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县图书馆

第一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 人口
  一、人口发展变化
  城关镇1985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只是城区人口，从1992年北海子乡并入城关镇后，人口总数包括了原北海子乡的人口数。若将1985年原北海子乡的人口数与城关镇人口数相加作为基数，即可与1992年乡镇合并后的统计数作对比。1985年，城关镇总户数3144户，总人口11821人，其中男6057人，女5764人。北海子乡总户数2643户，总人口12796人，其中男6698人，女6098人。镇、乡数据相加，1985年的总户数为5787户，总人口为24617人，其中男12755人，女11862人。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城关镇（含原北海子乡）总户数11724户，总人口36783人，其中男18581人，女18279人。与1985年相比，15年户数增6155户，人口增12112人。据2006年统计，总户数13405户，总人口41437人，其中：农村3648户、13192人；城市9757户、28245人。
  二、人口的年龄构成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城关镇人口的年龄构成如下表：
  三、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1985年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九年义务教育的开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城关镇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下表：
  2001年至2006年这6年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幅度很大，具体体现在高学历的比例持续提高，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提高很快，而小学学历和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第二节 计划生育
  一、工作机构与职责
  城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是在原北海子乡计划生育工作站的基础上成立的，办公室下设计划生育服务所，办公室主任兼服务所所长，配备计划生育专干1名，流动人口专干1名，计生四术员2名，其他工作人员3名。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是镇政府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负责全镇计划生育工作，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三为主”工作方针，编报人口发展规划，实施上级下达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年度计划，并检查执行情况；组织避孕节育技术服务、避孕药具发放管理和节育手术并发症及病残儿的申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和育龄妇女的婚育、节育情况，如实填报各项统计报表等。
  二、服务设施与器材
  城关镇计生服务所有业务用房85平方米，配备了空气消毒设备、自动杀菌净手器。医疗检查设备有B超机、妇科治疗仪、乳腺诊断仪、检查床、手术床、观察床、单头冷光手术灯、手术器械柜、放取环结扎包等。
  三、计划生育法制建设
  1991年，开展了计划生育合同公证工作，凡生育一胎女孩的夫妇，都签订计划生育合同书，由镇司法所依法进行公证。2002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同年9月，甘肃省颁布了《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于2005年11月作了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条例”的实施，使镇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同时，配套实施的还有国务院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国家计生委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为了贯彻执行好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和综合治理的新的管理机制。要求计划生育工作部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计生工作者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严禁营私舞弊，落实奖罚措施。2004年，开展了部分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活动，并实行奖励扶助政策，逐步建立健全了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从2005年开始，对农村新增二女结扎户实行了一次奖励3000元的政策，并将养老储蓄由原来的400元提高到800元。2006年，城关镇被确定为节育措施知情选择试点乡镇。
  四、计划生育工作成绩
  通过计生工作法治建设和宣传教育，城关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作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98年通过了全省计划生育“三为主”验收，2004年作为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县的试点乡镇之一，把计划生育工作从行政强制管理转向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通过计划生育村级自治活动，建立健全了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统一的工作机制，实现了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两个根本性转变”。人口出生率农村由1985年的16.29‰降至2005年的11.93‰；城市由1985年的11.29‰降至2005年的8.23‰。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由1985年的9.92‰降至2005年的6.40‰；城市由1985年的7.19‰降至2005年的5.60‰。1985年至2005年全镇人口变化与计划生育情况见表5-1-3，表5-1-4。2006年人口变化与计划生育情况表5-1-5。
  第二章 民族宗教
  第一节 民族
  永昌县为汉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成份历来不多。城关镇也是同样，据1985年统计，全镇（含北海子乡）总人口24617人，其中汉族24056人，占总人口的99.33％；少数民族161人，占总人口的0.67％。少数民族中有回族73人，满族48人，蒙古族17人，藏族9人，土族7人，壮族5人，裕固族1人，布依族1人。
  据2000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城关镇总人口36783人，其中汉族36529人，占总人口的99.31％；少数民族254人，占总人口的0.69％，仍然有回、满、藏、蒙古、土、壮、裕固等几个族别。
  少数民族中，人数比较多的回（16户36人）、满（17户42人）等族，在永昌城关镇居住时间都比较久远。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地域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然流动量逐年加大，本镇民族成份也就有了变化，但如土族、壮族、裕固、布依等族别人口很少，只有几人甚至1人，他们或是随工作调动而来，或由学校分配而来，或因婚姻关系而来。
  本镇少数民族中只有回族居民大部分保持着他们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其他如满族、藏族、蒙古族等生活习俗一如汉人，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节 宗教
  城关镇辖区内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四大宗教团体，各宗教团体按照党的宗教信仰政策，各自奉行自己的教义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一、佛教
  佛教相传为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历史资料记载，城关镇现辖区内曾有许多闻名遐迩的佛教寺院。有位于金川西村敕建于南北朝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的瑞像寺（即圣容寺，民间俗称后大寺）；有位于北海子敕建于唐代的金川寺，后发展为“永昌第一禅林”；有位于东山头，依山傍水，清静幽雅的普济寺；有位于北武当山的大觉寺。县城内更是寺庙林立，至民国初尚有千佛寺（县城西北隅）、弥院寺（县城西南城墙巷）、“三元府”等佛教寺院。
  1949年9月，永昌解放，县城内寺院先后被国家单位占用，部分僧尼还俗，佛教信徒（称居士）大多因政府提倡反对迷信而放弃了信仰。1958年，仅有的千佛寺也被拆除，佛像被毁，和尚杨本祥等被法办，方丈宝藏法师（俗名高永智）1957年在北京佛学院学习时就被迫还俗。1966年“四清”、“文革”中，已还俗娶妻生子的高永智，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劳动改造。凡信仰宗教者，在文革中被称为“牛鬼蛇神”所以佛教信徒都已销声匿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落实，佛教徒又开始了佛事活动。到1985年以后，经政府批准开放了佛教活动点4处，即：普济寺、云庄寺、大觉寺、五佛寺。1991年，成立了县佛教协会，选张钧科为会长，各寺都成立了寺管会，民主管理寺内宗教事务。除云庄寺在南坝乡外，其余四处都在城关镇境内。至2005年，圣容寺又被批准为佛教活动点，全县各活动点共有僧人27人（其中尼姑2人），全镇有佛教徒（称居士）800多人。
  普济寺位于县城东1公里的水云山，寺院依山傍水，清静幽雅。山下二坝引洪渠（东大河下游）流过，水波滔滔；寺前后东水泉环围，细流脉脉。该寺系黄教净土派，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约公元1821—1851年），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毁于天灾，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重建，占地面积2亩。20世纪50年代拆除。
  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地方正常宗教活动的恢复，1983年开始重建，1988年建成弥陀殿5间、西配殿3间、僧舍10多间。弥陀殿内彩塑金装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执菩萨三尊佛像。有住寺僧6名，主持佛事活动。为了美化环境，县上支持僧众绿化水云山，提灌泉水育林，几年时间面积达200亩的林园已是郁郁葱葱，每到金秋，梨、杏、苹果等果实挂满枝头。1995年，寺内用善男信女们的布施和“功德”再建华藏殿（亦称大雄宝殿）5间、观音殿3间、山门3间。华藏殿内彩塑金装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三尊佛像，两侧塑十八罗汉；观音殿内塑送子观音及金童玉女像。1999年又修东配殿3间。经逐步修建，现已成为一处佛事活动点，也成了一处旅游景点，每逢节日和佛会，佛教徒及群众咸来烧香拜佛。现有住寺僧5人，由释夲痴师父主持。
  五佛寺 位于北海子公园海子北缘。在1993年进行了维修彩绘，并在殿内塑5尊佛像。“一宇观”建成后，曾有僧尼住观。现为公园建筑组成部分，遇佛教节日，游人可入寺烧香礼拜。
  大觉寺 位于县城北1公里的北武当山。属武当山寺庙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据史载，始建于清乾隆以前，至光绪年间逐步完善。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毁于战火。20世纪40年代初信教群众集资重修，50年代拆除。
  1994年，中共永昌县委、永昌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复武当山古建筑群，在山麓重修了一座佛教寺院，称大觉寺。寺内大殿5间，两庑为观音堂和看河楼，牌坊式门楼3间，大殿后面院落里有僧舍、斋堂、伙房等建筑。大觉寺现为重要的佛教活动点，寺内常住僧7人，由长信师父（俗名李信）主持。
  圣容寺 位于县城北10公里的金川西村一社，始建于南北朝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早在北魏时佛教信徒受神僧刘萨诃指点，在山谷石崖上雕成石佛瑞像一尊，并制造出种种神异传说，惊动了朝廷。北周朝廷派大臣验看属实后，调动凉、甘、肃三州力役3000人建寺，寺建成后命名瑞像寺。初建成的瑞像寺规模宏大，有僧70人，寺田30顷。建寺后不久，因北周武帝灭法废教，瑞像寺于周建德3年（公元574年）被焚。到隋开皇初年，瑞像寺得到修复，隋大业5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征吐谷浑返回时，途径番禾（永昌古县名），驾幸瑞像寺礼佛，并御笔题额，改寺名为感通寺。从此感通寺身价倍增，遂成为朝野重视的海内名寺。石佛瑞像也被“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甚至成了敦煌千佛洞众多洞窟壁画的题材。唐安史之乱后，河西陷于吐番，寺名又改为圣容寺。吐番素信佛教，寺中香火有增无减，寺内番僧最多时达1500之众（见于现存唐塔壁画题记中）。宋景德中，河西被西夏统治直到元代。明、清时期，随着永昌城的完善和丝绸之路的南移，尤其是敕建于唐代的金川寺已成为“永昌第一禅林”该寺逐渐衰落，到民国初，经历了1400多年人间沧桑的圣容寺已破败不堪，仅，存山门、佛塔及殿宇数间。1953年，山门、殿宇被当地农民拆除，仅存南、北山顶上两座大小不等形状略同的方形七级砖塔（均属唐代建筑，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浮雕于石崖上的石佛瑞像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虽经风剥雨蚀，乃傲然而立，佛首存放于县博物馆中。2002年，县上决定修复这一历史上光辉一时、名噪海内的圣容寺，作为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和旅游景观，以带动全县旅游事业。2003年，由城关镇出资10万元，协同县委统战部、县文化局，搬迁了圣容寺遗址农民14户，同年9月19日举行了圣容寺恢复奠基仪式。寺院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至2006年，已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仿古建筑瑞像殿304.76平方米，大雄宝殿854.25平方米，经堂364.25平方米以及斋堂兼法堂290.25平方米，僧寮客堂325.6平方米以及山门、金刚殿、藏经阁等建筑，瑞像殿和大雄宝殿等已按唐代建筑风格进行了彩绘。三年来共投入建筑资金500余万元，其中国家拨款10万元，省上拨款10万元，金昌市拨款20万元，其余均为县内及全国各地佛教界信众捐助。在建设施工的同时，县委统战部批准成立圣容寺寺管会，由江西省东林寺僧人释德圆、释德光、释宽宏3人住寺主持佛教活动。2004年，县城各单位干部职工捐款17.6万元，修建了金川东村至圣容寺的乡村二级公路，客车可从县城直达寺院。按照寺院规划设计，尚有东方三圣殿、西方三圣殿、地藏殿、祖师殿、钟鼓楼、迥廊和围墙等设施，将在2006年以后陆续建设，一代名寺圣容寺将会重现历史上的光辉。
  二、道教
  道教是产生在中国的本土宗教，由东汉张道陵创立，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教徒们尊称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称“天师道”。道教有“全真道”和“正一道”等派别。“全真道”教徒都要出家，住道观修真养性，靠寺产和布施为生，也可云游四海，拜师访友，研究道家经典和易经等神秘文化。城关镇黄家学村人狄正泰早年出家学道，为全真道，曾在西安、北京等地道观修道，晚年住兰州白云观修练，现已去世。正一道教徒可娶妻生子，主要靠做法事、做道场等迷信活动为生，徒弟一般为家传，一家父子兄弟做法事，似乎已成为一种职业。城关镇原有正一道教徒数人，1949年解放后，都已自食其力，很少搞迷信活动。1978年以后，原有老道师又开始在民间殡葬过程中诵经做道场。但这种现象在东西河偶尔有之，在城关镇很少有人请道师做法事。所以道教无论是全真派还是正一派，都后继乏人，更没有教派组织。
  三、基督教
  基督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公元1世纪产生于亚细亚的西部地区，奉耶稣为救世主。公元11世纪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公元16世纪宗教改革后，又继续从天主教分裂出许多新的教派，合称新教，我国所称基督教，多指新教。基督教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传入永昌，在旧县衙南侧有“耶稣家庭”从事宗教活动，传教者有强少章、杜敬德等，有教徒11人。1947年，基督教活动比较活跃，有牧师1人主持教务，县城内部分移民和附近农民入教者达80余人。1950年，传教人员陆续离去，有教务人员华吉仓（浙江人，原合作商店职工）留在县城，1985年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县城内基督教徒仍在家庭内活动。
  2000年7月，基督教徒成立了永昌县城关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镇政府在县城西北角划给地皮，新修基督教教堂一座，城关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为王溥（县医院医生）、副主席何永峰（居民），并有秘书长和委员数人，主持教务活动。现有教徒32人。
  四、天主教
  天主教属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以罗马教皇为教会最高统治者。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县城驴市街（现解放街）的兴泰洋行（一名德国人办）改为天主教堂，宣传天主教教义，发展教徒，但城内居民信仰者寥寥无几。抗日战争胜利后，天主堂附设西医诊所为群众治病。1950年，宗教界开展“三自革新”（自传、自治、自养）活动，外国籍神甫回国，曾有中国神甫刘文章、段福雨主持教务，发展教徒，有修女6人，贞女1人，仍然用西医疗法看病。1958年，教堂封闭，修女安置到县医院上班，教徒们也停止了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活动日趋正常，1987年，城关镇的天主教成立了管理小组，由会长负责。1988年，原天主堂教产按政策得到落实，教堂又恢复了教务活动，城关镇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叶德寿。至2006年，全县共有4个天主教活动点，共有教徒230人。
  五、伊斯兰教
  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盛行于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该教唐朝传入中国，在我国也叫清真教、回教，信仰者多为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清乾隆五十（公元1786）年，县城已有回民居住，民国时期，已有经商回民10余户定居城关镇，并有教徒23人。1943年，在县城北大街（现北海宾馆旁）修建清真寺一所，有阿訇一名主持教务活动，有教徒82人。1958年，宗教活动被禁止，清真寺改为食堂。
  1981年，宗教政策得到落实，清理房产。2002年，县上在解放街天主教堂西侧划给地皮，补助拆迁费24万元，捐助水泥100吨，由教民募集资金开始修建清真寺，2005年建成，清真寺有阿訇马尚民主持宗教活动，有教徒341人，其中有外地来永昌做生意的流动人口200多人。
  第三章 城乡居民生活
  第一节 物质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个人收入较大集体时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城关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7年的434元增长到2006年的4180元。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
  一、衣着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衣着无论从面料、款式还是色彩等方面已经比70年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穿打补丁衣服的人少了，棉布定量供应虽然尚未取消，但化学纤维布料如涤良、涤卡、涤龙、尼龙、粘胶布、混纺布已在市场上大量销售。衣着的布料从单一的棉、麻织品发展到以化纤织品和混纺织品为主，以棉布为辅。衣着的款式也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中山装、军学服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西装、呢大衣、风衣和女式西装套裙、连衣裙、滑雪衫等悄然兴起。色彩由原来的青、蓝、黄为主的色调，变得五彩缤纷起来。鞋帽也随着服装的变化而变化，70年代大都穿自制布鞋，戴绿、蓝军帽，穿皮鞋的很少。80年代初塑料底的布鞋颇为时髦，皮鞋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尤其是女式高跟皮鞋倍受女性青睐。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穿衣戴帽对于人们来说，已不仅仅是为了蔽体御寒，衣着的装饰性能有了充分的体现。其款式向多样化发展，茄克衫、运动服、西装也有了多种类型，冬装有羽绒服、各式大衣等。女式服装更是五彩纷呈，且有了流行趋势，某种款式或某一色彩一旦流行，便风靡一时，当另一流行款式或色彩一上市，便很快取而代之，所谓“过时”的服饰便不再穿着。皮鞋样式也向新颖别致发展，各式皮凉鞋、女式彩色皮鞋、长筒皮靴、运动鞋、旅游鞋、各式拖鞋很受消费者欢迎。手工自制的布鞋只有老人、小孩有时穿着。在农村，服饰方面的变化也不亚于城市，但经济条件差的，也就不讲究什么流行、什么款式，只要能蔽体、御寒即可。
  进入21世纪，服饰的流行趋势日趋明显，布料向高档化发展，棉织物又成了高档品，毛呢、毛纤混纺、棉毛混纺、棉纤混纺的各式面料种类繁多，色彩在流行色的引领下，也是五彩缤纷。款式也在不断翻新，西装、休闲装、运动装、棉衣、御寒服、羊毛衫等类型都有了系列款式，花样不断翻新。内衣也有了多种样式，保暖内衣、紧身内衣等以纯棉、纯丝者为上品。人们的衣着开始追求时尚，追求档次，追求名牌。当然，低收入者和较困难的农民就无力高攀，不过低档的布料和成衣也能满足需求。随着服饰趋势的发展，除服饰商店大量销售成衣外，一些小型的制衣店也应运而生，人们可以在制衣店订做各种适合于自己穿着的衣服。
  二、膳食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人们辛苦劳碌都是为了吃饱肚子，所以吃饭就是第一大事。20世纪70年代，由于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农村社员口粮不能保证充足，有时春天就缺粮，国家不得不回销部分粮食解决。城镇居民按月份等级定量供应粮、油，口粮也很紧张。那时，副食品和蔬菜瓜果极度匮乏，吃饭以粮为主，食油和肉类很少，所以农村人均口粮400斤也不够吃，一般常吃的只有汤面条、拌汤之类，偶而吃一顿干拌面、油饼子被视为奢侈。80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改革，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到80年代末，农民的余粮已多到争先恐后排队给粮站销售的局面，吃粮的问题自然解决了。在此基础上，政府引导农民搞多种经营，实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发展养殖业，这样，肉、蛋、奶、菜、瓜果等副食品也逐步满足了市场需求，人们的膳食结构由以粮为主向多样性发展，主（食）副（食）兼备，吃饭一般讲究饭菜搭配，即使较困难的人家，也达到了温饱，不再为口粮而发愁。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膳食以讲究营养为潮流，粮食市场和瓜果蔬菜市场品种繁多，除本地生产的粮食外，外地产品什么都有，肉、蛋、水产品类和蔬菜瓜果供应充足，一年四季新鲜菜不断，就连鲜牛奶和奶制品也不再是奢侈品。家庭平日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都很注意营养，主食无论米、面，想吃什么，可做什么，副食荤素搭配，可根据个人喜好而定。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准备了节日传统美食，经济条件好的，还在饭店餐厅订做节日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饭店餐厅的生意也很红火，红白喜事，一般都在饭店订做酒席。为了满足人们在吃饭方面的需求，牛肉面馆、包子饺子馆、家常小吃店随处可见，尤其是颇有地方特色的羊肉馆在城关镇十分火爆，据不完全统计，县城及城郊现有羊肉馆300多家。节假日，人们或携家带口，或呼朋引伴去羊肉馆休闲，吃一顿传统的羊羔肉垫卷子或大盘鸡、烧烤虹鳟鱼等菜肴，消除了工作紧张的疲劳，免去了在家自己作饭的劳顿，十分惬意。在精粮细食、美味佳肴吃多了时，人们又珍惜起粗粮、杂粮来，小米、黄米、大麦珍子、玉米珍子、扁豆、黑豆面、荞麦面、洋芋面、玉米面等粗杂粮身价倍增，在上世纪70年代粮食供应紧张时这些人们用以充饥的杂粮又成了人们食谱中的佼佼者。
  三、住宅 住宅的好坏，标志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豪门深宅必为富户，低檐矮屋定是贫家”。20世纪70年代，无论农村城市，大都住土木结构平房，土墙、土地、土炕、土炉子，室内烟熏火燎，漆黑一片。后来生产队规划居民点，新翻修的房子虽然仍是土木结构，但大部分都用石灰粉墙，用砖铺地，条件略有改观。80年代中后期，经济条件有所提高，新建的民房都是以砖木结构为主，室内白石灰粉刷，地面水泥硬化，上打顶棚，使用铁炉子取暖做饭，土炕也用砖砌，较之以前清洁卫生了许多。90年代，农民手中有了钱，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日渐高涨，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农村建设小康样板房的积极性很高，按照统一规划，所修住宅都是砖木结构封闭式房子，门窗有的采用钢门窗或铝合金门窗，条件好的都用瓷砖贴墙、铺地，用三合板等打顶。室内有了新式家具和家用电器。取暖用烤箱炉，有些还装了土暖气，卫生条件又有了提高。进入21世纪，所有经济条件许可的人家都在改建样板房，且日趋高档，院落也是砖墙，水泥打地坪，且卧室、伙房、储藏室等分设。在城郊交通要道处的农户还修建了楼房，居住兼商贸营业。截止2005年底，全镇已新建小康样板房2000多套，建成小康住宅楼44栋，修建新房的积极性有增无减。镇政府针对村庄规划滞后，影响建设的问题，把重点转移到村庄规划编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建设。县城居民住房也是从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尤其是90年代以后，每年均有十几栋住宅楼拔地而起。1998年住房改革以后，居民购置楼房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住宅楼建设向小区化迈进，1986年至2006年，县城内共建成住宅楼200多栋，总建筑面积70.4万平方米，平房已逐步拆除。居民的居住条件较20年前有了很大改善。室内陈设在20年内更新换代也是最快的，从80年代开始每几年一种款式，新款式一流行，旧式的就被淘汰。家具的材料和质地也花样繁多，新颖奇特，有些富裕家庭，几年就换一批家具，过去那种一样家具传几代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在农村新式家具也很流行，但无城市那样奢糜。
  四、出行 城关镇地处全县中心，人们出行较其他乡镇都要方便，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交通工具、路况到通行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出远门可搭乘班车或火车，近路有条件的骑自行车，没有条件的只有步行。到80年代，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自行车不再按指标供应，使用越来越普遍，甚至发展到家家户户都有。班车的运营班次和路线也增加了，从长途到短途都有，出行比较方便。90年代，摩托车盛行起来，客运更加便捷，永昌县城到河西堡、金昌的班车次数增加，县城到各乡镇的班车也能满足需要。为了人们出行办事方便，出租车这一行当悄然兴起。进入21世纪，县城到河西堡开通了专线公交车，每天从早7点到晚9点，每20分钟发车一趟，往返轮回。县城通往各乡镇的班车每日也往返数趟，且每个村都有专线班车运行，城乡居民往返办事，当日来回，十分方便。摩托车、自行车作为辅助性交通工具更加普遍。出租车也向高档次发展，截止2006年底县城有桑塔纳和夏利等牌子的轿车50辆，更有永昌城独具特色的小型出租车泰兴三迪（称地老鼠）近200辆在城内运行，给上班族和居民提供了方便。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关镇私家小轿车发展也较快，一些私营企业主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家都购置私家车使用。道路建设发展状况也是空前的，境内312国道已改建为高速公路，县、乡道路都已硬化，乡、村道路四通八达，且逐年铺油硬化。
  五、通讯 通信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对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通讯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志。1985年以后，通讯事业发展较快，1990年，永昌县电信局建成了1000部自动电话交换机并开通使用，结束了半个多世纪永昌电话由“摇把子”统治的历史，进入了自动化时代。自动电话开通后，电话开始进入老百姓家庭。1990年以后，通讯事业呈飞跃式发展，尤其是光缆线路开通，使电话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拥有一部电话即可直接拨打全国各地乃至世界。1992年，县电信局又开通了无线寻呼业务，BP机风靡一时。紧接着无线电话业务相继开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已有电信局开通的“小灵通”无线电话和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开通的无线电话业务。进入21世纪，电话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项目，电话的入户率急剧上升，它可以与衣、食、住、行相提并论。据2004年统计，全县已开通固定电话45170部，每百户拥有64.95部；开通移动电话35100部，每百户拥有49.89部。到2006年底，仅城关镇就拥有固定电话5000部（其中农村1000部），每百户拥有50部；手机用户为11000部，每百户拥有91.7部，仅以上2项相加，城关镇电话每百户拥有总量为141.7部，户均1.8部。有些家庭内成人每人就有一部手机，有些个人一人就有两部以上。
  因特宽带网开通后，家庭电脑拥有量也在迅速提高，上网已成时尚。据统计，至2006年底，县城内家庭上网电脑已有480台。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设备都在向现代化迈进，一般都拥有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一体机等现代办公设施。县城里网吧也很时髦，为网迷们提供了上网的场所，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在网吧上网。
  六、炊具与家具 20世纪80年代，使用土炉子取暖、做饭的已逐渐少了，取代土炉子的是铸铁造或铁皮造的铁制炉子，用铁皮烟筒抽烟，既卫生又方便。砂锅虽也使用，但铁锅和铝锅已逐步普遍，有取代砂锅的趋势。家具也在革新，且新式家具的添置成为风气，五斗橱、大立柜、高低柜、写字台、组合柜和沙发普遍被城乡家庭使用，钢管焊制的铁制床和木制床在乡下也很流行。家用电器从黑白电视机到彩电，收录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兴盛一时。90年代，炉灶又有了新的品种，取暖做饭两用的烤箱炉、暖气炉，轻便高效的蜂窝煤炉都很受欢迎，燃气炉、电炉子在城区已很普遍。炊具的变化体现在不少家庭都使用了高压锅、电饭锅、电饭煲、电火锅和太阳能热水器。家用电器更新换代更快，一般家庭都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VCD、DVD、音箱等。家具也在不断的更新，且有了配套的趋势，尤其是住楼房的家庭，很讲究室内装璜和家具的搭配。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高新技术在人们生活领域的不断利用，人们的日常生活较20年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县城，使用电磁炉的比率在不断攀升，在农村也有不少家庭使用，它以方便、快捷、省电、无污染等优点很受家庭欢迎。炊具家族中又有了新的成员电子炊具如阿迪锅（多功能电子压力锅）等，家电中的高新技术产品不断代替旧的产品，电脑在很多家庭中也被使用。总之，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就以炉灶来说，从原始的土炉子（现改为水泥、砖砌）到现代化的电磁炉；从原始的砂锅到现代化的电饭煲、多功能电子锅，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和各自的喜好，都在使用，且各有特色。
  第二节 精神文化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给人们在经济上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权利，真正享有民主与自由。党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政治，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立意。政府的各项工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原则，充分反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客观要求。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心情舒畅。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手段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传送到千家万户，人们可根据个人的喜好有选择的收视收听。图书出版和报刊杂志发行达到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阶段，爱读书、爱学习的人可在知识的海洋中任意遨游。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封禁的传统古典戏剧和许多优秀的电影片子恢复演出和上映后，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经过20年的发展，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民间文艺也以它独特的乡土气息倍受人民群众喜爱。富有现代气息的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咖啡屋为情有独钟者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当然，在文化领域，不时也有与文明社会不和谐的低级、庸俗，甚至下流的东西出现，但在有关部门的稽查和打击之下，只能销声匿迹。
  第四章 民情风俗
  第一节 婚姻习俗
  男婚女嫁乃人生大事，人们都愿婚姻家庭幸福美满，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所以就形成了许多程式化的讲究，这种讲究，时间长了就成了习俗。永昌县城关镇的婚姻程式大致可分为提亲、订婚、送彩礼、娶亲、拜堂（典礼）、回门、回亲等项，有些程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其中有些陋习陈规也在不断革除。
  一、提亲 旧社会的婚姻遵奉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婆、媒公起着说合、联络的作用，只要双方父母首肯，不由得儿女自作主张，这样也就造成了许多婚姻悲剧。解放后，废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倡导自由恋爱，但仍然得有人牵线搭桥，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者称为“介绍人”，戏称“红娘”。20世纪80年代后，还出现了职业性的婚姻介绍所。
  由介绍人带着男子，携礼物去女方家提说亲事，俗称“提亲”。其中习俗为交换信物，民间叫“递换手”，表示双方已订终身，交换的信物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一般为手帕、袜子、衬衣、布料等，到90年代，男方条件好的送女方金戒指之类的首饰，女方则送男方西装或皮鞋等衣物。
  二、订婚 提亲后，男女双方选定吉日，举行订婚仪式。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买好衣物、布料、首饰等物，并携带礼钱、礼物，由介绍人陪同前去女方家。所带礼物必须要有猪肉两条（称肉方子），“合卺”12个或24个（“合卺”是本地特殊的订婚专用大馍馍。“合卺”本为古代婚礼之一，《孔颖达疏》云：“以一弧分为两弧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醮，故云合卺而醮”）。在订婚仪式上，男方送的肉、馍和礼钱，在仪式后由女方家均返还一半，这里取“以一弧分为两弧，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之意，故将订婚馍馍称为“合卺”，永昌人将“卺”误读为[jiu]。礼金数额根据经济条件或女方要求而定，但返还部分大多就成了象征性的，不会返还一半。返还的肉方子要煮一下，意为生米已成熟饭。订婚时，男女双方都在家设宴招待亲友及介绍人，造成喜庆气氛，宣告已订婚。
  三、送彩礼 送彩礼在民间俗称“过礼”，这是临结婚之前男方向女方送去财物的程式，同时商定结婚的日子。有些在订婚时即便送足彩礼，选定结婚日子，不再进行送彩礼的程式。农村送财礼的要求越来越高，女方为了购办嫁妆，向男方索要钱财，这种陋习往往使男方债台高筑，婚前花钱，婚后还账，大多数人对此多有反感，但囿于习俗而不得不为之。
  四、娶亲 迎娶前一天，由介绍人与男方亲友共2—4人到女方家协商娶亲时的具体事宜，如迎娶时间、所需车辆、来回途径什么路线，女方去男方家宾客有多少等等，好使男方做好准备，以免临时礼数不周，使女方家“摘礼”（刁难）。旧时将这一程式叫作“催妆”意为催促新娘梳妆打扮。娶亲时所用车轿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20世纪，60年代，大多使用生产队的马车；到70—80年代，用拖拉机、大轿车或吉普车；到90年代以后，普遍用小轿车，且日趋豪华。娶亲车由专业店彩妆，娶亲队伍除新郎外，最主要的是“娶亲奶奶”（一般要由已婚有子女的女性，多由新郎的长辈或嫂子担任），要带上新娘典礼时穿的服饰、四色贺礼等。娶亲车队到女方家，由女方亲友将娶亲人一行迎进设宴招待，待新娘更衣打扮完备，按所定时间上轿（车）。娘家同样有“送亲奶奶”带上吃饭碗筷一对，碗内装满米面，用红布包扎，并同样回敬四色贺礼给婆家。新人的轿车要有人压轿，一般由新娘弟弟或选父母双全的童子。娶亲车一般不走原路，要绕一段路程，意为“不走回头路”。如果遇到另一家娶亲的，新郎双方要交换一件礼物或胸花，如果遇见出殡的，娶送亲人员都要说：“今天吉祥，遇上财宝啦！”等吉祥语。迎亲车队到达后，婆家亲友及东家请娘家人下车洗手，请入房中，新娘由新郎抱入新房，嫁妆亦抬入新房。婆家人要给压轿的、送亲的及司机等人发红包，以示祝贺，皆大欢喜。
  五、典礼 旧时叫“拜天地”。当宾客坐定喝茶，稍事休息后，婚礼司仪宣布结婚典礼开始，鸣炮，请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及宾客入席，新郎新娘在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声中携手步入布置好的典礼台前。新郎新娘的服饰各时代不同，现代婚礼上新郎大都是西装革履，新娘着婚纱、旗袍或西装套裙。结婚典礼上必不可少的一项仪程就是新郎新娘向父母亲三鞠躬，这和旧时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有点相似。在典礼过程中，司仪还可即兴搞一些幽默和玩笑，逗人开怀大笑，以示喜庆。如今，已有婚庆公司或专业的礼仪主持人承揽婚典仪式，主持人备雅俗兼备、祝福中带恢谐的主持词按议程进行，文雅而大方，很受办婚事者青睐。典礼之后，新夫妇入洞房，还有“撤帐”等习俗。
  六、宴客 结婚典礼之后，便是大宴宾客。婚宴有许多讲究，比如座次的排列、菜肴的配置、敬酒祝酒等，以此营造气氛，抒发感情。如今在城关镇，婚宴大都在饭店、餐厅订做，所有来贺的宾客都要“搭礼”过去有送布料、被面等物品的，现在都送礼金。金额从80年代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水涨船高，由“大团结”（10元面值的人民币）发展到“老人头”（面值50元或100元的人民币），宴席及招待烟酒的档次据经济状况有所不同，但总趋势是不断提高。
  七、闹洞房 闹洞房的习俗由来已久，据史籍可知汉代已经十分流行，永昌俗称“嚷床”，参加者多为新夫妇的同辈亲友，也有新人长辈参加，俗有“结婚三日无大小”之说，闹洞房除逗乐取笑之外，有时也有近似粗鲁的恶作剧，总的突出一个“闹”字，其寓意是把洞房闹得红红火火，增加新婚欢乐气氛，使亲友熟识起来，显示家庭的宾朋满座、兴旺发达，增进新婚夫妇的感情融洽。婚后礼仪主要有“回亲”、“回门”、做试刀面等。
  八、回亲 婚后第二天大早，新郎由亲友一人陪同，携礼品到女方家答谢岳父母，谓之回亲。岳父家做饺子待姑爷，小姨子或妻嫂等人有意在个别饺子中包上硬币、辣椒、花椒面、盐沫等，盛在姑爷碗中让他吃，取笑新女婿，其寓意是告知在生活中有酸、甜、苦、辣，要有心理准备。
  九、回门 结婚三日后，新郎新娘回到女方家，女方家热情款待。这天女方家亲友们也要戏耍新郎，热闹一番。新郎也要像新娘在男方家认大小一样，拜谢尊长，认认大小。回门当日尽快返回，不宜时间过长，以免新娘留恋。
  十、试厨 也叫做试刀面。古诗云：“三日下厨房，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新娘在结婚三日回门回来要下厨房做饭。永昌习俗都是要做长面伺候公、婆及家人，目的是测试新娘茶饭手艺和聪明才智，新媳妇也主动擀面、做饭。婆家亲邻品尝新媳妇做的试刀面做得好，众人大加赞赏，新媳妇会很有面子。
  永昌城关镇的婚俗还有许多讲究和俗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旧的落后的习俗不断消亡，不断改变，新的习俗也在不断产生。人们都崇尚移风易俗，但又被世俗礼仪所束缚，怕人耻笑，不得不入乡随俗。近年来，外来人口不断流入，尤其受金昌市“五湖四海”的影响，一些外地习俗又传了进来。如本命年不能结婚，农历无立春的年份为“寡妇年”等等，尤其在娶亲过程中处处设障碍，滥要红包喜钱，使人们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这也是商品经济在民俗中衍生出来的不健康的陋俗。把民俗中寄寓着祝贺、祈福、如意、顺心、避邪消灾的习俗淡化了，代之而来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这种陋习有一定的市场，但也被大数人不屑一顾。
  第二节 生育礼俗
  一、怀孕习俗
  婚后怀孕，称“有喜”或“有身子”了、“身子不空”，是家庭的一大喜事，举家格外关照孕妇，使其饮食注意营养，并尽量满足其饮食嗜好，出入劳动适量，同时也就派生出许多禁忌来。如孕妇忌参加婚礼、丧礼，忌搬举重物，忌思虑忧伤，以利于胎儿正常发育。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是裂唇。孕妇不能到刚生下孩子的产妇家中去串门，认为会抢奶（产妇会失去奶水）。有关预示婴儿性别的俗信更多，孕妇喜食酸、辣食物，就有“酸儿辣女”之说；孕妇面容鲜艳说“女儿打扮娘”，面容憔悴多妊娠斑则认为怀男胎；孕妇腹大偏左或偏右，认为“男左女右”；孕妇进出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也可判为左男右女。父母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孩子，因此在胎儿出生前就有了胎教之举。胎教古已有之，古人认为：“怀子之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胎教之法不断完善，内容不断丰富。如今孕妇都喜欢用优美轻松的音乐和诗歌朗诵等进行胎教。同时杜绝淫邪，端正言行，调和性情，节制嗜欲，希望胎儿生后品行端正，聪明无邪。城关镇人比农村更重视胎教，方式方法也丰富多彩。
  二、降生礼俗
  婴儿呱呱坠地，对家庭来说是一桩大喜事。因此，当婴儿一降生，主人就要到亲戚、朋友、邻家去报喜。一般来说，生男生女对家庭都是喜事，一个家庭添丁加口，表明人丁兴旺，所以报喜的礼俗不分性别。生孩子除报喜外，另一项习俗是在自家门口挂出诞生的标志，农村多挂一个竹筛，筛子上贴一块红纸或红布，城市多在门口或门帘上挂红布一块，标示出产妇和新生儿的住所，提醒人们注意安静，不要随便闯入。有亲戚非进屋不可者，可先在别室稍事休息，等产妇将婴儿抱起，方可进入，这叫“忌门”，因初生儿脏腑娇嫩，以防外界风邪侵袭。待满月后可去掉标志。如今大多数人都到医院去分娩，既安全又干净，但出院回家后仍然会“忌门”的。
  三、满月礼俗婴
  儿出生满一个月，要为婴儿举行满月礼。满月礼对婴儿和产妇来说都有意义，生子满月，值得庆贺，产妇出月，也该纪念。过满月时，亲友也要来祝贺，外婆和舅舅送的礼物颇有讲究，要有圆镜、长命锁等。来贺亲友多有馈赠，一般都是婴儿的女性长辈送礼，礼品多是小儿衣物、用品。有俗谣云：“姑妈的帽子，姨妈的鞋，老娘家的铺盖拿将来。”满月除亲朋送礼贺喜，主家设宴招待客人外，还有剃胎发、出门游走等礼俗。剃胎发是满月礼中一项重要礼俗，一般要由婴儿的爷爷或外公来剃，即使爷爷不会剃头，也要请年高德望的爷爷辈来剃。胎发同眉毛全剃光，期望长出浓眉黑发。剃下的胎毛要搓成团，以后将发球投在河中或放在货郎担中，让其游走，俗信孩子无灾无病。剃胎发后，抱婴儿出来与客人瞧看，并抱出门去游走一会，谓之出门见世面，产妇也就此出门叫“出月子”。
  四、百日俗礼
  婴儿出生一百天，要举行百日礼，俗称过“百禄子”，含有福寿双全，长命百岁之意。过百禄与满月大同小异，主人家要宴请宾客，亲朋邻里携礼来贺，外公、舅舅在百禄这天有送金、银锁的，锁上铸有“长命百岁”等字。也有送“百家衣”和“百家索”的，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布连缀做成的衣和各种线结成的索。虽然布头和丝线不一定来自百家，但敛布的家数越多越好。穿上百家衣，挂上长命锁（索）可避邪、祛病，都是祝福孩子长命百岁的象征物。
  五、周岁礼俗
  周岁礼是生诞礼仪的总结，是比较隆重的。这一天，亲戚朋友照样前来祝贺送礼。周岁上过去最普遍的礼俗是“抓周”，也叫“拈周”或“试儿”。方法是摆设各种象征物品如文房四宝、书籍、算盘、针线、尺子、胭脂口红等，随其抓取，以此来试验小儿将来的志趣、喜好。这种礼俗在史志、文学作品、戏文里的描述俯拾即是，今人也偶而为之。如今小孩过生日，少不了买生日蛋糕、点蜡烛唱生日歌，这是接受了西方人的习俗，加上当地的传统礼俗，可谓中西合璧。
  第三节 寿诞礼俗
  一、留须
  男子留须是一种旧俗，标志着男人步入老年期，为人处事老道可靠。过去一般在45岁后方可留须，先留盖须即八字胡，60岁以上始留全须。有不到45岁留须者，人们便讥讽之谓“野胡子”。留须时，根据年龄和属相选择相宜的年份，择吉日良辰，焚香敬祖后，方可请待招（理发师）剃头修面留须。留须时，主人备酒宴邀请亲友同贺。解放以后，由于提倡新的生活习俗，讲究卫生，老人一般都不愿留须，即使有留须者也多不举行仪式宴请亲友。改革开放以后，留须者又多起来，但青年人留须者却多于老年人。青年人留须都是追求时尚，标新立异，并无什么讲究，兴致所至，什么八字胡、山羊胡、圈脸胡，想留则留，想剃则剃。
  二、祝寿
  祝寿是传统的敬老礼俗，寿礼是老年人生日时举行的人生礼仪。小孩子、年轻人只能说“过生日”，不能叫寿礼。如果父母在世，即使年过半百也不能“做寿”的，因为“尊亲在不敢言老”。
  传统的寿礼有一套仪规。先要设寿堂，摆寿烛，挂寿幛、寿联，铺排陈设，布置一新。寿堂正中设寿星老人之位，亲友、晚辈都来上寿。辈份不同，礼数有别，平辈往往只是一揖，子侄辈则为四拜。如今做寿较为简便，后辈为了体现对父母或祖父母的孝敬，欢聚一堂，向寿翁（妪）祝贺礼拜，并设寿宴招待客人。传统礼俗从60岁生日开始，凡整十如60、70、80岁生日时举行的寿礼，叫“过大寿”，80岁做寿是大庆，届时子女亲友都来贺寿，送来寿幛、寿烛、寿桃、寿面、寿联等，同时设寿堂，接受晚辈和亲友的叩拜祝贺。礼毕，共享寿宴。
  民间还有“做九不做十”的俗信，因为“十”意味着“满”，“满”则“溢”，所以不在整十周岁做寿，而提前至头一年，即虚岁满十时做寿。永昌做寿，不管在家中还是饭店设寿宴，都要吃长寿面。生日吃长面，表示祈求延年益寿之意。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过花甲之年，虽儿孙满堂，但往往单独生活，难免孤独寂寞，儿孙们不管在身边还是外地，不要忘了老人的生辰，届时欢聚一堂为老人祝寿，充分显示那种温馨浓郁的家庭情趣，使老人欣慰，这种礼俗应发扬光大。
  第四节 丧葬礼俗
  城关镇传统的丧葬方式是以土葬为主，由于国家提倡火葬，实行丧葬革新，在县城内采用火葬的逐渐多起来，尤其是国家干部去世后，大都采用火葬。但不管哪种葬式，办丧事的礼俗都基本相同。城关镇的葬俗，往往把传统的旧礼与新的丧葬仪式混合进行，难分彼此。其实，丧葬礼俗原本无新旧之分，其形式随时代风气为转移，繁琐复杂且明显地存在着地域和民族特点，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确如此。
  永昌城关民间的丧葬礼俗，同样也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孝道、宗法制、祖宗崇拜等内涵，所以这种丧葬礼俗中的一系列仪规，充斥着不少迷信色彩，但也显得温情脉脉，极富人情味，同时还带有几分冷峻和严苛。
  一、临终礼俗
  男、女成人，中年以上有配偶子嗣而死，谓之“寿终”。由于是正常死亡，家人都按礼俗早有准备。寿衣（俗称老衣）要做好，寿材要备就（城关镇习俗，不在人死之前做好棺材）。家人在死者临终前日夜守候，不敢懈怠，谓之送终。当死者弥留之际，要为其整容、擦身、更衣。俗信如果死后再穿寿衣，等于“没穿衣服走了”，亲属会十分遗憾与内疚。
  寿衣有的是生前就做好了，通常是选有闰月的年头做寿衣。不论什么季节一律穿棉的。鞋必须是布底鞋，同时绝对不能用皮货，俗信亡人如果穿皮衣、皮鞋，下世会转身牲口。内衣不钉纽扣，只缝飘带，因为“钮子”和“扭子”谐音，怕犯不利子孙的忌讳。布料也不用缎子，因“缎子”和“断子”谐音。
  死者弥留之际，有的将留下遗言，对家人嘱咐安顿一番。家人必须要按遗言去做，不得有违。如果属财产分割之类的遗言、遗书，还具有法律效应。
  二、祭奠礼俗
  装殓寿终后，先要停屍，亦称小殓。子女请宗门长者及乡党邻里来将屍体抬放在灵床上，身上盖好被布，衣袖内装上7枚小饼和一些纸钱，称“打狗饼”和“买路钱”。俗信死者灵魂在去阴间的路上，会遇到饿狗阻路，会遇到野鬼挡路，好用来打狗、买路。口内纳入碎小金银或珍珠之类，脚后供一碗米饭，上插红枣一枚，称“倒头饭”。头下点灯烛一盏，称“长明灯”。小殓之后，以礼设帏，帏外暂不设灵位，以便棺殓，此时孝子可在堂内哭灵。这些程式，表现了亲属的孝心，是不欲 “遽以死待其亲”。人死当日至出殡，每日黄昏和黎明，孝子们都要一路哭去门外路口烧纸钱奠汤饭，叫“烧黄昏纸”。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历代为人鄙夷，但仍流传至今。《永昌县志·风俗》（乾隆本）记载：“七日朝夕，有男女出门号哭焚纸钱者……，委巷之风，宜亟黜之。”可见古人对此也不赞同。
  大殓也叫 “入木 ”。大殓的时间根据棺材制作的快慢而定。有三日小殓，五日大殓，或次日小殓，三日大殓者。大殓之时，死者的孙男弟女们都要守在旁边，称“亲视含殓”。棺材中事先用红纸裱糊，如今还用金丝绒掛饰，棺底撒钱币、发面、五谷之类，被褥俱全，比较讲究。死者入木后，用灯芯草或纸屑包纸包楦在屍体两边，以防在送葬时滚动。入殓后，全体孝子瞻仰遗容，棺盖虚掩，孝子大哭，表示诀别。
  永昌的棺材较周边邻县均为特殊。用材以柏木为上品，杉、松木次之。形状前大后小，平底，加底座者称“砚洼底”，两帮及盖鼓起，有一定的孤度。做好后，用大红漆油刷，两帮用金漆画螭虎（龙的一种），螭虎爪的伸屈旧时根据人的身份和功名而定，如今无甚讲究。棺盖画月夜仙鹤图等，前案头画死者神主，后案头画莲花等。这种规格的棺材旧时唯有地位、有功名的人才可配享，一般人虽也是大红油漆，但不能画螭虎。如今这些等级差别自然取消。据民间传说，永昌人的大红螭虎棺材是明朝胡阁老（即胡执礼，官至明正义大夫、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赠户部尚书）死后奉敕归葬永昌故里时御赐的。以后永昌人便沿用这种规制的棺材，并以此为荣耀。
  报丧 小殓后，孝子请当地德高望重，办丧事有经验的人作执事，请帮忙的东家张罗奔走，与宗亲长者商议报丧等事宜。报丧是丧家将死讯等报告亲友，以便他们及时赶到大殓前来。报丧形式有口头的，也有持讣告的。民间一般以口报为主，即孝子亲自前往，对至亲以及关系特殊者尤其如此，否则礼数不周。报丧去的孝子要穿孝服、戴孝帽，腰系麻辫。到了别人家，不能进门，有人来接，不论长幼，都得叩首。至亲好友接到报丧或讣告后，都要及时赶到丧家吊唁，参加丧葬活动。
  成服 成服即戴孝。戴孝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礼制，不许有任何差错，所以叫“遵礼成服”。成服之“礼”，即传统的五服制度，是我国周秦时代就基本定型的丧服制度。这种制度就丧葬而言，它规定了何种关系应属哪一服，这一服应该戴什么样的孝，服孝多长时间。所以孝服也就成了亲族关系远近亲疏的标志，这种标志与礼仪规制或实际的权利、义务多有联系。人们见到所着孝服，就能知道服丧者与死者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并且大致推知服丧人相互间的关系。
  永昌城关镇习俗，成服一般不穿孝衫，但还是严格地“遵礼成服”。儿子、媳妇、女儿都要戴长孝，即三角形的白布孝帽从背后披下着地，腰缠肩搭的麻辫也从背后拖到地上，即所谓“披麻戴孝”。若为父亲戴孝，左肩搭麻辫，为母亲戴孝右肩搭麻辫，若双亲都已没世，双肩搭麻辫。长孙成年者也戴长孝如子女，却要挂红以区别。女婿戴孝帽、腰系“腰白”，其余不论血亲、姻亲的侄子、外甥、侄婿、侄孙都头戴白帽，腰系麻辫。侄、甥、孙媳都头戴白布一块，腰系麻辫。重孙带花孝，在孝帽上缀一红头绳剪的红穗子。孝鞋多用白布糊在各自布鞋上，带长孝者糊全鞋，其余糊前半面。如今把白色胶鞋、力士鞋或白色旅游鞋作孝鞋穿。
  吊唁 亲友接到讣闻后，要及时吊丧。因为与死者关系远近亲疏不同，吊唁的礼数、方式也有区别。
  出门在外的子女或其他至亲接到讣告后，要及时奔丧、吊丧。尤其是子女接到讯息后，首先要哭悼，然后问明死因后，不顾一切地上路奔丧。临到家时要“望乡而哭”，出嫁的女儿更是一路哭来。到家后，先到灵前跪叩、哭悼，直到有人劝慰才停止。比较亲近的亲族成员虽不致像子女一样，但也要表现得比较哀切。
  亲友前来吊唁，孝子要在门外跪叩迎接，在灵堂长跪守灵的孝子跪陪客人奠纸。旧时，孝子在客人来奠纸时要哭，不哭则被视为子孙不孝。如今若有子女、媳妇及亲属要哭的自去灵堂扶柩而哭，哭时，男子多低声抽泣，妇女却哭得有声有词，其哀词多为对死者的称颂、怀念，对生者的报怨，更多的是忏悔，请求死者原谅自己生前未尽孝道，或不尊、不恭。在吊唁的整个过程中，哭是各程式少不了的，亲友中若谁有难言的苦衷，或触景生情引起自己的伤心事，亦可借灵堂而涕泪发泄，哭到伤心处，往往声嘶力竭，死去活来，没有人来反复劝慰是不会停止的。有宗教信仰者如佛教居士，死后办丧事都禁哭，认为死者灵魂已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喜事，子女亲友不要以亲情依恋，只要祝念佛号即可。城关填丧事中的吊唁主要有三天和殡期两次，三天吊唁者多为近亲和邻里，殡期吊唁
  
  比较隆重，所有接到讣告者咸来吊唁。亲友吊唁，大多要携带祭品或礼金。礼品有供献的食品、挽幛、挽联、匾额等。挽幛无论质料如何，必须是蓝、灰、青、白等素色的，上缀白纸幛光，写“英名千古”等赞语，所有礼物与礼金由主家指定记礼的用礼簿记之，以备礼尚往来参考。吊唁俗礼中，女儿、女婿的祭奠是十分庄重的，称为“摆祭”，所摆祭品有宰杀的全羊（必须是羯羊）一只，面食有祭花和馒头，外加挽幛、花幡或花圈及礼金等谓之“全祭”。吊唁过程中，旧俗有“接三”、“成主”等程式，主家都希望亲人死去以后要升天，所以请僧众或道士念经礼忏或是放焰口超度恶鬼。焰口有佛教的《瑜伽焰口》，道教的《十方焰口》等，目的是通过这种仪式为死者赎罪，送他上天堂。自1949年解放后，僧道作法事被取缔，80年代后农村偶有丧家请僧道做法事，但较旧日简单。
  三、出殡礼俗
  辞灵 出殡之前，先要辞灵。就是把最后一次祭奠的饭食及亲友们上供的糕点、糖果、茶、酒、饮料等由孝子带头和众亲友依次徐徐装入备好的食瓶（小口大腹陶瓷瓶、罐）中，装满后用红枣一枚塞口，出殡时由孝子抱着，最后埋在棺材的前头。
  出殡之前，在一些礼俗程式进行的同时，有的丧家也要开追悼会，放哀乐，进行遗体告别仪式。追悼会上致悼词，有的还要由子女致“怀念词”。怀念词体现了子女对逝去的父母的真挚的感情和无尽的思念，情真意切，娓娓动人，读者声泪俱下，闻者感叹唏嘘。
  发引 丧礼的尾声即发引、下葬。古礼有“渴葬”、“血葬”之说，即七日之内不卜而葬，如今都遵循这一古制，一般都在七日之内。因时间太长，屍体不易保存，生者也不胜其劳。发引起杠之前，孝子将长孝收起缝成孝帽，麻辫收起系在腰间，也叫“成服”。之后全体服孝者与亲友邻里在执事人的率领下，打上引魂幡，搬上所有纸货如童男女、金银斗及现代纸货如家电用品、小轿车等去门外路口祭奠并烧化。灵桌前烧纸用如纸盆由孝子捧出摔碎，或在盆内放一红纸包裹的馒头由孝子带回。出殡前，孝子磕头请舅舅或舅家长辈“掩棺”。即将虚掩的棺盖钉实。当执事人吆喝起灵后，孝子叩首，送殡亲友立即将灵柩抬出灵堂，放置在门外两条长橙上，孝子烧纸祭奠后，执事一声号令，抬棺者起扛。抬棺者每八人一班，路上轮换，直至墓地。如今路途远的抬出县城后可将灵柩搬上灵车送往墓地。
  出殡队伍一般是长子或长孙打魂幡在前，次子抱遗像，大儿媳抱食瓶，以下孝属牵灵。送葬亲友打花幡、金银幡及花圈等随后。出殡行列有简有繁，因人而异。有铺张者车如长龙，浩浩荡荡，一路撒纸线，放鞭炮，炫耀街衢。这是一种陋习。
  到墓地后，将墓穴再次整理，扫去脚印，孝子磕头，众人将灵柩徐徐放下，矫正方向，放好食瓶，填土埋葬。墓穴填满后，堆坟丘，将引魂幡、花圈等烧化。
  四、葬后礼俗
  撺三 下葬后第三天，孝属到茔地将坟丘整理一番，垒好墓门，烧化纸钱祭奠。
  旬祭 葬埋后每隔七日在家门祭奠一次，称旬祭，从“一七”到“七七”。以后到“百日”、“周年”再行祭祀。体现了子女后辈对逝去的亲人的无限怀念。
  脱孝 也叫除灵，旧时要服丧三年，这一旧俗逐步被改变。有在“七尽”（即四十九天）或“百日”、“周年”脱孝的，如今大多都在下葬之后即可脱孝。这样有利于亲属在办完葬事后从事各自的工作或社会交往，不致受俗礼和禁忌的限制，这是应该提倡的。
  第五节 传统节日习俗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许多传统节日都来源于农事，是在岁时节令和气候、物候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永昌城关镇的传统节日与其它乡镇大同小异，有些节日都依附着古老的传说或故事，使普通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中如春节、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等传统大节日，最具民族特色，最能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和民俗心理及文化精神。通过传统节日的习俗展示，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丰富民众文化生活，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春节
  春节是我国农历年节，过春节也叫“过年”，是最古老而又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忙乎起来，“腊八”以后，就开始置办年货，陆续将过年时用的肉、菜、烟、酒、服装鞋帽、香纸灯烛、烟花爆竹之类买齐备用。
  祭灶 民间习俗，腊月二十三日要祭拜灶爷，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对炉灶的崇拜。祭灶是过年的前奏，故称“过小年”。民间俗信，灶爷乃一家之主，除了给家庭以祥和、幸福、吉利外，还监督家中人的行为，记其功过是非，向天神汇报。腊月二十三日晚上，家中男主人（俗习女不祭灶、男不拜月）将做好的卤（或煮）鸡一只、灶干粮（发面卷油、糖烤制的饼食）、饴糖（或冰糖、花糖）、甜茶等供献在灶台上，上香、磕头，焚化裱纸、祷告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府降吉祥”，然后放鞭炮送灶爷上天，因为灶爷有监督上报职能，所以祭灶多用甜食和饴糖之类，把灶爷嘴吃甜，好为之说好话。
  祭灶后，腊月二十四至除夕前夕，要抽空打扫房子、院落，俗称“除尘”或“扫年”。这一习俗历史久远，传说尧舜时代就有，它起源于古代人民祛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演变为过年前的卫生大扫除。有文献记载，“十二月尽，……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以祈新岁之安。”反映了劳动人民爱清洁、讲卫生的传统。
  除夕 到了除夕这天，所有年食都已备好，家家门上贴春联、贴“门神”（年画或“福”字）。所有外出的人都已赶回家，阖家团圆，吃团圆饭。城关镇民间习俗是除夕晚上吃长面，大年初一吃饺子。俗有三十日“皮条”（指长面），初一日“元宝”（指饺子），初三日“珍珠玛瑙”（指窝窝饭）之说。如今，把初一日的饺子提前到除夕夜的十二点（干支历为新年“子时”已交夜）吃，取“更岁交子”之意，图吉祥如意，招财进宝。这种吃年夜饭的特有习俗，逐渐演变成整个春节期间的饭食习俗。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设丰盛的家宴，招待拜年和贺岁的客人。除夕晚上还要祭祖，“接神”、“敬神”，燃放烟花爆竹，家家喜气洋洋，处处春意融融，诚所谓“欢歌笑语辞旧岁，爆竹花灯迎新春”。
  除夕夜有“守岁”的习俗，即家人通宵不眠，灯火通明，全家无拘无束，或吃应节食馔，或唱新歌旧曲，或猜谜，或打牌，或饮酒，尽情玩乐。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家用电器逐步普及，全家收看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了除夕夜的主要活动，给节日增加了许多欢快气氛。
  除夕夜大人要给孩子“压岁钱”。相传除夕夜，怪兽“年”一到，常使儿童受惊吓，大人们用爆竹赶走“年”后，用食物为小孩“压惊”。以后演变成以钱币代食物，这就是“压岁钱”的来由。如今，“压岁钱”已有了新的寓意，转化为对孩子的节日祝福和祈盼孩子长命富贵、吉祥如意。
  大年初一，子女要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初二开始，可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新姑爷给丈人拜年，颇有讲究，到岳父家去拜年，礼品要丰厚，并每样成双，丈人家要热情招待并回赠一些礼品。
  过春节，民间有许多历代相沿的禁忌与俗信。民间俗信，初一大早，按农历干支确定的喜神、财神方位，去烧香迎喜神，其俗信因这样可发财，一年都会遇到吉祥喜事。从正月初一至初十日，每日的天气好坏是六畜兴旺与否、人口安康与否，谷物、瓜菜丰收与否的兆头。分别是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瓜、十花。正月初一至初五日，百业停歇，人们可吃着现成的年食，或全家娱乐，或走亲访友，务求祥和愉悦。初五送神，吃饺子，初六开始闹社火。一年的吉祥始自春节，所以在民间形成不少禁忌，如过年期间忌打骂小孩，以图祥和；初五之内忌打扫房子，室内垃圾可存放在垃圾筒或袋内，待初五以后再倒，这是怕把财气、好运扫出。初一至初五忌做针线，因做针线、用刀剪，有分割、破裂、戮洞等意，是不利吉的。过年期间忌打破杯盘碗盏等，否则会破财。如有人不慎打碎东西，则说“碎碎（岁岁）平安”自祷等。旧时初八日晚要“顺星，”设一盏清油灯，中置一条大灯芯（叫神稔子），周围按全家人口数置小灯芯，同时点燃、焚香祷告，祈求本命星君保佑。
  二、元宵节
  正月十五元宵节，俗称“上元节”，也称“灯节”，这天要“观花灯”。观灯习俗始于秦汉，盛于唐宋。过去每逢元宵，县城内要家家张灯，户户结彩。且在南大街扎做鳌山（亦称灯山）点灯360盏，四街同时悬挂花灯，社火锣鼓喧天，穿行街巷，市民咸观灯取乐。民国时，元宵灯会逐年萧索乃至无人再办。20世纪80年代后，城关镇和文化部门在元宵节举办规模大小不等的多次灯展和灯谜晚会。近几年，县上在北海子公园举办大型灯会，各单位分别制作各色精致的花灯，以表达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主题。在利用了电能电子设备之后，花灯精致、神奇，愈来愈好，是旧时的清油花灯无法比拟的。灯会上，游人如织，笑语喧天，有时举办灯谜竞猜，表现出一派盛世景象。在北海子公园举办的“卍”字灯会（原创为毛卜喇村李氏）更具特色，已被省上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元宵节的节日食品是元宵（也叫“汤圆”）。如今市场上卖的元宵，品种繁多，档次不同，把这一传统的节日食品推向了商品化，自家很少制作。
  三、端阳节
  端阳节在农历五月初五日，这天，家家都要插柳枝于门楣以“避邪”，吃油饼卷甜糕（八宝饭），喝雄黄酒，并将雄黄酒沫于小孩鼻子、耳朵、头额，免蚊虫叮咬。城关镇习俗，这一天都要到北武当山去登高远眺，烧香谒庙，意在祛病除邪，驱散瘟疫毒气。这一传统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每逢端阳节，县城至武当山车水马龙，山上游人摩肩接踵，气象非凡。端阳节还寄寓着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意义，这天也有吃粽子的。
  四、清明节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传统习阿俗中最重视的节日之一，它的前一天是寒食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它与气候、物候、农事有关。《岁时百问》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回升，雨量增多，冻地开化，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季节。城关镇的小麦春播时间正在清明前后，故有“三月清明在前，二月清明在后”的农谚。作为节日，清明又包含着某种风俗和纪念意义。清明节是我国民间的一个祭祖日，这一风俗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每到清明节，人们都上坟祭祖，追忆先人。县城内学校、机关都有组织地去北海子烈士陵园扫墓，缅怀革命烈士丰功伟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每逢清明，自然联想到寒食。寒食节禁止烟火，要吃冷食，表示对春秋时被晋文公重耳烧死在绵山的介子推的尊崇和纪念。城关镇民间对寒食节似乎不太重视。
  五、四月八
  农历四月初八日，是城关镇传统的盛大庙会。四月初八日本是佛教节日，称“浴佛节”或“佛诞节”，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日。这天，各佛教寺庙都设斋讲经，大会僧众。北海子金川大寺是唐代敕建寺院，佛事活动历来庄严隆重，每逢四月初八日浴佛节，县城及四乡信众清早就赶到北海子，纪念佛祖诞辰。金川寺毁后，北海子建筑逐步建成，这一节日一直沿袭到今。四月初，气候温暖宜人，也是永昌地区各种农作物播种结束，小麦待浇头水的农事间歇期，所以各乡农民纷纷前来风景秀丽的北海子赶会游玩，县城至北海子游人如织，车水马龙。1949年以后，这一佛教节日演化成了物资交流大会。“文革”时期被禁，1978年恢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如今的物资交流大会盛况空前，以北大街为轴线，从钟鼓楼直到北海子公园，北环城路东、西两端及云川路东、西两段，排满
  
  了临时搭建的铺面摊点，商贾云集，人流如潮，商品种类繁多，有服装鞋帽、烟酒副食、生产资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瓜果蔬菜等。交流会期间还安排文化娱乐活动，金昌市艺术团或张掖、武威市秦剧团前来在金川寺原址建起的戏台日夜演出传统的秦腔剧目。这样的交流会，从三、五天到一周，有时可延至十日半月。
  六、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原为宗教节日。后演化为祭祀祖先，超度亡灵的传统节日。与清明节相同，七月十五前一周，就有人开始上坟扫墓。七月孟秋，牛羊肥壮，祭祖献羊已成风气。宗室相约，备面桃馒头、瓜果蔬菜、酒水汤饭、冥币纸钱，锅碗帐篷等，牵一只活羯羊去祖茔祭扫。除一般的仪式外，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献羊。将活羊牵到坟院，宰杀后献于坟院“供桌”前。烧纸祭奠后，在坟院外挖好的土炉灶引木柴火将羊肉煮熟，在搭好的帐篷里分而食之。子孙们吃肉饮酒，饱享祭祖后的食物，留连至天色将晚方归。《永昌县志·风俗》（乾隆本）记载：“七月十五具羊牲献瓜果，多有搭棚设帐，竟日乃巳”。如今亦然。这种阔绰的上坟，也是人们生活水品提高的体现，人们认为子孙们过上了好日子，让逝去的祖先也要富裕，不能寒酸。
  七、中秋节
  中秋节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拜月、赏月是中秋节的主题。时至中秋，禾稼收获，人们庆丰收、贺团圆。永昌民间祭月的月饼有传统的做法，它是一种面蒸食品。大小根据蒸笼的大小或需要而定，大者有直径40至50公分的，小者也可做15至20公分不等。发面和好斡成圆饼，用清油和食用色料如姜黄、红曲、香豆粉等撒抹在饼上，各色饼层层叠起，由大到小七、八层不等，上盖不用油色的面饼做盖，盖上画上圆月和各式花草图案，等蒸熟后着色。月饼做法多种多样，从用料可分为面白的、颜色的、瑰糖的等；从形状分，有分层月饼、拧丝月饼、对瓣月饼等，其中对瓣月饼最为讲究，做法是将两块不同色的面饼叠起折拢用刀沿边切成四、五公分的长缺口，成齿轮状，然后将齿一个个翻转，这样由大到小叠上数层恰似一朵鲜艳的菊花或莲花。做好后上面包一薄点的面饼作皮，蒸熟取掉包皮，在画好的图案上着色。这种月饼无论色、香、味、形无可挑剔，吃起来酥而香甜，且久放不霉。中秋节走亲访友用自家蒸制的月饼送礼既经济又实惠，且倍受青睐。拜月是古老习俗，中秋晚上明月升空后，女主人在庭院置一桌子，将自制的最精美的一块月饼整块献于桌上，将西瓜削成瓜牙，与各式水果、点心（市场上买来的月饼）献于桌上，焚香礼拜、化裱纸。拜月后，全家大小赏月吃月饼瓜果，享天伦之乐。近年来，市场所售各式月饼充斥大小商场，但传统的自蒸月饼仍然是中秋节的节日美食。
  八、其它传统节日
  正月十六 城关镇人在这一天都要到寺院庙宇去游玩，同时烧香拜佛，叫做“游百病”，其意是祈求一年里健康顺利，消灾祛病。旧时人们多在县城内城皇庙烧香。城皇庙没有了，就到城郊寺庙去。自东山头普济寺和武当山寺庙修复后，人们在这天都要出行，去游山谒庙，山上游人络绎不绝，东山头、北海子、武当山一线人山人海。
  正月二十 纪念女娲补天，家家户户摊煎饼，拌凉菜。意为补天补地。
  二月二 农家俗称“龙抬头”，其意为春雷鸣动，万蛰皆起。农历二月二日，正是春分前后，冬天里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古书记载，龙“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民间纪念这一天，是在盼望风调雨顺的好收成。二月二这天，男子要剃头、理发，以取吉利。
  惊蛰 城关镇农谚云：“早上惊了蛰，后晌拿犁别”。交惊蛰节，大地解冻，可整地保墒等待耕播。惊蛰这天，城关镇民众要吃醪糟鸡蛋汤泡油棒子（麻花），这一食品可润肺利气。农家在这天也给耕牛灌清油，内加大黄粉或炖烂的萝卜，给耕牛清热润肺，准备开犁。
  六月六 六月盛夏，艳阳高照，传统习俗在这天要晾晒衣服、被褥。读书人要晾晒书籍、字画，驱虫灭菌，以免虫咬或霉坏。这天民间还有洗药浴的习俗，采摘新鲜的中草药，如荆芥、薄荷、艾叶等，煮水洗浴，可消毒灭菌祛除疾病。城关还沿存去云庄寺赶庙会的习俗。云庄寺是永昌避暑的好去处，那里松柏茂密、细流脉脉，幽雅恬静。每年六月六，县城及金昌市的群众纷纷到云庄寺去游山谒庙，流连忘返。
  七月七 农历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是夜，姑娘、媳妇要做针线，赛女工，称之为“乞巧”。剧团在这天夜里要演出牛郎织女的传统戏。
  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为两个最大的阳数相重，故叫重阳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据资料记载，重阳节的起源，可追溯到汉朝初期。宫廷里在每年九月九日饮菊花酒，吃“蓬饵”，戴茱萸，以求长寿。到两晋南北朝，重阳登高，赋诗赏景，大为盛行。唐朝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的就是重阳登高思念家乡之情。后来这一习俗在民间流行，至今不衰。1988年，我国政府把农历九月九日定为敬老节，每逢敬老节，城关镇社区居委会都要开展敬老活动，关心老人生活或组织老年秧歌队演出等。
  十月初一 农历十月初一，也称“冬祭日”，民间习俗要祭祖先送寒衣，用彩色纸做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同纸钱奠而焚之。十月一的节日食谱是吃麻腐包子。
  冬至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北半球这天日子最短，夜最长，也是数九天的开始。永昌习俗这一天大清早要吃窝窝饭。而且邻居们相互送窝窝饭品尝。窝窝饭是永昌的地方小食，独具特色。白面和好斡成筷子厚，切成豌豆大小的面丁，一手抓些许面丁，一手用筷子头在手心将面丁碾成一个个小窝窝，用肉、菜（可用洋芋、豆腐、蘑菇、胡萝卜等）均切成丁，用清油烧热，加调料并切的肉菜丁炝锅，然后加水，煮好汤，下面窝窝，调葱、绿菠菜、香菜等连汤吃。这种面食色泽鲜艳，气味蓬香，滑顺爽口，清淡不腻，趁热食用，可御寒补气，实为冬令好食品。因加工窝窝较为费时，近几年有人设计制作了加工窝窝面的压面机，使这种节日面食成了家常便饭，什么时候想吃就吃。
  腊八 腊八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腊”是古代的一种祭礼，即一年辛勤耕作，喜获丰收，至年底举行的一种对自然界风调雨顺的答谢祭。腊八节的主要内容是供天地、祭神灵、祀祖先，禳灾殃，后来增加了吃“腊八粥”的食谱。永昌城关镇无论城乡过去都吃黄米或小米稠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大米、花生、葡萄干、莲籽、核桃仁等已不再是稀罕之物，所以腊八吃八宝粥也盛行起来。腊月八日也是佛教节日，相传农历腊月初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成佛的日子。据说佛祖成佛前，游名山大川，探求人生之道，腊月初八这天，因长途跋涉，又累又饿，昏倒在路旁。这时有一牧女赶到，用自己带的杂粮剩饭，加上采集的野果用甘甜的泉水煮成粥，把他救活，使其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得道成佛。寺院僧侣为了纪念这一天，每到腊月初八，用香谷杂粮煮粥供佛。传到民间，平民百姓加以效法，形成了吃腊八粥的习俗。
  第五章 社会治安
  第一节 公安派出所
  城关镇公安派出所是公安局管理社会治安工作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依法维护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和制止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负责查处治安案件，调处民事纠纷，侦破一般刑事案件，保护重大刑事案件现场，协助有关部门侦破；依照法律监督管制犯罪分子；负责本辖区内的户籍管理工作；负责对特种行业、危险物品和公共复杂场所及文化娱乐、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加强监督检查，落实安全防范管理措施；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加强治安联防队伍人员的管理；在居民中进行有关遵守法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等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青少年的帮助教育工作；积极参与、协助做好社区工作。
  城关镇派出所现有干警15人，其中所长兼镇长助理1名，指导员（教导员）1名，副所长2名。2006年，城关派出所升级，所长由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任。
  城关派出所位于县城南大街，2000年修建了办公楼，与“110”报警服务台在同一栋楼办公。
  社会治安联防指挥所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必须由“以打为主”向“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转变；由集中整顿为主向强化日常管理转变；由以警为主向警民结合、以人为本转变，不断提高社会整体防控能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城关镇根据县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成立了永昌县城关镇社会治安联防指挥所，由镇党委书记兼任所长，镇党委副书记、派出所所长、主管副镇长任副所长，由各社区党总支书记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为成员。指挥所设在城关派出所，派出所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现有治安联防队员52人，保安执勤巡逻员9人。
  城关镇4个社区均设立社区警务室，各配备民警2人；10个村委会均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开展联户联防。初步建成由镇党委、镇政府统一领导，派出所具体负责，基层组织全力配合，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社会治安联防指挥所成立以来，组织民警、治安联防员展开巡逻，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效地加强了社会面的控制，发案率明显下降。
  第二节“110”报警服务台
  永昌县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于1997年1月1日正式组建，开始接警、出警。由县政府拨专款25万元建成无线通讯群众报警网络，配备出警小车一辆，两轮摩托4辆。“110”报警服务台向社会承诺：“有警必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服务台开通9年来荣立集体三等功1次，被评为先进集体2次，干警贺多生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110”报警服务台受理的报警范围是：刑事案件，治安案（事）件，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治安灾害事故，其他需要公安机关处置的与违法犯罪有关的报警。受理求助的范围有：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的；老人、儿童以及智障人员、精神疾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帮助查找的；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况，需要立即救助的；涉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威胁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和工作、学习、生活秩序，需要公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的；需要公安机关处理的其他紧急求助事项。受理投诉的范围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正在发生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人民警察各项纪律规定，违法行使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不遵守各项执法、服务、组织、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的各种行为。
  第三节 司法行政
  一、司法所
  镇司法工作在1995年以前，由司法助理员承担，主要负责本镇法制宣传教育和人民调解。1996年，成立了镇司法所。2005年，县编委给镇司法所核定编制3个（行政编制2个，事业编制1个），并规定：司法所是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能工作机构，又是县司法局的派出机构，行政、人事关系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业务上受县司法局的领导。司法所所长任命后享受副主任科员待遇。2006年6月，司法所所长正式确定为副科级待遇。司法所的职责有：①负责本镇的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管理工作。②管理乡镇法律服务机构。③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本乡镇“两劳”回归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
  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构成我国乡镇（街道）一级政法体系，共同担负着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镇司法所履行的各项职能和承担的业务范围有：①协助镇政府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和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工作；②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工作；③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④代表镇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⑤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工作；⑥组织开展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和帮助工作；⑦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⑧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等；⑨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镇人民政府的其它有关工作。2001年10月，镇司法所被省司法厅授予“人民满意的司法所”称号。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
  1994年6月，县司法局批准成立了城关镇法律服务所，同时撤销了原北海子乡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依照《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在乡镇和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行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基层法律服务所依法自主执业，其执业活动不受干涉，其财产权益不得侵犯。
  基层法律服务所依照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要求，面向基层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接受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委托，协助开展基层司法行政工作。
  2001年7月，金昌市司法局以金司法发[2001]55号文件对全县9家法律服务所重新登记为6家，其中城关镇有永昌县城关镇法律服务所、永昌县城关北街法律服务所两家。
  三、人民调解
  2004年4月，根据县司法局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城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各村、社区也相应成立了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到2006年底，全镇共有人民调解组织15个，人民调解员150人。
  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一种自治活动，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有：坚持“调防结合，预防为主”的调解方针，调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紧抓重点热点，充分发挥调解作用，紧紧围绕镇党委、镇政府的中心工作，着力解决群体性和易激化的复杂民间纠纷，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调解中开展普法宣传，在开展好调解工作的同时，接待群众来访咨询，解决群众的疑难问题。
  镇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民间纠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社情民意、实现群众自治和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2004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先进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称号。
  第四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长期稳定。1996年，成立了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律和方针政策；制定本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划，部署综合治理工作，组织、指导、监督各部门、各单位实施；组织和协调本辖区治安保卫、保密、联防、民兵、调解等各种组织的工作；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完善内部治安保卫组织，开展群防群治，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实施奖惩制度；加强对内部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的领导，及时调解本辖区发生的各类民间纠纷，妥善处理各种治安案件和突发性事件；协同司法机关监督在本辖区被依法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被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做好安置、管理、教育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配合有关部门查禁卖淫嫖娼，严禁制作、运输、走私、贩卖毒品和淫秽物品，禁止吸食、注射毒品，禁止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钱害人等社会丑恶现象，做好本单位的吸食、注射毒品人员的戒毒工作和戒除毒瘾的巩固工作；协同公安、司法机关查处本辖区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及时处理治安事故、重大治安问题，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参加当地组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活动。
  城关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方针，严格履行“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要求，全面加强政法综治禁毒工作，把构建全镇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体系作为强化镇域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任务，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切实加强治安整治和基层基础建设，认真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积极开展创建“平安永昌”活动，保证了综治工作的全面、有效、有力地开展。2005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受到表彰奖励。
  第五节 取缔邪教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法轮功”组织具有“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编造邪说、敛取钱财、秘密结社、危害社会”等邪教特征，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揭批“法轮功”的斗争，并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公安部、民政部有关通告和决定，坚决取缔“法轮功”等邪教组织。
  城关镇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关于处理邪教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办教会的原则，保持合法宗教活动，并制止非法宗教活动，抵御邪教渗透，打击利用宗教犯罪活动，营造了社会稳定、政治安定、平安和谐的发展环境。
  1999年7月22日之前，城关镇登记在册“法轮功”人员124人，其中男43人，女81人；城市45人，农村79人，至2006年底已转化121人。登记在册“门徒会”邪教人员7人。
  在取缔邪教工作中，镇上和各村、各社区均成立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镇、村（社区）两级防范“法轮功”的综合整治机构，广泛发动群众“人人参战，家家拒邪”，充分发挥了群众反“法轮功”斗争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落实排查、注重防范、攻坚帮教、源头治理、深化教育等措施，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抵制“法轮功”、人人远离邪教的良好氛围，并配合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了“法轮功”顽固分子4人、“门徒会”成员7人。
  第六节 禁毒
  解放后，种植和吸食鸦片的现象被禁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境外毒品犯罪分子采取各种手段把毒品贩运到境内，贩毒和吸毒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危害社会。至2006年底，全镇共登记在册吸毒人员49人，其中男47人，女2人；工人9人，农民8人，个体户2人，社会闲散人员30人；正在劳教的4人，戒断1年以上的8人，1至3年的5人，戒断巩固3年以上的31人，死亡1人。毒品问题的发展蔓延，不仅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毒品问题诱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败坏社会风气，涣散民族精神。毒品滥用导致艾滋病、性病的传播、扩散加快，造成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殃及亲友、贻害子孙。所以毒品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的重大政治问题。
  城关镇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禁毒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禁毒工作。近年来，围绕全县禁毒工作的各项任务，坚持“四禁并举、预防为主、严格执法、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认真落实帮教措施，狠抓禁吸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镇禁毒委员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1）每年制定并与各有关单位签订禁毒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禁毒目标责任。（2）不断规范建档立卡，强化动态管理。（3）严格落实帮教措施，巩固戒断成果。（4）认真落实尿检制度，建立完善尿检资料。（5）严格落实禁种工作责任制，不断强化禁种铲毒的各项措施。（6）广泛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努力营造禁毒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7）深入推进“无毒社区”创建工作，努力巩固“无毒乡镇”成果。
  在2002年被县禁毒工作委员会授予“无毒乡镇”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以“无毒社区”等级评定为主要内容的“无毒社区”、“无毒村”、“无毒学校”、“无毒单位”、“无毒家庭”等创建活动，通过严格的自查复核和达标升级申报工作，2005年城关镇被县禁毒委评定为“二级无毒乡镇”。
  第一节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县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永昌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城关镇人民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在全镇城乡进行城市居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低保工作遵循的原则是：政府保障的原则，社会化原则，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低标准起步、逐年提高的原则。保障对象是：凡具有本县城镇居民正式户口，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年本县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员；凡具有本县农村常住人口的农民，因残疾、年老体弱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生活贫困，经核定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本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保障标准：1998年至1999年6月30日，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是月人均110元；1999年7月至2005年3月，标准是月人均130元；2005年4月至12月，标准为月人均143元。按照省上有关文件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年在上年基础上增长10％。
  第二节 下岗职工再就业
  2003年6月，社区管理办公室成立了社区劳动保障事务所、事务站，并配备了微机等设备，建立了下岗失业人员数据库、台帐。据统计，全镇有失业职工575人，下岗职工162人，城镇其他无业人员840人，失业青年166人，初、高中未升学人员50人，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93人。劳动保障事务所（站）在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努力行使“宣传、管理、指导、服务、培训、介绍”的职责，多层次、多渠道地广泛开展劳动就业服务工作，办理《再就业优惠证》284本，办理小额贷款手续26笔，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244个。2006年底，已有594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有208名下岗失业人员享受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175人享受了取暖补贴计31500元，45人享受了社保补贴90.45万元。同时，举办实用技术技能培训班5期，劳务输转245人。初步实现“就业工作进社区，社会保障入社区，城市低保在社区”。根据县政府办《关于“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永政办发[2006]90号），镇政府通过调查，确定援助对象，2006年共安排25人（每个家庭1人）在公益性岗位上班，岗位补贴标准不低于城关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从再就业资金中列支。
  第三节 劳务输出
  1997年，城关镇成立了劳动服务站，由经联委主任兼任站长，统一管理全镇劳务输转工作，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无业人员有组织地跨区域流动就业，同时鼓动富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出外自找职业，自谋生路。8年来，劳务输转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四节 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里面对特殊困难群众给予专项资金支持的救助活动，如对长期患病而家庭困难的患者给予医疗救助；对考入高等院校而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大学生给予教育救助等。
  2006年，城关镇共给予医疗救助45人（次），发放救助资金75900元；给予特困大学生救助40名，发放救助金29100元。
  第七章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按照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有关批示精神，城关镇党委和政府，已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面工作的重要位置。在城关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把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十一五”期间的总体工作思路和预期目标。明确提出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单位；加强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增强社会和谐基础。重点抓好八项工作：（1）加快支柱产业发展，推进小康建设进程；（2）创新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3）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努力实现经济跨跃式发展；（4）加强财源建设，努力搞好增收节支；（5）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6）贯彻“三为主”方针，切实抓好计划生育；（7）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营造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8）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同时，制定的预期目标是：“十一五”期间，农业增加值达到3780万元，年均递增5％；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98259万元，年均递增15％，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24930万元，年均递增15％；财政收入达到608万元，年均递增5％，其中：增值税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120元，年均递增6％；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3‰以内。
  第八章 人物
  第一节 人物简介
  一、革命烈士赵国维
  赵国维，甘肃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1907年，少年时曾上私塾就读，终因家计败落而辍学，14岁为人帮工，在县城一家商店当伙计。因其为人敦厚朴实、机敏勤快、能写会算，遂被山西商贾在永昌的商号“协泰兴”等聘为店员。21岁（1928年）国维辞去店员之职，自己料理个货郎担，走村串户到乡下去叫卖，由于他诚信经商，公平交易，乡下群众无不称赞赵货郎。
  193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赵国维应聘到国民党永昌县政府建设科当雇员，负责缮写之职。1935年又到军粮局做些缮写记帐的事。国维自幼从父亲学得一笔好书法，但在政界混饭吃，没有靠山是不行的，能写会算，忠于职守，反而招来无端的嫉妒。1937年，他毅然辞去公职，回家帮助父亲和弟弟种菜，维持生活。
  1949年9月，永昌解放，人民政府领导县城群众恢复发展生产，赵国维积极参与，在煤炭合作社、县联社（县供销社的前身）工作。他努力学习政策、钻研业务，加上过去从商的经验，很快成了县联社的业务骨干。1951年10月，土改工作开始，赵国维被抽调到土改工作队参加土改工作。土地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一场大革命，共产党领导农民要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农村人民民主政权虽已组建起来，但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作为工作队员的赵国维，深感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受党和人民的重托，要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决不徇私舞弊，要一身正气，无所畏惧。1951年11月12日，赵国维患感冒，在家服药后本应休息，可他怕耽误了工作，带病坚持赶到自己参加土改工作的一区四乡二行政村（现城关镇沙沟岔村）。晚上，在鲁应甫院内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开会中途，赵国维出去解手，被犯罪分子杀害，将尸体抛在涝池水中。显然，这是一起不寻常的破坏土改运动的反革命杀人案，县公安局立即立案侦察。经过一个多月时间，于12月26日破案，凶手是妄图作垂死挣扎的恶霸地主以及被他们收买的混入基层政权的村干部。这个谋杀集团早有预谋，伺机行动，妄图通过凶杀手段阻挠、破坏土改运动，赵国维不幸遭其毒手。
  公安局破案后，首犯畏罪自杀，其余案犯被依法逮捕。12月28日，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杀害赵国维的4名反革命杀人犯死刑，立即执行。公判大会之后，由武威专署副专员孟浩和永昌县委书记王振汉主祭，为赵国维开了追悼会，并追认赵国维为革命烈士，遗体安葬在革命烈士公墓。
  二、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张仲科
  张仲科，甘肃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1908年。年幼时，张仲科跟随父亲干木匠活，因其聪明好学，十几岁时就学得一手好手艺，在县城和乡下为人盖房子、打家俱。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占领永昌县城。红军的到来，使永昌人民既感到惊疑，又感到兴奋。惊疑的是从未见过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他们会不会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杀人抢掠、骚扰百姓；兴奋的是平时嚣张跋扈、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警都吓得逃之夭夭了。为了稳定民心，西路军入城后立即进行宣传，走街串巷，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为贫苦老百姓打天下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张仲科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他认定这是一支贫苦人民自己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他首先带领几个有血性的青年出来响应红军的宣传，很快参与到宣传发动群众、筹集粮秣军需等工作中。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县城内的老百姓很快解除了不应有的疑虑，纷纷投身到支援红军的行动中来。
  1936年12月5日，西路军总部决定在永昌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张仲科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主席。这是永昌县历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张仲科率领政府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红军在县境内与敌浴血奋战提供人力、物力等全面的有力的支援，发挥了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应有的作用。12月28日，因形势的变化，西路军奉命全线撤离永昌，马家军涌进县城，未来得及撤离的苏维埃政府成员全部被捕。张仲科虽然只担任了二十多天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却坚如磐石，他英勇不屈，被马家军押解武威杀害，牺牲时年仅28岁。
  三、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副主席狄万川
  狄万川，甘肃永昌县城关镇黄家学村人，生于1890年，12岁时在私塾读书，16岁终止学业，继承了父亲遗留下的家产。到1930年，家中田产大部分流失，生活拮据，只好携笔墨纸砚去县城为人代笔，写诉状、书信之类，以补生计。
  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占领永昌县，21日西路军总部进驻永昌县城。红军的突然到来，对永昌震动很大，各界人士反映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总部政治部立即组织指战员走街串巷，挨门逐户发动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及抗日救国的主张。狄万川就是最早接受红军宣传的群众之一，他明白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而战的，红军是穷人自己的武装，并敏锐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红军办事，并以自己在永昌民众中的影响，发动永昌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为红军服务，给部队筹集给养等。12月5日，在城乡各基层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正式成立，狄万川当选为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副主席。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和政府其他成员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动员组织群众配合红军维护地方治安，为红军筹集粮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抢救伤病员，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参战。西路军驻守永昌的40天里，无日不战，形势严峻，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及人民群众在张仲科、狄万川等人的领导下，为红军能够灵活机动地与敌作战，挫败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月28日，红军奉命撤离永昌，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员相继被捕，他们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后张仲科等被敌杀害，狄万川在地方工商各界开明人士营救下，虽幸免遇难，却被敌人残忍地砸碎踝骨，出狱后卧床养伤三年之久。
  1949年永昌解放，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他的生活起居，邀请他参与政事，在永昌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2月，他又被推举为县农民协会筹委会委员，任副主任。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以后，狄万川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两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政府工作。1958年8月，狄万川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四、千佛寺方丈释宝藏
  释宝藏，俗名高永智，甘肃省张掖市上秦乡人，生于1920年2月，从小家贫多病，皈依佛门，在张掖普门寺修行。1942年，普门寺信然长老送高永智去西安卧龙寺朗照法师前受戒，取法名宝藏。之后曾到平凉佛懈学院供职，作大殿香灯二年。1947年，宝藏应永昌县佛教界邀请，到永昌千佛寺做方丈。此时宝藏在佛教界已有了一定的资历，便在千佛寺设佛教净宗道场，研究佛教经典《华严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般若经》、《椤严经》及大净土各种经论。
  1949年永昌县解放，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宝藏以宗教界上层人士身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作为宗教界代表曾出席永昌县第三、四、五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担任过常务委员。他拥护党的政策，拥护社会主义，在抗美援朝等运动中积极捐款并再三要求参加志愿军。由于宝藏的进步表现，1956年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出席了永昌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同年7月，永昌县人民委员会推荐他去中国北京佛学院学习，同时被甘肃省佛教协会聘为理事。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佛学院里也非“净土”，在院学习的比丘僧、比丘尼也介入运动，解决世界观问题，最后得出了一个与党的宗教政策和入学时初衷完全相悖的结论，即“从事佛教活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迷信，是想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是极大的罪恶”。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宝藏这位童子出家，经历了35年宗教生涯的方丈法师已乱了方寸，他的精神堡垒坍塌了，多年修行的根基崩溃了。这位抱着提高佛学理论修养，进一步钻研经典的愿望到佛学院深造的大方丈，在1959年2月结业离开佛学院时，却戏剧性地退教还俗了。
  宝藏回到永昌后，千佛寺的佛像已被打掉，寺院房产归了公社，僧徒被遣散，从此这位省佛教协会理事、千佛寺的方丈和尚释宝藏便成了城关镇人民公社蔬菜大队的一名社员高永智。1960年，高永智娶了妻子，在城关镇蔬菜大队劳动生产，生儿育女。“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永智因有“复辟宗教活动”的所谓罪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批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高永智的冤案很快平反昭雪。此时的高永智已年届花甲，儿女成行，尽管许身佛门的初衷未改，但只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作一名居士而已。1983年，这位永昌佛教界的上层人士释宝藏怀着无限的遗憾去世了。
  五、矬和尚照明
  照明，俗姓王，排行老二，甘肃永昌县城关镇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王二出生后，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什么原因，其语言、思维、行动等均属正常，可就是身子不见长高。父母为了消禳灾殃，叫他从小皈依了佛门，在县城东会馆跟杨老和尚诵经拜佛，接应民间法事道场。
  王二作和尚之前，曾上过几年私塾，人虽小，四书五经却读得滚瓜烂熟，作了小沙弥后伶俐乖巧，很受老和尚赏识，便早早给他受戒取法名照明。从此，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和尚照明师父便活动在永昌宗教界。
  照明成年后，体格最终未能长高，定型身高只有一米二、三，但他和侏儒有所不同。侏儒不仅身矮，大都成畸形，而照明却小得协调，从头到脚，从身躯到四肢，简直就是一个按比例缩小的发育良好的正常人。照明人小，胃口也小，一顿饭只能吃正常人饭量的四分之一，所以在“三年国难时期”也就免了口腹之累，安然度过了灾荒。上世纪50年代后期，正常的宗教信仰一律被斥为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寺院拆除，佛像被毁，和尚大都还俗。由于照明身体矮小，无力加入自食其力者的行列，父母兄长又都去世，他无依无靠，只能由街道五保。俗话说，“到哪山，打哪柴”，此时的照明也就不顾佛门清规戒律，或者说他悟透了济公活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禅机，为打发岁月，只要众生施舍，荤腥照吃，烟酒照用，猜拳行令，一如俗人。由于众生的施舍，街道的照顾，更兼他自学的中医针灸，日子倒也过得无忧无虑。
  照明性格开朗活泼，语言诙谐幽默，永昌城乡无论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只要他那僧袍僧袜、瓜皮小帽的矮小身影一出现在街上，人们总要凑过去与之寒喧两句。高兴了，他那清脆的童音说两句笑话，讲一段“三国”，总能使人哗然粲然。他酷爱下象棋，县文化馆的棋桌上他是常客。口叼一支比他手指粗得多的雪茄烟，一边对弈，一边不时夸张地向围观的棋迷们炫耀自己的高招妙着。当他抓起一枚棋子撩起衣袖，欠起身来啪一声砸到对方棋局一边，“将军水啊”！一声清亮的童音高八度，总能博得一个满堂彩，引起一阵欢声笑语。他的棋友大都是永昌当时的象棋高手，如高龄峰、裴俊、梁满财等，一般水平的对手他是看不上眼的。
  “文革”中，照明已年近古稀，虽然自1958年以后再未从事过宗教活动，但也被列入“牛鬼蛇神”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声中，被横扫出城，安置在北海子，一队劳动改造。1974年，在北海子一队的饲养院里照
  明悄然归西了，终年76岁。
  第二节 人物表
  列表人物原则上以镇籍为主，共分五个部分编排：
  一、党、政、军界任职副县（团）级以上的人物，无论本地任职还是外地任职，现任还是曾任的均可入表。
  二、中级职称以上知识分子，以城关镇籍为主。
  三、受过市委、市政府及以上党政领导机关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不受时间限制，凡能搜集到者均入表。
  四、在城关镇行政、企业、事业单位任现职的中级职称工作人员（不受籍贯限制）。
  五、城关镇籍的高学历、高学位人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