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徽县一批有志青年，远走他乡，或从戎，或从政，或求学深造，四处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30年代初，在西安杨虎城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任少校参谋的山炯堂，在陕西省财政厅任职的周少珊，都曾在爱国将领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任职时接受过共产党的宣传和影响。吴治国、葛维西、张笃、山耀堂、刘世德等20多人和两当县的苏河分别在西安职业中学、民立中学、凤翔师范读书。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学生为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常在西安民乐园集会、游行，阅读进步小说、刊物，谈论红军在陕南一带的活动，互相交换对时局的认识。这些都使得在陕西求学或工作的徽县有志青年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外地的徽县有志青年陆续返回家乡。最早回乡的山炯堂，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职，后调入西安缓靖公署杨虎城部任少校参谋，因深受中国共产党爱国宣传的影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极为痛恨，1932年毅然弃职回乡，协同刘希祖在伏家镇募捐兴办了徽县第二小学（即伏家镇小学，今徽县三中址），山炯堂任该小学校长。他引导师生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采取陶行知的办学方式，发动师生开展种菜、割竹子、建房屋、修水磨、植树造林等活动，用勤工俭学收入建设校园，开创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先河，来振兴地方教育。他的举动受到了当地国民党政府官吏的歧视和排挤，于是便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吴治国在胡宗南骑兵团当排长时，对国民党部队到处抢掠、胡作非为、酗酒赌博、打骂士兵及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腐败作风等非常厌恶，于是也愤然弃职回乡，应山炯堂聘请去伏家镇小学任教。从此，他们二人经常互谈政治见解，逐渐萌发了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徽县，在境内活动、休整长达21天，总指挥部就设在徽县城，而且在伏家镇的很多地方都有驻军。红军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群众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斗恶霸、筹资济民、扩红建政的斗争。红军北上离开徽县时，还给山炯堂赠送了一副栽绒座垫。红军在徽县的革命活动，对广大劳苦群众和有志青年影响很大，教育很深，他们耳濡目染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使大家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工农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军队。也真正理解了劳苦大众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于是，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思想上逐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北上离开徽县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大肆屠杀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广大有志青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他们经常相互秘密联系，交流思想认识和政治见解，不断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信念，并分赴各地，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
  1938年，两当县的苏河由北平民国大学肄业回乡，担任两当县东街小学校长，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徽县宣传演出时，向时任徽县北街小学校长的吴治国介绍了他在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情况。
  周少珊也由兰州回到徽县，向吴治国介绍了他在兰州与八路军办事处的窦志安、彭加伦、谢觉哉联系并接受任务，返回徽县组织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活动的经历。
  同年春，武都的王锐青从兰州到徽县，在农贷办事处当指导员。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有进步思想的伏家镇小学校长山炯堂，并通过山炯堂介绍与吴治国等人相识。王锐青向吴治国描述了他曾在兰州找到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受到伍修权同志的教导和勉励，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并结识了在省合作委员会工作的陈永寿的经过。
  葛维西在陕西省凤翔师范学习期间，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宣传教育，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革命思想不断成熟。1937年，他在凤翔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返回徽县，受聘到伏家镇小学任教。葛维西虽未公开党员身份，但常给山炯堂等人秘密传送《论持久战》《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报刊，从此，他们开始了着手创建徽县地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