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徽县地下党组织建立之际，正值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党组织的迫切任务。1938年冬末开始，徽县党组织以学校为主体，广泛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各学校师生办墙报、编演抗日文艺节目，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募捐等活动。因此，党组织的主要成员和甘工委派来徽县协同工作的同志，均以学校教员的合法身份，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迪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利用国语课，教育学生在祖国危亡之际，要勤奋读书，学好本领，锻炼好身体，长大了去打击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做亡国奴；上作文课时，号召学生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写日记时，也倡导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上音乐课时，教学生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上美术课时，教学生书写抗战标语，画讽刺漫画。同时，还经常性地举办时事演讲会，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歌咏队，编演抗日剧目，并在学校、街头公开演出。一时间，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在全县城乡蓬勃兴起。
  1940年12月，县委通过王锐青从武都秘密购买了《资本论》《联共（布）史简明教程》等书籍，这些书籍与之前上级党组织发来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选集》《论持久战》以及《新疆日报》《老百姓报》《新华日报》《生活杂志》《全民抗战》等进步书籍报刊，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加强党员思想理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1年前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党组织又把抗日救亡运动由学校引向社会，组织师生上街游行演讲，下乡开展宣传、募集抗日物品等活动，支援前方军队英勇抗战。每逢庙会、集日等人流密集的时候，师生们就走上街头，表演《放下你的鞭子》《骂汉奸》《汉奸的下场》等抗日剧目，给群众演唱或教唱抗战歌曲，并到处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来唤醒民众团结一致、支持抗战。吴治国还组织五六年级学生组成“北街小学慰问抗日出征军人家属队”，共分为12个小组，到城乡抗战出征军人家中积极开展慰问活动，向他们分发募集来的物品，在其房门上钉上“抗战荣誉家属”标牌，还代其家属给前线士兵写慰问信，并在元旦节举办游艺晚会，招待抗战荣誉军人及军人家属。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慰问活动，使全县各界群众不断觉醒起来，党的抗日救亡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二）发动学生运动，开展对敌斗争
  这一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大力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积极发展党员，逐步建立和壮大党的组织。并在调整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保存革命力量的前提下，有理有节地与地方反动派顽固分子开展斗争，把党的活动不断引向广泛深入。
  正当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徽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抵制“异党”活动为名，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打击压制乃至阻挠破坏等高压措施。徽县党组织遵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领导学生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4月，国民党伏家镇区长康笃，贪污抗日捐款、欺辱妇女、敲诈百姓的丑恶行径，引起了民众的公愤。在伏镇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高健君、山炯堂、范连元等人，组织发动伏镇小学学生和当地民众百余人，高呼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游行示威，分两路冲进区公所，找康笃算账说理。康笃心生畏惧，怆惶从后院逃跑，区公所会计拔出手枪鸣枪恫吓，学生们毫不畏惧，蜂拥而上夺下手枪，并用石块将枪砸坏。次日，县政府将伏镇小学校长山炯堂传到县城追究责任，更激起了广大师生的义愤之情。伏镇小学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号召全校师生罢课，并向县政府递交了请愿书。伏镇小学师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县城北街小学、泥阳小学师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这些学校纷纷派代表到伏镇小学声援慰问。县政府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山炯堂放回，把康笃调离伏家镇区公所了事。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胜利，是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引导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的具体体现。
  1939年初的一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尹景伊和干事李枢，突然来到北街小学，以查阅图书的名义，从校工手里骗取钥匙，搜出了他们认为是“禁书”的几本书籍，并给国民党党部报告说“吴治国醉心于共产党有据可稽。”当时地下党组织一面发动、支持学生与尹景伊等据理力争，索要被拿走的书籍，并冲进县政府，开展示威游行；一面在国民党上层广为活动，终于将尹景伊赶出了徽县，使事态得以平息。
  1939年秋，泥阳小学党组织为了深入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把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组成3至5人的“小先生小组”，深入街头巷尾，走家串户，教老百姓识字明理。这些“小先生”们每到一户，都给群众教认“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爱中国人”“打倒日本杀汉奸，团结起来救中国”等简单明了的口号，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师生们还走上街头，编演《壮丁荣归》《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节目，发动民众团结起来捐款捐物，共同抗日。学生的革命宣传唤醒了泥阳镇的民众，群众团结起来将在当地传教的德国神甫驱逐出了泥阳镇。
  为使党组织不致被暴露，便于地下活动的开展，达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败行径、改变徽县社会面貌、振奋民众抗日精神的目的，同年秋，徽县党组织在北街小学、伏镇小学学生中，建立起党的外围组识“青年维梓团”。每周星期六，“青年维梓团”的成员们都走上街头，向民众开展宣传，他们从讲解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的真实含义入手，来抨击社会现实的黑暗。学生在这一天除了开展宣讲外，还主动打扫街道卫生，清除街头垃圾，并积极开展禁赌、查毒等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徽县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持续高涨，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1940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军第七十八师运输营的一伙士兵，到城东的周家河坝以捡拾柴禾为名，盗抢农民的草垛和其它财物。当时兼任东关回民小学校长的周冠军，闻讯带领高年级学生和群众及时赶到，并与之发生争斗，夺了他们的枪支，赶走了这伙士兵，保护了群众财产。这伙士兵告到师部，七十八师师长向风梧当即派兵镇压，抓走了周冠军，民众及师生更加义愤，纷纷涌到县政府，据理力争，要求放人。县长陈谕民怕事态扩大，出面调停，规劝向凤梧将周冠军放回。向凤梧为了收买入心，息事宁人，只好派中校参谋带着他的名片，上门给周冠军赔情道歉，此事件才算平息。
  1940年秋，国民党西北公路局驻徽县修路的部分“工人”，以修桥补路为名，在东关一带乱挖清真寺、回民小学和群众廊沿的石条，并乱伐群众的树木，企图借此机会侵占百姓财物。周冠军对此恶劣行径非常愤慨，便发动群众，赶走“工人”，保护了清真寺、学校和群众的财物。
  （三）积极筹建武装力量，协助建立五凤支部
  在学生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徽县地下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关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发动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积极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1939年初，康县的团总张俊耀组织了“陇南游击大队”，徽县籍的周锡琏等十多人在该部任下层官佐，党组织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把这支杂牌军队改编成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便决定派王锐青于同年夏天到张俊耀部开展兵运工作。后因该部被胡宗南以改编为名，行瓦解之实，将部队调往陕西凤翔一带，并安插了亲信，将下层官佐调离整训，徽县籍10多人被迫相继返回家乡，王锐青失去了依托，兵运计划未能实现，遂离开陕西返回徽县。同年底，徽县县委决定派王锐青返回家乡武都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初，王锐青回到武都后，根据甘工委和徽县县委“以公开职业掩护党的工作和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指示，首先建立了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即“武都教育用品合作社”和“武都青年维梓团”。王锐青先以发展山区教育和宣传抗日为号召，发动武都各界人士集资创办了“武都教育用品合作社”。合作社除公开销售中小学课本及鲁迅、茅盾、丁玲等进步作家作品和《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报刊外，还秘密销售《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等党的理论书籍。该合作社在发展武都文化教育事业、激发人民群众抗日热情、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加强党员思想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锐青在成都购买书籍和文具期间，联络了在成都读书的武都籍进步青年胡必昌，向他透露了一些自己在徽县、武都活动的情况，同时叫他联络在成都读书的武都籍进步学生，并邀请胡必昌返回武都共同参加革命活动。1941年春，胡必昌返回武都，积极协助王锐青开展活动。同年3月，王锐青联络胡必昌、刘肇华、陈志恪、杨陇仁、杨恒昌、邓剑鸣等人，在武都城北水帘洞秘密成立了“武都青年维梓团”。“维梓团”以“团结地方青年与恶势力作斗争，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兴办实业、维护桑梓利益”为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控制部分乡镇政权和群众团体的活动。与此同时，甘工委派高健君（化名方刚）从徽县到武都协助王锐青开展工作。高健君到武都之后立即与王锐青取得联系，并寻找公开职业掩护身份，隐蔽工作。此时，适逢法院招考录事，高健君遂应考并被录取，即以法院录事的身份与王锐青一起在武都开展建党活动。
  同年6月的一个傍晚①，高健君、王锐青与胡必昌三人在北山下的城东校场草地上秘密开会，由高健君、王锐青二人介绍，接收胡必昌入党。随之，成立了武都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五凤支部②。高健君任支部书记，王锐青、胡必昌为委员。中共五凤支部的建立，揭开了武都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新的一页。

①具体时间不详，约在1941年农历端午节后。 ②因其成立于武都县城北五凤山脚下，故称为“五凤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