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忠烈吴公祠之设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甚明：
  （绍兴十年正月）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祠吴玠。先是，左宣教郎、新川陕茶马司干办公事、权监都进奏院杨朴上书，论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愿特诏有司与玠立庙，荣以封爵，使蜀人岁时祀之，故有是命。 ①
  又据清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引《中兴会要》：
  忠（义）〔烈〕吴公祠。在兴州长举县仙人关，保平静难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川陕宣抚副使、谥武安吴玠祠。高宗绍兴十年正月赐额 “忠（义）〔烈〕 ”。 ②
  忠（义）烈吴公祠所供奉者，即是吴玠。对南宋朝廷而言，立祠崇祀吴玠，既是对吴玠本人生前功绩的褒扬与纪念，也是企盼吴玠在死后能够继续“护佑”川陕；不仅具有激励风俗、振奋军心民心的作用，而更为实在的意义，则是通过这一形式上的礼仪程序，来维系朝廷与川陕战区将领关系：在南宋尚需倚重以吴磷为代表的川陕武将集团的背景下，通过立祠崇祀来彰显对吴氏一族特别是吴磷的信赖与倚重，有利于维系川陕战区的稳定，有利于稳固四川上游，这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
  不过，南宋朝廷为吴玠立祠的初始动机与立祠后产生的实际效果还需区别观察。绍兴十年初南宋决定为吴玠立祠时，全然未料到金朝会在不久后（当年五月）败盟南侵。此时的南宋中央一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和议，一方面开始执行扶持郭浩以牵制吴磷的计划。如果和议就此维持下去，吴玠祠之设，对吴磷而言不过是一种安抚罢了。然而金朝的败盟南侵，不仅造成了吴磷的崛起，也使吴玠祠迸发出朝廷始料未及的作用：
  吴玠于绍兴九年（1139）六月己巳薨于兴州仙人关治所，九月丙申，其弟磷奉丧葬于德顺军水洛城。③德顺军水洛城在建炎四年（1130）富平之战后便为金朝占据，吴玠得以归葬故里，乃是因绍兴八年（1138）宋金和议后金朝归还陕西。然而就在吴玠归葬后不久，金朝便破坏和议，再占陕西，至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达成，南宋乃承认陕西大部为金所有，德顺军自然转为金朝领土。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绍兴和议的达成，吴玠归葬之地已孤悬境外。南宋人欲至吴玠墓祭祀，已不可能。然而吴玠虽身葬域外，但其有大功于宋，崇祀之礼自然不能因其葬地入金而断绝。因此替代崇祀吴玠墓的场域，自然就集中到得到朝廷赐额，且尚位于南宋境内 的仙人关忠烈吴公祠，吴玠祠由此具有了不可取代的属性，重要性大为凸显。①“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②“公没几三十年，蜀人奉尝之如一日。”③“忠烈”匾额这一具体物象的存在，以至于朝廷后来给以的谥号“武安”也难以取代蜀人对吴玠的称谓，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忠烈吴公祠在蜀地民间的影响力。而四川军民对吴玠生前死后护佑川陕的感激与爱戴，应不仅及于吴玠祠之崇祀，也会自然地及于尚且在世的吴磷身上。兴州仙人关、河池一带人口，很大一部分为宣抚司川口驻军及随军家属，吴玠祠崇祀自然也有利于吴磷巩固其对军队的影响力。
  下旨立祠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临安朝廷，而具体执行这一旨意的则是朝廷派驻在宣抚司的文官，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时任宣抚副使胡世将与郑刚中。与蜀地士人心怀感恩不同，和议前后南宋朝中士人对吴磷抱有的更多是警惕，而绍兴九年分立诸将、分屯诸路之议，绍兴十四年利州路东西之分，两人都是主要的参与者、执行者。他们缅怀吴玠或与吴磷沟通的文本，本可作为探究吴磷影响力的重要文本，可惜吴玠死后，宣抚副使胡世将为之所撰墓志、行状等今已不存④，而传世《忠烈吴公祠记》则是伪作（说详下文）。接任胡世将宣抚四川的郑刚中曾为吴玠庙作诔文，然亦未收于其文集之中，不过王柏所撰《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则折射出了郑刚中诔文的立意，兹列于下：
  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读北山郑公吴庙之诔，使人跃如凛乎。壮哉辞也，默成先生所谓至矣远哉，犹有余味。然不有英气鼓舞，于灌荐之表警戒，岂能竦然于称赞之中乎？呜呼，子房妙于机，策士也；孔明精于才，自用也；惟裴晋公谓处置得宜者近之。后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伤今思古，为之长太息，书于崖碑之后。 ⑤
  王柏阅郑刚中所作诔文，发思古之幽情，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阐发“以书生驭宿将，危事也，岂虚言足以服其心哉”这一理念。所谓书生，自然指郑刚中，而他与吴玠生前本无交集，所谓宿将，在这里指的正是吴磷。可以想见，郑刚中在诔文中应该会提到其入宣抚司后的事迹，甚至有可能阐发或暗示出自己与吴磷关系的某些心迹。这里还应再联系到郑刚中与宣抚司另外一位将领杨政的直接冲突：
  刚中欲移屯一军，都统制杨政不从，刚中呼政语曰：“宣抚欲移军，而都统制不肯，刚中虽书生，不畏死也。 ”声色俱厉，政即日听命。 ①
  在仙人关这一“用武之地”，即便是朝廷重臣如郑刚中，亦不过一“书生”尔，要驾驭宣抚司统兵之“宿将”，仍是力有不逮。一杨政尚且令郑北山如此困扰，何况吴磷乎？郑刚中诔文或许就是传达（或暗示）了这样的信息，以致王柏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握当时郑刚中的心迹与苦楚。
  总之，绍兴十一年议和前后吴磷的崛起，使得南宋不得不通过加官、封赠、赐额等多种方式予以褒奖和安抚。但南宋中央及其派往四川的文臣士大夫在日常对其不得不小心翼翼，心态上对其既倚赖又猜忌，行动上试图打压却难见实效，这应是无疑问的。仙人关吴玠忠烈祠的官方赐额、封赠，便是南宋中央在上述矛盾心态下的产物，进而不自觉地成为吴磷巩固其势力的政治资本。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正月甲午，第2498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之四七至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0页。案《宋会要辑稿》此处“忠义 ”，当作“忠烈 ”。 ③（宋）明庭杰：《吴武安公功绩记》名臣碑传琬琰集卷 12，中华再造善本（宋刻元明递修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版。 ①南宋立吴玠祠，乃是欲蜀人崇祀，吴玠祠之立，通过了赐额，封侯，列入祀典，岁时奉享的官方程序。站在四川军民的角度，崇祀吴玠祠不仅在于纪念、报答其生前守蜀的功绩，更在于企盼其死后能够继续护佑川陕。而其获赐额不久便已彰显“灵迹”：绍兴十年、十一年宋金陕西之战，金军最终没有危及四川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吴玠“神灵”的“护佑”，这对吴玠祠的崇祀或具有重要影响。以上均符合宋代神，灵建构的条件。（参见 [美〕韩森著，包伟民译的《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西书局2016年版）但利用现存史料尚难以证明蜀地民间是否确实形成了对吴玠的信仰，也无法判断吴玠祠及该祠崇祀的具体内容。以上疑问虽难以给出确切答案，但仙人关吴玠忠烈祠对蜀地民间产生较大的影响，蜀人对吴玠的崇敬，则应是没有疑问的。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丛书集成初编第 2766册，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44页。 ③（宋）汪应辰：《汪文定公集》卷9书吴忠烈遗事，清抄本 //宋集珍本丛刊第 46册，线装书局 2004年版，第94页。 ④“胡宣抚为行状，不询其子，使二旧吏立供。为之墓志又据行状而言，是以如是之不详。”（〔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5引张发《吴武安功绩记序》，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今存王纶所撰吴玠神道碑、墓志，收于《名臣碑传琓琰集》卷14。然吴玠神道碑、墓志的撰写时间乃在绍兴后期。又《（乾隆）甘肃通志》卷48收有《胡世将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师吴玠墓志》，然该志未见于宋代文献却见于甚晚之清代，胡世将署“四川制置使、成都守臣 ”，亦不合其当时实际所系官衔，似亦为伪作。 ⑤（宋）王柏：《书郑北山祭吴忠烈庙文》，《鲁斋集》卷5，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94页。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第2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