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36年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梯队——第二方面军，通过甘南的腊子口，翻过岷山山脉到达哈达铺地区。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红军战士，来到这样的好地方，真象是到了天堂。
  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驻下不久，我听说总指挥部要派一些干部到红军学校学习，心里想，长征快要结束了，能去学习一下倒是个机会。一天，我去哈达铺开会，顺便到了总指挥部，探听关于派人学习的事，一进指挥部，看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贺龙同志谈话，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兵时，刘伯承同志就和朱德总司令随四方面军行动。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就听说刘伯承同志随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刘总参谋长和贺老总向我问了部队情况后，我就向他们提出，能不能去红军学校学习。
  “啊？！”贺老总听了觉得很突然，他笑咪咪地说：
  “学习当然好哟，可你这个团政委的工作谁来接替？部队刚刚走出草地，要恢复体力，要休整，还要准备打仗，我看……”说着转过头去望着刘伯承同志，象是征求他的意见。“
  是啊，当前还是工作要紧。”刘伯承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他态度和蔼，语气亲切。
  两位首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当时我们部队的任务确实繁重。经过十个多月艰苦转战，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部队减员很大。由于饥饿和疲劳，战士们的体力很差。这时，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我们，妄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中央军委指示，红二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的尾巴，配合一、四方面军进行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
  贺龙同志说：“目前，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搞好部队生活，恢复体力。还要就地发动群众打土豪，补卜充新战士，扩大部队。”
  刘伯承同志又说：“是这样，以后还有学习的机会，还是先把部队整顿好。”
  听了贺老总和刘总参谋长的一番话，我不再要求去学习了，便连忙返回团部。不几天，我们第四师就接到了经礼县、西和县境內占领成县的作战任务。
  9月16日，我们师由小川镇出发，拂晓前直抵成县。守敌是王钧部队的一个营和部分反动武装，他们依托城防工事顽抗，先头部队十团首先到达东南门，突破了敌人的城防工事，很快把县城的主要街道占领了。敌人退到城西北角的制高点，负隅顽抗。十团组织了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最后只好退到南门和东门。上午10时，我们十二团接到师部命令，协助十团夺回失去的阵地。团里领导研究由我带领三营从东门进攻敌人。
  队伍沿着城北向东门前进，虽然不断遇到敌人的猛烈阻击，但都被我们打垮了。部队来到东门，我请十团的同志介绍情况并看了地形，前边街道都是石板铺的路面，两边房屋的墙壁参差不齐。敌人少数兵力向我们射击，大部分隐蔽在街道两侧房墙的背后。我们的机枪和步枪无法杀伤隐蔽在房墙后的敌人。
  怎么对付藏在死角的敌人呢？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的子弹要是能拐弯就好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当即把三营的机枪集中起来，命令机枪射手集中火力打街道上的石板。射手们理解了，立即把机枪对准石板逐段向前猛烈扫射。顿时，暴雨般的子弹打向石板路，无数的小石片飞溅起来。那些隐蔽在墙后死角的敌人，被这些小石片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趁机发起冲锋，沿街道两侧从这个房屋死角跃进到另一个房屋死角，很快就把敌人赶到了城西北角的老地方，大部分街道又被我们占领了。
  下午五点钟左右，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向我们团的阵地走来，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谈笑风声，镇定自若，对头顶上“呜呜”飞过的子弹毫不在意。任弼时同志还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
  我边走边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报告战斗的经过。
  方面军首长听说我们用机枪打石板路，一梭机枪子弹几乎抵得上一发迫击炮弹，就停下来，观察腳下马蜂窝似的石板，又看看街两侧房门、墙壁上大小不一的弹痕。贺龙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打法好，是条很好的经验。”并问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告诉贺老总，在湖北板园战斗中，我站在一块石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前脚跟下的石头，我的小腿一下中了7块石片，伤了七处，是那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启发了我。贺龙同志听了，连声说好。
  方面军首长察看了居民的房子，看到街道两旁的民房破坏不大，很满意。并再三叮嘱我们，严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财产。
  第二天，方面军指挥部搬到了城里。团长黄新廷和我到指挥部受领新任务。
  贺龙同志向我们交待：把清扫成县残敌的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你们团去攻占徽县，要在明天拂晓前攻克县城，然后就地分兵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占领徽县后，任务是筹款，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当天下午，部队经过简短的动员就出发了。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到达了徽县县城西南面一个村子里。我们准备了云梯，正要去攻城，侦察员报告，徽县已被红六军团占领了。红六军团看我们来了，就按照总部的部署，向两当县开去。方面军指挥部和四师指挥部随后进驻徽县城。
  成、徽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但是，群众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不了解，不敢和我们接近，工作很难开展。我们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干部带领工作队，分头到各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用各种办法揭露国民党压迫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上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那是富裕了地主，受苦、吃不饱的群众还很多。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带上碗筷走来，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吃完饭，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钱最多，这就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除了招收了不少新战士外，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团发动群众，筹了很多款。长征一路，同志们的衣服都破了，又到了该换装的季节，我们就利用筹来的款买了一些布，在群众帮助下做衣服，每人还自已动手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有了新衣服、新草鞋。一件件新装，针针线线都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深情厚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吃饭、穿衣、行军、打仗和兵员的补充都有了保障。出草地时，我们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这时已扩大到一千多人了。
  贺龙同志很关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经常亲自找团的干部汇报情况。每次问得很详细，很具体，还常常到部队驻地去看看战士吃的怎样，住的怎样，对伤病员更是关怀备至。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去，贺龙同志正在看一本杂志，见了我就说：
  “最近你们团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要批评你们。”
  我看贺老总今天说话不像往常一样带着笑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贺老总接着说，“你们对伤员关心不够。你们团长、政委铺上都有棉絮，负伤的三营长、七连长床上怎么没有啊？”原来，有一天他和关政委到我们团看了我和团长的铺，又看了在我们前面院子的伤员的住处，发现了我们床上铺了一条棉絮，而伤员的床上却没有。贺老总这种深入群众、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话，也使我很惭愧。回来后，我立即把床上的棉絮抽出来，又找了一条，亲自送给三营长和七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团得到了补充，战士的体力也有所恢复，整个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张国焘破坏了中央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9月27日，敌王钧第三军，沿着我们的来路，由西向东，经小川镇向成县进犯。我们四师奉方面军指挥部的命令，开往成县和小川镇之间，协同红三十二军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料我们还未到达，红三十二军已和敌人打响，敌先我占领有利地形，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首长确定二军团四师和六师各一部，要赶往成县城外的西北地区设伏。
  我们十二团埋伏地点，是在一座有庙的小山头及其附近地区，左前面是六师十八团的阵地。在我们阵地南面有一个村子，村子西边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去。团指挥部就设在山上的庙里，我们从山顶放眼望去，远近群山的树木和山坡上的高粱地连成一片，郁郁葱葱。一小块、一小块金黄色的稻田，点缀在绿海之中，一派北国江南的风光。我们这些初到这里的南方人，不禁触景生情，想起了鱼米之乡的湖北洪湖老家，战斗情绪更加高昂。
  午后，敌人出现了，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向我们打炮，好像是进行火力侦察。不一会儿，我们的阵地就被浓烟和飞起的黄土笼罩了。由于隐蔽得好，敌人的炮火没伤着我们一根毫毛，烟雾和尘土随风向西南飘去，正好迷住了敌人，反而给我们创造了调整兵力的机会。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把攻击目标转到十八团埋伏的阵地，其后面正好暴露在我团的正面。黄新廷同志说，用个把营出击打它一下。于是我带领二营顺着山沟偷偷地摸到敌人的侧后。一阵密集的子弹从敌人侧后打过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慌慌张张，乱挤乱窜，真象一群捅散了的马蜂。在我们团和十八团的夹击下，敌人只好仓惶地夺路逃命。我们乘胜追击，一口气把敌人赶过小河的西岸。
  战斗结束后，部队往回撤，同志们又渴又饿又累。这时正好通过一个果树园，果子挂满树枝，举手可摘；满地都是熟了的水果，低头可拣。可是战士们谁也没有动树上的果子，也没有踩坏地上的一个果子。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只看见果园地上留下许多深深的草鞋脚印。我们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做到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
  正当我们返回时，有人喊了一声：“敌人回来了！”我一看，增援的敌人和退却的敌人合成一路，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们反扑过来。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我在指挥部队撤回原阵地时负了伤。在我身边的二营营长蔡久同志迅速背起我通过一块高粱地，回到我们团阵地的一个小山包上。
  子弹打中了我的臀部，并穿透了挎在我身上的皮包，把我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理铭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给了我不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当时，五连连长刘林同志和几个战士绑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到成县东关一户群众家里，因为流血过多，特别渴，嗓子象要冒烟一样，这家老乡连忙给我烧了开水，我喝了水，觉得好多了。深夜时，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贺龙、关向应同志俯下身来抚摸我。他们见我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心里很不好受，给了我许多安慰，要我安心治疗，并嘱咐身边的同志好好照顾我。六师政委廖汊生同志也来了，听见廖汉生同志向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报告说：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伤亡也不小，许多同志牺牲了……
  贺龙和关向应同志说：敌人力量处于优势，又占领了有利地形，这一仗不好再打下去了。为了争取主动，需要转移，寻找新的机会消灭敌人。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成县，由五、六个老乡轮流抬着我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我听见担架前面的同志和后面的同志不断地互相打招呼：“慢一点”、“轻一点，”生怕我受到震动，增加痛苦。一路上，这些亲切的感人肺腑的言语，不绝于耳。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陇南的那些日子，忘不了在那里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忘不了全力支援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