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66年3月，永昌县城乡全面开展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那时是这样说的，政治上敌我不分，经济上马马虎虎，组织上稀里糊涂，思想上和平共处，“四清”运动不搞不行，非搞不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干部不反社员群众。当时从张掖地区抽调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组成大批工作组，于2月底进入了永昌县所有的农村和单位。那时我们西坡大队有8个生产队，420户，2126人。西坡小学职工24人，西坡信用社职工2人，西坡卫生站职工5人，西坡分销店职工3人，四个单位职工共34人。全大队干部60多人。上级分派来50多人的工作组，工作组长仙逾道是军队团级干部，副组长杨治国是高台县某公社副主任。每个生产队和大队所属单位都有3-5人的工作小组，在工作组组长的带领下和贫下中农搞“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3月1日，由宁远公社工作队主持在白家咀大队召开了西片五个大队社员参加的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搞“四清”运动的有关文件和安排意见，以中央文件“二十三条”指导运动。运动分宣传政策，学习文件，发动群众；“四不清”干部放包袱，群众揭发问题；搞退赔，办各种展览，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对敌斗争，处理清出的问题；验收工作等几个阶段。自动员大会后，各队的工作组在贫下中农中选出了几个代表配合工作组搞运动、抓生产，把从1961年以来当了干部的96人都当作“四不清”，干部家属也遭另眼看待，工作组召开各种会议，有党员会、团员会、贫下中农会、其它群众会、“四不清”干部会、“四不清”干部家属会，还有忆苦思甜会、背靠背的会、面对面的会、学习会、批判会。会前工作组给干部群众教唱歌曲，人们都学会了唱：“锣鼓敲得咚咚响，二十三条到咱庄⋯⋯⋯”“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等歌曲。召开各种会议，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又培养了运动积极分子，组织起了贫下中农协会，让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当上了贫协组长，领导一切，“四不清”干部靠边了。当时，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其他群众，只要能给当干部的人提意见、开会时发言就是运动积极分子和“四清”运动依靠的骨干力量。
  运动前期形势十分严峻，“四不清”干部非常害怕，就像一批犯人一样，陷入人民战争的汪大海之中。工作组怕“四不清”干部拉拢腐蚀，不吃“四不清”干部家的饭，不抽“四不清”干部的烟，积极分子时刻监督着“四不清”干部及家属的一举一动，贫协会安排“四不清”干部干什么，他们就只能干什么，不干就是对抗运动。开会时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给“四不清”干部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四不清”干部都不能反驳，谁辩驳，谁就会受到批判。会后“四不清”干部不能互相来往，谁来往，积极分子就告诉工作组说“四不清”干部在定共守同盟。平时一般群众不敢接触“四不清”干部，谁接触，积极分子也告诉工作组，说他给“四不清”干部通风报信。“四不清”干部在工作组和贫协会的领导下，在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的监督下，不敢胡说乱动了。运动进入“四不清”干部放包袱阶段，工作组长说：“对‘四不清’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让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帮助‘四不清’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用治病救人的态度，伸出温暖的双手，把‘四不清’干部从‘四不清’泥坑里拉出来，让‘四不清’干部重新做人，叫‘四不清’干部要老实交待，向贫下中农低头认错，积极退赔，争取宽大处理，得到及早解放。”另外叫“四不清”干部不管问题大小，积极退赔，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退出来，等到把问题落实后，再进行多退少补。工作组和贫协会第一批把民兵干部、农具保管和刚当上干部的十几个人解放出来。其他“四不清”干部都经过了好几场大小会议的交代批判，贫下中农在会上检举揭发，在会下写大字报、画漫画。
  当时“四不清”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但有好多“四不清”干部确实没有积极分子们说的那么坏。有的“四不清”干部经过小队会议，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就解放了。有的问题大的就要到大队“两干”会上交待，低头认罪才能得到解放，还有个别问题特别严重的干部，“两干”会也没有解放，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清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有问题的人，大队工作组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大会批判，还办了展览，在大队和全公社开会展览，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清出有经济问题的人作了退赔处理。有的“四不清”干部把铺盖、衣物、家具、粮食、房子、现金都拿出来顶退赔。还有的退出全部值钱东西仍没有退清的就实行了减、缓、免。对当时继续当干部的人进行了减免。下了台的缓期三年退清，让本人做了退赔计划。在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党，有的入了团，有的当上了干部，贫下中农分得了“四不清”干部退赔的财务，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当时西坡大队原来的干部80％以上的都下了台。
  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后，又开始了对敌斗争。将所有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一个个进行批斗。三队大地主孙永福的老婆，因害怕运动的威力，在自己家上吊而死。四队富农分子李福害怕批斗，也跳涝池死了。有些运动积极分子，到处活动，想把一些中农的成分搞成漏划富农，因为受政策限制只搞了两户。西坡八队的漏划富农朱大德被西坡卫生站开除后，回家种地，还给戴了一顶富农分子的帽子，他的弟弟朱种德也被开除了党籍。对七队的漏划富农鲁举善也进行了处理。就因为家庭成分的提高，使两家人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四清”工作组和新领导对运动中搞出的有重大问题的人做了处理。西坡信用社主任王善和分销店营业员杨万祯分别被戴上了贪污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帽子。对鲁登铭等6名党员干部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在“四清”运动中，有的积极分子自身有严重问题却借助运动的威力，对曾经批评和整治过他们的干部进行报复，把“四不清”干部丑化的不像人样。有好多同志受到了不应该受的侮辱。有的“四不清”干部气愤地说：“以后儿子的儿子也不当干部了。”工作组听信积极分子的话，把有的干部整得也是很惨的。如原西坡大队党支部书记鲁登铭，他是西坡最早的老党员，初级社以来的老干部。多年来对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上艰苦朴素，被积极分子和工作组硬是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在政治上说他搞了“双保险”，经济上清算了2800多元钱，听起来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事实却是：鲁登铭生了9个儿子，给了自己未生养儿女的妻弟李福（当时是富农分子）一个儿子，就说他脚踏两只船，搞了“双保险”。在经济上，只要鲁登铭在场的、知道的、说了话给了人的都算成了鲁登铭的问题。另外，说的是不反社员群众，可鲁登铭的儿子放了七八只羊的经济问题，全加在了鲁登铭的头上，这样一来，整个把鲁登铭从政治上搞臭了，在经济上搞垮了。处理问题时，因没有足够的证据无法让鲁登铭戴上“帽子”，工作组对鲁登铭做了开除党籍的处理。鲁登铭带着满腹惆怅，到了生产队人最少的地方去劳动，离家几十里，大部分时间以牛马为伴，寂寞、孤独地看庄子、喂牲口。又如原二队队长范云天，本来从粮仓小窗内偷了一斗多粮食（一斗折合20公斤），仓库保管员说：“按丢掉的粮食坑子大小，大约是二斗左右”。运动积极分子硬让保管员说：“丢掉了两石（一石折合200公斤）粮食。”把范云天斗得无法交待，说二斗也不行，说两石也不行，直到把范云天斗得当场昏倒在批斗台上，从此再也没有人问了。
  “四清“运动结束时间快到了，以六条标准验收了工作。“四清”工作组将要离开时，积极分子和有的贫下中农对工作组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争着请工作组吃饭，工作组走时还流了泪。四清运动还通过忆苦思甜、办展览，使西坡人民了解到旧社会西坡人民的生活情况，搜集整理了旧社会西坡流传的名谣：
  西坡是个烂沙滩，无法生活去背盐；
  血流尽汗流干，生活越过越艰难；
  炕上没铺又没盖，十六七岁的丫头没裤穿；
  早上地主来逼债，晚上保长要苛捐；
  鞭子打、绳子拴，贫苦农民泪涟涟；
  寒冬腊月去乞讨，卖儿卖女痛心肝；
  孙鳖的地，孙鳖的天，孙鳖的牛羊数不完；
  日日想，月月盼，哪年才能把身翻！
  “四清”工作组走了，留下的长期不走的工作组，就是贫下中农。工作组在的时候，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很好做，工作组一走，生产中难题越来越多，社员们越来越不好管，几个月后就出现了新的领导班子有躺倒不干的同志，于是给上级领导增加了一项扶干部的工作。今日这里的干部躺倒不干了，明日那里的干部躺倒不干了。上级领导作了大量工作，听取大多数群众意见，没过多长时间，又把在“四清”运动中整下台的80％以上干部陆续扶上了台。
  西坡“四清”运动从3月开始到9月结束，历时6个月。在运动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四清”运动后，原计划退赔的人，因为集体生产很紧张，除了挣工分挣钱，再没收入，只能在每年的分红中扣除一部分，大部分的都基本退清了，也有些人因为生活困难没有退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在落实政策时，上级给了退赔过财务的人一笔钱，救济了他们的困难。对那些在“四清”运动中，不论戴上什么帽子和提高成分的人，以及其他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全部摘掉了帽子，取消了成分。给鲁登铭等开除党籍的人恢复了党籍，忠实善良的鲁登铭经过“四清”运动的一场折腾，再也无法回到领导岗位上为西坡人民工作，但西坡人民没有忘记他，至今有好多人都说鲁登铭真正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四清”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也使后来的干部吸取了“四清”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