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开发还是保护一直是“非遗”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积极意义，即所谓“保护性开发”的原则。另一种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持消极态度，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原真性，造成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及商品化。②
  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商品或者推介商品的附属物进行开发，那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湮没于现代商业运作的浪潮之中，其最具典型的特征——独特性将不复存在。任何把多样性变成单一性，独特性变成普泛性的培训、改编、开发、保护都是失败的。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遗”与自然生态
  人生活在自然当中，衣食住行等现实生活离不开自然，自然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生活和现实中，特别依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且彼此间有着天然的依存共生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置在活态的“山水”和“新鲜的空气”当中，让其有足够的自然“养料”，才能健康“成活”。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这句充满诗意的话引发了读者的关注，“记得住乡愁”成为媒体的焦点。但乡愁，如何才能记得住？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与记得住乡愁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方能记得住乡愁，方能在城镇化中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让新型城镇有历史传承，有地域风貌，有文化脉络，有民族特点。
  传统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建设美丽城镇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传承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山水”与“乡愁”不可分割。在城镇化建设当中，我们往往丢舍弃了“文化生态”建设，忽视了“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非遗”的保护必须是整体的、多维度的，任何断章取义和分割自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如各地文庙、庙宇、寺院、古建、广场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各地方举行重要民俗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如传统戏剧、民间舞蹈、体育杂技等“非遗”赖以生存的空间，这些场所的存废到关系“非遗”项目的推广、传播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给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型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之中，舍弃、损毁了当地的庙宇、祠堂，取缔了一些常见的传统民俗活动，借鉴“外地经验”统一规划改造民间建筑、民族服饰。延续数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土壤，“非遗”项目迅速地同化、变迁和消逝。
  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陕、甘、川三省的交汇之处，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连通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地域风貌十分独特：西部向甘南高原过渡，北部向陇中黄土高原过渡，南部向四川盆地过渡，东部与陕西秦岭和汉中盆地连接；由东南向西北，气候依次从亚热带湿润气候向暖温带湿润气候、温带半湿润气候和高寒阴湿气候过渡。正是这种“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举头峻峭嵯峨，侧耳波涛汹涌”的自然景观，孕育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民间文化。
  陇南市武都区鱼龙乡的“高山戏”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源于按一定程式即兴表演的地方戏曲调，当地人早先称其为“演故事”“走过场”“唱过板”，内容以宋朝人物故事和乡村人景为主，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后来，经过专家的“斧正”和扩容，从原先“演故事”的小戏，发展成为可以演“剧本”的大戏。从它流传于民间的这些别称我们不难想象，高山戏与最早栖息在这里的先民的祭祀活动有关，脱胎于祭祀活动或民间社火活动，融合了音乐、文学、舞蹈，兼具戏曲、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兼具社火、杂耍、民俗宗教活动多种文化形态。①从其表演程式和程序来看，带有明显的祈福、娱神和自娱等性质。尽管后来的地方艺术家将民间“小戏”扩容为“大戏”，并走出大山，登上了“大舞台”，参加了各种级别的演出；但是，走出大山的高山戏并未得到普及，依然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出现了生存危机。地域文化如果异地搬迁或者挪移，那就会离开其生存的土壤和环境。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决定着一定地域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决定着一定地域文化的生存状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改善了文化的生存状态。①民问戏曲多是为了“祀神”，无论演员还是地方观众，均想在这种祭祀活动中得到“神灵”的佑护，祈求一方平安。高山戏唱腔和表演兼有秦剧和川剧的特点，演出场地以汉族民间打麦场、农家园、庙会戏台、社火戏台为主。因而，斯情斯景，离不开高山，离不开祭祀，离不开祈福纳祥。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演员的情感才会被调动，观众的情趣才会被感染，游客的思绪才会被同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愁是伴随着城市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是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中诞生的心灵景观；是游子对亲人的思念，是对故乡的依恋，是对一方风土人情永难割舍的眷恋。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积淀“乡愁”，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留住乡愁。因此，任何地域文化如果离开或者改变了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将不能永久存活和永续发展。
  “非遗”作为民族文脉的精华，是广大农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其保护与传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域性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村寨严密的资源系统。调动政府、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优化村寨自然环境，挖掘地域文化，以“文化十旅游十城镇化”的方式，在青山绿水中，整体、多维度地就地进行美丽乡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才是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关键所在，反之亦然。
  二、基因传承是根本：“非遗”与文化生态
  “非遗”蕴含的文化、哲学、道德、伦理等精神内核已成为不同国家民族定位自身的基础，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深层体现。赓续文化传统，修复文化生态，是复兴中国精神的保障。③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意味着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这个核心因素，着力推进人的城镇化。④将传统文化根植于青山绿水当中，城镇化建设才有生命和灵魂。
  由于现代科技的高速介入，“非遗”文化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如何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态已成为“非遗”发展的重中之重。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开发已经让“非遗”严重地同化和异化，留住“乡愁”，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才是“非遗”开发发展的关键。
  2002年，胡朝相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上首次提出关于生态博物馆“非遗”保护的问题；巴莫曲布嫫（2008）认为，必须从人类学、民俗学、旅游业、媒体和知识产权等相关领域促进对“非遗”的尊重⑤；彭兆荣（2010）强调，要继承和保护原始的、原初的、原生的、原思的、原真的、原住的、原型的、原创的文化生态①；高小康（2008）认为，必须以基因保护前提，才能使“非遗”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良性发展②；汪欣（2011）强调了“非遗”生产性保护理念；宋俊华（2015）提出“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乔晓光（2016）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文化传承活的载体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苑利近十年来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数十篇系列研究论文，就如何开发、保护与传承“非遗”，向政府、民间、学界建言献策；黄大同（2011）坚持认为创新后的成果属于将来的“非遗”，而不是当下的传统遗存；宋俊华（2012）认为“非遗”开发应坚持以人为本、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依法生产等原则④；潘鲁生（2014）强调借鉴亚洲国家“非遗”资源转化经验，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形成“非遗”生态性开发、保护和传承范式⑤；曹保明（2015）认为：守护乡愁，先要留住“活着的文化”；昊玉萍（2017）从生产和销售策略方面探寻“非遗”产品的市场化路径，保护与创新并不矛盾，如何在创新中继承才是“非遗”发展的关键。
  从“概念价值”到“传承保护”再到“开发创新”，“非遗”研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制度层面到实现，从“重申报”到“更重保护”，从常规研究到“互联网十”，“非遗”保护实践趋于务实、具体，注重与“非遗”传承人、现代科技、现代生活的结合。总体而言，“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的结合更加紧密，中国特色更加鲜明。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的基本问题以及与旅游之间的关系上，而国外研究更加侧重于旅游目的地建设与管理以及旅游者研究；国内看中的是“非遗”经济价值下的开发式保护，而国外更注重的是“非遗”的立法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种关注点的不同，正是“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键所在，“非遗”所需要的不是以经济收入为指标的开发，而是放置在文化融通与民族和合共生的大背景当中的，以生态保护和基因传承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
  “非遗”是活态的文化，具有时代性特征，因而“非遗”保护当随时代而动。无论开发还是保护，基因传承是根本命脉。创造性地利用“非遗”资源，保护其生态环境，优化其生存空间。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建与时俱进的“非遗”发展体系，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良性发展。
  在陕、甘、川毗邻区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齐家文化遗迹在西汉水、白龙江、嘉陵江、岷江上游地区交错分布；秦早期文化、三国文化、嫘祖文化、大禹文化、三国蜀汉文化、蜀道文化以及古氐羌文化相互交汇；汉族、藏族、羌族毗邻而居，民族的和合共生与文化的多元融通对区域内的“非遗”产生了重要影响。
  截至目前，陕、甘、川毗邻的四川广元市、绵阳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陇南市、甘南市，陕西宝鸡市、汉中市，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有四十余项。其中藏族、羌族以及古氐人等特色项目占据主流。
  而有关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藏羌以及古氐人的文化处在同一条文化通道——藏彝走廊及其延伸线上，即：青海东部—陇南—川西—川西南—西藏东部—云南西部。这是我国古代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也是氐羌族系迁徙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藏彝民族走廊之间，分布着众多著名的江河及其支流，为古代氐羌族群的迁徙提供了条件。①陕、甘、川毗邻区域有众多交汇的河流，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嘉陵江、岷江等为氐羌族系的迁徙提供了物质保障；由氐人杨氏所建立的仇池古国在这里延续达三百余年。古代氐羌族群自北向南的迁徙与这一区域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直至今天，这里的民族民间文化依然刻有深深的氐羌文化烙印，这里有民族文化繁衍的基因。
  陆上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另一条是从成都出发，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
  陕、甘、川毗邻区域古道纵横，自成都向北，由陕入蜀，有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古时汉中属蜀国），有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称洋巴道），也有由甘肃入蜀的阴平道、青泥道、祁山道、阴平道、故道等。秦蜀古道和陇蜀古道成为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汉、藏、氐、羌等民族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古道网络，进行广泛交流。在这种多民族和合共生、文化多元融通的背景下，陕、甘、川毗邻区域民族民间艺术体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成为必然。
  聚焦人文生态，营造良好人文生态环境，是“非遗”项目能够实现顺利传承发展的重要条件。②从甘肃甘南、陇南，到陕西宝鸡、汉中，再到四川广元、绵阳以及阿坝，以氐羌藏文化为纽带，紧紧围绕核心价值理念，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阐发中国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形成从个体、群体到公众的社会联动行为，由文化自觉、自信到坚实文化信仰，最终凝聚内化民族的文化精神。
  三、合作机制为契机：“非遗”保护及其旅游开发
  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理念，但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进程中，对于活态传承的认识中一直存在着关于“非遗”保存的本真性与发展演变之间冲突问题的争论。③“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环保、低碳、绿色的科学发展理念，以基因传承为根本，修复自然生态，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建立整体的、多维度的立体旅游开发及其研究网络，追根溯源，保存“非遗”文化基因，保持文化传统生命活性，构建传统文化生态壁龛。
  陕、甘、川毗邻区气候相近、文化相通，土地肥沃，河流纵横，阡陌交错，渠堰塘库星罗棋布，有着金丝猴、大熊猫、朱鹮、羚牛等珍贵的国家级保护动物。从甘南到陇南再到汉中、广元直至阿坝，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垂直分布的多样性气候和独特而多样化的自然风景也孕育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对于“非遗”的挖掘与保护，陕、甘、川三省实施合作开发机制是关键。但就目前而言，三省还未能有效地形成区域内旅游开发的合作机制。
  以“非遗”旅游开发与保护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翔实的田野调研，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点及面、由表及里，深入解剖和管窥陕、甘、川毗邻区域“非遗”的奥秘，追寻南北丝绸之路之间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渊源，探索陕、甘、川毗邻区域丝绸之路文化的真实面貌，从而科学定位和准确揭示陕、甘、川毗邻区“非遗”文化形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遗”旅游开发和保护体系。
  （1）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及其生存环境的田野调研。对陕、甘、川毗邻区现存文化遗产进行广泛深入的田野调研，对“非遗”进行系统的分类、归纳和整理，为项目研究确立管窥豹斑的立足点、突破口和伸展研究的切入点。
  （2）陕、甘、川毗邻区丝绸之路及其“非遗”文献学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系统梳理和归纳有关“非遗”的地方史志、民间文献、民间图录，全面探究陕、甘、川毗邻区丝绸之路及其“非遗”的基本面貌和演化历程，揭示其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建立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全景式研究的基本框架。
  （3）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的历史背景考察。结合区域内的“非遗”，对陕、甘、川毗邻区秦早期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的介入进程进行考察和溯源分析，揭示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多元融通的文化背景。
  （4）陕、甘、川毗邻区多民族文化和合共生的考察。通过对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和“藏彝走廊”文化符号的对比研究，厘清氐、羌、藏、汉文化相互交汇融通、对立碰撞、共同发展的过程，全面揭示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的本质内涵。
  （5）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生存发展现状调查及面临问题分析。立足于当代生态人类学视野，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文化生态诸因素入手，从历史、文学、艺术、体育等多学科、多层面入手，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和居住体验等方式，参与“非遗”展演和传承的每一个环节，对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及其生存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分析，追寻“非遗”衰落、变异的根本原因。
  （6）陕、甘、川毗邻区“非遗”旅游开发构建研究。通过对区域内各种类型的“非遗”旅游开发现状的调研，深入挖掘“非遗”的历史文化价值，提炼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探索“和合共生、基因传承”状态下新型的、绿色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非遗”旅游开发模式和开发路径，为构建陕、甘、川三省联动的“非遗”旅游开发体系建言献策。
  （7）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生态性保护研究。联结“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区域内“非遗”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强化群众的文化自醒、自觉、自信、自强信念。紧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在具体实践中探索“非遗”生态保护的新思路、新做法、新路径、新模式。形成以保护为核心的“非遗”旅游开发体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实现陕、甘、川毗邻区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8）高校“非遗”传承与学科建设研究。通过开设有关“非遗”的专业课程和校本课程，组建“非遗”社团和研究中心，开展讲座，召开“非遗”文化建设研讨会等形式，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地方政府、“非遗”传承人进行互动，建立“非遗”文化实习基地，培养“非遗”传承人和“非遗”研究者，形成学校、政府、社会三者合作的研究体系。
  （9）深入挖掘区域内“非遗”的多元文化背景，厘清丝绸之路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发展的文化脉络。开展各种形式的“非遗”展演活动，加强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促进国家文化战略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
  （10）整合三省“非遗”旅游资源，树立“大区域”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共同发展的理念，加快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加强丝绸之路沿线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搭建起以“非遗”传承与保护为核心的交流、研究平台，构建“非遗”开发、保护与传承体系。
  跳出学科本位，摆脱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勇气对陕、甘、川毗邻区“非遗”进行科学研究；借鉴国外“非遗”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跨学科、跨区域的融通与对话，追寻陕、甘、川毗邻区“非遗”的文化基因；拓宽研究视域，深化认识与理解，探寻以“和合共生、基因传承”为主线的生态性开发与保护模式，提炼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多学科融通的综合性研究体系。
  通过研究，充分认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经济发展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建言地方政府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形成政府、传承者、消费者和研究者之间的文化生态链；整合陕、甘、川区域的优势资源，打破地域限制，联合开发“非遗”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线路，抱团旅游营销，实现“连点成线，以线带面”的共赢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创新发展联合体；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立体化空间中，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结语
  以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以区域内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为切入点，以“非遗”项目研究为主线，以丝绸之路、陇蜀古道和藏彝走廊文化研究为侧翼，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通过田野调研、资料整理、合作交流、实践体验等环节，厘清陕、甘、川毗邻区域“非遗”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探寻“非遗”开发、保护的路径与模式，最终实现陕、甘、川毗邻区“非遗”可持续发展目标。在青山绿水中，永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一带一路”沿线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