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夷坚志》是南宋中后期博物洽闻、学问淹通、论述弘富，尤谙于当朝社会掌故的文学家、学者和江湖派诗人洪迈（1123—1202），晚年根据日积月累形形色色逸闻轶事而整理、编纂完成的一部以反映当代神怪故事和异闻杂录以及市井生活为主的著名志怪小说集。书名取自《列子·汤问篇》的“夷坚闻而志之”，即记述尽属传闻、怪异之事；加之卷帙浩瀚丰富，内容曲折生动、惊险刺激，妖魔鬼怪纷呈，故颇为宋以后戏曲、小说家所取资，改编为舞台演绎的脚本。与此同时，显然是因为《夷坚志》出于稗官野史甚至街谈巷议，其口头文化色彩过于浓重，且神秘乃至出格，所以，哪怕某些故事中其实暗藏或蕴涵有足与南宋史实相对证的历史价值，人们也往往不以为然或怀疑其出自附会伪造，进而一并目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类、小说家言而不足以凭信，尽管实际上并不尽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八章《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第一节《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中就曾指出：
  《夷坚志》成书于六十年之间，采取有闻即录的方法，一续再续，……更为内在的，是《夷坚志》讲究以史笔写异闻，笔墨简劲质实而难免拘谨。洪迈以学问文章受知于南宋孝宗皇帝，曾三度抄录《资治通鉴》，供职史馆后，又撰有《四朝国史》恭呈皇览，这种身份趣味使他即便敷叙奇闻怪事，也放不下君子式矜持的架子。①
  他认为洪迈撰著《夷坚志》还是带着理性或者说史学家辩证思维头脑的，故有一定的可取性。原《文学遗产》杂志副主编、已故张白山先生在《危楼散墨·读〈夷坚志〉札记》中也提到《夷坚志》：“虽以写鬼神出名，却也写了宋代作家、诗人的轶事和遗文。……托梦是假，谈（问题）是真的，洪迈是宋人，谈宋人事总是比后人所谈较为可靠。”②同样倾向于抹却梦魇般的虚幻成分，洪迈转载当事人或旁观者叙述故事的背后，还是具有某些真实性和可信度的。
  事实上，不啻当代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就《夷坚志》史学价值持较为宽容的认同感，古代学人心目中亦然。譬如与洪迈几乎同时，并且跟洪迈一样身兼诗词家和史学家双重身份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就非常推重《夷坚志》的史证作用，其《剑南诗稿》卷三十七《题〈夷坚志〉后》诗云：“笔近反离骚，书非支诺皋。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驰骋空凡马，从容立断鳌。陋儒那议得，汝辈亦徒劳。”几乎把《夷坚志》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相提并论，将非议《夷坚志》文史价值者比作徒劳无益的迂腐浅薄文人，足见他对于《夷坚志》的证史、补史作用是相当推崇的。另一位对《夷坚志》史料价值持肯定态度的学人，是清代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道光朝体仁阁大学士阮元，他在《揅经室外集》卷三中这样评价《夷坚志》：“书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然而遗闻轶事，可资考镜者，亦往往杂出于其间。”在他看来，《夷坚志》虽充斥荒谬不经的不实之词，但谛加审视，咀嚼辨别，又不尽然，一些耐人寻味的佚闻背后也很难说不能跟史事、人物对号入座。这一观点与后来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的看法倒有些接近。鲁迅认为：
  洪迈幼而强记，博极群书，然从二兄试博学宏词科独被黜，年五十始中第，为敕令所删定官。父皓曾忤秦桧，憾并及迈。……迈在朝敢于谠言，又广见洽闻，多所著述，考订辨证，并越常流，而《夷坚志》则为晚年遣兴之书。
  如果说鲁迅这番评论正是针对洪迈这部志怪小说而言，那么则表明他是十分欣赏《夷坚志》雅俗共赏、“并越常流”的识见和本事的。为进一步论证《夷坚志》文学价值以外的历史价值，以下谨选取其中描述南宋驻守川北门户汉中的抗金将领吴玠（1093—1139）及其将士掌故为例，以历史文献为查证考察标尺，予以鉴定确认。首先推出的《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四《伊宪文命术》条是关于吴玠父辈的记录。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吴祈，因数与夏羌战，立功至指挥使，坐所部兵不战，为寨主挞治。祈天性宽仁，御众不尚威罚，或有过失，多全护之。既反遭杖责，颇羞愤。值术士经由到门，漫访以年命，亦姑欲陶写抑郁，初无荣望也，卦成，术士曰：“君此去当发，然所谓白骨封侯，身后方贵。”祈笑而不信。士问曰：“有子乎？”曰：“有两个儿子，颇习武艺。”遂出长子庚甲示之，惊曰：“贵不可言，成治国功名，异日当享王爵。”至看次子，又曰：“此尤胜前者，生当封王。”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宪文，河中府人，隐居首阳山下。今海内将乱，吾不可久此，善记吾言，无忘忠孝。”祈竟以战殁。二子延恩得官，长即玠，官至使相，死赠益王。次即璘，至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赠至太师极品。
  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四共十三事，俱出自以恩科入仕至峡州推官的武陵陈莘叔尹《松溪居士径行录》，洪迈不过转录代言而已。另据洪迈序《夷坚三志》辛卷，甚至他与一些故事亲历者还“尝识其面”，由此证明口述内容属实毋庸置疑。
  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倩描先生在其专著《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第一章《动乱年代一、籍里家世》中虽质疑《夷坚志》的可靠性，认为《伊宪文命术》条“所载多荒诞不经，且有笔误。如将吴扆记为‘吴祈’，将水洛城记为‘永洛城’等。另外，所记吴扆‘立功至指挥使’为宣和中事，以及吴扆死后‘二子延恩得官’等事也明显有误”。不过，他同时又援引《伊宪文命术》条，觉得“从洪迈《夷坚志》中，我们还能爬梳出吴扆的简单履历来”①，即部分承认《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笔者以为，口头相传的口述出现某些跟历史真实“走样”情形在所难免，实属正常。除了故意编造或掩饰之外，个人记忆确实有局限性，误记、错记是常有之事；甚至同一件事，几个当事人视角不同，回忆起来也会有较大差别。但是这种偏差局限性并不影响口述历史的存在意义②，因为重要的是它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了解人物和事件来龙去脉的更多细节，更生动，更具现场感，能帮助人们从鲜活的感性层面理解历史。因而就《夷坚志》言，倘若不纠缠其中的迷信色彩和版刻错误，作为正史的参考或补充，依然不乏史学意义；何况梦兆、迷信乃今人不以为然的说辞，古人世界观里多信以为真。类似现象在本文以下论述中还会出现，这也正是笔者强调对于被定性为志怪小说的《夷坚志》的历史价值，必须参照严谨史学著述给予多方面，多视角，多重甄辨、爬梳的原因。
  接下来介绍的《夷坚志》甲志卷第十七《姚仲四鬼》条和丙志卷第二《罗赤脚》条，都是间接反映吴玠作战勇猛，并可与《宋史·吴玠传》互证者。前者概述时人路彬质夫叙说道：“姚仲，始为吴玠军大将，尝与敌人战，小衄，吴欲杀之。仲曰：‘以裨将四人引军先退，故败。’吴召四将斩之而释仲。”后者转述时人黄仲秉介绍曰：“罗赤脚名晏，阆中人。少时遇异人携以出，归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于朝，赐封‘静应处士’，张魏公（张浚，1097—1164）宣抚陕、蜀，延致军中。金虏攻饶凤关（陕南石泉境内），尽锐迭出，大将吴玠御之，杀伤相当，犹坚持不去，公以为爱。”就这两则故事前半段表述而言，内容平实朴素，并不诡谲、造作，属于如实告白，就如洪迈在《夷坚乙志序》中所云：“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
  同样，《夷坚志》支丁卷第六《郭教授》条消息源于时人郭伋之子郭中：
  成都人郭某，原注：不知名（明代姚江吕胤昌刊本《夷坚志》作“不欲名”）。监兴州（陕南汉中略阳）大军仓，与戎帅吴挺（1138—1193）少保厚善。尝有军中驶卒，因请月粮，以语言忤郭。郭诉于吴，吴杀之。郭后锁厅，登绍熙癸丑（四年，1193）第，调兴元府（汉中）教授，未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梦为数吏追逮，趣其行甚遽。……翊觉，惘然莫测。又数日，闻郭君殂，访得兴州本末，乃与人言。
  这则秘闻透露了吴玠兄弟吴璘（1102—1167）之子吴挺在前线作战部队飞扬跋扈、动辄杀人的骄横作风。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史·吴璘传》所附《昊挺传》中非但没有吴挺大开杀戒的记录，反而褒扬说他“少起勋阀，弗居其贵，礼贤下士，虽遇小官贱吏，不敢怠忽。拊循将士，人人有恩。……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倒是在《宋史·陆游传》中才留下了与吴挺本传口径截然不同而更接近《夷坚志·郭教授》条指摘的蛛丝马迹。
  王炎宣抚川陕，辟（陆游）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吴璘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之何。游请以（吴）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1162—1207）叛，游言始验。
  对于《夷坚志》与《宋史·吴挺传》就其为人善恶的不一裁判，且让我们随目击证人陆游等证词仲裁于下。乾道八年（1172），陆游到汉中抗金大本营投笔从戎，与同在军中的吴玠之子吴拱、吴璘之子吴挺均相熟悉，特别是跟实为吴玠庶弟的吴拱私交密切①，对其为人较为了解，因而向驻守汉中的四川宣抚使王炎极力举荐委以重任。另外，其《老学庵笔记》卷五道及当时“隔在虏境”的昊玠葬所，《剑南诗稿》卷三十四庆元二年（1196）作于山阴（浙江绍兴）的《村饮示邻曲》还提到“西酹吴玠墓，南招宗泽魂”；尽管这并不说明陆游当年到过已属金兵沦陷区的吴玠墓，但他对吴玠墓的描绘，极有可能来自未沦陷时扶柩归葬回籍而身临其境的吴拱的介绍，这大抵是可以认定的。②同样，陆游就当时好逸恶战、不思进取的昊挺也有所了解，他作于汉中戎幕的《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诗讽喻云：“参谋健笔落纵横，太尉清樽赏快晴。文雅风流虽可爱，关中遗虏要人平。”③
  案，“参谋”指当初同样投笔从戎的陆游亲戚高子长，《剑南诗稿》卷三有《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诗可证。④“太尉”则指吴挺，“快晴”为东晋王羲之书帖临本之类，“云山亭”当为吴挺汉中私邸新筑的园林建筑。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三〇载：
  兴元自兵乱以来，城内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杨政再为帅，以次缮治，至是一新，户口浸盛，如承平时矣。
  陆游乾道八年在汉中为四川宣抚使王炎帅府作《静镇堂记》也指出：
  郡自兵火涤地之后，一切草创。公至未几，凡营垒、厩库、吏士之庐，皆筑治之，使坚壮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独仍其故。南偏有便坐，日受群吏谒见，与筹边治军，燕劳将士，靡不在焉，而其坏尤甚。公既留三年，官属数以请，始稍加葺，易其倾挠，彻其蔽障，不费不劳，挟日而成。⑤
  可吴挺竟大兴土木，不时呼朋唤友，挥毫论字，这与王炎的居安思危、着意节俭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陆游在汉中军中屡“为（王）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①。亦诚如放翁诗所谓：“客游山南夜望气，颇谓王师当入秦”②“貂裘宝马梁州日……朝陪策画清油里”③“露布捷书天上去，军咨祭酒幄中谋”④“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⑤“忆昔从戎丞相府，元瑜书檄仲宣诗”⑥。他对于吴挺在弭兵休战状态按兵不动，竟至毫无戒备之心和战斗能力的举措很不以为然。所以，陆游乘应邀在其别业云山亭聚会之时，赋诗劝谏吴挺切勿光顾了附庸风雅，玩物丧志；特别强调雅好鉴藏要一张一弛，以示文武兼备，无可厚非；但大敌当前，更应该秣马厉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而出师北伐。庆元元年（1195），陆游作于山阴追忆南郑（汉中）军旅生活的《春晚怀山南》诗云：“壮岁从戎不忆家，梁州裘马斗豪华。至今夜夜寻春梦，犹在吴园藉落花。”⑦此诗虽未直接道明吴挺军备松弛，军纪涣散，不以破敌为志，但字里行间犹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当时吴挺汉中花园终日声色犬马，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丝毫没有备战克敌的紧张气氛，更与军事重镇长官威严庄重的戎帅府邸极不相称。另据前引陆游本传不难发现，当时吴挺居功自傲，即便对负责整个川陕地区抗金军政事务的宣抚使王炎也不放在眼里，以致王炎对他无可奈何，甚至敬而远之。因此，陆游《三山杜门作歌》诗有“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咤哪复从军乐”⑧的嗟叹。《初见庐山》诗又云：“从军忆在梁州日，心拟西征草捷书。……计谋落落知谁许？功业悠悠定已疏。”⑨
  据上插叙，足见《夷坚志·郭教授》有关吴挺大施淫威的报道，完全可视为《宋史·陆游传》关于吴挺刚愎自用，“屡以过误杀人”而酿成冤假错案记录的重要佐证。而正因为昊挺当年在抗金军中气焰嚣张，以致离心离德，士人为之侧目。其时性情刚直反对苟安，主张积蓄力量抵抗金人的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杨万里（1127—1206），在《诚斋集》卷一百二十《王淮神道碑》引用同为四大家之一四川制置使范成大（1126—1193）的《论吴挺疏》，当中就有“吴挺颇失士心”语。同样，《夷坚志》作者洪迈在他另一部立说精确审慎、兼有考订评骘的著名史料笔记《容斋三笔》卷第八《吾家四六》条录《吴挺兴州制》中说：“能得士心，吴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这两则旁证资料无疑是针对上述吴挺滥杀无辜提出的婉言告诫。案，《夷坚志·郭教授》因系当时知情者口述，或慑于郭教授乃吴挺党羽，此前军中驶卒即因“以语言忤郭”为挺所杀。为免受连累，遂故意隐去其名，但称“不知名”，实如《夷坚志》吕本注明“不欲名”。另据当时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楼钥（1137—1213）《攻媿集》卷八十五《王淮行状》援引蜀帅范成大《论郭钧疏》载：“郭钧驭众无术，几至生变。”宋孝宗因“钧、挺一人而毁誉二三”无从褒贬，遂向身任左右相的王淮（1126—1189）咨询，王亦答以“挺固未可遽宠，钧亦未宜遽用，此抑扬之理也”加以提醒。由此推考，《夷坚志》中吴挺袒护“不欲名”之郭教授恐怕就是郭钧。而从主战派王淮建议宋孝宗勿宠用吴挺、郭钧，并“荐蜀帅吴拱才可登用”，到跟陆游交情深厚的范成大上疏论挺，都充分表明当年主战派对吴挺其人的认识意见彼此心同。鉴于淳熙二年（1175）至四年（1177）陆游与范成大同在成都时相过从，所以，有关昊挺此前的所作所为，范成大很可能是通过向陆游了解而后于二年冬天弹劾郭钧并对吴挺加以制裁动议。唯因宋孝宗、光宗对吴挺倚重放任宠信依旧，以致为此后吴挺之子吴曦叛国投敌埋下祸根。而陆游对吴挺尾大不掉有先见之明，诚如陆游本传所云：“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
  以上对照《宋史·吴挺传》与《夷坚志》就吴挺功过表述的不同口径足以发现，《夷坚志》的记叙显然更接近于当年有“识”之士对昊挺真实面目的揭露而少了后代史家的修饰成分。从这个意义出发，笔者对待《夷坚志》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条与《宋史·杨政传》两种资料，似乎更愿意相信《杨政姬妾》条笔下的杨政其人。首先看《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根据《宋史》卷三百六十七列传一百二十六《杨政传》概括的生平事迹：
  杨政（1098—1157）宋原州临泾（今宁夏镇原）人，字直夫。宣和末，应募为弓箭手。建炎、绍兴间，从吴玠击金人，皆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于和尚原、仙人关等战役中，屡获战功，累迁至川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绍兴十年（1140），以凤翔之捷，拜武当军节度使。次年，会战仙人原，擒金万户将。守汉中十八年，修堰筑堤，颇便于民。官至御前诸军统制，加太尉。①
  而《杨政姬妾》条的故事则是这样的：
  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帅兴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踪，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扣虞兵，兵旁睨前后，知无来者，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少不称意，必杖杀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杨最宠一姬，蒙专房之爱，晚年抱病，困卧不能兴，于人事一切弗问，独拳拳此姬，常使侍于侧，忽语之曰：“吾病势汫漉如此，决不复全生，我倾心吐胆只在汝身上，今将奈何？”是时气息仅属，语言大半不可晓。姬泣曰：“相公且强进药饵，脱若不起，愿相从往黄泉下。”杨大喜，索酒与姬，各饮一杯。姬返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阴谋伏窜。杨奄奄且绝，瞑目，所亲大将诮之曰：“相公平生杀人如掐蚁虱，真大丈夫汉。今日运命将终，乃流连顾恋，一何无刚肠胆决也！”杨称姬名曰：“只候她先死，吾便去。”大将解其意，使绐语姬云：“相公唤予。”呼一壮士持骨索伏于榻后，姬至，立套其颈，少时而殂。陈尸于地，杨即气绝。
  关于《杨政姬妾》条演绎的这桩耸人听闻，几让人难以置信的惊悚恐怖剧情，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认为：
  曾经声称“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的《夷坚志》，竟在《支乙卷第八》“杨政姬妾”（此条与史载杨政事迹不符。杨政为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对于支撑秦陇，保存川蜀，建有显赫战功。《宋史》本传称他在战争中能“抚定居民，秋毫无犯”，守汉中时兴修水利，“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其为人亦谦恭谨慎，此条只能作为虚构故事来读）条，描写了怵目惊心的人间罪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杖杀”和“剥皮”的血腥场面，而是侧面着墨，把众多血腥场面凝结成一个暗影幢幢的残酷而神秘的意象，于人物的疑惑和低语之间刻入读者心中，显示了入木三分的艺术功力。随之，作家又捕捉住极有特征的时刻和场合，已经官至太尉的杨政病危时，诱导有专房的爱姬说出“愿相从黄泉下”，爱姬反悔沉吟之际，他还不能瞑目，直到手下人用绳索勒杀爱姬，陈尸于地，他才气绝。这是《夷坚志》中极少数没有以因果报应来解释人物变态行为的作品之一，它以富有特征和力度的一侧一正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权贵家庭中生杀予夺的残忍性和绝情性。说到故事的起因，如果不是故事的传说者和同为权贵的故事撰定者，与那位已亡故三十余年的历史人物有宿怨，借小说以鞭尸，那么就是人间残忍性给作者留下过分浓密的恐怖的阴影了。①
  案，《杨政姬妾》条与同卷随后《宜兴官人》《张元斡梦》《骆将仕家》三则掌故，均出自北宋末期宣和六年（1124）为淮上宿州户曹，南宋绍兴中任江南常州知县的洛阳籍人张晋英涛次山陈述，属于跟杨政同时的当代人讲述当代事，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就张氏本人而言，《夷坚志》支丁卷第二还有其甥安劝口述的《张次山妻》故事。总之，张次山其人经查与杨政似乎并无过节恩怨和深仇大恨，进而要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杨政残害姬妾。况且洪迈在《夷坚支乙集序》中说得很明白：“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具备透视历史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在正史刻画背后不为人知的双重人格的勇气；只要大体浏览一番四川华蓥出土谋杀吴曦、平息叛乱投敌的抗金将领安丙（？一1221）墓，和下文将要涉及陕南洋县出土吴玠部将彭杲墓葬随葬品、乐伎俑等的奢华排场①，想必就不难窥见这些抗金英雄当年真实生活的另一面了。因而对于仿佛原始述状般的《杨政姬妾》条遗闻，笔者持宁信其有，恐非空穴来风的态度。
  举例探讨到此，我们不妨就以《夷坚志》为代表的古代口述历史话题做一个小结。很显然，历史研究永远不可能重构过去的全部，一个历史学家或多或少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的全貌。他的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个人和时代局限性的制约。因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为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生的真实，这就是读野史要比只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野史或出自当事者亲笔，或者是访谈后的记录，后者即口述历史；而后者往往比前者的回忆录更有价值。其所以可能如此，就取决于访谈者本人的水平。口述历史既然来自事件亲历者亲口传述，故总不失其原始史料价值。②其实，近代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指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也谈到出自口述的野史杂记的难能可贵。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
  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史料与史学》一书中更有这样的评述：
  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
  当然，像《夷坚志》这样的口述材料也不免有文过饰非的小说家言，从而使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就此，洪迈倒并不回避或讳言，他在《夷坚支丁序》中坦言：
  支丁既成，姑摭其数端以证异，如合州吴庚擢绍兴丁丑科，襄阳刘过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记，则非也。……蜀僧智则代赵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蕲州四祖塔石碣为郭景纯所志，而景纯亡于东晋之初，距是时二百余岁矣。凡此诸事，实为可议。予既悉书之，而约略表其说于下，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
  由此提示读者不能把口述史料的确切程度绝对化。事实上，历史文献同样也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言必无懈可击；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实际上并非绝对，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受访者遗忘和“虚拟”，在历史文献中也同样存在。①换言之，口述历史有其优势和缺陷，历史文献同样如此。因此，史学研究的最佳途径是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料互为补充，这样才能从各个侧面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最终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正确答案。以下就以正史与《夷坚志》关于吴玠死因的不一致记载作为具体个案详加辨析。
  关于吴玠之死，自南宋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九高宗绍兴九年（1139）六月己巳载“然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后，举凡所有道及其死因的宋史著述，如元脱脱《宋史·昊玠传》、明钱士升《南宋书》卷十六《吴玠传》、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一三一《吴玠吴璘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卷六十《吴玠吴璘保蜀》等，几无一不因循其说认为吴玠是死于贪淫而晚节不保，可见李心传说影响力之大。但笔者发现，1981年10月中华书局据涵芬楼编印《新校辑补〈夷坚志〉》出版的《夷坚志》补卷第十八《吴少师》条则有来自见证人的不同追忆。
  吴少师在关外，尝得疾，数月间肌肉消瘦，饮食下咽少时，腹中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痛，皆以为痨瘵也。有张锐者，名医，时在成都，吴遣驿召之。既至切脉，戒云：“明旦且忍饥，勿啖一物，俟锐来为之计。”旦而往，天方剧暑，白请选一健卒趋往十里外行路中黄土取一盆来。令厨人旋治面，时将干，乃得食。才放箸，取土者适至，于是温酒二升，投土搅于内，出药百粒，进饮之。觉肠胃掣痛，几不堪忍，急登溷，锐先密使别坎一穴，掖吴登之，暴下如注，秽恶斗许，有蚂蝗千余，宛转蟠结，其半已死矣。吴亦惫甚，扶憩榻上，移时进粥一器，三日平复。始忆去年正以夏夜出师，中途燥渴，命候兵持马孟取水，甫入口，似有物，未及吐，已入喉矣，自此遂得疾。锐曰：“虫入人肝脾，势须孳生，常日遇食时，则聚丹田间，吮咂精血，即散游四肢。苟知杀之而不能扫尽，亦无益也，故先请枵腹以诱之。此虫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饥毕集，故一药而空之耳。”吴大喜，厚赐金帛而送之归。张外舅说。
  据此述录足可判断，有关吴玠私生活荒淫无度、嗜食毒品云云俱属无稽之谈。因为《吴少师》条系当年替昊玠治病的成都名医张锐的外舅回顾，自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这与《夷坚志》中其他子不语怪力乱神内容相比有本质的不同。按照“天方剧暑”推测，时值盛夏，而昊玠正是卒于绍兴九年六月仙人关任上。所以，这极可能是同年夏天吴玠旧病复发，气息奄奄的病灶反映；而所谓“使人渔色成都”云云，其实恐怕是昊玠上一年（1138）戎马倥偬，肌体免疫功能本已较低，兼以夏夜出师途中没有也不可能注意饮食卫生，病从口入，仓促间饮用了含有寄生虫卵的不洁生水，致使大则水蛭或蚂蝗等虫体乘虚而入，小则是一种名为“肺吸虫病”的“隐形杀手”潜入体内，逐渐潜滋暗长，繁殖成虫团，并日趋侵入肝脾胆肠；轻则出现咳嗽、咳痰、胸痛、发热等症状，重则造成穿孔加剧。鉴于该病属少见病，且临床上的表现既复杂又无特殊性，极易造成误诊，这才于九年夏天委派快骑南下成都速召名医张锐北上赴诊治疗的。
  其实，关于当年抗金将士在戎马生涯中积劳成疾的案例，稍做盘点就不难发现大有人在，譬如《宋史》岳飞和吴玠本传中就分别有岳飞“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和吴玠、吴璘在仙人关、和尚原抗金前线常因“饷馈不继”风餐野炊的记载。另外，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七《剧暑》诗，还有根据自己从军川陕的切身体验，回忆前方将士忍饥挨渴与金兵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六月暑方剧，喘汗不支持。逃之顾无术，惟望树影移。……淮汴方出师……行伍未尽食，大将不言饥；渴不先饮水，骤不先告疲。”因此，吴玠盛夏出师误饮不洁生水，进而感染急性或慢性寄生虫病，以致虫扰肌体腑脏，催生积疾并发，免疫功能骤然下降而死于非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妄加揣测。
  至于《宋史·吴玠传》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谓吴玠“喜饵丹石”说，实际上也许是张锐替吴玠治病而调制的黄泥白面丹丸。宋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目录作卷一）录宋人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载：
  （绍兴八年，1138年）上以侯功高，赐亲札，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而侯已病，自以赏过功，固辞。优诏不许。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恻然忧之，命成都守胡世将（1085—1142）访蜀善医者治其疾。又驰国医往视。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已薨于军，享年四十七。
  由此可见，守护蜀口的重将重病缠身非同小可，故“天子恻然”，命在锦城的守将访得名医张锐北上诊治，又委派御医远赴治疗。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四载，吴璘也曾以同一症结服用类似丹药。乾道四年（1168）：“吴璘日夜描画以图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时多病，日饵丹砂数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时复发作。前欲遣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关，最苦脏腑，脏腑稍安，又苦肾肠之疾，每疾剧时，亦颇危殆，几至死。以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还兴州医治，却令姚仲在原上弹压兵马。强敌对垒，人心危惧，四川事势，可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为安者，以其侄吴拱在此，缓急有赖。吴拱移襄阳，渠每以失助为忧。今疾病如此，岂可不预为之所之？”可见吴氏兄弟大抵同病相怜，这无疑是鞍马劳顿、生活作息缺乏规律所致，而跟渔色得咯血疾死亡浑然无关。但令人震惊的是，吴玠竟沉疴难起，天不假年，一代名将最终没有在兵戎交葛的抗金前沿阵地捐躯为国，却不幸让生命断送在吞噬一腔热血的小虫豸口腹中，这实在是令人徒唤无奈且扼腕痛心的一桩兵家悲剧。
  概而言之，由《夷坚志·吴少师》条我们大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吴玠真正的死因，依症象诊断属急腹症，即胆道寄生虫病或急性寄生虫性肠梗阻。前者，中医称为“尤厥”，后者称为“肠结”。尤厥的发生是肠内寄生虫进入胆管，引起痉挛性绞痛和吐虫；肠梗阻则常使肠道瘀血坏死造成死亡，寄生虫是致病的罪魁祸首。据中医辨症：急腹症病因、病理可彼此相兼，也能相互转化。而吴玠之死正是腑脏食源性寄生虫穿孔反复发作而咯血，并引发多种其他疾病共同作用遂致元气耗尽的结果。
  顾吉辰先生在《也谈吴玠死因》一文中首先援引《宋史》等正史记载坚持吴玠死于渔色说；其次就《吴少师》条是否确信出自洪迈《夷坚志》表示怀疑。①其实，笔者前在《吴玠死因辩诬》引用《夷坚志》支戊卷第三《卫承务子》条已做详尽考辨②，即最初断言吴玠渔色的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疑似因这则掌故而误将其主人公狎游行径与《吴少师》条内容做了同类合并才有了吴玠渔色说；但因吴玠渔色说除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语带过外，并无实例细节逐一铺陈，这自然使得此说的确凿程度备受质疑。且先看《卫承务子》条是这样记述的：
  宁国人卫承务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众以为瘵。治疗三年，愈甚无益。适刘大用过县，邀使视之。切其脉，亦谓瘵证。凡下药月余，略不效。问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尝以六月间饮娼家，与娼喧争，追醉，不复登榻，独困卧黑桌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极清洁，举而饮之，自是疾作。”刘默喜，密遣仆掘田涧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两盏，置几上，令随意而饮。卫子素厌苦其疾，不以秽为嫌，一饮而尽。俄肠胃间攻转搅入，久之始定。继投以宣药百粒，随即洞泄，下水蛭六十余枚，便觉胸抱豁然。刘曰：“此盖盆中所误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养，蓄育种类。每粘著五藏，牢不可脱。然久去污渠，思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卫子虽去其疾，然尫劣无力，别施药补理，至八十日乃平复。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右四事皆刘大用说。
  据来可泓先生《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梳理，李心传编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宋高宗朝《国史》《日历》为主，并参阅大量私家著述和史料笔记，其中就包括洪迈《夷坚志》。③所以，作为吴玠渔色信息发布的始作俑者，不排除是李心传将吴玠战时误服含虫生水致病暴亡发生的季节、场所、症候、医治方法，完全等同于好狎游、饮卧娼家而得类似疾病的卫承务子，遂误以为一，以讹传讹，形成昊玠亦狎游、渔色的错误观点；否则，想吴玠如果贪淫事出有因，且查有实据，料其笔下不致仅仅只字片言，适可而止那么简单，必定以详尽的取证资料为基础，娓娓道来，斟酌定论。但《宋史》等吴玠本传撰写者，很明显不分青红皂白，简单沿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宋史原始素材，依旧得出了错误结论。这样，同为宋史学者的顾吉辰先生对《吴少师》条的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对李心传误导的深信不疑，以及被妖魔化了的《夷坚志》形成的负面印象，决定了会干扰和影响就吴玠死因的正确判断和立场并踏入误区，哪怕李心传的悖论极可能源出《夷坚志·卫承务子》条，哪怕洪迈转述《卫承务子》条原本说得非常清楚：“予顷记张锐治吴少师事，绝相似云。”证明《昊少师》条应当撰写、排列在《卫承务子》条之前，未必如今从涵芬楼本编排秩序置于《夷坚志补》。案，《卫承务子》条列于《夷坚志》支戊卷，洪迈作此卷序于庆元二年（1196）七月初五日；换言之，《吴少师》条当作于庆元二年七月前几言之凿凿，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它出于洪迈手笔。遗憾的是，顾先生就此避而不谈，只字未提，顾左右而言他，难怪顾此失彼，失之偏颇了。今以此质之顾先生，未知以为然否。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夷坚志·杨政姬妾》条是含沙射影、血口喷人的污蔑诽谤；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吴玠死于淫欲渔色，也是根据《夷坚志·卫承务子》条而捕风捉影、弄巧成拙造成的败笔。否则，烦请一一列举吴玠渔色的具体事实凭证。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吴少师》条和《卫承务子》条当被视为替吴玠洗刷渔色之冤的一条重要而且目前看来属于唯一的辩护确证，很值得引起治南宋抗金史或昊氏家族史学者的高度关注①，因为它起到了纠正宋代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等一系列正史著述不可饶恕的错讹记录的关键作用，意义非比寻常，不容忽视或轻率否定。
  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夷坚志》中的某些记载不光可与宋人诗文相印证，而且还与见诸著录甚至出土的石刻文献相吻合。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跟吴玠、吴璘、吴拱以及杨政等许多抗金将领在汉中褒城修筑山河六堰水利工程一样，另一位在汉中城固修筑至今造福城固、洋县水利工程——杨填堰的抗金将领杨从仪（1091—1169）虽《宋史》无传②，事迹散见于各纪传，但他于随昊玠于陕南抗击来犯金兵的间隙，曾在今石泉境内饶凤岭射杀猛虎一只，抵今有位于城固县安乐乡水北村乡墓前乾道五年（1169）墓志铭碑石记载为证③。今移置于五门堰文物管理所的《宋故和州防御使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实封一百户杨公墓志铭》云：
  公善射，发无不中。尝偕王人刘参赞子羽（1097—1146）行饶凤岭，有虎突出丛薄间，人皆辟易，公跃马而出，以一矢毙之，故射虎之名喧达都下。
  另据清严如熤《汉南续修府志》卷之二十八征引南宋丁运使《射虎行》诗，也即清万方田、罗秀书等辑注《褒谷古迹辑略》作《宋运使丁公佳什》碑赞曰：
  此刻在鸡头关（汉中褒城出入秦蜀必经之地的褒斜栈道南口）北天心桥，行书。总管太尉杨公，偕刘参赞行饶凤岭，有虎突出丛薄中，挟一矢殪之，旁观流汗辟易：“真古所谓英伟豪杰之士欤！”因作长句以纪其事。晋原丁□。猛虎眈眈威百步，一矢毙之侯甚武。当时得杰惊倒人，此事今无闻往古。孙郎登车方控弦，千钧竹弩伏道边。终日获彪何足数，中石没羽还徒然。岂如跳哮负林谷，跃马弯弓洞胸腹。须知勇锐敌万人，下视彪虎同麋鹿。声名藉藉宣上都，边头何忧羌与胡。愿凭顾陆丹青手，画作洋州射虎图。绍兴甲子（1144）十二月丁酉，石匠□成立，独孤圯刊，武经郎拨发诸□□兼提辖衙兵□超，武经大夫□参左使兼辖衙兵□□成立石。
  案，此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丁运使作于天心桥侧诗碑，今佚。不过，从这两段有关杨从仪饶凤岭射虎诗赞，尤其今存墓志铭可知，杨从仪射虎实有其事。耐人玩味的是，检《夷坚志》支丁卷第五《饶凤铺兵》条，剔除其间的灵异怪诞成分，保留虎患事实，竟然完全可与杨从仪饶凤岭射虎的背景信息相呼应。《饶凤铺兵》条曰：
  金洋之间，驿路萧条，但每十里一置。饶凤驿铺卒送文书，已逼暮，值虎从旁来，有攫噬意。卒窘甚，驻立语之曰：“我闻汝亦是灵物。我今所传文字，系朝廷机密下制置司者。汝吃我无可辞，此一筒制敕符命，如何分付？”虎弭耳低头，为耸听之状，径舍去。卒到他铺交递毕，因留宿，与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回至昨虎处，竟为所食。乃知命分当死于虎，畴昔之免，端为文书故云。右三事俌说。
  这里特别提请读者留意，让人啧啧称奇且匪夷所思的是，同卷《蜀梁二虎》条涉及汉中近郊虎患，甚至还能与当年身临其境在汉中刺虎的陆游遗事相验证。《蜀梁二虎》条曰：
  蜀峡山谷深夐，鸷兽成群，行人不敢独来往。万州尤为荒寂，略无市肆。……兴元府近郊，有农民持长刀将伐薪，行畲田狭径，其下皆沮洳。相去丈许，一虎在彼，望农至，欲奋迅登岸。农遽跳坐其背，以刀乱斫之。虎亦勃踯与相抗。里人环睨，不敢救，相率投戎帅乞援。帅命猎骑百辈，鸣金鼓驰往，至则人虎俱困。骑刺虎杀之，扶农归，遍体断裂成纹。盖尽力用刀，且惊怖故也。次日亦死。帅厚给其家钱粟，使葬之。①
  有关陆游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打虎诗和是否确曾在汉中有打虎壮举历来颇有争议，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间质疑。笔者就此曾有《陆游打虎初探》《陆游打虎再探》和《陆游刺虎公案》及《汉中历代虎患钩沉》②详予论述，有据可查，钱先生实际上因袭了清人曹贞吉的讹误，混淆了陆游打虎时地。关于这一议题，详见本人上述拙稿，在此不再展开。这里仅以陆游当年作于汉中《书事》诗的“雪暗荒郊射虎天”和《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词的“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略加阐释。①案，洪迈《夷坚志》支丁卷序作于庆元二年三月十九日，而陆游对于洪迈《夷坚志》的评述诗《读〈夷坚志》后》作于这部当年不失为畅销小说出版推出两年后的庆元四年（1198）春。我们能否做出这样的大胆假设，正因为陆游读了《夷坚志·蜀梁二虎》故事，才激发起就当年自己在汉中“截虎平川”“雪暗荒郊射虎天”的一番感慨，并为此写下赞叹《夷坚志》的诗歌；而《蜀梁二虎》条有关里人向戎帅府求援，骑刺虎杀之之事，正是陆游刺虎本事的原型呢？笔者对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持乐观态度；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陆游开禧二年（1206）作于山阴《醉歌》诗的“百骑河滩猎盛秋，至今血渍短貂裘”句②，跟《蜀梁二虎》条的“猎骑百辈”语境如此贴近呢？并且《蜀梁二虎》条提及万州市肆萧条，陆游从汉中到成都后作《偶忆万州戏作短歌》诗中同样有“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句③，《老学庵笔记》卷五又曰：“忠州在峡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④总之，《蜀梁二虎》条跟陆游汉中打虎以及读《夷坚志》有感题咏，似乎存在某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出于巧合，这一谜团留待今后破解。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夷坚志》的实证作用很值得重新引起重视，绝不能仅仅由于其间充斥了稀奇古怪、牛鬼蛇神类的迷信内容，就忽略某些内容蕴藏的史料价值。应该剔除糟粕，提炼精华，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外而内地分辨是非曲直，开拓、发掘其证史、补史的史学内涵。因为《夷坚志》的内容出典几乎全部来自事主或局外旁听者以见证人姿态的口授传达，每则或每卷内容都注明某几桩事为某某亲口传述，以示信息出处渊源有自，并非凭空杜撰虚设，有人证甚至物证为凭，尽属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口述证言。因此，排除口口相传“拷贝”走样等不确定因素，应该足以披沙拣金，获得较严肃史学更为活色生香的原生态史料。
  如果说人不只是社会和经济的存在体，还是故事讲述者的话，《夷坚志》传递的民间口述材料简直包罗万象，史学家可以从中发现历史的表述和再造；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能发现民间社会结构和功能；民间文艺学家可从中了解到口头诗学法则……总之，大家都惊喜地意识到新学术的切入点，寻找到解决学术疑难杂症的新钥匙。⑤现代人类学表达社会记忆时，非常强调叙述，它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真实，而且构成了对文献、史学和知识的挑战。⑥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置于大事件中小角色的感受时，才会感受到其间饶有兴味和蕴藏的学术价值。因为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口述回忆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个缺环，则它具有特殊的史学意义。①而历史研究正是需要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案头工作和追问，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即先以忠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将之记录在案，公之于众，供别人比较、考察、鉴别，提供深刻的历史反思，但又不苛求口述者都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历史加以反思。②在这方面，洪迈的《夷坚志》业已进行了前人难以想象的有益尝试，从而为当今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古代口述调查研究的良好范本，而洪迈本人正是以一种平常和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讲述者的。
  话及《夷坚志》的史证价值，最后笔者愿以《夷坚志》记载的吴玠部将潘璋遗闻，结合近年汉中洋县出土的南宋另一位昊玠部将彭杲墓志的双重证据来见证《夷坚志》证史、补史的权威性。1991年12月14日，陕南洋县北纸坊乡石山梁村发现并出土的南宋抗金将领彭杲（1126—1191）墓碑——《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载：
  （淳熙）九年（1173），（彭杲）应诏，举所部武勇，以左军统制潘璋充选。后一岁，璋坐小法免，以举累降两官。寿王（宋孝宗）雅知公，姑以明法。寻以公久劳外服，军政修明，加吉州刺史，函复元官。继遣使赐，宸翰褒美，并赐金器、香茶。③
  而《夷坚志》支庚卷第六《潘统制妾》条曰：
  兴元统制潘璋，在临安时买一妾，携入汉中。为人妩媚柔和，举家怜爱。两岁后得疾，若怀孕者。始数日不食，渐至一月枵腹。经十旬，忽产一男子。越三月复然，又四月亦如之。是岁连举三子，闻见者莫不以为异。自是饮食疏数不齐，似有所凭附。预说其家祸福，往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净室学道，勿以事相关，昼夜掩户。或穴隙窥之，但趺坐诵经。璋尝排闼强造其处，则四壁环列皆佛书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国所刊板籍。诘所从来，曰：“天女见与。”淳熙辛丑（1181），兵帅彭果（显然“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干办戎幕，来相访。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干至矣。”秦向者固已知之，是日觉其精爽比旧微为耸露，问璋曰：“兄本买妾，闻却遇仙。”璋备言其状，令取一小尊酒与秦饮。所贮才三升，各举十觞，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来学得一戏剧术，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语次，及西州风物，曰：“兄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饱食玉津樱桃。”妾曰：“此亦不难致，愿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气数口，以手帕缄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启。少顷而回，樱桃溢合。宾主饫尝，遍及姨〓，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应飨此。”璋问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揖能致之。”即于假山侧拈块土置掌内，揉碎嘘呵，付外碾细瀹之。即于假山畔尝，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随。俄暂起，曳窗屏蔽障。既退，媪鬟视其旋溺，香如麝脐，而色清洁，举而共饮之，妾在坐笑曰：“两人无良，窃饮吾溺。然亦何伤，不过费我几日工夫耳。”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鄱阳吴溱，从妇翁胡德藻官于鄂，见秦生，目击其事。已而遇璋于庐州逆旅，访得本末甚详。又三年，溱往渝川，逢利路州钤辖吴汉英于夔府，因及璋踪，云：“妾生子皆俊慧，能读书。妾今在父母家，无恙。”
  上述碑文史实与《夷坚志·潘统制妾》所道及的“淳熙辛丑（八年，1181），兵帅彭果（显为“彭杲”之误）选璋部西军赴殿岩，因剡荐其材。妾请从行。璋辞以法不许。舟次果州津溉，谒郡守还，马上望一女子沙上持诵，即之，乃妾也。骇其何自而来，曰：‘思君之极。不觉魂飞。’璋亦喜，载与俱东。……后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挠之际，一翁一妪来省女，璋无以对。执诣厢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辄带妇人从军停官责本队自效。彭果（杲）以举官不当削秩”完全吻合；而且洪迈在随后注明有关《潘统制妾》条的传闻出处，表明其既源于局内证人，更出自当事人的言传口授。正因为洪迈就此感觉有充分信任的把握，故而将其纳入《夷坚志》聊备一格。如果我们说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那么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恰恰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情况，从而有损于作为主体的历史科学性。①然而通过上述对洪迈《夷坚志》口述历史价值的钩沉、梳理和疏证，可以充分证明，《夷坚志》关于川陕吴玠抗金兵团的记述具有跟文献史料同样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这在八百多年前的古代史学家洪迈身上相当难能可贵，特别是他那种如当代口述历史所倡导的闻录必予复议审核的先见之明与超前意识，显系史学家的严谨求实作风使然。
  顾吉辰先生在《也谈吴玠死因》中认为，“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十二、《琬琰集删存》卷一明庭杰《吴武安功绩记》以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五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条下中书舍人王纶为《吴玠墓志铭》《吴武安功绩记序》，均不获有关吴玠‘晚节嗜色，多蓄子女，饵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死’的记载。但是古代或今天，人们为死者撰写墓志铭、神道碑、行状、哀悼文以及悼同时，往往多有赞美之词，少有贬词，这是一种习惯了，即只讲好话，不讲缺点”。检《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碑》，分明在彭杲身后墓志铭中检举了他擅自允许部将潘璋携眷随军入伍有违军纪遭受处分“以举累降两官”之事，只是未将前因后果具体化；而这一细节铺陈恰好由《夷坚志·潘统制妾》加以弥补填充，令读者得以由此了解事件真相的本末原委，可见顾先生的说法并不尽然，无法令人信服。
  恰好相反，正因为本文集中论证对象吴玠渔色说纯属查无实据的张冠李戴，故不为有鉴别眼光甚至比李心传更早了解吴玠死因底细的严谨史学家如徐梦莘（1126—1207）等采信。否则，倘若吴玠贪色而亡确有其事，势必如以后陆游在蜀中放浪形骸般播于人口被记录在案，不致默默无闻或缺乏具体案底，而仅存李心传三言两语；其实像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的蜀籍史家，如果吴玠蜀中渔色确有其事，李心传应有充分的调查、发言权，决不会为尊者讳就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点到为止，从而使其真实性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黯然失色。退一步讲，即便他不欲广为传播，料自有其他史料笔记加以披露而拍案惊起，谁能保证口无遮拦的众多知情好事者能一直守口如瓶，不广为扩散传播呢？所以，完全有理由断定，有关吴玠荒淫之说无非李心传“智者千虑”，只是根据《夷坚志·卫承务子》条而对吴玠渔色形成了主观臆测而误入歧途，罔顾事实，将吴玠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加以谴责鞭挞，舍此几乎没有别的合理解释。至于笔者曾经列举的陆游渔色等无行文人般举动①，诚如顾吉辰先生所云固然与吴玠互不相干，没有前后因果关系；不过，笔者以陆游为例，正是为了说明李心传率先报道吴玠渔色缺乏事实根据，而陆游渔色则有同时及后世大量逸闻记载同时并存，并有陆游本人自陈坐实。据此愈加表明李心传孤证无援的不堪一击，不值辩驳而孤掌难鸣。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确立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方法论，业已为学术界广泛公认并深受赞誉。对于本文将洪迈《夷坚志》当作南宋正史而外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参考史料和古之口述历史一说，相信读者与笔者一样，已完全有同样足够的理由作如是观；或者把《夷坚志》视为跟洪迈《容斋随笔》一样，是一部内容精彩纷呈的史料笔记，而不完全是怪力乱神的异端鬼怪小说。因为典型如顾吉辰先生的《也谈吴玠死因》认为《夷坚志》乃志怪小说，就吴玠之死不能“以此（即《吴少师》条）为主要认定根据”，否则“恐怕不够牢固”说已经不攻自破。尤其是《夷坚志·潘统制妾》跟出土南宋涉案当事人石刻文献史料通过比对所显示出的完全一致性，就是轻视这部古代口述历史著作之人为之反思的绝好例证。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没有多了不起，也并非要取代或者颠覆文献史，其史学观念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不以既定结论剪裁史实，而是以鲜活的史实刷新历史成见，填补史学记载的空白，努力展示历史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不溢美，不隐恶；揭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脸谱化；重视细节的力量，让细节凸显历史的真谛，拓宽史学的视野，再现历史的丰富多样性，以述为主，述论结合，包容不同意见的争鸣。
  顾吉辰先生是宋史研究专家，是笔者久仰敬重的前辈，其《〈宋史〉比事质疑》《宋代事始考录》和《〈宋史〉考证》①，均为本人极其佩服的宋史文献研究专著。只是就顾先生怀疑洪迈《夷坚志》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不容分说即否定其具有颠覆吴玠死因史观成见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作用一点，本人委实不敢苟同，特此敬请再赐教益为盼。与此同时，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口述历史研究行将或业已开始改变原先的史学研究方法，打破了过去仅仅以文献资料为根据，由历史学家撰写的传统史学叙述方式，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直接讲述历史，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学中。既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又可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认识误差；同时使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更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和可读性，这是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像《夷坚志》这样具有具体场景、细节描述和较高文本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材料，不仅可以借此丰富历史本身，而且凸显口述历史的特点，使历史的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②
  本文撰写过程中，荷蒙来可泓先生指教，特此深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