿史那道真和郭待封三人及少骑幸免。这次失利后，仁贵被免为庶人。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突厥又犯境，高宗思念良将，复又启用年近古稀的薛仁贵。高宗语重心长地说：“卿北伐九姓，东击高丽，漠北、高丽咸遵声教，皆卿之功，后虽有吐蕃之败，但过不掩功，岂可相忘。”高宗授仁贵为瓜州（今安西县）长史。在瓜州两三年间，他抚边安民，劝励农麻，兴修水利，训练军士，使突厥不敢来犯，河西地区十分安定，薛仁贵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薛仁贵又被升迁为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高宗弘道元年（683年），薛仁贵奉命击突厥元珍，突厥闻仁贵复起，不敢对阵，争相逃奔，仁贵乘胜追击，大破突厥，斩首万余级，获生三万。同年，薛仁贵病卒，享年70岁。
  高昌王纽林的斤留居永昌镇河西
  武宗至大年间（1308年—1311年），元高昌王纽林的斤奉旨师出河西，移居甘肃永昌，“俟北征诸军齐发”。时年一甘、青吐蕃作乱，“诏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吐蕃宣慰使”，率领本部军镇吐蕃。至大元年（1308年），武宗召还纽林的斤，命嗣为亦都护（突厥语：神圣陛下之意），赐金印。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纽林的斤被封为高昌王，赐金印，居永昌遥领畏兀儿地和散居内地的畏兀儿户族。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纽林的斤死于永昌，葬于永昌。清高宗乾隆本《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三十五里圣容寺之次。旧有残碑数截，即虞集所撰世勋记也。今为樵木者掠去，片石无存”该志收录了世勋碑全文。武宗时，长子贴睦儿普化拜中奉大夫，领大都护事，以资善大夫出为巩昌（今陇西）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蒙语：长官之意）。延祐五年（1318年），奔父丧于永昌，“请以王爵让其叔父钦察。叔父力辞，乃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以贴睦儿普化拜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天历二年（1329年），封贴睦儿普化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御史大夫，遂将亦都护高昌王位让于其弟钱吉袭封。至顺二年，贴睦儿普化欲辞御史大夫，不允，于元明宗至顺三年（1332年），贴睦儿普化返回甘肃永昌为其父纽林的斤“上冢”，并伐石制碑，为其父树碑立传。皇帝命当时名臣大儒秘书少监、通奉大夫虞集，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礼部尚书峱峱三人分别撰文、篆刻、书写。清嘉庆《永昌县志·古迹》记：“高昌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旁，元延祐间葬。元世祖至元间，其子御史大夫贴睦儿普化来上冢，奉敕竖世勋碑，今亡”清乾隆五十年本和嘉庆二十一年本《永昌县志》都记：世勋碑“被樵牧者掠去，”“今亡”，并摘录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中的文语，说明了高昌王高昌国来历和纽林的斤生前主要事迹及葬于永昌的情况有人或许要问：碑已“被樵牧者掠去，”乾隆《永昌县志》又从何录其碑文呢？殊不知，永昌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指挥同知赵光远和行都司佥书南魁共同倡而为之，纂就了《永昌卫志》一卷，乾隆本《永昌县志》记：“万历以前事历，录然存者，皆其力也”。又在官师表中记：“南魁于万历中，捐资将‘卫志’刻成版，藏于家。”后来，南魁的六世孙进士南济汉在编修乾隆《永昌县志》时，完全录用了《永昌卫志》上的资料，将卫志中《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录在了乾隆县志上。卫志没有印刷，乾隆本《永昌县志》也没有印刷。后来，卫志刻版遗失了，乾隆本《水昌县志》直到嘉庆本《永昌县志》修出后，才一同印刷成书的。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永昌县志》记，世勋碑“被樵牧者掠去，”只是说明原残碑在圣容寺旁高昌王墓上，被人拿走了。所以，很可能是从贴睦儿普化始，高昌王子孙不在今永昌县的永昌路这个国家行政机构任职了，后世子孙当然还会在自己的府第武威“永昌府”居住，享受其世袭封爵之福。为了把祖先的遗碑保存好，很可能从永昌圣容寺旁搬运到府第保存，后府毁，碑被淹埋，又出土，也是可能的。
  《元史·地理》记：“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为州隶焉。”《元一统志·卷六》记：“永昌路，领州一，西凉州”。清顺治十四年修《凉镇志》记：“永昌卫，斡尔朵古城（城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县城）。”清《永昌县志》记：“干（斡误）耳朵古城，在县南百二十里，原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故今从黄字也。距城南一舍余，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又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斡耳朵城，今之黄城滩是也。其南距一舍的避暑宫，土累累犹可识。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盖自初封已来历年，多宜其频建，但未知孰为先后。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所谓“斡耳朵”意为蒙古皇室成员的“宫室”，突厥——蒙古语的译音“斡耳朵”，这是蒙元时皇室成员私产私属的一种组织形式。蒙古皇子们都有自己的“斡耳朵”，所以，皇子阔端的“斡耳朵”就是皇城滩里的斡耳朵城。斡耳朵城，土人呼为“皇城”，这正好符合蒙元皇室成员私产私属这种组织形式，也与“阔端太子”的皇族身份相合。清永昌县志中记：“永昌王宫殿，原址在斡耳朵城”，“邑城中大卫又有邸基”，这就是说，永昌王宫殿，原先在斡耳朵城，可是永昌城内的大卫（即明永昌卫所，被称大卫），也有永昌王宫殿的邸基，这两处永昌王宫殿遗邸，到底哪个先建，哪个后建，说不清楚。但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宫殿。是宫殿，不是府第。还肯定地说，“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其行宫也。”不管是皇城滩的“斡耳朵城”，还是“建于宋、元间”城周七里许、四面四门、城楼十多座、护城河等的永昌县城，规模都很宏伟。作为永昌路的治所符合实际。而武威县北三十里的永昌府，城周三里，只开南门一个，其规模、形制均不能与“斡耳朵城”和永昌城相比，所以，就其规模也不是永昌王宫殿所在，而只能是行宫。清乾隆《永昌县志·公署》条又记：“旧卫所在城中，洪武间，指挥张杰因元永昌王宫殿改修卫署，即所称大卫者是。今置为万寿宫。”清嘉庆县志里也记：“旧卫署，在东大街少北，以其统领五所，故称大卫，元之藩邸在焉，改为万寿宫。”这一记载，明白地说明了明朝初年，把元末永昌王宫殿改修成卫署，更清楚不过地证明“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的事实，肯定了永昌路设在永昌县而不是在武威的永昌府。
  关于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早在清顺治丁酉年（1657年）苏铣所修的《重刊凉镇志·永昌县志·古迹》条下就有记载，曰：“高昌王墓，城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古墓，相传为高昌王墓”清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1746年一1749年），由张玿美主持修成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圣集·永昌县志》记：“高昌王墓，县北二十五里，圣容寺次之。有世勋碑记。”可此二书中的武威县志里就根本没有提到高昌王墓在武威的踪迹。后来的武威县志里，关于元永昌路和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的记载，全部计算起来，“也只有二百来个字，且前后矛盾，错误甚多”。关于永昌路和高昌王葬地这样重大的问题，难道是古人的疏忽吗？不是。然而，《凉镇志》《五凉志》和清乾隆《永昌县志》却对永昌路的设置和高昌王纽林的斤的葬地以及高昌王筑的“斡耳朵城”都作了较详的细记载。武威县于民国年间出土于永昌府的残碑，正好是二百年前修成的乾隆《永昌县志》中所记“有残碑数截，被樵牧者掠去”的那块“残碑”。所以，文前已说过，此碑很可能是被高昌王纽林的斤的后世子孙寻找祖迹而收集保存的，不可能是“掠去”的。或者有重视重要文物的朝廷大员发现后，从县征集到州、府保存，后湮没又出土，也不是没有可能。永昌县现存的高昌王墓，经20世纪70年代文物普查，存墓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这应该是历史事实。今天我们研究出现矛盾的历史问题，是为了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把历史上搞乱的东西尽量弄明白，不要继续地错下去。而不是为了争古迹文物的所的所属，谁保存都一样，只要是在中国。笔者认为，王宝元先生所著《凉城沧桑》一书中的观点和邵如林先生所著《元亦都护高昌王纽林的斤葬地考》的观点是正确的。
  林则徐谪新疆路经永昌留诗河西
  林则徐，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清末政治家。
  1838年，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6月3日至25日，他将缴获的二百三十七万六千斤鸦片，在虎门销毁，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鸦片战争爆发后，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后因遭投降派诬陷，被革职。1841年，林则徐被派赴浙江，筹划海防。不久，这位在禁烟抗英斗争中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百多年反帝斗争道路的民族英雄，由于道光皇帝和权臣的庸愚投降，功罪颠倒，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处理：“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场壮烈的反侵略战争，也以丧权辱国、害地香港、赔偿军费而告终。于是，林则徐离开浙江军营，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充军旅途。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到了西安。随后病了两个多月。病情刚愈，他就作好了西行的准备。
  林则徐一行经陕西永寿县、林乡县，涉经水、过长武，入甘肃境，经泾州、平凉州、翻六盘山，又经静宁州、齐家大山、会宁县、定西县、皋兰甘草店、榆中县，到兰州。进入甘肃后，途经的州府有平凉州、兰州、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等。他在平凉住一宿，兰州住八宿，凉州住七宿，甘州住一宿，肃州住一宿，并经过了河西沿途各县。
  林则徐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兰州。在兰州时，遇到了友人安定县（今定西县）主簿陈德培，两人相见十分高兴，叙谈了多年离别的感慨陈德培准备专程送他去凉州。林则徐在兰州的七天时间，游览了古城，答拜了陕甘总督富海颿，兰州道云麟、司道程玉樵、唐子方等地方官员和好友，并为很多人书写联、扇。
  八月初七，林则徐过黄河浮桥，经庄浪城、平番县城、中铺、武胜驿、岔口驿、打柴沟、镇羌驿、乌鞘岭、安阳、黑松驿、古浪县城、靖边驿、大河驿，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住甘凉道署中。
  林则徐到达凉州，甘凉道尹郭远堂（柏荫，福州人）早就盼望着同乡好友的到来，已为他准备好了住处，办妥了所嘱咐的事。因为林则徐从西安起程时，疾病初愈，身体虚弱，他给郭柏荫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为他制做一付牛筋床，以备西去乘坐。郭柏荫对林则徐的到来非常高兴，把他请到甘凉道署住下，一面给林则徐补养调理，整行装；一面邀集地方名流“酬唱应和，挥毫留赠”。经过几天的调理，林则徐精神大有好转，兴致也高，在与地方名流的叙谈中，抒发了很多忧国忧民的哲理名言，使大家对这位“为民除害”的爱民抗英大人无比崇敬。林则徐在武威的几天中，留下了不少赠诗和墨宝，但保存下来的却很少了。现存武威的手迹有一幅是这样的：“万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纯固独着，旷然无优患，泊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这充分表达了他光明磊落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
  林则徐在凉州共住了七天，这是他从西安到新疆途中停留时间除兰州外待的最长的地方。他在凉州买了大车七辆，于八月二十二日，离凉西行。郭柏荫等为了表达对林则徐的一片诚心，请求远送一程，但被林大人谢绝了，只有从兰州专程送他来的陈德培又把他送到四十里铺，“在四十里铺，洪令具膳，子茂送至此，与之共饭而别”。林则徐与陈德培告别时，写了一首《次韵答陈子茂德培》的诗相赠：
  送我凉州浃日程，自躯薄笨短辕轻。
  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沉吟拟北征。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林则徐在诗里表达了对挚友十日相送的情感。他虽在大西北古凉州遣戍途中，但还时时关注着江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就连作梦也好像听到东南沿海传来的战鼓声。
  八月二十三日，天阴。林则徐从丰乐起行，经沙河堡（柔远驿），至九坝永昌县界，又至八坝。“自九坝至头坝，皆民间所筑，以御山水者。”沿途水沟甚多。永昌县令涂文光迎至头坝。“自此至县城东门十里，绿杨夹路，清泉泠泠，颇似南中风景。”“在城内行馆宿。是日路九十里，实不及八十里，而大车至更余始到。”据地方耆老传云：当年林大人被贬新疆的不公正处理，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因此，林则徐登上赴新征程后，河西的州、县官员都天天盼望林大人早日到来，哪怕见上一面，代表百姓说几句心里话也觉得痛快。为此，永昌县令涂文光与地方贤老，自林则徐到达武威后，就商量起接待林大人的事情。大家决定：由于天气渐寒，估计林大人两个月后才能到达新疆，那时候西北的气候可是滴水成冰。为了不让林大人及随程人员受罪，给他们每人准备一件绵羊皮皮袄。穿上这样的皮袄，再冷的天气也不会被冻坏的。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要新做是来不及的，只能购置现成的才行。当时，一些地方耆老、贤达和商号的掌柜，听说这是为林大人准备的，都纷纷慷慨捐银。只两三天就买到了20件绵羊皮衣，只等林大人到来。同时，大家商议，林大人这次路过，要准备些什么饭菜呢？既要有地方特色，又能够代表永昌百姓的一片心意。大家最后议定，就准备一顿地方名吃——羊羔肉颠卷子，好让林大人和随行人员尝尝河西的民间小吃。这天，涂县令前往30里外的头坝迎接林大人，行至永昌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但八月晚上的十点并不显得晚。涂县令早就了解了林大人的性格，每到州、县，一般都不到州、县衙门居住，而要住行馆（即旅店、旅馆）。所以，涂县令为林大人准备了两个住处，他首先请林大人去县衙歇息，被礼拒之后，就按原先准备好的办法，一边请林大人洗脸休息、喝茶，一边把做好的羊羔肉颠卷子端到行馆。涂文光县令请林大人等就餐，一股扑鼻的香味飘满了整个行馆。林大人招乎随行人员慢慢品尝，自己则与涂县令谈起了永昌县的农事风情。林大人一边品尝，一边对随行人员说，永昌的羊羔肉颠卷子真是西地之美食，而西地的美食在江南是无法找到的。随行人员越吃越觉味道独特、鲜美，都说，这种吃法太美妙了。饭罢，涂县令代表永昌的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众百姓，送上了20件绵羊皮皮衣，并说明这是受百姓的委托，一定请林大人接受，在路上御寒、抵雪。林大人先是不收，后又坚持给付银两，涂县令无奈，只得跪下说：“林大人，你此次西行本来就够我们百姓感慨的了，别的什么都不说，你不收下我就跪着不起来。”这时，又进来十多位地方耆老、贤达和商号掌柜，都跪请林大人收下皮袄。林则徐无奈，只好令随行人员收下，并一次次道谢。晚上，下了一阵大雨，“江苏解缎委员胡（泰胜）回南。夜作第七号家信，托其代交陕寓。”
  八月二十四日，天阴。黎明行，县令涂文光送于行馆。出西门，沿路大石很多，行走困难。经十里墩、水磨关、红庙墩、重冈塘、桥儿洞、三条沟、空心墩（道旁有张将军战胜处碑）、王信堡，到水泉驿宿。“仍永昌辖，有堡城，驻一守备，行馆狭小。”驿丁具膳。“是日虽名六十里，实有八十三里。山石涧水，处处难行。下午微雨数阵。”“夜有郭远堂官封接到第三号、四号家书，又接富海颿、唐子方、江翊云诸信。”林则徐从富海颿（陕甘总督）、唐子方、江翊云（同乡好友）的来信中，得知清政府议和的消息，心情无比悲愤，深叹国家安危。
  八月二十五日，“早起雨一阵，西风大，卯刻风雨俱息，因勉行，甫数里，则大风甚，雨又至矣，须臾雨变为雪，寒冷异常。沿途皆山坡，每五里仅一墩台，并无居民，一望旷然，殆与塞外无异。竟无可避雨雪之处。余坐肩舆，舆夫屡蹶。三十里交山丹县界，始有小村，居民二十余户，有庙曰定羌庙，祀关圣，而附以王将军进宝，盖为熙间名将，戡定羌于此。”“其时关圣在此显灵，故建此庙，余与两儿俱在庙中薰衣为食。”定羌庙是永昌县与山丹县的交界处。晚秋的河西，逐渐寒冷了，白雪过早地降落在了河西古道，林则徐触景生情，写了一首《途中大雪》的诗：“积素迷天路渺漫，蹒跚败履独禁寒，埋余马耳尖仍在，洒到鸟头白恐难。”
  八月二十六日起，林则徐途经山丹、抚彝厅（今临泽）、高台、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星星峡，进入了新疆。据有关资料说：他在河西期间，写下了不少诗作，这里选其部分，以飨读者。
  河西道中
  山川不老英雄逝，环绕祁连几战场？
  莫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
  竹枝词
  不解芸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
  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
  咏胭脂山和玉门
  脂山无片脂，玉门不生玉，
  荒戍几人家，如棋剩残局。
  林则徐在河西行程期间，已是深秋时节，气候凉寒。他在路过永昌与山丹县界定羌庙时，初遇风雪天气（这里地势较高）。农历九月十九日进入新疆后，气候逐渐寒冷，节令由深秋进入初冬，刚走过星星峡的第二天，就在小柳园遇上了强劲的西北风，大雪积厚四五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西走，气候越寒冷。在戈壁滩上，有时赶不到宿站，就在野外打炊露宿。又经过近两个月的更为艰辛的行程，于农历十一月初九日，终于到达了充边目的地——伊犁城。
  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奉召回京候补，途中奉命署理陕甘总督，次年接任陕西巡抚，擢云贵总督，旋告病回籍。
  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任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途中病殁于潮州。
  左宗棠西征途中在河西和永昌轶事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年），清朝政府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旋又加任钦差大臣至光绪六年十二月离开兰州，实际督办西北军务十二年八个月。
  左宗棠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又是洋务派湘系官僚的代表之一他在西北督办军务期间，镇压了回民起义，犯下了历史罪行；但他又率军平定了在美、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叛乱、公然分裂祖国的阿古柏，收复了乌鲁木齐、和田、伊犁、精河等大片新疆领土，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阴谋，为维护祖国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左宗棠在甘肃和河西督办军务期间，为进一步安定社会，筹备军饷。还根据各地实际，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教育等兴政措施：修筑道路、植树造林、整理田赋、盐务，举办捐输，禁鸦片、修水利、振兴农牧、蚕桑，兴办教育，赈济灾民。为各州、县老百姓办了大量的值得后人称颂的好事，老百姓至今不忘。他在推行各项兴政措施时，都要率先做出榜样，提出具体办法，督促各州、县推行，并制定规章，保证取得效果。
  整理田赋，改变田赋税则
  清穆宗同治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于是，清政府开始腾出手来对付西北的外敌。由于十年多的战乱，甘肃全省丧失几百万人口，到处是白骨黄茅、田地荒芜，数十里不见人烟。左宗棠要进军新疆，首先少不了调运大量的粮食。调粮的办法是：北路从包头向西运输，南路从镇番（今民勤）向西运输，这样以来，糜费以亿计。于是，左公总结历史经验，一面调运粮草，一面开发河西，就地筹粮。以前筹粮是摊派，左宗棠把派粮改为购粮，百姓容易接受。但在购买河西粮食时，不法粮商和贪官勾结，哄抬粮价，致购粮困难。左宗棠查清原因后，严厉镇压了奸商，严办了贪官，使购粮工作顺利开展。河西的产粮地区主要是武威、民勤、永昌、山丹、张掖、民乐、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玉门、敦煌。清德宗光绪二年（1875年）二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节肃州，由于西征军购粮数量很大，为了能够合理负担，便下令清丈土地，改变税则，增加田赋。左宗棠令各州县，按照新定章则，把土地分为川地、塬地和山地三等，每种按照各州、县原有的田赋总额，按此三等九级分摊，比较合理。又分为上中下三则。这里有个皋兰县的赋税规定，可看出赋额轻重，如川地上中下，赋粮分别为三升七合，三升二合，二升七合；塬地上中下，赋粮分别为二升二合，一升八合，一升四合；山地上中下，赋粮一升、七合、四合，最下下山地，二合。这样，赋由地生，粮随户转；富者无抗匿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稳定了田亩，增加了赋税。这是赋粮，也就是公粮。赋粮以外的征粮，是拿钱向老百姓购买的。因此，阻力不大。为了购粮运粮，左宗棠在凉州、甘州设立粮台，在肃州设粮车局，河西各县的粮食先运到肃州粮车局，再用官车将粮食运至敦煌总粮台。由于军粮数目庞大，在敦煌修建了不少粮仓。左宗棠在河西和包头两路筹粮的同时，还令张曜、宗庆两军军营赴哈密屯田，以供军需据记载，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年）永昌有人口25万，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有人口22万，但经过长达10年的回民反清战乱，至光绪四年（1878年）永昌仅有2356户、42800人。所以，清同治年间，左宗棠清丈田亩后，永昌县赋粮每年2千石左右，由于土地大量荒芜，国家拿钱购粮也不多，大约只能购到1000石左右。
  开渠凿井和发展农牧业
  据有关史书记载和老百姓传说，左宗棠从同治十二年八月赴兰州督办军务，察看了河西形势后认为：河西历经兵燹频多，尤凉州、甘州、肃州各县人口死亡多，川塬之地耕种不过十之三四，旱地更没人过问。玉门和安西一带，孑遗之民力能自耕的，不过十之一二，敦煌人民存者不过十之三四，地亩荒废大半。河西自西汉以来，逐匈奴设四郡，早为吾中华经营西域的要道。今日要收复新疆，也必先把河西的事情办好。第一步，要使老百姓安定下来，对最贫穷的安西、敦煌和玉门三州县，发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使他们不再流亡。同时，拨款兴办民屯和兵屯，以供军粮。对这里的水渠，也拨款整修。张掖开渠7道，又修复马子渠56里，灌田6800亩。肃州就临水河修筑七大坝。抚彝厅报开挖渠道，支银1775两。疏通了渠道、发展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与此同时，还整治了甘肃其他各地的很多渠坝。在河西兴修水利的影响下，永昌县的头坝河口也进行了修整。并在有些地方（包括永昌县的双湾乡）提倡打井、节约用水和实行精种增产措施。甘肃历来很贫穷，左公每到一州县，即发一处赈粮并设法使其地自救自养。比如他到今永登后：“到平番，见县属东西北各乡，劫余之民复里者百不存五，皆穴居野外，颠连无告之状，于是目击心伤。随发牛只，散籽种，给木料……”使永登地区在战乱破坏后，很快得到恢复。左公在永登，还令牧民旱地铺砂，抗旱改良土壤，使“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量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左宗棠推广这一经验，要求各地“仿秦王川法，用种嘉禾”。这种砂田种植的方法，至今一直保持着。左文襄公还鼓励西北民间种植棉花，其用意，一在代替罂粟、一在供给衣料，增加民间收入。他印刷了种棉的几种书籍，教民种棉。光绪四年（1878年），还在皋兰设立了纺织局。为解决人民穿衣的问题，他不辞辛劳，曾两次从湖州运桑秧到甘肃的很多地方，如在河西的甘州、肃州、安西、敦煌及新疆等地大量种桑养蚕。还在安西和敦煌设局，教民种养。几年内，使河西旧观大改。今永昌县清河地区气候温暖，同在武威县城附近，这里在民国时，就有不少人家栽桑养蚕、煮丝织袜，据老年人说，这就是左宗棠西征时教民众做的。
  筑路植树
  左宗棠出于军事的需要，对陕西通往新疆的道路普遍进行了整修和拓宽。左宗棠筑路，是从潼关开始，由东往西，横贯陕甘两省。在甘肃东北、甘肃西南以及到青海大通、湟源等地也修了不少路。后来大军进新疆，筑路也继续往西，北路直到精河，南路直到喀什噶尔。沿路所修的石桥、木桥不计其数。其道路之长，规模之大，可与秦始皇筑驰道相比。左宗棠筑路的用意，一是调动人马；二是转运军粮；三是传递文报。路面一般也很宽阔，大约三至十丈。左公在大量修路的同时，还在道路的两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五行。植树的作用，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左宗棠沿路植树，光是陕西长武境到甘肃会宁，共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树就有264000株，河西仅永登县境内就有78000株，河西各县沿路除沙碛外都种了不少杨树柳树。隆无誉著《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后人常说的“左公柳”、“左公杨”。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杨昌浚应文襄公之约西行，见道旁树，即景生情，吟诗一首；“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前面是吟文襄公的豪情胜慨，后面是改造了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意。次年左公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云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新疆更繁盛，左公甚为感慨。由于左宗棠筑路植树的巨大影响和各级官吏的效法督办，今永昌县在原有的驿道和沿线驿站，即从武威到永昌到水泉子，种植了不少的柳树和杨树。解放后一些生于清光绪年间的老人说，在民国十几年永昌城至水磨关，还有一些杨树和柳树，就是左宗棠西征时栽植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砍伐了。
  修城修关
  甘肃的城垣，有在光绪五年（1879年）地震倾陷的，有在战乱中毁坏的。左宗棠督西北以来，对陕、甘、新各地州、府、县城垣，大都进行整修和扩修。甘肃仅兰州省城，先后修了两次，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外城长3300丈，内城长1180丈。左公驻肃州时，发现西北要塞嘉峪关失修已久，边墙四处坍塌，大车尽可自由通过，有关等于无关。于是，命防营修整，修好后，每日按时开闭关门，他手题“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字大于斗，安于关头。为此，山西灵石人何福塑写了一首诗：“左侯昔日受降归，酾酒临关对落晖。额书六字神飞动，想见如椽大笔挥。”文襄公于1873年8月攻打马四顽守的肃州城时，用重炮猛轰，历时一年十一个月，收复后城垣破烂不堪，左公立令驻防部队修筑加固。1876年左公再度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沙与墙齐的安西州城。把东西两面积沙，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直到城根。更引疏勒河水，环城挖壕蓄水，壕岸遍栽杨柳，呈现出塞上江南的景色。河西其他州县效仿者很多。永昌县城本也是在修筑之列，但由于经过十多年的战乱，老百姓由同治初年的22万人，减少到光绪初的4万多人，经济凋衰，财力缺乏，直到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县内财力渐强，才动员民众进行了修复，了却了左文襄公当年加固城池的心愿。
  左宗棠第二次驻肃州时，于料理军务之暇，浚修了酒泉湖园林。园林于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落成。并出告示告知人们，每年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七、八月中秋，任人游览，妇女不禁。
  后人逐步也就把泉湖呼作“左湖”。与此同时，左公还号召人民在肃州四大街和讨赖河岸种了不少杨柳，百十年来，酒泉人民养成了种树良俗，到处郁郁葱葱，绿树成荫。到解放时，酒泉城南门外，北门口还有几株四人抱不住的大树，就是有名的“左公柳”，可惜整理街道被挖除了，现仅在酒泉公园和玉门镇一带还存极少“左公柳”。
  禁烟毒
  自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以后，从同治到光绪，热心禁烟者可算左文襄公了。他西征中，一脚踏进潼关后，第一件使他吃惊的，就是沿途看到广大膏腴之地，不种粮食，只种鸦片，西北刚劲的民风，已变得奄奄一息。发给当地的赈灾款，人们不去买粮食而去买了烟膏，这使左文襄公叹为“真是岂有此理”有些地方城市十之七吸烟，农村十之三吸烟。左公因于此，于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开始禁种罂粟，他作成四字韵文的告示，刊印成册，散发各地广为宣传。他一面禁罂粟，一面劝种棉花。他让各道府督同厅县营汛四出挨查，还让布政使和按察使派员周历各村严密视看，违者不管贫富贵贱，决不许宽允。对官方军营包庇违抗命令的，坚决撤职查办因此，左公禁烟工作的效果明显，同时种棉和种桑养蚕发展很好，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亲临河西，路过武威、张掖，竟发现河西广种罂粟，他十分吃惊。他认为，如此祸国殃民的事情，竟然在河西走廊边陲地区如此盛兴，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据说，最早将罂粟种子引入河西的是一个叫胡欲昌的镇番（今民勤）商人，他从陕西运回婴粟种子，让当地农民试种，结果获利很厚，于是首先传入永昌县、武威县，又迅速传到张掖、酒泉等地。广大而肥沃的河西大地，在十多年时间内，罂粟遍地，吸毒者遍及城乡，盗贼、娼妓、抢劫、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不断出现，致使社会秩序大乱。于是，左文襄公按照其他地方的办法，下令河西各州县严禁种罂粟，对已种植的全部铲除，已收获、加工贮藏的，全部查缴、没收。他令各地州县官员严厉督查办理，对督查不力的也严查严办。这些举措，使河西地区的禁烟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兴办教育
  左文襄公每安定一地后，便要提倡兴办书院，恢复教育。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捐助下，陕、甘、宁各州、府、县新创书院17所，重建和修复书院近20所。其中河西有七八所，即庄浪、山丹、甘州、肃州、镇番、东乐、抚彝、敦煌等。与此同时，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命各地方大力兴办义学。到光绪五六年，包括新疆，约有义学260多所。左公驻酒泉时，还常去酒泉书院和义学视察，与师生讨论问题，对有困难的学生，常解囊相助。同时，他严令各军一律让出占驻的义学和书院，使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当时的永昌县，已有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建立的云川书院一所，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成的县城文庙街、清溪堡（八坝）、永安堡、永宁堡、新城堡、宁远堡义学六所。按照左公的训令，凡原有的书院、义学均应加强办学，办出成效。书院和义学的兴起，给图书的供给带来了困难，于是，左文襄公经过精心策划，在汉口和西安设立了两个刻书的机构，后在新疆迪化还设立了书局，也刻印书本，经费由左文襄公在廉俸项下支付，没开支公款。左公当时刻印的书种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四书》，还有《小学》《孝经》《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字韵言》《日用杂志》，还有《吾学录》《训俗遗规》《圣谕广训》《种棉书》和《种棉十要》《学治要言》《在官法戒录》《佐治兹言》等等。左公在西北时，还亲手在兰州创办起了贡院，光绪元年落成。他奏请简派考官，举行了甘肃分闱第一次乡试，与试者3000人，比以往去西安参加考试者多出两三倍。在大力促进办学的同时，他号召各州、县动员民众捐助教育，敬教兴学，使贫穷落后的甘肃和河西人民尚文之风日盛，文人士事渐繁。
  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军血战水泉堡
  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圈占土地，屠掠人民，推行了一种十分野蛮、落后和残酷的民族岐视、民族压迫的政策，给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在清王朝初建不久，反清复明的斗争如火如荼，此伏彼起，到处是一片反抗的呼声。当时，甘州、凉州爆发了由米喇印和丁国栋领导的回族人民反清起义，它和当时遍布全国的人民反抗斗争连成一片，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充分显示出甘肃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的反抗精神。
  米喇印，清初甘州副总兵。由于他对满清政府的重满轻汉的民族压迫不满，又闻下剃头令，他感到这是耻辱，于是他同武威的丁国栋密商决定，一起举行反清起义。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广东、湖南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更坚定了他们反清行动的决心。米喇印借清朝政府征调甘州将士前往湖、广征讨起义军的机会，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杀了请来作客的朝廷巡抚都御史张文衡和甘肃总兵刘良臣、分巡西宁道副使林维造、参议张鹏翼等，随即宣布起义。时在武威的军事头目丁国栋也立即宣布起义。他们为了团结更多的抗清力量，拥立明廷延长王朱识镩为王，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这样，号召力更强，参加起义的人更多。起义军发展很快，从甘州、凉州，一直打下了兰州、岷州、临洮。围攻巩昌（今陇西）时，队伍已发展为10万。清政府得知甘肃民众起义，十分惊恐，急调陕甘总督孟乔芳统兵围剿。孟以一部守秦州（今天水），阻止起义军东进，一部前往巩昌，打败了起义军，解了巩昌之围。起义军撤退到安定（今定西）、临洮、岷州一线。这时，清廷又派固山贝子吞齐哈为平西大将军，与所有清军一起围攻起义军。虽然米喇印等也都是军官出身，懂得用兵打仗，但是，起义军中绝大多数兵士是响应起义的老百姓，队伍整体作战能力较差，在清军的三面夹击之下，一次次失利，节节败退。六月，起义军又回到甘州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孟乔芳命都标右营游击张勇加紧攻打甘州城。城破，起义军失败。丁国栋率部到了肃州（今酒泉），嘉峪关等地民众纷纷响应，起义军又轰动了一时。直到十一月，肃州城破，丁国栋被害。甘州城破后，米喇印则向东退却，企图再次占领凉州，但起义军行军至永昌卫（今永昌县，清初沿用明制，为卫）水泉子时，不幸被孟乔芳布置下的伏兵包围，双方发生激战。这时，米喇印发现，清军人数众多，不能硬拼，于是果断地率领起义军占领了一片民房与清军对抗。战斗从中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双方死伤惨重。最后，清军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集中火炮向民房轰击，无辜的百姓遭到杀害。起义军向外突围时，也被清军分割包围。尽管起义军将士勇猛如虎，人人奋力战斗，但是，在多于自己数倍的官军面前，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两千多将士全部战死，米喇印也壮烈牺牲。
  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经过一年又七个月的战斗，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反压迫的英雄行为一直为后人所赞赏和怀念。
  红西路军征战永昌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全党全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央决定组织宁夏战役，要占领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了这一目的，中央军委命令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西渡黄河。
  1936年10月23日至28日，三十军、九军、五军和四方面军指挥部共2.18万人渡过黄河。首要目标是扫除黄河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进击。
  红军西渡黄河后，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电令马步芳、马步青共同堵击河西红军。“二马”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马步芳调集了1.3万骑兵，3000步兵，由马元海任指挥；马步青调集了3000余骑兵，4500余步兵，共7500人，任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指挥。“二马”合计步骑2.35万人马，准备对河西红军进行防御和堵击。
  10月27日，十军打败马禄旅和韩起禄旅的阻击，占领了一条山大部村寨，并包围韩起禄一个团；九军占领了一条山南的锁堡，打拉牌一线，包围马禄600余人；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十军消灭了马鸿逵一个团。河西部队的初战告捷，为中央组织宁夏战役创造了条件。11月2日，“二马”组织了15000人马向一条山发起进攻，激战4天，我军击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及以下千余人，打击了马敌气焰，两军成对峙状态。
  11月8日，中央军委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作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为任务。11月8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称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的建置和装备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长苏井观，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二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谢良）、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委朱金畅）。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易汉文）。共6个团，6500入，枪2500支，每枪平均子弹15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共200人马，枪200支，每枪平均子弹25发。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左右，战斗人员约13000多人。
  1934年11月9日，西路军向西开拔。13日，九军以一个团攻占古浪，主力进城，吸引了“二马”向古浪集结，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绕道过凉州，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五军跟进，到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结在永昌以西至山丹以东至武威西四十里堡300华里的一线，与敌激战。
  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由于麻痹轻敌，指挥不当，经浴血奋战，击毙敌2000余人，但九军也损失了2000人，损失兵力三分之一。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总部撤销了孙玉清军长职务，派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前往整顿。
  11月19日，中央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21日，西路军总部移驻永昌县城南街天祝教堂。22日，西路军总部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困难。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号召全军指战员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24日，徐向前电告中央：“无力集中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5日中央复电：“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路军只好服从中央指示，驻守永昌，坚持与“二马”作战，创立永昌根据地。11月底的河西，降温急快，滴水成冰。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赤脚草鞋，在零下20度的低温条件下，与装备精良人数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驻守在武威西四十里堡的三十军八十八师，遭敌马元海五个团的围攻，在政委郑维山的指挥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歼敌2400余人，但八十八师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连以上干部牺牲十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八十八师退出四十里堡，向西向永昌县八坝撤退。部队刚进入八坝，又遭敌两个骑兵旅的进攻，双方激战两昼夜，我军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砍杀敌人800多，击退了敌人进攻。在此期间，西路军在永昌地区与二马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除上面两次战斗外，主要还有永昌县城周围的东十里堡战斗、东寨郭家磨庄子战斗、水磨关战斗、南沿沟战斗、王信堡战斗等，西路军与“二马”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撕杀。
  西路军一面粉碎敌人进攻，坚守永昌县城周围外围堡寨；一面遵照中央指示，派出干部战士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着手创建根据地。
  永昌县同河西走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马步青的长期统治，再加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极其贫穷。在红军西进的消息传来后，地主老财纷纷转移财产，埋粮食，关店铺，携家逃亡。一些不明真情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也外逃山里躲藏起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县城后，以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领导同志署名的布告四处张贴，向西至水泉子，东至八坝以及县城周围的村庄南泉、水磨关、梅家寺、头坝等地的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红军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打入骂人，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抽丁拉夫”的纪律；宣传“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东返抗日”，“建立永甘凉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县政府内墙壁上、县城四条街道上，新城子宦家庄屋内外墙壁上（至今保存着）以及红军活动的地方用黑墨、红土、白石灰水书写下了大量的标语，进行鼓动宣传。还组织宣传队，在红军驻扎、活动的村、寨及县城内，开展演讲宣传；以通俗的语言，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纪律、任务，说明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后方，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人，支援红军的道理。总政治部的前进剧团也到红军驻地用文艺形式宣传演出，动员群众红军总部决定，将县城粮仓的粮食拿出了一部份分发给了极度贫穷的市民，还将城乡一些地主老财埋藏、储存的粮食、布匹、皮毛、食油、被服等物资征缴归公，一部份给红军给养，一部份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总部司法机关根据人民群众的揭发，将罪大恶极的旧政府反动科长张天佑，李斋堂，警察局警佐王树民，国民党永昌县二区区长杜富堂，奸淫掳杀、无恶不作的地痞许寿山，给敌人通风报信、拒不缴纳粮草的恶霸地主王开明，在面粉中掺假的地痞屠五干狼以及散布谣言惑乱军心的游民刘、何等进行审判、处决，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人民群众看到红军的一言一行的确是为穷人的，一些躲藏在外的青壮年陆续回到了家里，和城郊许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
  西路军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于11月23日，在总部召开了由县城内外各界群众代表、进步士绅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号召社会各界大力支援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西路军政治部、供给部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了话，提出了创建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临时政府的提议，当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经大家协商，推举受地主恶霸压迫深重，有文化、为人耿直、思想进步的农民狄万川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并提议几个青年骨干协助狄万川开展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总部立即派出了富有革命老区创建根据地工作经验的黄部长、关部长、汪部长（名字不详）、青年部的王青部长、妇女先锋团的王泉媛（女）团长，罗部长（女）、曾科长、祁科长、姜科长等一批干部深入红军占领地区，开展基层苏维埃政权的筹建工作。到11月底，相继建立了县城东南隅乡、西北隅乡、西南隅乡、东北隅乡，五坝村、头坝堡村、西十里铺村、水磨关村、梅家寺村、赵定庄村、通信堡村、郭家南庄村、水泉子村13个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并分别组织了“抗日青年队”。在选配基层政权领导成员的同时，选举了出席永昌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县城旧政府院内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民主选举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区（县）政府委员会，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军队4人）。选举了手工业工人张仲科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农民狄万川为副主席。王思福负责军事，为抗日青年大队大队长，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曹有得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军队委员4人。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设在旧政府内（今城关一完小）。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配合红军作战，为红军作向导，搜集敌情，维护地方治安，筹集给养，帮助红军修理枪械，运送物资及战伤救护等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当红军开创根据地之际，“二马”接蒋介石令，由马步青在凉州（武威）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纠集骑五师所属三个旅另两个团，马步芳所属新编二军100师三个旅，海南警备旅两个旅和青海十多个县的武装民团共八、九万人马，由马元海任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彪为骑兵总指挥，兵分三路围攻永昌、山丹地区的红军。国民党军杨德亮补充旅为预备队驻兵凉州，空军第十五队的飞机也抵凉州助战。
  11月25日，马彪、马朴率骑兵分左右两部，从永昌城南、城北迁回城西，进攻城西一线红军。马元海率三个旅、两个团和部分民团，从中路向永昌县城以东的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防地进攻，并由国民党空军第十五队的三四架飞机配合，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红三十军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将敌击退。八坝战斗之后，敌人派重兵，向县城以西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红军的联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与敌在水磨关激战了一天一夜，在八十九师的支援下，将敌击退，毙、伤敌600余人，红军也损失惨重。12月初，马元海为了打开进攻永昌的道路，又调集三个旅二个团和五六个民团的兵力，向永昌东二十里铺，十里铺及县城东郊一线红九军阵地连续不断地发动进攻，企图分割包围，个个击破。红九军、红三十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在县城以东至八坝60里的甘新公路战线上与马元海两次交战，在十多天的艰苦鏖战中，消灭了大量敌军，红军虽伤亡严重，但是这一线的所有阵地都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
  正当战斗激烈之时，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陈昌浩、徐向前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到了全军。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互相紧紧拥抱、积压在心头的悲愤一下子迸发出来，战士们高呼：“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前沿阵地的战士向敌军喊话：“马家军弟兄们，卖国贼蒋介石被逮住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别再打内战啦，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西安事变”发生后，永昌战场上枪声渐稀，西路红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电示，与蒋、马各部开展统一战线的谈判活动，但“二马”拒绝谈判。12月18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根据军委电令，动员部队，准备西移。12月19日至21日，马元海根据马步芳电示，依仗着骑兵的优势，又组织五个旅和四个民团的兵力，同时包围和进攻西路军在永昌县城东郊的东水泉、教场山阵地和东二十里铺、十里堡一线阵地。红军顽强作战，对马元海部给予了有力打击，使马部受到较大创伤，遂转攻为困。这时候，部署在永昌县城以西水磨关和水泉子一线的红九军也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激战。这个时候的永昌地区，正是十二月份的严寒季节，十分寒冷，“红军将士衣衫褴褛，单衣革履，在冰天雪地中无日不在与敌人苦战”。虽然这个仅有三四千人口的永昌县城的老百姓和县城周围的人民群众给予了红军大力支援，但是，还是不能解决全部红军的穿衣穿鞋问题，有不少指战员冻坏了脚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部队伤员剧增，医药缺乏，减员严重，又无法补充，弹药也有耗无补，红军处境万分艰难。
  12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弹药、被服。”次日，西路军电告中央：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12月24日，西路军刚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准备东返，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12月25日，马元海又调集千余骑兵和五个民团的步兵向红九军二十七师防守的县城以东二十里铺阵地发动疯狂进攻，二十七师指战员在时任师长刘理运的带领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经过一整天的浴血搏斗，战士伤亡过多，师长刘理运也壮烈牺牲。与此同时，红军在东十里铺和县城外围其他阵地的战斗都遭到敌人步骑兵频繁进攻，步步失利，26日夜，外围红军决定放弃堡寨，撤离、集结于永昌县城内。这时候，位于县城以北和以西为红军推磨面粉的北海子和水磨关的水磨全被敌人占领，城里的红军只好吃煮小麦、煮豆子。就在敌人步步围攻逼近的情况下，三十军还调部队西进山丹，支援人少的五军。
  为了加强城防，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动员机关所有人员日夜上城防守，准备手榴弹和石头、砖头，随时准备迎战敌人。12月27日拂晓，敌军五个正规旅和七个民团开始进攻县城，敌人在炮火、机枪的疯狂轰炸的掩护下，组织云梯队登城。敌人一次次的登城进攻，都被城头的红军指战员用土雷、手榴弹、步枪、机枪、石头砖块打了下去。与此同时，驻凉州的敌空军十五队派来三架飞机配合敌军攻城，敌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又是散发传单，愤怒的红军战士用机枪、步枪对空射击，击伤了一架敌机。敌人为了加强攻城力量，又从山丹方面调来了马志武骑兵团（黑马队）增援永昌。当敌骑行至永昌县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以南南沿沟滩的时候，遭到了红军的英勇阻击，红军也损失重大。在敌军遭受惨重损失、破城无望的情况下，马元海改变了攻城策略，变攻为困，想把红军困死在永昌县城。12月27日，军委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西路军总指挥部立即部署各部西进事宜。撤离前把无法带走的武器埋在东小十字民宅院内（现县供销社商场处）。驻在县城的总指挥部直属队和九军城防部队于当晚悄然撤离县城，西进到县城以西的水磨头、梅家寺、南泉、新城子一线集结。28日，总部在南泉村田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部队西进等问题。当天晚上，九军、三十军安置了伤兵员，九军掩护总部在前，三十军殿后，全线撤离了永昌地区，经毛家庄、八个墩滩西出县境。
  红西路军在永昌地区征战40余天，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击毙击伤敌人6000余人，击伤敌机一架，自身也损失1000多人。红军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师政治部主任姜启化，敌工部部长姜焕徇，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少年先锋团参谋长余兴会等壮烈牺牲。29日凌晨，敌刘呈德团进入县城，严令执法队摧残革命群众。西路军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基层政权被敌摧毁，各级政权的主要领导成员和进步群众受到了抓捕，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冯怀义、许教琪、李万等多人被先后杀害；狄万川被严刑拷打致残。1937年2月，红西路军西进至临泽县倪家营，军政委员会派出以牟永春为书记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来山、永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配合西路军行动。然而到三月中旬，西路军在张掖、临泽、高台连遭马部进攻，连连失利，兵败祁连山。又因敌人疯狂搜捕红军遗留人员，密切监视，山、永县委难以立足而未能开展工作。
  红西路军遗留在永昌的红军伤病员战士，遭到反动军警、民团、土豪劣绅的疯狂搜捕、迫害。敌人妄图割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永昌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和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之下，冒着生命危险，用各种形式保护红军伤残人员和失散人员。据初步统计，流落在永昌县的男女红军共200多人，后来，大部分移居他乡。1949年，永昌解放时，还有红西路军遗留人员七八十人。
  为纪念红西路军在永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绩，1984年永昌县人民政府拨款建成革命烈士陵园为红军西路军树碑立传，并请当年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为烈士纪念碑题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载入史册。
  甘肃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永昌县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1951年冬天，也就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后期，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后，没有经过自营，没有经过临时、长年互助组的阶段，直接建立起来的甘肃省第一个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对甘肃省农村农业合作事业的发展曾起到积极的典范作用，可说是西北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先躯。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什么条件下酝酿而成的呢？据当时领导和管理了焦家庄合作社的几位老同志介绍，当时的情况是：焦家庄在永昌县城西十五里，是一个东西长18里、南北宽一里半的狭长地方，有三个自然村庄。解放前，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这里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十分集中，据1951年筹建合作社时的调查，占户数4.4％的11户地主，就占去50.8％的土地；而占户数53％的131户雇农，只占9.23％的土地。11户地主全部采取雇工剥削的经营方式，所以，耕畜、农具、房屋也都集中在地主手里。地主每户占有耕畜12.7头，农具10.3件，人均房屋2.7间；而131户雇农，每10人才有房屋1间，每户平均只有半头牲口，每五户才有1件农具，他们几乎一无所有。1951年冬，焦家庄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将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尤其是雇农后，在生产中就会出现耕畜、农具严重不足的问题。你分一头牛，他分一只耙，形不成生产能力，又买不起新农具。同时，地主原经营的油坊和手工业作坊，如分散了也无法经营和管理。因此，根据这一特殊情况，武威地委提出了在这里首先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设想，并在土改的同时，报请甘肃省委批准。1951年11月省委选派房俊峰等同志前往焦家庄进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宣传、组织等筹备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宣传、发动、学习教育和不断解决思想顾虑，广大贫雇农、中农逐步提高对建立合作社的认识，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分三批先后有328户、1774人、8720亩土地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2月5日，召开了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大会，全社328户农民像过节一样，精神抖擞，敲锣打鼓庆祝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省、地、县委和政府的负责同志亲临祝贺并讲话。大会通过了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暂行章程，规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和办社原则，为已经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黄兴舜任社长，张国昌任党支部书记。
  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了一系列的生产措施，建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全社粮食总产量107万斤，亩产143.7斤，比1951年的亩产103斤提高了40斤，人均有粮666斤，比1951年的403斤提高了263斤。93.4％的农户收入较上年有了增加。农业的增产、社员收入增加的事实，打消了部分群众原有的思想顾虑，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1953年是建社的第二年，粮食总产达到了140多万斤，平均亩产175斤，总产量比1951年增加37万斤，比建社前的1951年翻了一番。由于生产的发展，农业社的积累不断增加，牲畜由建社初期的113头（主要是牛、驴），到1952年底，增加了118头（主要是骡马）；农具由建社初期的木车、木犁，到1953年增加了搞运输的皮车在内的几十辆大车，还购置了双轮双铧犁、七寸十寸步犁、钉齿耙等新式农具40多部，农业社的家底一年比一年厚实。仅两年时间，很快改变了广大农民没吃没穿和缺吃少穿的贫困状况。1953年12月，焦家庄农业社卖给国家余粮44万多斤，占粮食总产的29％，人均给国家卖粮280多斤。他们的行动受到了甘肃省委的高度赞扬，省委书记张德生亲自致电表彰鼓励。
  焦家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土地改革后，广大贫雇农仍然缺乏生产资料（一家连一张铁铣都没有），不组织起来就无法进行生产劳动的特殊情况下办起来的。在办社的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县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武威地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从各县抽调十多名区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常驻焦家庄蹲点，调查研究，因势利导指导合作社发展。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多次向他们嘉勉；省委书记张仲良，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亲自到焦家庄视察；省委秘书长何承华，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安振，省农业厅长薛兰斌，武威地委书记王俊、徐宗谣，副书记张文辉，专员刘余生、孟浩，县委书记王振汉、杨兴盛等领导同志也经常到焦家庄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指导工作。西北局青年团委、团省委、省委组织部、省妇联、省卫生厅、农业厅等部门派出工作组结合部门工作，搞调查研究。由于上级党委和政府等部门的重视和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发现解决问题，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办起来，就得到了健康发展。生产发展提高较快，集体积累增加，社员生活改善。合作社得到了巩固提高。它的出现，为甘肃全省和西北地区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经验，成为当时全省和西北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榜样。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成为全省的样板，除了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贫苦农民穷则思变的根本原因外，再就是办社期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实实在在依靠人民群众。从组织形式、劳动管理、经营分配等方面，制定了许多符合群众觉悟程度、符合生产规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措施，从而保证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雇农、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利益，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调动了全体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期间，主要坚持了三项原则：一是承认差别办联社；二是坚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三是坚持自愿互利。
  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社初期，不仅努力发展农业，而且大力发展油坊、粉坊、瓷窑、炭窑生产和运输业生产；不仅解决了解放初期经常发生的冬、春、夏三荒季人没吃粮、地没籽种、马没饲料的问题，而且使集体的积累、社员的收入和对国家的贡献不断增加；它不仅为永昌县农业合作化带了好头，而且成为甘肃省和西北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先驱。
  金川峡水库创奇迹
  在今永昌县城东北10公里的金川峡入口处，有一座中型水库，它是永昌县有史以来人民群众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一次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奇迹。
  金川峡水库，是一个以供给永昌县河西堡地区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供给金昌市及金川区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水为主，并结合进行防洪、水产养殖、发电、旅游等多功能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它的水源除拦蓄金川河的泉水和西大河部分洪水外，主要是从东大河调水补充。
  金川峡水库是分两期建成的。全部工程总工程量为129.55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工日205.64万个，用水泥7077吨，钢材470.8吨，木材2605方，总投资1228.2万元。修筑成高29米，长260米，底宽200米，顶宽8米的拦洪大坝一座。大坝为土石混合坝型，按二级水工建筑物设计施工，地震设防裂度9级，前后坝坡全以干砌块石砌护，坝顶以上设防浪墙一道，总库容为6500万立方米。大坝两侧各设输水隧洞一条，大坝右侧隧洞全长218.3米，隧洞直径2米，最大泄水每秒为40.5立方米；左侧隧洞全长166米，洞直径4米，最大泄水每秒127.5立方米；大坝左侧设置非常溢洪道一道，全长135米，宽14米，最大泄洪每秒330立方米。坝址以上控制集雨面积1987平方公里。
  金川峡水库的建成和使用，凝聚着老一辈党政领导、水利开拓者和建设者的心血和智慧，体现了他们艰苦奋斗、无畏、无私的精神。他们踏出的足迹，像金子一样，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为后人所敬仰。
  金川峡水库的第一期工程，于1958年3月20日破土动工，至1959年6月竣工。由张掖专署水利局与永昌县联合组成工程委员会负责施工管理。永昌县委副书记梁满财任主任，副县长周明学任副主任，韩文博任技术指导。来自全县17个乡、镇和国营八一农场等单位的水库建设者共6785人，分期分批，自带口粮，自带行李、灶具和劳动工具，风尘仆仆来到工地，安营扎寨。他们住帐篷，修临时工棚，但绝大多数是住在自己挖好的地窝子里。上盖草席，下铺麦草的地窝子，是他们最好的宿舍。在水库工地上，还有一支特殊的由95人组成的施工队伍，他们就是是担任输水隧洞开凿任务的解放军7299部队工兵连。
  四月，水库工程全铺开，近7000人的建设大军，以乡镇为单位，成立了17个施工中队，各中队按照工程委员会安排的施工任务和施工地点，奋战在各自的工地上。一个改造大自然的生动画面在这里展开，沉睡的峡谷沸腾了！
  仅仅用了九天时间，一条总长22公里、宽4米的永昌县城至水库，又至河西堡的简易公路修成了，保证了建设物资的运输。
  水库大坝的基础开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保证开挖工程顺利进行，承担这项任务的双湾乡中队，仅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开挖了一条长210米，宽3米，深1米的排水沟，为大坝清基创造了条件大坝基础的清理工程正处于春季，地下水位有所上升，随着施工的进展，大坝基槽越来越深，基槽里的积水越来越多，刚刚立春后的季节，气候还是比较寒冷的，再加脚下溢出的泥水，伴随着刺肤的寒风，严重影响着工程的进度，怎么办？是等天气暖和了再挖吗？要知道，1958年的时候，修建这样一座水库的全部工程都是凭着一双手和两个肩膀挖出来、扛出来的，哪来的机械作业？于是，工程委员会经过研究，提出了几个问题交给大家讨论。通过讨论，在民工队伍中爆发出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锐气，他们说：当年红西路军征战永昌的时候，不正是冰雪严寒的隆冬季节吗？他们穿着单衣，赤脚草鞋，吃不上一顿饱饭，每天还要同强大的敌人浴血战斗。我们今天如果让这点困难吓倒，还能对得起谁呢？于是一份份决心书、请战书送到了工程指挥部。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们深入群众，听取大家的主意。由340名青壮年组成的突击队，提出了“战胜地下水，挖不开坝基决不收兵”的战斗口号，他们分成排水队、挖沙队、运输队等，日夜轮流，分工协作，包干作业，硬是把一筐筐泥沙，一桶桶泥水，肩挑人抬，送出了基坑。他们的手上，脚上、腿上冻裂出了一道道血口，疼痛难忍，然而，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人。经过了100多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挖成了一条长100多米，宽40多米，深10多米的大坝基础槽，为大坝的修建打下了基础。大坝突击队的无私无畏，巧干硬拼的精神，鼓舞了整个水库的施工队伍，队伍里处处涌现着英雄人物、先进事迹，他们谱写着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水库输水隧洞的开凿，是由解放军7299部队工兵连和民兵凿洞队共同开凿的。这条隧洞横穿山底，全长218米，直径2米，为圆形断面，纵坡1/100在没有凿眼机和其他机械的情况下，他们用钢钎、铁锤打眼放炮，用簸箕、箩筐和手推车当运输工具。没有经验，在实践中探索。隧洞里的岩石结构纯系沙岩和砾岩混合组成，不断出现塌方事故。6月1日这一天，就先后出现了0.5米至3米的塌方12次之多，时刻威胁着掘洞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就在这么恶劣的地质条件下，掘进队全体人员发扬大无畏精神，提出了“头可破，血可流，施工进度不能迟一天”和“胆大心细，科学作业，安全第一，克服困难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水库工程委员会的领导者们亲临施工现场，认真采纳群众意见和技术人员的建议，经过现场反复实验，采用三角支撑架施工技术，顺利治服了塌方，激发了建设者的劳动热情。他们开展日掘进尺度竞赛活动，创造了日掘进由3米提高到6米的纪录。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当隧洞掘进到80米90米以后，每爆破一次，隧洞里硝烟弥漫、粉尘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为了保证工程进度，他们发挥集体智慧，端来一盆盆河水，采用扬洒水滴压尘的办法，取得了效果。原先每爆破一次，待尘灰落下去再进洞需要40多分钟，采用此法后，20分钟就能进洞作业。就这样，他们的脸庞消瘦了、眼窝下陷了、新伤疤盖住了旧伤疤，但是，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丰硕成果谱写了军民合作的又一曲凯歌。
  在水库建设的日日夜夜里，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干部以及各中队、小队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始终与群众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没有娇气，没有官气，没有霸气，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处处事事给群众作表率，施工工地上哪里有困难，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就有干部的身影。广大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议论说：“新社会的县长挽起裤腿进水挖泥，和我们吃一样的饭，总觉得他们很亲，旧社会的县太爷，一般老百姓谁见过？”来自全县17个乡镇的领导和干部，以及县上抽出参加水库建设的所有干部，每天也同民工吃一样的伙食，干一样的活计，他们还要操劳民工的吃饭、生病、工伤以及安排督促工程的完成情况等等，可以说他们为水库建设付出了艰巨努力，立了很大功劳。但是，他们都得到了什么呢？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向组织伸手要官，张口加衔。脱产干部照旧拿着自己的工资吃饭，不脱产干部照样自带口粮。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的就是争取早日建成金川峡水库，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礼物，留下一个永不枯竭的乐园。后来，当这座水库发挥作用，浇灌着下游十四万亩农田、供应着河西堡地区、金昌市区工业用水和二十万人口的饮水的时候，人们依然时刻不忘当年那些水库建设者默默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今日的繁荣昌盛，是当年那些“愚蠢”的人们，用智慧和汗水凝结而成的。
  金川峡水库的二期加固工程，是1965年10月至1968年10月完成的。这次工程建设，由国家水电部建设总局基础总队承担主要任务，水利厅基建队600人参加建设，永昌县和武威县也抽调民工参加建设。这次施工处理了坝基沙卵石层及基岩渗水问题，对大坝进行混凝土灌浆；对原大坝培厚加固，坝顶加高8米；翻修了一部分质量较差的大坝粘土心墙顶部和部分碎石坝壳；改建原输水隧洞进出口的建筑物，并对洞身进行充填灌浆；新增开了直径4米、总长166米的输水隧洞一条，完成了原建临时溢洪道的改建工程。至此，金川峡水库工程全部改造完成。
  45年来，永昌县金川峡水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千年古城换新颜
  水昌古城，地处河西走廊东部，古为丝绸之路重镇。据史志记载，这座古城“初筑宋元间，旧有土城”。在八九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控扼甘、凉，雄踞河西，为永昌这块大地的安宁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随着历史的演进、屡屡的地震和兵事战乱的破坏，到民国末期，这座古城已是清冷残败，萎靡不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新的生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了改革开发政策后，一个残败的旧县城，两年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县城。
  永昌古县，在北宋时属西夏。李元昊于1036年统领整个河西后，将番禾（今永昌）改为永州，州治今永昌县城元初，今永昌县城为永昌王宫殿所在地。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所在地置永昌路，为路的治所。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永昌王署置永昌卫；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指挥张杰增修城廓，形成周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东西南北四城门，有瓮城，筑城门楼、角楼、腰楼十多座，始具规模。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指挥高升增筑南廓城，周二百八十丈，筑护城河，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二尺。东、西各设吊桥一座。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参将王廷政又加筑城垣；万历十四年（1586年），指挥事赵希云奠基，在城中心修建钟鼓楼一座。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知县吴宪青再次补修城池，使永昌县城凝然完固。城内卫所、县署、协署、都司署、察院、儒学、文庙、书院、仓场、会馆、驿站、商号、寺庙、作坊、民居星罗棋布。永昌古城，自清末同治年间遭受历时10年的毁灭性战乱后，开始萧条衰败下来；尤其是民国16年（1928年）的大地震，使部分城墙塌落，城楼全毁，城内房屋毁3400多间，再加连年灾荒和民国18年（1929年）农历二月初一马仲英的大屠杀，仅城内被杀2900多人，这座古城顿时变成 “寡妇城”，一蹶不振二十年。有一首民谣这样唱： “残破铺面沙沟街，满城灰土烂泥滩，日过中午行人少，犬吠畜跑似乡间。”反映了民国末年永昌县城的真实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昌县城获得了新的生机。1959年，县政府提出整理街道。首先拆除了挤建在钟鼓楼周围的民房，使四街畅通，整平了高低不平的街道。1969年，县城供电，实现了电灯照明。1974年，动员机关职工修建四条大街，铺上了柏油。从1949年到1980年以前，县城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改建、扩建了土木、砖木结构平房约16万平方米，全城除有东方红会堂一座，灯光篮球场一个之外，公用设施极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永昌大地，在加快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县城建设也出现了新的起色，每年都有新楼和新建筑出现。20世纪80年代，拓建了环城砂砾马路，
  永昌县城二角始建了自来水厂和输水管道工程，落架重修了钟鼓楼，成立了供热公司，安装了大型锅炉，解决了部分公用设施和机关的供热问题。新建了革命烈士陵园、体育场、影剧院、电视卫星地面接受站，维修了北海子公园部分亭楼桥榭，绿化了水云山（俗校场山）。县城共建起机关、学校、商场、金融机构等教学、办公营业楼和职工住宅楼50多栋，建设面积约10万平方米。这些成果，都是历届党政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县城建设作出的贡献。但是，就整个县城而言，四街八巷还有约80％的房屋都是解放前破烂不堪的土屋和解放后修建的土木平房。所以，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就是硬道理，县城的彻底改造势在必行。
  1992年1月，中共永昌县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17项富县扭补工作，其中的把“渠道建设，城镇建设，劳动就业”，作为振兴永昌经济的突破口来抓。3月，省委书记顾金池来永昌视察，听取了县上关于三项工程的汇报，认定三项工作思路明确，魄力很大，抓得扎实，给予了肯定。紧接着，按照县委九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今明两年内需要改造修建的33个部门和单位，分别成立改造修建领导小组，由本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为工程项目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拆迁、选择建设方案和施工队伍，筹建资金、招标、议标以及督促进度和质量检查。8月6日，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发出成立“永昌县城市建设开发统一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县委书记贾笑天任组长，副县长陈永镜任副组长，成员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和有关局、办、行、公司和城关镇以及今明两年开发建设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城建局长赵发祥兼任办公室主任。为了保证县城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县上决定实行领导小组成员中县级干部分工包街道或包具体项月的办法，每个干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宣传员、监督员，负责解决进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保证进度和质量。在县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1992年9月开始拆迁之前，县城建设和建筑设计室，与省、市有关设计单位协作配合，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县城规划和53项改造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为县城改造作好了准备。
  1993年，阳春三月，人勤春早。几百辆手扶拖拉机开始拆迁搬运，30多家施工企业，3000多名建筑大军开进工地，县城62项工程的修建开始了。人声鼎沸，机声隆隆，大吊高耸，红旗飘扬。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到年底，62项工程有57项全部竣工，5项工程的内装修留下年完成。全部工程中，共完成临四街建筑1积111368平方米，投入资金6113万元；完成小街小巷住宅工程10余项，建筑面积11713平方米，投入资金468万元。同时，还为1992和1993年两年间拆迁户新建住房3100间，建筑面积62000平方米，投入资金1260万元。拓展了四条大街，四大街两侧各拓宽人行道11.5米，铺设了水泥花砖30871平方米，街道总宽达25米。开挖了四街花坛11862平方米，填充耕作熟土，栽种了各种树木。同时，拓展了鼓楼四周面积1185平方米。拓展了南关、北关花坛面积，南关新建了骊靬人石雕像，北关新建了喷泉和民间传说的杨满堂塑像。县城全部改造工程中54项为楼房，8项为平房。这些建筑物，用于商贸、金融和服务行业及企业的占72.6％；机关办公设施占16.1％；住宅占11.3％。临街建筑大多集商贸经营和公用设施于一体与此同时，还在县城东关建造牌坊一座。改造后的永昌县城，高楼林立，景物新颖，四街建筑风格协调，柔和优美，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气息。
  县城改造中，与城建配套的供排水、供热、供电与通讯、集贸市场等也同时建设。新建供热锅炉2座，安装4吨供水锅炉5台，扩大供热面积7万多平方米，改造原有供热管道1194米，新建供热主管道2836米，单位入户管道1257米，县城总供热面积达到138587平方米。铺设自来水各种管道6000米，排水管道2364米以及其他设施，全年供水57万吨，排水21万吨。通讯设施也进行了扩建扩容。新建工商、集贸市场2处，总面积14643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扩建东、西街集贸市场各一处，建筑面积4288平方米。
  在县城改造即将完成的同年10月，县上决定将县城东区约2平方公里的砂砾滩地开发为工小区，方针是：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划拨土地，统一供水、供电，项目自选，资金自筹，谁建谁经营，自负盈亏。方案确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批准的47项建设项目中，已建成和在建厂房、住宅、服务设施27项，建筑面积25897平方米，总投资2375万元。后来经逐步建设，永昌东区已成为集冶炼、化工、建材、煤炭、麦芽、面粉等农副产品加工、储备以及经贸服务多种功能齐备的工业示范小区，成为将县城向东延伸了5公里的工业新区。
  在县城起步改造的1993年3月，县上成立了由杨发夫、马金玉为正副组长的“北海子旅游资源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城建局负责规划和设计施工，总规划面积为56506平方米。主要开发项目包括古建筑群亭塔寺榭、曲径长廊的维修和新建；人工湖的开挖和游览娱乐区的建设；游乐场区和观赏区的建设；武当山古建筑的复修等。在早已酝酿准备好的基础上，3月下旬相继开工建设。
  北海子公园，古称北湖。这里有金川河环绕，武当山相抱，百泉淙淙，草甸湿地广阔，山峻林翠，风景秀丽，永昌八大景之一“柳池漾月”就是这里。这里自盛唐敕建金川前大寺以后，历代续修续建，是一处山清水秀、寺观楼塔相互辉映的游览胜地。但它的命运与县城的兴衰息息相关，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古建筑荡然无存，然而自然山水依然美丽动人，一古联这样说：“金山如屏，丽水似带；柳荫蔽道，潭影清心。”民国后期，新修和改建了五佛寺（前身水云观）、湖心亭（前身观音坛）、观海楼（前身太清宫）等，但质量较差。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在北湖大量植树造林，“共青林”就是突出的一例。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绿化水云山，现已林木蔽日；新建了革命烈士陵园、马踏泉亭、绿漪亭、骊靬亭、显美亭和电视差转台等；1991年整修了通往公园的道路，铺设了柏油；1992年修建了“北海子公园”牌坊和“溢香园”野生动物驯化场。
  北海子公园虽有以上复修建筑，但仍显单调零星。为了使公园古建筑和景点形成自然和谐的布局，在开发建设中，利用自然地形，统一构图，分别组景。首先对水云山西面的山体彻底进行了改造护砌，包括维修唐代古建筑“混元洞”。依山形修建了曲径长廊，建造了水泥台阶，新建长廊犹如巨龙爬山，将山下的绿漪亭、观海亭（三联亭）和山上的所有建筑连成一体。山上新建了“一宇观”，建成歇山脊回廊大殿七间，东西配殿各五间，正南山门三间和东西配房各三间。山门前，依高下错落的山势，筑成了钢筋混凝土三道三层台级，两边修成白色大理石仿古雕栏。立于“一宇观”前向南俯瞰，县城雄姿、北湖枣林草地尽收眼底。在海子以北，利用低洼地势，开挖了一座面积7270平方米的人工湖，湖中央筑小岛，上建仿古“永昌亭”一座，以水泥曲拱桥相通。湖北、湖南建有水榭茶室。人工湖西南面修建了标准成人游泳池和儿童游泳池。公园中心，修建了一座通高13.95米的“腾飞塔”，三足鼎立，一只精雕大鹏立于塔顶，象征着永昌各项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像大鹏一样展翅腾飞。在腾飞塔西，原金川大寺的旧址上，修建了旱冰场、打靶场、游乐场、跑马场和仿古戏台等建筑。1991年加固修筑了混凝土台基的金川大寺明塔，屹立于金川河南岸，登上台基眺望金川河畔，麦田、鱼池、草地湖泽、绿树村舍、小桥流水，到处一派生机。
  海子南侧，原为农田一块，公园开发中，将其开辟为花木繁育观赏区。定植了云杉、果树，引种了多种花卉，与县城以北原有的大片沙枣林连成一片，起名“溢香园”。沙枣林里，养殖了祁连山白唇鹿群，办起了野生驯化场。
  武当山古建群的复修，为北海子公园的整体开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武当山，原有古建筑十多座，1936年毁于战火。此次复修，首先从山脚到山顶分段修筑了混凝土或砖砌台级，取代了原有的羊肠险道，在原先古建筑废墟地修复了仿古式寺观、亭台、庙宇长廊8处，景象雄伟壮观。与此同时，山上架设了提灌设施，并动员机关单位在山上植树造林。经过数年的努力，武当山已林木茂盛，一片葱绿。
  为了便于公园管理，在公园内修建了公园管理所和商业服务网点。公园四周建起了800米长的砖混围墙和数千米的金属围栏；架设了用电、通讯等设施。至此，总投资500多万的公园建设旋告竣工。
  1993年，是永昌县最不平凡的一年、是其超常发展的一年。在上级关怀和八方支援下，永昌县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了拼搏创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改造了一个旧县城，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县城。它是永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改革开发的产物，是伟大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愿这种精神，像祁连山、龙首山一样，水不褪色；像金川河一样，川流不息，奉献不止，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现代农业高效节水示范园
  在永昌县城东八公里处，即312国道北侧，有一片像公园一样引人注目的园区，这就是永昌县现代农业高效节水示范园。
  园区占地面积428亩，划分为现代农业生产展示区、高效节水工程示范区、休闲娱乐区、生态家园区、科普教育区。建设内容分为三大块：一是以发展节水农业为目标，建成喷灌、微灌、管灌、滴灌、渗灌、渠灌等灌溉模式，研究推广农作物在不同灌溉模式下的灌溉定额；引进、研究、推广农作物调亏灌溉、非充分灌溉等国际国内先进的节水增产技术。二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建设新型七连体人工智能温室1栋、三代日光能温室24座；积极开展蔬菜新品种、热带花卉、绿化苗木的引进、研究、推广，大力发展展示农业，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三是以旅游观光农业为目标，建设一批旅游景观和配套设施。目前，园区内连体温室、三代日光温室和各类灌溉工程已经完成，配套设施正在建设。计划建成一个集高科技推广、高效节水、灌溉试验示范、职工培训教育、生态环境保护、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农业高效节水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