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宋代重要大臣去世后，最早形成的传记一般是行状。行状通常由死者的亲朋好友或门 生故吏撰写，为墓志、神道碑以及官方传记的撰写提供依据。吴玠的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应当是最早形成的吴玠传记，尽管今已亡佚，但张发在《吴武安功绩记序》中记载：“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①根据张发的记载，可知《行状》与吴玠墓志的区别应当不会太大。“胡宣抚”即胡世将，绍兴八年（1138）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绍兴九年（1139）吴玠卒后权四川宣抚使，吴玠墓志亦为其所撰。
  吴玠墓志全称《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以下简称《墓志》），乾隆《甘肃通志》卷48录有全文。值得注意的是，《三朝北盟会编》曾引用“中书舍人王纶为公（吴玠）墓铭”，并留下了相当篇幅的引文。《全宋文》的整理者以此为据，将其收入《全宋文》。②王纶曾为吴玠撰写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收有全文，题为《吴武安公玠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署名为“中书舍人王纶”。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称王纶所撰乃“碑”而非墓志。④《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墓铭”与《名臣碑传琬琰集》所载《神道碑》的区别较大，而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墓志》大致相同。笔者猜测，徐梦莘可能混淆了《墓志》与《神道碑》的作者，《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实乃胡世将所撰《墓志》。不过，《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墓志》与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墓志》仍有一些区别。除了一些文字的细微差别之外，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最后一段内容乃后者所无：
  公用兵本孙、吴而能知其变，务远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视士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死。其任将佐等，功赏断以公论，无亲故权势之徇，故麾下诸将多以功显。既贵，而自奉之约，不逾平时。至推解以予士，则不少吝，故家无余赀，至无宅以居。呜呼，虽古名将，何以加诸！后胡世将为川陕宣抚使，公弟吴磷适在军中，一日从容问公所以战，则曰：“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闲，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遇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洞中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挫其坚忍之势，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磷有不能言。”以是知公之深于兵也。（绍兴）十年，诏立庙于仙人关，赐额曰“忠烈”，谥公武安。 ⑤
  墓志常有“石本”与“集本”之区别，徐梦莘所见应该是“集本”，且引用时可能有删节，而地方志录文的依据应该是“石本”，因此两种墓志之间存在差异实属正常。《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墓志》记载“（绍兴）十年，诏立庙于仙人关，赐额曰 ‘忠烈 ’，谥公武安 ”，如果此句并非后来所增加，那么《墓志》的完成时间已是绍兴十年（ 1140）正月之后。 ①
  尽管张发批评胡世将为吴玠撰写的《行状》和《墓志》“如是之不详”，但是《行状》以及《墓志》实际上已为后来的吴玠传记奠定了基本框架。《墓志》与《吴武安公功绩记》《宋史·吴玠传》等更晚吴玠传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对仙人关战役仅有寥寥数笔（仅有55字），而后两者对仙人关战役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吴武安公功绩记》有近600字，《宋史·吴玠传》也有近400字）。仙人关战役是吴玠最主要的战绩之一，《墓志》却对此一笔带过，张发的批评可能主要是针对这一点。

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79页。 ②（宋）王纶：《吴玠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4377，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98册，第 129—132页。 ③（宋）王纶：《吴武安公玠神道碑》，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无此文，《全宋文》亦未收此文。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己酉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1页；同书卷44，绍兴元年五月乙巳条注，第 799页。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 195，第 352册，第 78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34绍兴十年正月甲午条载： “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祠吴玠。”第 2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