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徽县图书馆

陇南山大沟深，当蜀陇道北端，李白《蜀道难》中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而如果读一读《杜诗镜铨》中的《发秦州》《水会渡》等二十多首诗，便会对从秦州人川之地路途的艰难有更真切的体会。
  古代陇南实处于丝绸之路与蜀陇道的交叉点。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在今西安，因为汉唐两代的都城在今西安，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南亚、欧洲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都是以西安为中心进行的。但东西交流中的丝绸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蜀地。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西汉扬雄《蜀都赋》就言及蜀中织锦之盛。自宋代茶马交易开始之后，这一带又成了茶马交易最重要的市场和交通要道。①陇南有几个县地处茶马古道，这条路较之陕西境内的骆谷道更为艰险，虽历朝历代官方民间时做修补，但改变不是很大。而一些路段为咽喉之地，一旦损坏，甘肃这条入蜀之道便梗塞不通。陇南通蜀的这一条路在五代以前与骆谷道一样是入川的重要通道，包括北部几个支线：第一条由天水经礼县、西和、成县、康县（望子关）、武都入文县，由阴平道入川；第二条由临洮经岷县、宕昌、武都入文县，经阴平道入川；第三条由今迭部、舟曲、武都入文县，由阴平道入川。反过来，这也是蜀中经阴平道通向陇南、天水及羌藏地区之路。
  陇南还有几条通关中之路，一是由徽县经两当由灵官峡达凤县，二是由徽县清泥岭、虞关沿嘉陵江至略阳。加上天水、宝鸡一路，为三条主要通道。至三秦之道虽较入川之路为易，却也十分艰难。而这些在陇南石刻文献中都有具体的反映。
  第一类是关于政府官员组织修路、修栈道、驿站和老百姓募捐修桥修路的碑刻、摩崖。有的石刻当悬崖峭壁之地，显得十分壮观，也留下了一代代人的记忆。如徽县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碑高283厘米，宽183厘米，历经九百四十年，仍清晰地为人们提示着这段路的历史与这条路上发生过的很多故事。
  今存成县汉灵帝建宁四年（171）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建宁五年的《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记》为今存陇南最早的有关交通的石刻。这两碑都是赞扬地方官吏政绩的，同时也反映了古代陇南的交通建设状况。
  从西和县长道镇向南连接阴平古道，全为峡谷地带，直至四川剑阁，这就是自古以艰险闻名的蜀道。西和县城南五十里之拄腰崖，道旁有石，上刻“碧峰插天”四字，其地正在石峡镇之坦途关，也就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所说的“潭毒阙”。陆游说：“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平、仙人原、潭毒阙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名将矣。”由此向南至文县玉垒关、摩天岭，栈道悬阁不断，靠悬崖而凌空，马驮人背行于云上，下视急流百丈之下，令人惊心动魄。因此，整个陇南石刻文字中，有关凿路架桥、维修栈道的不少。唐开元年间（713—741）的《新路颂并序》中说，用十年工夫所凿石磴栈道：
  曲磴临空，连白云而斜亘；危梁跨道，倚青天而高悬。驲劳骑，弊征轩，凄伤路隅，叹息河边。
  该碑文所反映的道路之艰难，与李白《蜀道难》中所写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在石崖上按形势凿出弯弯曲曲的磴道，或架起栈道，至今还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壁立悬崖上连成一线的方孔，那就是当年修栈道留下来的。
  关中一带平靖之后，骆谷道成为秦蜀交通的主要通道，官方交通基本上不再走阴平道，只有民间商贩等在此往来。岩陡溪深，山峰奇险。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因河池的青泥岭一段崎岖泥泞，改道白水路。宋以后陇南的这一类碑文，主要在茶马古道上，而茶马古道的北口又有很多支线岔道，故在陇南西和、礼县、成县、徽县、武都、两当、宕昌、康县、文县都有一些记述开凿道路的摩崖、碑刻。如徽县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新修白水路记》开头即说：
  至和二年冬，利州路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岭，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材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余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藉其人，用讫是役。
  其后又有相关州县官吏相互协调，参与其事。至秋七月朝廷始可其奏，“然八月已走新路矣”。可见，主事官员一见是有利于老百姓、又有利于国家之事，便先做起来，而不是等上级点头之后再干。一千二百年前这些官吏努力干实事的作风令人敬佩。碑文中所记这一工程的结果是：
  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屋、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一百五十六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工程在便利交通、精简机构、节省人力物力方面的作用。陇蜀道每一处的重修或改道都要由官府或有影响的人积极运作，以克服各方面困难，也需要有相关地区行政机构和民间的配合。而每次重修或改道都会大大地减轻其艰难程度，不仅利于民间商贩等的往来，从国家的方面来说也省下了很多钱财粮草的支费。
  随着茶马贸易的不断扩大，官府和民间都曾对陇蜀道最险峻之处进行局部增修或改道，故在南宋以后这条路的各支线上仍可看到一些有关修路的碑碣或摩崖。即如柳宗元所撰碑文中说的白水路，后人也在不断重修。
  徽县修路碑中较早的还有明成化三年（1467）的《虞关修路摩崖碑》，万历十七年（1589）的《白水石路记》，万历二十九年的《新刊修路碑记》，万历四十三年的《虞关石峡路摩崖》等。清代则更多。由徽县修路碑即可看到陇南石山开路、空中架栈道及不断保修的状况。再如顺治十八年（1661）的《礼县阁井里草坝修路碑记》、成县乾隆五年（1740）的《修理黑峪河道路记》等，都记载了先辈在陇南交通建设上所用的心力。
  第二类是反映了老百姓自己募捐修路的石刻文献。如康县明弘治十四年（1501）的《修椒元沟道路记》言：“道路磪硗，用□火热石路，往来通行。”因而有陕西泾阳县客人数十百人“同发心助力舍财”支持修路。这些泾阳县客人很可能是在康县经商。可见交通对经济发展之重要。这些客商也是有经济头脑的人，既办了公益事业，也间接地促进了自己事业的发展。再如西和县万历十三年（1585）的《重修郡路摩崖》载：“河中心大方石堵水，郡路通行不得。自给资财，请石匠打洞修路，万古通行。”成县嘉庆十二年（1807）的《重修飞龙峡栈道碑记》说：
  同谷飞龙峡，为由县以达略阳、汉沔要冲。云栈挂壁，危径如线，言之蚕丛、鱼凫何多让焉！嗣后，挂壁者渐落，如线者渐隐，即仅求云栈危径，亦渐不可得。未尝不叹开创之难，而继事之尤非易也。
  因而乾隆五十七年邑令捐俸“为诸绅士率，葺而新之”。此后又坏，又用募化之法，因而另有石碑刻各捐钱人之姓名与钱数。康县道光十五年的《修梁家?道路记》中说：
  略邑皆山也，故路崎岖。而我沟山路之最险者，莫过梁家?，上有峻岭数千万层，下临深沟几十丈，行人来往，时怀战兢。爰同众商议，欲修宽大，恐缺工资，惟是募化四方，乐施者亦甚夥。
  碑文中还说明不能乱砍路下之树木，后面也列有捐款人姓名及钱数。
  第三类是有关疏通水路工程的石刻。江上船运，有河道的疏通问题。徽县的《兴州江运记》为唐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所撰，其中说青泥岭一段道路的艰险：
  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踰宝井堡，崖谷险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蒿，填谷委山。牛马群畜，相枕物故。餫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若是者绵三百里而有余。
  御史大夫严砺，元和年间（806—820）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守兴州（治今陕西略阳），自长举北至于清泥岭，又西抵于栗亭，导江而下二百里，以水路避早路，兴州一带兵民大利。故柳宗元撰文，民间立石以记其事。
  再如顺治七年（1650）徽州知州杨三辰所撰《江河记略》，一千七百多字，对清初清军人川之际以徽州为中心组织运粮及相关各水路交通之险亦述之甚详，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白龙江贯穿其境，江两岸的交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第四类是江上架浮桥、铁索桥、木桥等工程的碑文。这些碑文同样反映了当时主政官员的施政观念与作风。礼县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重建桥寺》中说“此桥径过一十二间”，看来是廊桥式建筑。其中写到郭玉衡宰于礼县，刚到任，见民间所贴修桥募捐通告，即曰“修理桥梁，为政实务，敬神爱民，居官第一”，因而主动出面主持完成此工程。
  从康熙六年（1667）的《重建武阶南浮桥碑记》可以知道，武都城南白龙江上的桥是几经变化的。康熙初年以前是浮桥，即由几个船作为浮在河面的“桥墩”，上而搭上板子供人通行，一般是春架冬拆。也用过摩船，后来改为铁索桥。①这是陇南水上交通变迁的典型事例，其中也体现了一些贤官能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心血。
  文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邑侯孙公重修临江桥碑记》中说：
  文之北，距县百里许，有临江驿。临江者，临白龙江也。水自武都来，东南注，至玉垒关与文之白水合。而此驿适当冠盖往来之所，波流冲击，非桥莫济。
  下面说到这个桥的历史及重建过程中的一些情节，也充满感情。光绪十年（1884）叶恩沛撰《重修临江桥碑记》言：“自经震陷，一切倾圮，遂使驰驱者艰于济渡，负贩者阻于跋涉。”临江桥“长逾十数丈”：
  旧址坍塌，寸木乌有，兹欲重建，非得七八丈之大木不足胜任。访之临近，未有当其选者。不得已，而搜岩采干，巡锦屏山之南，逾黄鹿坝之谷，凡数百里，由悉地转运巨材，顺白龙江而下。自九年秋月经始。计用费千八百余串，除筹款不敷外，与同寅一律捐廉，垫付蒇事。
  锦屏山、黄鹿坝在武都城以西，与武都、舟曲间原始森林相接，至20世纪70年代末尚为渭子沟林场，多年中每天有汽车往外拉木料，粗者直径在二尺以上。当时修临江桥的木料就是在此林中所伐。由之不仅可以了解清代修此桥时的情形，也可以设想此前修桥工程之艰难。
  再如成县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重修桥梁并菩萨宫记》言“横川古镇，东连陕省，西接阶、岷，北通甘、肃，南襟巴蜀”，为成邑一交通要道，而有通天水之桥梁“残缺不固”，因而重修之。无论是借菩萨之光而修路，还是修路时附带修整菩萨宫，都是极聪明的做法。
  有关交通的石刻文献大体是按主事官员功劳之大小，留下一笔，虽然都是正面称颂，但行文自有分寸，表现的情感也各有强弱之分。我以为这对当前基础大建设、经济大发展、文化大提升中各级在任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事业心来说都是很好的教材：不做形象工程，干实事，干有利于人民生活、社会发展的实事；干事不看困难大小，只看是否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这方面的意义，似乎以前进行金石研究的学者注意不够，其实当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有关交通的石碑、摩崖，陇南各县各个朝代都有。如宕昌县南宋绍兴二年（1132）的鲁班崖摩崖，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通北口摩崖，明崇祯九年（1636）的邓邓桥摩崖和光绪十一年（1885）的重修西固邓邓桥摩崖；文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邑侯孙公重修临江桥记》，康熙二年（1663）和道光年间的《重修阴平桥记》等，都反映出陇南一带道路的艰难及有志的地方官员、地方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维修与改造。
  陇南有关交通的碑刻、摩崖不仅反映着陇南内部交通的状况，也反映着祖国西北同西南的联络与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数千年来陇南人民为祖国西北的交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或发起、组织作用的官吏和乡贤，也因相关石刻而名留青史，为后人所铭记。虽然处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之中，但勤劳质朴、心胸开阔的陇南人民，不仅仅只感到生活的艰难困苦，似乎也因此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开阔了自己的胸怀。西和县坦途关的唐代摩崖上有“碧峰插天”四个大字；文县南通往四川九寨沟的两方明代摩崖上分别有“秦蜀交界”“陇蜀咽喉”四字；宕昌清康熙年间的两副摩崖石刻，尖佛嘴是“龙吟虎啸”，候儿坝是“天沆永溥”。这些字都字体雄壮，极有气势，表现出一种高亢的精神与尊重自然、感念大自然的思想信念。读这些石刻文字，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味，也可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平凡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