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建国初期，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和工矿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粮食供应量增加了。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己用粮逐年增多，而粮食的商品率降低了。同时城镇粮食私商和农村余粮大户利用粮食自由贸易，进行粮食自由贩运，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牟取暴利，致使农村中的一般余粮大户普遍储粮惜售，等待商价。国家供应的粮源严重不足，粮食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供需无法平衡。因此，如何解决严重的粮食问题，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全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实行统购是一项新政策，时间紧、任务重，政府还没有写出一套完整的统一制度和具体办法，同时，一时又不能估清千家万户农民的粮食产量和余粮情况，因而只能根据会上下达的控制指标，在教育提高农民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根据自家和群众掌握的余粮情况，采取自己报告和群众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完成购粮任务。当时农村把这种办法也叫“抓大头”。虽然也有一些畸轻畸重、任务不合理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完成了国家任务，保证了城市的粮食供应，也没有伤着农民的口粮。
  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此办法规定：农村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实行“三定”的目的是使粮食统购统销基本上实现制度化，趋于比较完善与合理。
  在1953年至1956年的几年中，各级干部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既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也基本留够了农民的口粮、籽粮、饲料等用粮。广大农村安居乐业，生产逐年发展，农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
  从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又直指干部队伍，而每次运动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扩大化。要处理一批干部，轻则受党纪处分，重则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各种帽子。因此，搞得人人胆惊、各各自危。不敢说实话，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助长了吹牛浮夸，扭曲了党的政策。
  农村体制又处在一个快速大变革的时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由初级农业合作社变为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9月，全县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将17个乡改称17个人民公社。同年11月，又将17个人民公社合并为6个大公社，105个高级农业社变为105个生产队，下属817个作业组，实行政社合一，推行“一大二公”，统一核算，大办集体食堂，采取一平二均的办法，大刮了一场“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经济工作方面，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和“超英赶美”的口号下，提出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继而又出现了亩产7800斤粮食的“卫星田”，进一步助长了吹牛浮夸、盲目蛮干的风气。
  当时的粮食产量和征购指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气候的形势下制定的。粮食产量估计得过高，而水涨船高，高指标的征购任务又要完成，就必然形成了征过头粮，导致农村严重缺粮。1960年，全县农村发生了饥荒，大批人口外流，干廋、浮肿、非正常死亡严重。
  现就永昌县与粮食有关的几个问题概述如下。
  一、查产斗争
  1957年，根据各乡上报和统计部门汇总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是9200多万斤，这个数字较1956年的粮食总产略有下降，但超过1955年前各年度的粮食总产。而县上领导班子认为基层上报的粮食产量不实，大有瞒产私分，故于10月召开了15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查产大会，会上硬性要求干部承认虚报和瞒产私分的粮食产量。基层干部都认为粮食产量基本上是实的，有的也承认渣头粮未计数，有的承认用满斗盘，按平斗计斤，有的承认用筐子分粮估其斤数等手段隐瞒私分了粮食，但这毕竟是很小的数量。县上认为与要求相差很大，紧接着就是小会批判，发展到大会斗争，谁报不出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谁就过不了关。随着批判斗争的逐步升级，报出的瞒产私分粮数也就越来越多。各队由起初报的数百斤上升为数千斤，再上升为万斤，即使这样报出的瞒产数字也不过就是千八百万斤，于是动员启发加批斗进一步升级。这时候有的基层干部不知道是批斗挨不过去了，还是觉察到了点什么，或者说是脑子清醒了一点，看形势不报大数字过不了关，光棍不吃眼前亏，与其这样挨斗还不如一次多报些数字，过了关再说，就这样大大方方地一口就承认瞒产私分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但这么大的瞒产数字，粮食到哪里去了？有的说分给社员了，有的说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有的说埋在饲养院的草堆下面。为了进一步落实，再来一个会内外结合，派人下去查看核实，但下去一调查全是假的，回头还要批斗，就这样反复批斗。最终全县报出瞒产私分粮食近6000万斤，占原报粮食总产的66％，实际上是个假数字。“西兰”会议后，经复核实际总产只有9250万斤。这次会后还在全县开展了全民性的查产斗争和社会主义大辩论，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冒尖人物”、“闹粮分子”，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和农民，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粮食卫星
  1958年4月，县委组成了13人的种试验田委员会，分设宁远、清河等9个试验小组，参加的县级机关干部228人，乡干部197人，村、社干部1742人，共种试验田5776亩。这些试验田粮食收获如何，要在秋收后看各自的效果才是科学的。但是当时正值贯彻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而农村又在开展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坚持实事求是的基层干部进行打击，对吹牛浮夸说假话的反而表扬，进一步助长了强迫命令、盲目蛮干、瞎指挥、吹牛虚报浮夸风。这时省上在某县搞的试验田，《甘肃日报》曾报道有亩产粮几千斤，亩产洋芋数万斤的典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县、乡、村的领导也屁股发热坐不住了，寻思着如何也能放个大卫星。于是出现了上报亩产千八百斤的典型，也有数千斤的典型，但这些都不突出，没有大的轰动，最后还是宁远乡中牌村的个别领导胆量过人，精心策划上报了一亩试验田产小麦7800斤的典型。得此消息后，《甘肃日报》立即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永昌县宁远乡中牌村亩产小麦7800斤‘粮食卫星’上蓝天”的报道，还加了按语。此条新闻一时轰动了全省，永昌县成了全省有名的典型。年底，省检查团来永昌县检查“大跃进”的情况，县委向检查团作了“共产主义光芒万丈”的汇报，得到了检查团的赞扬。有些吹牛浮夸盲目蛮干的人，不尊重科学，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有些领导头脑发热，提出永昌县1959年要种4万亩的亩产粮万斤田，结果呢？当然是一句空话。至于宁远乡中牌村亩产小麦7800斤的卫星，事实证明纯属虚报。当时为了验收这块试验田县委在宁远乡召开了扩大会议，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目的是让与会者开阔眼界实地目睹一下这块丰产试验田。验收时领导们亲自在麦场上装粮、过秤，然后乡村有关领导带领大家到这一亩地块上观看。在介绍丰产措施时他们说：这块地人工深翻三尺，每亩下种200多斤，施羊粪10万斤，土肥若干车。在看完这块地、听了介绍后，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实际上凡是脑子没有毛病的人恐怕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就是没有谁敢提出这是假的，当然背后的议论还是有的。直到后来粮食出了大问题，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人们敢于说实话，根据群众反映，当事人承认这7800斤粮食并非一亩地所产，而是20亩地的产量。这种粮食卫星，带来的吹牛浮夸风可真是不小，造成的影响也极坏。
  三、集体食堂
  农村集体食堂是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而办起来的。1958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把社员的桌椅板凳、家中存粮、饲养的家禽，全部无偿归集体食堂，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耕耘，牲畜归集体喂养。全县办起了农村集体食堂711个，共有炊事员2048人，管理员622人，所有农民都在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办起后历时两年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食堂刚办起来时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粮，不要钱，不限量，放开肚皮吃，甚至外社、外村、过路人都可以在食堂白吃，这种办法吃了几个月浪费了不少粮食。此时正值上级指示大炼钢铁，县委发出“全县动员苦战一百天，为完成一万吨钢铁而奋斗的通知”，作出家家点炉、户户炼铁的决定，组织全县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农民及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3万多人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由于主要劳动力都参加大炼钢铁，有的队种在地里的秋田（大部分是洋芋），无人收获，成熟的粮食烂在了地里。一面是放开肚皮不限量吃饭浪费粮食，一面又是成熟的粮食收不回来。因此，到年底有的生产队粮食就开始吃紧。此时不得不结束这种“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改为饭票制限量吃饭。按照各队不同的粮食标准，给各家按人、按月或10天半月发给饭票凭票吃饭，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把饭拎到家里去吃。当时大部分食堂虽然标准低一些，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对一部分缺粮的食堂国家给予低标准的供应，当年全县农村供给粮食344万斤。由于主要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而食堂吃饭又是低标准，来年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1959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8000万斤以下。以后几年逐年下降，到1962年只有4500多万斤。同时又年年征过头粮，集体食堂的吃粮标准也在逐年减少。1959年完成征购任务后农村每人平均留粮只有268斤（包括种籽饲料），1960年下降为250斤。1960年初，全县大面积缺粮，虽然国家给农村供应粮食1000万斤，但仍然是个低标准。有的每人每天只有二两粮，食堂严重缺粮，广大农民只好采集“鸡爪草”、“沙柴籽”、“榆树皮”等以草代粮维持生活。大批人开始浮肿、干瘦、死亡。能吃饱肚子的只有少数人，那就是基层干部、炊事员、管理员及一些“大头”社员，他们不仅白天多吃，晚上还要偷着吃，多吃了还要多占。当时农村流传一个顺口溜：“社员是拄着拐杖扶着墙，干部是既生娃娃又盖房。”人口出生由1958年的4445人下降到1961年的220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8年的21％下降到1960年负增长22％。
  城市机关、企业职工食堂的粮食供应标准也越来越吃紧，定量供应标准一降再降。从1957年到1960年，特重体力的最高定量由60斤降到55斤、50斤，重体力的最高定量由49斤降到46斤、38斤，轻体力的最高定量由38斤降到36斤、30斤，大中学生的最高定量由36斤降到34斤、26斤，机关干部及10周岁以上的市民定量分别由31斤、30斤降到18斤12两（16两制秤）。那时，我们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这个定量标准只能喝面糊糊，吃稀面条，而且又没有蔬菜，吃了上顿挨不到下顿。那时，县上在东寨有一个甜菜农场，主要蔬菜就是甜菜叶子。一天，县妇联有一位女同志乘管理员不注意多端了一小碗甜菜叶子被发现抓了典型，立即开了现场会批斗，给了大家
  一个警示。
  城市的国营食堂有一段时间生意是很萧条的，吃饭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在国营食堂吃饭，不但要钱要粮票，还要介绍信或出差证明，光有粮票而无介绍信或其它证明不会给卖饭的，城市居民和农民谁给写证明呢？拿着粮票和钱围着食堂转，照样吃不上饭。
  四、万人大会
  1959年，各公社上报和统计部门汇总的粮食总产为7990万斤，较1958年的10049万斤减少2059万斤，而上交的征购粮是4113万斤，占了总产的51.5％，农村留粮只有3877万斤，每人平均只有268斤（包括种籽、饲料），其中，口粮160斤。到年底有的队就开始缺粮，1960年春季全县大面积缺粮，不仅肚子吃不饱，而且缺种籽无法开犁播种。基层干部不断向上反映要求解决粮食，对此县委以极左的观点，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粮食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是一股闹粮风。为了刹住这股闹粮风，于1960年3月15日，在永昌县河西堡公社下洼子大队召开了全县声势浩大的由各公社派人参加的万人大会。紧接着各公社仿此办法召开千人大会、五千人大会7次，打击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先后批斗了91人，逮捕了28人，其中，6人冤死狱中，3人家破人亡。之后各地乱轰乱斗更加严重，有的地方批斗不择手段，甚至还发生了斗活人、打死人的恶劣作法。此时又正值开展全县性的反右倾运动，从此基层干部不敢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加剧了全县饥荒的蔓延。为使农村能够渡过饥荒，当年国家给农村供应粮食856万斤，按农村人口平均每人57斤，加上自留的160斤共有217斤，仍然是个低标准。由于人瘦、马乏、缺籽种，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1960年粮食总产下降到4933万斤，较1959年的7990万斤下降了3057万斤，还上交征购粮1440万斤，农村留粮只有3493万斤，每人平均250斤，其中，口粮只有98斤。到11月全县13.87万人口总共仅有口粮239万斤，每人平均只有17斤粮，已经到了极限，饥荒全面暴露。县委采取低标准以菜代粮的办法，以渡生活困难。全县组织劳力1.2万人采集鸡爪草、沙柴籽等各种野菜、野草代食品797万斤，以此勉强度日。为使农村能渡过饥荒，当年国家给农村供应粮食1093万斤，每人平均78斤，加上自留的98斤，也只有176斤。由于粮食严重不足，农村浮肿、干瘦病人不断增加，死亡严重。据统计从1960年到1962年全县非正常减少人数8400多人，外流14312人，大牲畜死亡11437头。
  五、抢救人命
  就在这个饥荒加剧蔓延、人们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的危机时刻，西北局立即在兰州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安排人民生活、抢救人命的决定。1960年12月26日，县委召开了由省地委工作组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会议提出抢救人命是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接着又于1961年1月14日，在省地委工作组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共永昌县委扩大会议，参加555人，揭批了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主要错误，进一步安排了抢救人命的事宜。
  （一）传达精神，安定民心。县上成立了综合、生活、组织、以工就公四个办公室，抽调专人负责全县抢救人命、安排生活的具体工作。由省、地、县114人组成工作组分片传达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安排生活，抢救人命，稳定情绪，安定民心。
  （二）调入粮食保证供应。县政府在河西堡设立了调粮指挥部，由粮食、公安等部门抽调人员，并有县武装部长和公安局一名副局长负责全面指挥，并负责车站、铁路、公路沿线的安全保卫工作，调运业务由粮食部门负责。从粮食、交通等部门抽调干部40人民兵120人，由粮食局一名副局长带领，由武威专区统一组织汽车转运从新疆调入的粮食。从1960年至1962年省上先后从新疆、东北等地给永昌县调入粮食4921万斤，根据武威专署粮食局下达的农村粮食销售指标先按每人每天6两、病人加2两供应。从1960年至1962年，国家给农村供应粮食3050万斤，供应食油84900斤。
  （三）下拨救济钱物。县上给各公社拨救济粮953万斤，救济款和药费289万元，棉布32.1万尺，棉花2.04万斤，羊毛1.2万斤，以及糖、油、奶粉等大批救济物资。
  武威专区拨给永昌县救济棉布5.8万尺，棉花9663斤。全县宰杀羊5万多只，打杀野生肉3.1万多斤，合计供肉59.92万斤，每人3.5斤。省、地、县、社干部捐送衣服4976件。
  （四）抽调医务人员抢救治疗。县上抽调医务人员组织巡回医疗队14个，设立临时病院92处、危重病院12处，下拨免费药品4060斤、药费价款3.26万元，下拨康复丸散药1.35万斤。
  （五）解散农村集体食堂，允许社员家中起灶。因1958年大炼钢铁时社员各家各户的铁锅、铁勺、所有铁铜器具全部收缴炼了铁，社员家中起灶一无锅灶二无燃料，县上责成有关部门迅速生产，调运供应灶具、燃料，帮助社员家庭起灶，县上先后无偿支援煤炭700多吨。
  （六）扩大自留地、借种地。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自力更生，从长远解决问题，根据上级“关于划给自留地、允许社员借种生产队荒地、养羊、养鸡、养兔，搞小规模家庭副业，栽种自留树和参加集市贸易的规定”（即后来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给社员划自留地2.77万亩，人均0.24亩。从而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信心，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到196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8848万斤，比1962年增加了4322万斤，增长94％，当年完成征购任务623万斤，有800个生产队提留储备粮466万斤，农村留粮7759万斤，每人平均641斤，对部分缺粮户国家还供应粮食716万斤，从而使农村形势有了很大转机，开始逐步好转。
  （作者王有训系市政协原经科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