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徽县工委发展武装力量及开展武装斗争情况
  徽县党组织成立不久，便开始筹备建立党的武装力量。经过长期的努力，至徽县解放时，全县共建立了五支武装游击小分队，有游击队员1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并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斗争，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迎接徽县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9年初，徽县地下党组织刚刚成立，便提出了教育和改编张俊耀的陇南游击大队的计划，派王锐青前往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后因陇南游击大队被胡宗南整编，计划未能实现。
  1940年夏天，中共徽县工委军事委员周冠军利用担任国民党县保安中队队长的身份，在保安队的士兵中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发展了数名党员，成立了县保安队支部，基本上控制了县保安中队，初步开始了把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在国民党的“合法武装”之中的尝试。此后几年，党组织曾多次试图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但因斗争环境残酷，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然而，在斗争实践中，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了武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摸索出了建立武装力量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徽县地下党在经历了几年的“精干隐蔽”之后，遵照西北局和甘工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活动、建立陇南隐蔽根据地”的指示和甘工委关于“配合南下支队北返和甘工委的武装游击队、开辟以徽县为中心的陇南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开始建立自已独立的武装力量。县工委先后派吴治国、苏星去礼县白关坡联系苏贵银掌握的一支武装；派司国权去徽县北部的榆树山区，组织罗青山、李元堂等解木板的工人，建立起八人武装小分队。县工委通过多种渠道自筹资金，经过多方努力，自筹资金购卖了长、短枪共7支，收缴土匪豪强手枪3支，装备了部分游击队员，准备开辟陇南武装根据地。后来由于“南下支队”北返时在陇南未作停留，甘工委派出的武装游击队也在来陇南途中受挫后返回边区，原定开辟陇南武装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县工委已经掌握了周冠军的县自卫中队、礼县苏贵银的一支武装、罗青山的八人小分队，为徽县武装游击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47年5月，为了适应地下斗争形势的发展，徽县工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除在原有基础上自建和扩大武装外，强调要掌握和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武装，改造土匪武装，从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广泛开展武装游击活动。随后，县工委派侯致中、周生让等在南山龙王洞一带，发动罐罐厂的苦工和周围的穷苦群众，建立起2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开辟了徽县南山根据地。同时，县工委又派党员张力冲、阎汝昌打入国民党伏家镇镇公所，担任了镇长和主任干事职务，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在镇公所的职员和队兵中发展党员，很快将该镇武装全部掌握在地下党的手中。县工委还直接对国民党徽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榆树镇队副荔督堂、峡门镇队副窦英杰、嘉陵乡队副冉有德等人做工作，进行说服教育，继而先后接收这几人入党，从而使他们领导的武装力量全部在地下党的控制和掌握之下。县工委主要负责同志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多次与土匪武装接触，晓以民族大义，教育引导其悔过自新、改邪归正，先后促成贾德有、申华、袁宝山以及原马尚智残部申中秀、苏浩甫等人转变立场，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由于县工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方法得当，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948年秋，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开始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党中央鉴于这种局势，于1948年8月22日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①，以免“多年积累的革命力量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毁之前过早地损失掉。9月，高健君到徽县传达了甘工委的具体指示：要求在斗争上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党员的言行既要合共产党的法，还要合国民党的法以及社会的习惯法，以便于联系群众保存自己；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派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变国民党基层政权为两面政权，名则应付国民党，实则给共产党干事；选择地区，熟悉地理，交结群众，开展红村子活动，以便必要时转移隐蔽①。县工委根据指示精神，对党员进行了以“提高警惕，注意斗争策略，保存自己”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指派部分党员打入国民党的乡镇公所、保甲组织，取得合法身份，开展隐蔽斗争。还确定以榆树为主的北山、龙王洞为主的南山为隐蔽根据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联络点。同时，将部分武装力量疏散隐蔽在与邻县的交界地区和国民党的合法武装之中，避开敌人的视线和耳目，目的在于不搞主动出击，争取合法存在。按此精神，东关党组织派马秉杰去一一九军新兵营当兵，伺机筹集枪支。申中秀与该营两个士兵联系，花钱买出水连珠步枪两支，马秉杰以另外方式，带出两支水连珠步枪，充实了武装。1948年冬，徽县参议会召开会议，参议长赵希昂在闭幕会上大叫“县自卫大队人事不纯”（暗指张有锡和周冠军）等等，激起与会统战人士的强烈不满。县长刘中仁当即叫张有锡取来自卫队人员花名册，叫赵希昂指出哪个不纯。赵希昂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指认，便说议会发言自由。刘中仁说，自由也不能胡说八道。于是两人吵了起来，刘中仁非常气愤，就打了赵希昂两个耳光，当场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士气，在场的进步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1949年1月，甘工委先后派余凯和平东武工队长吴建威到徽县，协助徽县党组织加强武装斗争。2月中旬，陇南工委召开会议，决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壮大党的组织，发展“非法武装”，争取“合法武装”，开展抗兵、抗粮、抗款活动。并决定在适当时机，将各地武装力量集结于北山榆树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与反动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
  1949年2月，徽县县长胡晋一与驻防徽县的国民党一一九军新兵营长马崇仁勾结，胡晋一向马崇仁提供了十多名地下党负责人的名单，要求马崇仁实施抓捕。周冠军与吴治国得知情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集结武装力量消灭马崇仁新兵营。后经反复商酌，为避免因冒险行动而暴露我党军事力量，遂利用吴建威与马崇仁相识的关系，给马崇仁做了大量工作，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必将灭亡的下场，使马崇仁放弃了反共立场，表示保持中立，于是双方停止了武力冲突。
  1949年3月，国民党西北行署派军统特务赵天云以行医为名前往徽县，以出售手枪为诱饵，在伏家镇等地侦探地下党的活动，妄图破坏地下党组织。吴岳等人发现赵天云的踪迹后，经请示县工委同意，以邀请其看病为由，在余凯、吴建威的配合下，将赵天云秘密处决于伏家镇。
  同月，国民党天水调统室派特务刘兴前来徽县，原被党组织改造过的伏家镇、栗亭一带的匪首袁保山，因受其教唆，企图投靠国民党军队，与我地下党公开对抗，并以徽县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名义四处抢掠群众，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声誉及形象造成严重影响。陇南工委和徽县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歼灭袁保山的武装力量。为了使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致暴露，县工委指使地下党员张有锡率领国民党县自卫队以“剿匪”名义出面，由吴建威领导游击队暗中配合，于4月28日，将袁保山部全歼，打死7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铲除了一大隐患。
  随后，吴建威、贾德有、申中秀等率领游击队撤离伏家镇一带，到远离县城的北山及汪川、大门一带偏僻山区隐蔽时，遭到该两镇自卫队堵截追击，游击队以灵活巧妙的战术，佯称是天水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于5月10日将这伙敌人诱至大门镇（现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黑潭山发动突然袭击，共击毙3人，缴获长短枪13支，并连夜返回榆树隐蔽根据地，此举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至此，全县游击队员已发展到100多人，活动遍及城乡各地。游击队的活动，多以小分队分散进行，因此，县工委没有进行统一的编制，由县工委军事委员吴建威担任总指挥，下辖五个小分队：
  北山游击队：1946年秋组建，有队员20余人，枪20余支，活动在北山榆树一带，负责人罗青山。
  南山游击队：1948年夏组建，有队员30余人，枪30余支，活动在徽县西南部之大河、嘉陵、龙王洞一带，负责人侯致中。
  贾德有小分队：1947年8月组建，有队员20余人，枪20余支，活动在伏家镇、栗亭一带，负责人贾德有。
  苏贵银小分队：1946年秋组建，有队员20余人，枪20余支，活动在礼县东部及徽县麻沿地区，负责人苏贵银。
  申中秀小分队：1948年底组建，有队员10多人，枪10多支，活动在伏家镇、榆树一带山区，负责人申中秀。
  各游击小分队分散开展活动，积极破坏国民党的通讯及运输设施，扰乱敌人的秩序，袭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并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筹集经费，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地下活动。
  1949年5月，陇南工委在徽县城北向家沟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的有吴岳、周冠军、马国元、毛阿訇等20多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布置了迎接解放和支援过境大军的工作。
  6月中旬，高健君到甘工委汇报工作后返回，先后在天水北关马明旅店和徽县伏家镇蔡家沟召开了陇南工委第三次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传达了甘工委关于本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军，要求各级党组织以突击精神准备迎接和配合解放工作的指示，中共西北局在《关于陇南工作的指示致甘工委电》中指示：“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不久陇南即可大部甚至全部解放，目前该地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准备迎接全区的解放……”①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准备绘制地图、张贴标语及筹集粮食、做好修路带路等工作，清除国民党散兵游勇，防止敌人破坏。特别强调要注意民族政策，积蓄力量，准备建立新政权。并确定在徽县、成县、西和、礼县一带开展武装游击活动，以适应秦岭南北可能被短期隔开的局势。会后，台中堂、山炯堂等人分赴西和、成县等地向有关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
  同时，高健君还向徽县工委传达了甘工委关于停止发展党员的决定，因当时徽县局势紧张，联系不畅，这个决定未能及时传达到党的全部基层组织中去，大部分支部仍在继续发展党员，故从1949年7月至12月徽县解放这一段时间，全县又发展了500余名党员。
  二、中共徽县工委领导的反“围剿”斗争
  1949年7月上旬“扶眉战役”结束之后，西北战场的局势迅速扭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集中力量组织兰州战役，暂时放弃对陇南的进军。这时，在“扶眉战役”中溃败的国民党第一军、第九〇军、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九军五个军残部麋集陇南，作垂死挣扎。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徽县地下党坚持英勇斗争，在迎接徽县及周边县区解放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积极配合解放，徽县工委作出决定：积极开展武装活动，争取敌伪起义；组织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款；保护公共财产，警告敌伪军政人员安份守己，保护公产。此后，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党员积极迎接解放，张贴书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告人民书》《警告敌伪人员书》等标语和传单，警告敌伪县、乡、镇、保、甲人员必须改邪归正，立功赎罪，弃暗投明，不要与人民为敌。
  附：《警告各县乡镇保甲人员》
  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全国规模攻势以来，国民党反动军队闻风披靡，蒋介石反动政权土崩瓦解。近查未获解放之各县乡保甲人员，实为蒋匪忠实走狗，逼取人民仅有糊口之粒米颗粟，自饱私囊。我解放军《约法八章》第5条明文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及恶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中央、省、市、县监察委员，参议员以及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安居乐业者，我解放军一律不加究问。汝等应立即幡然悔悟，弃职隐退，如再痴迷不悟，认贼作父，与民敌对者，我解放军到达之日严办不贷。即使追随蒋匪至天涯海角，亦需追拿归办，以偿民愿。
  特此警告各求自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制
  1949年7月15日
  与此同时，各地反动势力、敌特分子，尤其是在“扶眉战役”中溃败、退守徽县驻防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为了苟延残喘，垂死挣扎，对地下党开始进行疯狂的搜捕、镇压和围剿。
  （一）粉碎敌人对伏家镇地区的“围剿”
  由于徽县地下党十分注重开展组织建设，注重发展武装力量。1948年底，徽县共有党员343人，至1949年6月，徽县党员已发展到1600多人，在敌人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对一个人口仅10万余人的县来说，党员数量已相当可观。
  解放前夕，徽县地下党组织继续快速发展，截止1949年12月徽县解放时，徽县地下党在县工委领导下有6个区工委，32个总支（包括徽县师范和榆树两个直属总支），共252个支部，党员2193名。徽县党组织直接掌握的地下武装力量已拥有枪支约100余支，并控制了国民党县、乡政权部分公开武装。实际上，徽县相当一部分军政机构已为地下党所控制，“我在敌合法武装中的力量有：徽县自卫队大队长、大队副，一个分队长是党员，班长、战士中亦有党员，数目不详。伏家镇公所人、枪，大部是党员；榆树镇公所七八个武装，队长是党员。武山县自卫队一个中队长、分队长、机枪班长是党员；马里镇公所十几个武装，镇长、队长是党员..”①孙作宾给西北局的信中更提到：“徽县较好，据说晚间可以自由出入城门，农村许多地方可半公开活动，地下党的活动实际已经处于半公开状态。”②特别是伏家镇、榆树地区已基本上为地下党所控制，成为“红区”，敌人不敢轻易到这一带活动，徽县地下党几乎已经成了“地上党”。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4月，我百万大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第一野战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战略进攻。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徽县更加关注，不时派特务窥探徽县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活动。
  扶眉战役结束后，从该次战役中溃退的国民党五个军残部屯集陇南，仅徽县境内就驻扎了两个军。在敌人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下，地方反动势力又猖狂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徽县地下党的镇压和围剿。
  1949年6月初，国民党天水保安司令部指令徐希孟、李士杰在徽县建立特务队。徐希孟、李士杰设立队部，积极网罗人员，筹备枪支，派遣特务四处活动。特务冉多锐、刘笃多次被派到伏家镇一带调查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徽县工委领导会同伏家镇区工委成员研究决定，派人相机尽快处决特务冉多锐、刘笃，以免党组织遭敌破坏。6月18日，伏家镇地下党员汪本元、张楚珍、单金山、张秉钧等人，按照县工委意图，将冉多锐、刘笃诱捕后秘密处决，但因疏忽大意，致刘笃被掩埋后未死，于深夜怆惶逃往县城报告。
  徽县地下党的频繁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万分恐慌，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8日，敌人在徽县成立了“党政军联防委员会”，对我地下党组织开始了疯狂的镇压和围剿。其组成人员是：国民党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为主任委员，国民党第一军军长陈鞠旅为副主任委员，团长罗志德为军事股长，县长胡晋一为政治股长，县参议长赵希昂为供给股长，县中学校长刘宗向为宣传股长，调查股由敌兵团部和军部参谋处二科共同负责。
  7月23日，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吴建威在伏家镇蔡家沟召开会议，在分析了徽县的形势后，为了保存党的武装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适当集结武装力量，转移到南、北二山安全地区，并积极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活动，以打击敌人，鼓舞士气。会议决定：将张有锡领导的自卫大队第二中队，窦英杰领导的峡门镇自卫队和荔督堂领导的榆树镇自卫队调往北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会后，张有锡根据县工委的指示，以“剿匪”为名，将自已掌握的县自卫大队第二中队拉到伏家镇、栗亭、协和、泥阳等地活动，计划联合窦英杰领导的峡门镇自卫队、荔督堂领导的榆树镇自卫队向北山榆树地区集结，开展游击活动。为了掩护自卫队安全转移至榆树北山集结，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带领贾德有等20多人的游击小分队，去南山的栗亭、大河一带活动，牵制、吸引敌人注意力，并计划歼灭栗亭乡反动武装郭孔厚的自卫队，因郭孔厚龟缩不出，未能交战。
  7月26日，国民党徽县县长兼自卫大队长胡晋一、特务队长徐希孟，率自卫队和特务队一百余人，对伏家镇刘家庄进行了重点“围剿”，杀害了群众李永福、于顺娃，并到榆树山王河一带追捕张有锡等人。党组织通过内线关系获悉情报，立即通知张有锡等人迅速向北山转移。为扰乱敌人的视线，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带领23名游击队员去南山龙王洞、大河一带，寻歼栗亭乡自卫队，抓捕王明五，以牵制敌人，从而掩护了自卫队安全转移，使敌人的抓捕行动扑了空，消灭游击队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胡晋一恼羞成怒，宣布将伏家镇划为“匪区”，并悬赏捉拿地下党领导人吴治国、山炯堂、葛维西、张力冲、阎汝昌等16人。
  8月初，按照徽县工委的决定，由时任峡门镇自卫队副的共产党员窦英杰、榆树镇自卫队副的荔督堂和张有锡分别带领峡门自卫队13人、榆树自卫队5人及县自卫队20余人转移到榆树，与葛维西、吴建威、罗青山带领的地下武装会合后，又在麻家庄、安子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庙沟峡消灭敌保安团一个小分队，打死3人，缴获步枪2支、卡宾枪1支。
  是月，磨坝、小河支部按照总支要求，及时切断牛劲巷、佛爷洞、二梁子敌人的电话线，迫使进攻天水的国民党三三八师一个团无法和师部联系，被迫退回了略阳。8月中旬，胡晋一指示县政府汇报秘书雷钧伺机抓捕徽县师范地下党员刘滋培、刘仲芳夫妇。雷钧利用在徽县师范上学的两当籍学生王克运、叶云监视刘滋培、刘仲芳的行动，被刘滋培察觉。刘滋培便以师生关系对王克运进行启发开导，王克运最后讲出了实情。党组织掌握情况后，即安排徽县师范党支部派党员李树华、李德宣、梁钟、郭尚志、张怀江、王国章设法避开敌人的视线，迅速将刘滋培护送转移到成县隐蔽，安插在成县师范任教，刘滋培在成县又发展李芝林、张光泽等人加入了党组织；同时，徽县地下党组织又将刘仲芳化装成农村妇女，由李德宣、李德寰、张淮江转送到嘉陵老神沟，托付给司国权、刘志昌等人照顾。刘仲芳连同其子女就被当地党组织安排在老神沟的一个山洞里隐蔽近四个月。在此期间，地下党组织每天派人给刘仲芳及其子女送饭送水，直到徽县解放。
  张有锡带领的县自卫队起义队伍在转移中，大部队与二中队失去了联络，导致二中队去了位于南山的大河乡三泉村。县工委派交通员杨映才去大河联系，并通知周佐颐率二中队赶往榆树集结。杨映才到三泉后，恰遇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王忠（王子正）去三泉寺劝说周佐颐带队伍入城。王忠返回县城后将在三泉遇到杨映才一事报告给县长胡晋一，胡晋一当即安排特务密切注意杨映才的动向。8月21日，杨映才回城后前往民主人士丁义安家，胡晋一立即派兵将杨映才、丁义安抓捕入狱。敌人对他们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刑讯逼供，要其交待出地下党负责人的名单及活动、联络地点，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瓦解我地下党组织。杨映才、丁义安始终不为所动，坚贞不屈，拒绝回答，并痛斥敌人的暴行，使其一无所获。胡晋一恼羞成怒，几天后以“教唆自卫队哗变”“为共党甘心服役”等罪名，将遍体鳞伤的杨映才、丁义安二人杀害在县城西门外。
  8月下旬，胡晋一接到国民党陇南绥靖公署主任赵龙文的密令：“徽县伏家镇、栗亭一带，共匪甚多，活动猖狂，影响我军作战部署，严令速与当地驻军配合，就地歼灭。”①8月24日，胡晋一即与国民党第一军军长陈鞠旅密谋策划，派团长罗志德、警卫营长马发广带敌军700余人，配合县自卫队，分三路对伏家镇、协和、栗亭地区进行第二次重点“围剿”。“围剿”伏家镇的敌人以“私通共匪，放走首犯”为罪名，杀害了掩护游击队的地下党员、自卫队长王玉山，打死群众杨春茂，抓捕了地下党员吴克明及群众吴克勤、翟生明，打伤群众阎如珍、刘仲英等多人。敌人用钉竹签等酷刑威逼吴克明招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情况，吴克明宁死不屈，不吐一字，使敌人一无所获，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围剿”协和乡的敌人在郇家庄与葛维西带领的游击小分队遭遇，在短兵相接中，一名敌机枪手被打伤，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宜恋战，我游击小分队给敌以打击后即撤离战场。游击队员郭茂盛因身负重伤掉队，与游击队失去联系，被国民党协和乡自卫队队副杨柱成用镢头打死。时隔几天后，为了给战友报仇，葛维西带领游击队杀了个回马枪，突然袭击协和乡政府，抓获并处决了凶手杨柱成，然后几经辗转，于9月初到达位于徽县北山的榆树山区，与陇南工委负责人高健君、吴治国及徽县工委负责人率领的游击队、起义的自卫队胜利会师，敌人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二）徽县北山突围战斗
  徽县地下党与武装游击队在伏家镇一带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围剿”后，敌人将伏家镇一带划为“匪区”，派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边时芳带大批军警、特务驻扎伏家镇，强迫群众订立“五户联保贴结”，大肆搜捕地下党员，镇压地下党的活动。他们在全县各地建立“反共除奸团”“反共保民委员会”“反共工作团”“勘乱建国委员会”等特务组织，大搞反共活动。同时，敌人集中兵力追捕张有锡，布重兵包围封锁榆树武装根据地，在交通沿线设置关卡，实行“三哨三查”（“三哨”即地步哨，盘查哨，通讯哨；“三查”即早查，午查，晚查），检查过往行人，搜捕可疑人员，实行军事封锁。由于敌人大军压境，加之阴雨连绵，游击队只能隐匿山林，缺吃少穿，处境非常困难。在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榆树、银杏、峡门等地的地下党员组织农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夜间爬山涉水，巧妙地避开敌军哨卡，把粮食、衣物源源不断地背运到游击队隐蔽地，但因遭敌人干扰阻截，粮食及衣物常常无法及时供给，游击队只能以糠菜充饥，喝泉水、吃野果，坚持与敌斗争长达两月之久。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张怀礼，在党组织和游击队处于极端危难之际，终于暴露出其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的本来面目，乘机用手榴弹炸死游击队员翟生茂，炸伤李进贤后携枪叛逃投敌。
  8月，继兰州、天水解放后，27日，徽县的汪川、大门、龙池、大成四乡镇相继解放。同日，徽县人民政府在汪川镇成立。此时，汪川、龙池、大门、大成等四乡镇的国民党伪政府人员纷纷外逃，敌伪政权已土崩瓦解，但徽县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仍为国民党政权所统治。
  9月上旬，中共天水地委派交通员黄忠潜入徽县榆树海龙山游击根据地传达西北局的决定：通知在徽县的高健君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治国任武都专署副专员，要求立即赴新岗位工作。
  9月7日，中共陇南工委在徽县海龙山的唐家山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陇南工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健君，陇南工委委员、武都专署副专员吴治国，徽县工委书记葛维西，委员姚承祖、吴建威等。会议分析讨论了我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鉴于当时国民党军队云集徽县，敌众我寡，给养缺乏，长期游击，于我不利。于是，经会议研究决定：组织武装力量护送高健君、吴治国等向北突围至天水解放区，会同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徽县；留工委成员山炯堂、司国权等人坚持领导白区斗争，负责徽、成、两当县的工作，组织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并做好支前工作。会后，由陇南工委军事委员吴建威任总指挥，对集结在榆树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精选整编，将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员编为两个中队，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分别由张有锡、贾德有担任队长，由熟悉地形的地下党员高旺全和猎户王瑞带路，组织向北山突围。9月22日，高健君、吴治国、葛维西以及徽县工委成员和游击队员共80余人，开始穿密林、爬峭壁、躲哨所，向天水方向突围。9月26日，突围队伍在白蜡峡（天水李子园白音峡）的骆驼口与敌军一个连遭遇，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军，打伤敌兵2人，俘虏敌班长1名，缴获六〇炮弹8发，子弹两箱，游击队无一伤亡。徽县地下党和游击队终于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在天水李子园与南下解放大军会师。9月27日，高健君、吴治国等人到达天水，游击队在娘娘坝休整，两日后开赴天水，受到解放军第七军将士和天水群众的夹道欢迎。10月1日，游击大队参加了天水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游行，并获赠“徽县游击大队”锦旗一面，使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随后，游击队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徽县各地。徽县解放后，各游击小分队整编为徽县县大队，投入到解放初期的革命和建设之中。
  （三）龙王洞反围剿战斗
  龙王洞反围剿战斗，也称“龙王洞事件”。1949年11月20日（农历十月初一），国民党九〇军五十三师（代号“戎字部队”）从徽县江洛镇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围剿了徽县栗亭乡所属之龙王洞山村，徽、成两县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大损失，造成了震惊陇南地区的“龙王洞事件”。
  1949年9月下旬，徽县地下党组织的部分领导人和游击队员突围去天水解放区，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徽县、成县。坚持在徽县、成县等白区开展对敌斗争的共产党员闻此喜讯，深受鼓舞，活动更加积极，他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陇南先遣指挥部”的名义，四处张贴标语，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开展武装活动，备办粮食、草料，维护社会治安，积极配合准备迎接解放。
  10月17日，成县红川镇街道的墙壁上出现了诸如“打倒胡宗南，消灭反动派”“拥护共产党，迎接解放军”等内容的标语。国民党红川镇公所主任干事兼指导员佘耀川（中统特务）即派保长席福元、高保德进行侦察，获悉为地下党员茹素、李仁、张友直等人所为。次日，佘耀川即向国民党成县政府秘书杜育才和九〇军军部作了汇报。10月19日，国民党成县政府派毛思成、李富仓等到红川镇将张友直扣捕，押在成县城东南角的地洞内。张友直被捕后，成县工委委员茹素、李仁等人闻讯，立即由红川转移到位于徽县栗亭乡南部的龙王洞村，和栗亭区工委书记侯致中取得联系，并与南山游击队员周生让、范志西、申华、赵文选、徐明富、张启谦等人一起隐藏在龙王洞村烂柴湾山洞内，在龙王洞附近一带集合力量，筹集资金购买枪支，以龙王洞为据点，开展地下活动。龙王洞村位于徽县栗川镇南部约15公里的崇山峻岭中，其西与成县东部诸山联属，东南与青泥岭相对，山势巍峨险峻，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山势磅薄，树林茂密，陡峭崔嵬，云烟万叠。附近的木皮岭、地坝山、柳树崖与其相互依托，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这里也是古蜀道陈仓道之青泥道经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通陕入川的咽喉要塞，易守难攻，地理位置非常险要。
  10月22日，张友直被押送到成县城后，国民党成县军法处立即审讯了张友直，张友直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被迫交待了问题。佘耀川掌握了茹素、李仁的大体动向后，即派伪保长席福元、高保德带人去康家湾、栗亭、伏家镇等地四处搜捕茹素、李仁未果。月底，国民党成县政府又将张友直押解到武都绥靖公署审讯。这时，成县政府的汇报秘书杜育才、自卫队副大队长陈汝宪要求佘耀川亲自出马侦察，抓捕茹素、李仁。11月初，佘耀川奉命去龙王洞村，以调查徽县自卫队副大队长张有锡家属和孩子的住处为名，在龙王洞村周围调查了几天，未见茹素、李仁的踪迹，便于11月8日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杜育才、陈汝宪和国民党九〇军军部作了汇报，并要求九〇军派便衣特务到龙王洞一带继续侦察。
  11月13日，国民党九〇军军部派政工处别动队长贠益，到红川与佘耀川联系后，扮作做苦工的工人，化名“老赵”，在龙王洞一带以给群众干零活、砍柴为掩护进行侦察活动。此前不久，罐罐厂的地下党员徐明富、余树忠、岳国才三人抓获了一名从当地路过掉队的国民党军班长，缴获七九步枪一支，并将其送往烂柴湾山洞进行看守教育。敌班长一再表示，他也是穷苦人出身，是被迫当兵的，要求我地下党给点路费放他回家，再不干国民党的事了等等。当时，隐藏该处的地下党组织对如何处置这名俘虏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释放，有的主张处决，敌班长揣测自己可能要被处决，便于17日乘去洞外解手之机，穿密林逃脱。贠益通过侦察，对此事不仅有所掌握，并对地下党员杨义容等常往山洞送饭的行踪也有所了解，还以砍柴为名亲自去过一次烂柴湾山洞。经过周密侦察后，贠益于11月18日返回红川，与佘耀川秘谋，约定了“围剿”的时间和联络地点，联络地点定在红川席家庄桥头，联络信号为以红灯为号。
  贠益回到江洛镇，向师部作了汇报。11月19日，师部派赵团副和贠益率领国民党九〇军五十三师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当日下午赶到红川席家庄桥头，由佘耀川及壮丁队班长张清贤、保校教员张效良带路，当日晚，敌军夜宿草坝村。第二日（11月20日）拂晓前到达龙王洞，包围了罐罐厂，抓捕了地下党员徐明富、杨易容、韩生成及当地群众52人，同时包围了烂柴湾山洞。
  敌军俘虏逃走后，茹素沉着镇定，一面派李仁下山向山炯堂报告龙王洞发生的事情，一面计划组织洞内人员向安全地点转移，正当准备转移时，突遭敌人包围，地下党员茹素、申华、申茂林、赵文选、范志西、李明德、张怀德七名同志被围困在山洞中。敌人以两挺机枪封锁了洞口，士兵端着枪步步逼近。被包围的游击队仅有3支步枪，少量子弹，他们利用洞口作为屏障英勇反击，坚持战斗约4小时之久，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打死敌连长1人，打伤敌兵6人。终因弹尽援绝，退却无路，只有拼死突围。在突围中，申茂林、赵文选中弹当场牺牲，张怀德身受重伤，申华冒着枪林弹雨，头顶铁锅冲出洞外，跃入陡峭、茂密的丛林中得以脱险。茹素、范志西、李明德三人被敌火力封锁未能突围，被迫坚守在洞内。洞外山势险要，加之茹素等人用枪还击，敌军不知洞内虚实，无法靠近洞口，不敢贸然行动，便从洞口上方向洞内喊话，进行威逼利诱，要洞内人员缴枪投降，茹素等人不为所动，英勇顽强，继续与敌人进行战斗。敌人见硬攻不行，便找来辣椒杆、旱烟叶和柴草，点燃后从山洞顶部吊放到洞口前，顿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洞内烟雾弥漫，火势越来越猛，茹素、范志西、李明德三人因被烟熏，导致窒息而昏死过去，其中范志西、李明德昏倒在前洞中，茹素昏倒在了后面狭窄的偏洞中。敌人在洞外守候多时，不见动静，便窜进洞内搜查，见茹素、范志西、李明德等人均已“死去”，就将3支步枪拿走，并将徐明富、杨义容等52人捆绑，强迫他们抬着敌连长的尸体和被打伤的士兵，押送到红川镇。押送途中，周生让伺机挣脱绳索逃跑，其余人员遭敌刑讯拷问后大部分被释放，还有部分人员被编为民工或充军当差，地下党员徐明富、杨义容后来分别被敌人杀害于成县和康县。
  包围山洞的敌军撤走后，侯致中即带领范守基、王进才等人进洞内搜寻，他们在前洞和洞口外发现了范志西、李明德和身受重伤的张怀德，三人各背着一人迅速离开现场，到了熊家窑，一直抢救到深夜，范志西、李明德和张怀德三人终于脱险，他们苏醒后说茹素还在洞内。侯致中立即又派张具仓、余海云再去山洞内寻找。次日早晨，张具仓、余海云二人冒雨走到烂柴湾时，正好遇上国民党栗亭乡乡长郭孔厚带领自卫队在周围巡游，并打枪骚扰，张具仓、余海云怕被敌人发现，即分头撤离。直到12月4日，徽县、成县解放后，侯致中、周生让、张启谦等八人打着火把再次去烂柴湾山洞寻找，才在洞内的小偏洞深处发现了茹素的遗体。他们将尸体抬出洞外，经检查全身无伤，证明确系被浓烟熏死无疑。
  敌人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义愤之情，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强抑住心中的悲愤，认真总结惨痛的教训，把对烈士的怀念转化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毅然而然地拿起武器，为徽县及周边县区乃至大西南的全面解放而继续战斗着。
  从龙王洞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来看，敌人通过侦察，对地下党在龙王洞一带的活动情况早有了解和掌握，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围剿”，而地下党方面因疏忽大意、临战经验不足、警惕性不高等原因，在敌军俘虏伺机逃跑后他们并没有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敌特务人员化装侦察时也没有引起警觉和严加防范，导致地下党员隐蔽地点和活动情况暴露无遗，加之准备不足，临战时仓促反击，在敌众我寡、枪支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战斗失利，伤亡惨重，导致酿成了3死3伤、52人被抓捕和我南山游击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的惨痛事件。“龙王洞反围剿战斗”虽使我地下党受到严重损失，但地下党员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更进一步激励了成徽地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鞭策着每一位徽县儿女为早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而前赴后继、勇往直前。革命先烈可歌可泣、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和英勇不屈、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是值得徽县人民永远铭记和发扬的。

①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下同。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22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141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下地党》，1989年版，第153页。 ②中共陇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陇南地下党》，1989年，版第226页。 ①中共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徽县地下党》，1989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