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大跃进”的1958年是一个“敢想敢说”的年代，不知怎么了，一下子形成了全国性的吹牛浮夸风。粮食高产“卫星”像放焰花爆竹似的腾飞、爆响，一个比一个飞得高，一个比一个爆得响。永昌县也不例外，高产“卫星”群起而飞，小麦亩产最高放到7432.3斤。在这些高产“卫星”的鼓舞下，县上计划在持续“大跃进”的1959年要实现万斤县，有20万亩小麦亩产要达到1万斤，粮食平均亩产比1958年要翻十番，达到5000斤。照这样计算，全县粮食总产将达到38亿多斤，人均有粮2万多斤。这确实是个敢想敢说的典型，这样高的亩产，这样宏伟的计划在永昌历史上亘古未有，石破天惊。但是，当“敢想敢说”的“跃进派”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当他们还在穷追猛打“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降临了，天灾人祸使人民饿了肚子，造成了全县三年内非正常死亡8437人的恶果（数字引自中共永昌县委《关于1958年至1961年人口死亡情况报告》）。吹牛浮夸只给人留下了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一
  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呼声，中共永昌县委于3月5日发出了《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种试验田，其目的是最大限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生产跃上一个新水平、新台阶。截止6月，全县机关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2000多人共种各种试验田5766亩。但种试验田只能作个样板，证明土地潜力无穷，而增产粮食还需大面积丰收才行。于是，县委又于3月28日制订了“苦战三年，粮食翻一番，扩大耕地面积一倍”的1958年至1960年农业生产规划，提出了鼓足干劲，一年实现“四十条”（单产达400斤）、三年“过河”（单产超500斤）、七年“跨江”（单产超800斤）的口号。这个规划除扩大耕地面积一倍因受水利条件的制约不大客观外，其他指标通过努力应该说是不难实现的，是客观的。然而，可以看出，其中潜在的急于求成的意识和“在短期内将各项工作推向新的跃进高潮，以大无畏的精神加快步伐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设想已经代替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58年粮食生产计划经过三次修订，粮食亩产由原来的345斤提高到500斤，并提出力争达到600斤，宁远乡的小麦亩产计划提高到1200斤。粮食计划的频频加码，曾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怀疑，县委为坚定信念，消除疑虑，于6月30日发出通知，在全县人民中开展了一个如何使小麦高额丰产的群众讨论运动，7月1日，又组织60多名干部的评比检查团，亦叫促进团，由县委书记带队，深入农田现场进行评比促进。评比检查团采用“五大”（即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形式促先进、带中间、鞭落后，许多基层干部在评比促进中受到批判、斗争，被认为思想右倾保守，没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有的还被拔了“白旗”（撤职）。迫于形势，小麦亩产指标脱离了实际，在无限制地增加，由500斤到800斤、2000斤，有的甚至提出5000斤的高指标。
  二
  转眼已到收获季节，此时，浮夸风已在全国风靡。6月16日，报纸报道了湖北省谷城县沈湾乡星光社亩产小麦4353斤的消息；6月18日，又有河南省双楼社亩产小麦4412斤的消息见报，并配发了《报高产，天外更有天》的社论；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记录。
  根据形势，县委除促进当年的粮食产量不断上升外，于7月11日对1959年的农业生产作了一个“大跃进”的安排，其中，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要达到1539斤（原耕地），认为这个产量比起1958年的500斤来，无疑是更大的跃进。可是，过了3天，在省委开会的一位县委副书记打来电话说，根据会议精神，武山县明年（1959年）要成为万斤县，有的地方明年洋芋亩产要搞8万斤、10万斤，我们究竟搞多少。当晚，立即召开县委会，对1959年的产量做了重新研究。讨论中，委员们都劲头十足，别人能搞万斤县，永昌同样也能搞，毫不犹豫地提出了1959年小麦亩产平均7014斤，其中，20万亩（原耕地）要达到1万斤；杂粮平均亩产1851斤，其中，亩产3000斤的10万亩；洋芋平均亩产30838斤，其中，6万斤的10万亩。以上三项合计粮食作物总产38.5亿斤，粮食平均单产达5580斤，要实现5000斤县。后来在全国小麦“卫星”连续放射的启示下，水源乡方沟村大胆提出明年搞万斤社，县委讨论全力支持，又提出了在1959年实现小麦万斤县的目标。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说：“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有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此后，各地、各级报纸竞相刊登激动人心的高产消息，高产“卫星”一颗更比一颗大，丰收锣鼓一处更比一处响。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传“没有万斤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观点。鉴于此，县委于7月29日到30日在宁远召开了县委委员、县直机关科、部长、各乡党委书记，宁远、西坡乡部分社主任及支部书记参加的思想、生产“双跃进”会。会上，把宁远乡作为小麦高额丰产的突破点，根据其夏田“实打”情况，推算估计了当年全县粮食产量，并讨论了1959年实现小麦万斤县的措施。会议采取“互相学习、互相评比”的办法，提出了“学先进、赶先进、个个争上游，不乘下水船”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创新精神”的人再也坐不住了，宁远乡的中牌、龙景、西湾等3个农业社分别以小麦亩产4916.6斤、4230斤、4146.2斤的高产“卫星”向大会献礼。这些“卫星”大大鼓舞了县委领导，认为“人的作用是不可战胜的，土地的增产潜力是无穷的，只有敢想、敢说、敢为，想要土地打多少粮，就可以打多少粮”。同时，正式在会上提出了1959年全县粮食亩产翻10番，达到5000斤，其中，20万亩小麦亩产要突破10000斤，实现小麦万斤县的奋斗目标。各乡纷纷写大字报用豪言壮语表示“实现万斤县，创造中外新纪录”的决心。西坡、三堡、水源、水磨关、四坝等乡提出小麦亩产1.2万斤，宁远乡提出1.5万斤，宁远龙景一社气魄最大，要坚决实现2万斤社，说什么“粮食堆成山，卫星飞满天，明年再苦战，一亩打双万”并提出“施肥二十五，深翻二尺二，整地浇水十八次，种子密植一百二”的相应措施。
  这次会议，使高指标、虚夸风一发而不可收拾。
  三
  宁远会议后，县委组织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围绕小麦亩产达万斤这个震撼世界的奇迹展开大辩论。辩论中狠批了持不同意见者，对那些敢于说实话的社员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干部给予了打击，统统被斥为思想右倾的“保守派”、“怀疑派”、“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并进一步确立了“事在人为，地在人种，人出多大力，地就能打多少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要求在全县人民中“树立万斤思想，大搞万斤运动，形成人人想万斤、说万斤、干万斤的高潮”。
  9月1日，大辩论及万斤运动正在火热的时候，《人民日报》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县委要实现万斤县的决心助长了某些人的欲望和胆量，永昌县的高产“卫星”一下子升了级，9月5日，宁远乡党委的一份报告中称，经监打监收，中牌社五队的0.738亩地，总产小麦5486.5斤，折合亩产7432.3斤，以这颗“卫星王”领队，26颗小麦高产“卫星”群飞腾空。其中，6000至7000斤的3颗（1.98亩），5000至6000斤的5颗（5亩），4000至5000斤的13颗（13.68亩），3000至4000斤的3颗（5.8亩），2000至3000斤的2颗（3.44亩）。并且还有15颗秋田卫星放出，其中，洋芋最高亩产45260斤、糜子5664.5斤、谷子3250斤。并且说，这些卫星的升天，是整风运动的胜利，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对“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账派”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报告言之凿凿，说这26颗卫星的监收监打，均有县委、县人委、县团委、县妇联、乡党委、政府以及地、县委检查团的领导和县、乡一般干部现场验收，产量完全属实的。
  因为放了“大卫星”，宁远乡一举成名，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四
  高产“卫星”放出去了，确实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可放“卫星”的人心里却没有踏实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虽然没有人胆敢对“卫星”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但一个实质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按产量而进行的高征购。你既然丰收了，就得为国家多做贡献。上交统购粮可不能像放“卫星”那样，一斤就是一斤，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可就苦了社员群众，越是卫星放得高的社队，越是缺粮。接着就是三年困难的悲剧。
  那么，当时的小麦高产“卫星”是怎样炮制的呢？其实没有什么新鲜，全国的高产“卫星”炮制法几乎同出一辙，那就是把10亩或更多的成熟了的庄稼偷偷弄到一亩地里，然后堂而皇之地向上“报喜”，上边立即认可，并搞参观、检查那一套，最后由领导干部搞所谓的“监收”、“监打”、“过秤”，于是“卫星”便产生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无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心照不宣，讳莫如深，谁若胆敢戳破这个西洋景，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
  到了1959年春，宁远龙景等社就已严重缺粮，地委工作组一名年轻干部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那么高得产量，怎么连口粮也保不住？在深入群众调查时，无意中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干部就此事向上级汇报，却立即遭到批判，说他想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要报告地委定他右派分子。以后再就没有人敢捅这个娄子。
  弄虚作假既害国家，又害人民。事情虽然已成为历史过去了，但人民应该牢记这个前车之鉴，以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者刘克文系永昌县党史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