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内容
红军战士吕登洲给徽县党史办的复信
徽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5月3日信收悉，所要材料根据我现在的记忆如下：
当年参军和红军在本县的活动情况
1936年9月中旬（阴历八月十五前约一星期），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一部分，消灭了国民党住本县的保安部队后进入徽县城。
我当时亲眼看到红军部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其他部队对老百姓是打骂拿东西，而红军住在我们院内说话和气，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官兵一致，借用了百姓的东西很快归还原主，烧了百姓的柴禾，买回就还等等。向群众宣传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榨穷人等，我们一听就懂，都很拥护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
住在县城一带的红军，发动群众，时间不久就开展反恶霸打土豪，反压迫反剥削的活动，废除保甲制度，在县城内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随后动员劳苦群众、贫穷青年参军，解放全国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人；向群众宣讲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保护穷人利益的军队等。于是，我抱着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愿望参加了红军。我参军时的年龄实际才只有14岁（我出生于阳历1921年11月10日，阴历辛酉年十月十一日）。我刚参加的部队叫新兵团，部队离开徽县不久，新兵团被编入正规红军，我被分编到二军六师十八团一营任战士。
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不到半年时间，在春节前的一天，组织派人给我谈话，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什么事都不懂，也害怕参加什么党派的，经过同志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目的等以后，理解到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才有了浮（肤）浅的认识。由于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和信任，便于1937年2月在陕西某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审查我家庭情况后定为贫农，所以入党后没有候补（预备）期。
在部队的经历和调地方工作
部队从徽县出发，沿途行军打仗，风餐露宿，爬（跋）山涉水，经受了国民党军队空中扫射轰炸，陆地前堵尾击，于12月胜利地到达了陕西地区。西安事变后，部队才有了住（驻）防休整的机会。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北上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一直在这个部队，1938年底，部队从山西省晋西北地区进入河北省冀中地区，与日寇作战。1939年春，我由营里调到师部做机要工作，该年冬，部队由河北省调回山西省，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直到山西全境解放，后随队解放大西北。1949年9月部队解放了青海省，为了建立地方政权，我才被调入地方到省委工作。先后在省委、省政府、自治州工作，做过工交、财贸、统战、监察、建设、建材、环保等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处长、自治州的部长、省基建局副局长、省建委副主任、省环保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等职。1985年5月组织批准离休，离休时在省环保局。现住“四川省新都县青海干部休养所”（简称青海干休所）。
关于写回忆录问题。因我五十余年来虽有经历，但无突出功绩，对祖国、对人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者，做的都是平平凡凡、人人都可做到的工作，无实际内容可回忆、可写的，也没有这个设想
你们问的我是否还有认识的、知道的徽县和我一块参军的同志下
落，别人不知道，现只知道青海省交通厅尚有一位叫李富娃的，请联系。以上情况仅是我的经历过程，不一定准确，只供你们作素材和参考用。我的近照底片随此信一并寄去请收。
谢谢！
致礼！
吕登洲
1988年5月18日
红军战士唐瑛给徽县党史办的复信
徽县党史办：
来信收到，看后心情十分激动，组织上让我写回忆录之事，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人文化程度低，年迈记忆力差，好多经历也记不甚清楚，加上当时我年龄小，还没想到将来会这样做，所以，从没把这些战斗经历归纳在一起。
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除极个别同志外，大多数参加红军的人都为徽县人民增了光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虽然本人多次受过伤，但没有倒下，这都是先烈们用他们的生命才换来我的生命，使我活了下来，现在是二等残废。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已的生命，有些同志流血幸存下来。
组织今天要我回忆一生走过的战斗历程，记载于徽县党史之中，使我感恩不尽，这是组织和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爱护和信任，说明党和徽县的人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这个少小离家现在外地的一个普通干部，我感谢家乡人民。遗憾是不知从何说起，今据我再三追忆，略谈一点，供你们参考。
参加红军的经过和简历
我叫唐瑛，生于1922年12月8日，原籍徽县石佛寺乡李家庄，现为徽县东关回族自治乡李家庄村。
1936年古历8月，红军长征来到徽县，住有近一月时间，我在本村参加红军，记得是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二军团。参加红军不多日子，就编入二军六师十八团一营四连当战士。“双十二”事变后，部队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①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营四连九班，青年娃娃班”。1937年1月在陕西北潼关，由共产党员杨成贵班长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初，我被调到司令部担任勤务兵，到1940年这段时间部队在晋察冀、晋绥一带，与日寇作战。1941年在晋绥二分区政治部通讯警卫班里，我担任班长。1943年调往山西河曲县游击大队，担任支部书记。1945年4月调晋绥五分区三团一营三连任政治指导员。
1948年4月赴陕西澄城教导团学习，担任学员班长。次年3月担任五旅三团一营教导员，不久调三军炮兵团政治处担任组织股长。1952年在张掖三军后勤农场担任教导员、党委副书记。
转业后，先后担任过场长、站长、厂长、党组书记等职，1963年调到庆阳地区物资局任副局长。1983年3月离休，住庆阳地区老干部休养所，离休时为行政14级。
红军在徽县活动的概况
红军在徽县进行部队休整时，向地方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领导穷
①应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
人闹革命的政策和革命道理，并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记得当时徽县加入红军的有1000余人。在人民群
众的大力支援下，为部队筹集补充了衣服和粮食，为红军继续北上奠定了基础。
红军离开徽县，续继向陕北苏区迸发，一路兼程行军作战，山城堡一战是到达陕北的最后一次大战。这一战，我们一块的同乡就牺牲了不少人。“双十二”事变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我们的同乡不断减少，多少个战役，多少次战斗，都有战友倒下，今天活着的已经很少了。
1951年我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徽县，找到几户人家打听，多有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人、无家、无名。面对这种情况，我曾建议为这些烈士们修建纪念碑，使我们活着的人们都知道这些先烈们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今天我们活着的人应记住过去的艰苦岁月，要振作起来，踏着先烈们的足迹，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加倍努力，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所有的光和热。
因本人文化程度低，写得不好，谨供你们参考，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唐瑛
1988年7月10日于庆阳
红军战士李富娃谈参加红军情况
1988年7月22日上午，我们在县政府招待所访问了回徽县探亲的老红军李富娃同志。说明来意，李老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谈起了他过去的经历：
1918年，我出生在徽县城西北20余华里的向家河山村，由于家境贫寒，很小便开始帮家里干活，上山砍柴、放牛、种地、帮人家干活等等，农闲时背着到城里卖柴，以换些油盐等。
1936年古历8月间，四乡到处风传红军快来了，说法各异，说红军杀人放火，祸害百姓；说红军抓兵拉伕，偷鸡摸狗等等，乡邻们都赶着牲口上山了。当时年满18岁、已是家里主要劳力的我，也随着大家上了山。住了几日，不见动静，就都陆续下山回家了。一天，我正在河湾割草，来了三男一女四个当兵的，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看便知道是当兵的。他们称我“小鬼”，待人非常亲切，说他们是红军，问我听说过红军吗？我心里很害怕，说听说过，都说红军杀人放火，抓兵拉伕。他们听了笑了笑说，你看我们象杀人放火的吗？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闹革命的军队，那些坏话是敌人的谣言，是破坏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的话。听了他们的话，我消除了害怕和疑虑，渐渐产生了好感。随后他们又问了我的家庭住址、状况等，问我愿不愿意当兵，因初接触红军，还不知底细，就回答说不愿意当兵，他们为了动员我参加红军，就不厌其烦地又向我讲了一些参加红军的道理。这些道理我听起来既新鲜又实在，看着眼前的红军，我的心有点动了。次日，他们来到向家河，寻到我家里，看到我家一贫如洗，就两间破草房，屋里连个坐的都没有，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动员我参军。通过这些接触，我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当红军去的想法。说服了家人，告别了乡邻，当天就随他们到了县城。领我理了发，换上了灰布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暂分配到扩红宣传队活动，住在城北山神庙，每日随队去剪子坝、马莲滩等一帶乡间访贫扩红。利用活动的间隙，我返回向家河，动员了和我一块耍大的三位好友蒋娃子、张某和张贵生参军，他们看到我精神焕发的样子，欣然答应了。
刚过完八月十五两、三天，红军要离开徽县，我们想回家告别一下家人，领导说军情紧急，敌人已经迫近了，不能回家。几个老乡一商量，不回就不回，跟上走吧！（可能是怕我们回家不来了），于是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徽县城。俗话说：“故土难离。”当时的心情虽说有点难舍，稀里糊涂也就跟着走了，谁知一走就是几十年。
离开徽县，一路艰苦行军，不多日子到了会宁，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会师。我由宣传队分到十八团当兵；张贵生中途掉队回了家，张某在甘肃洪德作战中不幸牺牲。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们整编为八路军，过黄河进入华北与日寇作战，在山西雁门关进行了著名的伏击战，战斗打的相当艰苦，敌我伤亡严重，战斗结束我们连仅剩下5个人，蒋娃子也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寇子弹打断了腿而残废，以后听说住在延安荣誉军人疗养院，组织上帮助成了家。我几找不遇，前几年我随青海省参观团到延安观光，又专去查访，未果，据说前些年搬走了。
1956年我第一次回到离开20多年没有通过音讯的家乡，许多人多已作古，乡邻都不敢认了，都说，你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笑着说：我是死了，可又活过来了。我活着，可这是死里逃生啊！多少次死里逃生，记不清了。记得出徽县不久，我们几个掉队遇上了敌人。我们拼命在前边跑，敌人在后边追，由于我个子矮小，落在了后边，眼看要被抓住。在爬一个土坡，敌人一把抓住我的背包，我急中生智，两手把背包绳一丢，敌人跌了一跤，翻下了土坡，我才得以脱身，追上了后续部队。事后想来，真是危险，险些做了刀下鬼。
今天是我离开家乡50多年的第二次回来，近些年来，家乡的变化的确不小啊！我这个出门半个世纪的家乡人，真想回来在故土安渡晚年！是啊，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谁不愿老有所归，荣归故里！然而，这些老前辈，老红军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们少小离家，老大不还，做出了多大的奉献啊！
望着李老清瘦的面容，静听着他对往事的回忆，我们仿佛置身于激烈惊险的战场，耳边似乎响着前辈们与敌人的拼搏声。谁也不能忘记，谁也应该记住：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先烈们为了今天的幸福，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要把先烈们未竞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衷心地祝愿李老健康长寿，祝愿所有活着的老红军、老前辈健康长寿！告别了李老，我们想了许多许多……
岳会英烈士的调查材料
（根据岳乃英、岳桂莲口述整理）
1985年9月23日走访了永宁镇岳王行政村——岳家台台子71岁的岳乃英老人，系岳会英的堂弟，他回忆说：红军来永宁的那个部队是由梁垭来永宁住下的，原来听人都说“红军来了杀人放火”，所以把人都吓跑了，人们都叫跑红军哩，我哥哥岳会英没有跑。
在永宁住下后，一部分来到岳王住在天主堂，我也吓跑了，后我哥哥到处找着把人都叫回来了，他说红军来了根本不杀人放火，爱穷人给穷人分粮食吃，还把拉来的猪杀了给穷人吃哩。人们都回来了，事实上红军就是对老百姓好。岳会英带头给红军领路打土豪，把大户人家的粮食、生猪、衣服，除部分留作军用，大部分给穷人。红军住在这川里，发动农民做鞋袜和棉衣服，以作军用。在天主堂成立了永宁苏维埃政府，推选岳会英当政府主席，这是我听说的。
红军走后引起当时地方上的绅士、大户老财的仇恨不满。有地方上区政府的区长谢子祥、周子敬等，还有永宁一道川的团总，这一伙人把岳会英哄着叫去，杀害在天主堂门口里，具体时间是红军走后有一月的天气，记得是11月1日晚杀害的。
回忆红军在徽县
毛秉元
1936年古历8月间，贺龙领导的红军来到徽县。初来时，由于群众对红军不了解，所以就都跑了，我们家也跑到荊竹林沟里，住了两天。听人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害百姓还爱老百姓特别对回民很好。谁的家里没有人，就不进去，在清真寺门上还站的岗，，保护了清真寺，防止坏人乘机破坏，我们听了以后都就回来了。红军驻扎期间，对我们回民的风俗习惯很尊重，也有的红军战士不知道我们回民不吃大肉，把大肉提到家里，一说明就提上走了，不在回民家里做大肉。
红军在我们东关，发动群众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东关马平德家，委员长是马平德，即现在的马继周家，下设四个抗日反蒋委员会：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守智家，委员长是马维英；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德昌家，委员长是李玉泰；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苏二；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毛崇芳。红军还推举回民马克仁为徽县苏维埃政府县长。
红军驻扎期间，进行了打土豪活动。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除部分自用外，大部分都给了贫苦农民和市民。一次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的委员长马维英批条子，派人带路去抓联保主任张守巨，张在逃跑时把一条腿摔断了。红军走后，张守巨将马维英告到国民党县政府，马维英被扣押了三月之久，后花了些钱才放出来。红军提出的口号是“不打回民土豪”，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只有把回民马德昌家的粮食动员出来，救济了贫苦农民。在城周围的汊民中，打了几户土豪，有石佛的董义，新寺的焦生民，银杏的杨槐青、杨金（生）堂、刘德成、付万全等六户。红军走时，给清真寺送了一只大座钟，解放后交给县文化馆了。红军走时参军去的有马克仁、杨茂林等，走上面那里打了一仗，这两人就掉队回家了。
红军在徽县的活动
黄家祥
1936年古历8月3日红军到徽县的。来时是从徽县北面来的，当时保安队守城，和红军打了一仗，红军把守北门的一个保安队员打死了保安队就撤出城了，是从南门撤走的。我们一家人也就往出城走，准备去双石铺，因为双石铺有我家的生意。我到了永宁，听说双石铺、两当都有红军，我们由永宁折向南、往略阳方向走去。到了黄沙河碰上徽县的县长赵保箴和保安大队副徐希孟、副官廖德明，还有县农会理事长刘裕祖（远峰）和王子才也在黄沙河。他们保安队杀着吃老百姓的牛，王子才说跟上这些胡弄哩，我们回县上去，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看了一下，红军纪律很好，并不害老百姓，我就仍住在城里。红军在驻扎期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在南门外炸死一名红军女战士。红军离开徽县的那天，早上已经走完了，中午还来了一架飞机轰炸，飞的很低，群众都很害怕，有一个人抬了一簸箕白面，在北街城隍庙的大院里地上写了“匪已北去”四个大字，飞机就飞去北面了，这次没投炸弹。
红军路过徽县情况
（根据毛鸿恩等人谈话整理）
这支人民渴望已久的子弟兵，竟于1936年阴历八月到达徽县城。当时是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等人的率领下，八月初二日由哈达铺来到成县，八月初三日晚来到徽县，全军2000多名战士，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散居在全县各村庄。东至永宁河，西止成县，南到刘家坪，北止伏镇一带。军部设在旧城天主堂，贺龙军长住旧城天主堂北厢房，甘泗淇住在北街福音堂。
红军来到徽县之前，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说什么“红军所过地方，寸草不留；红军有三十六杀”等等，因之造成有些农民离家外出，有些老乡闭门不出。红军进驻徽县后，纪律严明，首先为贫苦百姓撐腰，外逃的老乡陆续回家。红军指战员访贫问苦，组织汊回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有委员30多人，多系回汉贫民。并选回民进步青年马克仁为委员会主席，此后放为县长，下设文书，设立办公地点。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四个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在哈永昌院内办公，委员长马维英（回）文书王继明委员马佩伟马连军、马吉林、蔡景文、马玉州等30多人，都是回民；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在马继周院內办公，委员长苏二、委员马承吉等20多人；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在何嘉猷院内办公，委员长毛崇发，下设委员10人；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在马国元院内办公，委员长李玉泰，下设委员20多人。上述4个委员会在回民自治委员会的管辖下，听从红军指挥和指示，统一工作。当时，各个委员会在办公地点召集老乡开会，由红军战士宣讲时事、政策、抗日反蒋，委员会给红军筹粮、巡逻、带路等。
红军组织当地青壮年建立了自卫性的游击队。当时红军在西河坝当众宣传“红军是人民自已的武装部队，抗日反蒋叫人民作主。”听了红军宣传，许多青壮年纷纷入伍，伏镇成立了笫一游击大队，有900多人，队长贾万林（伏镇人），徽县大队有1000多人，队长王×（查究中），大队以下30人为一分队。游击队在红军司令部的领导下，以小分队为单位放哨，调查了解，打土豪。各大队按小队居住村镇，在村中路口派人站哨，严防坏人造谣生事，有一部分游击队，按委员会了解的线索，深入各村调查贪官污吏、土豪劣神为非作歹的情况，联系当地农民打土豪，从土豪的仓库里拿回劳动果实，除红军自用外，绝大部分分给贫雇农，救济穷苦百姓。
红军纪律严明，军民一致，和徽县人民建立了亲密友谊。红军提出有饭大家吃，每天在街上摆出肉菜蒸馍，叫过路的或赶集的老乡吃。
红军俱乐部在文庙前搭台子，唱戏两昼夜，马克仁县长还出了两次布告。红军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拿出财物送给当地人民，红军买东西除按价付款外，还补偿同样的东西，因此老乡往往钱物两收。如红军吃了伏镇附近地里的包谷棒子。就在地里的包谷杆上系上粮款；有个红军战士将城关老乡于于春母亲认为干妈，送给许多东西；回民马品珍给红军带路到永宁，红军给一块白洋作生活费。
红军在徽县期间，对少数民族更为关怀，号召回民起来当家作主。红军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清真寺的照壁上写着“保护回民的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不打回民的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汉官”，“红军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标语口号。所以，当地回民给红军做饭、缝补衣服、带路放哨。红军给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委员长马维英颁发了党证、臂章，给委员马玉川送了一个大铜壶，一块作臂章剩下的红绸子。
回民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据不完全统计达数十人，有的随军北上，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阴历8月19日，蒋机巡旋徽县，在县城投弹数枚，在南河桥炸伤一位女战士。还有长约1米的炸弹落地未曾爆炸。8月20日晚，红军由马品珍带路，沿榆树麻庄路过高桥北上。当地游击队1000多人随军离境。当时游击大队长是贾万林，副队长魏士成。魏士成随军北上后当了连级干部，1951年复员，是共产党员。
解放后，徽县各族各界人士在昊山建立纪念塔，追悼过去死难同胞。
红军在徽县的情况
（根据郭淑梅谈话整理）
民国二十五年，红军来徽县的。原来我没听说过红军，那天街上有人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红军是红脸，红胡子，见人就杀”。听了这些话，家里人都很害怕，当时我已经19岁了，家里便送我去永宁镇的苏沟亲戚家躲避。我去后不多几天，苏沟来来了红军，吓的我不敢出门。两三天后，庄里人说：“红军是好的，不打人、不骂人，不调戏妇女，还爱穷人”。于是我便回到城里，到城里后，我看到红军中还有女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当兵的。大概在古历8月15日左右，国民党的飞机来来徽县扔炸弹炸红军，把南桥都炸坏了，桥下有洗衣服的群众和红军女兵，把一个女红军炸伤了，以后听说死了，但我没有亲眼见，红军在徽县大约住了将近一月，是8月20日以后走的，天一亮，整过（个）走完了。红军的领导都是谁我不知道，只听说有贺龙，因为红军来后，在南门外打井，后人原来城里的水都是咸的红军走有些说贺龙来了有甜水吃了，后来有人把这事编成快板说。因为我当时也识几个字，爱听大人讲故事，他们对红军和贺龙的说法很多，我只记得这样几句“贺龙来了水变甜，穷人个个天，笑吃水不忘掏井人，留下万代幸福泉……”
关于红军过境调查材料
（岳王村王俊老人）
红军是1936年古历八月初一到永宁的，红军是由略阳上来住扎在永宁镇，岳王来了10多人，向老百姓宣传不要害怕，叫老百姓都回来收庄稼，有岳会英、岳全英、马永张、王俊、梁文贵、谢天宝、王正新、王定贤、李升彩、李顺夫等30多人，还有岳应兰也参加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并在岳王天主堂召开了大会，选举岳会英为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马永张为副主席，当时岳会英33岁，岳全英32岁，马永张40岁，王俊25岁。
岳会英给红军办粮食供给生活用品衣物等，打了大户人家的粮食、生猪，给红军吃，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分粮食、分肉、分衣物等东西，并领红军把徽县城里北街“同春和”字号药铺打了土豪，把北街昊家的两匹大白马牵走与其它财产一同交给红军，在红军撤走时，有岳会英、王俊等30多人的游击队，游击队队长是李顺夫。
岳会英牺牲时33岁。红军在永宁住时，敌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在古历八月十六日红军撤走的。走时岳王的游击队跟随红军出发由江口的罗坝河进沟走到大门镇，又折回李子园，由李子园回到小天水、平南住下，第二天我们的这个师开走了，把两当开来的那个师留在小天水打仗，损失很大，我们这个师开到红河杨家寺，在古城住下又到了广录坡与敌人打了仗。在小天水打了一仗损失很大伤亡多，岳会英掉队了，没有跟上部队就回来了。红军撤走后地方上的区公所，民团组织了一个清乡队（也叫善后清查队），清查给红军办了事的人和红军流落人员。结果岳会英没有跟上红军去，回来后被清乡队抓去，杀害在岳王天主堂门口了。
跟红军去的30多人游击队都编到部队里，一边走一边跑，我从洛门过了渭河后，一天敌机来了五次轰炸我们，我跟到会宁逃跑回来了。我在司令部的宣传科当宣传员，一天写标语，司今员姓什么，叫啥我都不知道，一天不敢走，白天飞机轰炸，都是晚上出发行军，走到什么地方也记不清楚，我们都是新兵，也不敢问人家首长的姓名。我就记得这些，人老了前后乱记下的这些事。
记录：
王新民
1986年10月6日
红军驻扎李家河
（何书贤、李占武谈话记录）
红军于1936年9月间，先来我村两人，一个叫夸夸排长（脸上有伤疤印），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叫老百姓不要怕，不要跑，红军不抓兵，不要粮，打富济贫。把跑了的老百姓都叫了回来。过了两天，红军来了一百多人，住在柳树底下的李映汉家院里和李益奇家院子里。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把财主富人家的粮食、肥猪、衣服拿出来，供红军和全村穷人吃用，在本村打的富人有李时珍、李益奇、李更奇、李申、李绍武、李映汊、李映旭等八、九户人家。红军在本村共住了八、九天时间就走了，共搞富人的粮食五、六千斤，肥猪七、八头，部份（分）衣物、大烟、银元等。
红军驻扎期间，组织了李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是李三级（1985年82岁病故），下设四个分队：一分队队长何如珍；二分队队长李本固；三分队队长魏树德；四分队队长何光祖；共有100多人，据今能记起的有马拜过、尚新林、李川儿、何三拜、李聂绍等37人，其中大部分人行军到盐关时失散回家，还有9人至今尚无下落。红军在李家河驻了八、九天后，连游击大队一同出发往栗亭、伏镇方向去了。
红军在栗亭时，遭敌机轰炸，马拜过中弹牺牲，安埋后，红军给马的父亲马志成大烟一碗作为抚恤金。
红军过后，国民党县政府派去史军柱等三人在村进行报复,凡参加过红军的人和参加打土豪的穷人都抓起来刑讯审问，当过红军的人每人罚银元一块，还要摆酒席请客，将游击大队长李三级抓去捆绑吊打后，在县上押了一年多时间。将李凡、何朝江、李富邦、李有申押在县城两三个月，每家卖地两三埫（垧）才用钱赎出来；更可恶的是将马志成绑打后，没收了红军给抚伽的一碗大烟，才免了关押。
红军在永宁的活动
（魏正明、李跃进口述）
我们于8月8日至20日，历时13天，走遍了永宁公社的永街、罗河、高庙、苏沟、野狐坪、周沟、马庄、岳王、白杨林、柳林公社的江口、庙坪等地。访问了61岁至82岁的老人樊育才、周正、薜世德、彭育清、王宋建、陈玉林和老红军周昌义、胡得（德）荣等21人，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于1936年古历八月初二日，长征进入徽县，一部驻在永宁地区的永街、苏沟、周家嘴、两铺垭等地。周家嘴、两铺垭各驻一个班，苏沟约驻一个排，永街约驻一个团，总共约1200余人，是贺龙领导的部队，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六师师长贺炳炎，其中两铺垭、周家嘴所属部队的领导是十六团团长王金田、营长姬鹏飞。共驻17天，古八月十九日拂晓，苏沟、永街驻的部队由永宁出发，沿河北上，途经柳林、江口、庙坪、韩湾、麻庄、太白、高桥、麻沿、胡广去盐关，沿山林小路，绕道去陕北。
红军驻扎在永宁期间，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并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口号，并唱“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的歌曲。
把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家的粮食、衣物、银钱等收集起来，按户数人口分给穷人，并把猪羊宰杀后给穷人分给。
在有集市的一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结束后，招待群众吃了饭再回家。
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热爱穷人，深受穷人欢迎。
打土豪，打富济贫的实际行动，穷人深受感动。在穷人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群众给红军带路、送情报、背粮、做饭、召集开会等。
当时穷人为首的代表有岳王的岳会英、周沟的周巨英、周绪，苏沟的苏汉、永街的张秀玉、樊正海、林珠宝、刘长兴、薛海、郑明、刘锐、李万仓、周柏柱、罗河的李喜才等（现都已故）14人。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理“善后”为名，扬言要开个“人头”大会，对地方政权的穷人代表和帮助红军办事的人，施行阶级报复，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采取枪杀、捆绑吊打、上彩杆、拷问、关押、罚款等恶毒手段，如岳王的岳会英，红军走后逃跑外面十余天，古历九月初的某一天，刚回家住了一宿，当地团总、老财闻讯报给区镇公所，第二天清早，派队兵在家里叫至天主堂门前河滩上，当场枪杀。樊正海被吊在梁柱上拷打；周沟的周巨英上彩杆逼供。还有些捆绑送往县城关押二十多天，罚银元30多块，才放回家。
1936年古8月底驻永宁地区的红军撤走时，永宁自愿参加红军跟随去的有永街的赵童海、张秀玉、苏达武、刘长兴、刘尚贤、苏社坝，赵峡的赵继光，高山的关银宝、陈阳顺，高庙的周昌义，梁村的李存、陈根祥、袁福，柳林的李热闹、冯生云等15人。除周昌义1949年回来外，其余人员至今无有下落和信息。
红军驻永宁休整期间，经常从东方（西安）飞来敌机侦察，有时每天来，或隔日来，少则两架，多则三、四架，如发现敌机来了，红军就吹防空号，听到防空号，红军和老百姓都躲进屋子里，等敌机飞回后，才出外工作。
1982年8月21日
红军在伏镇的活动
我们对红军过境情况进行了调查，走访了伏镇前进大队当年参加过红军的贾万林，当年红军长征时掉队流落在伏镇官亭大队的冯维秀，榆树普驼大队支部书记杨风勤以及伏镇街市周围六、七十岁的老人。如：容和、冯青山、邱连成、施永年、邱来成、雷中林、叶仲英、杨玉孝、曹俊杰等28人次，被访的这些知情人和目击者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在搜集每一细节的基础上，通过核对，去伪存真，现将情况汇总报告于下：
1936年（民国25年）农历8月初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某部政治部率领红军指战员约800多人，从徽县城抵伏镇。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加之广大群众累受兵害匪劫之苦，心目中视红军如洪水猛兽，所以当红军先头部队一进入伏镇街头（当天正值伏镇逢集），群众便惊慌害怕，四处蜂逃。当时红军高举红旗，向群众宣传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要打倒土豪劣绅，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等，初步稳定了人心，恢复了市场秩序，随后红军后续部队陆续开到伏镇。
红军在伏镇驻扎期间说话和气，不损害群众利益，用实际行动很快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出逃的群众陆续返回，集市买卖交易恢复正常，街道上人来人往。红军通过访贫问苦，宣传串联，在当地一些“苦出身”的配合下，发动劳苦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游击队，打击土豪，救济贫苦。如给群众讲：我们常年辛辛苦苦，吃不饱，穿不暖，就是被地主土豪剥削压迫穷的，财主家的粮食、钱财都是穷人的血和汗，我们要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财产……
红军当时驻扎的地点有：伪联保处，大商号“隆盛丰”“存兴仁”，酒坊“春发永”“春发庆，”政治部设在“隆盛丰”商号的楼房。他们驻扎的地方还有：北阙下、石碑下、蔡家庄、山家庄、刘家庄、李家庄、张家庄等大户人家十多处。当时红军官兵一致，衣着无定规并出于保密的缘故，只知政治部主任姓刘。
红军书写的标语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抗日反蒋救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唱的歌曲内容有：“我们红军专打土豪资本家，保卫苏维埃中华，抗日反蒋、杀尽军阀……”青年同志们赶快打日本，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四省……
红军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组织游击队。队员约190余人，其领导人及活动积极分子有：王德才、姚喜荣、陈贵、杨占山、杨国川、陈兆勋、郭永州、贾万林、石秀山等，他们用红军发给的少量枪支以及长矛、大刀等武装了自己，活跃在伏镇境内的各村庄，随时随地向群众宣传，发动穷人没收土豪的财产分给穷苦人。他们的行动长了穷人的志气，大灭了土豪的威风。在革命力量的威胁之下，有的财主还主动献出粮食和钱财。如索罗的富户钱志献粮，受到红军的表扬；蔡家庄的财主杨清良领着游击队挖出他家密藏多年的银窖，挖出白银5000两左右，由18人背送县城红军领导机关（徽县城赵吾龙家）；被没收财产的财主家有：杨如棠、杨如棋、付左商、张巨德、郭集风、刘泰、田遇春、山积玉、田东阳等，处决了一个有罪恶的国民党的何队长。
驻扎期间，红军处处爱护群众，有借有还，秋毫无犯，卖买公平。如杨玉孝说：“红军当时借我家一口铁锅，用后还给了我二斗粮食”；卖烧饼的叶仲英说：“我每次把火烧送给红军，走时总要给我一笼子麦。”红军买群众的麻鞋等物也是以粮食作为酬金，决不让群众吃亏。还经常邀集穷人一同吃饭，发给穷人粮食、衣物等。农历八月十五，敌机来伏镇低空盘旋，扫射，轰炸，红军当即指挥群众分散、躲避。
总之，广大群众对红军是敬慕和爱戴的，当时190多名游击队员加人了红军队伍，随军北上了。
红军前后在伏镇驻扎了约17天，于农历八月十九日晚离开伏镇去徽县，据当时跟上红军走的贾万林说：“红军在徽县歇休了两天，约21日与徽县驻扎的部队一同出发，途经银杏、庆寿、陈家沟门、杨店胡台、任家峡门、东坡、火站，当晚住在榆树，第二天从榆树出发，向云雾山迸发，经砖磨沟、刘家磨下，四合沟门、下官上到达高桥，路过孙家庄、园场子、同瓦沟门下、崔家坝、黑松、甘沟门到麻沿的新店宿营。第三天从新店开拔，经杨家坝、四平、斩龙下，过麻沿河街到牡丹，穿过华子沟、骆驼堡子、见花年、柏家磨，进入天水县的成家河，向礼县盐关方向走了。
另有部分红军队伍从伏镇北上进峡，途经磨河坝、吊坝、剡家阙、到剡家坝，一路走了榆树普驮里，经楼房下、杨家河、蔡家河到榆树去高桥。另有少数红军战士从剡家坝去了山王河，经撒马寺、罗义、高松去高桥与高桥红军部队会合。
红军走后第二天，国民党某部十二师尾追至伏镇。
另外，据当年红军长征时掉队留落在伏镇官厅的冯维秀说：他原是四方面军的，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到了二方面军。后由哈达铺出发，攻克成县、徽县。他们部队驻在成县的店村，晚上他去查哨，迷失了方向，走到伏镇官厅，被冯世祥等人夺去枪支，并要活埋他，村上的老年人冯彩平以慈善心肠，好言劝告，收他给冯家当了儿子。他们的部队北上了。他当时年龄小，大约是从中集、卯上堡、冯家山走到官厅里来了。
据当年跟随红军北上的老红军赵健有（解放后年老退伍，现在高桥四合队）说：民国廿五年农历八月他在徽县境內参加的红军，是红二方面军贺龙的队伍，他参军后随部队去克两当，攻战杨家店，后又去攻陕西凤县，因城门关了，我们又撤回杨家店，农历八月十五过后，部队向徽县永宁、韩家湾进发，途经纪家砭、苟店到高桥砖磨沟，在高桥与徽县开拔的红军会合。
驻扎徽县的红军由县城出发经银杏北上，途经榆树到高桥，红军在高桥会合，一路从高桥走了麻沿；一路从高桥走到渭儿沟，途经白蜡（音）峡、李子园、花园沟、樊家窑，去天水县的大门镇，经吕家坡、义门台河通到汪川、小天水、罗家堡到礼县的盐关。
驻扎成县的红军从水泉、王磨、黑阴沟、黄渚关到达汪川，与徽县高桥开拔的红军会合，到罗家堡、盐关与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后到红河、杨家寺、北上向临夏、靖远、海原进发。
红三十二军好多都是女兵，流落高桥的红军聂明成的老婆就是当年的红军女兵。
赵健有说：我是红六军模范师（后三五九旅）49团一营二连的战士。当时很保密，首长的姓名，要去的地方以及经过的地名都不让打听过问。军纪严明，唱的歌曲如：“上门板捆铺草，室内室外要打扫；不要群众针和线，借人东西要送还；损坏东西要赔钱”……行军唱的歌曲如：走起路来有精神，努力爬山打冲锋，行军工作要做到；不怕黑天，不怕夜晚……”
调查人：秦琏、杨守忠
泥阳中秋来红军
1936年中秋，贺龙率领红军北上抗日，曾路经泥阳，并驻扎三天。
红军从四川松潘一带往北行至成县，在成县抛沙裴家坟一带与国民党中央军及伪地方保安部队作战，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红军撤退继续北上。
同年古历八月十三日，红军从成县出发分散来到泥阳，准备向徽县进发。一部行至折家庄向南经冉家庄、尹家寨，住中集寇家庄的罗克俊及寇西元家；一股翻越虎含亚入泥阳川坝，住文家庄文藏珍家及阎家沟门阎尚达、阎献信、阎兴刚家。一小部作为先遣进峡谷直插江洛。
红军行军都是分散进行。为了隐蔽，头上戴着柳枝草帽，身插杨柳条。衣着非常简单，极不整齐，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和鞋袜，也有男着女装的，女穿男鞋的。枪枝长短不一，有身背马刀的，也有赤手空拳的。
在泥阳驻扎时间较短，共居三天两夜，在驻地期间，曾到过何庄、王窑、李庄、苟庄、街道等地。红军主要活动是打土豪救济贫苦；发展人员，壮大队伍宣传红军播撒革命火种。
红军到来之后，地主、恶霸闻风逃避，十四日下午从大寨抓来恶霸地主柏廷举和阎门的“三阎王”阎献信（据说交了钱粮后释放回家），杀了文藏珍和阎尚达家的三头大肥猪；同时把粮食分给穷人，分到粮食的有文庄的老料、赵家人、文让连和阎门的阎锡。但对老百姓却秋毫无犯。
红军到处刷写标语，召集群众大会，曾在中集张学明家场里和寇西元家开过群众大会。
在泥阳发展的红军战士有文庄的张进录、文金堂的父亲文角背，何家庄的何福海，王窑的王二喜，杜坪的赵起水，李磨的李琪（琦）等三人（是在成县跟去的），文金堂的父亲还给贺龙拉过马。
红军撤离泥阳时，还留下了个联络员叫王廷（清）良，后来失去了联系，一直落在泥阳理发。
泥阳人民欢迎红军，爱戴红军，阎沟门的老台（已故）每天做豆腐，送担到文家庄。八月十五日夜晚红军去伏镇时，李庄的杨兴才（已故）做向导带路，为了纪念红军有人把新生儿起名为“红生”。
红军驻泥阳时，敌人多方围追堵截，进行侦探和骚扰，古八月十五日敌机低空飞旋，在文家庄南端大墓下，扫射正在路上的红军战士，两位红军急忙躲到庄边大树下，幸免伤亡。十六日下午又从江洛追来约一营敌军，红军已于十五日夜撤离泥阳，从阎门出发，向东经柏亚子、剪子坝、官厅、东西沟，直指伏镇，最后到达徽县城北山神庙。敌师长在阎门的桑树坟召集敌兵训话，并按照地图上的路线，于当夜追赶红军，经向红川、伏镇一带。
调查整理人：陈尚军、王生明
“八·一六”江洛战斗
1936年10月1日（古历八月十六），贺龙部队约一营人，经泥阳进驻江洛，当日与国民党十二师接火，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
那日，时值逢集，约中午一时多，赶集的人群川流不息，红军为了宣传抗日，在中街水渠子下的街市中心摆着一张方桌，有一四川口音的细高个儿的红军战士，正在向群众宣传讲话，被国民党的便衣匪军开枪打死，跟随的其余四、五名战士，其中二名趁着荒乱隐藏了尸首（藏在下街柳林子的荒草丛中），还有二名急忙通知正在下街头休息的大部队，红军战士攻上来时，不见了伪匪便衣，只听见东西北几面枪声四起，我一营红军被敌一整师包围得水泄不通。
红军部队鉴于敌众（系伪天水驻军，唐师长部约一师人）我寡决定撤退，拼死打开一条缺口——即通向徽县城的店儿沟大路。用两挺重机枪把守了店儿沟口佛儿崖南北两个山头，掩护着一营红军及跟随的妇女老幼撤至游龙的马湾、光山一帶驻扎稳妥，方才停歇。
据传，这位光荣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尸首，在夜幕降临时，被几名冲破层层封锁的红军战士抬进了店儿沟，向游龙方向去了。
八月十二、十三日陆续进驻江洛的先头红军约十多人，主要任务是打前站、安排食宿、掌握情况、刷写标语（曾在现江洛营业所墙头写：剿匪抗日。）先遣红军分驻三家：王志模、王信之、殷汝南家。还分过王志模家的粮食给穷人，马世荣、安长来、殷疙瘩父亲等人。
十七日从天水方向飞来了一架敌机，空投了枪支弹药。伪军在江洛、泥阳一带周旋了四、五天后才全部撤退。
江洛之战后，红军部队在游龙、马湾住宿一夜，又进军徽县，与从泥阳小路前往徽县的部队会合于城北山神庙。
陈尚军、王生明调查整理
1982年9月8日
马建勋老人谈红军长征到徽县
我叫马建勋，生于1925年，今年93岁。红军当年到徽县时，我11岁了，有些情况还能记起来。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不要宗教，要洗回灭教。所以，红军还没有来，把老百姓都吓跑了。我父亲就领着我跑到了焦家沟（水阳），因为我外公在焦家沟有一处山庄，我们就都在焦家沟住下了，不敢回来。过了两、三天之后，却没有听到说红军杀了什么人或者占了清真寺还是把回民拉去怎么样了，于是我们就又都回来了。回来一看，红军在清真寺前的照壁上用蘸了石灰的笤帚写着：“红军保护清真寺！”、“红军联合回民反蒋抗日！”等标语口号。当看到这些标语后，大家才知道，红军不但不灭我们回族，而且还要联合我们打倒蒋介石，抗日救国，其他吓跑了的人也就慢慢地都回来了。我记得红军来到徽县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就在东关马坪巷巷里的马平德家里召开了会议，红军的几个大官都在，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安排人杀了鸡，宰了羊，蒸了那么大的白面馍，我们小孩子家当时很少吃白面馒头，也很没见过白面馒头。红军就把人都叫了去，说是开会哩，其实是让大家吃饭哩。红军和老百姓坐在一起，不分你我，红军首长说：“我们是红军，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军队，是穷人的队伍，我们要北上抗日，从你们这里路过，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今天与你们联络联络，给你们讲一下政策。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又过了三、四天，红军在东街的文庙大成殿（里面有孔子塑像）院里召开了万人大会，红军总指挥贺龙亲自到会并讲了话。当时我才十一岁，跑到会场去看热闹，看到贺龙是个大个子，浓眉大眼，站在一个木凳子上，因为那时候没有广播，也没有喇叭，站得高一点，大家就能看见，讲话也就能听见了。讲话结束后，就成立了一个抗日民主联合政府，选举青年阿訇马克仁为县长，马克仁当时在东关清真寺里当阿訇，与我们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回民都很高兴，因为回民当时很没有当官的，红军来了不但联合我们回民反蒋抗日，而且还把我们回民青年选成县长，这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接着，红军又在东关里组织了四个抗日反蒋委员会：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哈家巷巷里的哈永昌家里；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漫水桥上面的何嘉猷家里，原来的书上把何嘉猷的“猷”字写成了“〓”字，当时是写错了，何嘉猷比我大一点，是我大师哥，所以我知道；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继周家里；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德昌家里，马德昌是我姑父，有的书上写的是马国元家里，他们是父子关系，其实是一家人。
还有我所见到的就是当时红军队伍里的女兵很多，对小孩子都特别爱护，每天下午有七、八个女兵，把小孩子们都叫到东关清真寺姆拉楼前教着唱歌，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都坐在姆拉楼前面的石头台阶上，其中有个女兵说：“大家都坐好，把手都放在腿上！”我们就都乖乖地坐好，把手放在腿上，然后她们就开始给我们教唱歌，其中有一首歌我还记得很清楚，歌词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大家把这个杀字就都记下了，人家教的时候只有一个杀字，我们唱的时候却连着唱几个“杀”字，最后唱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杀……杀……”。这些女兵大部分是四川的，我估计当时从江西（应为湖南）出来后，有一些战士牺牲了，就在沿途又边走边招，而且有很多都是大学生，文化程度相当高，唱歌、讲话、搞宣传都很有水平。
红军还在我家里住过，当时我们家住在东柳沟。这些红军战士白天都不见人，可能是出操或训练去了，晚上就都回来悄悄地住下了。我们小孩子家也不敢过问，但是每天起来后看见院子里总是打扫地干干净净的，水缸里的水也挑满了，但他们并没有向房东表白，说我们给你把水挑下了等等之类的话。他们在我家里住了三四天后就开走了。当时，我1岁，论年龄应该上小学五年级了，但因为家里穷上学迟，所以那时才上
三年级。对红军在徽县的一些情况也记得比较清楚。在红军到来之前，徽县当时的县长赵宝箴就领着政府官员和保安队的人跑到严坪山上去了，等红军走后才回来了。
另外，有一天，红军的几个女兵正在南河里洗衣服，突然国民党的飞机飞来了，往下面扔炸弹。当时，我父亲领着我去城南面的刘家磨去磨面，面磨完后背着面正往回走，看到飞机来了，而且飞的很低，飞机里的机枪都能看见。父亲就赶快把装着面的白口袋放在地上，然后人爬在口袋上，把口袋遮挡住。因为在这之前听人宣传说飞机能看到白颜色的东西，我和父亲赶忙用身体把白口袋堵住，飞机看不见我们，就不会被炸弹炸着了。我们往磨坊走的时候，看到有几个女兵在洗衣服，回来时听到有人又哭又叫的，其中有一个女兵用四川话说：“唉哟，我的妈哟！”据说有一个女兵被炸伤了，是不是炸死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也不敢到跟前去看。后来听说没有死，被抢救过来了。
红军总指挥贺龙当时就住在旧城天主堂里，北街里有个福音堂，据说政治部就设在福音堂里；被服厂设在昊家巷那一片。据说贺龙拳打得好，所以每到一处都要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拳师。来到徽县后，他听说燕二教、燕三教兄弟二人武功很高，于是便登门拜访，最后他们还成了好朋友，燕二教还让他的徒弟马克仁给红军传授了他们家的独门武功——燕家无敌刀。也正因为这样，红军和马克仁关系比较熟，对马克仁也比较了解，于是就推选马克仁当了徽县的县长。红军走了以后，燕二教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当时应该是五十多岁，我记得当时燕二教已经是个半搭子老汉了，燕三教也在解放前生病去世了。
我能记起的也就这些了，因为时间太久了，过了都80多年了，再说我当时也还是个小孩子，有些事情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
马忠义谈母亲郑清芝参加红军情况
马忠义
我的母亲郑清芝，生于1913年，四川省通江县人，原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她于1931年在原籍参加红军，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先后任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1937年随西路军西征时在高台县作战中被打散，1938年流落定居徽县。她生前经常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给我们讲当年红军长征的亲身经历。她的回忆每次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让我终生难以忘怀。现将我母亲的回忆简要整理如下：
1932年，红军入川时，十三岁的我还是充满稚气的少女，被八角帽上那颗红星深深吸引着，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翻身得解放，我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多少姐妹都倒下了，我幸运地活下来了，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一腔腔爱国的热血，还有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情景，即使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可见，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1935年，我随红四方面军从家乡四川省通江县出发，冲破敌人前堵后追及重重包围，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越人烟稀少的藏族地区，沿着崎岖的山路，攀悬崖，过栈道，穿密林，渡急流，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出了腊子口，行军中时常见到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去了，那时的红军干部战士骨瘦如柴。加之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由于吃够了远离中央和雪山草地反复行军的苦头，渴望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统一指挥，早日走上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应为1936年9月），奉命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政治部提出了“要大家吃得好”的口号，每个连队战士的每顿饭有三荤两素，经过在哈达铺十多天的休养补给，战士体力得到恢复，精神振奋，战斗力大大提高。在长征途中，由于我能吃苦，思想好，表现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给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当过警卫员，后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等职。
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的同时，在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基础上，经过简单体检，一千三百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了妇女先锋团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这些女战士和男战士一样，留短发，打绑腿，每人一杆枪，几颗手榴弹，一切按正规化武装部队装备，下辖三个营，共九个连，我被编到二营三连任指导员。妇女先锋团奉命向靖远县的黄河岸边出发，两、三天后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随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配合红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同阻截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血战。大概是1937年1月，总供给部和妇女先锋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临泽城內。妇女团的女战士全部到守城第一线参战，有武器的用武器，没有武器的就用石头，战斗十分激烈，白天不断地击退敌人的进攻，晚上又忙着加固城墙。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城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地上洒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此次战斗有四百多名女战士壮烈牺牲，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由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山丹、古浪一再失利，原来分散到各军的女战士又集中到一起，白天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病员；晚上站岗放哨，担任警戒。1937年3月份西路军余部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由于弹尽粮绝，失去战斗力。为了利用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我们奉命采取了“轻装”和“变化不测的战术”的作法，妇女先锋团幸存的数百名女战士，只能就地分散自谋生路了！失掉了主力部队的依托，离开了集体，失掉了武器，这些在冰天雪地中顽强挣扎的女战士，即使再有本事，也难免被冻死、饿死……
讲到这里，母亲流泪了，她说：“我们的命苦啊！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的红军女战士，又遇到了这种欲哭无泪、求救无门的境地。”
母亲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一直保持着红军的本色，对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战斗中临危不惧，失散后顽强不屈。建国前后积极迎接解放，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解放初期还在四川老家任过区妇女主任。
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他（她）们有的曾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他（她）们一一营救收容归队，才使他（她）们长期流落他乡，备受煎熬。“文革”后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党和政府提高了他（她）们的生活待遇及住房条件，医药费也全部由政府报销。
母亲生前给我讲：“我是红军老战士，党和政府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你们是红军的后代，要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刻个（红五星）。”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浓缩了母亲一生的那颗“红五星”真正的含义，她用她的一生来阐释着对“红五星”的无限热爱。她忠于红军终于党，至死亦然！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由原黴县粮食局退休干部马忠义整理并提供）
徽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5月3日信收悉，所要材料根据我现在的记忆如下：
当年参军和红军在本县的活动情况
1936年9月中旬（阴历八月十五前约一星期），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一部分，消灭了国民党住本县的保安部队后进入徽县城。
我当时亲眼看到红军部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其他部队对老百姓是打骂拿东西，而红军住在我们院内说话和气，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官兵一致，借用了百姓的东西很快归还原主，烧了百姓的柴禾，买回就还等等。向群众宣传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榨穷人等，我们一听就懂，都很拥护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
住在县城一带的红军，发动群众，时间不久就开展反恶霸打土豪，反压迫反剥削的活动，废除保甲制度，在县城内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随后动员劳苦群众、贫穷青年参军，解放全国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人；向群众宣讲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保护穷人利益的军队等。于是，我抱着不受压迫不受剥削的愿望参加了红军。我参军时的年龄实际才只有14岁（我出生于阳历1921年11月10日，阴历辛酉年十月十一日）。我刚参加的部队叫新兵团，部队离开徽县不久，新兵团被编入正规红军，我被分编到二军六师十八团一营任战士。
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不到半年时间，在春节前的一天，组织派人给我谈话，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什么事都不懂，也害怕参加什么党派的，经过同志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目的等以后，理解到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才有了浮（肤）浅的认识。由于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和信任，便于1937年2月在陕西某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审查我家庭情况后定为贫农，所以入党后没有候补（预备）期。
在部队的经历和调地方工作
部队从徽县出发，沿途行军打仗，风餐露宿，爬（跋）山涉水，经受了国民党军队空中扫射轰炸，陆地前堵尾击，于12月胜利地到达了陕西地区。西安事变后，部队才有了住（驻）防休整的机会。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北上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一直在这个部队，1938年底，部队从山西省晋西北地区进入河北省冀中地区，与日寇作战。1939年春，我由营里调到师部做机要工作，该年冬，部队由河北省调回山西省，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直到山西全境解放，后随队解放大西北。1949年9月部队解放了青海省，为了建立地方政权，我才被调入地方到省委工作。先后在省委、省政府、自治州工作，做过工交、财贸、统战、监察、建设、建材、环保等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处长、自治州的部长、省基建局副局长、省建委副主任、省环保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等职。1985年5月组织批准离休，离休时在省环保局。现住“四川省新都县青海干部休养所”（简称青海干休所）。
关于写回忆录问题。因我五十余年来虽有经历，但无突出功绩，对祖国、对人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者，做的都是平平凡凡、人人都可做到的工作，无实际内容可回忆、可写的，也没有这个设想
你们问的我是否还有认识的、知道的徽县和我一块参军的同志下
落，别人不知道，现只知道青海省交通厅尚有一位叫李富娃的，请联系。以上情况仅是我的经历过程，不一定准确，只供你们作素材和参考用。我的近照底片随此信一并寄去请收。
谢谢！
致礼！
吕登洲
1988年5月18日
红军战士唐瑛给徽县党史办的复信
徽县党史办：
来信收到，看后心情十分激动，组织上让我写回忆录之事，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人文化程度低，年迈记忆力差，好多经历也记不甚清楚，加上当时我年龄小，还没想到将来会这样做，所以，从没把这些战斗经历归纳在一起。
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除极个别同志外，大多数参加红军的人都为徽县人民增了光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虽然本人多次受过伤，但没有倒下，这都是先烈们用他们的生命才换来我的生命，使我活了下来，现在是二等残废。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已的生命，有些同志流血幸存下来。
组织今天要我回忆一生走过的战斗历程，记载于徽县党史之中，使我感恩不尽，这是组织和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爱护和信任，说明党和徽县的人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这个少小离家现在外地的一个普通干部，我感谢家乡人民。遗憾是不知从何说起，今据我再三追忆，略谈一点，供你们参考。
参加红军的经过和简历
我叫唐瑛，生于1922年12月8日，原籍徽县石佛寺乡李家庄，现为徽县东关回族自治乡李家庄村。
1936年古历8月，红军长征来到徽县，住有近一月时间，我在本村参加红军，记得是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二军团。参加红军不多日子，就编入二军六师十八团一营四连当战士。“双十二”事变后，部队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①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营四连九班，青年娃娃班”。1937年1月在陕西北潼关，由共产党员杨成贵班长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初，我被调到司令部担任勤务兵，到1940年这段时间部队在晋察冀、晋绥一带，与日寇作战。1941年在晋绥二分区政治部通讯警卫班里，我担任班长。1943年调往山西河曲县游击大队，担任支部书记。1945年4月调晋绥五分区三团一营三连任政治指导员。
1948年4月赴陕西澄城教导团学习，担任学员班长。次年3月担任五旅三团一营教导员，不久调三军炮兵团政治处担任组织股长。1952年在张掖三军后勤农场担任教导员、党委副书记。
转业后，先后担任过场长、站长、厂长、党组书记等职，1963年调到庆阳地区物资局任副局长。1983年3月离休，住庆阳地区老干部休养所，离休时为行政14级。
红军在徽县活动的概况
红军在徽县进行部队休整时，向地方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领导穷
①应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
人闹革命的政策和革命道理，并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记得当时徽县加入红军的有1000余人。在人民群
众的大力支援下，为部队筹集补充了衣服和粮食，为红军继续北上奠定了基础。
红军离开徽县，续继向陕北苏区迸发，一路兼程行军作战，山城堡一战是到达陕北的最后一次大战。这一战，我们一块的同乡就牺牲了不少人。“双十二”事变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我们的同乡不断减少，多少个战役，多少次战斗，都有战友倒下，今天活着的已经很少了。
1951年我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徽县，找到几户人家打听，多有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人、无家、无名。面对这种情况，我曾建议为这些烈士们修建纪念碑，使我们活着的人们都知道这些先烈们是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今天我们活着的人应记住过去的艰苦岁月，要振作起来，踏着先烈们的足迹，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加倍努力，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所有的光和热。
因本人文化程度低，写得不好，谨供你们参考，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唐瑛
1988年7月10日于庆阳
红军战士李富娃谈参加红军情况
1988年7月22日上午，我们在县政府招待所访问了回徽县探亲的老红军李富娃同志。说明来意，李老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谈起了他过去的经历：
1918年，我出生在徽县城西北20余华里的向家河山村，由于家境贫寒，很小便开始帮家里干活，上山砍柴、放牛、种地、帮人家干活等等，农闲时背着到城里卖柴，以换些油盐等。
1936年古历8月间，四乡到处风传红军快来了，说法各异，说红军杀人放火，祸害百姓；说红军抓兵拉伕，偷鸡摸狗等等，乡邻们都赶着牲口上山了。当时年满18岁、已是家里主要劳力的我，也随着大家上了山。住了几日，不见动静，就都陆续下山回家了。一天，我正在河湾割草，来了三男一女四个当兵的，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看便知道是当兵的。他们称我“小鬼”，待人非常亲切，说他们是红军，问我听说过红军吗？我心里很害怕，说听说过，都说红军杀人放火，抓兵拉伕。他们听了笑了笑说，你看我们象杀人放火的吗？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闹革命的军队，那些坏话是敌人的谣言，是破坏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的话。听了他们的话，我消除了害怕和疑虑，渐渐产生了好感。随后他们又问了我的家庭住址、状况等，问我愿不愿意当兵，因初接触红军，还不知底细，就回答说不愿意当兵，他们为了动员我参加红军，就不厌其烦地又向我讲了一些参加红军的道理。这些道理我听起来既新鲜又实在，看着眼前的红军，我的心有点动了。次日，他们来到向家河，寻到我家里，看到我家一贫如洗，就两间破草房，屋里连个坐的都没有，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动员我参军。通过这些接触，我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当红军去的想法。说服了家人，告别了乡邻，当天就随他们到了县城。领我理了发，换上了灰布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暂分配到扩红宣传队活动，住在城北山神庙，每日随队去剪子坝、马莲滩等一帶乡间访贫扩红。利用活动的间隙，我返回向家河，动员了和我一块耍大的三位好友蒋娃子、张某和张贵生参军，他们看到我精神焕发的样子，欣然答应了。
刚过完八月十五两、三天，红军要离开徽县，我们想回家告别一下家人，领导说军情紧急，敌人已经迫近了，不能回家。几个老乡一商量，不回就不回，跟上走吧！（可能是怕我们回家不来了），于是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徽县城。俗话说：“故土难离。”当时的心情虽说有点难舍，稀里糊涂也就跟着走了，谁知一走就是几十年。
离开徽县，一路艰苦行军，不多日子到了会宁，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会师。我由宣传队分到十八团当兵；张贵生中途掉队回了家，张某在甘肃洪德作战中不幸牺牲。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们整编为八路军，过黄河进入华北与日寇作战，在山西雁门关进行了著名的伏击战，战斗打的相当艰苦，敌我伤亡严重，战斗结束我们连仅剩下5个人，蒋娃子也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寇子弹打断了腿而残废，以后听说住在延安荣誉军人疗养院，组织上帮助成了家。我几找不遇，前几年我随青海省参观团到延安观光，又专去查访，未果，据说前些年搬走了。
1956年我第一次回到离开20多年没有通过音讯的家乡，许多人多已作古，乡邻都不敢认了，都说，你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笑着说：我是死了，可又活过来了。我活着，可这是死里逃生啊！多少次死里逃生，记不清了。记得出徽县不久，我们几个掉队遇上了敌人。我们拼命在前边跑，敌人在后边追，由于我个子矮小，落在了后边，眼看要被抓住。在爬一个土坡，敌人一把抓住我的背包，我急中生智，两手把背包绳一丢，敌人跌了一跤，翻下了土坡，我才得以脱身，追上了后续部队。事后想来，真是危险，险些做了刀下鬼。
今天是我离开家乡50多年的第二次回来，近些年来，家乡的变化的确不小啊！我这个出门半个世纪的家乡人，真想回来在故土安渡晚年！是啊，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谁不愿老有所归，荣归故里！然而，这些老前辈，老红军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们少小离家，老大不还，做出了多大的奉献啊！
望着李老清瘦的面容，静听着他对往事的回忆，我们仿佛置身于激烈惊险的战场，耳边似乎响着前辈们与敌人的拼搏声。谁也不能忘记，谁也应该记住：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先烈们为了今天的幸福，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要把先烈们未竞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衷心地祝愿李老健康长寿，祝愿所有活着的老红军、老前辈健康长寿！告别了李老，我们想了许多许多……
岳会英烈士的调查材料
（根据岳乃英、岳桂莲口述整理）
1985年9月23日走访了永宁镇岳王行政村——岳家台台子71岁的岳乃英老人，系岳会英的堂弟，他回忆说：红军来永宁的那个部队是由梁垭来永宁住下的，原来听人都说“红军来了杀人放火”，所以把人都吓跑了，人们都叫跑红军哩，我哥哥岳会英没有跑。
在永宁住下后，一部分来到岳王住在天主堂，我也吓跑了，后我哥哥到处找着把人都叫回来了，他说红军来了根本不杀人放火，爱穷人给穷人分粮食吃，还把拉来的猪杀了给穷人吃哩。人们都回来了，事实上红军就是对老百姓好。岳会英带头给红军领路打土豪，把大户人家的粮食、生猪、衣服，除部分留作军用，大部分给穷人。红军住在这川里，发动农民做鞋袜和棉衣服，以作军用。在天主堂成立了永宁苏维埃政府，推选岳会英当政府主席，这是我听说的。
红军走后引起当时地方上的绅士、大户老财的仇恨不满。有地方上区政府的区长谢子祥、周子敬等，还有永宁一道川的团总，这一伙人把岳会英哄着叫去，杀害在天主堂门口里，具体时间是红军走后有一月的天气，记得是11月1日晚杀害的。
回忆红军在徽县
毛秉元
1936年古历8月间，贺龙领导的红军来到徽县。初来时，由于群众对红军不了解，所以就都跑了，我们家也跑到荊竹林沟里，住了两天。听人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害百姓还爱老百姓特别对回民很好。谁的家里没有人，就不进去，在清真寺门上还站的岗，，保护了清真寺，防止坏人乘机破坏，我们听了以后都就回来了。红军驻扎期间，对我们回民的风俗习惯很尊重，也有的红军战士不知道我们回民不吃大肉，把大肉提到家里，一说明就提上走了，不在回民家里做大肉。
红军在我们东关，发动群众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东关马平德家，委员长是马平德，即现在的马继周家，下设四个抗日反蒋委员会：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守智家，委员长是马维英；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德昌家，委员长是李玉泰；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苏二；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毛崇芳。红军还推举回民马克仁为徽县苏维埃政府县长。
红军驻扎期间，进行了打土豪活动。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除部分自用外，大部分都给了贫苦农民和市民。一次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的委员长马维英批条子，派人带路去抓联保主任张守巨，张在逃跑时把一条腿摔断了。红军走后，张守巨将马维英告到国民党县政府，马维英被扣押了三月之久，后花了些钱才放出来。红军提出的口号是“不打回民土豪”，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只有把回民马德昌家的粮食动员出来，救济了贫苦农民。在城周围的汊民中，打了几户土豪，有石佛的董义，新寺的焦生民，银杏的杨槐青、杨金（生）堂、刘德成、付万全等六户。红军走时，给清真寺送了一只大座钟，解放后交给县文化馆了。红军走时参军去的有马克仁、杨茂林等，走上面那里打了一仗，这两人就掉队回家了。
红军在徽县的活动
黄家祥
1936年古历8月3日红军到徽县的。来时是从徽县北面来的，当时保安队守城，和红军打了一仗，红军把守北门的一个保安队员打死了保安队就撤出城了，是从南门撤走的。我们一家人也就往出城走，准备去双石铺，因为双石铺有我家的生意。我到了永宁，听说双石铺、两当都有红军，我们由永宁折向南、往略阳方向走去。到了黄沙河碰上徽县的县长赵保箴和保安大队副徐希孟、副官廖德明，还有县农会理事长刘裕祖（远峰）和王子才也在黄沙河。他们保安队杀着吃老百姓的牛，王子才说跟上这些胡弄哩，我们回县上去，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看了一下，红军纪律很好，并不害老百姓，我就仍住在城里。红军在驻扎期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在南门外炸死一名红军女战士。红军离开徽县的那天，早上已经走完了，中午还来了一架飞机轰炸，飞的很低，群众都很害怕，有一个人抬了一簸箕白面，在北街城隍庙的大院里地上写了“匪已北去”四个大字，飞机就飞去北面了，这次没投炸弹。
红军路过徽县情况
（根据毛鸿恩等人谈话整理）
这支人民渴望已久的子弟兵，竟于1936年阴历八月到达徽县城。当时是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等人的率领下，八月初二日由哈达铺来到成县，八月初三日晚来到徽县，全军2000多名战士，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散居在全县各村庄。东至永宁河，西止成县，南到刘家坪，北止伏镇一带。军部设在旧城天主堂，贺龙军长住旧城天主堂北厢房，甘泗淇住在北街福音堂。
红军来到徽县之前，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说什么“红军所过地方，寸草不留；红军有三十六杀”等等，因之造成有些农民离家外出，有些老乡闭门不出。红军进驻徽县后，纪律严明，首先为贫苦百姓撐腰，外逃的老乡陆续回家。红军指战员访贫问苦，组织汊回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有委员30多人，多系回汉贫民。并选回民进步青年马克仁为委员会主席，此后放为县长，下设文书，设立办公地点。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四个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在哈永昌院内办公，委员长马维英（回）文书王继明委员马佩伟马连军、马吉林、蔡景文、马玉州等30多人，都是回民；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在马继周院內办公，委员长苏二、委员马承吉等20多人；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在何嘉猷院内办公，委员长毛崇发，下设委员10人；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在马国元院内办公，委员长李玉泰，下设委员20多人。上述4个委员会在回民自治委员会的管辖下，听从红军指挥和指示，统一工作。当时，各个委员会在办公地点召集老乡开会，由红军战士宣讲时事、政策、抗日反蒋，委员会给红军筹粮、巡逻、带路等。
红军组织当地青壮年建立了自卫性的游击队。当时红军在西河坝当众宣传“红军是人民自已的武装部队，抗日反蒋叫人民作主。”听了红军宣传，许多青壮年纷纷入伍，伏镇成立了笫一游击大队，有900多人，队长贾万林（伏镇人），徽县大队有1000多人，队长王×（查究中），大队以下30人为一分队。游击队在红军司令部的领导下，以小分队为单位放哨，调查了解，打土豪。各大队按小队居住村镇，在村中路口派人站哨，严防坏人造谣生事，有一部分游击队，按委员会了解的线索，深入各村调查贪官污吏、土豪劣神为非作歹的情况，联系当地农民打土豪，从土豪的仓库里拿回劳动果实，除红军自用外，绝大部分分给贫雇农，救济穷苦百姓。
红军纪律严明，军民一致，和徽县人民建立了亲密友谊。红军提出有饭大家吃，每天在街上摆出肉菜蒸馍，叫过路的或赶集的老乡吃。
红军俱乐部在文庙前搭台子，唱戏两昼夜，马克仁县长还出了两次布告。红军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拿出财物送给当地人民，红军买东西除按价付款外，还补偿同样的东西，因此老乡往往钱物两收。如红军吃了伏镇附近地里的包谷棒子。就在地里的包谷杆上系上粮款；有个红军战士将城关老乡于于春母亲认为干妈，送给许多东西；回民马品珍给红军带路到永宁，红军给一块白洋作生活费。
红军在徽县期间，对少数民族更为关怀，号召回民起来当家作主。红军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在清真寺的照壁上写着“保护回民的清真寺，红军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民，不打回民的土豪”，“打倒压迫回民的汉官”，“红军联合回民抗日反蒋”等标语口号。所以，当地回民给红军做饭、缝补衣服、带路放哨。红军给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委员长马维英颁发了党证、臂章，给委员马玉川送了一个大铜壶，一块作臂章剩下的红绸子。
回民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据不完全统计达数十人，有的随军北上，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阴历8月19日，蒋机巡旋徽县，在县城投弹数枚，在南河桥炸伤一位女战士。还有长约1米的炸弹落地未曾爆炸。8月20日晚，红军由马品珍带路，沿榆树麻庄路过高桥北上。当地游击队1000多人随军离境。当时游击大队长是贾万林，副队长魏士成。魏士成随军北上后当了连级干部，1951年复员，是共产党员。
解放后，徽县各族各界人士在昊山建立纪念塔，追悼过去死难同胞。
红军在徽县的情况
（根据郭淑梅谈话整理）
民国二十五年，红军来徽县的。原来我没听说过红军，那天街上有人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红军是红脸，红胡子，见人就杀”。听了这些话，家里人都很害怕，当时我已经19岁了，家里便送我去永宁镇的苏沟亲戚家躲避。我去后不多几天，苏沟来来了红军，吓的我不敢出门。两三天后，庄里人说：“红军是好的，不打人、不骂人，不调戏妇女，还爱穷人”。于是我便回到城里，到城里后，我看到红军中还有女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当兵的。大概在古历8月15日左右，国民党的飞机来来徽县扔炸弹炸红军，把南桥都炸坏了，桥下有洗衣服的群众和红军女兵，把一个女红军炸伤了，以后听说死了，但我没有亲眼见，红军在徽县大约住了将近一月，是8月20日以后走的，天一亮，整过（个）走完了。红军的领导都是谁我不知道，只听说有贺龙，因为红军来后，在南门外打井，后人原来城里的水都是咸的红军走有些说贺龙来了有甜水吃了，后来有人把这事编成快板说。因为我当时也识几个字，爱听大人讲故事，他们对红军和贺龙的说法很多，我只记得这样几句“贺龙来了水变甜，穷人个个天，笑吃水不忘掏井人，留下万代幸福泉……”
关于红军过境调查材料
（岳王村王俊老人）
红军是1936年古历八月初一到永宁的，红军是由略阳上来住扎在永宁镇，岳王来了10多人，向老百姓宣传不要害怕，叫老百姓都回来收庄稼，有岳会英、岳全英、马永张、王俊、梁文贵、谢天宝、王正新、王定贤、李升彩、李顺夫等30多人，还有岳应兰也参加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并在岳王天主堂召开了大会，选举岳会英为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马永张为副主席，当时岳会英33岁，岳全英32岁，马永张40岁，王俊25岁。
岳会英给红军办粮食供给生活用品衣物等，打了大户人家的粮食、生猪，给红军吃，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分粮食、分肉、分衣物等东西，并领红军把徽县城里北街“同春和”字号药铺打了土豪，把北街昊家的两匹大白马牵走与其它财产一同交给红军，在红军撤走时，有岳会英、王俊等30多人的游击队，游击队队长是李顺夫。
岳会英牺牲时33岁。红军在永宁住时，敌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在古历八月十六日红军撤走的。走时岳王的游击队跟随红军出发由江口的罗坝河进沟走到大门镇，又折回李子园，由李子园回到小天水、平南住下，第二天我们的这个师开走了，把两当开来的那个师留在小天水打仗，损失很大，我们这个师开到红河杨家寺，在古城住下又到了广录坡与敌人打了仗。在小天水打了一仗损失很大伤亡多，岳会英掉队了，没有跟上部队就回来了。红军撤走后地方上的区公所，民团组织了一个清乡队（也叫善后清查队），清查给红军办了事的人和红军流落人员。结果岳会英没有跟上红军去，回来后被清乡队抓去，杀害在岳王天主堂门口了。
跟红军去的30多人游击队都编到部队里，一边走一边跑，我从洛门过了渭河后，一天敌机来了五次轰炸我们，我跟到会宁逃跑回来了。我在司令部的宣传科当宣传员，一天写标语，司今员姓什么，叫啥我都不知道，一天不敢走，白天飞机轰炸，都是晚上出发行军，走到什么地方也记不清楚，我们都是新兵，也不敢问人家首长的姓名。我就记得这些，人老了前后乱记下的这些事。
记录：
王新民
1986年10月6日
红军驻扎李家河
（何书贤、李占武谈话记录）
红军于1936年9月间，先来我村两人，一个叫夸夸排长（脸上有伤疤印），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叫老百姓不要怕，不要跑，红军不抓兵，不要粮，打富济贫。把跑了的老百姓都叫了回来。过了两天，红军来了一百多人，住在柳树底下的李映汉家院里和李益奇家院子里。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把财主富人家的粮食、肥猪、衣服拿出来，供红军和全村穷人吃用，在本村打的富人有李时珍、李益奇、李更奇、李申、李绍武、李映汊、李映旭等八、九户人家。红军在本村共住了八、九天时间就走了，共搞富人的粮食五、六千斤，肥猪七、八头，部份（分）衣物、大烟、银元等。
红军驻扎期间，组织了李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是李三级（1985年82岁病故），下设四个分队：一分队队长何如珍；二分队队长李本固；三分队队长魏树德；四分队队长何光祖；共有100多人，据今能记起的有马拜过、尚新林、李川儿、何三拜、李聂绍等37人，其中大部分人行军到盐关时失散回家，还有9人至今尚无下落。红军在李家河驻了八、九天后，连游击大队一同出发往栗亭、伏镇方向去了。
红军在栗亭时，遭敌机轰炸，马拜过中弹牺牲，安埋后，红军给马的父亲马志成大烟一碗作为抚恤金。
红军过后，国民党县政府派去史军柱等三人在村进行报复,凡参加过红军的人和参加打土豪的穷人都抓起来刑讯审问，当过红军的人每人罚银元一块，还要摆酒席请客，将游击大队长李三级抓去捆绑吊打后，在县上押了一年多时间。将李凡、何朝江、李富邦、李有申押在县城两三个月，每家卖地两三埫（垧）才用钱赎出来；更可恶的是将马志成绑打后，没收了红军给抚伽的一碗大烟，才免了关押。
红军在永宁的活动
（魏正明、李跃进口述）
我们于8月8日至20日，历时13天，走遍了永宁公社的永街、罗河、高庙、苏沟、野狐坪、周沟、马庄、岳王、白杨林、柳林公社的江口、庙坪等地。访问了61岁至82岁的老人樊育才、周正、薜世德、彭育清、王宋建、陈玉林和老红军周昌义、胡得（德）荣等21人，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于1936年古历八月初二日，长征进入徽县，一部驻在永宁地区的永街、苏沟、周家嘴、两铺垭等地。周家嘴、两铺垭各驻一个班，苏沟约驻一个排，永街约驻一个团，总共约1200余人，是贺龙领导的部队，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六师师长贺炳炎，其中两铺垭、周家嘴所属部队的领导是十六团团长王金田、营长姬鹏飞。共驻17天，古八月十九日拂晓，苏沟、永街驻的部队由永宁出发，沿河北上，途经柳林、江口、庙坪、韩湾、麻庄、太白、高桥、麻沿、胡广去盐关，沿山林小路，绕道去陕北。
红军驻扎在永宁期间，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并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口号，并唱“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的歌曲。
把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家的粮食、衣物、银钱等收集起来，按户数人口分给穷人，并把猪羊宰杀后给穷人分给。
在有集市的一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结束后，招待群众吃了饭再回家。
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热爱穷人，深受穷人欢迎。
打土豪，打富济贫的实际行动，穷人深受感动。在穷人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群众给红军带路、送情报、背粮、做饭、召集开会等。
当时穷人为首的代表有岳王的岳会英、周沟的周巨英、周绪，苏沟的苏汉、永街的张秀玉、樊正海、林珠宝、刘长兴、薛海、郑明、刘锐、李万仓、周柏柱、罗河的李喜才等（现都已故）14人。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清理“善后”为名，扬言要开个“人头”大会，对地方政权的穷人代表和帮助红军办事的人，施行阶级报复，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采取枪杀、捆绑吊打、上彩杆、拷问、关押、罚款等恶毒手段，如岳王的岳会英，红军走后逃跑外面十余天，古历九月初的某一天，刚回家住了一宿，当地团总、老财闻讯报给区镇公所，第二天清早，派队兵在家里叫至天主堂门前河滩上，当场枪杀。樊正海被吊在梁柱上拷打；周沟的周巨英上彩杆逼供。还有些捆绑送往县城关押二十多天，罚银元30多块，才放回家。
1936年古8月底驻永宁地区的红军撤走时，永宁自愿参加红军跟随去的有永街的赵童海、张秀玉、苏达武、刘长兴、刘尚贤、苏社坝，赵峡的赵继光，高山的关银宝、陈阳顺，高庙的周昌义，梁村的李存、陈根祥、袁福，柳林的李热闹、冯生云等15人。除周昌义1949年回来外，其余人员至今无有下落和信息。
红军驻永宁休整期间，经常从东方（西安）飞来敌机侦察，有时每天来，或隔日来，少则两架，多则三、四架，如发现敌机来了，红军就吹防空号，听到防空号，红军和老百姓都躲进屋子里，等敌机飞回后，才出外工作。
1982年8月21日
红军在伏镇的活动
我们对红军过境情况进行了调查，走访了伏镇前进大队当年参加过红军的贾万林，当年红军长征时掉队流落在伏镇官亭大队的冯维秀，榆树普驼大队支部书记杨风勤以及伏镇街市周围六、七十岁的老人。如：容和、冯青山、邱连成、施永年、邱来成、雷中林、叶仲英、杨玉孝、曹俊杰等28人次，被访的这些知情人和目击者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在搜集每一细节的基础上，通过核对，去伪存真，现将情况汇总报告于下：
1936年（民国25年）农历8月初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某部政治部率领红军指战员约800多人，从徽县城抵伏镇。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加之广大群众累受兵害匪劫之苦，心目中视红军如洪水猛兽，所以当红军先头部队一进入伏镇街头（当天正值伏镇逢集），群众便惊慌害怕，四处蜂逃。当时红军高举红旗，向群众宣传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要打倒土豪劣绅，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等，初步稳定了人心，恢复了市场秩序，随后红军后续部队陆续开到伏镇。
红军在伏镇驻扎期间说话和气，不损害群众利益，用实际行动很快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出逃的群众陆续返回，集市买卖交易恢复正常，街道上人来人往。红军通过访贫问苦，宣传串联，在当地一些“苦出身”的配合下，发动劳苦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游击队，打击土豪，救济贫苦。如给群众讲：我们常年辛辛苦苦，吃不饱，穿不暖，就是被地主土豪剥削压迫穷的，财主家的粮食、钱财都是穷人的血和汗，我们要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财产……
红军当时驻扎的地点有：伪联保处，大商号“隆盛丰”“存兴仁”，酒坊“春发永”“春发庆，”政治部设在“隆盛丰”商号的楼房。他们驻扎的地方还有：北阙下、石碑下、蔡家庄、山家庄、刘家庄、李家庄、张家庄等大户人家十多处。当时红军官兵一致，衣着无定规并出于保密的缘故，只知政治部主任姓刘。
红军书写的标语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抗日反蒋救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唱的歌曲内容有：“我们红军专打土豪资本家，保卫苏维埃中华，抗日反蒋、杀尽军阀……”青年同志们赶快打日本，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四省……
红军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组织游击队。队员约190余人，其领导人及活动积极分子有：王德才、姚喜荣、陈贵、杨占山、杨国川、陈兆勋、郭永州、贾万林、石秀山等，他们用红军发给的少量枪支以及长矛、大刀等武装了自己，活跃在伏镇境内的各村庄，随时随地向群众宣传，发动穷人没收土豪的财产分给穷苦人。他们的行动长了穷人的志气，大灭了土豪的威风。在革命力量的威胁之下，有的财主还主动献出粮食和钱财。如索罗的富户钱志献粮，受到红军的表扬；蔡家庄的财主杨清良领着游击队挖出他家密藏多年的银窖，挖出白银5000两左右，由18人背送县城红军领导机关（徽县城赵吾龙家）；被没收财产的财主家有：杨如棠、杨如棋、付左商、张巨德、郭集风、刘泰、田遇春、山积玉、田东阳等，处决了一个有罪恶的国民党的何队长。
驻扎期间，红军处处爱护群众，有借有还，秋毫无犯，卖买公平。如杨玉孝说：“红军当时借我家一口铁锅，用后还给了我二斗粮食”；卖烧饼的叶仲英说：“我每次把火烧送给红军，走时总要给我一笼子麦。”红军买群众的麻鞋等物也是以粮食作为酬金，决不让群众吃亏。还经常邀集穷人一同吃饭，发给穷人粮食、衣物等。农历八月十五，敌机来伏镇低空盘旋，扫射，轰炸，红军当即指挥群众分散、躲避。
总之，广大群众对红军是敬慕和爱戴的，当时190多名游击队员加人了红军队伍，随军北上了。
红军前后在伏镇驻扎了约17天，于农历八月十九日晚离开伏镇去徽县，据当时跟上红军走的贾万林说：“红军在徽县歇休了两天，约21日与徽县驻扎的部队一同出发，途经银杏、庆寿、陈家沟门、杨店胡台、任家峡门、东坡、火站，当晚住在榆树，第二天从榆树出发，向云雾山迸发，经砖磨沟、刘家磨下，四合沟门、下官上到达高桥，路过孙家庄、园场子、同瓦沟门下、崔家坝、黑松、甘沟门到麻沿的新店宿营。第三天从新店开拔，经杨家坝、四平、斩龙下，过麻沿河街到牡丹，穿过华子沟、骆驼堡子、见花年、柏家磨，进入天水县的成家河，向礼县盐关方向走了。
另有部分红军队伍从伏镇北上进峡，途经磨河坝、吊坝、剡家阙、到剡家坝，一路走了榆树普驮里，经楼房下、杨家河、蔡家河到榆树去高桥。另有少数红军战士从剡家坝去了山王河，经撒马寺、罗义、高松去高桥与高桥红军部队会合。
红军走后第二天，国民党某部十二师尾追至伏镇。
另外，据当年红军长征时掉队留落在伏镇官厅的冯维秀说：他原是四方面军的，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到了二方面军。后由哈达铺出发，攻克成县、徽县。他们部队驻在成县的店村，晚上他去查哨，迷失了方向，走到伏镇官厅，被冯世祥等人夺去枪支，并要活埋他，村上的老年人冯彩平以慈善心肠，好言劝告，收他给冯家当了儿子。他们的部队北上了。他当时年龄小，大约是从中集、卯上堡、冯家山走到官厅里来了。
据当年跟随红军北上的老红军赵健有（解放后年老退伍，现在高桥四合队）说：民国廿五年农历八月他在徽县境內参加的红军，是红二方面军贺龙的队伍，他参军后随部队去克两当，攻战杨家店，后又去攻陕西凤县，因城门关了，我们又撤回杨家店，农历八月十五过后，部队向徽县永宁、韩家湾进发，途经纪家砭、苟店到高桥砖磨沟，在高桥与徽县开拔的红军会合。
驻扎徽县的红军由县城出发经银杏北上，途经榆树到高桥，红军在高桥会合，一路从高桥走了麻沿；一路从高桥走到渭儿沟，途经白蜡（音）峡、李子园、花园沟、樊家窑，去天水县的大门镇，经吕家坡、义门台河通到汪川、小天水、罗家堡到礼县的盐关。
驻扎成县的红军从水泉、王磨、黑阴沟、黄渚关到达汪川，与徽县高桥开拔的红军会合，到罗家堡、盐关与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后到红河、杨家寺、北上向临夏、靖远、海原进发。
红三十二军好多都是女兵，流落高桥的红军聂明成的老婆就是当年的红军女兵。
赵健有说：我是红六军模范师（后三五九旅）49团一营二连的战士。当时很保密，首长的姓名，要去的地方以及经过的地名都不让打听过问。军纪严明，唱的歌曲如：“上门板捆铺草，室内室外要打扫；不要群众针和线，借人东西要送还；损坏东西要赔钱”……行军唱的歌曲如：走起路来有精神，努力爬山打冲锋，行军工作要做到；不怕黑天，不怕夜晚……”
调查人：秦琏、杨守忠
泥阳中秋来红军
1936年中秋，贺龙率领红军北上抗日，曾路经泥阳，并驻扎三天。
红军从四川松潘一带往北行至成县，在成县抛沙裴家坟一带与国民党中央军及伪地方保安部队作战，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红军撤退继续北上。
同年古历八月十三日，红军从成县出发分散来到泥阳，准备向徽县进发。一部行至折家庄向南经冉家庄、尹家寨，住中集寇家庄的罗克俊及寇西元家；一股翻越虎含亚入泥阳川坝，住文家庄文藏珍家及阎家沟门阎尚达、阎献信、阎兴刚家。一小部作为先遣进峡谷直插江洛。
红军行军都是分散进行。为了隐蔽，头上戴着柳枝草帽，身插杨柳条。衣着非常简单，极不整齐，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和鞋袜，也有男着女装的，女穿男鞋的。枪枝长短不一，有身背马刀的，也有赤手空拳的。
在泥阳驻扎时间较短，共居三天两夜，在驻地期间，曾到过何庄、王窑、李庄、苟庄、街道等地。红军主要活动是打土豪救济贫苦；发展人员，壮大队伍宣传红军播撒革命火种。
红军到来之后，地主、恶霸闻风逃避，十四日下午从大寨抓来恶霸地主柏廷举和阎门的“三阎王”阎献信（据说交了钱粮后释放回家），杀了文藏珍和阎尚达家的三头大肥猪；同时把粮食分给穷人，分到粮食的有文庄的老料、赵家人、文让连和阎门的阎锡。但对老百姓却秋毫无犯。
红军到处刷写标语，召集群众大会，曾在中集张学明家场里和寇西元家开过群众大会。
在泥阳发展的红军战士有文庄的张进录、文金堂的父亲文角背，何家庄的何福海，王窑的王二喜，杜坪的赵起水，李磨的李琪（琦）等三人（是在成县跟去的），文金堂的父亲还给贺龙拉过马。
红军撤离泥阳时，还留下了个联络员叫王廷（清）良，后来失去了联系，一直落在泥阳理发。
泥阳人民欢迎红军，爱戴红军，阎沟门的老台（已故）每天做豆腐，送担到文家庄。八月十五日夜晚红军去伏镇时，李庄的杨兴才（已故）做向导带路，为了纪念红军有人把新生儿起名为“红生”。
红军驻泥阳时，敌人多方围追堵截，进行侦探和骚扰，古八月十五日敌机低空飞旋，在文家庄南端大墓下，扫射正在路上的红军战士，两位红军急忙躲到庄边大树下，幸免伤亡。十六日下午又从江洛追来约一营敌军，红军已于十五日夜撤离泥阳，从阎门出发，向东经柏亚子、剪子坝、官厅、东西沟，直指伏镇，最后到达徽县城北山神庙。敌师长在阎门的桑树坟召集敌兵训话，并按照地图上的路线，于当夜追赶红军，经向红川、伏镇一带。
调查整理人：陈尚军、王生明
“八·一六”江洛战斗
1936年10月1日（古历八月十六），贺龙部队约一营人，经泥阳进驻江洛，当日与国民党十二师接火，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
那日，时值逢集，约中午一时多，赶集的人群川流不息，红军为了宣传抗日，在中街水渠子下的街市中心摆着一张方桌，有一四川口音的细高个儿的红军战士，正在向群众宣传讲话，被国民党的便衣匪军开枪打死，跟随的其余四、五名战士，其中二名趁着荒乱隐藏了尸首（藏在下街柳林子的荒草丛中），还有二名急忙通知正在下街头休息的大部队，红军战士攻上来时，不见了伪匪便衣，只听见东西北几面枪声四起，我一营红军被敌一整师包围得水泄不通。
红军部队鉴于敌众（系伪天水驻军，唐师长部约一师人）我寡决定撤退，拼死打开一条缺口——即通向徽县城的店儿沟大路。用两挺重机枪把守了店儿沟口佛儿崖南北两个山头，掩护着一营红军及跟随的妇女老幼撤至游龙的马湾、光山一帶驻扎稳妥，方才停歇。
据传，这位光荣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尸首，在夜幕降临时，被几名冲破层层封锁的红军战士抬进了店儿沟，向游龙方向去了。
八月十二、十三日陆续进驻江洛的先头红军约十多人，主要任务是打前站、安排食宿、掌握情况、刷写标语（曾在现江洛营业所墙头写：剿匪抗日。）先遣红军分驻三家：王志模、王信之、殷汝南家。还分过王志模家的粮食给穷人，马世荣、安长来、殷疙瘩父亲等人。
十七日从天水方向飞来了一架敌机，空投了枪支弹药。伪军在江洛、泥阳一带周旋了四、五天后才全部撤退。
江洛之战后，红军部队在游龙、马湾住宿一夜，又进军徽县，与从泥阳小路前往徽县的部队会合于城北山神庙。
陈尚军、王生明调查整理
1982年9月8日
马建勋老人谈红军长征到徽县
我叫马建勋，生于1925年，今年93岁。红军当年到徽县时，我11岁了，有些情况还能记起来。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不要宗教，要洗回灭教。所以，红军还没有来，把老百姓都吓跑了。我父亲就领着我跑到了焦家沟（水阳），因为我外公在焦家沟有一处山庄，我们就都在焦家沟住下了，不敢回来。过了两、三天之后，却没有听到说红军杀了什么人或者占了清真寺还是把回民拉去怎么样了，于是我们就又都回来了。回来一看，红军在清真寺前的照壁上用蘸了石灰的笤帚写着：“红军保护清真寺！”、“红军联合回民反蒋抗日！”等标语口号。当看到这些标语后，大家才知道，红军不但不灭我们回族，而且还要联合我们打倒蒋介石，抗日救国，其他吓跑了的人也就慢慢地都回来了。我记得红军来到徽县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就在东关马坪巷巷里的马平德家里召开了会议，红军的几个大官都在，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安排人杀了鸡，宰了羊，蒸了那么大的白面馍，我们小孩子家当时很少吃白面馒头，也很没见过白面馒头。红军就把人都叫了去，说是开会哩，其实是让大家吃饭哩。红军和老百姓坐在一起，不分你我，红军首长说：“我们是红军，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军队，是穷人的队伍，我们要北上抗日，从你们这里路过，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今天与你们联络联络，给你们讲一下政策。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又过了三、四天，红军在东街的文庙大成殿（里面有孔子塑像）院里召开了万人大会，红军总指挥贺龙亲自到会并讲了话。当时我才十一岁，跑到会场去看热闹，看到贺龙是个大个子，浓眉大眼，站在一个木凳子上，因为那时候没有广播，也没有喇叭，站得高一点，大家就能看见，讲话也就能听见了。讲话结束后，就成立了一个抗日民主联合政府，选举青年阿訇马克仁为县长，马克仁当时在东关清真寺里当阿訇，与我们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回民都很高兴，因为回民当时很没有当官的，红军来了不但联合我们回民反蒋抗日，而且还把我们回民青年选成县长，这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接着，红军又在东关里组织了四个抗日反蒋委员会：东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哈家巷巷里的哈永昌家里；东关口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漫水桥上面的何嘉猷家里，原来的书上把何嘉猷的“猷”字写成了“〓”字，当时是写错了，何嘉猷比我大一点，是我大师哥，所以我知道；东关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继周家里；东柳沟抗日反蒋委员会设在马德昌家里，马德昌是我姑父，有的书上写的是马国元家里，他们是父子关系，其实是一家人。
还有我所见到的就是当时红军队伍里的女兵很多，对小孩子都特别爱护，每天下午有七、八个女兵，把小孩子们都叫到东关清真寺姆拉楼前教着唱歌，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都坐在姆拉楼前面的石头台阶上，其中有个女兵说：“大家都坐好，把手都放在腿上！”我们就都乖乖地坐好，把手放在腿上，然后她们就开始给我们教唱歌，其中有一首歌我还记得很清楚，歌词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大家把这个杀字就都记下了，人家教的时候只有一个杀字，我们唱的时候却连着唱几个“杀”字，最后唱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杀……杀……”。这些女兵大部分是四川的，我估计当时从江西（应为湖南）出来后，有一些战士牺牲了，就在沿途又边走边招，而且有很多都是大学生，文化程度相当高，唱歌、讲话、搞宣传都很有水平。
红军还在我家里住过，当时我们家住在东柳沟。这些红军战士白天都不见人，可能是出操或训练去了，晚上就都回来悄悄地住下了。我们小孩子家也不敢过问，但是每天起来后看见院子里总是打扫地干干净净的，水缸里的水也挑满了，但他们并没有向房东表白，说我们给你把水挑下了等等之类的话。他们在我家里住了三四天后就开走了。当时，我1岁，论年龄应该上小学五年级了，但因为家里穷上学迟，所以那时才上
三年级。对红军在徽县的一些情况也记得比较清楚。在红军到来之前，徽县当时的县长赵宝箴就领着政府官员和保安队的人跑到严坪山上去了，等红军走后才回来了。
另外，有一天，红军的几个女兵正在南河里洗衣服，突然国民党的飞机飞来了，往下面扔炸弹。当时，我父亲领着我去城南面的刘家磨去磨面，面磨完后背着面正往回走，看到飞机来了，而且飞的很低，飞机里的机枪都能看见。父亲就赶快把装着面的白口袋放在地上，然后人爬在口袋上，把口袋遮挡住。因为在这之前听人宣传说飞机能看到白颜色的东西，我和父亲赶忙用身体把白口袋堵住，飞机看不见我们，就不会被炸弹炸着了。我们往磨坊走的时候，看到有几个女兵在洗衣服，回来时听到有人又哭又叫的，其中有一个女兵用四川话说：“唉哟，我的妈哟！”据说有一个女兵被炸伤了，是不是炸死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也不敢到跟前去看。后来听说没有死，被抢救过来了。
红军总指挥贺龙当时就住在旧城天主堂里，北街里有个福音堂，据说政治部就设在福音堂里；被服厂设在昊家巷那一片。据说贺龙拳打得好，所以每到一处都要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拳师。来到徽县后，他听说燕二教、燕三教兄弟二人武功很高，于是便登门拜访，最后他们还成了好朋友，燕二教还让他的徒弟马克仁给红军传授了他们家的独门武功——燕家无敌刀。也正因为这样，红军和马克仁关系比较熟，对马克仁也比较了解，于是就推选马克仁当了徽县的县长。红军走了以后，燕二教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当时应该是五十多岁，我记得当时燕二教已经是个半搭子老汉了，燕三教也在解放前生病去世了。
我能记起的也就这些了，因为时间太久了，过了都80多年了，再说我当时也还是个小孩子，有些事情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
马忠义谈母亲郑清芝参加红军情况
马忠义
我的母亲郑清芝，生于1913年，四川省通江县人，原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她于1931年在原籍参加红军，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先后任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等职，1937年随西路军西征时在高台县作战中被打散，1938年流落定居徽县。她生前经常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岁月，给我们讲当年红军长征的亲身经历。她的回忆每次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让我终生难以忘怀。现将我母亲的回忆简要整理如下：
1932年，红军入川时，十三岁的我还是充满稚气的少女，被八角帽上那颗红星深深吸引着，为了劳苦大众，为了翻身得解放，我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多少姐妹都倒下了，我幸运地活下来了，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一腔腔爱国的热血，还有一次次生离死别的情景，即使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可见，就好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1935年，我随红四方面军从家乡四川省通江县出发，冲破敌人前堵后追及重重包围，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越人烟稀少的藏族地区，沿着崎岖的山路，攀悬崖，过栈道，穿密林，渡急流，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出了腊子口，行军中时常见到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去了，那时的红军干部战士骨瘦如柴。加之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由于吃够了远离中央和雪山草地反复行军的苦头，渴望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统一指挥，早日走上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大概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应为1936年9月），奉命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哈达铺，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政治部提出了“要大家吃得好”的口号，每个连队战士的每顿饭有三荤两素，经过在哈达铺十多天的休养补给，战士体力得到恢复，精神振奋，战斗力大大提高。在长征途中，由于我能吃苦，思想好，表现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给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当过警卫员，后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等职。
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的同时，在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基础上，经过简单体检，一千三百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了妇女先锋团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这些女战士和男战士一样，留短发，打绑腿，每人一杆枪，几颗手榴弹，一切按正规化武装部队装备，下辖三个营，共九个连，我被编到二营三连任指导员。妇女先锋团奉命向靖远县的黄河岸边出发，两、三天后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随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配合红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同阻截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血战。大概是1937年1月，总供给部和妇女先锋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临泽城內。妇女团的女战士全部到守城第一线参战，有武器的用武器，没有武器的就用石头，战斗十分激烈，白天不断地击退敌人的进攻，晚上又忙着加固城墙。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城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地上洒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此次战斗有四百多名女战士壮烈牺牲，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由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山丹、古浪一再失利，原来分散到各军的女战士又集中到一起，白天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病员；晚上站岗放哨，担任警戒。1937年3月份西路军余部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由于弹尽粮绝，失去战斗力。为了利用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我们奉命采取了“轻装”和“变化不测的战术”的作法，妇女先锋团幸存的数百名女战士，只能就地分散自谋生路了！失掉了主力部队的依托，离开了集体，失掉了武器，这些在冰天雪地中顽强挣扎的女战士，即使再有本事，也难免被冻死、饿死……
讲到这里，母亲流泪了，她说：“我们的命苦啊！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的红军女战士，又遇到了这种欲哭无泪、求救无门的境地。”
母亲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一直保持着红军的本色，对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战斗中临危不惧，失散后顽强不屈。建国前后积极迎接解放，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解放初期还在四川老家任过区妇女主任。
当初西路军的失败和他们的失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他（她）们有的曾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有的是上级命令他们“各寻生路”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他（她）们一一营救收容归队，才使他（她）们长期流落他乡，备受煎熬。“文革”后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党和政府提高了他（她）们的生活待遇及住房条件，医药费也全部由政府报销。
母亲生前给我讲：“我是红军老战士，党和政府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你们是红军的后代，要热爱党，忠于党的事业，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刻个（红五星）。”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浓缩了母亲一生的那颗“红五星”真正的含义，她用她的一生来阐释着对“红五星”的无限热爱。她忠于红军终于党，至死亦然！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由原黴县粮食局退休干部马忠义整理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