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1960年春，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为严峻的时候，永昌县的粮食问题已经到了无可回避的地步，人口饿死、外流的现象已大量发生。面对如此形势，囿于左的思想认识，县委主要领导怕在粮食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丢了先进县的帽子，提出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顶住一场借粮食问题而兴起的反社会主义的歪风邪气”。说什么“硬叫挣死牛，不叫翻了车”。所以在整社运动中，违背省委“先安后整”的原则，对上隐瞒实情不报，对干部群众则凡实事求是反映粮食问题的或提出供求粮食的，一律斥之为“闹粮分子”、“右倾思想”加以批斗。希图通过斗争挖出隐瞒的粮食，找出一条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这样，粮食问题就成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为什么把粮食问题作为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呢？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如何对待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这个问题，一些领导始终不认识1958年的吹牛浮夸、一平二调、“共产风”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危害，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大丰收，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都要承认的”，“我们心里不明白的是粮食打下了，可没有粮吃，究竟粮到那里去了呢？”（均见永昌县县委书记的报告1959年9月）。认为“不是没粮吃，就是怕调剂（怕调）”，“由于我们辛苦于‘一平二调三收款’，使他们（指农民群众———编者注）经济上受了损失，精神上受了委屈，和我们的关系闹得极不正常，便在粮食问题和我们作对，整得我们坐卧不宁，这种情况已延续了半年之久，现在是应该解决的时候了”（见张掖地委电话通报）。总之，错误地认为农村私分瞒产严重，社员家里有粮，所以无视饿死人的现实，对上级隐瞒实情不报，而对实事求是反映粮食问题或要求供应粮食的干部一律斥为“闹粮分子”和“煽风点火”，攻击“大跃进”的“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残酷斗争。错误地认为只要用斗争的办法就能挖出深藏密窖的粮食，就能找到一条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下洼子万人会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召开的。
  1959年3月初，张掖地委（当时为河西的一个大地区）在前进生产队召开全地区万人大会，就粮食问题进行大轰、大斗、大捕，给全地区作了个榜样。永昌县委书记王虎法开会回县后，未经常委会研究决定，当晚即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前进会议”精神，强调“永昌也要在粮食问题上枪毙几个人”。当时东河公社的旭光、八坝、永安、永丰等生产队缺粮严重，已大量发生人口死亡、外流。东河蹲点干部通过调查曾给县委写过需要供应粮食200万斤的报告，但“前进会议”以后，形势逆转，供应粮不但无望，一场严酷斗争即将降临。东河公社南坝大队总支书记宗九让面对3月初本大队就饿死120人的现实以及日益严重的粮荒，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电话会议之后就跳河自杀。宗九让的死，并未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反说他是“一个坏干部”，“过不了社会主义关”、“是畏罪自杀”，被开除党籍。
  为贯彻“前进会议”精神，县委书记王虎法带领副县长周明学、金川公社书记曹万忠等人亲自到金川公社摸底，寻找粮食问题上的“导火线”。当时，河西堡大队下洼子生产队干部提出缺粮48万斤并要求供应，所以认为下洼子在粮食问题上有鬼，遂组成工作组驻队调查所谓瞒产私分问题。经过七、八天时间的“调查”，采取刑讯逼供等手段制造假案，但工作组不得不承认下洼子队确实已经缺粮、社员在挨饿的实际情况。他们认为：“这里的问题大量的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虽也有些实际问题，而这些实际问题是富裕中农在党内的代言人和冒尖人物纠集在一起搞资本主义活动使少数群众挨饿凑成的”。遂拘捕下洼子生产队长郭成才、副队长张子孝以及郭成辉、郭成仁、李鸿儒等人，并由副县长贾春喜代表法院亲自组织审讯，采取逼供信等手段，要其交待所谓罪行。3月16日，县委决定，仿效地委“前进会议”的作法，在下洼子生产队召开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干部群众达15000多人，县委书记王虎法亲自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这是一次和资本主义决战的大会，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更加深入的大会，是全民整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大会，也是一个说清楚粮食问题的大会”。大会采取的办法一是大轰大斗，威逼郭成才等人交待问题，由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进行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二是由人民法院当众公判，随意宣判郭成辉、张子孝死刑，判郭成仁无期徒刑。三是举办了所谓的罪行展览。把事先由群众拾来的牛羊骨头、破农具作为干部偷吃牛羊和破坏生产的罪证；口袋里面装上胡麻衣、麦草上面放些粮食（其实这些粮食也是队里的种子粮）作为瞒产私分粮食的罪证；诱使被捕者家属烙饼子做些好吃的作为干部家里有粮、生活特殊所谓罪证。下洼子万人大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
  大会结束后，县委还要求各片、各公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由县委常委分片负责仿效这次会议召开同样的大会。于是在全县范围内除西河外先后召开类似的万人、千人大会8次，共斗争91人，逮捕基层干部和群众28人，其中，当场判处死刑1人，无期徒刑5人，其余为20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东河公社在召开大会的当天，就有3名开会来的群众因冻饿死在回家的途中。
  下洼子万人大会给正在进行的整社运动开了大轰大斗、非法搜查、制造假案等不良风气的先河。一些为群众着想，敢说实话的基层干部都成了被斗的对象，有些大队、生产队的狡诈刻薄、专事钻营的坏干部和地方上的坏人沆瀣一气，胡作非为，欺压群众，乘机以粮食问题找借口随意整人。他们动辄扣粮扣饭，大轰大斗，泄私愤，图报复，为所欲为；他们强迫命令、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看谁碍眼就给谁戴上什么“冒尖人物”“闹粮分子”“破坏食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帽子无休止地斗争，严重败坏了党的名誉。如清河公社一名党委副书记，捏造罪名将社员逼死后，还逼迫群众斗死人、鞭尸；流泉一名队长借口查卫生搜社员的家，翻箱倒柜，没查出粮食，恼羞成怒，把社员打斗得大小便失禁，还说“这下才斗臭了，这才符合党的政策了”。
  下洼子万人大会及各公社千人大会，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掩盖了矛盾，加速了形势的恶化，使问题越来越大，造成了人、畜大量死亡。据统计，到1960年6月底，全县非正常死亡4672人，大牲畜死亡2080头，幼畜死亡1057头，羊只死亡10934只（《中共永昌县委关于传达贯彻省委武威分片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1960年12月24日）。
  1960年12月，在贯彻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时，对下洼子大会及各公社大会造成的冤案作了平反，但逮捕的28人中有6人冤死狱中，3人释放后因病饿死，3人外流。有些人捕后家庭生活无人照顾，弄得家破人亡。所以干部群众一提起下洼子万人大会，无不痛心疾首。一位县委书记处书记在一份检查中说：“我们犯下了天大的错误，成了人民的罪人。1958年是‘大跃进’，冬天就发生了问题，青山死了人，我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1959年春天问题严重了，散了食堂，我们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一个抬一个的轿子，把好多群众抬轿子抬死了。而我们还丢不掉先进县的帽子，一直不敢向上反映，结果犯下了严重错误。现在我们要团结一致，下水救人”（见《中共永昌县委关于传达贯彻省委武威分片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
  下洼子万人大会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它完全违背了党的政策原则，非但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反而给处在困难时期的永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作者刘克文系永昌县党史办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