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一）民间俗文学炽盛繁烈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今居住在陇南山区的“白马藏族”是古代氐人的后裔。《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云：“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又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②白马由水得名，按氐族为一习惯于沿河谷居住的民族，白马氐即指散居在白马水一带的氐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③《北史·氐传》亦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④今天白马藏人居住的板屋土墙、民风民俗仍有古氐遗风。白马氐人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舞蹈等各种民间艺术，反映了“白马人的历史、信仰（自然崇拜）、生产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⑤，从中可以想见仇池国民间俗文学的炽盛繁烈。
  （二）鲜明的民族交融风格
  陇南山区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仇池国民形成了独有的风俗和语言，氐人有自己的语言，又“氐人有王，多从来久矣。……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⑥。氐人在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民族交融气息。氐人住在比较偏僻的陇南山区，在与邻近的汉人、羌人、藏人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汉族、羌族、藏族民族交融的特征。但他们又未被其他民族同化，继续保持着氐族的基本特征。这种多民族交融的情形在仇池国文学中多有表现。史载“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也。少有胆气，跳走如飞。……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①。身为氐人的杨大眼虽识字不多，但却仰慕汉文化，“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可见氐人对汉文化颇为喜爱，这应是汉、氐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之结果。又如著名的《姜太妃墓志颂》写姜太妃：“窈窕淑女……声如黄鸟，行若尸鸠。?蘩朝□，杼柚夕修。”这几句中，“窈窕淑女”乃化用《诗经》语言；“尸鸠”取《诗经》“尸鸠在桑，其子七兮。叔人君子，其仪一兮”之意；“藏蘩”取自《召南·采蘩序》，“《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喻姜太妃克尽妇道；“杼抽”采自《诗·小雅·大东》，“小东大东，杼抽其空”，比喻诗文的组织、构思。由此可见，仇池文学受汉文学影响之深。仇池国文学为中华民族文学优势互补历史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因子，增加了新的活力。
  （三）因时事造文
  仇池国散文多产生于战争、外交场合，皆根据需要写作，是当时政治、军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仇池国文学从实用出发，注重真善、直质，现存的盟誓、书表、诏谕、碑铭等皆是应用性文体。仇池国的文章颇为注重修改润色，如杨难当《遣使谢罪表》中向刘宋王朝说过这样的话：“臣本历代守蕃，世荷殊宠，王化始基，顺天委命，要名期义，不在今日，岂可假托妖妄，毁败成功？……但臣微心不达，迹违忠顺，至乃声闻朝庭，劳烦师旅，负辱之深，罪当诛责。远隔遐荒，告谢无地，谨遣兼长史齐亮听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②叙事委婉周详，语气至为诚恳，无形中强化了仇池文章的文学水平。氐族首领杨佛嵩曾作《与张谦盟》一篇，文曰：
  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其好，分灾恤患，休戚是同。有违此盟，神祗斯殛。③
  “盟”是我国古代最早兴起的文体之一，《文心雕龙·祝盟》云：“盟者，明也。……夫盟之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④可见，“盟”文体一是在感情上要“立诚”，二是在言辞上须“切至”。该文首先以先秦时期的“鸣条之誓”“河阳之盟”来彰显盟誓的严肃性，用典准确精练；盟誓内容概括简练、准确周详，约定生死与共，同心协力，指上天以为证，以真诚之心和恳切之辞来达到盟誓的效果，铲尽浮词，出语倔强，氐人憨勇之风跃然纸上，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可谓汉文化与氐族游猎文化双向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晶。
  （四）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赋予氐人特定的文化精神
  仇池国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往往以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赋予氐人特定的精神气度。“陇右土险，民亦刚悍”①，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杨大眼率步骑十八万与南齐交战，“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徹，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将也，垂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擢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感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静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写出了杨大眼的刚健勇武、气贯三军，表现出氐人刚直尚武之风采。《姜太妃墓志颂》云姜太妃“窈窕淑女……声如黄鸟，行若尸鸠。?蘩朝□，杼柚夕修”，仅二十余字，一代皇后的音容笑貌、娴雅品德及才女风范跃然纸上，显示出氐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在十六国时期异常复杂、混乱的政局中，不少割据自雄、拥兵自重者如昙花一现，失败后鲜有能复国者；仇池国杨氏政权却有着数次亡国，继而又复国的记录。仇池“一灭于苻秦而杨定兴之，再灭于刘宋而杨文德复兴之，三灭于元魏而杨绍先更复兴之，屡败屡起。这种坚强不屈的立国精神，在十六国中是从未见的”②。姜太妃为武兴王杨文弘之妻，杨文弘于482年卒，时六子皆幼，姜氏有“复虽国难，抚育弱孤”十余年的艰辛经历。在其苦心经营下，仇池国终“五庙肃肃”，呈现“二朝济济”之气象。《姜太妃墓志颂》对姜太妃惨淡经营、苦撑危局的记载叙述，彰显的正是仇池氐人的顽强立国精神，有着氐族特定的文化含义。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造就了氐人思想意识中勇敢尚武、奋发进取的精神，同时也给仇池国文学带来了一种雄健磊落的格调。
  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氐族“在周以后，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其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寇盗。唯杨氏窃据爵土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至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③。在今陕、甘、川地区尚保留有许多氐族遗址和民族遗风，如仇池故国遗址、西和礼县乞巧风俗、文县铁楼乡白马氐族风情、甘肃宕昌县古羌寨、陕南民间舞蹈中的氐羌文化印记、四川汶川古羌氐山寨等，有力地说明了氐、羌各族很早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各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结构，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氐族丰富的原创性文学资源，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地图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