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去年金秋季节，我有机会去金昌访亲。汽车进入永昌县境内，从六坝开始到河西堡镇的公路沿线看到了不同型号的联合收割机，或在田间作业，或在公路边的修理点保养维修，三五成群数也数不清。据说这些机子都是农民自己购买的，而且联合组织跨区服务。如今金昌市的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执着追求与50年代初我们在永昌开创农业机械化事业的艰辛相比，我另有一番感慨和回忆。
  1953年，全国兴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永昌县焦家庄的贫苦农民虽然翻身分到了土地，但多数农民缺乏生产工具和耕畜，农业生产难以尽快恢复，生活仍然贫困。在省委、武威地区、县委联合工作组的教育和指导下，在张国昌、黄兴舜等人带领下，焦家庄一带的农民未经互助组阶段，“一步登天”办起了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即焦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向全省农民充分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省上在永昌焦家庄筹建起了全省第一个农业拖拉机站，即国营永昌县焦家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从此，开始了永昌县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拖拉机站隶属省农林厅，人员调配、经费开支、物资供应、行政领导均有省厅负责，拖拉机站先期着重为焦家庄农业社服务。
  1954年初，省农林厅指派申怀昌同志为第一任站长，从省厅抽调两名干部和两名汽车驾驶员到永昌筹建拖拉机站，本人被抽调担任计划兼统计工作，秦世德同志任会计。站址最初选在焦家庄一个被没收的四合大院里。这个大院很气派，有正房、偏院，还有过道、耳房、伙房。院内除了合作社办公外，还有省、地、县委工作组、驻社记者站、省医疗队，我们筹建拖拉机站的人员也挤在这里。几个单位，几十号人，吃住在一起，有时还进行篮球比赛和文艺活动，别有一番热闹。后来站上新来的拖拉机驾驶员与省医疗队的年轻姑娘谈情说爱，有的还和女医疗队员结成了夫妻。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加，服务范围的扩大，1956年拖拉机站迁到了永昌县城南关，即后来的永昌县农机修造厂，站名也改为永昌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服务对象也逐步扩展到全县各乡镇。
  建站初期，我国还不能生产拖拉机和相关机械，拖拉机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杂七杂八，型号复杂。有从原苏联进口的“克德35链轨式”拖拉机，还有从匈牙利、波兰、捷克和东德等东欧友好国家进口的“乌尔苏斯”、“尤特斯”、“热特”、“克斯”、“克狄”等各种轮式拖拉机。从山丹培黎学校调进一台破旧不堪、由美国制造的福特拖拉机，因不能耕作调给培训班当教具使用。直至1960年国产“东方红54型”拖拉机分配到站。拖拉机由建站初期的2台70马力，增加到29台、1015马力，增长10几倍。当时，有人形容拖拉机站是“万国拖拉机展览馆”，可见建站时的艰难。这也说明了解放初期，国家在经济相当困难、没有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对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高度重视。
  建站初期，专业人员十分缺乏，站上没有一名技术员和拖拉机驾驶员。1954年秋才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家在景泰县的闫礼堂和家在张掖市的孟立本二人分配到站担任技术员。从灵武机校分来一批拖拉机手。为了解决永昌站驾驶人员的不足，并为全省农机事业大发展做好人才准备，省农林厅依托永昌站举办了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学员大部分是从河西各县政府机关抽调的，少数是新招的社会青年。训练班由省厅的方毅同志负责，永昌站的技术人员参与教学，前后共培训了200余人。学员毕业后除了补充永昌站外，一部分分配到全省各地，成了全省农机事业的开拓者。
  拖拉机多了，修理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省上从各地调来了一批修理工，钳工、锻工等人员，建立了自己的修理队。修理工过去是修汽车的，虽然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内燃机，但拖拉机都是柴油机，他们不懂什么是油泵，什么是行走系，修理仍有困难，1956年，站上先后请来苏联和东德专家解决修理疑难问题，不知是专家有意保守，也可能是专业太专，一个专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懂得传动系统的，解决不了发动机的问题，如东德专家对传动系统很精通，但对其他方面的问题表示无能为力。专家虽好，但不能长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万金油式”、长期不走的修理工，决不能指望“小姨子生孩子”。站上就组织修理工、驾驶员对机车发生的故障和修理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会诊的办法，反复研究，共同献计献策，攻克了所有难关，保证了全部机车的正常运转，就这样多数驾驶员具备了修理能力，修理人员过剩了。1957年，省厅将多余的修理人员抽调出来，在河西堡成立了甘肃省拖拉机修理厂，负责河西地区拖拉机大修任务。1959年，又将修理厂迁到武威县南关，除大修外，开始生产拖内配件，后又确定制造295小型柴油机，厂名也先后改为武威柴油机厂和甘肃省武威配件厂，这都是后话了。建一个站相当不容易，而管好一个站就更难了。一年后站上已有几十号人，管理人员除了站长外，只有一名会计，一名计划兼统计员和两名技术员。当时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遵循，一切需从头开始。我们边学边干，制定规章制度，编制作业计划，统计任务完成情况，核算生产成本，无需领导布置，主动去干，终于建立健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完善了经营管理。实际上我们办公很少在办公室，更多的是在农村生产队或田间地头。每当作业季节开始，闫礼堂、孟立本和我就各跟随一个机耕队，先期到各社队逐个确定耕作地块，研究机具传统路线，作业完毕，丈量作业量，办理交工手续，吃百家饭，奔千块田，不管刮风下雨，从早到晚奔忙在田间地头。驾驶员休息吃饭，我们就上机子顶班操作，机子保养时，我们同样参与。虽然累一些，但休息时仍然谈天说地，打打扑克，或躺在地头看看蓝天。那时的我还没有成家，孟立本老婆在张掖，闫礼堂的老婆住在站上，又没有孩子，也没什么负担，所以工作起来无忧无虑，热情很高，和驾驶员一起爬磨滚打，学会了驾驶拖拉机和操作农具，学会了机具的保养和维修，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意志。1956年，由于我们出色的工作，永昌站被评为省农林厅的先进单位，出席会议的我从原农垦二师师长，兼任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王世杰手中接过了大红奖状（当时全省拖拉机站由该局管理）。我也被评为全省先进统计工作者，出席了全省第一次先进统计工作者大会，受到了大会的表彰奖励。
  永昌站的建立，不仅为全省建站创造了经验，也为全省农业机械化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永昌站有几十名站员调到全省各农场、部队、各县机站、机关和企业，成了业务骨干。拖拉机驾驶员张嘉斌调到省农机局，后来当上了该局局长；驾驶员高来增成了武威配件厂的总工程师；技术员闫礼堂先担任武威拖拉机修造厂的总工程师，后任武威地区农机公司经理；孟立本起初任永昌站副站长，他和会计秦世德同志一样，因家庭成分是地主，“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遣回原籍当了农民，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了永昌修造厂，但政治运动的创伤，已使他们再也不能发挥当年的聪明才智了，孟立本同志本来有心脏病，因精神压力过大，恢复工作后，不久就过早地去世了。70年代初，武威县被确定为全国农业机械化试点县，永昌站的第二任站长常家治同志调到武威任武威县农机站总站长，为威武农业机械化做出了贡献，后调为省农机监定站站长。本人于60年代，先调到永昌县计委，后又到公社工作，70年代初，经过死磨硬缠，当时的永昌县委书记秦如哲才勉强同意放行到武威地区农机 局工作，重新开始了农机工作，在农机局主持举办各县公社主任的培训工作，自编教材并亲自授课，主管农机生产和各县农机厂修理线的建设。1980年，又到地区计委，主管工业、农业生产和计划规划工作。永昌站学到的东西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大的有了用场。
  永昌站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解放初期，永昌县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地多人少的地区，许多荒地尚未开发，耕作粗放原始，粮食生产很低。开展机耕以后，多年来开垦的荒地耕种了，平田整地、耕种面积增加了。其中，粮油播种面积由1954年的41万斤，1957年增加到57万斤，增加约40％。机耕深度比传统犁耕深度增加1倍以上，增加了土地的活力，深埋了杂草，粮食生产普遍增产3-4成。后来陆续开展的机耙、播种、收割、脱粒等项机械作业，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丰产不丰收的问题。
  一个建在农村的现代化农机站，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意义，还在于它极大地改变着农民的文化结构和思想意识。土改后永昌的农民虽然有了土地资源的均等机会，但思想意识仍然是守旧的，多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不理解、不积极。随着农机站的建立，农业机械作业大面积推广，农民看到了“耕地不用牛”的曙光，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加快了。1955年底，永昌县建立了410个初级社，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合作化一样，实行机械作业同样也震撼着农民的情感，机耕要求小块土地拼成大块条田，多数农民顾虑重重。他们怕自己土改时分到的土地平整之后再也找不到了；怕深耕破坏土层，影响收成；怕增加开支，影响收入；怕死后没处埋葬等等。因此，拖拉机站除了解决大量自身的发展问题外，还要做大量的农民思想工作，说服动员，帮助农业社规划平整条田。县上多次组织全县农民代表参观机械作业，观摩机耕后土地的庄稼长势，听取机械作业优越性介绍，从而打消了农民顾虑。拖拉机站的机耕队也由1个扩大到3个，作业范围由焦家庄扩大到新城子、红山窑、东寨、六坝、河西堡、清河、南坝等乡。作业项目由单纯的机耕扩大到耕、耙、播种、收割、脱粒等多项作业。机械作业需要大量的耕、耙、播、收割、脱粒等机械操作手，我们就从有文化的农民中抽调培养，使他们成了合格的农具操作手。农民的直接参与，提高了他们的现代意识和对机械化的迫切要求，这就为以后农民自觉购买机械、学习操作和管理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后来，拖拉机下放、上收，最终下放，全县12个公社都有了自己的机耕队，机耕队又改为农机管理站，负责各社农机事业的管理，从此永昌国营拖拉机站结束了自己作为示范带动的历史使命，拖拉机站也改名为永昌县农机修造厂。
  在回忆结束时，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195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省上确定由永昌站代表甘肃参加。去参加会议的是第二任站长常家治和我两人。会议听取了苏联专家的讲课，交流了办站经验，这次会议使我们学到了不少好的经验，对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完善永昌站的经营管理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参加这次会议我们也闹了一个大笑话。去北京开会时我们也像下乡一样，背上行李铺盖卷。我的行李比较简单，一个被子一条褥子，而常家治同志就不同了，多了一条麻褥子，一个枕头，十分沉重，30多岁的人进站上火车为了抢座位，就拼命奔跑，大汗淋漓，十分狼狈，到了北京，又背着行李，跑步出站，找三轮车。我们都是第一次上北京，出站后两眼抹黑辨不清方向，只好任三轮车夫拉上走，本来只需一元钱的车费，却被车夫多宰了二元。到了开会驻地——北京天桥饭店一看，白被子白单子早已铺好，自带的行李根本用不上，又不让放，只好在农业部的招待所放了一个月，回来时仍然背上跑步，真是乡下人进城，一路的傻相。
  （作者蒋克俭曾为永昌县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