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内容
馒头的故事
永昌县从1958年初至1959年秋先后开始了修建金川峡水库、东大山、赤金山开采铁矿石，河西堡为基地大炼钢铁，1959年又开工直峡山干渠工程。
直峡山干渠工程，地处祁连山脚下，有可开垦荒滩几万亩，土层厚、土质好、地势平坦，只要有水就可改变成万亩良田。当时的永昌县树雄心、立壮志，调动全县各社队男女强壮劳动上万人，从头坝口开挖一条能灌溉几万亩土地的干渠，意图把东大河的水引进直峡山滩，也叫者肋巴滩。
这项工程的开挖修建是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促进下，横扫一切暮气，使工程大干快上。要有冲天的干劲，争分夺秒加快工程的速度，深入批判右倾思想。农业亩产量大丰收放卫星，县委副书记梁对此件事情的吹牛浮夸很不满意。据说他在县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些不利当时形势的话“有些社队的农业生产条件差、肥料不足，灌水不好，种下的小麦长的像冰草苗苗子，结的穗头子像个苍蝇头头子，粮食籽籽好像茴香仁仁子，亩产不过二百来斤，怎么能达到高产，放什么卫星？净是吹牛皮说大话。”由于他的言论，冒犯了当时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因此，县委把他当成全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到直峡山干渠工程上交群众批判斗争。
直峡山下的干渠工程上，白天十多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挑渠挖运土，搬运石头，打夯垒坝。晚上的批斗大会必须按时进行。主持批斗大会的人先进行动员、鼓舞群众的斗争士气，要求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决不手软，批倒斗臭，彻底清算右倾思想，清算反对大跃进的罪行……。但在斗批大会上采取了大轰大斗，围攻炒豆子的做法，你推他搡，拳打脚踢，嚇声呐喊，恐吓威胁：“老实交待，交待不交待？”一拳头把人打倒，或者一掌推倒，打倒了再捞起来再捣再推，从不讲理。一个革命一二十年的老干部，就这样被推向了群众的大轰大斗的批斗会场上，实行无休止的所谓的大辩论大批判，哪里有什么人格人权？因为把县委副书记交给群众批斗，任何组织及其领导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群众运动。
梁在直峡山干渠每天晚上被折磨式的批斗，群众中也有不少的人对梁的遭遇十分同情，有不少人给梁出主意说：“干渠上对你如此的批斗，时间一长你怎么受得了，现在是冷冬天，想办法找上件羊皮皮袄穿上，勒上条系腰勒紧，人打你能挨住；把你推倒在地上也摔不坏；冷冬天把你撵出会场外也冻不坏，只要有个避风的地方，皮袄铺盖上就可以睡觉。”梁听了好心人的好话，很快托人找来了一领老羊皮皮袄，到开批斗会前穿上，在批斗会上被人用拳头捣打，或者被捣打摔倒在地上，都觉着疼痛比以往轻的多了。
倒运的县委副书记梁在直峡山干渠工程上，抬筐运土搬石头干的是苦活累活，白天劳累在工地了，晚上挨批挨斗在会场上，还挨冷忍受饥饿，他和民工不一样，民工除灶吃饭外，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馍馍。可他仅仅就是早晚灶上吃的那顿饭，哪有另外吃的食物。群众中有多少不同程度的同情，实在看不下去，背地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就说是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也不能把县委副书记交给群众长时间的没天没日批斗下去，斗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也有的群众为那位老革命遭遇的灾祸甚为担忧，“怎么一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就遭受那样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有的人说：“唉哟！那是什么错话？那说的是实话，现在是说实话招祸，说假话白话才会有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老革命当的什么书记，不如我们这些老百姓。”又一位说：“做官不如民富贵，我们虽不富贵，总比当官招罪受快活自在的多。”有个年青人说“工程上的活太苦了，尤其晚上的那个批斗会没完没了，把人熬着瞌睡着，光呱喊没意思。”有位年岁大些的说“你们懂得啥？这叫路线斗争，官海风云，人心险恶，争权夺利，争得妻离家破，身首异处，才肯罢休。我们是老百姓随大流，别那么认真。别人怎么斗了斗去，我们做人积点德，不要跟上瞎起哄。”县委把副书记梁某送到直峡山工程上，白天监督劳动抬筐挖渠搬拉石头，晚上的批斗会你推他搡的大轰大斗从不放松，这是梁最难熬的时刻，恨气恶声的诬言秽语，逼他交待右倾反对大跃进的罪行，攻击大跃进的丰硕成果说成是“冰草苗苗子、苍蝇头头子，茴香仁仁子，你太恶毒了。坚决把梁某的恶毒言论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在这种环境形势下，也有的群众注意了梁的情况，特别是批斗会后，梁拖着艰难的脚步行走的样子。一天晚上的批斗会中，有位好心的群众乘会上尘土飞扬之机，批斗的人把推倒的一瞬间，上去对着梁的胸腹间杵了一拳，嘴里喊的“你老实交待，交待不交待？”拳头杵进皮袄里，梁觉着这一拳头不对劲，怀里杵进了一疙瘩东西。这疙瘩东西还不小，批斗会散会后回到房子里，把那疙瘩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个“大馒头。”
这时梁手捧着大馒头，立时感到一种说不上的激动，万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落难人，能得到群众如此热心的关怀，这不仅仅是一个“馒头”的事情，是群众关怀的一片热爱的诚心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谁能想到给吃的安慰一个受难的人？有话了说给知人，有饭了送给饥人。一个馒头顶多解决一日之饥，可问题不仅如此，而是告诉自己，群众是谅解的、同情的。告诉他鼓起勇气，树立信心，坚强的活下去，挨批挨斗是暂时的，人生是长期的，不要因为说了几句实话，就认为是坏人了，自己要相信自己。馒头虽少，代表了群众的深情厚义，和度过难关的希望。
那天晚上的批斗会后，梁回到房子里，几个小时的“抄豆子”的折磨，使他身疼腹饥，头昏眼花，筋疲力尽，实难支撑的时刻。就把那个馒头啃着吃上，吃着馒头想着会场上的情形，人家用馒头杵我的那一瞬间。只见是个大个子大汉，来势凶猛，嚇声又大，会场上尘土飞场，一概没有看清人家的真面目，更不知是哪里的人，也不知人家的名和姓。1959年冬季的永昌已经发生了饥荒死人的事，这种悲残情景梁是知道的。非亲非故，能在这种风云是非突变的形势下，能把馒头拿到批斗大会上，杵到我这个被批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怀里，冒着多大的风险啊！没有一定的机智胆量的人是实难做到的。梁心想，这份情义永远铭记在心里，将来有机会一定报答，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
那个给梁杵馒头的人至今传为佳话，至今五十多年了，一些老人们一提来记忆犹新。都说梁那时说了几句实话，惹来了那么一场被批斗的灾难，而那人心善胆大机智，那种形势下敢做那样的事，确实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一般人是不敢做的。人在难中谁不盼人帮一把，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少人虽有帮人之心，却无其胆略，谁敢亲近那种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那时有的干部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一夜夫妻百夜恩，可大限来临时百夜夫妻有何恩啊？
梁某虽是老干部，经过那场政治风波，从思想上认识了不少的事情，永远难忘的那些被批斗的辛酸岁月。那时有利用当时的形势制他于死地而后快，苍天有眼使他躲过了一劫。1960年秋末的西兰会议，平反恢复了他的工作。他积极四处询问，找到了那位杵馒头的好人，据说是新城子赵定庄的社员郭某，当面感谢报答了那位善良的恩人。
（讲述人：丁生华，男，81岁，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农民。）
改造三类田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正是气壮山河的大跃进时期，某县有个名叫西营儿的地方。农田里的小麦正处在拔节之际，省上来了一位高级领导，要视察那个西营儿的农业生产形势。那位领导在县上领导的陪同下去了西营儿那个大队，深入到田间地头观看小麦生长的情况，看了该大队的庄稼长势后，听了县、乡领导的汇报。那位省上的领导，认为西营儿大队的庄稼三类田太多，是个典型的后进大队，这样的庄稼长势怎么能达到高产丰收放卫星的目标呢？
那位省委领导对西营儿大队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小麦长势很不满意。严厉批评该大队党支书记：“你是大队支部书记，暮气沉沉，没有革命干劲，怎么能领导这个大队粮食高产放卫星？指示县委领导，将这个支部书记以白旗拔掉，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再插上红旗。”西营儿大队党支部书记听了省上领导的批评指示后，顿觉形势不妙，灾难立刻降身，大祸马上临头。急忙当着省上领导表态下决心：“领导的批评完全正确，请领导放心，我坚决带领全大队的千部群众。鼓足干劲，战天斗地，决心在三天之内把三类田全部改造成一类田。”省上领导听了大队书记的态度决心后，立即表扬那个大队书记：“这才是党的好支部书记。”
三天内怎么把三类田改造过来，真的能改造成一类田吗？一个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的瞒天撒谎，就把一个高级干部哄得晕头转向。这种荒唐无稽的大话假话，不是改造了三类田，而是立时转变了大队书记的命运。据说那个大队地处半山区，地理条件很差，土层薄、灌水更是不足，基本上是个靠天吃饭的山区。要农业生产实现高产是相当难的事情。
（讲述人：陆某人，男，79多岁，退休干部。）
除四害，报数字
为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防止一些疾病的传染。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提出发动全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要求人人讲卫生除四害，四害就是指的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但在消灭四害中。到1957年又把麻雀也列一害加以捕灭。苍蝇、蚊子、臭虫没有具体数字的要求，老鼠、麻雀每天打死了多少只，得有具体数字统计上报。到乡上开会，以高级社为单位统计上报给乡统计员。
高级社会计统计向各队会计要数字：“你们一队打死老鼠多少只？”
“三百五十只。”
“麻雀是多少？”
“麻雀是三百只。”高级会计又问：“你们打的怎么这么少啊？”“就这么少了，老鼠钻了洞了，麻雀飞到什么地方了，找都找不见。”
“你们想办法打哩么？”
“老鼠是钻洞洞的，麻雀是长膀膀的，就人的这点本事，老鼠洞里钻不进去，又飞不上天，会计你说我们怎么个打哩？”
“反正办法了你们想啊，这么几个数数字是缴不了账的啊。”
“好吧，我们再想好办法，多打下几个。”
那年冬季正是查产斗争的高潮，每天吃过早饭后去乡上开会，由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找来草要子，死老鼠、死麻雀各辫上几个，把草要绳子拴到杆杆子上，保管员拿到会场上。乡上的统计在开会前，向各高级社的干部要打死的老鼠麻雀的数字，但都不愿意先报数字。先听人家报的数字后，再报自己的数字，先报数字的高级社就没有后报的多。瞎子打拳哩候者，乡统计员采取点名要数字，“梅南高级社的主任说，你们社里打下的老鼠多少只？”梅南的会计回答：“打死老鼠两千只。”
“麻雀是多少只？”
“麻雀是两千五百只。”
这把会场局面打开了，汤宁高级社主动报“我们打死的老鼠是两千一百只，麻雀是两千六百只。”跟着再的几个高级社都把数字报上了，乡统计员根据各高级社的报的数字，对报的少的社就说了：“梅南的社主任注意把除四害抓一下，你们是大社，打的老鼠麻雀太少了。”
“我们会开完回去就发动社员们抓紧时间多打些。”实际上究竟是多少，恐怕连三百只都没有，形势迫使形成了各社、队报数字竞赛。
打麻雀牵连其它鸟类也遭殃，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前，尽管有人为捕杀飞禽走兽成群结队，铺天盖地多的是。前些年有的老人蹲在一起闲喧谎儿：“现在不象过去了，人越来越多了，有些东西不见了。”
“什么东西不见了？”
“你看天上有飞的鸟啊没有？”
“那是前些年人打了麻雀，打着撵上飞到别处去了。”
“有的人说撵着走了新疆了，也有人说有些鸟出国走了美国了，走了加拿大了，反正现在有好多鸟不见了。”
“过去五十年代，一到春天春种时，地上种的麦子地那个长脖雁儿三十、五十的撵不走，天上飞的长串子几十只的群，一群挨一群的遮天蔽日。现在根本不见了。”
“七十年代以来，小麦种籽用巨毒农药拌种，不敢到我们这地方来了。”
“不敢来的鸟太多了，现在你见寒娃子、青雀、山雀、乌鸦没有？你见饿老鹰、兔鹰、鸡鹰没有？”
“噢！凡是鹰都不见了。”
“啥原因？”
“一个打黄羊把地上跑的都打死了，鹰没吃的，该就都走了，二十一世纪初还能见到猫头鹰，近十多年也不见。”
“那是闹老鼠吃了敌敌畏药拌的食物毒死，鸱鸮子、猫头鹰吃了毒死的老鼠被毒死了。”
过去的故人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现在是太平盛世，少了飞鸟、兔子。有两位老农民说：“光是你们说的天上没有飞鸟，你不看现在农民种的粮食作物有鸟吃的没有？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一个除四害，把麻雀当四害全力捕，杀波及其它鸟类。它吃粮食，尤其是对小麦在灌浆期到收割前，嗛穗头子，对糜谷的穗头子，吃的少遭踏的多，害处多，但它又是嗛吃粮食里的蛐虫。也算是一种益鸟。”现时的农作物没有鸟类食吃的作物了，乌鸦、寒娃子、鸽子一类鸟都是吃粮食的飞禽。这些鸟没有了，那食肉的鹰也就没有食物而无法生存了，沙鸡子在十多年内被人捕捉卖了钱了。如今的永昌城外从武当山到东山头已连成一片大林带，飞鸟在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这是个很好的变化，春三月到秋季节，早晨上水云山，武当山真有一种鸟语花香的喜乐感觉。
打死人，斗活人
1960年春季，县委召开的下洼子大会，朱王堡公社陈仓大队刘正南、北沟生产队第八作业组，有个姓王的社员，是那个生产队的资本主义冒尖人物。因队里社员批判了他的资本主义冒尖思想，他不认罪，就上吊自杀了。
县委派往陈仓大队刘正南、北沟生产队住队工作组长严某，到朱王堡公社找公社党委杨书记汇报王某被批斗上吊自杀的事情。杨书记上兰州开会去了，严又找到党委副书记兼陈仓大队书记的柴某。严说：“柴书记！我今天来主要是向你请示汇报，刘正南北沟生产队第八作业组，有个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王某的，不服群众的批判斗争，上吊自杀死了，怎么处理请书记指示？”那个姓柴的书记，听了严某的详细汇报后，对严某指示说：“死了也要继续批判斗争，斗倒斗臭，肃清流毒，绝不能放松批判斗争。”人已经死了，还要把死人斗倒斗臭，究竟把死人斗成啥程度，才算斗倒斗臭呢？没有具体指示。
严某听了柴书记的指示，急急忙忙的回到大队后，立即给大队李会计布置，明天在刘正南、北沟召开批斗大会。“李会计你马上通知全大队党团员、干部明天早半天，到南北沟钟家庄子牛院子门开会。”严某对柴指示的“死人也要斗”，死人不能站，怎么批判斗争？晚上严某睡下翻来覆去地想了半晚上，才想出了个斗死人的好办法。钟家庄子牛院子门前有个土粪堆，土粪堆上挖了个坑，把死人栽埋到粪堆坑里。被批斗的活人是刘正南、北沟生产队的一个姓钟的会计，因钟有点经济问题，所以被批判斗争。参加批斗大会的党团员干部中，有个大队医生也叫来参加批斗大会，正在严肃紧张地批判斗争那个姓钟的会计时，有人突然提出来说：“把这个同情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的地主分子王××，拉出来批判斗争！”王听到要把他拉出来也要批判斗争，紧忙慌慌张张的拿起了一根木棒子，打了死人两棒子。
此事后被中央知道了，内务部长来朱王堡了解过陈仓打死人斗活人的事情。这就是永昌在极端困难时期发生的出名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讲述人：李，男，74岁，退休职工。）
一顿干拌面
1965年民乐县社教运动中，永昌县的干部张某因吃了一顿干拌面饭，差点开除公职。一天中午他和其它两位社教队员，去一家贫下中农家吃午饭，那家主人将饭端放在饭桌上，三个人你望我，我望你的杵在那里杵住了。谁也不敢端碗吃饭，主人再三催促他们吃饭，就是觉着不能吃这顿饭。他们对主人说：“你给我们做的这顿饭不能吃。”
“为啥不能吃，我的饭里有毒哩吗，还是面不好啊是什么问题？”
“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你做的干拌面我们不能吃也不敢吃。”
“吃上碗干拌面饭就是特殊化？干拌面饭不能吃，你们来搞社教，就教我们不要吃干拌面，喝稀糊糊饭，吃瓜菜代饭。那种饭以后去想都不想，现在能吃上顿好的干拌面饭了，你们又教我们不能吃。”张赶紧解释说：“不是你们不能吃，是我们社教千部不能吃。”
“社教干部为什么不能吃？你们不是讲的和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吗？我们做的饭就是我们吃，你们吃，我们共同吃。这又特殊在那哩？”社教干部反叫群众把他们教育了一顿。他们只好把那顿“干拌面”饭吃了，饭虽吃了祸可惹下了。莫想有人把他们吃了干拌面的事汇报给大队工作组长那里了，大队组长又汇报公社队党委了，队党委更是不能包庇这事，汇报到工作团党委了。一级一级逐级上报上去，就成了政治上的大问题了。
工作团党委为那顿饭，提到干部违犯纪律的高度原则问题对待，真可谓小题大做。召开了团党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处理吃了干拌面的干部张某。会上由永昌县委书记兼社教工作团副团长郝某提出，对吃了干拌面的干部张某开除公职的处理。可也有位常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是省军区某师的政委：“一个干部参加工作十几年很不容易，就因为一顿饭把人家开除公职，这样做有些太不慎重了，未免太草率了吧，我们不能这样处理干部。”由于那位政委的意见，其他常委成员也表示了不赞成，张某才逃过了一劫。
不饶人的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四清”大队人马要进驻社队，必须要扎根于贫下中农家，提前十多天派先遣队进村，了解可靠贫下中农家，解决好社教工作组住宿的问题。一天在龚东沟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农王某家，和工作组先遣队三位工作人员吃中午饭。吃饭中问那位负责人，各队工作组住的人家，逐队问到第八生产队时。那位负责人说：“李某家”忙忙的说了句“这个人搞过迷信活动。”那位负责人很不高兴的说：“是不是迷信职业者？”
“不是。”过了十多天有位问我：“你怎么把李某得罪下了？”“我没有得罪过他。”
“你没有得罪过他，李某怎么拿的状子，到公社工作队领导前告你？状子丢到长湖河里，被人拾上了。”我细想，我在先遣队工作组前，说了人家搞过迷信的事，所以，李某因为此事告我吧。
那个李某有些小聪明，以贫下中农为荣，仗社教运动之势，在社教工作组的支持下，对大队、生产队干部恨之入骨，在运动中狠命的批判斗争干部，毫不留情。由于他对“四不清”干部斗志坚决，立场坚定，阶级观点明确，取得了大队、生产队工作组的极大信任。是大队、生产队工作组相当可靠的依靠对象，是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候选人。李某自称他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贫下中农。在本生产队组织煽动群众批斗生产队长张某时，毫不手软，死揪不放。每天晚上两三个小时的批判斗争“四不清”干部，会上逼迫张某交待四不清的问题。手指着张某狠声恶气地说：“张某交待四不清问题极不老实，避重就轻，交待小的不交待大的，老奸巨滑，企图想蒙混过关，交待不清决不饶你。”每天晚的批斗会开完后，把四不清干部轰出会场，工作组长总结式的再给社员讲些鼓励的话，提些问题叫群众思考。重点是干部在困难时期的多吃多占，贪污生产队钱财和粮食，多记工分，打击贫下中农等问题。
四清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了，李某对张某的批判斗争一点不松劲，逼的张某交待所有的问题，有的交待，没有的也要交待。说：“他交待问题是狡滑抵赖，一点也不彻底，浮皮潦草……。”据有些社员说：“张某当队长的四、五年期间，带领群众在困难时期，进行生产自救渡过了难关，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他对社员说话不讲方式，态度生硬，甚至骂社员得罪了不少人。”张某认为群众对他的批判斗争，他也想得开，绝大多数群众对他的批判斗争没有恶意。就是李某对他死揪不放，无限上纲，实在想不通。两个多月的社教运动使张某懂了不少，对一些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提高。李某在1961到1963年这段时间里，搞迷信活动的事情，张是有所了解的。
四清运动的教育，使张某对一些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李某的迷信活动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李在那几年用伟人的挂像表糊灶老爷、财神爷卖钱的事是小事情吗？灶老爷、财神爷不仅卖给本大队一些人家，还卖给新沟、北地、汤赵沟好多人家。一定把李某的问题揭发出来，让社员们认识清楚，究竟谁是坏人，谁是阶级敌人。
张某利用晚上，到关系好的人家，把财神爷、灶老爷借来。有天晚上去赵沟一户关系好的人家，借财神爷，“哟！张队长啥风把你吹到我家来了。”
“啥风？该就是社教运动的东风么。”
“什么事半夜黑里的跑上来总有个啥事情哩么？你不给贫下中农、工作组交待问题，还有闲时间到我家来了。”
“唉！说啥哩，前两年李某卖给你们的财神爷还在里吧？”
“在呢，你问这个干啥？”
“最近工作组和贫下中农把我批斗着不饶，我想着，请借给我，拿去讲一下迷信，或许对我批斗的轻一些。”
“你拿上去吧！就是你要小心不要让工作组的干部，我们队里的贫下中农发现了，一旦出了问题，你我难逃其咎啊！”
“你放心，没问题。”主人很同情他的处境，把“财神爷”愉快地借给张某了。“财神爷”、“灶老爷”都找全，表层揭开，看清里面夹糊的是伟人像，还是别的几位伟人像。两张像是一个财神爷，一张像一裁两截是两个灶老爷，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找全后，又找对李的突破口。
张某注意观察李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发现李某这个阶级立场坚定的贫下中农代表，每到晚上社员会散后。时间不大摸溜着到地主子女家的媳妇子庄门进去了，过几天的晚上就摸溜上去了。有天晚上的批斗会上，李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更使张狠下苦心抓李的把柄，揭穿那个贫下中农阶级立场的假面具。晚上批斗会散会前把四不清干部轰出会场，张趁社员未散会，先去那个媳妇子家庄门前的沟里，蹲下看李的行动。社员们散会后，张某估谋着他们睡下了，悄悄去把庄门反扣住，又去找工作组。
工作组的干部正准备睡觉，突然见到张某找他们了，都很吃惊！听张说道：“李某进了地主子女媳妇子的家里了。”工作组干部立刻怒气冲天，严厉地训诉：“张某！你是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心怀不满，无中生有，恶毒攻击。”张某诚恳地对工作组的干部说：“组长！我怎么敢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不满攻击他呢？请你们到那个媳妇子家里看看就清楚了。”工作组的干部听了张某的反映后，虽然有气，还是得去，是实是虚去看个究竟再说，工作组到那家里外找了一遍，没有找出个李某来。工作组的干部对张某的气就更大了，厉声训诉张，“你说的人在哪里呢？十足的坏干部，想方设法仇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张紧忙说：“你们在媳妇子睡的屋里有个窖里去找。”工作组从窖里找出来了李某，顿感脸无光彩，心中有气也无法发泄，啥话没说走了。这时的李某成了输了钱的光棍，蔫极摆蛋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张某拿的“财神爷”、“灶老爷”去找工作组，工作组的三个干部的态度和往日大不一样了，赶紧让张某坐下说话。张某把李某前几年搞迷信活动中，用伟人挂像表糊财神爷、灶老爷卖钱的事，一一给工作组说了个清楚，并把“财神爷”、“灶老爷”交给工作组。工作组的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拿上交来的“财神爷”、“灶老爷”，不敢怠慢，立即到大队工作组那里汇报。大队工作组长听了汇报，看了“财神爷”、“灶老爷”里的伟人像，更觉问题非常地严重，急忙到公社汇报请示党委。队党委指示大队工作组，立即组织专案组，查证落实李某的问题，很快报队党委审批。
工作组的斗争锋芒由张某突然转向李某，把社员们给了个大眼瞪小眼，莫明其妙。有的社员说：“该没有弄错吧，今天突然斗李某对着没有？他可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代表啊，也是你们工作组依靠的可靠人啊！”这时的工作组长不得不给群众说：“李某是隐藏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希望全队的广大群众在今后的斗争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坚决和李某这一类现行反革命斗争到底。今天把李某挖出来是社教运动的一大胜利。”
两个多月的社教运动，李某头脑发热，就没有冷静过，很好地想一想自己过去做下的事，就没有明白过来。一再逼得张某把他的事情端了出来，他才明白已经迟了。李某在批判斗争张某时，稍微注意一下分寸，态度温和一些，得饶人处且饶人。张某不可能把他的问题，那么家下苦心费力气端出来。可是李某是张驴儿得势，得寸进尺，一点儿不饶人。一夜之间，贫下中农代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挣来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一个人的人生变幻是那样的神速，真使一般人难以捉摸啊！
仕途艰难
人的一生所遇到的事情如能平妥的度过去，就是平安无事，也算是万事如意。我于1954年3月复员回家务农，不想当时的八区急需工作人员，通过人的介绍，于1955年上半年被招到八区参加了地方政府工作。我对政府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内心里也是很高兴的。在领导的分配下，一心想的是如何积极地做好工作，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不久清河的七区、八区合并为永宁堡区。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做农业合作化的工作，组织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
到1957年，全面审查干部的工作开始了，我在1949年永昌中学参加三青团的事如实的向上级组织作了交待。“还叫我交待参加了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我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组织，我怎么交待？”审查干部的人批评我“不老实，狡滑抵赖，企图想着蒙混过关，继续隐瞒自己的历史问题。”有位好心同事私下里对我说：“那么个国民党员是一般历史问题，你有什么可怕的不交待，隐瞒下它干啥？”
“我就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组织，你叫我怎么交待？”
“你不是参加了伪三青团了吗？”“三青团我就参加了，已经向组织交待了。”
“参加了伪三青团的人，党团合并时既是三青团员，也是国民党员，赶紧交待去，再不要顽固了。”经人家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了党、团合并的事，向审干领导承认党、团合并后就是国民党员，组织上也给我作了结论。1958年调我带领河西堡乡民工修金川峡水库、直峡山干渠、修河雅公路。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就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理阶级队伍，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冒尖人物。要叫我交待过去参加反动党、团组织的历史问题，我再次向组织上申诉说明历史问题已向组织交待清楚了，并且给我作了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但还是不放过我，放在群众会上三番五次地叫我检讨，发动群众批判。到1966年2月全面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把我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反复的检讨审查。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清查五·一六分子，又把我当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清查批斗了半年时间。更为莫须有的是，我兄长给我刻来了一个名章子，名章的名字四边刻了八九个花花子，五个五角星。有些个别有用心的，说我的名章子上刻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并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说我是有“望蒋盼修”的反动思想。其中有个姓张的纠合一些人，时时想着整垮我，我想不通的是，我怎么把人家得罪下了，处处对我过不去，是我欠下他的啥了？
七十年代后期调到朱王堡公社工作，八十年代初国家体制变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到原来的乡人民政府。开代表会选乡长时，公社党委负责人给我说：“你给代表们表上个态，乡长你不要当了，让给别人当去吧。”我只能按领导的意图办事，“不叫当就不当吧，”在选举投票前我向代表们说：“把我的候选人名字取掉吧，请代表们不要给我投票了。”就这样把一个科级干部恭手送给人了，自己细细想了一番，三中全会后刚有了活人的出头之日了，仕途之路上仍然有阻力，由此，看来我的命运太不顺了，以后出头的事再不想了，就这样平平淡淡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讲述人：王金善，男，84岁，退休干部。）
老教师的经历
解放前，有一位友人先前毕业于武威中学，后又报考青海罗家湾军校受军训三年，军校出来分配武威县丰乐堡驻军任连指导员。他对教育工作很感兴趣，常到丰乐小学帮教师改阅学生的作业，很受校长的器重，希望他能脱离部队工作，聘任他在小学任教。校长对他说：“王指导员，你这个军官不要当了，想办法脱离军旅生活，聘任你在丰乐小学当个教书先生，我想你会乐意的。”“我也有此想法，等机会再说吧。”1948年秋季，部队换防开往张掖之际，他自行脱离军队。丰乐小学校长聘请他在该校任教师。
他在丰乐小学任教刚刚一年间，家中父亲由于年老多病，四个弟弟年幼。父亲要他一定辞去丰乐小学的教师，回家帮助父亲主持家务，管理庄稼农活。父亲对他说：“你在丰乐当教师也是个好职业，为父我现在身体多病，力不从心，难以料理家，你辞去教师回家吧。”这摊子家事，还有农活，弟弟还年幼。父命不得不遵，无奈之下他只得离校回家。回家来时间不长，由好友将他的情况，向朱王堡青云小学校长作了介绍。朱王堡青云小学正需要教师，校长请他到青云小学任教。当时他觉着朱王堡青云小学教书，离家只不过三里多路程，完全可以兼顾家中的事，权衡之下他愉快接受了青云小学校长的聘任。1948年至1955年的七、八年间，他对教育事业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对学生要求严格。对学生说：“教不严师之堕，不能误人子弟。”他教过的学生六、七十年代出类拔萃，出来了好几名地县级干部，不少的初级干部，相当一部分也当了教师。1955年由到1957年的下半年。他从朱王堡小学调县教育科任教育科主办，从1945年至1957年的12年间，是他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1957年下半年，党组织开始对国家干部进行全面审查。历史上有问题的干部，尤其是从旧政府、旧军队过来的旧职人员，以及在各种会道门中任过职的，一律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他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旧军队连指导员等问题，被清除革命阵营，回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1960年春初因饥饿灾荒，已到了人面临时刻死亡的境地，实难立足于家乡。为了活命他狠心抛下妻子儿女，背井离乡，赴新疆吉木沙县三台镇西地村。一面乞讨求生，一面找生产队长要求落户。生产队干部、社员们开会讨论了他的落户要求，允许他落户西地大队九生产队。生产队长说：“口内来个姓王的，要求在我们队落户，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叫落户哩还是叫他走别处哩？”社员们都说：“你们研究一下了，收下了叫放牛去，队里那些牛没人管也是个事情。”
“那好！留下叫放牛去。”队里有四、五十头牛要他去放牧，成了那个生产队的放牛倌。他对放牛的活非常满意，西地的西边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荒滩。早晨牛出圈赶到荒滩上，操心不能把牛丢了，到晚如数把牛赶到圈里圈好。放牛既不费心又不出力，牛赶到大滩上，滩上的草茂盛。牛不胡跑。牛吃草人悠闲，大滩西边离村不到十华里的地方，国家圈下了一个大野马场，里面圈着四、五十匹野马。站在马场墙头上，看着一眼看不到边的野马场，马场的南墙内给马修下了吃草料的一个场子和料槽，过冬的圈棚、夏天乘凉的凉棚，也有人住的宿舍。看着野马想着自己，野畜圈起来是为了保护野马不濒于灭绝，可是人圈在食堂里却保不了生命，看起来此时的人，远不如野马场的野马珍贵。
两朝两代的老教师，饱读诗书，可是满肚子的文章充不了饥。远来新疆讨要求生，逃脱了死亡的厄运，也是明智的选择。新疆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粮满仓，口内饥民来逃荒，救下了不少灾民免遭殃。
自己来新疆生活上是有保障，给了个放牛工作，内心觉着十分舒畅。轻松的放牛生活过了五、六年，没想什么人把他历史上的事传到西地大队干部知道了，正赶上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席卷到三台镇西地大队，这又使逃难的老教师灾难临身。西地大队审查了他的历史政治问题，并交给群众批判斗争。但在批斗他的群众会上没人说话，也有的群众说：“不是我们不说话，不批判斗争。而是我们没话可说，他来我们队五、六年了，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叫我们说什么呢？”群众不说话干部也没办法，牛是再不能叫他放了，大队发配老教师到煤窑上去背煤。到煤窑背煤使他煎熬了15年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从45岁熬到了60岁。直到1980年的落实政策，他返回家乡，才结束了那种苦难煎熬的日子。
人生之路，对他是那样艰辛曲折，就不能让他安闲的过几天舒服的日子。1980年，上面对历次运动中处理了的人，进行全面平反落实政策。口内老家的好友给王老先生去了封信——赶快回家平反落实你的问题。王老先生接到好友的信，急忙赶回老家，找县上政策落实办公室，落实他的历史问题。不几天县上平反落实了他的历史问题，按中央104号文件精神处理，月生活费四十元。问题平反了，精神上没有负担了，可他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回来后和老妻、儿女欢聚一堂。大儿子是甘肃省公路交通设计院医务所的医生，儿媳妇子也在兰州一个单位工作，小儿子在县水利局工作，大女已成家，三女在家待业，他托人帮忙安置了三女儿的工作，随后小儿子、小女也都成了家。
这位饱经世故的老先生，他对自己的人生遭遇有一个较明白的认识。到2002年后生活费已增到了五百多元，心中很是满意。和好友喧谈中说：“人民政府对退休人员的处理相当好，做到了老有所养，给多给少能维持生活就好。”毫无任何怨言，就他的开除公职、逃荒新疆以及煤窑背煤等事，和亲朋好友喧谈起来时说：“这是命啊！不信命是不对的。在童年时，父母在算命先生前算了我的命运，算命先生断下的是雾云遮日的命。雾云遮日就是暗淡无光，青年时还可以，一转运到中年时难在公门里混下去了。当个平民百姓虽有挫折，但能度过一生。时代的造化，命运的安排，谁也不能违背它，还是认命吧！”他还说过“君子命穷，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消除欲望，宜守本分。”
落实政策后，本应该颐养天年，享几年晚福。可是有那么几件事，不能遂心称意，总使他这位老人忧心不安，为儿女心操碎。他的小儿子不知是何原因患上了一种精神抑郁症，整天少言寡语，萎靡不振，时轻时重，虽经多方治疗，但效果不明显，老是他心上的一份沉重的负担。那年冬天，小儿子东水泉子库房看房子。一天中午，王老提的饭罐子，给儿子送午饭去了，进了门不见儿子，急急忙忙把所有的房子里找遍了，不见人影。急从后门出去，到二坝干渠沿上去看，发现渠沿上放的两件衣服是儿子的。立感自己好似掉进了万丈冰窟，周身冰凉透了。心想儿子十有八九是跌到干渠里去了，掉进这个渠里九死难有一生。老人怀着无比沉痛地心情，抱着一线的希望沿着二坝干渠往下走去。迈着疲踏沉重的步伐，吃力地走到东山头碰见了一位老人，问那位老年人“见没见渠里漂下一个人来？”老人回签说：“漂下来个年轻小伙子，被队里的社员们捞出来，送到县医院里了。”王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三步并两步奔向县医院去，到医院急救室一看，捞救出来的落水者，正是自己的儿子，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怎么落水的，儿子始终未给任何人说过原因。
当初儿媳妇子因儿子那种病情闹别扭，加之其它原因，在娘家几个月了。儿子失踪后家里空无一人，白天王老和侄儿子到儿子家里，炉子火架旺搭上开水。准备下了酒和食品，假设好了灵堂，备下奠祭用品。请下的人晚七点钟，都到儿子的家里。他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找儿子找了七、八天了，毫无音信，看来十有八、九不在人世了。今晚请大家来，奠祭一下儿子的亡灵，人前再也不打听找了。我没有给大家准备下好吃的东西，只有清酒一杯，请你们喝上几杯吧。”可谁也没有那份心思端酒盅，此时王老的心情悲痛欲绝。他连饮三杯酒，扬起头来，嚎啕大哭起来。客人对他的这种举动甚为不解，严肃地将王老先生说了几句。“王爷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未找见，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儿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冷静一下好不好？你的这种举动叫我们怎么办呢？”话刚说罢就有人打街门。这时的王爷瞪着两眼，大张着嘴，急切地说：“这时候再没有来的人了啊！”他的侄子说“我瞭去。”侄子去的快来的快，领进来的人确是他的小儿子。这使王老和众亲朋友又惊又喜，有几位关切的问王老的儿子“你这些日子哪里来？”
“唉！你们不要问了，赶紧给些吃的和开水，先叫吃喝上些了再说吧，只要人来了就好！”象这样一些揪心撕肺的事情，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心情怎么能舒畅平静呢？
更使王老伤心悲痛的事接踵而至。大儿子于1997年身患重病，用各种医疗方法，百药无效。经过两年的多方医治不起作用。不幸于1998年11月病故于兰州，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其打击是多么的沉重啊！他的一生不幸之事实在太多了。幼年丧母、晚年丧子，人生三不幸，他遇到两大不幸。沧海桑田，饱尝了人世风霜。他一生就是这样地度过了八十三个春秋，生于庚申年，终于癸未年秋末。
永昌县从1958年初至1959年秋先后开始了修建金川峡水库、东大山、赤金山开采铁矿石，河西堡为基地大炼钢铁，1959年又开工直峡山干渠工程。
直峡山干渠工程，地处祁连山脚下，有可开垦荒滩几万亩，土层厚、土质好、地势平坦，只要有水就可改变成万亩良田。当时的永昌县树雄心、立壮志，调动全县各社队男女强壮劳动上万人，从头坝口开挖一条能灌溉几万亩土地的干渠，意图把东大河的水引进直峡山滩，也叫者肋巴滩。
这项工程的开挖修建是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促进下，横扫一切暮气，使工程大干快上。要有冲天的干劲，争分夺秒加快工程的速度，深入批判右倾思想。农业亩产量大丰收放卫星，县委副书记梁对此件事情的吹牛浮夸很不满意。据说他在县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些不利当时形势的话“有些社队的农业生产条件差、肥料不足，灌水不好，种下的小麦长的像冰草苗苗子，结的穗头子像个苍蝇头头子，粮食籽籽好像茴香仁仁子，亩产不过二百来斤，怎么能达到高产，放什么卫星？净是吹牛皮说大话。”由于他的言论，冒犯了当时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因此，县委把他当成全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到直峡山干渠工程上交群众批判斗争。
直峡山下的干渠工程上，白天十多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挑渠挖运土，搬运石头，打夯垒坝。晚上的批斗大会必须按时进行。主持批斗大会的人先进行动员、鼓舞群众的斗争士气，要求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决不手软，批倒斗臭，彻底清算右倾思想，清算反对大跃进的罪行……。但在斗批大会上采取了大轰大斗，围攻炒豆子的做法，你推他搡，拳打脚踢，嚇声呐喊，恐吓威胁：“老实交待，交待不交待？”一拳头把人打倒，或者一掌推倒，打倒了再捞起来再捣再推，从不讲理。一个革命一二十年的老干部，就这样被推向了群众的大轰大斗的批斗会场上，实行无休止的所谓的大辩论大批判，哪里有什么人格人权？因为把县委副书记交给群众批斗，任何组织及其领导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群众运动。
梁在直峡山干渠每天晚上被折磨式的批斗，群众中也有不少的人对梁的遭遇十分同情，有不少人给梁出主意说：“干渠上对你如此的批斗，时间一长你怎么受得了，现在是冷冬天，想办法找上件羊皮皮袄穿上，勒上条系腰勒紧，人打你能挨住；把你推倒在地上也摔不坏；冷冬天把你撵出会场外也冻不坏，只要有个避风的地方，皮袄铺盖上就可以睡觉。”梁听了好心人的好话，很快托人找来了一领老羊皮皮袄，到开批斗会前穿上，在批斗会上被人用拳头捣打，或者被捣打摔倒在地上，都觉着疼痛比以往轻的多了。
倒运的县委副书记梁在直峡山干渠工程上，抬筐运土搬石头干的是苦活累活，白天劳累在工地了，晚上挨批挨斗在会场上，还挨冷忍受饥饿，他和民工不一样，民工除灶吃饭外，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馍馍。可他仅仅就是早晚灶上吃的那顿饭，哪有另外吃的食物。群众中有多少不同程度的同情，实在看不下去，背地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就说是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也不能把县委副书记交给群众长时间的没天没日批斗下去，斗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也有的群众为那位老革命遭遇的灾祸甚为担忧，“怎么一个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就遭受那样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有的人说：“唉哟！那是什么错话？那说的是实话，现在是说实话招祸，说假话白话才会有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老革命当的什么书记，不如我们这些老百姓。”又一位说：“做官不如民富贵，我们虽不富贵，总比当官招罪受快活自在的多。”有个年青人说“工程上的活太苦了，尤其晚上的那个批斗会没完没了，把人熬着瞌睡着，光呱喊没意思。”有位年岁大些的说“你们懂得啥？这叫路线斗争，官海风云，人心险恶，争权夺利，争得妻离家破，身首异处，才肯罢休。我们是老百姓随大流，别那么认真。别人怎么斗了斗去，我们做人积点德，不要跟上瞎起哄。”县委把副书记梁某送到直峡山工程上，白天监督劳动抬筐挖渠搬拉石头，晚上的批斗会你推他搡的大轰大斗从不放松，这是梁最难熬的时刻，恨气恶声的诬言秽语，逼他交待右倾反对大跃进的罪行，攻击大跃进的丰硕成果说成是“冰草苗苗子、苍蝇头头子，茴香仁仁子，你太恶毒了。坚决把梁某的恶毒言论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在这种环境形势下，也有的群众注意了梁的情况，特别是批斗会后，梁拖着艰难的脚步行走的样子。一天晚上的批斗会中，有位好心的群众乘会上尘土飞扬之机，批斗的人把推倒的一瞬间，上去对着梁的胸腹间杵了一拳，嘴里喊的“你老实交待，交待不交待？”拳头杵进皮袄里，梁觉着这一拳头不对劲，怀里杵进了一疙瘩东西。这疙瘩东西还不小，批斗会散会后回到房子里，把那疙瘩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个“大馒头。”
这时梁手捧着大馒头，立时感到一种说不上的激动，万没有想到自己是个落难人，能得到群众如此热心的关怀，这不仅仅是一个“馒头”的事情，是群众关怀的一片热爱的诚心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谁能想到给吃的安慰一个受难的人？有话了说给知人，有饭了送给饥人。一个馒头顶多解决一日之饥，可问题不仅如此，而是告诉自己，群众是谅解的、同情的。告诉他鼓起勇气，树立信心，坚强的活下去，挨批挨斗是暂时的，人生是长期的，不要因为说了几句实话，就认为是坏人了，自己要相信自己。馒头虽少，代表了群众的深情厚义，和度过难关的希望。
那天晚上的批斗会后，梁回到房子里，几个小时的“抄豆子”的折磨，使他身疼腹饥，头昏眼花，筋疲力尽，实难支撑的时刻。就把那个馒头啃着吃上，吃着馒头想着会场上的情形，人家用馒头杵我的那一瞬间。只见是个大个子大汉，来势凶猛，嚇声又大，会场上尘土飞场，一概没有看清人家的真面目，更不知是哪里的人，也不知人家的名和姓。1959年冬季的永昌已经发生了饥荒死人的事，这种悲残情景梁是知道的。非亲非故，能在这种风云是非突变的形势下，能把馒头拿到批斗大会上，杵到我这个被批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怀里，冒着多大的风险啊！没有一定的机智胆量的人是实难做到的。梁心想，这份情义永远铭记在心里，将来有机会一定报答，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
那个给梁杵馒头的人至今传为佳话，至今五十多年了，一些老人们一提来记忆犹新。都说梁那时说了几句实话，惹来了那么一场被批斗的灾难，而那人心善胆大机智，那种形势下敢做那样的事，确实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一般人是不敢做的。人在难中谁不盼人帮一把，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少人虽有帮人之心，却无其胆略，谁敢亲近那种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那时有的干部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一夜夫妻百夜恩，可大限来临时百夜夫妻有何恩啊？
梁某虽是老干部，经过那场政治风波，从思想上认识了不少的事情，永远难忘的那些被批斗的辛酸岁月。那时有利用当时的形势制他于死地而后快，苍天有眼使他躲过了一劫。1960年秋末的西兰会议，平反恢复了他的工作。他积极四处询问，找到了那位杵馒头的好人，据说是新城子赵定庄的社员郭某，当面感谢报答了那位善良的恩人。
（讲述人：丁生华，男，81岁，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农民。）
改造三类田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正是气壮山河的大跃进时期，某县有个名叫西营儿的地方。农田里的小麦正处在拔节之际，省上来了一位高级领导，要视察那个西营儿的农业生产形势。那位领导在县上领导的陪同下去了西营儿那个大队，深入到田间地头观看小麦生长的情况，看了该大队的庄稼长势后，听了县、乡领导的汇报。那位省上的领导，认为西营儿大队的庄稼三类田太多，是个典型的后进大队，这样的庄稼长势怎么能达到高产丰收放卫星的目标呢？
那位省委领导对西营儿大队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小麦长势很不满意。严厉批评该大队党支书记：“你是大队支部书记，暮气沉沉，没有革命干劲，怎么能领导这个大队粮食高产放卫星？指示县委领导，将这个支部书记以白旗拔掉，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再插上红旗。”西营儿大队党支部书记听了省上领导的批评指示后，顿觉形势不妙，灾难立刻降身，大祸马上临头。急忙当着省上领导表态下决心：“领导的批评完全正确，请领导放心，我坚决带领全大队的千部群众。鼓足干劲，战天斗地，决心在三天之内把三类田全部改造成一类田。”省上领导听了大队书记的态度决心后，立即表扬那个大队书记：“这才是党的好支部书记。”
三天内怎么把三类田改造过来，真的能改造成一类田吗？一个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的瞒天撒谎，就把一个高级干部哄得晕头转向。这种荒唐无稽的大话假话，不是改造了三类田，而是立时转变了大队书记的命运。据说那个大队地处半山区，地理条件很差，土层薄、灌水更是不足，基本上是个靠天吃饭的山区。要农业生产实现高产是相当难的事情。
（讲述人：陆某人，男，79多岁，退休干部。）
除四害，报数字
为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防止一些疾病的传染。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提出发动全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要求人人讲卫生除四害，四害就是指的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但在消灭四害中。到1957年又把麻雀也列一害加以捕灭。苍蝇、蚊子、臭虫没有具体数字的要求，老鼠、麻雀每天打死了多少只，得有具体数字统计上报。到乡上开会，以高级社为单位统计上报给乡统计员。
高级社会计统计向各队会计要数字：“你们一队打死老鼠多少只？”
“三百五十只。”
“麻雀是多少？”
“麻雀是三百只。”高级会计又问：“你们打的怎么这么少啊？”“就这么少了，老鼠钻了洞了，麻雀飞到什么地方了，找都找不见。”
“你们想办法打哩么？”
“老鼠是钻洞洞的，麻雀是长膀膀的，就人的这点本事，老鼠洞里钻不进去，又飞不上天，会计你说我们怎么个打哩？”
“反正办法了你们想啊，这么几个数数字是缴不了账的啊。”
“好吧，我们再想好办法，多打下几个。”
那年冬季正是查产斗争的高潮，每天吃过早饭后去乡上开会，由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找来草要子，死老鼠、死麻雀各辫上几个，把草要绳子拴到杆杆子上，保管员拿到会场上。乡上的统计在开会前，向各高级社的干部要打死的老鼠麻雀的数字，但都不愿意先报数字。先听人家报的数字后，再报自己的数字，先报数字的高级社就没有后报的多。瞎子打拳哩候者，乡统计员采取点名要数字，“梅南高级社的主任说，你们社里打下的老鼠多少只？”梅南的会计回答：“打死老鼠两千只。”
“麻雀是多少只？”
“麻雀是两千五百只。”
这把会场局面打开了，汤宁高级社主动报“我们打死的老鼠是两千一百只，麻雀是两千六百只。”跟着再的几个高级社都把数字报上了，乡统计员根据各高级社的报的数字，对报的少的社就说了：“梅南的社主任注意把除四害抓一下，你们是大社，打的老鼠麻雀太少了。”
“我们会开完回去就发动社员们抓紧时间多打些。”实际上究竟是多少，恐怕连三百只都没有，形势迫使形成了各社、队报数字竞赛。
打麻雀牵连其它鸟类也遭殃，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前，尽管有人为捕杀飞禽走兽成群结队，铺天盖地多的是。前些年有的老人蹲在一起闲喧谎儿：“现在不象过去了，人越来越多了，有些东西不见了。”
“什么东西不见了？”
“你看天上有飞的鸟啊没有？”
“那是前些年人打了麻雀，打着撵上飞到别处去了。”
“有的人说撵着走了新疆了，也有人说有些鸟出国走了美国了，走了加拿大了，反正现在有好多鸟不见了。”
“过去五十年代，一到春天春种时，地上种的麦子地那个长脖雁儿三十、五十的撵不走，天上飞的长串子几十只的群，一群挨一群的遮天蔽日。现在根本不见了。”
“七十年代以来，小麦种籽用巨毒农药拌种，不敢到我们这地方来了。”
“不敢来的鸟太多了，现在你见寒娃子、青雀、山雀、乌鸦没有？你见饿老鹰、兔鹰、鸡鹰没有？”
“噢！凡是鹰都不见了。”
“啥原因？”
“一个打黄羊把地上跑的都打死了，鹰没吃的，该就都走了，二十一世纪初还能见到猫头鹰，近十多年也不见。”
“那是闹老鼠吃了敌敌畏药拌的食物毒死，鸱鸮子、猫头鹰吃了毒死的老鼠被毒死了。”
过去的故人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现在是太平盛世，少了飞鸟、兔子。有两位老农民说：“光是你们说的天上没有飞鸟，你不看现在农民种的粮食作物有鸟吃的没有？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一个除四害，把麻雀当四害全力捕，杀波及其它鸟类。它吃粮食，尤其是对小麦在灌浆期到收割前，嗛穗头子，对糜谷的穗头子，吃的少遭踏的多，害处多，但它又是嗛吃粮食里的蛐虫。也算是一种益鸟。”现时的农作物没有鸟类食吃的作物了，乌鸦、寒娃子、鸽子一类鸟都是吃粮食的飞禽。这些鸟没有了，那食肉的鹰也就没有食物而无法生存了，沙鸡子在十多年内被人捕捉卖了钱了。如今的永昌城外从武当山到东山头已连成一片大林带，飞鸟在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这是个很好的变化，春三月到秋季节，早晨上水云山，武当山真有一种鸟语花香的喜乐感觉。
打死人，斗活人
1960年春季，县委召开的下洼子大会，朱王堡公社陈仓大队刘正南、北沟生产队第八作业组，有个姓王的社员，是那个生产队的资本主义冒尖人物。因队里社员批判了他的资本主义冒尖思想，他不认罪，就上吊自杀了。
县委派往陈仓大队刘正南、北沟生产队住队工作组长严某，到朱王堡公社找公社党委杨书记汇报王某被批斗上吊自杀的事情。杨书记上兰州开会去了，严又找到党委副书记兼陈仓大队书记的柴某。严说：“柴书记！我今天来主要是向你请示汇报，刘正南北沟生产队第八作业组，有个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王某的，不服群众的批判斗争，上吊自杀死了，怎么处理请书记指示？”那个姓柴的书记，听了严某的详细汇报后，对严某指示说：“死了也要继续批判斗争，斗倒斗臭，肃清流毒，绝不能放松批判斗争。”人已经死了，还要把死人斗倒斗臭，究竟把死人斗成啥程度，才算斗倒斗臭呢？没有具体指示。
严某听了柴书记的指示，急急忙忙的回到大队后，立即给大队李会计布置，明天在刘正南、北沟召开批斗大会。“李会计你马上通知全大队党团员、干部明天早半天，到南北沟钟家庄子牛院子门开会。”严某对柴指示的“死人也要斗”，死人不能站，怎么批判斗争？晚上严某睡下翻来覆去地想了半晚上，才想出了个斗死人的好办法。钟家庄子牛院子门前有个土粪堆，土粪堆上挖了个坑，把死人栽埋到粪堆坑里。被批斗的活人是刘正南、北沟生产队的一个姓钟的会计，因钟有点经济问题，所以被批判斗争。参加批斗大会的党团员干部中，有个大队医生也叫来参加批斗大会，正在严肃紧张地批判斗争那个姓钟的会计时，有人突然提出来说：“把这个同情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的地主分子王××，拉出来批判斗争！”王听到要把他拉出来也要批判斗争，紧忙慌慌张张的拿起了一根木棒子，打了死人两棒子。
此事后被中央知道了，内务部长来朱王堡了解过陈仓打死人斗活人的事情。这就是永昌在极端困难时期发生的出名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讲述人：李，男，74岁，退休职工。）
一顿干拌面
1965年民乐县社教运动中，永昌县的干部张某因吃了一顿干拌面饭，差点开除公职。一天中午他和其它两位社教队员，去一家贫下中农家吃午饭，那家主人将饭端放在饭桌上，三个人你望我，我望你的杵在那里杵住了。谁也不敢端碗吃饭，主人再三催促他们吃饭，就是觉着不能吃这顿饭。他们对主人说：“你给我们做的这顿饭不能吃。”
“为啥不能吃，我的饭里有毒哩吗，还是面不好啊是什么问题？”
“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你做的干拌面我们不能吃也不敢吃。”
“吃上碗干拌面饭就是特殊化？干拌面饭不能吃，你们来搞社教，就教我们不要吃干拌面，喝稀糊糊饭，吃瓜菜代饭。那种饭以后去想都不想，现在能吃上顿好的干拌面饭了，你们又教我们不能吃。”张赶紧解释说：“不是你们不能吃，是我们社教千部不能吃。”
“社教干部为什么不能吃？你们不是讲的和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吗？我们做的饭就是我们吃，你们吃，我们共同吃。这又特殊在那哩？”社教干部反叫群众把他们教育了一顿。他们只好把那顿“干拌面”饭吃了，饭虽吃了祸可惹下了。莫想有人把他们吃了干拌面的事汇报给大队工作组长那里了，大队组长又汇报公社队党委了，队党委更是不能包庇这事，汇报到工作团党委了。一级一级逐级上报上去，就成了政治上的大问题了。
工作团党委为那顿饭，提到干部违犯纪律的高度原则问题对待，真可谓小题大做。召开了团党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处理吃了干拌面的干部张某。会上由永昌县委书记兼社教工作团副团长郝某提出，对吃了干拌面的干部张某开除公职的处理。可也有位常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是省军区某师的政委：“一个干部参加工作十几年很不容易，就因为一顿饭把人家开除公职，这样做有些太不慎重了，未免太草率了吧，我们不能这样处理干部。”由于那位政委的意见，其他常委成员也表示了不赞成，张某才逃过了一劫。
不饶人的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四清”大队人马要进驻社队，必须要扎根于贫下中农家，提前十多天派先遣队进村，了解可靠贫下中农家，解决好社教工作组住宿的问题。一天在龚东沟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农王某家，和工作组先遣队三位工作人员吃中午饭。吃饭中问那位负责人，各队工作组住的人家，逐队问到第八生产队时。那位负责人说：“李某家”忙忙的说了句“这个人搞过迷信活动。”那位负责人很不高兴的说：“是不是迷信职业者？”
“不是。”过了十多天有位问我：“你怎么把李某得罪下了？”“我没有得罪过他。”
“你没有得罪过他，李某怎么拿的状子，到公社工作队领导前告你？状子丢到长湖河里，被人拾上了。”我细想，我在先遣队工作组前，说了人家搞过迷信的事，所以，李某因为此事告我吧。
那个李某有些小聪明，以贫下中农为荣，仗社教运动之势，在社教工作组的支持下，对大队、生产队干部恨之入骨，在运动中狠命的批判斗争干部，毫不留情。由于他对“四不清”干部斗志坚决，立场坚定，阶级观点明确，取得了大队、生产队工作组的极大信任。是大队、生产队工作组相当可靠的依靠对象，是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候选人。李某自称他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贫下中农。在本生产队组织煽动群众批斗生产队长张某时，毫不手软，死揪不放。每天晚上两三个小时的批判斗争“四不清”干部，会上逼迫张某交待四不清的问题。手指着张某狠声恶气地说：“张某交待四不清问题极不老实，避重就轻，交待小的不交待大的，老奸巨滑，企图想蒙混过关，交待不清决不饶你。”每天晚的批斗会开完后，把四不清干部轰出会场，工作组长总结式的再给社员讲些鼓励的话，提些问题叫群众思考。重点是干部在困难时期的多吃多占，贪污生产队钱财和粮食，多记工分，打击贫下中农等问题。
四清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了，李某对张某的批判斗争一点不松劲，逼的张某交待所有的问题，有的交待，没有的也要交待。说：“他交待问题是狡滑抵赖，一点也不彻底，浮皮潦草……。”据有些社员说：“张某当队长的四、五年期间，带领群众在困难时期，进行生产自救渡过了难关，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他对社员说话不讲方式，态度生硬，甚至骂社员得罪了不少人。”张某认为群众对他的批判斗争，他也想得开，绝大多数群众对他的批判斗争没有恶意。就是李某对他死揪不放，无限上纲，实在想不通。两个多月的社教运动使张某懂了不少，对一些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提高。李某在1961到1963年这段时间里，搞迷信活动的事情，张是有所了解的。
四清运动的教育，使张某对一些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李某的迷信活动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李在那几年用伟人的挂像表糊灶老爷、财神爷卖钱的事是小事情吗？灶老爷、财神爷不仅卖给本大队一些人家，还卖给新沟、北地、汤赵沟好多人家。一定把李某的问题揭发出来，让社员们认识清楚，究竟谁是坏人，谁是阶级敌人。
张某利用晚上，到关系好的人家，把财神爷、灶老爷借来。有天晚上去赵沟一户关系好的人家，借财神爷，“哟！张队长啥风把你吹到我家来了。”
“啥风？该就是社教运动的东风么。”
“什么事半夜黑里的跑上来总有个啥事情哩么？你不给贫下中农、工作组交待问题，还有闲时间到我家来了。”
“唉！说啥哩，前两年李某卖给你们的财神爷还在里吧？”
“在呢，你问这个干啥？”
“最近工作组和贫下中农把我批斗着不饶，我想着，请借给我，拿去讲一下迷信，或许对我批斗的轻一些。”
“你拿上去吧！就是你要小心不要让工作组的干部，我们队里的贫下中农发现了，一旦出了问题，你我难逃其咎啊！”
“你放心，没问题。”主人很同情他的处境，把“财神爷”愉快地借给张某了。“财神爷”、“灶老爷”都找全，表层揭开，看清里面夹糊的是伟人像，还是别的几位伟人像。两张像是一个财神爷，一张像一裁两截是两个灶老爷，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找全后，又找对李的突破口。
张某注意观察李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发现李某这个阶级立场坚定的贫下中农代表，每到晚上社员会散后。时间不大摸溜着到地主子女家的媳妇子庄门进去了，过几天的晚上就摸溜上去了。有天晚上的批斗会上，李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更使张狠下苦心抓李的把柄，揭穿那个贫下中农阶级立场的假面具。晚上批斗会散会前把四不清干部轰出会场，张趁社员未散会，先去那个媳妇子家庄门前的沟里，蹲下看李的行动。社员们散会后，张某估谋着他们睡下了，悄悄去把庄门反扣住，又去找工作组。
工作组的干部正准备睡觉，突然见到张某找他们了，都很吃惊！听张说道：“李某进了地主子女媳妇子的家里了。”工作组干部立刻怒气冲天，严厉地训诉：“张某！你是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心怀不满，无中生有，恶毒攻击。”张某诚恳地对工作组的干部说：“组长！我怎么敢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不满攻击他呢？请你们到那个媳妇子家里看看就清楚了。”工作组的干部听了张某的反映后，虽然有气，还是得去，是实是虚去看个究竟再说，工作组到那家里外找了一遍，没有找出个李某来。工作组的干部对张某的气就更大了，厉声训诉张，“你说的人在哪里呢？十足的坏干部，想方设法仇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张紧忙说：“你们在媳妇子睡的屋里有个窖里去找。”工作组从窖里找出来了李某，顿感脸无光彩，心中有气也无法发泄，啥话没说走了。这时的李某成了输了钱的光棍，蔫极摆蛋耷拉着脑袋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张某拿的“财神爷”、“灶老爷”去找工作组，工作组的三个干部的态度和往日大不一样了，赶紧让张某坐下说话。张某把李某前几年搞迷信活动中，用伟人挂像表糊财神爷、灶老爷卖钱的事，一一给工作组说了个清楚，并把“财神爷”、“灶老爷”交给工作组。工作组的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拿上交来的“财神爷”、“灶老爷”，不敢怠慢，立即到大队工作组那里汇报。大队工作组长听了汇报，看了“财神爷”、“灶老爷”里的伟人像，更觉问题非常地严重，急忙到公社汇报请示党委。队党委指示大队工作组，立即组织专案组，查证落实李某的问题，很快报队党委审批。
工作组的斗争锋芒由张某突然转向李某，把社员们给了个大眼瞪小眼，莫明其妙。有的社员说：“该没有弄错吧，今天突然斗李某对着没有？他可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代表啊，也是你们工作组依靠的可靠人啊！”这时的工作组长不得不给群众说：“李某是隐藏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希望全队的广大群众在今后的斗争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坚决和李某这一类现行反革命斗争到底。今天把李某挖出来是社教运动的一大胜利。”
两个多月的社教运动，李某头脑发热，就没有冷静过，很好地想一想自己过去做下的事，就没有明白过来。一再逼得张某把他的事情端了出来，他才明白已经迟了。李某在批判斗争张某时，稍微注意一下分寸，态度温和一些，得饶人处且饶人。张某不可能把他的问题，那么家下苦心费力气端出来。可是李某是张驴儿得势，得寸进尺，一点儿不饶人。一夜之间，贫下中农代表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挣来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上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一个人的人生变幻是那样的神速，真使一般人难以捉摸啊！
仕途艰难
人的一生所遇到的事情如能平妥的度过去，就是平安无事，也算是万事如意。我于1954年3月复员回家务农，不想当时的八区急需工作人员，通过人的介绍，于1955年上半年被招到八区参加了地方政府工作。我对政府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内心里也是很高兴的。在领导的分配下，一心想的是如何积极地做好工作，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不久清河的七区、八区合并为永宁堡区。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做农业合作化的工作，组织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
到1957年，全面审查干部的工作开始了，我在1949年永昌中学参加三青团的事如实的向上级组织作了交待。“还叫我交待参加了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我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组织，我怎么交待？”审查干部的人批评我“不老实，狡滑抵赖，企图想着蒙混过关，继续隐瞒自己的历史问题。”有位好心同事私下里对我说：“那么个国民党员是一般历史问题，你有什么可怕的不交待，隐瞒下它干啥？”
“我就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组织，你叫我怎么交待？”
“你不是参加了伪三青团了吗？”“三青团我就参加了，已经向组织交待了。”
“参加了伪三青团的人，党团合并时既是三青团员，也是国民党员，赶紧交待去，再不要顽固了。”经人家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了党、团合并的事，向审干领导承认党、团合并后就是国民党员，组织上也给我作了结论。1958年调我带领河西堡乡民工修金川峡水库、直峡山干渠、修河雅公路。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就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理阶级队伍，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冒尖人物。要叫我交待过去参加反动党、团组织的历史问题，我再次向组织上申诉说明历史问题已向组织交待清楚了，并且给我作了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但还是不放过我，放在群众会上三番五次地叫我检讨，发动群众批判。到1966年2月全面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把我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反复的检讨审查。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清查五·一六分子，又把我当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清查批斗了半年时间。更为莫须有的是，我兄长给我刻来了一个名章子，名章的名字四边刻了八九个花花子，五个五角星。有些个别有用心的，说我的名章子上刻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并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说我是有“望蒋盼修”的反动思想。其中有个姓张的纠合一些人，时时想着整垮我，我想不通的是，我怎么把人家得罪下了，处处对我过不去，是我欠下他的啥了？
七十年代后期调到朱王堡公社工作，八十年代初国家体制变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到原来的乡人民政府。开代表会选乡长时，公社党委负责人给我说：“你给代表们表上个态，乡长你不要当了，让给别人当去吧。”我只能按领导的意图办事，“不叫当就不当吧，”在选举投票前我向代表们说：“把我的候选人名字取掉吧，请代表们不要给我投票了。”就这样把一个科级干部恭手送给人了，自己细细想了一番，三中全会后刚有了活人的出头之日了，仕途之路上仍然有阻力，由此，看来我的命运太不顺了，以后出头的事再不想了，就这样平平淡淡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讲述人：王金善，男，84岁，退休干部。）
老教师的经历
解放前，有一位友人先前毕业于武威中学，后又报考青海罗家湾军校受军训三年，军校出来分配武威县丰乐堡驻军任连指导员。他对教育工作很感兴趣，常到丰乐小学帮教师改阅学生的作业，很受校长的器重，希望他能脱离部队工作，聘任他在小学任教。校长对他说：“王指导员，你这个军官不要当了，想办法脱离军旅生活，聘任你在丰乐小学当个教书先生，我想你会乐意的。”“我也有此想法，等机会再说吧。”1948年秋季，部队换防开往张掖之际，他自行脱离军队。丰乐小学校长聘请他在该校任教师。
他在丰乐小学任教刚刚一年间，家中父亲由于年老多病，四个弟弟年幼。父亲要他一定辞去丰乐小学的教师，回家帮助父亲主持家务，管理庄稼农活。父亲对他说：“你在丰乐当教师也是个好职业，为父我现在身体多病，力不从心，难以料理家，你辞去教师回家吧。”这摊子家事，还有农活，弟弟还年幼。父命不得不遵，无奈之下他只得离校回家。回家来时间不长，由好友将他的情况，向朱王堡青云小学校长作了介绍。朱王堡青云小学正需要教师，校长请他到青云小学任教。当时他觉着朱王堡青云小学教书，离家只不过三里多路程，完全可以兼顾家中的事，权衡之下他愉快接受了青云小学校长的聘任。1948年至1955年的七、八年间，他对教育事业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对学生要求严格。对学生说：“教不严师之堕，不能误人子弟。”他教过的学生六、七十年代出类拔萃，出来了好几名地县级干部，不少的初级干部，相当一部分也当了教师。1955年由到1957年的下半年。他从朱王堡小学调县教育科任教育科主办，从1945年至1957年的12年间，是他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1957年下半年，党组织开始对国家干部进行全面审查。历史上有问题的干部，尤其是从旧政府、旧军队过来的旧职人员，以及在各种会道门中任过职的，一律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他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旧军队连指导员等问题，被清除革命阵营，回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1960年春初因饥饿灾荒，已到了人面临时刻死亡的境地，实难立足于家乡。为了活命他狠心抛下妻子儿女，背井离乡，赴新疆吉木沙县三台镇西地村。一面乞讨求生，一面找生产队长要求落户。生产队干部、社员们开会讨论了他的落户要求，允许他落户西地大队九生产队。生产队长说：“口内来个姓王的，要求在我们队落户，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叫落户哩还是叫他走别处哩？”社员们都说：“你们研究一下了，收下了叫放牛去，队里那些牛没人管也是个事情。”
“那好！留下叫放牛去。”队里有四、五十头牛要他去放牧，成了那个生产队的放牛倌。他对放牛的活非常满意，西地的西边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荒滩。早晨牛出圈赶到荒滩上，操心不能把牛丢了，到晚如数把牛赶到圈里圈好。放牛既不费心又不出力，牛赶到大滩上，滩上的草茂盛。牛不胡跑。牛吃草人悠闲，大滩西边离村不到十华里的地方，国家圈下了一个大野马场，里面圈着四、五十匹野马。站在马场墙头上，看着一眼看不到边的野马场，马场的南墙内给马修下了吃草料的一个场子和料槽，过冬的圈棚、夏天乘凉的凉棚，也有人住的宿舍。看着野马想着自己，野畜圈起来是为了保护野马不濒于灭绝，可是人圈在食堂里却保不了生命，看起来此时的人，远不如野马场的野马珍贵。
两朝两代的老教师，饱读诗书，可是满肚子的文章充不了饥。远来新疆讨要求生，逃脱了死亡的厄运，也是明智的选择。新疆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粮满仓，口内饥民来逃荒，救下了不少灾民免遭殃。
自己来新疆生活上是有保障，给了个放牛工作，内心觉着十分舒畅。轻松的放牛生活过了五、六年，没想什么人把他历史上的事传到西地大队干部知道了，正赶上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席卷到三台镇西地大队，这又使逃难的老教师灾难临身。西地大队审查了他的历史政治问题，并交给群众批判斗争。但在批斗他的群众会上没人说话，也有的群众说：“不是我们不说话，不批判斗争。而是我们没话可说，他来我们队五、六年了，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叫我们说什么呢？”群众不说话干部也没办法，牛是再不能叫他放了，大队发配老教师到煤窑上去背煤。到煤窑背煤使他煎熬了15年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从45岁熬到了60岁。直到1980年的落实政策，他返回家乡，才结束了那种苦难煎熬的日子。
人生之路，对他是那样艰辛曲折，就不能让他安闲的过几天舒服的日子。1980年，上面对历次运动中处理了的人，进行全面平反落实政策。口内老家的好友给王老先生去了封信——赶快回家平反落实你的问题。王老先生接到好友的信，急忙赶回老家，找县上政策落实办公室，落实他的历史问题。不几天县上平反落实了他的历史问题，按中央104号文件精神处理，月生活费四十元。问题平反了，精神上没有负担了，可他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回来后和老妻、儿女欢聚一堂。大儿子是甘肃省公路交通设计院医务所的医生，儿媳妇子也在兰州一个单位工作，小儿子在县水利局工作，大女已成家，三女在家待业，他托人帮忙安置了三女儿的工作，随后小儿子、小女也都成了家。
这位饱经世故的老先生，他对自己的人生遭遇有一个较明白的认识。到2002年后生活费已增到了五百多元，心中很是满意。和好友喧谈中说：“人民政府对退休人员的处理相当好，做到了老有所养，给多给少能维持生活就好。”毫无任何怨言，就他的开除公职、逃荒新疆以及煤窑背煤等事，和亲朋好友喧谈起来时说：“这是命啊！不信命是不对的。在童年时，父母在算命先生前算了我的命运，算命先生断下的是雾云遮日的命。雾云遮日就是暗淡无光，青年时还可以，一转运到中年时难在公门里混下去了。当个平民百姓虽有挫折，但能度过一生。时代的造化，命运的安排，谁也不能违背它，还是认命吧！”他还说过“君子命穷，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消除欲望，宜守本分。”
落实政策后，本应该颐养天年，享几年晚福。可是有那么几件事，不能遂心称意，总使他这位老人忧心不安，为儿女心操碎。他的小儿子不知是何原因患上了一种精神抑郁症，整天少言寡语，萎靡不振，时轻时重，虽经多方治疗，但效果不明显，老是他心上的一份沉重的负担。那年冬天，小儿子东水泉子库房看房子。一天中午，王老提的饭罐子，给儿子送午饭去了，进了门不见儿子，急急忙忙把所有的房子里找遍了，不见人影。急从后门出去，到二坝干渠沿上去看，发现渠沿上放的两件衣服是儿子的。立感自己好似掉进了万丈冰窟，周身冰凉透了。心想儿子十有八九是跌到干渠里去了，掉进这个渠里九死难有一生。老人怀着无比沉痛地心情，抱着一线的希望沿着二坝干渠往下走去。迈着疲踏沉重的步伐，吃力地走到东山头碰见了一位老人，问那位老年人“见没见渠里漂下一个人来？”老人回签说：“漂下来个年轻小伙子，被队里的社员们捞出来，送到县医院里了。”王老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三步并两步奔向县医院去，到医院急救室一看，捞救出来的落水者，正是自己的儿子，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怎么落水的，儿子始终未给任何人说过原因。
当初儿媳妇子因儿子那种病情闹别扭，加之其它原因，在娘家几个月了。儿子失踪后家里空无一人，白天王老和侄儿子到儿子家里，炉子火架旺搭上开水。准备下了酒和食品，假设好了灵堂，备下奠祭用品。请下的人晚七点钟，都到儿子的家里。他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找儿子找了七、八天了，毫无音信，看来十有八、九不在人世了。今晚请大家来，奠祭一下儿子的亡灵，人前再也不打听找了。我没有给大家准备下好吃的东西，只有清酒一杯，请你们喝上几杯吧。”可谁也没有那份心思端酒盅，此时王老的心情悲痛欲绝。他连饮三杯酒，扬起头来，嚎啕大哭起来。客人对他的这种举动甚为不解，严肃地将王老先生说了几句。“王爷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未找见，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儿子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冷静一下好不好？你的这种举动叫我们怎么办呢？”话刚说罢就有人打街门。这时的王爷瞪着两眼，大张着嘴，急切地说：“这时候再没有来的人了啊！”他的侄子说“我瞭去。”侄子去的快来的快，领进来的人确是他的小儿子。这使王老和众亲朋友又惊又喜，有几位关切的问王老的儿子“你这些日子哪里来？”
“唉！你们不要问了，赶紧给些吃的和开水，先叫吃喝上些了再说吧，只要人来了就好！”象这样一些揪心撕肺的事情，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心情怎么能舒畅平静呢？
更使王老伤心悲痛的事接踵而至。大儿子于1997年身患重病，用各种医疗方法，百药无效。经过两年的多方医治不起作用。不幸于1998年11月病故于兰州，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其打击是多么的沉重啊！他的一生不幸之事实在太多了。幼年丧母、晚年丧子，人生三不幸，他遇到两大不幸。沧海桑田，饱尝了人世风霜。他一生就是这样地度过了八十三个春秋，生于庚申年，终于癸未年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