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永昌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富饶的地方。
  新时期早期文化遗存
  从出土于永昌县、现存于酒泉博物馆的一付石犁考证，四千年前到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期早期，也就是氏族公社前期的母系氏族公社时，就有人类生活在永昌县这块古地上。他们的经济生活，已从狩猎、采集，开始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并开始用石制的工具进行生产劳动。这也进一步表明，7000多年前甘肃省东部地区的大地湾氏族已过着安定的生活，以较原始的方式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同时，甘肃西部的永昌古地乃至河西走廊地区的先民们也开始向东部地区的先民学习制做石犁等生产工具，开始学习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养殖，把原始社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遗存
  20世纪70年代，在永昌县发现了鸳鸯池、大墩井、乱墩子滩、二坝、水磨关、毛卜喇等17处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物。这些古文化遗址生动地证明，在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就有较多的先民生活在东大河、西大河和金川河流域沿岸，创造着人类文明。特别是对鸳鸯池遗址的科学发掘，发现了古人类生活在金川河中游北岸的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在1000平方米的面积里，清理出了墓葬151座，出土遗物3500多件。这些遗物有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和艺术雕刻五类。石器有：刀、斧、筒、管、石片、白色石硃等。细石器较多，主要有透明半透明石核、石片和少量玛瑙。骨器有：石器柄、匕首柄、匕首、针、笄、梳、珠、臂饰、锥、耳坠等。特别是镶有石叶的骨刀梗，这种用石料制成的复合工具——石刃骨刀和石刃匕首，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陶器有彩陶和灰陶，多为生活用具，也有少量生产用具。彩陶主要有：壶、罐（共五式）、杯、盆、小壶、高脚杯、器盖、粗红陶；灰陶主要有：单耳杯、盘、小盅；艺术雕刻有：石雕人头像。鸳鸯池遗址墓葬中随葬品较为丰富，每墓一般3件5件，尤以生活用具陶器为多，墓葬的墓坑形制多为土坑竖穴式，少数有打偏洞的。成人葬埋较深，小孩较浅。葬法有单葬、合葬、二次葬和瓮棺葬等。葬式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其次有侧身曲肢葬，还有“割体葬式”，即将死者的脚趾割下放人随葬的陶器内。这种现象，考古专家认为，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尤其是甘肃仰韶文化中首次发现。在鸳鸯池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马厂类型墓葬打破了半山类型墓葬的地层关系，获得了有关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各自的分期关系的资料。依据地层迭压情况和出上的大量陶器形制特征以及花纹的演变规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C/4测定，石确定鸳鸯池遗址属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马家窑早于半山，半山早于马厂。鸳鸯池遗址中成年男女合葬的出现，反映出生活在永昌古地的先民已在婚姻形态上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成年男性和小孩合葬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世袭以男子为主，男子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居了主要地位；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的装饰品和用白云岩雕刻的人头像，充分显示了当时这里的先民已有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遗址中的房屋遗迹和大量细石器、骨梗刀等骨器，揭示了永昌乃至河西地区的人类已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开始了定居生活。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增多、且逐步精细，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永昌县鸳鸯池遗址的科学发掘，为研究甘肃西部人类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它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文化组成的；不仅仅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甘肃东部存在着新石器早、中、晚期的诸多文化遗存，而且在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也同样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型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这就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人类的远古时代，不仅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而且生活在西部等广大地区。尽管这些文化遗存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有着地理环境和时代早晚的差别，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今永昌县区域内的10多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的发现，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齐家文化遗存
  在永昌县金川峡水库西南侧水库淹没区，有一处古文化遗址。经鉴定属齐家文化遗址，遗址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出土的遗物有双大耳陶罐、石锛、石斧、夹砂黑陶罐、玉器等，还发现了陶器里的谷物残迹和兽骨。由于水库常年蓄水，遗址的保护受到了限制。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在邻县武威和内蒙阿右旗等地也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和大量的出土遗物，这表明生活在永昌乃至河西走廊的先民们是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发展而来的。他们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即在商周时期，已过着较固定的、农业和畜牧业较发展的经济生活。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籽粒说明农耕业有较大进步，作物品种增多；劳作工具种类增加，制作精细；制陶、雕琢玉器等手工业技术提高，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沙井文化遗存1976年，在永昌县原双湾公社尚家沟村二队一古河道旁的三角城发现遗址一处，1979年由省、地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有古城遗址、居住遗址和墓葬三部分组成。三角城因四周墙基不甚规整呈三角形而得名。城内文化层内涵遗物丰富，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贝币。石器有石斧、石磨盘、石球、石棒、石英、石料和玛瑙碎片等；陶器有罐、瓮、鬲、钵等，多为灰砂粗红陶，彩陶较少；花纹以曲线三角纹和菱形纹为多，还有少量的绳纹尼质灰陶片和一罐贝币，共130枚。挖掘的城南墓葬遗址，墓葬形制以偏洞为多，也有过洞墓室，方向多东北和北向，无棺椁，铺芨芨草及白灰，有以红色涂头现象。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多有肢解上体和割断头骨的，个别有肢解腿骨和脚趾骨的现象。随葬品主要有铜刀、铜牌饰、铜泡、筒状杯、夹砂红褐陶和很多海贝等，但未发现铁器。三角城发现的大批墓葬和遗址内的遗物，经C4测定为2675±100年（即公元前725年左右），相当于春秋早期，属沙井文化遗址。已知今天祝、古浪、武威、民勤、张掖等地也都有沙井文化遗址的发现。出土文物证明，当时生活在永昌古县地的先民们已进入了周朝晚期和春秋早期。这里的畜牧业和农业都有了较大发展，种植的谷物品种逐渐增多，生产工具进一步精细，开始广泛使用铜器、铁器。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制做水平。以海贝充当货币，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也已经产生。沙井文化的诸多特征，反映了它既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又与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说明河西走廊的远古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继续。它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史书所称甘、宁、青广大地区为古“西戎”、“西羌”的诸多民族，都是中国祖先的组成部分。中华各民族的原始文化，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