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第一节　钱庄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不断发展，河西走廊商贾聚集，生产交易日渐兴盛。承袭旧制的银子与铜钱在流通使用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日渐明显，由此，以兑换零钱为营生的个人或小店逐渐在民间出现，操此业者多为头脑机灵的小商人，他们沿街路边或干脆依随于某大商号门前，摆摊设点。摊桌上饰以桌围布，迎面上书“兑换金银”或“兑换银元”之类的大字，桌上摆放着一摞摞铜钱，边轻声闲聊，边张望着过往的行人、商客。他们按一定比例以整换零或以零换整，方便使用者的同时赚取小利。有时为了照顾生意，多挣些钱，兑钱摊还同时售卖些香烟、茶叶等小杂货。日久天长，有钱的摊点发展成小有设施的店铺，称之为“钱铺”或“银号”。民国时永昌较大的“银号”有“厘金社”等。
  第二节　当铺
  当铺是收取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机构。当铺行业在中国由来已久，南北朝出现，兴盛于明清。当铺在明代即有“解库”、“典铺”、“质库”等称谓，又有以小本钱临时经营的称小押。
  旧时永昌当铺有两三家。一进腊月，柜台伙计忙得不可开交。当铺的建筑一般都比较严密结实，门前有木制栅栏，纯属自卫。高大的柜台，门外墙上写着巨大的“当”字。当铺行收当的种类不少，如衣服、金银珠宝、字画古董等。当物人要把包裹递进柜台内，接当人看完货议定价格后，便开始“唱当”。柜台里有写当的，记于账册，然后再开一张当票，一般人很难看懂，上存暗语或暗记，似天书一般。当商讨当品价格时，柜员们多用“春点”交谈，如“凳子”代表1，“眼镜”代表2，“炉腿”代表3，“桌子”代表4，不一而足。有时仪价不成，当物人要取走物品时，柜台里的人往往在原物上悄悄留下暗记或樟脑气味等，其手段多样。如果当户再去别的当铺典当时，同行一看便知已过过价了，很难再当到好价钱。永昌较为有名的当铺有：裕和铺、泰昌铺等。
  第三节　借贷（高利贷）
  高利贷的形式　在封建社会，高利贷是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而天灾、人祸又是高利贷形成的重要条件。
  永昌天灾频繁，旱、涝、风、冻、虫、病及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民国九年、民国十六年，永昌分别遭受五级以上大地震，房舍倒塌、人畜伤亡。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连续大旱兼虫害、瘟疫，春失种、秋无收，致使永昌县东、西、北乡饥民达三万五千余人。民国三十二年，全县小麦大部分遭虫害、麦禾青秕枯萎，秋季又阴雨连绵，洪水淹没田禾二万余亩。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农民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忍受高利贷者的苛刻剥削。富者愈富，穷者更穷。农村流传着“穷人成业等丰年，富人成业等凶年”的谚语。在那样的社会里，穷人的丰年只是一句空话，凶年却备受剥削之苦。
  永昌历史上又是兵祸较多的地方，清同治年间战乱蔓延永昌达十年之久。民国初年陆洪涛、张广建督甘，捐税泛滥；民国十四年国民军入甘，冯玉祥的临时大借款；民国十七年马廷穰的西军大劫掠；马麟部哗变；宁远堡事件；民国十八年马仲英屠杀永昌；民国二十年以后，马步青驻防武威地区各县，驻军军粮、草料补给，派差，抓兵，没完没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戡乱”建国，苛捐杂税一应落在农民头上，加之地方官吏贪污勒索，使农村家室空虚，农民吃饭要借贷，穿衣要借贷，春种要借贷，买耕畜也要借贷，这一连串的借贷，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大利盘剥的机会。
  高利贷剥削的形式　旧社会高利贷剥削的形式千奇百怪，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借粮借粮还粮的利率有“加五”、“加四”、“对斗子”、“大加五”、“黑驴娃打滚”、“羊羔帐”、“套棘角”、“带穗子”等。利率“加五”，是指春天（包括青黄不接的空月）农民向高利贷者借麦一斗（一斗十升合40市斤，下同），秋收加五升利息，还本息一斗五升。“加四”即春天借粮一斗，秋收连本带息还一斗四升，这在旧社会农村是比较普遍的借贷方式。
  “对斗子”利率，指春天借粮一斗，秋收连本带息还二斗。
  “大加五”利率，就是春天借小米一升，秋收还谷子一斗，这一斗谷子可碾六升米，就是一加五倍偿还。
  “黑驴娃打滚”，“羊羔帐”，“套棘角”等，叫法不同，实质是本息翻番加利。农民春天借粮时接受高利贷“加五”“加四”或“对斗子”的利率，秋收后因遭灾祸，无法偿还本息，第二年就是本息上再加息，一并累计偿还。如借小麦一斗，为“对斗子”利率，秋收偿还二斗，如当年无法偿还，第二年就算借小麦二斗，秋后偿还四斗。以此类推，翻番计息。所以农村流传着“一斗胡麻借（放出）十年，十锅清油榨不完”的说法。
  “带穗子”是在“加五”、“加四”的基础上，巧立名目，又附加的一种剥削项目，如春借小麦一斗，秋天偿还本息一斗四升或一斗五升外，还必须带交谷草若干斤或其他物品。有的按借粮数搭售一定的商品。如借小麦一斗，必须搭挂面五斤（约合小麦二升），秋收还麦时，除还够借的本息粮外，并偿还挂面粮五升，其利息比“对斗子”还要多一升。
  （二）支粮　是春天借钱，秋收还粮的一种借贷形式。农民春天向高利贷者借银钱，约定秋收还粮，即在契约条子上写借麦一斗。农民借的一斗麦子的钱币，当时仅能买得五、六升，甚至二、三升麦子。但秋收后须还粮一斗，这种借贷方式，债主不但现加利息，还获得货币贬值的好处，其利率之高，难以计算。
  （三）支钱　是一种春天借粮，秋天还钱的形式，如农民借粮一斗，当时粮价每斗一元，利率“加五”，即在契约条子上写秋后还钱一元五角，但到秋收还帐时粮食价下跌，如果每斗粮跌至五角，、农民就得出卖粮食三斗，才能还清一元五角的债。这比“对斗子”利率还高一倍。
  （四）支地（也叫段地）　在农民无力偿还债务时，根据债务多寡，将自己土地做“抵押”，与债主耕种一年或几年，以其收获物来清还债务。另一种是农民遭受天灾人祸，用“对斗子”等高利率仍借不上粮，便把土地让与债主耕种还债。还有最残酷的一种就是支青苗地，估计最低的产量，以青苗地作抵押向高利贷者借粮、借钱，秋收时将其收获全部归债主所有。
  （五）支工　贫穷农民因饥饿所迫，为求得生计，不得不预先出卖劳力，预卖劳力一般是支农忙季节工，通常以收割田禾的“黄工”计算，因为黄工是农业工资最高的农活，黄工日工资约得小麦二至三升（即8至12斤）。在春天预支劳力，所得粮食仅为黄工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还要在预约工价上加利。此外，还有未到秋天预卖劳动力割麦的“田匠”地主采用计件的办法，包工割麦，一料子（即割麦30--50，亩）其工资小麦四---五斗。割麦的农民昼夜加班，露天食宿，要用工日50个，才能割完一料子包工田，每日只能挣得小麦一升，比普通标准黄工工资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结算工价时，还要扣除预付的本息。有的地主还虚报地亩，以多报少，本是八十亩或五十亩，虚报为五十亩或三十亩，这样农民实得的工资粮食就更少了。利用预买劳力获得廉价劳动力，是永昌农村地主惯用的剥削手法。
  （六）合种　农民在春播季节因缺乏种籽、耕畜。无力耕种，要求与地主、富农合种，地主、富农代为耕种，所下种籽按“加四”或“加五”计息，合种所需的青工、黄工等劳力，均由双方负担。秋收先从获物中扣除种籽的本息，耕畜的工价，其余双方平分。土地所有权虽然在农民手里，土地却不能按占股份去分收获的农产品，所以流传“家有一对牛，无地也不愁”的谚语。地主的耕牛也成了剥削穷人的工具。
  （七）逼债断地　是借款人长期无法偿还债款，债主逼迫借款人交土地，偿还债务。
  （八）以母带羔　指今年借1只羊，次年还本息2只羊。
  高利贷剥削的骗局　高利贷者无限制地提高利率，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难道法律没有约束吗？有的。旧社会的法律虽有限制利率的规定，但超过法定的利率却不加过问。所以这种限制，仅是白纸黑字的欺骗空文，且高利贷者在借贷契约上仅有本息的合计数，并无利率的记载。因此，旧社会的法律是保护高利贷者利益的，受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
  高利贷者辩解说：“借贷契约是在‘自由’方式之下成立的，借者愿借，贷者愿贷，借者如嫌利率高，可以不借，高利贷者并不强迫人借贷”。当遭受天灾人祸时，农民为饥饿所迫，不得不接受高利贷的剥削，而高利贷者乘人之危，任意抬高利率，迫使贫困农民就范，这种所谓的“自由”只是高利贷者的“自由”，伸手借贷的穷苦人，毫无自由可，言。所以，旧社会的借贷自由是高利贷者欺骗穷人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