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实践证明，农田基本建设是彻底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关键所在。永昌县在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扬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内容，取得了很大成绩，曾被评为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之一。当时，我是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县委办公室主任，也算是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现将永昌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农田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是兴修水利，提高效用。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兴修水利主要是渠道建设和打机井深挖地下水源。当时全县的工农业用水主要是靠西大河水库、金川峡水库的蓄水，而渠道年久失修，有大部分是土渠沙沟，上游来水渗透相当严重，不整修难以提高水的利用率。
  二是平田整地，条田建设。尤其是东西河地区，从地头到地尾是大水漫灌，浪费水现象也相当严重，不搞条田建设难以解决。
  三是深翻地块，改良土壤。其它如选育优良品种、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增产措施。
  二、农田基本建设的组织形式
  一是组成专业队。以全县和以公社为单位，抽调劳动力、车辆、机械，集中优势兵力，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式组成专业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概在1973年开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从各公社抽调千余人的劳力及车辆和机械，组成了全县性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由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马天鹏同志领头（群众曾称为“马家军”），先集中在东河地区的六坝、东寨公社部分地区兴修渠道建设条田，公社中搞得最突出的是西河地区的新城子公社，其成效较为显著。全县曾在新城子公社召开过农田基本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全县和公社性的专业队坚持常年搞，农闲时抽调劳力多些，农忙时如春耕夏收则抽调劳动力少些。
  二是突击和常年相结合。以大队、生产队抽调劳力采取突击和常年相结合的方式搞农田基本建设。
  三、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做法和经验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到农田基本建设是彻底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增加产量的关键，以便统一思想，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县到公社主要领导全面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不定期地开展评比检查和竞赛活动，主要是比进度比质量。各级领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第三，树立服务农业思想，全力支援农业生产。各行各业树立长期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从各方面全力支援农业生产之所需。我当时分管财务工作，财务系统就业、供销、财税、银行、粮食等各部门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优良品种选育、银行贷款、财税以及发展生产、开辟财源等方面都曾做出了优秀的成绩。1978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贸大庆学大寨代表会议，我曾荣幸地代表永昌县参加了这次盛会，同我一起参加的先进单位代表有永昌支行行长冯化民同志、西河税务所所长吴振林同志，一共3人。这在当时来说，永昌是全省中参会人数最多的县。会议期间，我们先后共八次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听取报告和交流经验。现在我还保着当时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各部门领导合影留念的巨幅珍贵照片。这是我一生中首次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深感荣幸，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第四，身体力行，深入生产第一线。县社领导和各级干部，深入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与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一度时期，由各部门采取包社包队的办法全力支援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各级干部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劳动。县上曾规定干部每人每年必须完成一亩深翻地的任务，50多岁的县委书记秦汝哲同志，同样每年要完成一分地的深翻任务，并在一度时期曾肩挑起大粪担积肥，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至今还传为美谈。
  四、农田基本建设的深刻教训
  综上所述，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大搞农田建设，各级领导干部之重视，组织规模之大，参加劳动车辆、机械之多，完成渠道建设、打机井、条田建设，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永昌来说都是空前的，这为后来乃至今后的农业大发展，粮食逐年大幅度增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基本建设，我个人认为也还是有深刻教训的。
  一是大兵团作战，出现了新的平调。以全县和以公社为单位，抽调劳力、车辆和机械集中用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搞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新的平调。全县原设想组成的县、社专业队，坚持长时间轮流搞下去以达到补偿和平衡，但实际上搞了几年，县社专业队因各种原因难以坚持下去而解散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平调，影响到社、队的积极性，调出劳动力、车辆和机械的社、队意见很大，正确的办法还是坚持以核算单位为主，采取常年和突击相结合的办法，搞农田基本建设较符合实际。
  二是认识单一，重农轻副严重存在。在农业生产农田基本建设和副业生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单打一”，重农轻副严重存在。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皮车搞副业的问题。起初是允许皮车搞副业，特别是宁远、双湾的皮车在金川搞运输，增加收入不少，解决了生产队的一部分开支。后来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认为搞副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制止，一大部分皮车只能闲放起来。我有一次到双湾，一些生产队队长给我说“县上不让皮车搞副业，我们队连钉马掌、维修农具的钱都没有”。我到金川公司，一些厂矿的同志说：“你们县上不让皮车搞副业，也影响到我们的工业生产，县上号召支援农业是对的，但皮车闲放着，就不能支援工业吗！对工农业双方都有利的事，怎么就不让搞呢？”我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这个意思是正确的，就在一次常委会议上提出让双湾、宁远的皮车有限额地到金川搞副业（我记得提出每个公社不超过50辆），这样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在会上讨论时，马天鹏同志同意，而多数常委不同意，认为皮车搞副业不符合大寨精神而被否决，还认为我提出这个问题，对农业学大寨认识不明确。后来县上曾组织公社书记和县属有关部门的领导共30多人的参观团由我带队到大寨，带着皮车搞副业的问题去参观学习，曾上了大寨的虎头山，看了大寨田，以及用石头建成的住房。大寨人艰苦创业精神是可贵的，从中也受到了启发，但对一筐肥料送到集体地上还是自留地、一个鸡蛋卖给谁，是“走社”还是“走资”的问题难以解决。
  三是忽略实事求是，片面强调大寨精神。忽略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客观实际，片面强调学大寨要先治坡，后治窝。仅举一例，比如我的老家原双湾公社尚家沟大队，在五、六十年代，曾是永昌全县有名的穷队。1976年年底欠国家银行贷款、机耕费、水电费就达60多万元，人均欠债597元，造成贫困落后的原因之一是沟吊地远、村庄零乱。曾流传着“地在上，人在下，跑死骡子累死马，哭死人，穷出名，来年不转尚家沟”。新的大队领导班子组成后，在决心改变尚家沟贫穷面貌的思想支配下，结合本村实际讨论制定了科学求实的长远规划，其中的主要一条，就是社员迁居。这当然是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问题，一些思想陈旧、安于现状的群众极力反对，贴大字报，向县、社告状。而县乡个别领导也认为大寨是先治坡，后治窝，而尚家沟是先搬家，不学大寨、反大寨，队领导曾遭到种种非议。后来，党支部用细账对比的方式，层层发动，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从1978年开始，先将二队50户迁居到了上滩。村庄离地近了，铺沙施肥改良品种，当年就增了产，第二年比第一年增产8万斤，总产达到29万斤，第三年总产45万斤，以事实教育了群众。到1984年，一队55户、三队72户终于先后迁居到了上滩。后来这个队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坚持双层经营，发展村办企业，促进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1992年，工农业总产值37.8万元，集体固定资产百余万元，人均纯收入824元，用村企业的积累还清了历年国家贷款，还拿出资金修建学校，投入资金扩大再生产，一举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曾多次受到省、市、区、乡的表彰奖励，先后被《甘肃日报》、《乡镇企业报》、《金昌报》多次报道。事实说明尚家沟治窝迁村庄不是不学大寨，也不是反大寨，而是从本队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改变贫穷面貌的一项有效的措施。
  （作者潘希贤曾任永昌县革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