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36年3月12日，我十八团正按着军团的部署向镇雄方向前进，忽然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要我们火速前进到得章坝，截击正在经得章坝②前往镇雄的万耀煌纵队。我团赶到干沟梁子，看到敌军正沿山坡由西向东开进，恰好经过我们的脚下。我们乘其不备，猛烈开火，指战员呐喊着冲向沟底，消灭了正在行进中的一部分敌军，剩下的敌军有的在沟底顽抗，有的挣扎着爬上了对面的山坡。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我团成本兴团长站起来看地形，选择进攻路线。这时我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方射击，我急忙站起来用左臂把成团长拉倒，嘴里喊了一声“危险”，话音未落，敌人一排子弹射来，击中了我的左臂，简单包扎以后，继续战斗，消灭了沟底的敌人。在给敌人严重杀伤以后，总指挥部命令我军撤出战斗。为了掩护我军转移，必须要消灭对面山坡上的一股敌人。我和成团长带领部队迂回到对面山坡上，占领了大半个山包，缴了十几支驳壳枪和几挺机枪，就在我们即将占领全部山头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打在我已负伤的左臂上。当时我一看，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当时好像有些麻木了。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也没有多想，继续指挥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当时在我团的六师政委廖汊生看我伤势很重，让同志们用担架把我送到师卫生部，经简单包扎后即随部队转移。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还有十七团参谋长张秀龙，他的腿部负了伤，是与我同时被用担架送到师卫生部的。
  事后我了解到，这次战斗，红四师、红六师把正在行进中的万耀煌纵队拦腰截断，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乱作一团，四处溃散，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脫逃。这次战斗俘敌200余人，毙伤敌营连以下官兵120余人，缴获重机枪7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300余挑。在战斗中，总指挥部发现敌军不断向得章坝方向增援，我军南迸的道路已被阻断，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争取了主动。得章坝战斗后，我离开了红十八团。总指挥部任命红四师副政委杨秀山同志为十八团政治委员。
  我被抬到卫生部以后，疼痛难忍，开始意识到伤势的严重。我动动左手的手指，只有一个能动，其余四指全然没有知觉。经过战争的同志都知道，不怕骨折肉绽，只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有人喊我一声，或用手指动我一下，我都感到伤口疼痛。我不敢张嘴说话，吃东西只能慢嚼慢咽，稍一不慎，伤口就钻心似地疼。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不是打仗，就是急行军，根本没有时间治疗伤口，更不用说动手术了。
  我负伤后，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都非常关心，为我准备了一副担架，给我弄到了一件皮衣，还有一块油布。皮衣可以御寒，油布可以遮雨，这两样东西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得章坝战斗后，一天深夜，我军从郭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之间秘密穿过，突出了重围，直趋滇东攻占了宣威，3月底到达盘县。在这里，我们听到传达，红二、六军团决定渡过金沙江，与主力红军会师。事后我们才知道，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与二、六军团保持联系的是四方面军的电台，要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的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签署的。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上游的石鼓渡口，从25日起开始渡江。渡江前，总指挥部派人给我送来一床鸭绒被。当时我的伤口已经发炎，正在发高烧。我是被同志们抬到船上，在同志们的保护下渡过金沙江的。
  渡过金沙江后，开始进入康藏地区。这时摆脫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部队开始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休整。有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问了我的伤情后，对卫生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在这里休整一些日子，你们可以为余秋里同志把伤口好好治一治。卫生部的同志说，过金沙江时，医疗器械全掉在江里了。弼时同志很惋惜地说，又失掉了一次治疗的机会。
  5月1日，我们翻越5300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城。在中甸，我参加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明确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雪山、草地北上，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
  5月5日，红二军团从中甸出发向甘孜前进，共翻越了3座大雪山。过雪山时，气候变化很大，在山下天气还比较暖和，一上山气溫骤然下降，狂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连喘气都很困难，再加上饥寒交迫，不少同志都倒在了雪山上，有的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想休息一会儿，一坐下去，就再没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管怎么累，总是咬着牙走下去。同志们要抬我，我坚决不同意，同时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坐下来休息。有时山顶上暴风雪袭来，我们几个人就用那块油布挡一挡。就是这样，终于翻过了3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在甘孜，我们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为我们腾出了房子，筹集了大量粮食、牛羊、衣物，使我们深受感动。
  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二、四方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总司令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他朴实、慈祥，像一位忠厚的长者。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朱总司令还说：“中央去年帶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原来以为，到甘孜就是和中央会师的，这时才知道，党中央已经到了陕甘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我们听了很受鼓舞。
  在甘孜，我们陆续听到了一些张国焘和中央闹分裂的消息。不久，张国焘开始把手伸向了二方面军。张国焘为了煽动二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党中央，他给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送来了《干部必读》等小册子，我们翻了一下，大部分是张国焘的讲话，恶毒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策。我和张秀龙看了，非常气愤。我提出要去找任弼时、贺龙同志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师里就派人把这些小冊子收回了。事后知道是关向应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通知各师收回上交的。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由于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同意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在甘孜，我们住在一个喇嘛庙里，卫生员看到我身体很虚弱，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两斤腊肉，要做给我和张秀龙吃，我坚决不同意，小卫生员很不高兴。我就耐心地给他说：“这里是藏区，我们吃了群众的腊肉，不仅违犯了群众纪律，而且也违犯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卫生员听了就高兴地把腊肉送回去了。在离开甘孜前夕，四师师长卢冬生同志来看我，问了我的伤势，还带来了一些食品，有青稞、糖、辣椒、酥油、牛肉等，充分体现了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
  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组织红二方面军的命令。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原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也划归为二方面军建制。
  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开始进入草地，举目望去，荒野一片，不见村庄，没有人烟，部队终日行进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这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粮食。过草地前，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份干粮，但数量有限，卢冬生同志虽给了我一些食品，但几天也就吃完了。以后只好挖野菜、找牛羊皮来充饥。偶尔在水里捉到一条鱼，或者在草地上捉到一只田鼠，就是最好吃的东西了。我记得有一次行军时，和红三十二军走在一起，罗炳辉军长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他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是，也要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往下吞。不但自己吃，还要动员别人吃。过草地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要通过一大段泥沼地带。有的地方表面看上去是草地，下面却是泥潭，一旦不慎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以至泥水没顶。在通过这一地段时，同志们都给我让路，把好走的路指给我。有时同志们看我实在太累了，就要用担架抬我，我坚决不同意。大家身体都很虚弱，自己走路都很困难，我怎么能让同志们抬我呢？
  我负伤不久，伤口就开始发炎腐烂，疼得厉害。当时没有止痛药，为了止痛，有时就把受伤的左臂伸到冷水里泡一泡。伤口怕太阳晒，一晒就火辣辣地疼，行军时我就尽量找有阴凉的地方走。过草地时没有阴凉，我准备了一把水壶和两条毛巾，水壶里装满了水，疼痛难忍时，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然后用湿毛巾敷在受伤的左臂上。湿毛巾我自已一只手不能拧，都是张秀龙同志帮我洗净、拧干，再敷在我的伤口上。
  过草地时，有一段时间没有换药。过了噶曲河，医生来检查伤口，打开纱布一看，伤口已经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一个地夹出来，用盐水清洗了伤口。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9月初，红二军团到达哈达铺。我们又看到了村落，看到了人群，看到了牛羊，看到了勃勃生机，看到了希望，从内心充满了喜悅之情。
  9月中旬，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了甘南战役，先后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当时，我们六师驻在徽县。
  甘南战役后的一天，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来看我。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弼时同志一直随四方面军行动，是在甘南战役时回到二方面军的。
  贺、任、关首长问了我的伤口情况。当时我的左手已干燥、发黑、左臂红肿、身体消瘦。贺总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看来左手是保不住了，而且疼痛难忍，我要求把左手锯掉。贺总说，方才我们和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友诚同志谈了话。侯部长说，左手是保不住了，做了，可以减少痛苦，防止感染；如果不做，感染后发高烧，就很危险，想做也不行了。卫生部的同志还说，这种手术他们做过，比较有把握，不会有危险。任弼时同志接着说：“手既然没法保留，手术又有把握，那就下决心做吧！”贺总回过身去对在旁边的侯友诚同志说：“在甘南战役中，我们从毛炳文的部队中，缴获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你们需要什么器材和药品，开个单子给我，我回去马上通知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团，找到后给你们送来。”很快二军团、六军团、九军团分别送来了麻醉药品、缝合针线、止血钳、洗伤口的双氧水。最后还缺少动手术的锯子，卫生部的同志从县城一家钟表店找到一把钢锯条，从修械所找到一把锯弓，截肢手术所需的器械和药品总算齐备了。
  手术是在一个小城镇①的居民家中进行的。屋内到处是灰土和烟尘。卫生部的同志从二方面军供给部领了一些白布，做了一顶帐子。侯部长告诉我，他做这次手术压力很大，因为贺龙、任弼时同志一再追问对手术有无把握。因此，在简陋的条件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为了消毒，把医疗器械先用稻草灰擦洗一遍，然后从包子铺借来蒸笼，把器械和帐子进行蒸煮。
  手术是在9月20日上午进行的。手术前，侯友诚同志给我讲手术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我说：“你们大胆做吧，没问题。”他又说，要全身麻醉。我说，既然交给你们做，就一切都交给你们全权处理。打上麻药以后，很快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头有些晕眩，我习惯地用右手去摸左手，空荡荡的，我才知道手术已经完成。事后，卫生部的同志告诉我，我
  
  ①应为徽县银杏树镇银杏村
  醒来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一觉睡得真香啊！”我算了一下，从3月12日得章坝战斗负伤，到9月20日做手术，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192日日夜夜，这漫长的日子，不是躺在病床上，而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走了两万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手术后，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总指挥部派人送来了罐头，卫生部的同志买了一些鸡蛋。一天，贺总指挥、任政委来看我，看到手术很成功，他们非常高兴。贺总对侯部长说：“你们的手术做得不错，我奖给你们卫生部两匹马。，候部长高兴地说：“谢谢贺总，有了马驮药箱、驮伤员，我们就好办了。”
  手术几天后，我就开始下床行走，身体逐渐康复。开始时伤口还有些疼痛，侯部长想给我打止痛针，但被我拒绝了。因为还有些同志要做手术，他们更需要止痛药。
  10月初，红二方面军撤出成、徽、两、康地区。我即随部队向北进军。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了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八省，行程两万余里的长征。
  长征后，有的同志曾经问我，在负重伤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你拖着伤残的身体走过这两万里的？我想，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是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友爱。红军广大指战员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上的战斗集体，同志间充满了阶级友爱之情。我负伤后，上自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下至广大指战员，都对我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长征中，几乎天天都处于行军作战状态中，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天上有敌机轰炸。敌机轰炸时，同志们总是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我掩护起来。爬雪山、过草地，同志们总是把好走的路让给我；找到的粮食、挖到的野菜、草根，尽量先让我吃。同志间的阶级友爱之情，帮助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我是通过参加农民暴动参加红军的。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了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求解放的。以后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实现全阶级全民族的翻身解放，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项最光荣、最伟大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不论经过任何艰难困苦，革命终究会胜利。在长征中，每当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和同志们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出草地，去参加抗日。正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鼓舞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炼，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经过长征，我更加坚信，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