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一、革命烈士赵国维
  赵国维，甘肃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1907年，少年时曾上私塾就读，终因家计败落而辍学，14岁为人帮工，在县城一家商店当伙计。因其为人敦厚朴实、机敏勤快、能写会算，遂被山西商贾在永昌的商号“协泰兴”等聘为店员。21岁（1928年）国维辞去店员之职，自己料理个货郎担，走村串户到乡下去叫卖，由于他诚信经商，公平交易，乡下群众无不称赞赵货郎。
  193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赵国维应聘到国民党永昌县政府建设科当雇员，负责缮写之职。1935年又到军粮局做些缮写记帐的事。国维自幼从父亲学得一笔好书法，但在政界混饭吃，没有靠山是不行的，能写会算，忠于职守，反而招来无端的嫉妒。1937年，他毅然辞去公职，回家帮助父亲和弟弟种菜，维持生活。
  1949年9月，永昌解放，人民政府领导县城群众恢复发展生产，赵国维积极参与，在煤炭合作社、县联社（县供销社的前身）工作。他努力学习政策、钻研业务，加上过去从商的经验，很快成了县联社的业务骨干。1951年10月，土改工作开始，赵国维被抽调到土改工作队参加土改工作。土地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一场大革命，共产党领导农民要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农村人民民主政权虽已组建起来，但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作为工作队员的赵国维，深感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受党和人民的重托，要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决不徇私舞弊，要一身正气，无所畏惧。1951年11月12日，赵国维患感冒，在家服药后本应休息，可他怕耽误了工作，带病坚持赶到自己参加土改工作的一区四乡二行政村（现城关镇沙沟岔村）。晚上，在鲁应甫院内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开会中途，赵国维出去解手，被犯罪分子杀害，将尸体抛在涝池水中。显然，这是一起不寻常的破坏土改运动的反革命杀人案，县公安局立即立案侦察。经过一个多月时间，于12月26日破案，凶手是妄图作垂死挣扎的恶霸地主以及被他们收买的混入基层政权的村干部。这个谋杀集团早有预谋，伺机行动，妄图通过凶杀手段阻挠、破坏土改运动，赵国维不幸遭其毒手。
  公安局破案后，首犯畏罪自杀，其余案犯被依法逮捕。12月28日，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杀害赵国维的4名反革命杀人犯死刑，立即执行。公判大会之后，由武威专署副专员孟浩和永昌县委书记王振汉主祭，为赵国维开了追悼会，并追认赵国维为革命烈士，遗体安葬在革命烈士公墓。
  二、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
  张仲科，甘肃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1908年。年幼时，张仲科跟随父亲干木匠活，因其聪明好学，十几岁时就学得一手好手艺，在县城和乡下为人盖房子、打家俱。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占领永昌县城。红军的到来，使永昌人民既感到惊疑，又感到兴奋。惊疑的是从未见过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他们会不会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杀人抢掠、骚扰百姓；兴奋的是平时嚣张跋扈、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警都吓得逃之夭夭了。为了稳定民心，西路军入城后立即进行宣传，走街串巷，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为贫苦老百姓打天下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张仲科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他认定这是一支贫苦人民自己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他首先带领几个有血性的青年出来响应红军的宣传，很快参与到宣传发动群众、筹集粮秣军需等工作中。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县城内的老百姓很快解除了不应有的疑虑，纷纷投身到支援红军的行动中来。
  1936年12月5日，西路军总部决定在永昌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张仲科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这是永昌县历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张仲科率领政府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红军在县境内与敌浴血奋战提供人力、物力等全面的有力的支援，发挥了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应有的作用。12月28日，因形势的变化，西路军奉命全线撤离永昌，马家军涌进县城，未来得及撤离的苏维埃政府成员全部被捕。张仲科虽然只担任了二十多天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却坚如磐石，他英勇不屈，被马家军押解武威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三、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副主席狄万川
  狄万川，甘肃永昌县城关镇黄家学村人，生于1890年，12岁时在私塾读书，16岁终止学业，继承了父亲遗留下的家产。到1930年，家中田产大部分流失，生活拮据，只好携笔墨纸砚去县城为人代笔，写诉状、书信之类，以补生计。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占领永昌县，21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县城。红军的突然到来，对永昌震动很大，各界人士反映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总部政治部立即组织指战员走街串巷，挨门逐户发动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及抗日救国的主张。狄万川就是最早接受红军宣传的群众之一，他明白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而战的，红军是穷人自己的武装，并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红军办事，并以自己在永昌民众中的影响，发动永昌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为红军服务，给部队筹集给养等。12月5日，在城乡各基层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正式成立，狄万川当选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副主席。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和政府其他成员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动员组织群众配合红军维护地方治安，为红军筹集粮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抢救伤病员，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参战。西路军驻守永昌的40天里，无日不战，形势严峻，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人民群众在张仲科、狄万川等人的领导下，为红军能够灵活机动地与敌作战，挫败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月28日，红军奉命撤离永昌，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员相继被捕，他们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后张仲科等被敌杀害，狄万川在地方工商各界开明人士营救下，虽幸免遇难，却被敌人残忍地砸碎踝骨，出狱后卧床养伤三年之久。
  1949年永昌解放，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他的生活起居，邀请他参与政事，在永昌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2月，他又被推举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委员，任副主任。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以后，狄万川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两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政府工作。1958年8月，狄万川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四、千佛寺方丈释宝藏
  释宝藏，俗名高永智，甘肃省张掖市上秦乡人，生于1920年2月，从小家贫多病，皈依佛门，在张掖普门寺修行。1942年，普门寺信然长老送高永智去西安卧龙寺朗照法师前受戒，取法名宝藏。之后曾到平凉佛懈学院供职，作大殿香灯二年。1947年，宝藏应永昌县佛教界邀请，到永昌千佛寺做方丈。此时宝藏在佛教界已有了一定的资历，便在千佛寺设佛教净宗道场，研究佛教经典《华严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般若经》、《椤严经》及大净土各种经论。
  1949年永昌县解放，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宝藏以宗教界上层人士身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作为宗教界代表曾出席永昌县第三、四、五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担任过常务委员。他拥护党的政策，拥护社会主义，在抗美援朝等运动中积极捐款并再三要求参加志愿军。由于宝藏的进步表现，1956年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出席了永昌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同年7月，永昌县人民委员会推荐他去中国北京佛学院学习，同时被甘肃省佛教协会聘为理事。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佛学院里也非“净土”，在院学习的比丘僧、比丘尼也介入运动，解决世界观问题，最后得出了一个与党的宗教政策和入学时初衷完全相悖的结论，即“从事佛教活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迷信，是想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是极大的罪恶”。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宝藏这位童子出家，经历了35年宗教生涯的方丈法师已乱了方寸，他的精神堡垒坍塌了，多年修行的根基崩溃了。这位抱着提高佛学理论修养，进一步钻研经典的愿望到佛学院深造的大方丈，在1959年2月结业离开佛学院时，却戏剧性地退教还俗了。
  宝藏回到永昌后，千佛寺的佛像已被打掉，寺院房产归了公社，僧徒被遣散，从此这位省佛教协会理事、千佛寺的方丈和尚释宝藏便成了城关镇人民公社蔬菜大队的一名社员高永智。1960年，高永智娶了妻子，在城关镇蔬菜大队劳动生产，生儿育女。“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永智因有“复辟宗教活动”的所谓罪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批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高永智的冤案很快平反昭雪。此时的高永智已年届花甲，儿女成行，尽管许身佛门的初衷未改，但只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作一名居士而已。1983年，这位永昌佛教界的上层人士释宝藏怀着无限的遗憾去世了。
  五、矬和尚照明
  照明，俗姓王，排行老二，甘肃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王二出生后，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其语言、思维、行动等均属正常，可就是身子不见长高。父母为了消禳灾殃，叫他从小皈依了佛门，在县城东会馆跟杨老和尚诵经拜佛，接应民间法事道场。
  王二作和尚之前，曾上过几年私塾，人虽小，四书五经却读得滚瓜烂熟，作了小沙弥后伶俐乖巧，很受老和尚赏识，便早早给他受戒取法名照明。从此，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和尚照明师父便活动在永昌宗教界。
  照明成年后，体格最终未能长高，定型身高只有一米二、三，但他和侏儒有所不同。侏儒不仅身矮，大都成畸形，而照明却小得协调，从头到脚，从身躯到四肢，简直就是一个按比例缩小的发育良好的正常人。照明人小，胃口也小，一顿饭只能吃正常人饭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在“三年国难时期”也就免了口腹之累，安然度过了灾荒。上世纪50年代后期，正常的宗教信仰一律被斥为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寺院拆除，佛像被毁，和尚大都还俗。由于照明身体矮小，无力加入自食其力者的行列，父母兄长又都去世，他无依无靠，只能由街道五保。俗话说，“到哪山，打哪柴”，此时的照明也就不顾佛门清规戒律，或者说他悟透了济公活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禅机，为打发岁月，只要众生施舍，荤腥照吃，烟酒照用，猜拳行令，一如俗人。由于众生的施舍，街道的照顾，更兼他自学的中医针灸，日子倒也过得无忧无虑。
  照明性格开朗活泼，语言诙谐幽默，永昌城乡无论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只要他那僧袍僧袜、瓜皮小帽的矮小身影一出现在街上，人们总要凑过去与之寒喧两句。高兴了，他那清脆的童音说两句笑话，讲一段“三国”，总能使人哗然粲然。他酷爱下象棋，县文化馆的棋桌上他是常客。口叼一支比他手指粗得多的雪茄烟，一边对弈，一边不时夸张地向围观的棋迷们炫耀自己的高招妙着。当他抓起一枚棋子撩起衣袖，欠起身来啪一声砸到对方棋局一边，“将军水啊”！一声清亮的童音高八度，总能博得一个满堂彩，引起一阵欢声笑语。他的棋友大都是永昌当时的象棋高手，如高龄峰、裴俊、梁满财等，一般水平的对手他是看不上眼的。
  “文革”中，照明已年近古稀，虽然自1958年以后再未从事过宗教活动，但也被列入“牛鬼蛇神”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声中，被横扫出城，安置在北海子，一队劳动改造。1974年，在北海子一队的饲养院里照明悄然归西了，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