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最后，拟再度重申洪迈《夷坚志》的历史文献价值，探讨口述史料究竟该不该被承认和能不能被引用议案。
  （一）古今学者印象中的《夷坚志》
  应当认识到，关于《夷坚志》的历史文献性质及其重要性，事实上早为史上诸多前辈学人所首肯、采纳，譬如自南宋中期名医张杲（约 1149—1227）《医说》①卷五《误吞水蛭》起，宋、元、明、清历朝医书②，就业已将《夷坚志》记录发生在抗金大将吴玠和浪荡子卫承务子身上两起病患表象十分相像，但患病成因、场所却迥然有异的典型医案，跟南宋民间神医张锐和刘大用分别施行简便易学而颇见神奇功效，堪称 “土”到病除，死而复生的“土方”，作为向同行传授立竿见影治病救人民间秘方大力推介，广而告之。换言之，《夷坚志》中民间医学的菁华部分，早曾被中国传统医学界有识之士予以吸纳汲取而加以保护传承，这其中恰好包涵南宋抗金将领吴玠的病史与医嘱治疗偏方，相当地具有代表性与实用性。据此也进一步证实《夷坚志》是一部至少涵盖部分可以信赖成分的南宋文史杂著，将它完全归属志怪小说另册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足取。
  再譬如与《夷坚志》作者洪迈为友的南宋名臣、诗人王十朋（ 1112—1171）《梅溪先生后集》卷第八《二月朔日同嘉叟蕴之访景卢别墅用郡圃栽花韵即席唱和》诗有云：“野处名园境界赊，夷坚愽物似张华。自注：景卢作《夷坚志》..”同为洪迈朋友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读《夷坚志》后随感诗又有云：“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③他们都对作为同时同侪洪迈著录反映发生在本朝民间或交游圈内传奇野史的《夷坚志》表示十分地欣赏。王十朋进而把《夷坚志》比作西晋政治、文学、藏书家张华（232—300）编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博物学著作 ——《博物志》而相提并论；而陆游不光肯定了《夷坚志》拾遗补阙的史学意义，更赞赏《夷坚志》充满着浓郁的文学艺术特色。
  假如说王十朋和陆游均为洪迈好友，难免于交际应酬中流露出酬答溢美之词的话，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对《夷坚志》的评价则相对地中肯、持正，其《揅经室外集》卷三曰：
  （《夷坚志》）每卷之下，注明若干事，每事亦必注明某人所说，以著其非妄。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文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
  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当代不少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学者，也并没有因为存在忌讳、质疑和忽视《夷坚志》史料功能现象，就彻底否决《夷坚志》相关数据是出自洪迈努力把它视为正史辅佐参考的有益尝试。据不完全统计，于宋史用功最深，贡献亦最多的台湾知名学者王德毅先生编撰《洪迈年谱》时，在实际运用《夷坚志》口述文献数量上就达十多处之夥；其中很多是把《夷坚志》直接作为第一手材料加以吸收征集的；而且巧合的是，他引证的第一则相关史事，恰好是从吴玠去世的绍兴九年开始的。①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一节《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中更指出：
  《夷坚志》成书于六十年之间，采取有闻即录的方法，一续再续，..更为内在的，是《夷坚志》讲究以史笔写异闻，笔墨简劲质实而难免拘谨。洪迈以学问文章受知于南宋孝宗皇帝，曾三度抄录《资治通鉴》，供职史馆后，又撰有《四朝国史》恭呈皇览，这种身份趣味使他即便敷叙奇闻怪事，也放不下君子式矜持的架子。 ②
  他认为洪迈撰著《夷坚志》带着理性或者说史学家的辩证思维头脑，因而内容有一定的可取性。原《文学遗产》杂志副主编张白山先生《危楼散墨·读〈夷坚志〉札记》，也提到《夷坚志》“虽以写鬼神出名，却也写了宋代作家、诗人的轶事和遗文。..托梦是假，谈（问题）是真的，洪迈是宋人，谈宋人事总是比后人所谈较为可靠”③。同样倾向于摒弃《夷坚志》中梦魇般的志怪虚幻成分，洪迈转载当事人诉求或旁观者陈情背后，还是具有某些真实性与部分可信度的。对于洪迈笔记评论最为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这样点评：
  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
  ①参看王德毅编撰的《洪迈年谱》绍兴九年援引《夷坚乙志》卷十《松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页：绍兴十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八《小楼烛花词》，第37页；绍兴十六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五《妙缘寺》，第40页：绍兴十七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虔州城楼》，第41页：绍兴二十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无缝船》，第48页；绍兴三十二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契丹诵诗》，第105页；乾道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甲志》卷十《蒋坚食牛》，第115、116页；乾道三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七《王铁面》，第134页；淳熙十三年引用的《夷坚支庚志》卷一《苏相士》，第179页：淳熙十四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五《虼蟆瘟》，第197页；绍熙三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七《信州鹿鸣燕》，第226页；绍熙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五《吕德卿梦》，第233页：庆元元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四《林子元》，第235页；庆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八《龙阳章令》，第235页；同年引用的《夷坚支癸志》卷十《林秀才鸡》，第238页；庆元四年（1198）引用的《夷坚三志壬》卷六《滕王阁火》，第244、245页等。
  如果说鲁迅这番品评正是针对洪迈这部笔记掌故而言的话，那么说明他也是非常认同《夷坚志》雅俗共赏， “并越常流 ”的识见与本事的。
  （二）《夷坚志》采编取舍标准的洪迈自我评述
  其实，宋代笔记史料创编极其发达，阅历丰富的文人墨客大多撰述过跟自己人生旅程相关而长短不一，亦庄亦谐，涉猎面极广的随感笔录，譬如陆游的《家世旧闻》《老学庵笔记》皆然；洪迈除《夷坚志》外，就还曾撰著过被列为宋代最有学术价值三大笔记之一的《容斋随笔》。尽管《夷坚志》因“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向被后世视为描写离奇荒唐故事而遭贴上志怪小说标签打入冷宫不受待见，哪怕有若干史学养料，乃至重大史实突破，亦往往被轻描淡写地排斥在作为正统、主流史料以外另眼相待。
  但是作为史学家出身的洪迈，实际上非常明白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意义和保鲜（险）度重要性意味着被世人承认与否；他对作为原始素材的选择处置谨慎得当，有一整套完备的验证步骤和验收程序，并非拉到篮里便是菜。所谓：“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每闻客语，登辄纪录，或在酒间不暇，则以翼旦追书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无差戾乃止。既所闻不失亡，而信可传。”纵然出现“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情况，即“删削是正”，或“摭其数端以证异”；“实为可议”者，就“约略表说其下”，提示告诫“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千万勿要信以为真。至于有人腾笑其确信度，诚如洪迈自我辩白的：“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 ”所以，洪迈《夷坚志》采编转述故事实则都言明来源出处；即使道听途说，只要口述者信誓旦旦，愿接受采访而同意笔录文字，他都加以收录汇编，并——写明依据归属。这一务实认真态度，增添、提高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真实感，以此杜绝了信口开河与不守信用。今本《夷坚志》最后附录《人名索引》中，就不乏是跟洪迈同时代的现实中人，有的还是他的至爱亲朋。尤其是像作为回顾吴玠死因重要证据的《夷坚初庚志·吴少师》口述对象的“张外舅”，其实就非别人，而正是洪迈的岳丈、兵部侍郎张渊道。①由于在场人以当事人、见证人或旁观者等多重身份现身说事，极大提升了故事的征信度，也避免了把自己和口述者双双置于诚信缺失风险漩涡中去的情况发生。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行之有效，包括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不少同时期人笔记，就都直接或间接运用过这套办法，落实保护好信息源作为以正视听的关键砝码。像洪迈稍后习知历朝史实及典章制度的王明清（约1127—？）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亡，因采集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翔实而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高宗实录》所援用②，就如同效仿《夷坚志》体例，特别明确相关内容是为某人亲自口授而非向壁虚构，凭空而来。
  总之，《夷坚志》虽然被归为古代志怪小说，但其中相当部分轶事正如清代学者阮元所说可资考镜，是经得起史实检验、推敲或验证的；至少应该允许针对不同故事内容，严格区分不同性质而有所甄别对待取舍，绝不该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一无是处予以全盘否定， 这显然不是严肃地对待学问的科学态度。
  （三）《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与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暗合印证
  应该说，《夷坚志》的史料价值到底是否经得起历史审核，是包括笔者在内大多史学工作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而笔者也一直在试图寻求破解这一学术命题和难题的途径与渠道，近年总算有了些许回报，并且这一史证作用恰巧充分体现在事关解码吴玠兵团部将潘璋的一则佚史中。《夷坚支庚志》卷第六《潘统制妾》曰：
  兴元统制潘璋，在临安时买一妾，携入汉中。为人妩媚柔和，举家怜爱。两岁后得疾，若怀孕者。始数日不食，渐至一月枵腹。经十旬，忽产一男子。越三月复然，又四月亦如之。是岁连举三子，闻见者莫不以为异。自是饮食疏数不齐，似有所凭附。预说其家祸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净室学道，勿以事相关，昼夜掩户。或穴隙窥之，但趺坐诵经。璋尝排闼强造其处，则四壁环列皆佛书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国所刊板籍。诘所从来，曰：“天女见与。”淳熙辛丑（1181），兵帅彭果（显然“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干办戎幕，来相访。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干至矣。”秦向者固已知之，是日觉其精爽比旧微为耸露，问璋曰：“兄本买妾，闻却遇仙。”璋备言其状，令取一小尊酒与秦饮。所贮才三升，各举十觞，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来学得一戏剧术，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语次，及西州风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饱食玉津樱桃。”妾曰：“此亦不难致，愿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气数口，以手帕缄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启。少顷而回，樱桃溢合。宾主饫尝，遍及姨州，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应飨此。”璋问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揖能致之。”即于假山侧拈块土置掌内，揉碎嘘呵，付外碾细瀹之。即于假山畔尝，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随。俄暂起，曳窗屏蔽障。既退，媪鬟视其旋溺，香如麝脐，而色清洁，举而共饮之，妾在坐笑曰：“两人无良，窃饮吾溺。然亦何伤，不过费我几日工夫耳。”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鄱阳吴溱，从妇翁胡德藻官于鄂，见秦生，目击其事。已而遇璋于庐州逆旅，访得本末甚详。又三年，溱往渝川，逢利路州钤辖吴汉英于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能读书。妾今在父母家，无恙。 ”
  令人高兴与振奋的是，近30年前陕西汉中洋县出土的吴玠部将彭杲墓志，正好以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据为凭，清晰还原了《夷坚志》证史、补史作用的可靠性与权威性。 1991年 12月14日，陕南洋县北纸坊乡石山梁村发现并出土的南宋抗金将领彭杲（1126—1191）墓碑——《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①载：
  （淳熙）九年，（彭杲）应诏，举所部武勇，以左军统制潘璋充选。后一岁，璋坐小法免，以举累降两官。寿王（宋孝宗）雅知公，姑以明法。寻以公久劳外服，军政修明，加吉州刺史，函复元官。继遣使赐，宸翰褒美，并赐金器、香茶。 ①
  事实已经很明了了，彭杲墓志表述跟《夷坚志》陈述有关潘璋携眷入伍获罪连带彭杲原因完全吻合；并且洪迈复述故事性强而宛若呈现时空穿越感，足以弥补彭杲墓碑的局限性和隐晦真相，极大扩展了碑文内容的外延。更为重要的是，洪迈还特地刊布了有关《潘统制妾》传闻的出处，以此表明文本既源于局内证人譬如史有其人的利州路钤辖吴汉英②更出自当事者亲口传授。正因洪迈对目击者回忆作了初步把关以示信赖，故而他敢于将掌，握的相关掌故纳入《夷坚志》中聊备一格。我们说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话，传统口述的致命弱点常常是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录某种口述史料的经历中，容易出现拷贝走样的失真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性。③然而通过上述就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的反复核验，结果再次充分证明《夷坚志》关于川陕吴玠抗金兵团人物故事的鲜活演绎，具有跟历史文献同等重要的参考作用。而这发生在八百多年前史学家洪迈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因为他那种如当代口述史所倡导的闻录必予复议核查的先见之明与超前意识，显系具备良好史学家素养的严谨求实学风使然。
  （四）记录在案的抗金将领儿女私情与以权谋色事例
  从以上《夷坚志》讲述和彭杲墓志揭示部将潘璋挟妾归队行为说明，儿女情长实属人类社会中两性互动交际的一种正常行为，不论承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是人之常情与正常心理、生理需要；尤其血气方刚的青年战士，旷日持久的艰苦军营生活带来的势必是性生理和性心理上的痛苦与煎熬。而一旦从军情紧张，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抗金前线，涉足来到歌舞升平，美女如云，充满声色犬马环境而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偏安国都临安或成都这样的花花世界，自然目迷五色，身体和心理上形同获得了极大的松弛与释放。因此，荣获军功的潘璋从杭城买妾回汉中抗金前线，无疑属于当年抗金部队成员婚姻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今人绝对没有理由和必要就此对八百年前的抗金士气产生怀疑以至于求全责备，更不可戴上有色眼镜，任意扣上好色消沉帽子。实际上，不仅仅潘璋，随吴玠转战各地，于和尚原、仙人关战役屡获功勋，吴玠死后的绍兴十一年（1141）再度会战仙人原，生擒金源万户将的汉中守将杨政（1098—1157，和接任四川宣抚副使而治蜀有方的郑刚中（1088—1154），都曾经有过类似不可告人的生活作风 “情”节与案底。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正史反复强调吴玠以权谋色，甚至把作案地点都定位在了成都，《宋史》本传综述更深挖根源般近乎深恶痛绝地提起公诉道：“然玠晚颇荒淫，磷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可是就普通读者好奇关注的身为抗金英雄吴玠，究竟腐化堕落到什么不可言状程度⑤和难以启齿话题，正统史传却几乎异口同声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又集体戛然而止统一失声了，始终列举不出哪怕如《夷坚志·卫承务子》般言之有据的斑斑劣迹或重磅猛料。换言之，似有动向却实无动态披露。如此不负责任的指证指斥，自然严重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取证、举证法则而形同于诬告与陷害了。所以，从根本上看，吴玠死于纵情声色就是一个事出有因而查无实据的彻头彻尾伪命题。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有关郑刚中和杨政沉湎姿色事例虽然从未见诸正史而不着一笔，但并不表明他们私底下就不曾尽得风流而快活过了。南宋绍兴年间侨寓隐居钱塘清波门的周辉（1126—1198）《清波杂志》卷八就有这么一番记录：
  郑刚中之镇蜀地，眷妓阎玉。忽民间遗火，延烧所居富春坊。①郑于火中获一旗，上有改东坡《海棠》诗云：“火星飞上富春坊，天恣风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 ”郑一见曰： “必道山公子也。 ”
  此记直击郑刚中蜀中风流韵事早为人所晓而播于人口，他火中依红偎翠狼狈出逃所得旗帜，很可能就出自同道间戏弄恶作剧而已。至于《宋史》卷三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刘光世传》，贬责南宋 “中兴四将 ”之一刘光世（1089—1142）“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与时浮沉..方之韩（世忠）、岳（飞）远矣”云云，以及南宋杜大珪（生卒年不详）《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五十五朱熹（1130—1200）撰《张忠献公浚行状》，列举数落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1097—1164）绍兴七年（1137）“归自江上，奏刘光世握兵数万，无复纪律，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宜赐罢斥，以警将率 ”云云，恐怕跟吴玠被污蔑一样，并属抗金阵营内部同室操戈，互相贬责倾轧而并无实证。
  不过，吴玠另一员部将杨政，尽管正史言之凿凿其驻守汉中十八年，修堰筑堤，颇便于民而官至御前诸君都统制，加太尉。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一向被树为俨然抗金英雄的正派形象，在《夷坚支乙志》卷第八《杨政姬妾》中，却分明是一介大搞权色交易又玩弄女性，乃至残酷冷血无情而杀人如麻的衣冠禽兽般恶魔形象；其迫害虐待女性的兽行，简直根本不能跟潘璋对爱情的珍惜忠贞等量齐观了：
  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帅兴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踪，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旁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于侧，忽语之曰：“吾病势汫漉如此，决不复全生，我倾心吐胆只在汝身上，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往黄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返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流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他先死，吾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 “相公唤予。 ” 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如何看待《杨政姬妾》上演的这桩跟正史褒奖杨政政迹严重不符，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而耸人听闻的惊悚恐怖剧情，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
  曾经声称“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的《夷坚志》，竟在《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此条与史载杨政事迹不符。杨政为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对于支撑秦陇，保存川蜀，建有显赫战功。《宋史》本传称他在战争中能“抚定居民，秋毫无犯”，守汉中时兴修水利，“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其为人亦谦恭谨慎。此条只能作为虚构故事来读）条，描写了怵目惊心的人间罪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杖杀”和“剥皮”的血腥场面，而是侧面着墨，把众多血腥场面凝结成一个暗影幢幢的残酷而神秘的意象，于人物的疑惑和低语之间刻入读者心中，显示了入木三分的艺术功力。随之，作家又捕捉住极有特征的时刻和场合，已经官至太尉的杨政病危时，诱导有专房的爱姬说出“愿相从黄泉下”，爱姬反悔沉吟之际，他还不能瞑目，直到手下人用绳索勒杀爱姬，陈尸于地，他才气绝。这是《夷坚志》中极少数没有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变态行为的作品之一，它以富有特征和力度的一侧一正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权贵家庭中生杀予夺的残忍性和绝情性。说到故事的起因，如果不是故事的传说者和同为权贵的故事撰定者，与那位已亡故三十余年的历史人物有宿怨，借小说以鞭尸，那么就是人间残忍性给作者留下过分浓密的恐怖的阴影了。 ①
  考察《夷坚志》中《杨政姬妾》与同卷随后的《宜兴官人》《张元榦梦》和《骆将仕家》三则掌故，均出自北宋末期宣和六年（1124）为淮上宿州户曹，南宋绍兴中任江南常州知县的洛阳籍人张晋英涛次山述说，属于跟杨政同时当代人谈论本时代事，有理由相信存在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就张氏本人而言，《夷坚支丁志》卷第二还有其甥安劝口述《张次山妻》故事。总之，张次山其人经查与杨政似并无过节恩怨和深仇大恨，进而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杨政残害姬妾。何况洪迈在《夷坚支乙志》序中说得很透彻：
  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
  所以，笔者主张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正视、透视与洞察历史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深藏于正史刻画背后而不为人所晓的双重人格的能力和勇气。只要参观了解了四川华蓥出土谋杀叛臣、吴玠侄孙吴曦（1162—1207），平息其叛乱投敌阴谋的抗金将领安丙（？一 1221）墓葬奢华排场，和陕南洋县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葬随葬品、乐伎俑等的规模②，想必就不难窥见某些抗金英雄生前不为人知的真实生活另一面了。因而对于仿佛原始控诉状般的《杨政姬妾》遗闻，笔者持宁信其有，恐非空穴来风的半信半疑态度；相反，存世文献资料透明度极高地以审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吴玠本身与家庭子女都生活清廉简朴甚至近乎清贫，从未引发过人们在生活与作风问题上对他的猜测疑虑与不信任感。
  （五）无的放矢污蔑的吴玠无欲则刚般私生活
  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1907—1998）在《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三、《论稼轩词》第二中曾经指出：
  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漂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玄虚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其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 ①
  反观本文专题探索追究的吴玠纵情声色本事，有必要严肃强调的是，虽然正史上反复重申吴玠重色服毒，但是却根本没有理出哪怕如野史《清波杂志》和《夷坚志》登载的郑刚中、杨政、潘璋般声色俱全故事头绪，这自然使得长久以来沿袭不绝有关吴玠好色之徒的习惯性论调黯然失色。试想，抗金豪放派诗人陆游蜀中冶游，放浪形骸，尚有其自作诗和“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②等正史记述为证；即如陆游好友的豪放派词人，同时也是抗金大将的辛弃疾（1140—1207），也不免有轻狂好色言行，散见于其稼轩词中。譬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江、淮、两湖之什的《浣溪沙·赠子文侍人，名笑笑》《南乡子·赠妓》；卷二带湖之什的《东坡引·闺怨》；卷四瓢泉之什的《鹊桥仙·赠人》《又送粉卿行》《西江月》《又题阿卿影象》《临江仙·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赠之》共四首③；卷六补遗《眼儿媚妓》《乌夜啼·戏赠籍中人》《如梦令·赠歌者》《江城子·戏同官》《惜奴娇·戏同官》等浓艳辞章，似乎都是辛弃疾于风月场合的即兴酬唱之作。然而唯独针对吴玠，正史空口无凭却指名道姓说他欲壑难填，着实匪夷所思。难道这真的是出自捕风捉影了吗？
  吴玠唯一让人形成挥之不去生活作风不够正派的坏印象，应该就是岳飞（1103— 1142）冤案被平反后出现的所谓替岳飞介绍侍妾说了，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令他给人们留下了身边美女如云，整天花天酒地而生活糜烂的重大嫌疑。南宋谢起岩（生平生卒年不详）《忠文王纪事实录》卷四载：
  （岳飞）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王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妹，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王。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王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王曰：“吾少师于某，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旴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 ” 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①
  然而关于岳飞②的官私文献由于他生前、身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昭雪后又受到过分拔高报道，相关内容也未尽客观公正，需要严格区分认证。③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转载时人张同的《吴玠传志补遗》，有关吴玠在仙人关前线安置年轻尼姑，通过她深得金兵将帅崇拜而信任的高僧午长老，替南宋军事决策层搜罗金兵情报，也可能是他让人误以为跟该女尼有不可告人授受不清奸情隐私而再添悬疑色彩的症结之所在：
  金帅蕯里罕（即金将完颜撒离喝，？ —1150），最好释氏。僧午长老者，最所尊礼，至得与其妻妾杂坐饮食。而仙人关尼某，少畜于是僧，忠烈于是置尼私第，日以施利厚给。已而使尼手书，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报，及密许高爵，且啖以金。午喜诺，吾谍之往者，皆馆于方丈，往来不绝，萨里罕（撒离喝）不疑也。于是金人情伪凡至密之事，吾举得之。费士戣《蜀口用兵录》，亦载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将犯金洋云云。
  所幸历史的真相是，吴玠的私生活非常地检点庄重，有案可查毕生唯独迎娶过张氏一人①，诰封永宁郡夫人，育有三男四女，仅此而已②，并不见另有三妻四妾的旁证。而曾深入吴玠部队跟他长期接触的南宋丞相张浚的幕僚冯康国③，“于魏公幕府，时见吴侯之用兵与虏战，世所罕及，即古名将，亦不过此。何一旦殁耶？因相与痛惜。冯公（宣抚司参议冯康国元通）④亦哀号不已，呜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夺之速也？念其往日在川陕时，不独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且惠泽于民，俊民不能默默无语，遂历数其事发，乃握笔而记之。”⑤另一位见证人明庭杰俊民《吴武安玠功绩记》更曰：“（吴玠）论无请托之私，性乐善，每观史传有可师者，必书之坐右。日诵其书，其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虽功高贵，显而居常，极俭约，至推以予士，则略无少吝，其殁也，家无余贽，至无宅以居。”⑥《吴武安功绩记序》又曰：“其抚养士卒似吴起，其勤俭精力似陶侃，违令必戮似孙武，子忧国远，计不侥近，功似赵充国。身殁之日，知与不知，莫不流涕，又似李广与羊祜也。..是以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以保全蜀。使有数年之寿，则中原之复可几也。方其薨也，其 长子未冠，二季犹幼。胡宣抚（继吴玠宣抚川陕的胡世将， 1085—1142）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乾道乙酉，予既作补遗，志其大者，凡数十事，以遗其少子参议，且类宸翰、诏命、碑镂为一集，目之曰：《保蜀忠勤》，庶备国史异时采择，因使蜀士大夫知本末，而后之为大将者，有所矜式。书成，人喜读之，荐绅遗传，已满四川，然意尚有遗也。 ”①
  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十月也实录吴玠行伍清贫曰：“上谕大臣曰：‘吴玠久在蜀，备著忠绩。虽已优加恤典，然闻其家颇贫，可赐钱三万缗。仍进其弟军职，令抚其家属，故有是命。上谕在十月壬申。”如此坦荡正人君子，铮铮抗金英雄，可想而知势必爱惜自己的羽毛、名誉。诚如吴玠去世将近三十多年后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书吴忠烈遗事》依然赞颂其平生行状道：“忠烈吴公力捍强敌，以保全蜀，其忠勇谋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观其遗事，如平籴、营田、兴水利、辟矿土、招流民、减冗员、节犒享，汲汲焉以爱民体国为意。..今复于忠烈公见之。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如一日，其忠诚所感格，惠民之所固结，非偶然也。 ”
  综上所述，廉洁奉公的抗金将领吴玠，纵令好色下流行为确有其事，但败露行迹何在？这正是此前笔者比较同为史学著作的《三朝北盟会编》而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的放矢的历史追问所系。
  （六）再论不可抹杀的《夷坚志》口述史料价值
  进一步深研至此，不妨就《夷坚志》为代表的古代口述史话题做一个小结。很显然，历史研究永无可能重构全部历史，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难以了解历史真相全貌。其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本身和时代局限性制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的真情实感，这就是读野史要比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野史或出自当事者亲笔，或是别人访谈笔录，后者即口述历史，它往往比回忆录更有价值。而之所以如此，取决于访谈者水平。口述史既来自事件亲历者亲口吐露，总不失其原始史料价值。②其实，近代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指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也谈到出自口述的野史杂记不可多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而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史料与史学》更有这样的评述：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当然，像《夷坚志》这样的口述材料也免不了有文过饰非的小说家言，从而使其真实性为之打折受损。就此，洪迈倒并不回避或讳言这一情况会发生，因为他本身首先是一位 严谨的史学家；正如以上点到为止的那样，《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本传载：“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初入史馆，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讲读官宿直，上时召入谈论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学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为一书。..迈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手书《资治通鉴》凡三，有《容斋五笔》《夷坚志》行于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钦宗纪多本。..而迈文学尤高，立朝议论最多，所谓忠义之报，讵不信夫？”故而他在《夷坚支丁志序》中坦言，读者不能把口述史料的确切真实程度绝对化：
  支丁既成，姑摭其数端以证异，如合州吴庚擢绍兴丁丑科，襄阳刘过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记，则非也。..蜀僧智则代赵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蕲州四祖塔石碣为郭景纯所志，而景纯亡于东晋之初，距是时二百余岁矣。凡此诸事，实为可议。予既悉书之，而约略表其说于下，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事实上，貌似正统历史文献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言必无懈可击，句句是真理；而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亦非绝对，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受访者遗忘和“虚拟”，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存在。①换言之，口述历史有其优势和缺陷，历史文献同样如此。因此，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互为补充对证，这样才能从各个侧面立体地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最终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答案。
  （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无缘核验《夷坚初庚志 ·吴少师》的连带失误
  实际上，有关吴玠晚节亏损于涉嫌不雅，迷恋女色说的始作俑者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对于洪迈《夷坚志》的史学价值，也并未彻底置于冷宫不加理睬，而是做过批判性地采纳接收的。他曾对《夷坚志》的史学开发利用，做过细致认真的考察分析，就失误处尽量加以指正避免，而就可信者则予以采信备案备注。因而在其所著南宋初期重要历史大事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于每条记事底下，大都附有大段注文，胪列各种异说异文作“考异”与正文并行，其中就不乏涉及对《夷坚志》文本的取舍，由此为后世研究者留有 “递相稽审，质验异同 ”的再探索余地。
  譬如卷八建炎元年八月考订曰：“又熊克②《小历》称（陈）通等逼特进薛昂领州事。按昂靖康元年已落特进，克不详考耳。克又称（顾）彦成为转运副使，盖承洪迈《夷坚志》之误。”③卷二十八建炎三年九月再考订曰：“熊克《小历》称（孙）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盖承洪迈《夷坚志》所书也，非实。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东，至此始五年，盖误记耳。”④同卷年月则肯定道：“此据洪迈《夷坚志》增修，志中通判无名，今以日历寿春府奏状考之，则王摅也。余见四年十二月癸未。”⑤卷四十建炎四年十二月再度认可道： “日历寿春府奏见， 禁叛逆守臣马识远而无行遣指挥。此以洪迈《夷坚志》所书修入。”①卷五十五绍兴二年六月也认同作：“此事据《夷坚志》，不得其年，因谢雨附见。”②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详加考辨道：“此以洪迈《夷坚志》及明橐劾范漴章修入，但迈以为达陷州城，与橐所奏不同，恐误。苏轼白鹤故居，亦在城外，迈不细考耳。”③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十一月另有考证：“言者论相、罢总领在此月乙酉，今联书之。相为岳飞劾奏，据洪迈《夷坚志》所言。今以臣僚所劾行下者，盖不欲令出于将帅之意云耳。”④卷一百四十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载：“此据王明清《挥尘后录》..此据洪迈《夷坚志》。”卷一百五十三绍兴十五年五月载：“程师回则见于洪迈《夷坚志》。”⑤卷一百六十三绍兴二十二年秋七月载：“（程）敦厚事，并以洪迈《夷坚志》修入。”⑥李心传这些对待《夷坚志》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调研判断的史学研究态度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不过，李心传在吴玠非正常死亡问题上，毕竟一反常态，形同信口雌黄。估计是听信了谣传，却没能及时提供和揭示揭发吴玠在成都寻花问柳，物色作案骚扰对象的实例或案情具体经过等过硬史料，便匆忙在其生活作风议论上仓促发挥联翩式想象解读来定论定性，以致在关乎吴玠名声荣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下过不可饶恕的大错特错，释放出推波助澜误导后世的不正确信号。就此史识缺陷一端，也是特别需要指出并值得史学工作者引以为训的。
  至于其铸就这一并不属实重大失误的缘起，估计是由于以下相关因素所酿成的。从以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援引《夷坚志》内容篇章卷次，可以观察到有关篇幅几乎都集中于甲乙两志，而并没有之后的其他各志。这说明李心传庆元二年（1196）开始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⑦，历时约十二年，到嘉定元年（1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⑧，这期间洪迈《夷坚》甲、乙志因印刷出版及时，流播遍及四方，以至于绍兴三十年（1160）完成的甲志，和乾道二年（1166）完成的乙志在乾道八年（1172）和淳熙七年（1180）于多地多次加印，几乎 “家有其书 ”⑨，这也是李心传在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得以大量利用甲、乙志内容予以互相校勘史实的重要原因。
  然而继甲、乙志之后的各志，尤其是事关吴玠之死的《吴少师》掌故，尽管出现并完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的初庚志中，但分明尚未得以刊刻付梓上市，从而影响到李心传事实上无从以最快时速了解掌握与引用考核；换言之，李心传在撰写绍兴九年历史，乃至 最终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时，还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洪迈《夷坚初庚志》中《吴少师》故事，更不必说《夷坚支戊志》卷第三的《卫承务子》了。因此从出版时间上替他的罪过作无过错辩护的话，是错失时机而不许可他对误传诋毁吴玠死因话题予以严格对证审核与考订驳斥，进而令他犯下偏听轻信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传闻①；在具体论证上，缺乏强有力实据支撑是一严重不足。而洪迈于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包含有事实上替吴玠死因正名内容的《吴少师》在内的《夷坚初庚志》，也不排除是他因感于此期间吴玠被追封为涪王②而力求替他相关不实之词正本清源动机使然；当然，撰著《夷坚支戊志》卷第三《卫承务子》或许更有此意了。只可惜就此李心传均无缘领教而纠正在吴玠之死问题上犯下的原则性错误了，这无疑是身为南宋著名史学家的他撰著南宋当朝史的一大缺憾所在。
  （八）口述史料在史学研究应用中提供鲜活线索作用综述
  顾吉辰先生《也谈吴玠死因》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卷一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以及徐梦莘（ 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条下中书舍人王纶为《吴玠墓志铭》《吴武安功绩记序》，均不获《宋史》有关吴玠 “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 ”等记载。但是古代或今天，人们为死者撰写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哀悼文以及悼词时，往往多有赞美之词，少有贬词，这是一种习惯了，即只讲好话，不讲缺点。③以此证明时人替吴玠树碑立传时也许出于为尊者讳的善意，避而不谈他生前的丑闻劣迹。这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可又似乎未必尽然，譬如上述《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分明在彭杲身后墓志铭中检举了他擅自允许部将潘璋携眷随军入伍有违军纪遭受处分“以举累降两官”的案例，只是未将前因后果具体化；而这一细节铺陈恰好由《夷坚志·潘统制妾》加以弥补填空，令读者由此了解了事件真相的本末原委。由此可见顾先生关于古人墓志、传记避讳尊者不可言传家丑的说法不无以偏概全之憾，无法完全令人信服人们更希望获得的解释，是作为正史《宋史·吴玠传》等有关他无节制纵欲而亡的指斥依据与例证到底何在？就此，包括顾先生在内所有持吴玠如色狼论者，均三缄其口，未给出充满合理的答复，这一现象同样令人遗憾而感觉苍白无力！
  而恰好与此相反，可能正因为拙稿集中讨论吴玠渔色说纯属查无中生有，故而同样不为有鉴别眼光而不人云亦云，甚至比李心传更早了解吴玠死因底细的严谨史学家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采编在前。否则，倘若吴玠恬不知耻贪色而亡确有其事并为社会震惊，令人群起而不齿，势必如之后陆游在蜀中颓唐放浪行迹般播于人口被记录在案，绝对不至于默默无闻或缺乏具体案底仅李心传三言两语一锤定音的吧？
  其实像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的蜀籍史家，如果吴玠蜀中渔色事实俱在，李心传应当有充分的调查发言权，决不会就此不动声色，点到为止，从而使其真实性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出现事实存疑失真的不足。退一步讲，即便他的调查处于初级阶段而不欲广为传播，料自有其他史料笔记予以曝光而拍案惊起，谁能保证口无遮拦的众多知情好事者能一直守口如瓶，默不作声，不广为扩散传播呢？尤其是 当吴玠侄孙吴曦准备投降金兵引敌长驱入蜀阴谋败露被平息绞杀，吴氏家族三代抗金威信受到巨大冲击之后，如若吴玠生前的确曾经有过如正史所陈罪孽，特别他竟然还是因贪图女色而一命呜呼的话，相关隐私可想而知会被人如鞭尸般挖掘剖陈而津津乐道，绝对不可能始终保持沉默而一言不发，不展开民事诉讼般调查。可是，幸灾乐祸者期待的谣传并未被海量详尽事实所印证，哪怕道听途说现象也没有出现；相反，倒是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正史点评，令吴玠给人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般坏印象，这委实应该归咎正史造就了吴玠的不公正待遇啊！

①皖南著名医学家张杲于淳熙十六年（1189）撰著集古来医案于一炉的《医说》初稿，此后历经约卅六载修订增补，于嘉定十七年（1224）定稿刊刻。 ②参见（宋）张杲的《医说》卷五《误吞水蛭》；元代皖南池州养生学家李鹏飞（1222—？）的《三元延寿参赞书》卷四：明代皖南新安医学家汪瓘（字民莹）的《名医类案》卷七《误吞水蛭、蜈蚣》：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编著的《本草纲目》卷七《黄土·拾遗·发明》；明代晚期福建文坛代表人物谢肇淛（ 1567—1624）编著的明代博物学代表著作《五杂俎》卷五《人部》一；明末政治家，早曾因母病习医，后因朝政腐败而称病辞归，重新精研病理学的王肯堂（约1552—1638）历时十一年编著的《证治准绳》卷十八《虫》；明末思想家、科学家、 “四公子 ”之一方以智（ 1611—1671）编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物理小识》卷二《地类》 “张锐以黄土下吴少师之虫疾 ”。清代医学家吴仪洛（1704—1766）编著的《本草从新》卷十五《黄土 ·燥湿解》：清末学者、书画家徐士銮（ 1833—1915）编纂的医话著作《医方丛话》卷三，等等明清医书，或全文转载，或择要选刊，先后对选自《夷坚志》的《吴少师》与《卫承务子》这两则真人实事传染寄生虫病遗闻，以典型医案形式密集发布，以提高人们，特别是乡村从医人员应对突患该棘手疑难杂症的应急诊断水平与处置治愈能力。换言之，针对类似“吴少师”病患的诊治手段与方法，大抵从南宋中期起，就已然成为古代医疗史上一桩相当有代表性的医学示范病例和简便易学“土”到病除的非处方经典医术了：只不过作为患者的“吴少师”究竟是身为兄长的吴玠，还，是吴玠的胞，弟吴磷一直不曾被人细究、深究，甚至往往忽略不计，不为人瞩目。因为一般人们普遍理解的“吴少师”多被指认为吴玠，这几乎是人尽皆知而达成广泛学术共识的不争事实。譬如何卓点校、中华书局 1981年版《夷坚志》第四册《人名索引》，就将《吴少师》中主角视作吴玠。 ③（宋）陆游：《剑南诗稿》卷37《题（夷坚志〉后》。 ①参看王德毅编撰的《洪迈年谱》绍兴九年援引《夷坚乙志》卷十《松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页：绍兴十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八《小楼烛花词》，第37页；绍兴十六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五《妙缘寺》，第40页：绍兴十七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虔州城楼》，第41页：绍兴二十年引用的《夷坚乙志》卷八《无缝船》，第48页；绍兴三十二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契丹诵诗》，第105页；乾道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甲志》卷十《蒋坚食牛》，第115、116页；乾道三年引用的《夷坚丙志》卷十七《王铁面》，第134页；淳熙十三年引用的《夷坚支庚志》卷一《苏相士》，第179页：淳熙十四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五《虼蟆瘟》，第197页；绍熙三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七《信州鹿鸣燕》，第226页；绍熙五年引用的《夷坚支景志》卷五《吕德卿梦》，第233页：庆元元年引用的《夷坚支丁志》卷四《林子元》，第235页；庆元二年引用的《夷坚支戊志》卷八《龙阳章令》，第235页；同年引用的《夷坚支癸志》卷十《林秀才鸡》，第238页；庆元四年（1198）引用的《夷坚三志壬》卷六《滕王阁火》，第244、245页等。 ②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00—203页。 ③张白山：《危楼散墨》，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4—62页。 ①参看（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13《国朝会要》：“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 ”王德毅的《洪迈年谱》甲谱前， “妻张氏 ”援引，考“知岳家姓张 ”，第15页。 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第52页。 ①参看（明）邵经邦的《弘简录》卷95天王宋一之十一下：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癸巳，命利路三都统吴挺、郭钧、彭杲密陈出师进取利害，以备金人复金州管内安抚司 ”。 ①参看周忠庆的《灙水集·人物春秋·彭杲生平简介·〈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注释》，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1—129页；汉中五千年丛书之五 ·郭鹏编著的《汉中遗闻趣事》，汉中地方志办公室2002年印，第109—113页。 ②吴汉英其人，疑似（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庚子五部落之变》记录在案的“（剑州）节制军马同统制官”。至于是否同名而表字长卿的江阴吴汉英（1141—1214），待考。案，江阴吴汉英，乾道五年进士，有政声。有《归去集》20卷。（宋）刘宰《漫塘文集》卷28有《故兵部吴郎中墓志铭》。事迹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册，第1168页。 ③朱佳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04年12月11日）》，《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④《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第 179页。 ⑤古人男女私情与纵欲无度边界并无统一界定标准，需具体议题具体分析。 ①（宋）周辉：《清波杂志》卷第8：“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犁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乃伊洛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 ①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三节《沉重的人生感受和宋人说鬼的道学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12页。 ②参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编著的《华蓥安丙墓》，文物出版社 2008年版：周忠庆的《灙水集 ·人物春秋 ·彭杲生平简介》，彩页第 4、5、6、7彭杲墓文物。 ①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邓广铭卷》，第 142—143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 395，列，传第 154《陆游传》。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281—295页。 ③（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 6： “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 ” ①岳飞孙岳珂有关岳飞的几种追忆文献记载与此口径一致，唯谢、岳诸说孰先孰后已难考究。《岳鄂王行实编年》卷下《先臣遗事》载：“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览之不乐，即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安乐时耶？’玠见女归，益服其盛德。”《金佗粹编》卷九行实编年六载：“不求华巧，旁无姬妾。蜀帅吴玠，素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欢。尝得名姝，有国色，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遣使遗先臣。次汉阳，使者先以书至。先臣读之，甚不乐，即日报书，厚遣使者而归其女。诸将或请曰：‘相公方图关陕，何不留此以结好。’先臣曰：‘吴少师于飞厚矣。然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宴安取乐时耶？ ’左右莫敢言。玠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金佗续编》卷21《百氏昭忠录》卷五章尚书颖经进《鄂王传》之五载： “无姬侍之奉，蜀帅吴玠，尝以名姝馈之，飞不乐，厚遣使者而归之。或谏之曰：国耻未雪，圣上宵旰不宁，岂大将燕乐时耶？ ”邓广铭于 1991年3月16日，在对他写于1961年12月3日的《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作后记时特地指出：“每当我重阅《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时，对文末引录的那条岳珂《桯史》的记载，总感觉颇有问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岳珂此段记事完全是在扯谎吗？我在此不无遗憾地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岳珂确实是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岳珂的著作，除《桯史》外还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所编撰的《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却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采取了绝非历史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手法。准此而推论之，则他在《桯史》中的这段记载之不够真实，更决非处于我的武断了。..然而我之所以不把前文的最后一段断然删去者，则是因为，不论在我发表前篇文字的以前或以后，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因特不删去前文的尾巴，而就此论证其纯属岳珂捏造的谎言，借以祛除受误于岳珂者之惑云。”参看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1991年3月16日后记，《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邓广铭卷》，第 147—148页。 ②事实上，即便岳飞离婚后再娶，今也已有案可查可考。不赘。 ③岳飞被陷害后二十多年，他被钦定为罪犯，家族遭流放岭南闽广各地继续蒙受政治迫害，受此冤案株连人士不计其数，几无人敢于替他讨回公道。加之秦桧及其党羽控制编著官史，岳飞及其岳家军功劳几乎全被抹杀而代之以杜撰的罪恶行经，以图伪造成铁案。如此秽史也影响到私史撰写，《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号称良史的记载高宗朝历史最重要的南宋当代史，也未免转抄官方污蔑不实之辞。而岳飞嫡孙岳珂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鄂国金佗粹编》对其祖父的功劳未免有溢美之辞，相关历史记载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参看符海朝的《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有关的人和事》，《文汇学人》 2019年 5月 17日第 14版。 ①南宋文人武士平生多三妻妾，如陆游初娶唐氏，继配王氏，另有小妾杨氏。参看陶喻之《陆游婚外情释证 ——〈钗头凤〉词背景、本事发微》，中国陆游研究会编《纪念陆游诞辰 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81—295页。陶喻之：《陆游与继配王氏结缡考》，《中国韵文学刊》 2006年第 3期。辛弃疾室赵氏，再室范氏，三室林氏。参看辛更儒的《辛弃疾家室再考》，《辛弃疾研究丛稿》，研究出版社 2009年版，第280—294页。《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载吴玠部将高英（1101— 1160）“初娶崔氏，继室李氏，皆先公二十余年卒，今配罗氏，邺王绍威之后，封恭人。”参看蔡副全的《新发现（宋故知阶州高公墓志铭〉释考》。（南宋）王明清《挥麈三录》卷之二《王禀、徐徽言、李邈忠义事迹》载：曾经目睹高英“劲弓射虏”战功的南宋守将徐徽言，于建炎三年（1129）被俘不屈就义前“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又，《皇宋洋洲察推吴君志铭》载吴磷孙吴忠嗣“初娶王氏，承直郎班女，再娶实淑”。参看董永强、邹贺、王兴成的《从〈吴忠嗣墓志〉看南宋墓志书人妹，写中的“忠臣”再造》。唯独吴玠墓志仅及妻张氏而别无继室、续配或小妾记载。 ②今甘肃徽县吴山《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载：“公娶张氏，故侍中耆之后，封永宁郡夫人。子男五人：拱，右武郎：扶、■，皆承奉郎；扩、揔尚幼。女四人..”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十三《吴武安公功绩记》作“三子，拱，右武郎，扶、■，皆为文官，承奉郎，以经史自娱。庭杰尝试论之曰：汉皇甫规、张奂，皆生长山西应贤良中高，选规以诗易传授，门弟子三百余人；奂著：《〈尚书〉难疑》三十余万言以垂世。设教二公，尚，弃文就武，俱任度辽将军，破强敌以千万计，观规自布衣，时以西羌深入，上书愿假近边，无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规为将，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纳降。奂每言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诛灭强敌。嘻！此皆前辈豪俊语。迩者，天子知元通与吴侯相知之深，想吴侯诸子，必皆稔闻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会晤吴侯家二朝奉，当语之曰：山西出将，二公家世，边人将门出将，二公奕世，将种，大丈夫当用长枪大剑定天下，安用从文官学弄笔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论议极有补于世，当并为我书于吴侯传末云。宣抚司荐士明庭杰记。”张发：《吴武安公玠功绩记序》：“方其（吴玠）薨也其长子未冠，而二季尤幼。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作者不详《林泉野记·吴玠传》：“三子：拱、摠、■。”引自（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炎兴下帙。另参看柳林的《庄浪二吴》家世二吴家世、吴玠吴璘的子孙，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版，第85页。 ③冯康国字符通，本名，四川遂宁人。为太学生，负气节。张浚宣抚四川，辟为主管机宜文字。知夔州，除都大主管川陕茶马，卒于绍兴十二年三月，参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酉。参看《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4册， 1980年增订再版，第2757—2758页。 ④（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一《宣抚使官属》：“傅彦济雱、冯元通康国以尚书郎干办公事，皆非常制也。绍兴四年始着令参谋，视提点刑狱参议，视转运判官机干，在诸州通判，之上，至今不改。 ” ⑤（宋）张发：《吴武安公玠功绩记序引》，载（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 12。 ⑥（宋）王纶的《吴武安公玠神道碑》马之记载近同。另参看（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载：“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玠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陆游入出川陕投笔从戎数过阆中，当为鉴赏过吴玠书法目击证人。 ①（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5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②何兆武：《谈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3—4页。 ①《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口述中国 ——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52页。 ②南宋学人，屡有论奏，曾言防御金人之计而见知于孝宗。参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第503页。 ③（宋）洪迈：《夷坚甲志》卷7《祸福不可避》。 ④（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1《孙九鼎》。 ⑤（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9《马识远》。 ①（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9《马识远》。 ②（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16《邹平驿鬼》。 ③（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10《盗敬东坡》。 ④此邵相为岳飞弹劾事，不见今传本《夷坚志》。 ⑤（宋）洪迈：《夷坚乙志》卷 7《汀州山魈》，卷 15《程师回》。 ⑥（宋）洪迈：《夷坚甲志》卷 20《太山府君》。 ⑦根据（南宋）赵与时《宾退录》摘录《夷坚志》序载“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五六年”《夷坚支甲志》序曰：“《夷坚》之书成..盖始末凡五十二年。”以《夷坚癸志》成于绍熙四年（1193逆推，则《夷坚志》始作于绍兴十二年（1142），初甲志历时较久计十八年方完成于绍兴三十年（1160）。乙志序于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十八日曰：“《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八年（1172）夏五月，以会稽本别刻于赣，去五事，易二事，），其他亦颇改定处。淳熙七年（1180）七月又刻于建安。”丙志序于乾道七年（1171）五月。庚志编成于假守当涂的淳熙十六年（1189）。 ⑧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 1990年版，第 51、95页。 ⑨（宋）赵与时：《宾退录》摘录《夷坚志》洪迈自序。 ①李心传始终不曾交代有关吴玠贪图女色之说的线索证据从何而来，所以此说的根据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谜。 ②（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玠，淳熙中追封涪王。 ” ③顾吉辰：《也谈吴玠死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 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